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先生
鲁迅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门房里有几本书买，有时还值得去一转；倘在上午，里面的几间洋房里倒也还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间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
到别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其次却只记得水户了，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利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
大概是物以稀为贵罢。北京的白菜运往浙江，便用红头绳系住菜根，倒挂在水果店头，尊为“胶菜”；福建野生着的芦荟，一到北京就请进温室，且美其名曰“龙舌兰”。我到仙台也颇受了这样的优待，不但学校不收学费，几个职员还为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的，初冬已经颇冷，蚊子却还多，后来用被盖了全身，用衣服包了头脸，只留两个鼻孔出气。在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无从插嘴，居然睡安稳了。饭食也不坏。但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我虽然觉得客店兼办囚人的饭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难却，也只得别寻相宜的住处了，于是搬到别一家，离监狱也很远，可惜每天总要喝难以下咽的芋梗汤。
从此就看见许多陌生的先生，听到许多新鲜的讲义。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学。其时进来的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迭大大小小的书。一将书放在讲台上，便用了缓慢而很有顿挫的声调，向学生介绍自己道：——“我就是叫作藤野严九郎的……。”
后面有几个人笑起来了。他接着便讲述解剖学在日本发达的历史，那些大大小小的书，便是从最初到现今关于这一门学问的着作。起初有几本是线装的；还有翻刻中国译本的，他们的翻译和研究新的医学，并不比中国早。
那坐在后面发笑的是上学年不及格的留级学生，在校已经一年，掌故颇为熟悉的了。他们便给新生讲演每个教授的历史。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们的话大概是真的，我就亲见他有一次上讲堂没有带领结。
过了一星期，大约是星期六，他使助手来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见他坐在人骨和许多单独的头骨中间，——他其时正在研究着头骨，后来有一篇论文在本校的杂志上发表出来。
“我的讲义，你能抄下来么？”他问。
“可以抄一点。”
“拿来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讲义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还我，并且说此后每一星期要送给他看一回。我拿下来打开看时，很吃了一惊，同时也感到一种不安和感激。原来我的讲义已经从头到末都用红笔添改过了，不但增加了许多脱漏的地方，连文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这样一直继续到教完了他所担任的功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
可惜我那时太不用功，有时也很任性。还记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将我叫到他的研究室里去，翻出我那讲义上的一个图来，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蔼的说道：——“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
但是我还不服气，口头答应着，心里却想道：——
“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学年试验完毕之后，我便到东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学校，成绩早已发表了，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这回藤野先生所担任的功课，是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
解剖实习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兴地，仍用了极有抑扬的声调对我说道：
“我因为听说中国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担心，怕你不肯解剖尸体。现在总算放心了，没有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级的学生会干事到我寓里来了，要借我的讲义看。我检出来交给他们，却只翻检了一通，并没有带走。但他们一走，邮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开看时，第一句是：——
“你改悔罢！”
这是《新约》上的句子罢，但经托尔斯泰新近引用过的。其时正值日俄战争，托老先生便写了一封给俄国和日本的皇帝的信，开首便是这一句。日本报纸上很斥责他的不逊，爱国青年也愤然，然而暗地里却早受了他的影响了。其次的话，大略是说上年解剖学试验的题目，是藤野先生讲义上做了记号，我预先知道的，所以能有这样的成绩。末尾是匿名。
我这才回忆到前几天的一件事。因为要开同级会，干事便在黑板上写广告，末一句是“请全数到会勿漏为要”，而且在“漏”字旁边加了一个圈。我当时虽然觉得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这回才悟出那字也在讥刺我了，犹言我得了教员漏露出来的题目。
我便将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几个和我熟识的同学也很不平，一同去诘责干事托辞检查的无礼，并且要求他们将检查的结果，发表出来。终于这流言消灭了，干事却又竭力运动，要收回那一封匿名信去。结末是我便将这托尔斯泰式的信退还了他们。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
“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还说希望将我的也送他。但我这时适值没有照相了；他便叮嘱我将来照了寄给他，并且时时通信告诉他此后的状况。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支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弹过墨线的木头再加工就不会有被错误砍削掉的失误，受过道德训教的人就没有邪僻的行为。
哭鲁迅先生
孙伏园
像散沙一般，正要团结起来；像瘫病一般，将要恢复过来；全民族被外力压迫的刚想振作，而我们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奋进的大将忽然撒手去了。
鲁迅先生去世的消息，我于一天半以后才在定县得到。10月20日的下午3点钟，我被零碎事情缠绕得还没有看当天的北平报，多承褚述初兄跑来告我这样一个惊人的消息。从此一直到夜晚，我就没有做一点工作，心头想的，口头说的，无非鲁迅先生。我没有哭。我本来不敏感，后来学镇定，最后却因受刺激多了，自然就成了麻木。但我觉得这一回我所受的刺激是近几年来少有的。
我回忆到25年以前去了。
我最初认识鲁迅先生是在绍兴的初级师范学堂。那一年是宣统三年，我18岁，在绍兴初级师范学堂上学。浙江光复以后，绍兴军政府发表师范学堂的堂长是原来绍兴府学堂学监周豫才(树人)先生，就是日后的鲁迅先生。鲁迅先生到校和全校学生相见的那一天，穿一件灰色棉袍，头上却戴一顶陆军帽。这陆军帽的来历，以后我一直也没有机会问鲁迅先生，现在推想起来，大概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制服罢。鲁迅先生的谈话简明有力，内容现在自然记不得了，但那时学生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国家的态度一样，那种热烈的情绪在我回忆中还是清清楚楚的。
我是一个不大会和教师接近的人：一则我不用功，所以不需要请教；二则我颇厌倦于家庭中的恭顺有礼的生活，所以不大愿意去见师长。我和鲁迅先生的熟识却是因为职务，我那时正做着级长，常常得见学校的当局。记得一件奔走次数最多的事是学生轰走了英文教员，鲁迅先生的态度以为学生既要自己挑选教员，那么他便不再聘请了。我于是乎向校长和同学两方面奔走解释。那时鲁迅先生说：“我有一个兄弟，刚刚从立教大学毕业回来，本来也可以请他教的；但学生的态度如此，我也不愿意提这个话了。”这指的便是周启明先生。同学听到这个消息以后，非要我努力请到这位校长的兄弟继任英文教员不可，但是我稚弱的言辞始终没有打动校长的坚决，英文讲席到底虚悬，只是年考时居然喜出望外的来了周启明先生给我们出题并监试。
鲁迅先生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多少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字也自然开展起来。大概是目的在于增加青年们的勇气吧，我们常常得到夸奖的批语。我自己有一回竟在恭贺南京政府成立并改用阳历一类题目的文后得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八个字。直到现在25年了，我对这八个字还惭愧，觉得没有能副鲁迅先生的期望。
鲁迅先生不久辞了校长。后来知道鲁迅先生交卸的时候，学校里只剩了一毛多钱；也从旁处听见军政府如何欠付学款，及鲁迅先生如何辛苦撑持。那时候一切都混乱，青年们发现了革命党里也有坏人，给予简单的头脑一个不期待的打击。对于旧势力的抬头，这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继任鲁迅先生作校长的，正如继任孙中山先生作总统的：这个对比，全国各地，无论上下，都极普遍。欠付学款的军政府，因为种种措施不妥，后来成了全绍兴攻击的目标，旧势力找到革命党的罅隙，乘机竭力的挣扎出来。青年们一般的陷入苦闷，我也不再进那个学校。
鲁迅先生跟着南京政府搬到北京，他的苦闷也许比一般青年更甚，只要看他在创作《狂人日记》以前几年，住在绍兴会馆钞古碑的生活就可知道。不过外面虽然现着异常孤冷，鲁迅先生的内心生活是始终热烈的，仿佛地球一般，外面是地壳，内面是熔岩。这熔岩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有自发的力，有自发的光，有自发的热，决不计较甚么毁誉。例如向金陵佛经流通处捐资刻《百喻经》，又如刊行《会稽郡故书杂集》，这种不含丝毫名利观念的提倡文化事业，甚至一切事业，在鲁迅先生的一生中到处可以看得出来。
凡是和鲁迅先生商量甚么事情，需要他一些助力的，他无不热烈真诚的给你助力。他的同情总是在弱者一面，他的助力自然更是用在弱者一面，即如他为《晨报副刊》写文字，就完全出于他要帮助一个青年学生的我，使我能把报办好，把学术空气提倡起来。我个人受他的精神的物质的鼓励，真是数也数不尽。当我初学写作的时候，鲁迅先生总是鼓励着说：“如果不会创作，可以先翻译一点别国的作品；如果不会写纯文艺的东西，可以先写一点小品杂之类。”许多人都是受到鲁迅先生这种鼓励得到成功的，我也用了鲁迅先生这话鼓励过比我更年青的人，只是我自己太愚鲁，也太不用功，所以变成了例外。
至于为人处世，他帮忙我的地方更多了。鲁迅先生因为太热烈，太真诚，一生碰过多少次壁。这种碰壁的经验，发而为文章，自然全在这许多作品里；发而为口头的议论，则我自觉非常幸运，听到的乃至受用的，比任何经籍给我的还多。我是一个甚么事情也不会动手的人，身体又薄弱，经不起辛苦，鲁迅先生教我种种保卫锻炼的方法。现在想起来真是罪无可逭：我们一同旅行的时候，如到陕西，到厦门，到广州，我的铺盖常常是鲁迅先生替我打的。耶稣尝为门徒洗脚，我总要记起这个故事。
在陕西讲学，一个月时间得酬三百元。我们有3个人不到一个月便走了，鲁迅先生和我商量：只要够旅费，我们应该把陕两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打听得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我们便捐了一点钱给易俗社。还有一位先生对于艺术没有多少兴趣，那自然听便。西北大学的工友们招呼得很周到，鲁迅先生主张多给钱。还有一位先生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先生当时堵着嘴不说话，后来和我说：“我顶不赞成他的‘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鲁迅先生居家生活非常简单，衣食住几乎全是学生时代的生活。他虽然作官十几年，教书十几年，对于一般人往往无法避免的无聊娱乐，如赌博，如旧戏，如妓院。他从未沾染丝毫。教育部的同人都知道他是怪人，而且知道这所谓怪者无非书生本色，所以大家都尊敬他。他平常只穿旧布衣，像一个普通大学生。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就是在北平的大冷天，鲁迅先生也永远穿着这样的单裤。
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30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
鲁迅先生给我的答话却是不平庸的：“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这是的确的，鲁迅先生的房中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甚么时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永远在奋斗的途中，从来不梦想甚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然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鲁迅先生的北平寓所是他自己经营的。有一位教育部的同事李老先生最帮忙，在房屋将要完工的时候，我同鲁迅先生去看，李老先生还在那儿监工，他对我客气到使我觉察他太有礼貌了。我非常局促不安。鲁迅先生对他说：“李先生不要太客气了，他还是我的学生。”李老先生的态度这才自然得多了。鲁迅先生自己待朋友，和朋友待他，大抵是如此义侠的。他把友敌分得非常清楚，他常常注意到某人是Spy，某人是Traitor，一个不干过革命工作的或只是寻常知识社会或商业社会的人是不大会了解的。他们只了解酒食征逐的或点头招手的相好。而鲁迅先生的朋友大抵是古道热肠。他后来同我说：“你看李先生这种人真是好朋友，帮我那么多日子的忙，连茶水都不喝我一口的。”
李先生替鲁迅先生在北房之后接出一间房子去，用玻璃窗，近乎画室，作为鲁迅先生的写作场所，鲁迅先生和我便到这间房子中坐下。鲁迅先生说：“我将来便住在这个老虎尾巴里。”因为这间房子是在全房屋的后面拖出一条去，颇像老虎之有尾巴；一直到鲁迅先生离开北平，一切写作及起居，都在这老虎尾巴之中。老虎尾巴的北面还有后园，自然是因为老虎尾巴而缩小多多了。散文诗《秋夜》的开头便说：“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似乎便是鲁迅先生坐在老虎尾巴中的创作的第一篇。
到厦门，到广州，我和鲁迅先生都在一起。鲁迅先生到一处新地方，都是青年心理，抱一腔很大的希望。厦门风景的阔大旷野，可做的工作之多，初到时给予我们的印象实在深刻。后来固然因为广东方面的不能推卸，只有离开厦门到广东去，但是厦门的许多人事，我后来听鲁迅先生说，那真是初去时所不及料的。
广东给人的希望更多了。但是结果也如厦门一样。鲁迅先生后几年多用时间于写作，关于厦门和广州，都有详尽的记载；我却被武汉，欧洲，定县，这三段不同的生活所隔，有时翻阅鲁迅先生记载华南景物的文字，竟有如同隔世之感。只是鲁迅先生从广州北返上海时，和我将从上海动身赴欧洲时，这中间我们有许多次谈话的印象至今还是深刻的。我从欧洲回国，以后便长期住在华北的农村里，曾有三四次经过上海，总是匆促的很。周乔峰先生在商务印书馆，访问比较方便，有时也正值鲁迅先生的住地不能公开，我于是只求乔峰先生代为问好，屈指一算违教已经八年了。
10月20日下午3点钟的消息，勾起我25年来的回忆。这回忆，用了25年的时间，清清楚楚的写在我的生活上，我无论如何没有法子再用笔墨翻译成文字的了。能翻译的也许只是最不精彩的一部分。
