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城建设

    历朝开国之初，对于都城的选址都非常重视，往往要派遣亲信的大臣勘察地形与水文情况，主持营建。都城选址的首要考虑因素当然是统治者的政治与军事需要。而水源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饮用水，此外还有苑囿用水和漕运用水。漕运是中国古代往京城运送粮食和物资的供应线，几乎可以说是每个朝代的生命线。

    公元前11世纪，周朝灭商朝（约前1675—前1066），建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南），分封宗室、贵族到各地建立诸侯国。配合分封建制，周王朝开始进行史无前例大规模的营建城邑活动，在全国建立起许多统治和防卫的中心——城市，并为此而订立一套严格的城邑规划建设制度即所谓“营国制度”，从而形成一次城市建设的高潮，奠定了中国古代都城“前朝后寝”式（前半部分是办公区，后半部分通常是生活区，也称作“外朝内廷”）规划体系的基础。

    中国古代崇尚中庸之道，造城、建都都讲究“中”字。从周王城来看，规划方整，全城每面三个城门，宫城居中，成为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与建设的标准。

    都城为了保护统治者的安全，从春秋时期（前770—前476）一直到明清，都有城与郭的设置。所谓“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很明显，城（宫城，皇城或内城）是保护国君的，郭（外城）是看顾人民的。一般京城有三道城墙：宫城；皇城或内城；外城。多的甚至有四道。古代统治者就是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层层保护自己的安全。

    隋唐长安城——中国古代最宏伟的都城

    长安（今陕西西安），是中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的城市，13个王朝先后在这里建都；也是世界上拥有都城地位历时最长的古城，达1100多年。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以宏大的规模、棋盘式的街道、规整的里坊、左右严谨对称的轴线布置，不但成为中国都城布局的典范，还影响了当时邻近国家都城的形制，如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

    在结束了东汉（25—220）之后300多年的分裂和战乱之后，隋文帝杨坚（581—604年在位）于开皇二年（582）开始大规模营建大兴城（即唐代的长安城）。它是按照规划图纸进行建造的，并参考了曹魏（220—265）邺城（今河南安阳北）和北魏（386—534）洛阳城的布局，把宫苑和官署集中到整个城市的北部正中，使得宫城、官府和普通民居严格分开，以正对皇城和宫城大门的朱雀大街作为城市的中轴线。城内左祖右社（皇城的左边是太庙，也就是帝王们祭祀祖先之处；皇城的右边是社稷坛，既帝王们祭祀土地和五谷之神的地方），布局规范。

    公元618年，唐朝也建都大兴城，改名为长安。长安城保持了大兴城的基本格局，同样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两旁的道路、东市西市以及居住里坊的位置都严格对称，突出了宫城的重要性。城内道路成方格网状，等级分明，有南北大街11条，东西大街14条。以通往城门的6条道路为主要干道，号称“六街”，其它是次级道路，两旁都有整齐的排水沟，并沿街种植槐树。这些道路将城内的居住区划分为108个坊，还有集中的两个市场：东市和西市。出于安全和管理的考虑，这些居住里坊和坊市都是封闭的，坊门按时启闭，城市实行宵禁，由金吾卫（专门负责长安城的治安和巡逻的兵士）管辖，还有军士巡夜，居民夜间都不能外出。直到今天，西安古城墙和唐大明宫、兴庆宫遗址，大体还保持着唐代皇城的形制。

    长安和此前都城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公共游赏风景区的设置。城东南隅的曲江池和乐游园花木繁茂、风景秀丽，是当时长安城著名的游览胜地。一处临水，一处登高，正符合当时民众上巳和重阳节的游赏习俗。当时的新科进士也多要循河曲在杏园至曲江一带游览，所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正是描写这一情景。

    明清北京城——皇权至上的代表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元、明（明初建都南京除外）、清三代都定都北京，彻底取代了长安、洛阳、开封等都城的地位。

