1928年,徐悲鸿与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在上海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徐悲鸿任该院的美术系主任,为中国培养绘画人才。
徐悲鸿在担任美术系主任期间,开始创作巨幅油画《田横五百士》,歌颂中华民族传统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精神。
《田横五百士》取材于《史记》:田横是齐国的后裔,陈胜、吴广起义抗秦后,田横一家起兵响应,是抗秦的队伍之一。汉高祖刘邦消灭群雄,统一天下后,田横同他的战友五百人退守到山东海中的一个孤岛上。汉高祖听说田横很得民心,担心他日后为患,便下诏说如果田横来降,便可封王;如果不来,便派兵去把岛上的人通通杀掉。田横为了保住岛上五百人的性命,立即带了两个部下离开海岛,向汉高祖所在的京城进发。但到了离京城三十里的地方,田横忽然拔出宝剑,自刎而死,死前留下遗嘱让同行的两个部下拿他的头去见刘邦,表示自己不愿受投降之辱,只是为了保存岛上五百人的性命。刘邦极为感动,下令用王礼将他安葬,并封那两个部下为都尉。那两个部下在埋葬田横时,在田横的墓穴中自杀。刘邦派人去招降岛上的五百人,他们听说田横自刎了,也都跳海而死。司马迁写完这段历史,感叹道:“田横之高节,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司马迁推崇田横,说他是大贤。
徐悲鸿回国后,发现国民党十分腐败,帝国主义疯狂入侵,而一些人却为了个人名利,趋炎附势,成了国民党和洋人的奴才,毫无气节。徐悲鸿通过此画,歌颂了田横和五百壮士那“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气节,对当代那些趋炎附势的奴才进行了无情的贬斥,号召人们不要与崇洋媚外的反动政府合作。
此画选取了田横与五百壮士诀别的场面,着重刻画了宁死不屈的高尚气节。田横上马前拱手向部下作别,他昂首挺胸,表情严肃,一派大丈夫气概。整个画面充满了强烈的悲剧气氛,表现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鲜明主题。
此画高198厘米,宽350厘米。徐悲鸿除了教课,哪儿也不去,专心在南国艺术学院的画室里进行创作,每天工作到很晚才回家。这幅作品从1928年开始创作,至1930年才完成,现藏于北京徐悲鸿纪念馆。
徐悲鸿的女儿徐静斐回忆说:“父亲作此画时,正是日寇入侵,蒋介石妥协不抵抗,许多人媚敌求荣之时,父亲意在通过田横的故事,歌颂宁死不屈的精神,歌颂中国人民自古以来所尊崇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质,以激励广大人民抗击日寇。”
1928年,南京中央大学也聘请徐悲鸿担任艺术系教授,徐悲鸿提出不能辞去南国的工作。于是,他半月在南国,半月在中大授课。
(二)《九方皋》
1929年,徐悲鸿出任北京艺术学院院长后,极力在教学中促进中国画教学的革新。
这时,徐悲鸿痛感中国许多人才被埋没,便创作了巨幅国画《九方皋》。
《九方皋》取材于《列子》里的一个故事:春秋时代,伯乐是个相马高人。有一天,秦穆公问伯乐:“你年纪大了,你的儿孙中有没有能继承你的人啊?”伯乐叹道:“我的儿孙中有能识马的人,但没有能识千里马的。我有一位好友九方皋,虽是个打柴卖菜的人,但识马的本领不在我之下。”秦穆公听了,非常高兴,便叫九方皋为他找一匹千里马。九方皋在各地跑了三个月,看了无数的马,才找到一匹他所中意的黑色公马。秦穆公问道:“你找到的马是什么颜色呀?”九方皋答道:“黄色。”秦穆公又问:“是母的还是公的?”九方皋答道:“母的。”秦穆公叫人牵马来看,不禁大失所望,便对伯乐说:“九方皋连马的颜色和公母都分不清,如何能识马呢?”伯乐笑道:“他是识马的。九方皋在观察马时,注重的不是马的外貌和皮毛,而是马的实质。九方皋看了他应当看的东西,而没有看他不需要看的东西。”秦穆公一听这话,恍然大悟,立即令人骑上这匹马试验,果然是匹千里马。