21日我到北平，22日往谒周老太太。鲁迅先生的客厅里原来挂着陶元庆先生所作的木炭画像，似乎略移到了居中一点；即在这画像前供了一张书案，上有清茶烟卷文具；等我和三弟春苔都凄然的致了敬礼，周太太陪我们到上房见老太太，先看见鲁迅先生的工作室“老虎尾巴”依旧，只是从此不会再有它的主人骑在上面，作鞭策全民族往前猛进的伟来了。
周老太太自然不免悲戚，但是鲁迅先生的伟大，很看得出大部分是秉承老太太的遗传的，只是老太太比鲁迅先生更温和、慈祥、旷达些。“论寿，五十六岁也不算短了；只是我的寿太长了些；譬如我去年死了，今年不是甚么也不知道了么？”听老太太这话，很像是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内含的哲理和外形的笔法都是相像的。老太太今年才80，这样的谈风实在是期颐的寿征。只是周太太的凄楚神情，不禁也令我们感动。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对于鲁迅先生躯体的生存，我们是已经绝望的了；但我们诵鲁迅先生的这句遗教，知道绝望也是虚妄的，那么我们还是转到希望一面，也许希望比绝望少虚妄一些，我们希望鲁迅先生的思想精神永远领导着我们勇猛奋进罢。
胎教可以使胎儿的心性清静，启蒙教育可以使儿童的心灵归于正道，学校教育可以使学生的修养德行。
忆梁启超先生
刘海粟
自清末以来，梁启超的名字一直与康南海并称。可见他在思想界、学术界的影响。
民国六年，梁先生撰文抨击窃国大盗袁世凯，受到全国人民的赞扬，我也曾投书表示敬慕与声援。
1922年初，我应李建勋、经亨颐诸先生之约，到北京高等师范去讲学，有一次听说梁先生也坐在主席台上，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大约一刻钟之后，我想他听他的，我讲我的，错了可以向他请教，不应当怯阵。语言又逐渐流畅起来。他也听得很有兴味。
诗人徐志摩编《晨报副镌》的时候，我是撰稿人之一。1925年我去山西参加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回京后，见到志摩，他认为我住在西长安饭店很不方便，便将我拉到松树胡同七号下榻。
梁先生是志摩的老师，每天除去研究学问，撰写文章和在清华大学讲课之外，常常到松树胡同来打两圈麻将牌，让大脑松松弦，我们虽然早就相识，但是谈话的机会不多，这次重逢，才谈及很多问题。
“刘先生！我们同游南海康先生门下，你在上海办美专的事我也久有所闻。虽然，我已被聘为校董，但对学校的事情过问极少，没有贡献，常为此不安。今天又在一起，十分高兴，希望你不要见外。”梁先生对我非常亲切，竭力想打破我的拘谨。
“梁先生是前辈学者，论学问可以做我的老师，说到同门，
太使我惭愧了。”我还是很局促。
“近来有油画新作么？”梁先生岔开了话题，尽量说些使我有兴味的事情。他也很喜欢油画。
“有。”
“明天带几张来让大家欣赏欣赏呀！”他的语调很真挚。
第二天，我带来几张山西速写，还有北京中山公园等地的油画写生，当时在场的胡适、徐志摩、蒋百里和侄儿复聪（璁）。
胡适对绘画虽然欣赏，但谈不出什么高明的见解。最倾倒的是志摩。他认为拙作有点“玄学”意味，不拘物象，不失物象，色彩浓烈。他喜欢米开朗基罗的雕刻，欣赏“力”的美，而壮阔雄奇的浪漫主义精神，与他诗歌有合拍的一面。他的诗和散文不仅仅是空灵，也有气度恢宏的地方，可惜英年早逝，这种风格未得到充分发展。
梁先生看着画说：“这张古柏笔力充沛，是扛鼎之作，好！不亚于去年你寄给我的那张《西湖南高峰》。”
“调子十分明快，带有东方画的色彩，是海粟自己的东西！有意思！”志摩也在一旁助兴。
梁先生将画，放在条桌上，退后几步，仔细地打量。那眼角的皱纹，显得有些老态了。
“经得起反复看，将来可以大有创造，努力啊！你去年送我的那张，我挂在客厅里常常欣赏！”梁先生点头一笑，继续看画了。
“光有西画还不能看出全局，隔壁屋里有纸笔，再画张竹子送我好吗？”梁先生越看越兴奋。
那时候，我极少画国画，更不擅长画竹子。但是梁先生出了题目，只好丑媳妇见公婆，画了一竿墨竹，下面配上小枝，枝头撇了两片叶子。
“好！”站在一旁的蒋百里先生拍手喝采。
“不错！”蒋复聪（璁）附和着。现在他是台湾故宫博物院负责人。前几年我赴港办展览，他还来看过我。他的孩子在上海，我们都盼望他能回来和亲人团聚，也为祖国统一出力。
我自知笔墨稚嫩，对朋友们的叫好只视为鼓励，付之一笑。
梁先生站起身来，看看竹子，便纵笔题上了“孤竹君之二子”六个大字。
1943年，郁达夫兄在南洋对我提起，他和郭沫若在上海受到封建势力的攻击，经济上又很穷闲的时候，也用这六个字来互相慰勉，表达出患难兄弟之间真正的互相理解。
几天后，志摩请朋友们吃饭，除了梁先生以外，还有闻一多、王梦白、姚茫父、胡适。
胡适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畜牲没有入过诗。”
“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梁先生真博学。
“猪可有人画过吗？”胡适又提出问题。
“没有人画猪而出名，但可以画。”梦白先生接着说。
“你能画一张么？”志摩也在凑兴。
“就用乾隆的成句为题好了。”梁先生喷出一圈圈香烟，微笑着。
“好！”梦白很快就画成了。应当承认，猪是很难以给人以美感的东西，用美的手段来表现，就要艺术家的本领。梦白所画，墨韵自然，浓处不死，层次分明，这是很难的。
梁先生题了那句诗，茫父也另题了一首，这张作品曾在《晨报》画刊上登载过。
这种聚会，次数很多，有一次我看到当时的青年诗人闻一多在给梁先生画速写像，他的画线条很厚实，奔放中有法度，后来才知道他会刻印，所以下笔不俗。这张像画像很成功，眼睛很传神，圆阔的前额显示出智慧。
“好啊！”我大声喝采。
“我不是画家，您和王、姚二位先生才是科班出身呢！”闻一多指着梦白、茫父和我，谦逊地笑了。
他知道我和郭沫若、徐志摩都很亲近，叫我也写新诗。我说：“我只爱看，不打算写。”他讲起屈原、李白，直抒己见，有很高的修养。
“你也画一张，好嘛！”志摩又出新题目了。
“不，梁先生累了。”
“不要紧，画吧！”梁先生很有兴致。
“刘先生，我画得不好！”一多非常谦和地说：“你快动手吧！”
在大家的怂恿之下，我拿起铅笔勾了一张速写。这张画被志摩拿去，寄到《上海画报》上发表了。
在松树胡同，我还见过梁实秋，他是来看梁先生和志摩的。话不多，语调缓慢。听说他在学术上已有成就，编的词典很见功力。在松树胡同见面的朋友，健在者除上海的孙大雨先生，只有他一人在台湾了。我希望他能回到故乡来，到北京、上海讲学，看看故园风景，大陆上有很多资料，可以提供给他研究。
梁先生还为我写了一把泥金扇面，内容是陈其年的诗。一次他很恳切地对我说：“明天我回家，你也乘火车一道上天津去小住几天好吗？”
我欣然同意，那把扇子珍藏了几十年，直到“文革”时期才丢失。
志摩等人把我送到车站。这次坐的是头等卧车，两个人一个车厢，可坐可卧，窗明几净，空气新鲜。北方的原野辽阔，没有南方的沃野那样青翠，却更能激起人们对历史的情思。
我们说到了谭嗣同(壮飞)，梁先生皱着剑眉，立起徘徊。车轮发出隆隆的响声，我正有点后悔，恨不该触及他的痛心处。他抬起右手，轻轻地拉上窗帘，手并没有放下来，用缓慢的语调说：“戊戌年九月廿一日，康先生已经离京出去，他住的南海会馆被查抄，我对壮飞放心不下，便跑到浏阳会馆去看他，要他立即出走，以避娜（那）拉氏的加害。他昂首望天，慨然有赴死之志，说话一片赤枕，闻之使我泪下。大意云：‘吾辈前日欲救皇上，铁错铸成，无法可救；今日复欲救康师，虽已出京，生死未卜，再见无期。忧愤填膺，惟死而已！’谈到天黑才匆匆告别，我没有回到下榻之处，住进了日本使馆的一间密室，次日壮飞提着一箱手稿来看我。我说：‘日本友人希望你东渡避难，徐图后举。’他说：‘任公请携吾文稿去东京，以图将来，吾一死以报圣主。各国变法，皆曾流血，中国不能例外，请从弟殆，唤醒同胞则国事有望焉！’我说：‘君死固重泰山，而株连伯父，长者无辜，于心何安？’对曰：‘昨晚兄去，即仿吾父笔迹作书，叱弟不忠不孝，从此断绝往来。信置于枕下，故意使荣禄鹰犬获得，当不致牵累老父。身后之事已托付大刀王五，平素爱佩之凤矩宝剑，亦赠王君。此公任侠，可以信赖。诸事就绪，无所萦怀，长为别矣’乃相抱饮泣，三去三回首，28日，壮飞蒙难……。”
谈到惨痛之处，他流下泪来。
我在少年时代看过谭嗣同先生的《仁学》一书，对他非常崇敬。他的献身是否必需，也允许后代讨论，但他为救国救民视死如归的精神，异常悲壮。崇高人格，足以激发当时年轻一代改革社会的激情，所以他的形象在我们的心中才虎虎有生气。
“梁先生在反袁世凯称帝时，知识界对您非常景仰！”我说。
“那件事已成过眼云烟。正因壮飞死于袁项城之手，对此奸雄面目，非泛泛之认识，人只要将生死置度外，无话不可说。杨晢子辈为袁贼利用，受其密旨，起草万言书，曰《君宪救国论》，为袁黄袍加身张目，旋即成立‘筹安会’！严几道先生陷身其中，苦不得脱身，他获得文稿后即钞以示予，予思戊戌后诸役，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民国肇造不易。复观泰西诸国史册，建共和后，改帝制者无一能持久，可谓称帝者必亡。乃草《异哉所谓国体问题》，斥‘筹安会’诸公，文方脱稿，有人向袁项城告密。
袁惊且惧，嘱晢子送来二十万元银票一张，为吾父祝寿，交换条件为此文不发表，否则将遭不测。戊戌之际，予未殉变法，愧对壮飞。今为四百兆生灵计，岂复营身家之私？乃将银票退回，晢子亦郝然而去。次日，袁指派心腹谓予曰：‘先生曾亡命十余载，此种况味，亦曾饱尝。何必自苦？’予答曰：‘予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宁乐于此而不愿苟活于污浊之空气中也。’文出，不胫而走，以其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耳。今往矣！”梁先生掏出手帕，擦着眼镜。
“那篇力作一问世，先生清名，高于清末！”
“为此饱经颠沛流离之苦，迄今思之，历历在目！”任公先生轻叹一声，良久无言。
我请他谈谈流亡情形，他沏上铁观音茶，边饮边叙，绘形绘声，可惜年代久远，已难以详细追述，只能述其大略了。
1915年腊月廿五日，蔡松坡将军按在天津予及蒋方震、戴戡、黄溯初等人决议，准时在昆明宣布独立。蔡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出击四川，沿途百姓欣然相迎，一则帝制不得人心，二则护国军纪律森严，所以一举攻克宜宾市。袁贼令曹锟、吴佩孚率部顽抗，次年2月，蔡军暂退大州驿。
予自津门抵沪，多次电请广西都督陆荣廷宣布独立，并派员联络，均无回音。3月下旬，陆派唐绍慧告知，若予去桂，陆即行动。唐即去南京与冯国璋协商，约返沪后联袂南行。此事为《时事新报》专电披露，袁项城下令获予即就地正法，暗杀予者亦赐重赏。亲友悬念，学子不安。经日本领事馆驻沪武官青木中将令部下松井与东京、香港、越南等地谈妥，予于3月4日乘“横槟号”出吴淞口，有唐绍慧、吴贯田（因）、黄溯初等七人随行，昼则潜居于锅炉房侧暗室中议事，夜间散步于甲板。天下之至乐，当于至苦中求之。7日至港，密探已潜伏码头，予一人留舱内，处境艰危。时护国军累累受挫，广西行动，关系全局。法国当局又规定，过越南境者需本人去领事馆核对照片，予思自广州经梧州入南宁，而同行不之许，只好偷渡国境。乃与黄溯初易西服，弃行李书笈，携一小皮箱，乘小轮登日本煤船“妙义山丸”，径发白龙湾。
船长以小筏潜送予与溯初登日商横山早在海面相候之游艇，上有女眷，周旋出入，以混过法、越军警耳目。但见白沙如银，怒海拍天，石岛耸于波上，颇似仙都，奇花异草，生平仅见。及诵曹操《观沧海》诗，逡巡一日，至夜8时靠岸，军警已去，方潜至横山宅。
因与陆荣廷约定来迎之日期尚有一周，市内明有军警搜捕，溯初去昆明，予被横山君送至帽溪，山脚小茅屋三椽，蚊蝇横飞，三餐粗粝，夜间一灯如豆，纸又用毕，难以写作，烟亦告罄。念前方将士若干予数十倍，自身不能适应于突变之环境，实为学养不足之明证，乃作书勉儿女辈，人生唯常常受苦乃不觉苦，不致为苦所窘耳。几日后突患急病，痛苦难言，幸得牧场人以草药相救，愈后于3月27日抵镇南关，袁已于5日前宣布撤消帝制，松坡已胜曹、吴于川南。予通电全国，促袁退位，并密请独立诸省不与袁言和。余去龙州，所经村、镇悬旗结彩，父老迎余十里之外，鼓乐喧天，城中诸事，彻夜处理，又至二处演讲，及至南宁，左江两岸万人空巷，予目不交睫，手口不停38小时矣！4日达南宁，陆荣廷自梧州行营来迎，2日后广东独立，袁项城乃如网中之游鱼焉！
我听得出了神，不知不觉到了天津。
梁先生的寓所很幽静，树木花草，亭园布置别有风味。客厅里朱红色地毯上面铺着两张豹皮，嘴对着嘴。案上陈列着几件石器和青铜器，古拙淡雅，显得宁静。左边一间，是书房，从书架到地上放满了书，弄得走路都很困难。这样堂皇的客厅，我是初见，赠他的油画《西湖南高峰》挂在正中。
“梁先生对拙作太偏爱了吧？”
“不！本来就不错。”
李夫人出来接待我，她是一位温和贤淑的主妇，身体不太好，灰暗脸上带有病态。两年后便去世了。
饭后，我们作了长谈。
首先我问他：“你为什么知道的东西那样多？”
他想了一想，恳切地说：“这不是什么长处，你不要羡慕。我有两句诗：‘吾辈病爱博，用是浅且芜。’一个渔人同时撒一百张网，不可能捉到大鱼。治学要深厚。你应当尽一切力量办好美专，造成一批人才；此外还要抽出时间集中精力作画。基础好，天分好都不够，还要业精于勤。以上两件事要毕生精力以赴，不能把治学的摊子摆得太大。盖生命有限，知识无穷。‘才成于专而毁于杂。’一事办好，已属难得。力气分散，则势必一事无成。”
“谢谢先生的盛意，我一定把这一番话当做座右铭，努力去做。可惜学力有限，怕将来有负厚望！”我感动地回答。
1922年美专正在白云观办学，他来到上海，在我家便宴时，我请他去讲学，梁先生欣然应允。共讲了三个专题：《美术与人生》、《达·芬奇的生平和艺术成就》、《论创作精神》。他的讲演气魄很大，词汇丰富，知识渊博，一如他的报章体文章。由于他的《饮冰室文集》在学生中广为流传，对他的讲学反映很热烈。
在讲学之暇，有两件事值得一记，一是给我西湖风景册题了字；二是讲到诗词集句时，他说：“前年冬天，内子卧病于医院，我去作陪，她服药之后睡熟了，我没有事做，回忆宋词中的名句，集成多幅对联，内有一联是送给志摩的，全文如下：
临流可奈清癯(吴文英《高阳台》)，第四桥边(姜白石《点绛唇》)，呼棹过环碧(陈西农《秋霁》)；
此意平生飞动(辛弃疾《清平乐》)，海棠花下(洪平斋《眼儿媚》，吹笛到天明(陈简斋《临江仙》)。
这联很符合志摩为人和写诗的风格。下联隐括他伴泰戈尔游西湖，在海棠花下通宵写诗一事，十分自然。可见梁先生功力深厚。
他还为我写过两副对联，现在还有一副保存在家中，另外的一副，毁于10年浩劫。
1925年，我受到孙传芳的迫害，梁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对我都很关心。我驳斥孙传芳的长文，刊出于《时事新报》。这张报纸的《学灯》副刊由张东荪主持，他也是任公的好友。我和沫若兄都在上面写过一些文章。
在旧社会，我是不懂政治，害怕官场的派系斗争。梁先生的研究系和章行严先生的政学系中，我都有熟人，但从不介入他们的政治活动。友人黄溯初对护法出死入生，颇有功绩，很受梁先生器重。中国信托公司便是由黄先生主持工作的。有段时间，美专经济拮据，梁先生闻知立刻关照溯初送来一张五千元的支票，支持了教学，使师生都很感激。
在康先生门人中，梁先生的学识首屈一指。他中过举后才拜康老为师，老先生对他也很器重，在“百日维新”前后，许多重大决策，都很尊重他的意见。到20年代之后，因为政见不同，师生间发生了冲突。张勋搞复辟，溥仪授康有为弼德院副院长一职，他接受了，并将这个头衔写进了他母亲墓碑。梁先生参加讨张运动，师生便成了水火。康先生当着我骂：“梁贼启超”，有时刺梁为“枭獍”。
我觉得不应该为了张勋复辟这一场闹剧伤害师生关系，便想借梁先生旅沪机会，让两人和好。我决定请他俩同席吃饭，但怕康老先生发火，便托人送去一张请柬。康老虽然没有来，却写了回信，口气缓和下来了：“海粟仁弟，请转卓如仁弟：因事不克赴约。”
我又请黄溯初先生去康老那里斡旋，次日，我陪同梁先生去看康老，晚年师生，和好如初。
不久，康老七十大寿，梁先生用乌丝格红绫写了十六屏祝寿文，对康先生的政治活动、教育思想、学术成就作了全面评论，可称得一篇评传，墨迹载于《晨报画刊》。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文献。
梁先生任过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桃李满天下，他最关心、最爱护的是徐志摩。志摩的原配夫人张幼仪，号嘉钅分，1915年1月于归，婚后曾去德国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22年3月志摩提出离婚，梁先生曾写长信规劝：“其一，万不容以他人之痛苦（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扑（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贴（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苦（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侘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这信对于青年一代，很有教育意义。