    元代（1276—1368）的大都（今北京）是公元十三四世纪世界上最宏伟壮丽、规划整齐的都城之一，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在他的游记中这样描述它：“城是如此美丽，布置得如此巧妙，我们竞不能描写它了！”元代蒙古统治阶级为了逐渐汉化，在规划元大都时仿效了《周礼·考工记》的做法：“左祖右社，面朝后市”，除了主要设计人刘秉忠，还邀请了尼泊尔人阿尼哥（Aniko，1244—1306）、阿拉伯人也黑迭尔丁等外国设计师参加设计。当时的大都城有二道城墙，设11个城门，城内道路经纬分明，建筑布局规整。为了适应蒙古族生活方式，在城北还留有一块类似北方草原的地块，供皇帝及其子孙练习骑射。

    元大都是今天北京城的前身，其城址的选择和城市的平面设计，直接影响到日后明清北京城的建设。

    明代（1368—1644）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改建了北京城。明初建都南京，北京城的地位不是那么重要。为了便于防守北面的蒙古人，明政府放弃了北京北面约五里宽的荒凉地带，缩小了城框。到明成祖朱棣（1402—1424年在位）决定迁都北京时，为了延长宫门前御道的长度，皇城南城墙向南移了一里左右，这是有计划营建北京城的开始。到明中叶，为了抵御多次南侵的蒙古骑兵，又在南墙外加筑了一道城墙，由于当时财力不足没有继续修筑其它三面，于是北京城就成了一个“凸”字形。

    北京城以宫城（紫禁城）为中心，按中轴线东西对称的原则设计。这条轴线全长将近8公里，以外城的南门永定门为起点，由南往北经过内城正阳门，皇城天安门、端门，宫城午门，然后穿过宫城出神武门，越过景山，最后止于北端的鼓楼和钟楼。在轴线上还布置了华表、桥梁和各种形式、尺度不同的广场，以及体量宏伟的建筑群，使中轴线上的空间富有变化，城市布局重点突出，不仅加强了宫殿建筑的庄严气氛，更凸显出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威。

    值得一提的是紫禁城北面的景山。这座山是明代利用开挖护城河时的泥土人工堆成的，取名“万岁山”，俗称“煤山”，清初才改称“景山”。它不仅处在中轴线上，是全城的制高点，其主峰还处在元朝后宫延春阁的位置，用山镇在这里，有压制前朝的意思，所以又叫“镇山”，含义深刻。

    明代的北京城也是严格按照传统礼制布局的。除了在宫城前左侧（东）建太庙（祭祀祖先），右侧（西）建社稷坛（祭祀土谷之神）以外，还在内城外南、北、东、西四面分别建造天坛、地坛、日坛和月坛。城内的街道和水系则沿用元大都的规划系统。内城街道以平行于中轴线的左右两条干道为主，其余街道都与这两条干道联系在一起。由于皇城、什刹海和西苑等阻碍了北京城东西两部分的联系，因而东西向交通相对较为不便。与干道垂直通向居住区的街衢一般宽六七米，街道之间的距离约为五六十米，这就是北京城内最具有特色的“胡同”。

    清代（1644—1911）沿用了明代的城市基本规模和布局。由于火灾及地震损坏了许多宫殿，因而在康熙时期（1662—1722）重修了大部分宫殿建筑。同时对居住地段进行了调整，将内城的普通居民迁到外城，内城成为王公贵族的府第和八旗兵驻守的营房所在地，这一举措促进了外城的开发，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商业区。此外，为了增进与蒙、藏等民族之间的团结，还增建了一些喇嘛庙。清代北京城的建设重点放在了修建西北郊的皇家离宫和御苑上，历经康熙、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三代130多年的时间，相继建成了所谓的“三山五园”（三山是指香山、玉泉山和万寿山，这三座山上分别有静宜园、静明园、颐和园，再加上畅春园和圆明园）。

    明清北京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杰出代表，英国的埃孟德·培根（Edmund Bacon，1910—2005）在他的《城市设计》（Design of Cities）一书中说：“也许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单项作品就是北京，这座中国的城市是作为皇帝的居处设计的，意图成为举世中心的标志……在设计上它是如此的辉煌出色，对今天的城市来说，它还是提供丰富设计意念的一个源泉。”