此画宽351厘米,高138厘米。徐悲鸿在画中描绘了九方皋相马的情景,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位朴实的劳动者的形象。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察看面前的那些马,流露出不凡的气质与智慧。
此画曾七易其稿,意境真实,气息高古,人与马相映生姿,造型严谨而生动,概括而传神,代表了20世纪前期中国人物画的最高水平。
徐悲鸿在画中倾吐了内心的积郁,抒发了他渴望发掘人才的美好愿望。
此画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提示了一个永恒的真理,即看人不能看表面,要看实质,这样才能发现人才,因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也正因为如此,此画一出,极受人们的欢迎。
(三)《徯我后》
1931年至1933年,徐悲鸿用了两年的时间,以《尚书》为题材,画出巨幅油画《徯我后》,表达了人民反对压迫,渴望解救的心声。
巨幅油画《徯我后》描绘了一群穷苦的老百姓遥望远方,殷切地期望有人来解救他们,如大旱之望云霓。画中,大地干裂,树木枯槁,瘦弱的耕牛在啃着树根……
《徯我后》取材于《书经》:夏桀暴虐,商汤带兵前去讨伐他,受苦的老百姓盼望大军来解救他们,纷纷说:“徯我后,后来其苏。”徯是“等待”的意思,这句的意思是:等待我们贤明的君主,他来了我们就得救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片国土沦陷,国民党政府一面屈膝投降帝国主义,一面加紧镇压人民群众和民主运动,实行法西斯统治。此画反映了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渴望得到解救的心声。
此画完成后,和《田横五百士》一起高悬于中央大学礼堂。壮阔的画面,深刻的寓意,打动了无数人的心。这时,有人密报当局,说徐悲鸿借画影射中央,攻击政府,意在蛊惑人心。徐悲鸿听后大笑道:“这正是我作画的目的!”
(四)绘画艺术走出国门
为了宣传中国绘画艺术,提高中国绘画艺术的国际地位,1933年,徐悲鸿前往欧洲举办中国画展。
5月10日,中国近代绘画展览在巴黎国立外国美术馆开幕,展出作品300多幅,前来参观的约有3万人次。大评论家加米勒莫克来在《费加罗报》和《民族之友》等报上发表三篇评论,赞扬中国绘画艺术。欧洲各大报纸也争相报道此次画展并发表评论文章。原计划一个月的展期,由于观众太多,又延长了半个月。
在历时45天的展览会结束后,法国政府收藏了中国近代佳作12幅,其中有徐悲鸿的《古柏》。
自这次画展后,巴黎国立外国美术馆特辟了一间中国画陈列室。
结束了在法国的展览后,徐悲鸿应邀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办个人画展。他的作品受到比利时人民的高度赞扬,比利时皇后也参观了画展。
在意大利的米兰,中国近代绘画展隆重开幕后,意大利全国报刊一致赞扬中国绘画艺术的伟大成就,评论家说徐悲鸿主办的这次画展是继马可·波罗之后掀起的中意文化交流的又一高潮。
这时,各国的邀请函如雪片飞来,于是,徐悲鸿应柏林美术会之邀携作品前往德国,分别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举办了他的个人画展。展览期间,德国有几十家报刊、杂志介绍和评论他的作品,均给予极高的评价。
1934年4月,徐悲鸿应邀到莫斯科举办画展。一天,他应前苏联文化局长之请为观众作画马的现场表演。他充分运用中国画独有的线条,寥寥数笔,一匹奔马便跃然纸上,水墨浓淡相宜。这时,素有爱马之癖的前苏联骑兵元帅布琼尼拨开人群走到徐悲鸿面前,直率地说:“徐先生,就将这匹马赠给我吧,否则我会发疯的!”