1925年七夕，志摩与小曼结婚，由于志摩父亲的坚持，胡适之的劝说，梁先生才出席证婚。地点在北京北海，宾客达百余人，梁先生非常严厉地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你们都是离过婚重又结婚的，都是用情不专，今后要痛自悔悟。祝你们这一次是最后一次结婚！”后来梁先生写信给儿子思永、思成说：“……我在礼堂演说训词一篇，大大教训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失色，此恐是中外古今所未闻之婚礼矣！”
梁先生的个性，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突出。
梁先生去世之后，上海的友生很是悲痛，重视学术的张元济先生，召集亲友谈论梁先生的学术成就，也曾作出编印全集的决议，后来并未完全办到，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先生之墓系梁思成设计，简朴庄严。历经浩劫，也还保存下来了，令人庆幸！
梁先生给我写的信件，已在“文革”中损失，这里仅存的两封信是从残破岫册中找出的。
海粟：来书言之慨然。世俗固极陋极，不可以为伍，则惟有斗之斥之，以警其俗而破其陋。海粟豪爽，盍兴乎来共作战矣！
讲义收到，今晚阅过，不禁笔痒，一起遂不可止，得三千言，且较原文逾倍矣。我言甚朴，因不愿惟公教之。
歆海犹未归，失意事多，可叹；然得意亦尔尔，或不如失意为饶诗意，否则亦无可为比量矣。
海粟仁兄惠鉴：奉书敬悉。尊议倡购德国所印文艺复兴各国美术名迹，甚善，甚善！此议君劢前亦曾提过，亟应发起募捐，望公即拟一捐启，弟当列名发起，并一尽微力也。专此敬复即颂台安不尽！
第一笺中开头一段话，指的是孙传芳及其爪牙，借模特儿事件，再次向我发起围攻，梁先生表示了义愤和声援。讲义指的是在他讲学之后，学生笔记不全，希望学校印发记录。梁先生审阅了记录稿，又补充了三千字，可见他教学之认真，对青年们之爱护。
第二笺指的是美专需要增添一些外国名画的复制品，来讲述美史，向国外订购，花费很大，梁先生表示支持，并曾捐款，这里可以看出他对上海美专的关心。
1926年初秋，我在上海出版《海粟近作》，他写了题词：
“杜工部云：‘语不惊人死不休。’艺术家不具此胆力及志愿，未足与言创作也。
海粟之画是真能开拓得出者。比诸有宋词家，后村龙川之亚耶！抑杜老又言：‘老去渐于诗律细。’海粟方盛年，日在孟晋中，它日波澜老成，吾又安测其所至也？”
这些话写于五十七年之前，可看出一位学者对后进的勉励和鞭策，现在读到这些话，汗颜之余，更加怀念先生了。
教化，好像秋云一样高远，能激起人的悲心；又好像夏天的静云一样温和，能浸及人的身体；好像皓月一样寂静深邃，激动着人的怨思；好像流水一样平静，使人思念它，令人神往。
怀李叔同先生
丰子恺
距今29年前，我17岁的时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里见到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那时我是预科生，他是我们的音乐教师。我们上他的音乐课时，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严肃。摇过预备铃，我们走向音乐教室，推进门去，先吃一惊：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讲台上。以为先生总要迟到而嘴里随便唱着、喊着，或笑着、骂着而推进门去的同学，吃惊更是不小。他们的唱声、喊声、笑声、骂声以门槛为界限而忽然消灭。接着是低着头，红着脸，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端坐在自己的位子里偷偷地仰起头来看看，看见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出爱的表情。这副相貌，用“温而厉”三个字来描写，大概差不多了。讲桌上放点名簿、讲义，以及他的教课笔记簿、粉笔。钢琴衣解开着，琴盖开着，谱表摆着，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我们的眼中。黑板(是上下两块可以推动的)上早已清楚地写好本课内所应写的东西(两块都写好，上块盖着下块，用下块时把上块推开)。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后来我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到。故上课铃响起，同学早已到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肃得很。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最不易忘却的，是有一次上弹琴课的时候。我们是师范生，每人都要学弹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及两架钢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服。教完以后，下课铃响了。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
李先生用这样的态度来教我们音乐，因此我们上音乐课时，觉得比上其他一切课更严肃。同时对于音乐教师李叔同先生，比对其他教师更敬仰。那时的学校，首重的是所谓“英、国、算”，即英文、国文和算学。在别的学校里，这三门功课的教师最有权威；而在我们这师范学校里，音乐教师最有权威，因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原故。
李叔同先生为甚么能有这种权威呢？不仅为了他学问好，不仅为了他音乐好，主要的还是为了他态度认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
他出身于富裕之家，他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银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亲生他时，年已72岁。他堕地后就遭父丧，又逢家庭之变，青年时就陪了他的生母南迁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学读书奉母时，他是一个翩翩公子。当时上海文坛有着名的沪学会，李先生应沪学会征文；名字屡列第一。从此他就为沪上名人所器重，而交游日广，终以“才子”驰名于当时的上海。所以后来他母亲死了，他赴日本留学的时候，作一首《金缕曲》，词曰：“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株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凤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年絮飘萍泊，遮难回首。20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西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读这首词，可想见他当时豪气满胸，爱国热情炽盛。他出家时把过去的照片统统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见过当时在上海的他：丝绒碗帽，正中缀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缎袍子，后面挂着胖辫子，底下缎带扎脚管，双梁厚底鞋子，头抬得很高，英俊之气，流露于眉目间。真是当时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彻底的做了一个翩翩公子。
后来他到日本，看见明治维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立刻放弃了翩翩公子的态度，改做一个留学生。他入东京美术学校，同时又入音乐学校。这些学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画和西洋音乐。李先生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了日本，就买了许多西洋文学书。他出家时曾送我一部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他对我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由此可想见他在日本时，对于西洋艺术全面进攻，绘画、音乐、文学、戏剧都研究。后来他在日本创办春柳剧社，纠集留学同志，共演当时西洋着名的悲剧《茶花女》(小仲马着)。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场。这照片，他出家时也送给我，一向归我保藏；直到抗战时为兵火所毁。现在我还记得这照片：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另外还有许多演剧的照片，不可胜记。这春柳剧社后来迁回中国，李先生就脱出，由另一班人去办，便是中国最初的“话剧”社。由此可以想见，李先生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夹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认真。学一样，像一样。要做留学生，就彻底的做一个留学生。
他回国后，在上海太平洋报社当编辑。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师范请去教图画、音乐。后来又应杭州师范之聘，同时兼任两个学校的课，每月中半个月住南京，半个月住杭州。两校都请助教，他不在时由助教代课。我就是杭州师范的学生。这时候，李先生已由留学生变为“教师”。这一变，变得真彻底：漂亮的洋装不穿了，却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的钢丝边眼镜。他是一个修养很深的美术家，所以对于仪表很讲究。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你可想见，他是扮过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个美男人。“淡妆浓抹总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拿来形容我们的李先生的仪表，也很适用。今人侈谈“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认真。
我二年级时，图画归李先生教。他教我们木炭石膏模型写生。同学一向描惯临画，起初无从着手。40余人中，竟没有一个人描得像样的。后来他范画给我们看。画毕把范画揭在黑板上。同学们大都看着黑板临摹。只有我和少数同学，依他的方法从石膏模型写生。我对于写生，从这时候开始发生兴味。我到此时，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别人看了实物而写出生来的。我们也应该直接从实物写生入手，何必临摹他人，依样画葫芦呢？于是我的画进步起来。此后李先生与我接近的机会更多。因为我常去请他教画，又教日本文。以后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较为详细。他本来常读性理的书，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头常常放着道藏。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头青年，谈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绘事外，并不对我谈道。但我发现他的生活日渐收敛起来，仿佛一个人就要动身赴远方时的模样。他常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我。他的朋友日本画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已等到西湖来写生时，他带了我去请他们吃一次饭，以后就把这些日本人交给我，叫我引导他们(我当时已能讲普通应酬的日本话)。他自己就关起房门来研究道学。有一天，他决定入大慈山去断食，我有课事，不能陪去，由校工闻玉陪去。数日之后，我去望他。见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对我讲话，同平时差不多。他断食共17日，由闻玉扶起来，摄一个影，影片上端由闻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这照片后来制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铅字排印着：“某年月日，人大慈山断食17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欣道人记。”李先生这时候已由“教师”一变而为“道人”了。学道就断食17日，也是他凡事“认真”的表示。
但他学道的时候很短。断食以后，不久他就学佛。他自己对我说，他的学佛是受马一浮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一时周章得知。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过了几天，他果然辞职，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发，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我从此改口，称他为“法师”。法师的僧腊24年。这24年中，我颠沛流离，他一贯到底，而且修行功夫愈进愈深。当初修净土宗，后来又修建宗。律宗是讲究戒律的。一举一动，都有规律，严肃认真之极。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数百年来，传统继绝，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所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他的生活非常认真。举一例说：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请弘一法师写佛号。宣纸多了些，他就来信问我，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邮票去，多了几分。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以后我寄纸或邮票，就预先声明；余多的送与法师。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请他藤椅子里坐。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问。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启问。法师回答我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着。突然坐下去，要把它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读者听到这话，也许要笑。但这正是做人极其认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师由翩翩公子一变而为留学生，又变而为教师，三变而为道人，四变而为和尚。每做一种人，都做得十分象样。好比全能的优伶：起青衣像个青衣，起老生像个老生，起大面又像个大面……都是“认真”的原故。
现在弘一法师在福建泉州圆寂了。噩耗传到贵州遵义的时候，我正在束装，将迁居重庆。我发愿到重庆后替法师画像一百帧，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养。现在画像已经如愿了。我和李先生在世间的师弟尘缘已经结束，然而他的遗训——认真——永远铭刻在我心头。
1943年4月，弘一法师圆寂后167日作于四川五通桥客寓圣人用不作为来处事，用不言来行教。
敬悼我们的导师
欧阳予傅老院长病故，我们失去一位最可敬爱的导师！“我们”包括着戏剧、戏曲、舞蹈、文学创作各方面的工作者。老院长学识渊博，艺术实践经验又极丰富，的确是我们的导师！他的逝世是文艺界的重大损失！
老院长不但在学识上、经验上是我们的导师，而且在态度上又是那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慈祥如师，温和如友。每逢遇上他老人家，我总觉得如坐春风，不但长许多知识，而且得到鼓舞。不管我的作品如何拙劣，他永不肯把话说绝。他肯批评，而又不忘鼓舞，指出缺点，同时也必说某些地方还有可取。因此，他的批评是热情的帮助。这也就看出，他老人家热爱文艺，也热爱一切文艺工作者，能帮忙必定帮忙，该鼓励就鼓励。自从我认识他，他没有一次使我觉出他老气横秋，或表示我所请教的很幼稚，值不得详尽回答。不，他是有问必答，永远温和谦蔼。他的修养越深，态度也越亲切可人。他不使人害怕，敬而远之。他的言谈、风度真像是温暖的春风，使群花欣欣向荣。