    明清北京城格局几乎完整地保留到了近代，尽管今天北京的城墙几乎已被拆除殆尽，但基本保留下了明清时期北京城门的名称和位置。老北京人俗称“里九外七皇城四”，就是说内城九个门，外城七个门，皇城四个门。

    北京城的城门、城墙拆除之后，旧城道路网也逐渐发生变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城市改造速度加快，北京新建的骨干道路打破了北京古城街道网络格局，只在城市中心区域还保留一定数量价值高、保存好的宅第、王府、寺院等。

    地方城市

    地方城市既是朝廷在各地实行政治、军事统治的据点，又往往是经济和文化的地方中心，它们中有些是交通枢纽，有些是手工业中心，有些是对外贸易港口，或兼而有之。这些城市分布极广，它们的规划与建设是根据各地不同的气候、地形、交通、防御等要求而因地制宜的。

    中国北方多为地形平坦的地带，四合院式房屋盛行，故而城市格局方正，多为方形和长方形，道路宽敞平直，常作“十”字形或“丁”字形布置，在城市中心常设有鼓楼、钟楼，钟鼓楼以北或其附近就是衙署。从西安城、平遥古城都可以看出这些特点。

    在多江河山丘的地区，地形复杂多变，城市布局比较灵活，道路系统也往往顺应地势呈不规则状：或是沿江建城，往往形成带形城市，如建于黄河谷地的兰州；或是依山筑城，主要街道沿等高线自然伸展，如中国著名的山城重庆。

    江南水乡以水运为主，街道房屋沿河道两岸布置，故小市镇常沿河展开成带状，大市镇因有“十”字形、“井”字形交叉河道而以交叉处为中心形成块状。城中水弯路曲，桥廊穿插，粉墙黛瓦，构成了十分美妙的景观。苏州是这类城市的代表。

    还有些城市为了防御、防洪或者为了取得某种象征意义，甚至把城市平面设计成圆形。比如明代新筑的宿迁县，就为了防洪而规划成了圆形；而如皋县加建的圆形外城则是为了便于抵御倭寇的侵犯。

    明清以来的西安城

    西安自唐末失去都城地位后，其城市发展长期停滞不前。直到明代，西安作为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军事、交通等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作为一个地方城市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今天保留下来的西安城主要就是明初奠定的基础。

    明代的西安城是在唐代长安皇城的基础上扩建的，位于今天的西安市中心区。扩建始于洪武三年（1370），完工于洪武十一年（1378）。根据当时东、北两面地势较高的地理情况，城市主要向这两个方向扩展。洪武十三年（1380）和十七年（1384）先后修建了现在的鼓楼和钟楼。钟楼原位于西大街中段北侧，万历十年（1582）才搬迁到西安市中心。从此，城内的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以钟楼为中心呈“十”字形，四面通向城门；城门外又各有小城一座。这种布局在北方的府城和县城中具有代表性。

    清代把西安北大街以东、东大街以北划为满族居住区，修筑了一座“满城”。满城的面积约占全城的三分之一，驻扎了五千骑兵，专事镇压西北地区其它各族人民的反抗。

    尽管几百年来，老城内的古老建筑遭到大量损毁，但今天还保留有较为完整的城墙，和钟楼、鼓楼、碑林、城隍庙、清真大寺、卧龙寺、广仁寺、东岳庙、宝庆寺华塔等价值非凡的古老建筑群，以及大量珍贵的传统民居。

    平遥——现存最完整的明清县城

    位于山西的平遥古城，是一座具有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现在看到的古城，是洪武三年（1370）进行扩建后的模样。古城面积约2.25平方公里，以南大街为轴线。按中国古代城市的传统布局，在中轴两旁规律分布着庙、署、观等；市楼居全城中央，南大街、东西大街、城隍街、衙门街构成“干”字型商业街，其规模超出一般传统城镇，反映了当地商业贸易的繁荣。其余的街巷名称也都保留了明清时的旧名，格局成“井”字和“丁”字型街、巷、马道的形式。当地人称其为“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条蚰蜒巷”。