徐悲鸿被布琼尼的真挚感动了,欣然点头答应。
布琼尼高兴地和徐悲鸿热烈拥抱,并大声称赞道:“徐先生,你不仅是东方的一支神笔,也是属于世界的一支神笔。你笔下的奔马比我所骑过的那些战马更加健美!”
徐悲鸿画的马落笔有神,奔放而不狂狷,精微而不琐屑,筋骨强壮,气势磅礴,形神俱佳。
1934年6月19日,画展移至列宁格勒市。展览期间,徐悲鸿应邀到前苏联美术协会、美术院校等处进行了多次讲演,介绍了中国绘画艺术。
长达一年零七个月的国外巡回展览结束后,1934年8月17日,徐悲鸿回到祖国。
这次中国近代绘画展破除了西方人轻视中国绘画艺术的偏见,在世界艺坛上为祖国文化争了光。
中央大学为徐悲鸿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会后,徐悲鸿将从国外购买的名画复制品、画册等分赠给学生,使他们大开眼界,加深了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了解。
(五)《逆风》
《逆风》创作于1935年,描绘了一群小鸟顶着狂风振翅而上的情景。
19 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向上海发动了进攻。这时,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却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积极反共,置沦陷领土于不顾。
徐悲鸿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十分担忧,对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主义极为不满。他画了一幅《懒猫图》,还在上面题了一首诗:“颟顸最上策,浑沌贵天成。生小嬉憨惯,安危不动心。”直指国民党醉生梦死、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的卖国行径。
1935年,蒋介石50寿辰,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张道藩请徐悲鸿为蒋介石画像,以此作为自己晋升的资本。徐悲鸿断然拒绝说:“我对委员长没有兴趣。”
从此,徐悲鸿便遇到了许多麻烦。
有一天,徐悲鸿要到中大去授课,忽然有个学生跑来说:“老师,您今天不要去授课了。”
徐悲鸿问:“为什么?”
那个学生说:“教室里贴满了反对您的标语,连地上也用粉笔写满了。”
徐悲鸿的脸骤然变得铁青,面对反动派的卑劣行径,他毫不畏惧,照样走上讲台去授课。
这天,正是由他教国画,他便展纸于案上,像发狂一样,在三分之二的纸上画满了被狂风吹倒的芦苇,然后再画几只小鸟勇敢地逆风而上。
画中的小鸟代表他和支持他的学生,狂风代表反动势力。
在革命力量薄弱,反革命力量强大之际,敢于逆风而上,充满了战斗精神,表现了徐悲鸿坚持真理,弱者不惧强者的大无畏气概。
(六)《四喜图》
国画《四喜图》创作于1936年初秋,是一幅人见人爱的不朽画作。
1935年12月9日,爆发了北平学生在中共领导下的反日爱国运动。1936年,全国掀起了要求抗日的热潮。画中,四只喜鹊两两相望,似在唧唧喳喳诉说喜悦的心情。这正反映了徐悲鸿坚信抗战胜利的春天一定会来到。
此画层次分明,构图合理,形象准确,动感鲜明。四只喜鹊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柳树的树干有浓有淡,颇具气势。柳树的枝条刚劲流畅,充满力量。此画堪称绝品,多视角地体现了画家把握绘画艺术大局的超凡能力。
杰出的现实主义绘画大师徐悲鸿的艺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风格,他以独特的手法,将画作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在画中注入了时代精神,赋予了新的生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
(七)《漓江春雨图》
1936年,徐悲鸿到桂林写生,师法自然,将山水甲天下的漓江融入胸中,绘出了一幅有名的《漓江春雨图》。