每逢我去看他，或他来看我，都叫我高兴好几天。在他老人家面前，我什么都说，不必顾虑。他老人家随时把别人的兴趣兴作自己的兴趣，不因非己之所好，便不乐意听，不高兴谈。请他看画，他就高兴地看画，而且说出他的意见，与如何欣赏的道理。请他看花，他便高兴地看花，而且过两天就送一盆花来。他的文艺修养是那么深，所以修养变成涵养，使艺术生活变为生活的艺术，喜欢一切美好的，厌恶一切丑恶的。
他老人家热爱社会主义。因此，他对我写的现代题材的作品，不管怎么不像样子，也格外鼓舞，总是笑着说：再加把力，总会写好的！我十分感激！我想，感激老院长的不止我一个人！他有多少朋友，多少学生啊！他对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有多么大的影响啊！
安眠吧，我们最敬爱的导师！我们会努力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演出更好的戏剧与舞蹈，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忘不了、辜负不了您的教导与爱护！
善人可以做不善人的老师，不善人可以做为善人的借鉴。不尊重他的老师，不珍惜他的借鉴，虽然自以为很聪明，其实是很糊涂。
我的老师——管叶羽先生
冰心
我这一辈子，从国内的私塾起，到国外的大学研究院，教过我的男、女、中、西教师，总有上百位！但是最使我尊敬爱戴的就是管叶羽老师。
管老师是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教数、理、化的老师，(1924年起，他又当了我的母校贝满女子中学的第一位中国人校长，可是那时我已经升入燕京大学了。)1918年，我从贝满女中毕业，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的理预科，我的主要功课，都是管老师教的。
回顾我做学生的28年中，我所接触过的老师，不论是教过我或是没教过我的，若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教育服务”以及“忠诚于教育事业”的严格标准来衡量我的老师的话，我看只有管叶羽老师是当之无愧的！
我记得我入大学预科，第一天上化学课，我们都坐定了(我总要坐在第一排)，管老师从从容容地走进课堂来，一件整洁的浅蓝布长褂，仪容是那样严肃而又慈祥，我立刻感到他既是一位严师，又像一位慈父！
在我上他的课的两年中，他的衣履一贯地是那样整洁而朴素，他的仪容是一贯地严肃而慈祥。他对学生的要求是极其严格的，对于自己的教课准备，也极其认真。因为我们一到课室，就看到今天该做的试验的材料和仪器，都早已整整齐齐地摆在试验桌上。我们有时特意在上课铃响以前，跑到教室去，就看见管老师自己在课室里忙碌着。
管老师给我们上课，永远是启发式的，他总让我们预先读遍一下一堂该学的课，每人记下自己不懂的问题来，一上课就提出大家讨论，再请老师讲解，然后再做试验。课后管老师总要我们整理好仪器，洗好试管，擦好桌椅，关好门窗，把一切弄得整整齐齐地，才离开教室。
理预科同学中从贝满女中升上来的似乎只有我一个，其他的同学都是从华北各地的教会女子中学来的，她们大概从高中毕业后都教过几年书，我在她们中间，显得特别的小(那年我还不满18岁)，也似乎比她们“淘气”，但我总是用心听讲，一字不漏地写笔记，回答问题也很少差错，做试验也从不拖泥带水，管老师对我的印象似乎不错。
我记得有一次做化学试验，有一位同学不知怎么把一个当中插着一根玻璃管的橡皮塞子，捅进了试管，捅得很深，玻璃管拔出来了，橡皮塞子却没有跟着拔出，于是大家都走过来帮着想法。有人主张用钩子去钩，但是又不能把钩子伸进这橡皮塞子的小圆孔里去。管老师也走过来看了半天……我想了一想，忽然跑了出去，从扫院子的大竹扫帚上撅了一段比试管口略短一些的竹枝，中间拴上一段麻绳，然后把竹枝和麻绳都直着穿进橡皮塞子孔里，一拉麻绳，那根竹枝自然而然地地就横在皮塞子下面。我同那位同学，一个人握住试管，一个人使劲拉那根麻绳，一下子就把橡皮塞子拉出来了。我十分高兴地叫：“管老师——出来了！”这时同学们都愕然地望着管老师，又瞪着我，轻轻地说：“你怎么能说管老师出来了！”我才醒悟过来，不好意思地回头看着站在我身后的管老师，他老人家依然是用慈祥的目光看着我，而且满脸是笑！我的失言，并没有受到斥责！
1924年，他当了贝满女中的校长，那时，我已出国留学了。1926年，我回燕大教书，从升入燕大的贝满同学口中听到的管校长以校为家，关怀学生胜过自己的子女的嘉言懿行，真是洋洋贯耳，他是我们同学大家的榜样！
1946年，抗战胜利了，那时我想去看战后的日本，却又不想多呆。我就把儿子吴宗生(现名吴平)、大女儿吴宗远(现名吴冰)带回北京上学，寄居在我大弟妇家里。我把宗生送进灯市口育英中学(那是我弟弟们的母校)，把十一岁的大女儿宗远送到我的母校贝满中学，当我带她去报名的时候，特别去看了管校长，他高兴得紧紧握住我的手——这是我们第一次握手！他老人家是显老了，三四十年的久别，敌后办学的辛苦和委屈，都刻画在他的面庞和双鬓上！还没容我开口，他就高兴地说：“你回来了！这是你的女儿吧？她也想进贝满？”又没等我回答，他抚着宗远的肩膀说：“你妈妈可是个好学生，成绩还都在图书馆里，你要认真向她学习。”哽塞在我喉头的对管老师感恩戴德的千言万语，我也忘记了到底说出了几句，至今还闪烁在我眼前的，却是我落在我女儿发上的几滴晶莹的眼泪。
1985年5月28日清晨
不言的教导，不作为的好处，天下没有能赶上它的。
怀念我的老师
苏步青
当我翻阅精装的《苏步青数学论文选集》，心头总是那么激动。除了专着之外，这些论文就是我几十年日夜奋斗留下的文字硕果。在欣喜之余，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几位启蒙和引路的老师。没有他们的教导，我怎么会有今天的成就呢？
我出生于浙江省平阳县北港山区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就参加割草、喂猪、放牛等辅助劳动。10岁那年，我父亲借了几块钱，送我到离家一百多里的平阳县唯一的一所小学当了插班生。
平阳县的语言很复杂，北港山区讲的是闽南话，而县城讲的却是温州方言。当时我连学话都来不及，书当然念不好，小孩子又好玩，第一学期结束，我的成绩全班倒数第一名。
第二年，我的家乡北港开办了一所小学，我便到那里继续念书。虽然这里不像县城语言复杂难懂，但是上学的大多数是富家子弟，我常受到欺侮和歧视。有一次，我写了一篇作文，其中有两句比较好的语句，有个教师竟怀疑不是我写的，在作文本上批了个“差”字。对此，我十分反感，以不听课的方式，对抗这位老师的蛮横无理。结果，这学年我又一次得到倒数第一名，差点不及格。
新学年开始了。新来的陈玉峰老师是一位正直可亲的读书人，他从不歧视穷人家的孩子。不久，陈老师发现我比较沉默寡言，就主动接近我，对我说：“你是聪明的学生，你家穷，父亲宁愿让全家吃杂粮，却把大米省下来，送你上学念书；而你读书却无精打采，这对得起你父亲吗？”
我听了马上说：读书，读书，有什么用？文章做得好，还说不是我做的。查清楚了，还给我批“差”字，这不是存心在刁难我吗？
“不！文章好坏，不是哪位老师可以决定的。”陈老师对我的想法进行开导：“个人的前途，要靠自己去争取，我看你的资质不差，只要好好努力，一定会成为有用之材……”陈老师的话，讲到我的心坎上。我想，是啊，怄气有什么用，这对得起老师，对得起父母吗？从这以后，我开始集中心思学习。这学年结束时，我竟获得全班第一名。以后每次考试，我都名列前茅。至今想起这件事，我仍非常感激陈玉峰老师，是他耐心的教导，使我走上好学的长途。
1915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设立在温州的浙江省第十中学。就在上二年级时，学校聘请了一位姓杨的老师。他教我们数学。数学一向比较枯燥乏味，但杨老师的数学课却非常吸引人。他是从日本留学回国的，带回不少科学杂志。常常教我们阅读这里的数学知识和习题。特别是那些有意思的习题，把我吸引住了。我开始对数学发生兴趣，把过去读文史书籍的时间，几乎都用来钻研数学了。幸而我以前曾刻苦学习语文，对语文有坚实基础，所以这时可充分腾出时间来钻研数学。
有一天，杨老师找我谈话：“你的作文写得好，文史知识也很丰富。可是，我们的国家现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谈那些古老的历史、文学就能救国吗？”杨老师直截了当地宣传“科学救国”的道理。在上课的时候，杨老师谈到我们中华民族受到列强凌辱的历史，就激起我学好数学的强烈欲望。我终于向杨老师表示：“我想多学点数学，请多加指教。”老师满腔热情地接受我的要求，只要我去找他，他总是尽力地给我以帮助。我不管酷暑严冬，还是霜晨晓月，都抓紧时间读书、思考、解题，演算，在数学上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为了证明三角形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这一定理，我采用大同小异的二十种方法，并写成一份论文，被送到当时浙江省的一个学生作业展览会展出。
由于我在这方面学习崭露头角，引起了中学洪颜远校长的关注。当时洪校长兼教平面几何，看到我勤奋学习，常在自修时看我的作业本，每看一道题，就露出一丝笑容，有时频频点头。
有一天，洪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又讲了一些鼓励的话，便告诉我说：
“我要调离学校，到教育部去工作。你毕业后可到日本学习，我一定帮助你。”
那年中学毕业，我想起洪校长的嘱咐，便写信告诉洪校长。不久，我就收到二百块银元。我捧着白花花的银元，激动地流下热泪。洪校长不仅在数学方面引导我走上成才之路，而且从经济上给了我及时的资助。我非常感谢，因为这是我一生事业的转折点。
1917年秋天，我乘上日本海轮，从上海驶往日本。洪校长又寄来临别赠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要为中华富强而奋发读书。”短短的几句话，我却铭刻在心，并且一直鼓励我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尽力。
在日本留学期间，我又接触东京帝国大学数学系着名几何学家洼田忠彦教授，他是我数学论文的指导老师。
洼田教授对我要求非常严格，每周检查一次，要我汇报学习情况、存在问题和对问题的想法。这种指导方法，对我独立思考、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有一次，我有一道解析几何难题解不出来，去向洼田先生求教。教授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说：
“你去查查沙尔门·菲德拉的《解析几何》吧。”这本书有厚厚的三大本，近两千页。回来一看，暗想：这书何年何月才能读懂念完呢？我一面埋怨老师不具体指导，一面不得不硬着头皮啃。等啃完这套书，我对洼田教授充满了无比感激之情。因为这套书不但解决了我的具体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使我掌握了终生有用的基础知识。
时间过去六七十年了，但老师的教导，我仍念念不忘。在旧中国，我受到“科学救国”的影响，也很想为国家尽力，但那是不可能的，政府腐败无能，有科学也难救国。今天，党为我们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向现代化科学进军，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加促社会主义建设，已是十分紧迫的事了。老师教给我们知识和技能，就应该为四化建设多做贡献。我们要热爱老师，尊敬老师。当了老师，就要自重自爱，更加关心年青一代学生，使他们尽快成为栋梁之才，这也是新一代教师的历史使命。
所有为我的成长、进步付出辛勤劳动的老师，我都永远怀念他们。
1986年10月
学习的人常有四种失误，教学的人必须明白。人在学习时，有的失误于贪多，有的失误于偏科，有的失误于见异而迁，有的失误于停滞不前。
我的几个先生
巴金
我接到了你的信函，这的确是意外的，然而它使我更高兴。不过要请你原谅我，我失掉了你的通信地址，没法直接寄信给你，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回答你几句，我相信你能够看见它们。
那天我站在开明书店的货摊旁边翻看刚出版的《中流》半月刊创刊号，你走过来问我一两件事，你的话很短，但是那急促而颤抖的声音却达到了我的心的深处。我和你谈了几句话，我买了一本《中流》，你也买了一本。我看见你到柜上去付钱，我又看见你匆匆地走出书店，我的眼前还现着你的诚恳的面貌。我后来才想起我忘记问你的姓名，我又因为这件事情而懊恼了。
第二天意外地来了你的信，你一开头就提起《我的幼年》这篇文章，你说了一些令人感动的话。朋友，我将怎样回答你呢？我的话对你能够有什么帮助呢？我的一番话并不能够解除谁的苦闷；我的一封信也不能够给谁带来光明。我不能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因为我是一个平凡到极点的人。
朋友，相信我，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能够给你指出一条明确的路，叫你马上去交出生命。你当然明白我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你当然知道我们说一句什么样的话，或者做一件什么样的事，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要交出生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困难却在如何使这生命像落红一样化着春泥，还可以培养花树，使来春再开出灿烂的花朵。这一切你一定比我更明白。路是有的，到光明去的路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不过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光明，那就是问题了。这一点你一定也很清楚。路你自己也会找到。这些都用不着我来告诉你。但是对于你的来信我觉得我仍然应该写几句回答的话。你谈起我的幼年，你以为你比从前更了解我，你说我说出了你很久就想说而未说出的话，你告诉我你读我的《家》读了一通夜，你在书里见到你自己的面影——你说了那许多话。你现在完全知道我是在怎样的环境里长成的了。你的环境和我的差不多，所以你容易了解我。
我可以坦白地说，《我的幼年》是一篇真实的东西。然而它不是一篇完整的文章，它不过是一篇长的作品的第一段。我想写的事情太多了，而我的拙劣的笔却只许我写出这么一点点。我是那么仓促地把它结束了的。现在我应该利用给你写信的机会接着写下去。我要来对你谈谈关于我的先生的话，因为你在来信里隐约地问起“是些什么人把你教育成了这样的？”
在给香港朋友的信里，我说明了“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现在我应该接着来回答“是些什么人把我教育成了这样的”这个问题了。这些人不是在私塾里教我识字读书的教书先生，也不是在学校里授给我新知识的教员。我并没有受到他们的什么影响，所以我很快地忘记了他们。给了我较大影响的还是另外一些人，倘使没有他们，我也许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我已经说过使我认识“爱”字的是她。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母亲自己也处过不少的逆境。在大家庭里做媳妇，这苦处是不难想到的。但是母亲从不曾在我的眼前淌过泪，或者说过什么悲伤的话。她给我看见的永远是温和的、带着微笑的脸。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我们爱夜晚在花园上面天空中照耀的星群，我们爱春天在桃柳枝上鸣叫的小鸟，我们爱那从树梢洒到草地上面的月光，我们爱那使水面现出明亮珠子的太阳。我们爱一只猫，一只小鸟。我们爱一切的人。”这个爱字就是母亲教给我的。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
闲为我有这样的母亲，我才能够得到允许(而且有这样习惯)和仆人、轿夫们一起生活。我的第二个先生就是一个轿夫。
轿夫住在马房里，那里从前养过马，后来就专门住人。有三四间窄小的屋子。没有窗，是用竹篱笆隔成的，有一段缝隙，可以透进一点阳光，每间房里只能放一张床，还留一小块地方做过道。轿夫们白天在外面奔跑，晚上回来在破席上摆了烟盘，把身子缩成一堆，挨着鬼火似的灯光慢慢地烧烟泡。起初在马房里抽大烟的轿夫有好几个，后来渐斩地少了。公馆里的轿夫时常更换。新来的年轻人不抽烟，境遇较好的便到烟馆里去，只有那个年老瘦弱的老周还留在马房里。我喜欢这个人，我常常到马房里去，躺在他的烟灯旁边，听他讲种种的故事。他有一段虽是悲痛的却又是丰富的经历。他知道许多、许多的事情，他也走过不少的地方，接触过不少的人。他的老婆跟一个朋友跑了，他的儿子当兵死在战场上。他孤零零的活着，在这个公馆里他比谁更知道社会，而且受到这个社会不公平的待遇。他活着也只是痛苦地捱口子。但是他并不憎恨社会，他还保持着一个坚定的信仰：忠实地生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火要空心，人要忠心。”他这“忠心”并不是指奴隶般地服从主人。他的意思是忠实地依照自己的所信而活下去。他的话和我的母亲的话完全两样。他告诉我的都是些连我母亲也不知道的事情。他并不曾拿“爱”字教我。然而他在对我描绘了这个社会的黑暗面，或者叙说了他自己的悲痛的经历以后，就说教似地劝告我：“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我一面听他这一类的话，一面看他的黑瘦的脸，陷落的眼睛和破衣服裹住的瘦得见骨的身体，我看见他用力从烟斗里挖出烧过两次的烟灰去拌新的烟膏，我心里一阵难受，但是以后禁不住想是什么力量使他到了这样的境地还说出这种话来！