    平遥古城呈平面方形的城墙，形如龟状，城门六座，南北各一，东西各二。据说城池南门为龟的头部，门外两眼水井象征龟的双目。北城门为龟尾，是全城的最低处，城内所有积水都山西平遥“日升昌”票号内院要经此流出。城池东西四座瓮城，双双相对，上西门、下西门、上东门的瓮城城门均向南开，形似龟爪前伸，唯下东门瓮城的外城门径直向东开，据说是造城时恐怕乌龟爬走，将其左腿拉直，拴在距城二十里的麓台上。乌龟是长寿的动物，在中国古代是祥瑞的代表，这个传说暗含着希冀平遥古城坚如磐石，永世长存的愿望。

    人称平遥有“三宝”。古城墙是其一宝。出古城北门向东北有镇国寺，它是古城的第二宝，该寺的万佛殿建于五代时期（907—960），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殿内的五代彩塑是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第三宝是位于城西南方向、重建于北齐武平二年（571）的双林寺，在该寺的10余座大殿内有元代至明代的彩色泥塑2000多尊，被人们誉为“彩塑艺术的宝库”。

    说到平遥就不能不说“晋商”和“票号”，因为这里不仅是“晋商”的发源地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的雏形“日升昌”票号的诞生地。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下，平遥的票号业发展迅猛，鼎盛时期这里的票号多达22家，一度成为中国金融业的中心。19世纪40年代后，它的业务更进一步扩展到许多周边国家。

    平遥古城历尽沧桑，几经变迁，城墙、街道、民居、店铺、庙宇等建筑仍基本完好，原来的形式和格局大体未动，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明清时期古县城。

    重庆——山是一座城，城是一座山

    “山城”重庆位于长江与嘉陵江交汇处的山丘上，战国（前403—前221）、秦（前221—前206）、汉（前206—后220）时期就已沿江逐渐形成背山面水的城市，市区三面临江，一面靠山，倚山筑城。城中高度落差变化大，形成大量连续高低上下的巷道、廊屋，空间变化丰富。远看建筑层层叠叠，道路盘旋而上，城市风貌十分独特。

    山城夜间灯光璀璨，更是形成奇丽夜景，自古就被称作“字水宵灯”，清乾隆年间（1736—1795）更成为“巴渝十二景”之一。这是因为长江、嘉陵江蜿蜒交汇于此，形似古篆书“巴”字，故有“字水”之称。

    明初戴鼎扩建重庆旧城，为了顺应风水，按九宫八卦之数造城门17座，以示“金汤城池”的含意。这17道门，有9道是专供力夫挑两江河水入城的水门。后来，城内火灾频生，官府认为是水门洞开不能制克火星之故，便将其中8道水门统统封闭，于是留下了“开九门，闭八门，九八一七道门”的俗谚。

    朝天门是城门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门上原书四个大字：“古渝雄关”。由于此门随着东逝的长江，面朝当时明初天子所在的都城南京，地方官员于此迎御使，接圣旨，故名“朝天门”。朝天门位于重庆城东北长江、嘉陵江交汇处，襟带两江，壁垒三面，地势中高，两侧渐次向下倾斜。左侧嘉陵江纳细流、汇小川，于此注入长江。每当初夏仲秋，碧绿的嘉陵江水与褐黄色的长江水激流撞击，漩涡滚滚，清浊分明，十分壮观。右侧长江容嘉陵江水后，声势益发浩荡，穿三峡，通江汉，一泻千里，成为长江上的“黄金水段”。