徐悲鸿倡导现实主义的山水画,也就是写实风格的风景画。
徐悲鸿不强调中西之间的差异性,而是变法维新,有意拉近中西绘画的共同之处,强调中西结合。他认为“东西古今人才智之不相殊”,进一步突破了传统的技法,借助西方风景画的表现技巧实现中国山水画的创新。
“以西为新”是徐悲鸿改造山水的主要手段。徐悲鸿一生坚持倡导现实主义和写实的表现手法:一是唐宋写实传统,二是西方写实技巧。
徐悲鸿说:“故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师法造化而已。”而西方成熟的写实技巧——素描也是由师法造化而来,对他有很大的启发,足资借鉴。
徐悲鸿在这幅《漓江春雨图》中为山水画构筑了新的意境,破除许多传统桎梏,提高了写生的地位,对于山水画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早在1918年,年仅24岁的徐悲鸿就发表了《中国画改良之方法》一文,明确表达了他对当时中国画现状的不满,矛头多指向处于发展末路的“四王”画派。
这幅画是徐悲鸿山水画的代表作,用笔轻快,保留了传统笔法的提按顿挫的节奏感、韵律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国画用纸和用水的特点,注重烘染气氛,营造空间的迷蒙清幽、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有别于明清以来程式化的山水画,有不俗的书法修养和笔墨概括功力。
(八)《广西三杰》
1936年6月,广西爆发了要求蒋介石抗日的群众运动,徐悲鸿大力支持,立即给《广西日报》写稿,盛赞广西军政领导人的主张。
徐悲鸿的稿件很快被广西第一把手李宗仁知道,立即邀请徐悲鸿去省会南宁共商大计。徐悲鸿到南宁后,受到极高规格的礼遇。李宗仁将阳朔的一座巨宅买下送给他,让他常住广西作画。
徐悲鸿为报知遇之恩,特地为广西三大军政要人——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精心绘制了一张巨幅油画,取名“广西三杰”。画面上,广西三位积极要求抗日的军政领袖李宗仁、白崇禧和黄旭初雄姿英发,遥望前方,共商国家大计,一派威武气概。此画盛赞抗日将领,表现了徐悲鸿的爱国之心。
画中,三匹战马跃跃欲试,反映了抗日将领奔赴前线的迫切心情。背后的广西山水紧扣主题,与一身戎装的广西三杰遥相呼应,意境优美。
(九) 绘画艺术用于创业
中央大学于1937年底迁到重庆沙坪坝重庆大学松林坡校舍,徐悲鸿作为中大教授,也从广西赶来了。
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迫使许多国立学府随政府迁到重庆,仅沙坪坝就集中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立中央工校等很多学校。遗憾的是沙坪坝学校虽多,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更没有能出版进步书籍的地方。因此,莘莘学子一再呼吁,渴望有人来办这件好事。
这时,有个名叫陈汝言的江苏人,想顺应民心,办一个“正风出版社”,但苦于缺乏开办资金。正在他一筹莫展时,李公朴教授献上一计,说:“要钱就去找徐悲鸿。他的画是热门,一匹‘马’能卖千八百块。”
陈汝言听后,十分高兴。他深知徐悲鸿极为慷慨,抗战以来曾在南洋举办画展,把画展收入全部献给国家,用于抗战和救济难民。陈汝言找到徐悲鸿,大胆地讲出了自己的想法。
徐悲鸿听完陈汝言的坦诚之言,沉思片刻,用郑重的语气回答说:“你想办个出版社,这我支持。我虽不是富翁,但出点钱是办得到的。不过要办就得办出自己的特色,应多出版世界名著和国内的好作品。你去找中央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担任编委,他们答应了再来找我要钱。”
几天后,陈汝言把编委会组织好了,徐悲鸿立即拿出二千元交给陈汝言作开办费,并说:“这是我卖的两匹‘马’的钱。”
不久,“正风出版社”正式开张,出版了很多享誉文坛的世界名著和国内进步书籍。
于是,徐悲鸿赠“马”办出版社的事迹被传为佳话。如果没有徐悲鸿的绘画艺术,怎会有陈汝言的创业办社呢!