马房里还有一个天井，跨过天井便是轿夫们的饭厅，也就是他们的厨房。那里有两个柴灶。他们做饭的时候，我常常跑去帮忙他们烧火。我坐在灶前一块石头上，不停地把干草或者柴放进灶孔里去。我起初不会烧火，看看要把火弄灭了，老周便把我拉开，他用火钳在灶孔里弄几下，火就熊熊地燃了起来。他放下火钳得意地对我说：“你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的确，我到今天还记得这样的话。
我从这个先生那里略略知道了一点社会情况。他使我知道在家庭以外还有所谓社会，而且他还传给我他那种生活态度。日子一天一天像流星似地过去。我渐渐地长大起来。我的脚终于跨出了家庭的门限。我认识了一些朋友，我也有了新的经历，在这些朋友中间我找到了我的第三个先生。
我在一篇题作《家庭的环境》的回忆里，曾经提到对于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有帮助的两个人，那就是我的大哥和一个表哥。我跟表哥学过三年的英文；大哥买了不少的新书报，使我能够贪婪地读它们。但是我现在不把他们列在我的先生里面，因为我在这里说的是那些在生活态度上(不是知识上)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的人。
在《我的幼年》里，我叙说过我怎样认识那些青年朋友。这位先生就是那些人中间的一个。他是《半月》的一个编辑，我们举行会议时总有他在场；我们每天晚上在商场楼上半月报社办事的时候，他又是最热心的一个。他还是我在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同学，班次比我高。我刚进去不久，他就中途辍了学。他辍学的原因是要到裁缝店去当学徒。他的家境虽不宽裕，可是还有钱供他读书。但是他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说“劳动是神圣的事”。他为了使他的言行一致，毅然脱离了学生生活，真的跑到一家裁缝店规规距距地行了拜师礼，订了当徒弟的契约。每天他坐在裁缝铺里勤苦地学着做衣服，傍晚下工后才到报社来服务。他是一个近视眼，又是初学手艺，所以每晚他到报社来的时候，手指上密密麻麻地满是针眼。他自己倒高兴，毫不在乎地带着笑容向我们叙述他这一天的有趣的经历。我们不由得暗暗地佩服他。他不但这样，同时还实行素食。我们并不赞成他的这种苦行，但是他实行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却使我们齐声赞美。
他还做过一件使我们十分感动的事，我曾把它写进了我的小说《家》。事情是这样的：他是《半月》的四个创办人之一，他担负大部分的经费。刊物每期销一千册，收回的钱很少。同时我们又另外筹钱刊印别的小册子，他也得捐一笔钱。这两笔款子都是应当按期缴纳不能拖延的。他家里是姐姐管家，不许他“乱用”钱。他找不到钱就只好拿衣服去押当，或是当棉袍，或是当皮袍。他怕他姐姐知道这件事，他出去时总是把拿去当的衣服穿在身上，走进了当铺以后才脱下来。当了钱就拿去缴月捐。他常常这样办，所以他闹过热天穿棉袍的笑话，也有过冬天穿夹袍的事情。
我这个先生的牺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决心，以及他不顾一切毅然实行自己主张的勇气和毅力，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我第一次在他的身上看见了信仰所开放的花朵。他使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毅力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己牺牲”。我虽然到现在还不能够做到像他那样地“否定自己”，但是我的行为却始终受着这个影响的支配。
朋友，我把我的三个先生都简略地告诉你了。你现在大概可以明白是些什么人把我教育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吧。我自己相当高兴，我毕竟告诉了你一些事情，这封信不算是白白地写了。
1936年9月
如果想要教育感化百姓、营造良好的风俗，必须从教育入手！
黄侃先生的学术成就
陆宗达
黄季刚先生是我国近代着名的国学大师。他和他的老师章太炎曾被共称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称为“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他的名字是与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分不开的。但是，季刚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常常不易被现代的人准确理解，甚至40岁以下的中年语文工作者，有些已不太熟悉他的名字。这与他虽然从事几十年的语言文字学的教学工作，却很少有成形的着作这一点是有关系的。
季刚先生确实很少有成形的着作。现在刚刚重版的《黄侃论学杂着》和早些年出版的《文心雕龙札记》都仅仅是他早年在北大和武昌大学讲课的讲义。他去世后，南京中央大学《文艺丛刊》想印些他的遗着，但是找不到，便把他这部分讲义刊印了。这些都不是他的代表作，他的较成熟的着述都还没有来得及写出。在我亲随他学习的那些年月里，他常常告诫我，也告诫其他的学生，一定要把《说文》、《尔雅》、《广韵》等小学专着研深研熟，而且要把古代文献材料工作做好，50岁前不要忙着写书。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季刚先生博览群书，对中国古代近100种文献逐一钻研。他读书必动笔，从句读这一基本的工作作起，同时进行刊正、批注、评点和集中有关材料的工作。每本经他读过的书，都从头到尾充满了眉批、旁注和各种符号。这些都是他为以后系统着述所作的资料准备。但不幸的是，他在自己规定的写书年岁的前一年——也就是他49岁的那一年竟早亡了。因此，他不仅没有来得及把自己曾作出的一些结论(包括设想)系统反映在自己的着述中，就是有些已被人熟知的学术论点，很多也没有来得及完整、系统地作出见于文字的论证，只是靠教学中口耳相传被保留了下来。
季刚先生的学术成就不易被理解，也与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整理、介绍和普及的工作做得不够有关系。中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也就是文献语言学，是与经学、考据学等学问关系至为密切的。它作为阅读古代文献的工具，自然与古代文献的内容无法绝然分开。因此，在极“左”思潮侵入各个学术领域的时期，进行这方面的整理、介绍工作，极易蒙上“复古”、“借古讽今”、“宣传封建思想”……之嫌。就连高等院校中文系里，这方面的课程也被一度取消，更不要说范围较广的普及工作了。所以除了其中的音韵学由于抽象和概括的程度较大，近年来又在国外普通语音学的推动下进展较快以外，其他两个部分——文字学和训诂学，都处在进展迟缓和后继无人的情况下。不只是黄季刚先生，还有很多近代小学家的成就，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对发展现代语言科学有益并且在今天还有应用价值的遗产，也没有完整地被继承下来。现代科学的发展很多需要从古代继承有用的东西，因而很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部门，如中国古代史、各门类的科学史、考古学、中医学、地理学、古生物学……都存在着阅读古代文献的问题，需要借助文献语言学的帮助，同时现代语言科学的发展也需要从自己本民族的研究成果中接受资料、吸取经验、寻求方法和继承一切已被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结论。因此，文献语言学不但没有“终结”，而且还有很宽广的发展前途。今天纪念季刚先生，我想应当使文献语言学的整理、介绍、普及、应用工作得到推动。让它在祖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纪念黄季刚先生的时候，我想谈谈在跟从他学习的十几年里，对他的治学态度、治学方法和学术成就的一些体会。
季刚先生在他的那个时代所以成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是和他重视继承又不忘发展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他从来是尊重师说又不拘泥于师说的。他有两个老师，就是章太炎和刘师培。季刚先生在1905年游学日本。第二年，太炎先生也到了日本。于是，季刚先生就多次登门谒见太炎先生请业。有一次，太炎先生见到季刚先生一篇文章，十分赞赏，有心授业。所以，当季刚先生1907年归国省亲之前，太炎先生就对他说：“回国后，你可拜孙仲容(诒让)为师；如仍回日本，就从我学习吧！”季刚先生当时就决定跟从太炎先生，当天就备礼叩头拜师。由国内二次去日本后，便亲从太炎先生学习，追随至密。他与太炎先生师生之谊极笃，当太炎先生因革命活动被软禁在北京钱粮胡同时，季刚先生不惧危险，也搬了进去，两个人日夜读书论学，更加深了互相了解。章与黄的学术活动与革命活动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后世“章黄”并称。季刚先生的另一个老师刘师培，是他在太炎先生家认识的。有一次季刚先生去刘师培家，见他正与一位北大学生对话，刘先生对学生提出的问题多所支吾。学生离去后，季刚先生便问他为什么不认真回答问题。刘先生说：“他不是可教的学生。”随后，他便感叹“四世传经，不意及身而折”，深表遗憾。季刚先生说：“你想收什么样的学生呢？”刘先生抚着他的肩膀说：“像你这样足矣！”季刚先生并不以此为戏言，第二天果真正式拜师，登门受业。当时很多人都很奇怪：黄比刘年龄只小一年零三个月，在学界也是齐名的，甚至不少人认为在“小学”上黄甚于刘。但季刚先生却常说他受益于刘先生颇多。在他为刘先生写的祭文中，也有过“夙好文字，经术诚疏，自值夫子，始辨津涂”的话语。从文献阅读的角度说，小学是经学的工具；而从语言文学研究的角度讲，经学又是小学的材料。
季刚先生如此重视经学，是很有道理的。
季刚先生对章、刘二位老师都是十分钦佩、恭敬的。但他并不是亦步亦趋地完全模仿老师，而是追随着科学的新发展前进的。比如，太炎先生在治文字学时是不信金文、甲骨的。他在《理惑篇》里曾公开阐明过这一观点。但季刚先生却积极研究金文甲骨，主张以《说文》为纽带来研究金文甲骨，也主张用甲骨钟鼎来驳正《说文》。1932年6月，他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治文字学的方法时说：
所言治文字学，私意宜分三期，一即古籀文，下至唐世所云文字学，二则宋世薛、吕、欧、赵、洪、三王、张之书；三乃近代钟鼎甲骨之学耳。
又在给徐行可的信中说：
近日闲居深念，平生虽好评书，而于数百年所出之古文字所见未宏。夫山川鼎彝，流长所信。今不信其所信，徒执木版传刻之篆书，以为足以羽翼《说文，》抑何隘耶……流长之书，岂非要籍，枣木传刻，盖已失真。是用勤探全石之书，翼获壤流之助。近世洹上发得古黾，断缺之余，亦有环宝，惜搜寻未遍，难以详言。徜于此追索变易之情。以正谬悠之说，实所愿也。
在季刚先生批注过的《说文》上，几乎每页都有金文甲骨对照《说文》之处。这使他的《说文》之学创出了新路，有了前人所不能有的成就。(近代研究文字学的学者，大多以为季刚先生“不以甲骨文为然”，实属误解)又比如，太炎先生的《文始》是一部汉字字源学(也称名源学)的创始之作。这部书对从汉代就被注意的“音近义通。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和证实，对清代以来广泛运用的“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进行了理论的解释。从季刚先生的《国故论衡赞》和《小学略说》中可以看出，《文始》是他建议太炎先生作的，太炎先生在《题梦谒母坟图记之后》一文(载日本出版的《林》第二册)中曾说季刚先生“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文始》即是一例。但季刚先生对《文始》一书并不全然赞同，对其中的不少条都从声或义上进行了反驳，并在《文始》的基础上提出过探求汉字字源的更为精密的方法。
季刚先生对师说的态度是既吸取又发展的，对其他人的学术成就也都乐于吸取，绝没有什么门户之见。1927年冬天，他从沈阳回到北京，当晚就让他儿子陪着到我家中，十分兴奋地对我说：“我在东北见到曾运乾先生，与他深谈两夜。他考定的古声纽中‘喻’纽四等古归‘定’纽，‘喻’纽三等古归‘匣’纽，这是很正确的。我的‘十九纽’说应当吸收这一点。”他也曾告诉过我，他的古音二十八部是综合乾嘉各派之说而立的，并无自己的发明。而他的古声十九纽则是本邹汉勋《五韵论》之说。(邹在《五韵论》中列出十九纽的证明若干条，可惜只有题目，正文佚遗)
季刚先生善于从各方面吸取新东西，同时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充实、改正。他虽已成为一位国学大师。却时时从最基础的工作上留意，甚至一个小小的句读，只要一经发现失误，总是立即纠正。比如，1932年元月，他在给我的信上说：
侃所点书，句读颇有误处，望随时改正。即如《洛诰》：“今王既命(逗)曰(逗)记功(句)宗以功(逗)作元犯(句)”此在丛刊本《尚书》断句尚不误，而侃前竟误读以“记功宗”为句，虽有所本，然不合于注疏也。
唯其有了这样的治学态度，他才能广为继承前人，博于吸取时人，不断订正自己，从而集其大成，并谋取发展。
季刚先生在治学方法上最大的特点是坚持从客观材料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空谈。这也是中国传统语言学一贯的优良学风。他在世时曾对我多次强调，搞小学一定要有深厚的文献语言作基础。只有材料精确、完整，结论才有正确的可能。所以，他阅读文献资料一定从第一个字研究到最后一个字，绝不中途而止。他最反对那种翻上一部分材料就忙于作结论、写文章的作风，也最反对那种他称之为“煞书头”的读书方法，他虽然不忙于写书，但为写书而作的资料工作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的。他生活虽很洒脱，读书却十分勤苦。在我和他相处的那些日子里，他常与我用闲谈的方式论学，大半都在夜间十一二点后，我才离去。第二天早上，我准时八点前去，他的桌上已有厚厚的几卷全部细细地批点过了。我总觉得他晚上是不睡觉的。如今他留下的许多书上，都记着自己的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意见。这些书经武汉大学黄焯教授整理了一部分。只是在那些书上有一部分符号，是准备将来着书时集中材料而用的，因而未加说明，现在整理要花很大的工夫了。
季刚先生对古汉语文献材料的熟悉、精通是惊人的。从“九经”、“三传”等大量的材料出发，他作出了不少科学的结论。虽然在他的时代，语言文字学的方法尚未臻于现代化，是很笨重的，他的一些设想并未全部在当时得到证明。但是后代科学研究所证实了的东西，又进一步说明季刚先生从第一手材料中得出的设想有相当的可靠性。这里我想起一件事情。1928年夏天，我在南京季刚先生家里讨论古韵分部。他对我说：“我的古韵二十八部仅仅是综合乾嘉古韵学家之说，不是我的发明。我自己对古韵部分倒有一个没想，就是‘覃’、‘添’、‘合’、‘帖’四部应当离析为‘覃’、‘谈’、‘添’：‘合’、‘盍’、‘帖’六部。可惜这些部字数太少，用《诗经》押韵无法证明。希望将来能有新的方法证明它。”时隔几十年，俞敏教授用汉藏比较和梵汉对音的方法，
确实证明了闭口韵可析为六部，与季刚先生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件事使我感到占有第一手材料和运用科学的方法两者结合的重要性。缺乏第一手材料，靠着字典和搜寻几个零星的例句来作学问，势必发空论，作科学八股，甚至导致结论的失误；而没有科学的方法，很多设想虽因来自客观材料而比较可靠，却难以上升到理性认识，难以得到有说服力的证明。