    苏州——如诗如画的江南水乡

    苏州始建于春秋末年吴王阖闾时（前514—前496年在位），曾是吴国的都城。在秦、汉、晋（265—316）、唐各个朝代，一直是东南沿海人口众多、规模较大的重要城市之一。到了宋代，平江腑（今苏州）的航运业和工商业得到极大的发展和繁荣，当时的苏州城市布局可以从南宋（1127—1279）绍定二年（1229）刻在石碑上的一幅《平江图》中得到清楚反映。

    当时，苏州是一座十分规则的长方形城市，南北较长，东西较短，城墙略有屈曲，共有五个城门，城门旁还设水门，城墙外有宽阔的护城河。城市道路呈方格网布局，与主要河道平行的街道组成通向城门的干道，人们称为“三横四直”。由此又分出许多支河，通向各居住街巷，河上架有桥梁，沿河两岸是街道、市肆与住房，富有江南水乡城市的特色。环绕城墙内外还各有一道城壕，既是交通环道，又是双层护城河。全城河道形成一个完整的交通网和排水系统。

    城内中央偏南是平江府治和平江军所在的子城，其主要建筑物布置在一条明显的中轴线上。由于宋代佛、道两教并重，因而城内寺观建筑很多，在《平江图》上记载了一百多座，较大的寺庙还建有高塔。寺观多修筑于主要道路的两旁或两端，反映了宗教建筑的重要地位。宋代苏州城内聚集了许多大地主、士大夫阶层和富商，他们修建了许多大型的宅院，私家园林也已具有相当的规模，明、清时期更是屡有佳作出现，逐渐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苏州古典园林建筑艺术。军事防御

    城墙

    中国古代频繁的战争使城墙沟壕等防御工事应运而生，并构成一些城市的雏形。城墙顺理成章地成为古代城市最重要的防御性构筑物。最早的城墙有的是用木头修建的栅栏，有的是用石头垒成或用土夯成的墙。宋代以前的城墙很少包砖或用砖砌筑，之后中国人首先发明了火药并广泛用于攻城，具有巨大的破坏性，一些重要城市开始在城墙的重点防御地段包砖。明代以后城墙加砖砌变得普遍，有的城墙先用砖砌，中间填土夯实，有的先夯土筑成，再在外侧加砖，少数城墙整体或城门地段内外均加砖。城墙的高宽取决于城市的大小、防御的重要程度，城墙上垛与城楼的大小尺度与数目也因城市的等级而有所不同。一些城墙上还有棱堡形的突出部分——“马面”，主要是为了形成两边夹击攻城敌人的有利地形，为了增强防御能力，一些重要城市还建有瓮城。此外，城墙上一般都有排水设施，或是伸出较远的滴水，或在城墙内侧设置顺城墙的排水沟。这里介绍两处比较典型的城墙。

    （1）平遥古城墙

    山西平遥古城墙是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之一，始建于公元前827—782年。在建城之初，此城墙仅为夯土筑成，规模较小，公元1370年筑为现存规模。后经明正德（1506—1521）、嘉靖（1522—1566）年间以及清代初期十余次大的补建和修葺。现在的平遥城墙周长6163米，墙身素土夯实，外包砖石，底宽10米，顶宽3—5米，高6—10米。有瓮城六座，原有城门楼六座，角楼四座，现存庙宇一座（关帝庙，位于下东门瓮城内），东南墙头建奎星、文昌二阁楼（无存），东墙建有尹吉甫点将台，城墙上有三千垛口和七十二座敌楼，相传为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的象征。这座坚实完整的砖石城池，数百年来在军事防御和防洪抢险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2）南京古城墙

    明代应天府城（今南京城）是公认的中国第一大砖城。它始筑于1366年，东连钟山，西踞石头城，南及秦淮河，北带玄武湖，把六朝（公元222—589年在今南京建都的六个朝代，即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的建康都城和东府城，以及南唐（937—975）的金陵城全部包入在内，依山傍水，逶迤曲折，呈南北狭长、东西略窄的不规则形状，南北长10公里，东西宽近6公里，周长约34公里。城墙高度在14米到21米之间，底部宽度14米左右，顶部4—9米。这完全是根据南京实际的地理形势和防守的需要设计的。