(十) 《巴人汲水图》
1937年至1946年,徐悲鸿在重庆十年间,名作迭出,震动世界。
徐悲鸿一到重庆,就发现这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城市,其房屋一座座随山上升,街道也多是斜坡,有层层石梯。在他住的沙坪坝,常常看见人们用双肩挑水,爬越百丈以上的阶梯,将一担担水从江边送上来。这种极为艰苦的劳动深深触动了徐悲鸿的同情心,徐悲鸿经过长时间的仔细观察,创作了国画《巴人汲水图》。他还在画面上题了一首诗:“忍看巴人惯担挑,汲登百丈路迢迢。盘中粒粒皆辛苦,辛苦还忝血汗熬。”
《巴人汲水图》创作于1938年,高300厘米,宽62厘米,是一幅真实记录民众生活的艺术珍品,被誉为徐悲鸿最具人民性和时代精神的代表作。2010年12月10日下午举行的翰海秋拍会上,《巴人汲水图》最后以1.71亿元成交,刷新了中国绘画拍卖成交的世界纪录。
在这幅珍贵的画作中,画家融入西洋画法,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形式,将蜀地人民传统汲水的宏大场面分解为舀水、让路、登高前行三个段落再现于笔端,蜀人勤劳朴实的形象呼之欲出。
《巴人汲水图》创作成功,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作品于1938年展出时,被誉为“五百年来罕见之作”。
(十一)《风雨鸡鸣图》
《风雨鸡鸣图》创作于1937年,画面上一只公鸡在风雨如晦中引吭高歌。这是画家在唤起全国人民奋起抗战,又是对抗日将士的高度赞扬,也表现了画家渴望漫漫长夜过去,黎明快快到来的心情。全画笔墨酣畅,造型准确鲜明,神完气足,是徐悲鸿将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杰作。
此画纵132厘米,横76.6厘米,画中背景风雨如晦,大有乌云压城之势。但雄鸡站立在山岩之上毫无畏惧,昂首高唱,形态生动,有如民族英雄在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此画表现了画家的爱国之心和崇高的民族气节。
(十二)《负伤之狮》
《负伤之狮》创作于1938年。这年,日寇侵占了大半个中国,生灵涂炭,同胞遭难。面对此情此景,徐悲鸿悲愤难忍。于是,他画了一只负伤的雄狮,象征中国虽伤犹战,绝不向日寇屈服的英雄气概。
画面上一只负伤的雄狮坐于荒野,回首凝视后方。天空茫茫一片,无任何衬景,从而突出了这只雄狮。狮子双眼怒目圆睁,炯炯有神,表现了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深仇大恨;前爪紧紧抓地,表示雄狮正准备奋起再战。雄狮虽然负伤在身,但大义凛然,不屈不挠。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抗争精神,表现了徐悲鸿的爱国之心和必胜信心。
(十三)《圣雄甘地像》
泰戈尔是印度诗人、哲学家,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他的诗中含有深刻的哲学见解,他被印度人称为“诗圣”。
泰戈尔十分喜欢中国及中国文化,具有深沉的中国结,一再强调中印友好的必要性。他在印度圣蒂尼克坦创办的国际大学中建立了一座中国学院,于1937年4月14日举行揭幕典礼。为了把中国学院办好,泰戈尔先后邀请一些中国学者和艺术家到印度访问、讲学,徐悲鸿就是应邀于1939年冬抵达中国学院的。
次年2月,印度国大党党首、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甘地偕夫人莅临国际大学,拜访泰戈尔。在盛大的欢迎会上,泰戈尔热情地将徐悲鸿介绍给甘地。在短暂的接触中,徐悲鸿为甘地画了一幅速写半身像。甘地看过后十分高兴,立即在像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甘地在英印之战中带领印度人民英勇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甘地极受印度人民爱戴,被称为“国父”。这次徐悲鸿与甘地相见,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晤。在甘地的赞许下,徐悲鸿分别在圣蒂尼克坦和加尔各答举办两次个人画展,影响极大,其经济收入全部捐寄祖国,用于抗战和救济难民了。