季刚先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的文思敏捷过人，凡领教过的都为之惊愕。我在这里举几件事情。记得有一次，有人请他写一篇碑文，约好五天来取，他却到第四天尚未动笔。直到第五天，取文的人来了，他才研墨铺纸，吩咐为他打格。格打好了，他提笔一挥，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写到最后一格，一字不差。还有一次，中国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映璜拿来一幅扇面，请季刚先生赐一首诗。当时他的长子黄念华因肺病刚刚去世，自己又在师范大学受到排挤，时有所感，挥笔成韵，一气呵成五言排律一首，又是刚好写到扇面最后止笔。这首诗我至今还记得：
故里成荒楚，微生任转蓬。
无心来冀北，何意适辽东。
豺构王犹叹，麟伤孔亦穷。
望思新恨结，行迈旧忧重。
身世黄尘内，关山夕照中。
青山萦旅梦，华发对西风。
哭彼唐生拙，遥怜赵至工。
雄心如未戢，且复问昭融。
又有一次，他的一位老学生到南方看望他，季刚先生很想留他多住几天，便应允为他亲笔批点一部《文选》。书买来后，季刚先生每晚详批，同时让侄儿黄焯往另一部书上过录。20天后，他竟把这么大的一部《文选》批点完了。后来黄焯先生告诉我：
“不知先叔怎么会那么快，我抄录都赶不上他的速度。”季刚先生的才华加上他的勤勉，恐怕是他多所成就的内在原因了。我因此常想：比起季刚先生来，像我这样不敏之人，恐怕更应以勤补拙了。
黄季刚先生的学术成就很多，而且有他的特点：
第一，他在清人小学的基础上，对文字、音韵、训诂三个学术部门作了进一步的总结，使他们更系统化、理论化。他作出了古韵二十八部和古音十九纽的结论，指出了这些结论与等韵研究切合之处。古韵二十八部使阴阳二声之对转，阴入二声之收尾严密就范，十九纽则使古双声有了定则，都可以说是集古韵学之大成的。他在金文、甲骨文对照下，对《说文》所记载的形、音、义统一的文字系统作了驳正和更深入的研究，使这个文献语言学的名着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他对《尔雅》的同义训释作了精密的分析，并进一步补充了章太炎首创的语源研究，还对古音假借现象作出了严格而适用的定则，使训诂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在文字、音韵、训诂上的各种结论都是互相联系的，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因而也是较为全面而有系统的。
第二，他对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是以训诂为中心的。文字和音韵只是他研究训诂的工具。词义的发展是语言发展的一个内在的主要推动力，词义也是文献语言学研究的落脚点；所以，以训诂为中心来带动其他两个部门的研究是抓住了要害的。季刚先生扩大了训诂研究的范围，把训沽学的原理科学化，并且准备形成一个从传统训诂学中总结出的系统的文献词义学。这部分工作虽然没有来得及完成，但从他所作的资料准备中，还可以看出他的学术见解和观点。
第三，季刚先生扩大了训诂研究的范围，不但在经学的基础上发展小学，而且在文学的基础上充实小学。他精研《文心雕龙》，熟知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他很早就专攻“选学”，对一部《文选》反复研读；他自己诗词歌赋无不精通，精心与随意之作都很不少。这就使得他的训诂学不但有经史着作为根底，而且有大量的文学语言作参考。他之所以能突破前人已成的结论，提出新的见解，走出新的路子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四，在这里，我们还不得不提到季刚先生在训诂实践上所作出的卓越成绩。他是一位卓有成效的训诂大师，作了很多疑难词义的探求和训释了作，使不少前人未能正确理解的字、词和篇章得到了解样，救活了不少极有价值的文、史资料。比如《奏弹刘整》一文前半段是当代的讼词，李善和五臣的《文选注》都未得解释，所以说是一篇历来无人读懂的文章。季刚先生却作出了详尽的训释。他由于博通经史，熟渎诸子，谙习诗词，又有一套系统的训诂方法，所以解决疑难问题的能力是惊人的。有一次，一位叫戴明扬的同学注释《嵇康集》，其中有“交赊相倾”一语，历来无人讲清。戴请教多人，都未得到解释，便让我引见他去请教季刚先生。季刚先生立即找出证据，说明“交赊”是六朝语，义即“远近”，戴明扬惊服而去。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曾在《制言》半月刊第五期上发表《致潘景正先生函》，其中谈到向季刚先生质疑一事说：
……谈次，幸次郎辄质之曰：“《毂粱释文》两云‘释旧作某’，何谓也？”公即应之曰：“此宋时校者之词，非陆本文。释旧作某者，《释文》旧本作某云尔。”幸次郎蓄此疑有年，问元北士，皆未之省。得此公解乃可涣然。于此弥益叹服，即有从游之志。第以瓜期已促，弗克如愿。
吉川幸次郎于今年4月故去，生前一直为季刚先生亡故而未能拜之为师十分悲痛遗憾。季刚先生所以驰名中外，在学术上有极高的威望，是与他能够运用自己的学问解决诸多疑难问题分不开的。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是不足信的。季刚先生训诂实践的成功，本身就证明了他的训诂理论和方法的可贵价值。
季刚先生的学术成就很多。自然在他那个时代，以他个人的学术能力来说，也必然有一定的局限。但是，作为近代文献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功绩却是不可磨灭的。
叶圣陶先生在北京市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搞语言学要中西结合”的问题，是提得很中肯的。今后，语言科学的发展既要注意吸收外国的研究成果，也要重视继承本国的优秀遗产。今天纪念黄季刚先生，我特别提到我国的传统语言文字学，也就是文献语言学，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重视它、介绍它。整理它、发展它。作为季刚先生的学生，我更要学习季刚先生缜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重视客观材料的科学方法，为发展我国的语言文字学和促进我国的语文教育多做一点事情。
教育是最大的仁义；学习能使人的知识丰富。仁义的事，没有比给他人带来利益更大的，给他人利益没有比教育更大的；所得知识没有比成就自身更重要的，成就自身没有比学习更重要的。
我所认识的几位先生
楼适夷
任先生
开始坐镇我们东自修室的是任先生，也就是写信向我探问蒙铁的任昌忻同志的祖父，我的学校的老校长，他那时还不到三十岁，已是一位严肃的老先生。清瘦的脸上架一副铜丝边近视眼镜，灰布长袍黑布马褂，一面照料我们自修，一面自己捧一本线装书，同样在用功。他严肃可是和善，一个特点是两手指甲养得很长，手掌特别发红。这种手叫朱砂手，打起人来特痛，可他从不打人。有的老师因为我闹，用戒尺打过我的手心，痛得火烧火辣，小手心发肿，但任先生没打过我。
他教国文、修身，教低班，也教高班，是我真正的开蒙老师。有一天在自修室里，他叫我站在他身边，教了我一首唐诗，骆宾王五岁的处女作：“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是我读到的第一首唐诗。我一念就能背，放学回家便念给祖母和母亲听了。后来我一辈子爱上骆宾王，特别是念到他讨武则天的檄文。七十年代最后在干校管图书，还特地抄了一本骆宾王的诗，而想起任先生教我的第一首。
因为朱家两位校董燕生(七先生)，鄂生(九先生)天天来校，他们不上课，也巡视我们的学习，还有一位八先生(湘生)，他来得少些，听说家里作大股东开的酱园、木行归他管。七先生很严，学生见了害怕，九先生总是笑嘻嘻的，翻翻我们的作业本。大家以为他们有一个准是校长，后来才知道，校长就是任先生。不过他和别的教师一样，一天要上几堂课，从不对人发号施令，大家当他只是一个老师了。他讲课顶认真，反复讲读，指定一个学生要他回答问题，或是背一段书。这教法使学生人人自惕，恐怕点上名回答不出来，便养成专心听课的习惯。
他很少疾言厉色，说话和和气气，却使学生见了又害怕，又亲切。记得出过那样一件事，我已经是高小了，同学中有一个叫许志铨，是绍兴人，父亲是一个大胖子，有许多用脚划桨的小乌篷船，在多水道的家乡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大家叫它脚划船，划船的全是绍兴人，他父亲当然也是从绍兴迁来的。自己不动手，船都租给伙计去做买卖，由他收取一定的租费。像《骆驼祥子》中的老丈人一般。生活是富裕的。这志铨有特别的爱好，常从街头的小书摊买来小本有光纸石印的小说书，偷偷掩盖在课本底下，连上课时也迷在里面。什么《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彭公案》、《施公案》全有。自然地传染了我们，特别是武侠小说，仙道、剑客。记得看《七剑十三侠》、《五鼠闹东京》，读到白玉堂误陷铜网阵，还掉下了眼泪，硬说这书没完，一定还有续集，写白玉堂死里逃生的。
同学们武侠迷发展到行动的实践。我们经常在后院树上吊一只沙包，用小拳头打沙包，练习武功。特别钦佩有道术的剑仙，口吐一道白光，能叫人头落地，披发仗剑，口吐真言，喝声道：“疾！”顿时天昏地黑，飞沙走石，看敌军败阵而逃。于是大家都有一个小葫芦，装满黄沙，喝声道“疾！”向对方喷出一道砂子，说不定迷了对方的眼睛。
这玩意儿还不算危险，更糟糕的学起飞檐走壁来了。后院正楼两厢，一座楼厅是够高的，三边朱漆雕花窗棂，窗外屋檐通着栈道似的檐道，大概是供工人油漆打扫用的，我们就走檐道练功，要是站在院子里向上望去，已成险峰，偏还有大胆同学，从正楼窗角架上一条长跳板，直达偏楼的檐道，成了一座天桥，居然走起天桥来了，要是腿儿一软，直摔到石砌的院场，保证会跌得粉身碎骨。几个人挨次比赛，把旁观者骇得毛骨悚然。这天后院正门是开着的，这壮举便落在顺便经过的任先生眼里，他不出面干涉，悄悄躲在一旁，把自己隐蔽起来，不让同学发现，直到那位同学平安度过天桥，他才突然露面，严厉申斥，这样危险的游戏，是绝对不允许的，立刻叫大家把跳板拆了，他声明他早已望见，没有立刻出面禁止，是怕桥上的人，发现老师，心里一惊就会摔下来了，所以当场就回避了。任先生临危若定，是这样爱护学生的。
这件事留在我记忆里七十多年了，因从小叫惯任先生，竟记不起或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回是特地写信去问了他孙子，才知道他的名字叫任友曾。
任友曾先生是前清末科的秀才，在家乡颇有才名，而科举废止，他不能进一步再考举人，应朱氏实获小学之聘，担任我们的校长，这学校虽系私立，规模不大，但教学质量较高。县立小学的毕业生，也有再到这儿来进修一二年才去上海、宁波考中学的，我自己从六岁至十四岁待了将近八年，不是留级，而是毕业了高小，又进修了一年才离校的。
我家族三房五个堂兄弟，几乎全在这儿上学，我父亲长年在外，对我的学业仍很关心。第一次收到我写的“父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的家书，喜得他一直藏在口袋里给人看，还特地买了四部有光纸石印小字线装的《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寄给我，还特地叮嘱，“《水浒传》先收藏起来别看！”这叮嘱得了反效果，我第一部读的竟然是《水浒》。父亲对任先生很敬重，每次回家，必首先拜访，问我的功课怎样，任先生，向我父亲做了总评：“人还有点聪明气，就是太贪玩，不爱用功。”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回想先生总评，第一句大概正符合“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而后两句实际评定了我的一生。任先生是我的老师和知己。
任先生，虽当了校长，可一生清贫，他家住离学校不远，我每次上学必经那条小巷，放学过年，照例上先生家拜年。他有女子八人，全靠一人的束修养育一大家人，显然是压得透不过气来的生活，后来失踪了的同学善祥，是他长子，高小还没毕业，就出门上汉口当学徒去了，当然为了减少一个食口。
我自出校门，离家去上海，再也不知道任先生的消息，直到八十多岁的今天，从他孙子的来信，才知道他于1930年已经呕血去世，享年55岁。我这辈子以写字读书为生，真正的第一个老师，不是那位擂鼓墙门收了父亲贽仪教过四句《三字经》的俞举人，而是这位贫病谢世的任先生。
我们家乡夸称“文献名邦”，末科秀才很多，我小时见过的，有的当米店伙计，有的提着一只篮筐叫卖“焦饼、油炸鬼”，都是秀才。像任先生这样，以书卷终身的，已经大不容易了。
老先生
我的第二位恩师，是沈九香沈老先生。那时我在校已经是文章满篇的高年生了。并不知道全县有数的名儒的名字，只知道我们的校董特别郑重地礼聘一位三山书院的老先生来教学，大家只叫老先生而不名。
老先生听说十五岁就考取了秀才，是末一科的举人，科举废除断了上进的道路，一辈子以教读为业。他年龄比谁都大，嘴上颏下留着长须，蓬松中开一个黑洞，是缺了几颗牙齿的大口，对顽皮捣蛋的我们大声吆喝：“啊……嘻！”大家连忙闷着脑袋窃笑。
校董对他特别优待，他起得迟，每天上午第一课都排不到他。他起来了，校役端了洗脸水到他屋里，然后独坐中厅会客室兼教师餐厅的独立金鸡的花梨木圆桌上首，吃他单独的早餐，一碗白米粥，两条油炸鬼，一个咸鸭蛋，这是别的教师不能享受的。
因为他上课老对我们“啊……嘻！”开始我们都不大喜欢他，同班同学朱振钧，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老胴头”，大家背着他就叫“老胴头”。
我们这个小学，除按照新学制规定的课程，外加一门读经。老先生来的时候，我们已读完了《论语》。我们对“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都没有什么反感。老先生一来就开始讲《孟子》，第一课就是“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我们听到有腔有调念出这“叟”字，都偷偷地笑了起来，这叟不正是这位老先生了。特别不喜欢孟子的“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讨厌他老是爱和人顶杠，还骂人：“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子为我，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开口就骂人禽兽，太没有道理了。他还教我们宋儒吕祖谦的《东莱博议》，是专门驳斥左丘明的《国语》的，反正是跟人唱反调，不使我们欢喜。
但他念古文的声调却把我们迷住了。开头他一念，我们就忍不住笑，慢慢地，体会到高低轻重，抑扬顿挫与内容密切结合的变化，感染到文章的所谓“气势”，而发生了美感。我们每月两次作文课业，很快地有了进步。从此不仅仅做“人生于世……”的新八股，而且能用满格的红卷子写出自己的意思来了。
记得校董家的一位姓张的亲戚，在乡下遭了盗劫，把家搬进城里，九先生陪他来参观学校，忽然发生奇兴，由他主持来了一次作文比赛，出的题目是《试述诸生之志》，头奖是十个铜子，却被我捞到了。我只记得内容：“为人臣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武将则执干戈以卫社稷，战死沙场，以马革裹尸……”那样的话，全都是从诸葛亮、马援那儿抄来的，居然得了这样的批语：“冠冕堂皇，袍笰登场，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老夫将拭目以俟之。”幸而这位老先生年龄大了，没见到我没出息的经历。
只是吹吹牛，骗到了每一笔稿费。
总之，那时学校和家庭的定评，我的功课正在上进。偏偏我姐姐从小得了羊痫疯，动不动突然厥倒，倒在地上口吐白沫，而我父亲是特别爱女孩的，为了给她治病，决定全家迁居上海，去时我在学校请了几天假，初次遨游了向往已久的洋场，然后由我舅父带我独自回乡，继续校课，而且成了寄宿生。寄宿生很少，就在西小院西厢的平房间，和留校的教师合住一起。他们大都是与朱家有点亲戚关系的乡下地主的子弟。受我父亲的重托，学校安排我住在东房南室，一室三床和老先生同房，正面是老先生的床。左右两床是我和同学叶宗泰，恰巧这叶宗泰是老先生的外甥，也是受到特殊待遇的。
我生平第一次离家，生活自理，只在周末到叔父家去，让叔母照顾我的冷暖，吃顿好的，换换内衣，可我还是爱上学校宿夜。寄宿生平时还有夜自修，黑漆漆的窗外，有时也有先生来巡视。可每天下午一放学，学生都走完了，教师们也有自己的事，整个天下就是我们的了。吃过晚饭，天色尚明，后院更成了我们大吵大闹的乐园。这儿两侧楼上全是藏书，霉天得搬到院里晒书，晒书时把外边木行的木材，搬几条细小的架上木板，到晚再把书搬回楼上。架就空留着。
于是木材就成了我们游戏工具，架在树桠权上成了跷跷板，两个人一上一下地蹬起来。细木材经不起压力，咔嚓一响，断了一条。这可闯了祸了，明天发现查问起来怎么办。有人出主意将断木头塞进楼梯下的地板洞，再出去到广场偷一条相同的木材。这旅程不算近，还得过几个关口，不让校役和老师发现，偷窃居然顺利成功，就是不知道地板洞的断木，后来是否发现，还是永远烂在地下了。
当我们干这鸡鸣狗盗的行为时，老先生一个却在宿舍里点了一支红烛，在审批我们的作业，他一边用朱笔改动我们的文稿，一边用挂在大襟扣子上的小玳瑁梳子梳理着胡子。我们出了一身大汗，一点不敢作声轻轻脱衣上床。他用一套三叠不及一尺高的小屏风，三面遮住了烛光，免得妨碍我们的睡眠，继续批改我们的作文。我们一觉睡到天亮，是起床的时候了，便坐起来穿衣服，撩开帐子，临窗的书桌上，红烛依然点着，老先生的朱笔，仍在继续的工作。