    山西平遥古城南京城墙上共开了13座城门，各城门上部都建有巍峨的城楼，其中以聚宝门（今中华门）最为雄伟。聚宝、三山（今水西门）和通济（今不存）二门各有城墙四道，形成三重瓮城，成“目”字形。每道城门都有内外两层门，外面是从城头上放下来的“千斤闸”，里面是木质加包铁皮而成的两扇大门。在聚宝门最外一重瓮城内侧，还设有“藏兵洞”这一特殊设施，分上下两层，共23个，每洞可容纳士兵超过百人，共可藏兵3000人以上。此外，在各城门之间的城垣上均修筑有垛口（雉堞），共计13616个，还有窝棚200个。

    明南京城的建设是长江中下游各省人民智慧的结晶。当时为了建造坚固的都城，官府命令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居民，按照一定的规格烧制城砖，砖上还印着造砖的府、县名，监造官员和造砖工匠的姓名。每块城砖大小都是40厘米×20厘米×10厘米，重达15—20公斤。为了加强城墙的牢固程度，以花岗岩条石为墙基，在城墙的砖缝里还灌入用石灰、桐油和糯米汁合成的夹浆，所以能够经600多年而不坏。

    长城

    长城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国防工程。它东起鸭绿江，经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等省区，西至甘肃嘉峪关，横贯中国北方，沿着起伏的山脉和茫茫的沙漠，绵延12000多华里（6000多公里），因此被称为“万里长城”。

    在历史时期，构筑长城的最初目的是用于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早在战国时代，“战国七雄”中的秦、赵、燕三国的北面是以游牧为主的匈奴族，为了防止匈奴骑兵南下侵扰，他们在各自的北方边界上筑起了长城。秦始皇（前221—前210年在位）统一全国后，为了防止匈奴的侵扰，派30万大军及征用的民夫、战俘和罪犯近200万人，把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成为万里长城的雏形。秦以后的汉（前206—220）、北魏（384—534）、北齐（550—577）、隋（581—618）、金（1115—1234）几个王朝，都先后对长城进行修补和增筑。到了明代，汉族统治者为了防御北方蒙古族和东北女真族的侵扰，又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从洪武元年（1368）起，经历了200多年的时间，才完成了长城的修筑工程。

    为了加强长城的防务和指挥，方便调遣长城的沿线兵力，明政府把长城沿线分为九个防区，每区为一镇，设总兵领辖。九镇共有一千座以上的关隘（重要驻兵据点），关隘一般由城墙、城门、城门楼和瓮城组成，有的还有罗城和护城河。

    俯瞰长城城墙是长城的主体部分。以山西到山海关这一段为例，它的断面是梯形，下宽上狭，平均底宽6米，顶宽5米，高6．6米，内筑夯土，外砌整齐条石和特大城砖。城墙的顶部可容纳5匹马或10个人并排行进，地面用三四层砖铺砌，最上面一层是方砖，用石灰砌缝，整齐坚实。城顶两侧还有砖墙，内侧为高约1米的女儿墙，外侧为1．6米高的垛口，每个垛口上有一嘹望洞，下有射击口。此外，城墙上还有排水沟和吐水嘴等设施。

    古代严密的烽燧制度使得长城的国防作用更加有效。据《居延汉简》记载，当时“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燧和墩就是传递军事情报用的烽火台，遇有敌情，白昼燃烟，夜间点火示警。

    修筑长城不仅工程量大，而且翻山越岭，过高原，穿草地，施工十分困难。古代工匠从确定长城的走向，到障、堡、敌台、烟墩等整个防御体系的配置，以至城墙形制结构、选材用料，都巧妙地利用自然地形，就地取材，其构思的精巧合理令人叹为观止。他们在极为艰苦复杂的施工过程中体现出的刻苦勤奋、坚忍不拔的精神，更为世人赞叹。

    万里长城以其“上下两千年，纵横十万里”久远广阔的时空跨度，被誉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宏伟壮观的建筑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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