为甘地画速写时,徐悲鸿本想让甘地坐在山石上,好用山石衬托他的性格。但当徐悲鸿退后几步正准备动笔时,一群爱戴甘地的老百姓一下子将甘地包围起来,有的儿童甚至骑在甘地的脖子上。于是,徐悲鸿只好以他敏锐的观察和对人物的深刻理解,在瞬间完成了一张速写。后来,徐悲鸿根据这张速写画出了油画《圣雄甘地像》。
画中,甘地的慈祥、稳健被描绘得恰到好处,表现出徐悲鸿善于深入观察生活,把握瞬间动感,并将其跃然纸上的极强能力。
(十四)《泰戈尔像》
徐悲鸿在印度举办画展时,泰戈尔亲自为他写了前言:“美的语言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而其音调毕竟是多种多样的。中国艺术大师徐悲鸿在有韵律的线条和色彩中,为我们提供一个在记忆中已经消失的远古景象,而无损于他自己经验里所具有的地方色彩和独特风格。”
泰戈尔的介绍使徐悲鸿的画展获得巨大成功。
在印度期间,徐悲鸿和泰戈尔有了较多的接触。他先后为泰戈尔画了十几幅素描和速写,《泰戈尔像》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
画面上,在阳光照耀下,花园里鸟语花香,大诗人泰戈尔背靠在树荫下的椅子上,正凝神构思美妙的诗歌。
《泰戈尔像》是徐悲鸿写生肖像画的代表作,也是融汇中西绘画艺术风格的完美体现。画中既有西方的绘画方法,又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绘画的神韵;既有现代的浪漫激情,又有古典的深刻内涵。徐悲鸿说:“西洋的素描是一种科学,因为它能够非常写实地反映客观真实,在这一点上它比我国的传统造型技巧完备而先进。”
在《泰戈尔像》中,人物造型以线条为主,面部染色结合素描,以形写神,体现徐悲鸿提出的“学画必须从人物入手,且必须能画人像”的原则。
整幅画中,人物的肢体语言丰富微妙,双手紧握笔记本,显示出认真的态度,特别重视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一双眼睛凝视远方,充满沉思的眼神显然已经进入了哲学境界。整个画面洋溢着典雅、宁静、和平的氛围,让人感受到伟大生命的震撼力。
徐悲鸿的画如同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是用生命和鲜血凝结而成的。
徐悲鸿的画融汇中西,博大精深,堪称艺术绝唱。
徐悲鸿为了民族艺术的发展、繁荣和昌盛,孜孜不倦,勇于创新。其作品凝练动人,意境深远,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十五)《愚公移山图》
《愚公移山图》创作于1940年7月,高143厘米,宽424厘米,现藏于徐悲鸿纪念馆,为中国重要文化艺术财产,不许出口或买卖。
1940年,日本侵略者疯狂进攻我国,南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局势紧张,物资匮乏。徐悲鸿奔走于香港、新加坡等地举办画展,募集资金,支援抗战,赈济灾民。这期间,徐悲鸿创作了这幅《愚公移山图》。
当时,虽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但徐悲鸿坚信中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奋战不已,一定能够移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战胜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愚公移山图》极具现实意义,它鼓舞了人民群众,长了革命者的志气。
画中人物顶天立地,有雷霆万钧之势。
徐悲鸿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表达了抗日民众的决心和毅力,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在笔法和色彩方面,此画充分体现了作者在中国传统技法和西方传统技法方面所具有的深厚功底。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白描勾勒手法被用于人物外形轮廓、衣纹处理和树草等植物的表现上,而西方传统绘画强调的透视关系、解剖比例、明暗关系等,在整个构图、人物动态、肌肉表现等方面发挥得淋漓尽致。
徐悲鸿在这幅作品中将中西两大传统技法有机地融为一体,开创了写实艺术的独特风格,人称中西合璧。