“老先生，你为什么还不睡觉呀？”
“这，这就完了，这就完了。”
原来为了我们高年级的一堂作文课，他整整地熬了一个通宵。
那回坐镇我们自修室的正是老先生，他给我发还作业本，并不在桌上一放，让学生自己领去，而是一个个地把我们叫到身边，把你的本儿打开来，指着朱笔修改的行格，一句一行的向你说明。为什么这句用错了，这个字要那样改动，为什么这儿前后句，画上勾勒，颠倒过来，语气便顺了。然后说明他的总评，指出哪点有了进步，哪点上次已经指出，这回又犯了老病，下次必须改正，最后批了一个行书的“然”字，是他的阿拉伯数字：85分。
正是这位老先生，给一辈了以文字为生涯的我，打定了最初的基础。我不用功，读书最是粗心大意，到今天仍写错别字，让人指摘。可从小爱上了书，直到无书不读，在暑假里，室内石板地上摊一张草席，津津有味地读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国小说，和这位老先生的教育是分不开的。我读完高小，又在学校进修了一年，一直到离开学校，还是爱舞文弄墨，这兴趣也是老先生感染了我的。
后来我去上海当学徒，回家探亲，上学校拜访老师，老先生已经回家养老去了。不久，知道他无疾而终，说他一辈子没害过病，生活挺有规律，在家里也一样，那天还高高兴兴和一家人共进午餐，独自回房午休。为什么今天到时候还不起床呢，媳妇进房探望，他已经一瞑不醒，安然地享受了真正的安乐死。
努力学习而不感到满足，教导别人而不感到疲倦。
龚先生
楼适夷
老师在自修室的坐镇，使我们在下课以后的自由仍受一定的限制，同时作为老师也增加了教课以外的业务负担。但他的最大的好处是增加了学生们与老师的亲近，每学期开学后，自修室总有变动，坐镇自修室的老师也变了。
现在我记得印象较深的是龚先生，老师中年纪较轻的，可能师范毕业就来我们学校了，不过教龄也不短了。他是家乡北部近海的小路头人，说话硬声硬气，有一股海头味。留着长发是正中分开的，经常一件鼻烟色的小溪呢袍子，个儿瘦小，教我们算术课和音乐课。
我们那时用一本厚厚的有光纸线装的《笔算数学》，什么开方、乘方呀，常闹得我蒙头转向，我别的功课不怕，怕的就是这一门。但他兼教音乐，其实只是唱歌，却引起了许多同学的兴趣。在后院两侧那个小课堂，就是各班的音乐室，有一架风琴。虽然我五音不全但跟大家齐声唱，滥竽充数，我还是喜欢大声唱歌的。
男儿志在四方，“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就是龚先生教的歌，现在回想，这首歌影响了我的一生。
龚先生在自修室自顾写作，不大管我们，他编了本《乡土地理》，因为他也担任高年级的地理科，这自编的讲义，记述我们这个县的乡区方位，山脉河流，民情风俗，乡土物产。一个小孩成长在一个小县城里要全面了解自己所处的地理环境，也没有那么多实践的机会，别说环游世界，走遍中国，就是把自己出生的那个小县，各乡各区，都小小走遍的，除了特殊职业者，又有几人呢？多少年后，抗日战争的后期，我才有机会几次穿行家乡南山北海的土地，还记起了龚先生的那门功课。
龚先生在自修室上首的桌上，望望我们，我们都是高年级了，放下书本，自由谈话，他不大干涉。天冷了，外边刮风，我们叫冷了，龚先生就批评：“小伙子嘛，身上有三斗三升火，怕什么冷。”
不怕冷的同学是有的，坐在我前面书桌上的朱振钧，他整个冬天不穿棉裤，两条单裤就过冬了。他精瘦，但身子骨结实。也不是穷，而是家庭教育的锻炼。他父亲好似在肖山什么地方当厂长，又像一个教育家，听他做过青年修养的演讲，叫朱嘉琳(？)，三个孩子，大的洪钧，号伯银，比我们高一二班，按照读来的武侠小说，我们叫他洪钧老子。同班的叫振钧，号金声。后来看社戏，舞台背景左右两道“出将”“入相”的绣花门帘，各写上“金声”“玉振”的门额，他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这金声，功课好，数学精，说话不多，一说就打在人家点子上，很厉害。我们算是要好的同学。上学、下学，有时见他母亲站在门口正盼儿子回家。下面还有一个小弟弟，不知什么钧，叫铁珊，还没有上学。后来振钧不知哪里上中学，又考上南京的东南大学，去美国留学。听说到四十岁还未结婚，回家总跟母亲睡一个房，四十岁后在美国与一华侨富女结婚，成了什么物理学博士。中美复交后，不断有华裔学者回国，我在报上留意着，总没有发现他的名字，不知后来怎么样了。
再讲老师龚先生，他一个人留校住宿，到寒暑假才返乡探亲，还带了一个侄子来校，寄宿随读，恰巧是我寄宿时代的玩伴，玩得可够凶的，一张嘴很脏，满口都是粗话，当时大家都没有这方面知识，可多少已有向往之心。我记得他一句口头话叫“王廾”，王廾两个上下拼在一起，就是“弄”字。这“弄”字是一个动词，在家乡话中，用处很大，什么动作都用得上，好比现在我们惯用的“搞”字，当然也包括到异性之间的事，于是引起小同学们大大的兴趣，一说“王升”就想到那里去了。而这位海头小伙子，一天到晚是“王什”“王廾”的。
这些全是插话，别了学校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龚先生的消息了。虽然他那里是我一位嫂子的老家，后来我跟着部队行军，也到过他的故乡，可只有他在校的印象，深深留在今天的记忆里。默默无闻的旧时乡间的知识分子呀！
忘不了的人们
小学时代的记忆愈想愈多，多得我的读者，可能不想再读下去，对不起得很，让我再讲一二位忘不了的老师和同学，早点结束这段漫长的回忆。
沈绍年先生是老先生沈九香的侄辈，教我们数学和体操，他带领我们到后大院操场上，自己就像一只猴子，纵力一跃就两手攀上了树桠杈，在我们这没有体育设备的操场给我们做示范。为此他好像也不过比我们大一点的小伙子，可是他凶。我们学校老师要打手心的，我记得被他打过一次。不知怎么的，我在大课堂的课桌空行里穿行过去，一只手闲着，就顺便一个个摸摸别的小朋友的脑袋玩玩。他远远坐镇在上，看在眼里，便叫我去，叫我到旁边小自修室去拿一块戒尺来，这戒尺不到一尺长，方方的一条老梨花木条，我奉命取来交给他，不知他要派什么用途。这一下不得了，他叫我伸出那只摸过小朋友脑袋的手，在我的小掌心里狠狠打了五下。现在小学生虽苦，恐怕尝不到这味道了。他打得我火烧火辣的痛，掌心像馒头一样的红肿起来。我没哭只回到坐位上用另一只手拼命的摩擦痛处，摩得麻木了，痛也就减轻了。这天下课回家，我在母亲那里只是郁郁不乐，却没有诉说实情。一诉，我得挨骂，总之，是我太顽皮了。有一句话，叫“先生打，买仔打。”本来家长给学校缴了学费，是叫先生打手心的。他不怕孩子手痛，却不许我们用小刀子割小院大梧桐的树干。两株梧桐树直挺挺窜过院顶，不但落下桐子，是我们吃零嘴的佳品，用小刀在树干上割一道缝，过一夜就会长出闪亮的树胶，很好玩。这行动被他发现了，他问：“用小刀子割它，它痛不痛。”他还教我们英文课，原来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县里的教会办了一个小学，马上请他去当校长，我们的英语不是必修课，是凭志愿于下午上他当校长那学校去上课的。父亲在上海知道我们有英语课，来信叫必修，我也只得跟学英语的同学去上课。而一方面却竭力鼓捣，“这是一种南蛮夹鸟舌之音，我们堂堂中华民国人，学这干么？”于是我的英语没上进，与这位先生是有关系的。更奇怪的，他是一位基督教徒，我去上海当学徒，后来回家探亲，他就像朋友一般向我讨教上海的繁华景象，问我：“嫖过长三堂子没有？”我摇摇头：“没嫖过。”他奇怪了，“到了上海还有不去嫖堂子的。”可见他对上海最高的向往就是嫖堂子了。而他实际却是严肃的清教徒，一校的校长。
最后讲一位老师，比我们高年生大不了多少岁，刚从杭州师范出来，暂时留家乡短期担任了国文教师，他一来第一课给我们讲了韩愈的《送董绍南序》，全是选文，又讲了柳宗元的《永州八记》，使我们进入了经史之外的别一洞天，使我喜欢了他——本来因为他年纪太小而有点瞧不起的小先生。
这小先生叫杨井眉，后来他去上海汇划钱庄当了信房先生，就是专门司笔墨的，和我后来最要好的朋友应修人是同事，他们几个人五四以后发起办了读书会，小图书馆，发展到成了全国读者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他是最老发起人之一。可惜当我参加时，他已不在，而且听说他很年轻就去世了。
说不准，如果他还留着，我们会一起去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
老师中还有一位辛亥革命以前已经剪掉辫子的临时代课先生，是一位日本留学生。我们硬叫他在黑板上把片假名写出来给我们见识见识，并在我们的课本上各人请他用片假名拼上自己的名字。这样的书，抗战前，我回家还发现过一本。
1989年病中随记
做官的人学习了礼乐的道理就会爱人，普通百姓学习了礼乐的道理就会容易使唤。
范明枢先生
吴伯萧
像浴着晚秋的阳光，怀念范明枢先生，我心里浮起的是无限的温暖情味。
七十六岁了，人们称他为“七六抗战老人”。人，的确也该相当老了吧，记得二十前还是“五四”时代在曲阜师范当校长的时候，他的头发就已经斑白了，也蓄了短短的髭须。在作为一个学生的我底记忆里，他走路是微微耸着左肩，脚起脚落，身子也跟着轻轻摆动的。干净而稍稍陈旧的缎马褂，袖子很长很长。走路极缓慢，低着的头总仿佛时时在沉思。
那时候，学校的校长不带课，星期一虽有“朝会”(还不叫“纪念周”)，他也很少给我们讲话。只有当什么“名人”(曲阜是圣贤桑梓之地，年年总有人去浏览古迹)到学校参观的时候，他才出来介绍给大家讲演。每次讲的人讲完了，他上台作结论，记得无论讲演的人是康有为、梁启超……他的结论总是那样几句：
“……你们要好好地记住，不要只当一句话听！……”
他每天晚上查自习，总到得很晚很晚；在大家正以为“快下自习了，校长怕不来了吧？”刚要出去小便的时候，却往往在门口碰见的就是他，他很少说你，而喜欢跟到你的位子上看看你，这一看，会教人感到说不出的惭愧。——他查自习，惯例走了又像忘记了什么再突然回来。所以同学们要等他二次打了回头才敢说话吵闹。若是他一出门就真的走了，那么自习室就会一直紧张到摇睡铃。
在学校他老像很悠闲，有点老子无为而治的风度。经常忙的是领导同学们种菜，莳花，栽树。他亲自掘土，亲自浇水。造成了风气，学校里便处处是花畦，菜囿，成行的树木了。学校东北角二亩大的污水池，是他计划着在旁边掘了井，种了藕，养起鱼来的。水边的芦苇，四周的垂柳，再加上砖石筑就的两列矮墙，造成了清幽的园圃风光；同学们每天傍晚在那里游散谈心，常常忽略了铃声的催促，忘记了学习的疲惫，直到池边磨电机的马达响了，树丛里的灯光和天上的明月展开着优美的夜景。
先生态度是和蔼的，学生群里也从没见他发过脾气，摆过架子。
“杨先生教的不好是啵？我已经把他辞退了。我说：‘听说先生另有高就，那么下学期就请便吧，这地方实在太偏僻！’他还挽着袖子要同我打架呢。你看这样辞退他合适么？”
学期终了，他会随便抓住一个同学就这样谈起来。
可是他也有他的固执。——固执处令人想到方孝孺，只要主意拿定了，就一定要坚持到底。
他主张学孟子“养吾浩然之气”，主张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事事胸有成竹，却很少形于颜色，透露锋芒。不沽名，不钓誉，心安就好，人言无足轻重。……他是这样的一个人。
日子到了张宗昌当督办，山东人底头上就没有太阳了。那时先生不愿意在那位状元厅长(王寿彭)底下教学生读经，投壶，于是就辞了师范学校职务，回家去种田。他是常常喜欢说：“吾不如老农”那样的话的。一位继任校长，听说只焚烧先生任内图书馆藏的禁书，就烧开了澡堂里两锅洗澡水。也算“漪欤盛哉”吧。这继任校长不是别人，就是到1938年后马良汉奸政府底下当教育厅长的郝某。
1931年，先生在济南乡村师范当图书馆管理员。那是一月只四十块钱的差事，势利一点看，以他底身份是不值一千的；然而他干了，并且干得很有兴致。在那年双十节学校举行的庆祝大会上，他登台讲话，摘了帽子的头，那时几乎完全秃了，他却精神矍铄地提高了嗓音说：
“……民国这个招牌已挂了二十年了，我们没看到什么民主，却一下失去了这样七百万方里的大好河山。……我不老，你们更年轻，我们应当大家努力！”
那时正是“九·一八”后，一席话曾给了当时的学生很大兴奋，很多激励，有的人都感动得哭了。从那以后，人家就称他“老青年”。他老，那时已六十八岁了；他年轻，心像二十多岁的人那样活泼有生气。他常常从那些寒苦的学生身上，偷偷地学习些新的东西；学生喜欢看的书，他也跟着喜欢看。起初还疑惑着：“这些书有什么好处呢？”而他硬生生地钻研下去，慢慢地像豁然贯通了似的，在那些社会科学书里他发现了从来没听说过的真理，觉得津津有味了。学生开给他书目，他就照着购买，因此那学校所藏的图书成了进步青年们稀有的财富。四年后，我有机会到那个学校教学，还以一部分那些书籍(大部分被查抄了)继续了那学校的传统教育(那传统是优良的；凡受过济南乡师教育的学生，在抗战的洪流里大部分都成了巍然的柱石)。但，也是那些书籍，触着了反动势力的痛处，照到了“韩青天”政府底黑影，于是先生被捕了。
听说是三月梢头，一个春天的夜里，下弦月照着白鹤庄的校舍，照着校外的小河，和河边的新柳。乡村的月亮是很幽美的。忽然村里掀起了狗咬，咬得很厉害。接着是硼硼的敲门声，咯咯啰啰的说话声。先生的老朋友鞠思敏，那时的乡师校长，被叫了起来，全校的人也大半都被惊醒了；但被莫名的恐怖笼罩着，除了几句简单的对话，是怕人的寂静：
“图书馆住的是谁？”
“是一位快七十岁的老先生。”
就是他，老先生才更厉害。”
春天夜里还是很凉的，先生没穿好衣服就被绑了。连几个学生一起，集合在河边的操场上，他们当夜被运进了城里，押进了监狱。
“你不知道那些是赤化的书么？”
“不知道什么赤化，我看那些书说得很有道理，就愈看愈想看了。”
——审判的时候，有过这样的对话。
在狱里有人去看他，他说很舒服，坐它十年八年不要紧。反正。“人生七十古来稀”，也是该死的时候了。
——他劝学生们应该学史可法，而自比左光斗。那故事他是常常讲给人听的。说明朝万历年间，进士左光斗，因为排斥宦官，被魏忠贤借故下狱。他的学生史可法扮作拾粪人去看他，扶着铁栏杆只是啼哭。左光斗因为酷刑熬煎，面额焦烂得已不能辨认了；屈膝倚墙坐在地上，左膝以下皮肉都已脱落，眼睛也血肉模糊睁不开来，等他听见呜咽声音，用手指拨开眼眦，认清是史可法的时候，就很生气地摸起地上刑械来打史可法，严责他：“你看国家到了什么时候，你不知自励，为国尽忠，在这里哭些什么？哭死算得了什么英雄！不要管我，我也不稀罕你的探望，你能赤心保国，我就死可瞑目了……”就这一番话，才造成了史可法后来抵抗清兵，督师扬州的壮烈史迹。
结束那故事，先生往往说：“那时还只左光斗下狱呵，可是现在连史可法也被捕了。”
先生底学生是很多的，在山东也有些说话“有力”的人；大家联名保他出来，那已是他受了半年铁窗生活的时候了。出狱那天，他对接他的人说：“保我干什么呢？狱里生活我还没过够，这是大学，应该让我多学学，也好知道我到底犯了些什么罪过！……”
是的，他认为坐狱并不是耻辱，是光荣。他曾训诫他的儿子说：“看你多没出息，你连被捕一次也没有，你今辈子会有什么成就呢！”——那是他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儿子。三个大儿都是二十岁左右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死了的。一个学军事，一个学艺术，一个从事教育。都是他心爱的，然而都早死了。先生晚年，家境零落得很，三房寡妇儿媳，一个孙子，一个孙女而外，再说是那唯一的儿子了。孙子很聪明，很有志向。七岁的时候，看见人家开运动会跑长距离，他自己也瞒着祖父绕了操场跑圈了。往往累得满头大汗，见了人还偷偷的告诉：“不要给爷爷说。”
1936年春天，我和济南乡村师范的学生去爬泰山，曾在一个料峭的清晨去访问就住在泰山脚下的先生底家。没想到七点去叩门还是迟了。他的那个小孙女伶俐地答着我的问话：“爷爷六点钟就上山了。要找他就上山吧。”听了很令人惆怅，有“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感触。其实那时先生过的还不是什么隐逸生活，倒是一天跑到晚，很忙碌的。那时他正替冯焕章先生在山上办了十多处小学，他是每天都要山上山下巡视一趟的。
泰山归来的次日，先生底信就来了。是一纸明信片，上边谆谆地写着：
年来山居僻处，日与松石为伍，都市风物，已成故实；若有青年朋友，相与话中外消息，岂非一太快事？不意与贤契况道中相左，噫，何缘之悭耶！……吾近于忙里讨生活，颇感乐趣。人世魑魅，已不复置意。……
济南乡师吾旧游地也，荷塘稻田，菜圃茅屋，至今犹栩栩脑际。海棠院东南树下，为吾被捕处，贤契应亲往抚慰。问海棠树别来无恙不？办公室前之芍药牡丹，及杂花数种，皆吾自汝母校所亲手移植，今亦曾着花未？花畦甬路，亦吾手砌，贤契务善为修葺，勿使荒芜。……
那时我们已经八年不见了。读着那信，我有些鼻酸。不知是难过，还是欢喜。盖世事沧桑，正有无限的感慨啊！
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那年，也是春天，我因事路过泰安，又上山拜望先生一次。那时冯焕章已到南京去了，山上留下小学，烈士祠，苗圃果园数处，就都由先生经理主持。访谒先生是上崖下坡赶了几处小学才碰到的。远远地望见就招手，多少年没见，仿佛还认识。“××么？”叫着我当学生时的名字，只两个字就把我的眼泪唤出来了。不是悲哀，是喜悦。看着他精神的焕发，步履的稳健，声音的謦欬爽利，谈笑的宏亮开扩，握手的时候，我说：“老师愈老愈年轻了，比十五年前还健康！”谁能相信那时是七十三岁高龄的老人呢？作这耄耄的表证的只有那后脑勺上雪也似的白发，胡须短脞脞的，剪得修齐修齐。一袭灰布便装罩着像一个四十岁中年人的身子。
那时我正在海边一个学校里同另一群青年人作伴，平日也只怕有暮气，只怕意识精神落在了青年人底后边；及至见到了先生，才晓得自己还是个孩子，怕什么呢？听了他老人家临别时嘱咐的话：“人生是有味道的，要好好的干啊！……十五里下山的坎坷路，我完全是跳着走的。