(十六)《灵鹫》
徐悲鸿的国画《灵鹫》描绘两只巨大的灵鹫傲立石上,注视远方,眼神凝重,气韵高古。
此画在笔法上以传统写意为主,又有西洋绘画中素描造型的特征,是一幅生动传神的杰作。徐悲鸿不是以西画来改造国画,而是取其所长,为我所用。
此画构图严谨,笔墨雄健,有明有暗,光影的渲染恰到好处。灵鹫生气勃勃,勾勒精练而流畅。灵鹫的爪子、眼睛和嘴等细部刻画精微传神,尽显猛禽性格。淡蓝色的远山和泼墨岩石遥相呼应,形成工整的对比。全幅画色调和谐,令人赏心悦目,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方法,突破了单从笔墨趣味出发的文人画风,展现了画家卓越的创造性。
《灵鹫》绘于1942年,次年在重庆举办画展时被美国一位将军看中,从此念念不忘。抗战胜利后,这位将军即将归国时,谢绝蒋介石的一切礼物,只想要这张《灵鹫》。于是,国民党政府多次派员求售,徐悲鸿坚拒不卖。他们为了完成使命,一次次向徐悲鸿恳求。他们以为钱能通神,提出无论徐悲鸿要多高的价钱都可以给,但仍遭到除悲鸿的严拒。
这幅优美的作品一直带在徐悲鸿的身边,现存徐悲鸿纪念馆。
(十七)《八骏图》
徐悲鸿以画马著称于世,或泼墨,或写意,或工笔,塑造了千姿百态的马。
徐悲鸿画的马既有西方绘画的造型,又有中国传统绘画的写意,可谓熔中西绘画艺术于一炉。他那矫健剽悍的骏马笔墨酣畅,形神俱备,给人以力量,鼓舞人们积极向上。
抗战胜利后不久,徐悲鸿满怀敬意绘了一幅巨大的《八骏图》,赠给即将凯旋的反法西斯英雄陈纳德将军。画中昂首奋蹄的八匹骏马,正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精神的写照。
陈纳德将军将这幅画带回美国,一直珍藏于家中。陈纳德去世后,夫人陈香梅将这幅画捐赠给华盛顿费尔博物馆。
此画是徐悲鸿不可多得的一幅代表作,在写实之中充满了浪漫主义的风格。画家采用国画水墨技法,通过线条的干湿、浓淡、粗细、疾徐,寥寥数笔便将马的奔腾气势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画中的奔马自由奔腾,雄伟不凡,有所向披靡、横行万里的气概,观之令人惊心动魄,欢快振奋。
这幅《八骏图》以周穆王的八匹千里马为创作素材。
《穆天子传》说:“天子之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
《拾遗记》说:“王驭八龙之骏:一名绝地,足不践土;二名翻羽,行越飞禽;三名奔霄,夜行万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逾辉,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行十影;七名腾雾,乘云而奔;八名挟翼,身有肉翅。”
在中国现代绘画史上,徐悲鸿的马独步画坛,无人能与之颉颃。在他个人的艺术成就中,也以画马的成就最为卓著。他一生致力于国画的改革,而体现他国画改革最高成就的就是他画的奔马。徐悲鸿画的马人称神品,是中西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是极其成功的。
《八骏图》为不可多得的珍品,八匹骏马形态各异,飘逸灵动,高大雄健,精神焕发,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灵魂。
徐悲鸿对马的肌肉、骨骼以及神情、动态作过长期细心的观察和研究。早在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学习期间,他就常去马场画速写,并学过马的解剖,熟悉马的骨架和肌肉组织,详记其动态及神情,积稿盈千。久之,徐悲鸿早已成马在胸,能游刃有余地捕捉到马儿瞬间即逝的动态的神情,为他创作各种姿态的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而能创作出许多崭新的艺术形象。
(十八)《九州无事乐耕耘》
《九州无事乐耕耘》创作于1951年,是徐悲鸿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是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地位极其重要,被视为史诗的一件珍品。
《九州无事乐耕耘》是一幅农耕题材的作品,这种人与动物相结合的鸿幅巨制在徐悲鸿的创作中是极为少见的。牛是徐悲鸿特别钟爱的题材,他多次借牧牛图来表达对平静生活的憧憬。此图在题材、构图、造型方面与古人传统图式的风貌迥然不同,能够别开生面,以朴实的艺术语言再现了大自然内在的生命律动。
1951 年,徐悲鸿的挚友郭沫若率团参加在柏林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会议后,又于4月9日在克里姆林宫参加了“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金奖颁奖仪式,并获得了金质奖章。此画是徐悲鸿为祝贺郭沫若获奖而作,表现了对世界和平的渴望,也见证了这两位爱国文人之间的珍贵友谊。
徐悲鸿与郭沫若相识于1925 年,当时徐悲鸿携油画数十幅参加田汉在上海举办的展览会,与郭沫若相见于会场。见面后,两人均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成为挚友。郭沫若大徐悲鸿三岁,两人亲如兄弟。
此画画面细节设置巧妙,牛与三个人依次渐远渐小,用了西画中焦点透视的方法,但弱化了远景,仅以数笔表现出泥土的模糊景像,目的是使视觉焦点集中在农耕场面上。
画面右侧是一棵树干粗壮的柳树,画面上只截取了柳树的局部,从而将画面分割成三部分,营造空间分布的丰富性。
柳树与人牛队伍基本上是垂直的,这就使整体构图虽然简单,却能在稳定中富于变化,变化中趋向稳定,拓展了中国画的空间表现力。
画中一些细节十分巧妙,如农民腰间的烟袋、新式的双铧犁等,一方面增加了画面的趣味,一方面使画作具有时代感。
画中的耕牛瘦骨嶙峋,也具有时代感,透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画家先以墨笔勾勒外形,再以赭石敷色,精确地通过浓淡干湿表现了牛毛的质感,画出了牛身各部分的凹凸,独特的造型令人惊叹。
柳树的主干施以重墨,表现出了树干的粗糙质感和沧桑感,与淡墨细笔的轻柔柳条和藤黄渲染出的柳叶形成鲜明的对比,寓有老树逢春之意。
徐悲鸿将西画的素描和中国画的笔墨相结合,既有准确生动的造型,又有灵活多变的笔墨,堪称一幅中西结合的完美的写实主义杰作。
(十九)《奔马》
《奔马》作于1953年,表达了徐悲鸿因祖国解放而欢欣鼓舞的心情。
画中,一匹骏马四蹄腾空,鬣毛和马尾扬起,飞奔向前,纵情驰骋,一派所向无敌的气概。
徐悲鸿勇于革新,不用强调线条工细的画马旧法,而是以富有变化的大块灰墨绘出马的体态,继而用刚柔并济的寥寥数笔绘出四肢的主要骨骼和肌肉,再用浓墨点出头部和五官,最后以硬笔焦墨绘出飘舞的鬣和尾。画家纵情挥洒,汪洋恣肆,不用背景,马仿佛破空飞掠而至,风雷之势扑面而来。
徐悲鸿在画的右下方题了两句诗:“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体现了徐悲鸿对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强烈渴望和美好憧憬。
此画作于1953年6月6日,是徐悲鸿为世人留下的最后一匹奔马,在绘画艺术上达到了巅峰。画中的骏马勇往直前,仿佛要破纸而出,象征中华民族的历史车轮正在滚滚向前。
古往今来,马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宠物。多少诗人赞美马,多少画家描绘马的英姿。尤其是徐悲鸿的这只奔马,写实传神,富有生气,令人神思飞越,能使老者老当益壮,少者朝气蓬勃,油然产生奋发向上的力量。
马是徐悲鸿一生中最爱描绘的题材。他画的奔马笔墨淋漓潇洒,携带着时代风雷,给中国画坛带来了清新刚健的气息。
同年9月23日,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在京召开,徐悲鸿出任执行主席。当晚,徐悲鸿因脑溢血复发,住院抢救。
9月26日清晨,徐悲鸿在北京医院逝世,周恩来、郭沫若等前往吊唁。
徐悲鸿在病中将自己一生创作的画和全部珍藏品捐献给国家。徐悲鸿病逝后,国家为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北京建立了徐悲鸿纪念馆,保存了他的一千余件作品。
徐悲鸿虽然去世了,但他在绘画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如日月经天,光芒万丈,永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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