抗战第四年开头了。我又已经四年不见先生了。抗战期中先生是一直留在家乡的。在敌人踏入了山东、陷落了泰安时候，我曾担心着先生底安全，挂虑着先生底健康；等看到远从故乡来的电讯，详细地描写着“七六抗战老人”当选为山东临时参议会议长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底担心和挂虑是多余的！听说在游击部队里他穿着土布军装完全像一名老兵。部队出发作战，他也一定要跟着。
“接火了，老先生还是回去吧。”
“不，让我来观战。”
枪声密了。机关枪格格格叫着，战斗激烈起来的时候，别人劝他：
“老先生请回吧，战斗很快就要结束了。”
“不，让我看着胜利的到来！”
就这样一种镇静的态度，一种从容自若的谈吐，像小孩子跟前的慈母一样，给了战士们以莫大的感染与鼓励。往往有他在跟前，便可以更快的解决战斗，更快的获得胜利——须知在生死场上，是七十六岁的白发老人啊！
战地里联络，鼓动，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百姓。他冲着敌人底封锁线走来走去，唤起了群众，团结了军队，人人喊他“老救星”。有时平稳的地方他和年轻人走在一起，人们怕他累着要替他雇一辆车子，他会很生气地说：
“你们想干什么？想把我挤出青年人的队伍么？”
别人正有些歉意的当儿，半天他又追加一句：
“这简直对我是一种侮辱！”
他爱青年，不是把青年只看做学生，而几乎是把青年看作先生。抗战初期，每次和年轻人一起开会，他都看成是一种学习，袖珍记事册里记着的就常是年轻人的意见。人们见他听人发言，那样细心，仿佛一个字都不舍得漏掉似的。有时一句话没听清楚，他往往在散会的时候，紧赶上那发言的人，谦逊地问道：“你刚才说的什么？能不能再讲一遍我听听？……”
为这一切，我深深地怀念着这“老当益壮”的人民底议长，范明枢先生。
人的性情有的不需要教育就自然好的，有的始终教育也不会好的。
我所知道的张大千
叶浅予
张大千是1949年离开祖国的，他离开的时候带走了他的很多收藏的画，其中石涛的画，有一百多件，还有宋、元、明、清的画。对于他的收藏品，台湾的评论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也就是说，他收藏的画可以比得上一个博物馆的收藏品，价值是无法计算的，但是他平时并没有钱，因为虽然张大千的画卖出时得钱不少，但他也花得厉害，大进大出。我们现在故宫里有几件作品是他卖给我们的，一幅很有名的是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还有五代董源的《潇湘图》，宋朝刘道士的《万壑松风图》。这三幅画是张大千在香港卖出，由我们国家文物局收购下来的。那时文物局局长是郑振铎。在这以前，郑振铎对张大千有看法，认为张大千在敦煌期间，对敦煌壁画有破坏，自从张大千把这三张画卖给我们后，郑振铎对我讲过，张大千还不错，这几张画本来他可以卖给外国人，价钱还可以更高，但是他愿意卖给我们，给自己的祖国。像这样一张画五十年代能卖好几万，现在就更是无价之宝了。
这几张画原来就是故宫里的，是溥仪离开北京时从故宫里带出去的。日本投降后，溥仪当了俘虏，这几幅画就从长春宫廷里流出来，到了古董市场上。北平的古董商人到沈阳收购来，转卖给张大千。张大千是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坐美国空军飞机到北平的，他知道北京发现了这些东西。他花了多少钱我不清楚，大概除了多少金条，还搭进去不少自己的画。我是1947年到北平艺专的，1948年他到北平来，徐悲鸿家里，他把“夜宴图”拿出来给我们看了。自从他得到这张画后，一直带在身边，还特别刻了个图章，叫《昵宴楼》。张大千到国外以后，除了这几张画卖给我们外，还陆续卖了一些画。因为他在国外开支很大。据说卖这几张画是因为在巴西买地盖庄园，预备在巴西定居，为筹集旅费需要钱的时候卖给我们的。这所庄园名叫“八德园”。
张大千离开祖国的时候，北平已经解放，四川还没解放，从四川他的学生那儿传来消息，说他老师要走了。走了以后，头几年他在香港、印度、泰国、日本等地，当我们得知他在香港时，我和徐悲鸿二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把解放以后我们的情况和他谈了，讲我们在这儿很好，希望他能回来。他托一个从香港回来的学生带口信给我们，说他不想回来。张大千离开祖国后，先住在阿根廷，后又搬到巴西，又从巴西搬到美国，最后在台湾定居。他说，不管怎样，国外的生活对他在感情上是受不了的。所以还要回国。这个国他当然是指台湾。
他到处跑，每年要到法国和日本一趟，他的画在法国和日本都是有市场的。他到法国去的时候，我们有几个赴法的文化代表团和他联系过，表示欢迎他回来，他和我们见了面总是比较客气，但表示还不想回来。有一次，我们一个以夏衍为首的代表团到了日本。当时，张大千有一张画，说是唐画，要出卖。夏衍听到这个消息，就认为，如果真的是唐画，我们国家当然要买回来。夏衍就派人和他联系，表示我们国家要收购，希望他卖给我们。张大千说，这张画是假的，是骗外国人的，你们不要买了。夏衍回来跟我说，这个人还不错，告诉我们这是他造的假画。这幅画在日本印了复制品，夏衍带了一张回来。我看张大千的画看多了，一看就知道是张大千画的，画面上是几匹马，一个牧马人。从这些表现说，尽管张大千对共产党不了解，但他认为大陆也还是自己的祖国。他有些题画的诗里经常提到怀乡、怀国、怀旧、怀友之情，尽管他后来说，我的国家现在在台湾，并回台湾定居。但我们如果从对台湾的政策讲，回台湾定居也就是回到相国定居。从他的行动看，还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
我在几篇文章里，充分肯定张大千在艺术上的成就，认为张大千是继齐白石、徐悲鸿之后中国的又一大画家，是中国画大师。这个评价不算高。我们国内宣传张大千最起劲的地方是四川，因为他是四川人，为他出了许多画册，还让他的女儿到巴西去探亲。他的女儿张心瑞在巴西住了一年，我们都怕她回不来了，她还是回来了。
关于张大千的生平、历史，有很多现成的文献可以参考，我想谈炎我跟他的关系。
我和张大千认识是在1936年，那时我在南京住，张大千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课。这年，他在南京开了个画展。在那时以前，我在上海就认识他，但我们在南京时期来往较多，我对他的画是很喜欢的。和他熟悉以后，我们一直有来往。抗日战争以后，他从北平逃出来，到了香港，我那时也正在香港，见到了他，知道他要到成都去。抗日战争期间，我在重庆住了四、五年，大约是1942年至1946年吧。张大千1944年从敦煌回来，在成都开了个临摹敦煌壁画画展，后又到重庆开。我去看了，为他的新成就所吸引，想跟他学习国画方法。1945年端午节前后，我到成都住在他家里，住了两、三个月，天天看他画画。我原来是画漫画的，抗日战争那几年跟着郭沫若做了一些宣传工作，那时的报纸都是用土纸印，没有照相制版，没地方发表漫画，我就改画国画。在国画方面，张大千那人物、山水、花鸟，样样精通，除了向他学方法，看他画画也是一种享受。他有个习惯，画画时喜欢旁边坐个人和他说话，张大下很喜欢热闹。我就坐在旁边和他聊天。我刚到成都时，他正在准备一个画展，他完全是靠开画展卖画得钱过日子。那时候他家里妻子儿女连同亲戚有十几个人。他平常就靠借钱过日子，开个展览会，卖了画还债，还完债后接下去又借钱。张大千旧书读得多，思想里旧的封建东西也多，对家里人管得很严，其实孩子们在外面干什么他是不知道的，从这方面讲，他的思想比较闭塞。抗日战争时国共合作，成都地下党的活动很活跃，他的子女在外面也接触了一些新思想，他知道了就骂，说共产党不行。我们觉得很好笑，和他说也说不通，他看问题的标准当然是封建的标准。当时，国民党的很多大官都捧他，他和张群的关系密切，张群是蒋介石的重要决策人物，当时是四川省长。除了大官僚，还有大地主、大商人买他的画。有人支持他。他也不怕穷，他要花钱有人借给他，所以“贫无立锥”也就是那么回事。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成都解放时，他不得不走了，因为他依靠的力量、依靠的那个社会没有了。
张大千的人物、山水、花鸟画都画得很好，他的人物画主要是古装画。在我眼里看来，他的古代人物画有现代人的感觉，不完全是老里老气的。他有时也画现实的人物，妇女穿旗袍、高跟鞋，只是不常画就是了。他这个人的思想因为上过现代的中学，到日本留过学，对新事物也不是完全拒绝，而是有选择的接受，所以，尽管他的画的题材相当老，但是画本身的艺术风格我认为还是清新活泼有时代感的。我们所说的时代感，不是指你画的内容一定是现在有的那种生活现象，我们对时代感的看法不是那么机械的，即使画古装人物的画，你用现在人的感情画，那就跟古代人画的不一样。我感到，张大千很不平常，他接受的东西相当多，并且能消化成为自己的东西。我对他的评价是继齐白石、徐悲鸿之后的又一大师。台湾通过张群把他从美国迁到台湾去，对台湾来讲是一大文化资本。因此，蒋经国对他非常尊敬。我们起初以为他在台湾的“摩耶精舍”是蒋经国送给他的，现在知道不是，是他自己花钱造的。他还在美国住的时候，就买了那块地请人修房子，修好后布置起来了才搬回去。他在美国的“环荜庵”现在还在，他有几个儿女在美国，有个儿子叫张保罗现在就住在那个房子里，成了那房子的主人。张保罗每年都要去台湾看望他的父亲，张大千的艺术基本上也都传给了这个儿子。
我们知道张大千在台湾时，曾希望他能到香港去一趟，也许我们有机会可以见面。张大千后来的确非常想念祖国大陆，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美国人来到中国大陆，到了四川，他从四川装了一口袋土，带到台湾去给张大千，张大千捧着这袋土哭了一场。他到后来年纪越大越是想念祖国大陆。我想，在他的脑子里，台湾也好，大陆也好，那是一个整体。
张大千的家庭成员，我基本上都接触过，除了几个小的后来从四川带走到国外住，现在恐怕不认识，其余几个在国内的都还比较熟，他们有时到北平都来找我。张大千在成都时，送给我几幅画，“文化大革命”中抄家都抄走，后来又找回来一些。
张大千跟谢稚柳的关系比我早，谢稚柳是江苏常州人，他哥哥对张大千帮助很大，他是个诗人，旧诗作得很好，张大千的诗曾经受过他的影响。学陈老莲的字与画学得很透，张大千细笔花鸟，也学过陈老莲，两人在艺术上互有影响。他们有个时期经常在一起，我在成都的时候，谢稚柳也来过成都，也在他家里住。
六十年代初，张大千的家属和他的一些朋友都希望他能回来，我们认为也有这个可能，作为一个中国画画家，离开了他的祖国，离开了生育他的土地，在艺术上是会走下坡路的。我曾经举过俄国的例子，俄国的大画家列宾在十月革命时流亡到国外去了，一直就没有回去．但是前苏联在艺术史上肯定了他的艺术地位，把他的作品当做俄国的重要的文化财富。我们有些朋友在议论张大千的问题时就说，将来我们一定会肯定他的历史地位、艺术地位。他的子女、亲属“文革”后到美国去看他，说是没见到他父亲，台湾不让他出去。我想台湾也许怕他跑，但事实如何不知道。
中国的美术界，像他那样下工夫全面钻研传统艺术的没有第二位，从现代的一直到古代的没有一个画家的作品不经过他研究的，他从中吸收了很多有益的东西，所以他的画法变化很多。我在一篇文章里提出过，如果把张大千各个时期各种面貌的作品放在一起，你不会相信是一个人画的，但是，只要你对他的艺术有所了解，就不会怀疑都是他的笔墨。他从学清朝画家石涛开始，然后学明朝画家的画，学宋朝的画，跑到敦煌去学唐人的画，学六朝人的画。他钻研艺术功夫真是下到了家。那时到敦煌去是很不简单的，那里荒凉极了。他看到外国人的一些记载，认为要追求中国画的古老传统，就要到敦煌去，因为现在不管哪个博物馆，真正的唐画很少很少，六朝人的画更少，只有历史上的记载，而没有具体的画。他下决心在敦煌住了两年，下这么大的工夫，哪个画家也做不到，即使有这样的决心，要花费那么多钱也不行，因为有一些爱张大千艺术的人大力支持，他才去得了。他在敦煌待了一个时期，回来过一次，成都人笑话他，张大千发神经病，那么老的老古董去学它干嘛呀！张大千的画已经画得很好了，还学那些东西！大家不同意他的作法，但他很坚决，还是回去了，又学了相当长的时期。等他把敦煌临摹本带回到成都开了正式的画展之后，大家才认识到他到敦煌去不是盲目的。在现代画家中第一个真正接触到唐人画的就是张大千。敦煌艺术研究所是后来才去，因为有他的开创，国民党教育部才考虑到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从这点看，张大千对中国艺术贡献是相当大的。
张大千在国外这么多年，在画风画法上也有些变化。主要是指“泼彩”法，就是把颜色倒在纸上，一大片红的、绿的、青的等等，然后从这里面找出树林、竹林、山、水等，勾画出来。这种方法他是在国外开始用的，有人说他是受外国人新流派的影响，他不承认。我也觉得不是。这种方法还是中国自己的传统方法，中国最早有“泼墨”法，把墨洒在纸上，现在他是把颜色洒在纸上。据说他画这种画时，开始还有一个轮廓，这儿是山，这儿是水，那是树，然后根据轮廓再把颜色泼上去。他的这种方法可能有西方抽象画派的影响，但总还是自己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议论，说是从外国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这半个世纪以来，崇洋太厉害，好像什么新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好像我们自己没有，只有外国才有。由于这种思想指导，有一些新方法总认为是从外国来的。从这点上讲，中国画在画法上的创新也是应该大大重视、及时总结的。去年，我们举办他的画展时，组织了一次座谈会，把他的主要的学生都找来了，分析他的作品，谈到了五个半天，大家都发表了个人的看法。总的意见认为他的艺术成就是中国一、二千年的文化历史发展必然结果，所以我们应该重视他。张大千的成就对中国画今后的发展是有很大好处的，总结他的艺术成就，可以看出，一方面要深入生活，一方面要继承传统，中国画的发展就是两方面都要。只有生活而没有传统不行，画出的东西不会有中国气派；只有传统而没有生活也不行，那画出来的东西都是老古董。只有二者结合，才是发展中国画的正确道路。这在张大千的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的画我们认为基本上是从生活中来的，尽管有些题材比较老，山水花鸟用不着说，那是现实中的东西，人物画，基本上是古装人物，但这种古装人物的形象，通过张大千头脑的认识表现出来，必然具备一定的时代感觉。可以说，张大千在艺术上不是保守的，而是革新的。我们肯定他这一点，也重视他这一点。
国家的法制不废除负责教育的官吏，不废除负责治狱的官吏，是想要让人们受到礼义的教导。
刚正不阿
——纪念徐悲鸿逝世三十周年
吴作人
早在20年代，徐悲鸿先生即同颓废派文人就艺术思想问题进行过论战，40年代又同北平国民党反动派所操纵的保守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本世纪中国美术发展进程中，徐悲鸿矢志不渝地扞卫和坚持着现实主义。
徐悲鸿和田汉的艺术革新运动是带有进步意义的。20、30年代，在上海有过形形色色的自命维“新”的艺术旗号，在美术方面也曾经有一些糊涂思想，以为走西文现代流派的道路就是思想上的进步。但是徐、田两先生在当时则主张艺术要以形式完美为手段，以达到表达先进思想为目的。正由于这个艺术观上的一致，他们建立了南国艺术学院。当时所谓“南国精神”，不论在文学上，戏剧上，美术上，都如田汉说过的：“我们在求美、求善之前，先得求真。”1928年春，当南国艺术学院成立不久，美术系就遭到反动势力摧残。他们两人曾有过一次长谈，我相信他们之间，已就各自的艺术观和在艺术活动相互支持上有了默契，这已为此后的一些事实所证实(见《文化史料》第五辑66页，吴作人：《忆南国社的田汉和徐悲鸿》)。我自己则在1930年春去巴黎，国内的情况了解甚少。1935年我再回到南京，徐悲鸿首先告诉我并要我快去探望刚由徐悲鸿和宗白华保释出狱的田汉。我深感徐、田两位先生的情谊之深，因为当时在白色恐怖时期，即使骨肉之亲有人尚难免趋避，他们却能以身家担保。1953年9月，徐悲鸿在北京医院辞世，在侧的几位老友中田汉沉恸独切，这是不无缘由的。田汉是徐悲鸿生前诤友，他在1930年写的《我们的自己批判》一文中曾对徐悲鸿求全责备，流露过一点微辞。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地点，“左”的压力是普遍存在的(见《戏剧论丛》1981年4期第4页，陈白尘：《中国剧坛的骄傲》)。此后南京的营救，武汉的支援，保释后的重逢，尤其是北平解放前夕，田汉曾冒着艰危密晤徐悲鸿，以完成中央交付的重托(详见《文化史料》第五辑)，都说明了二人的友谊。
徐悲鸿待人直谅真诚，不以小不舍而弃大义。1948年的年终前后，解放军已指出北平的前途和国民党的去从，问题就看傅作义最后的抉择。傅在一次邀宴北平学者名流数十人的席后茶余，向大家提出关于北平“守”、“和”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说话是要担风险的。当时谁也不敢发言。经过长时间的冷场后，徐悲鸿首先发言，他说：“时至今日，傅将军还有什么值得对蒋先生抱幻想的呢？”这时大家才相继表了态，纷纷赞成和平解放北平。北平解放前夕，徐悲鸿坚决保护学校，拒绝南迁，立场鲜明，这无疑是党的指示和关怀，给徐悲鸿以无限勇气和力量。
在艺术教育上，徐悲鸿主张应要求学生有严格的基础锻炼。在锻炼过程中要求在尊重客观事物的基础上力求概括提高，要以一丝不苟的诚实态度来认识客观存在。为了加强造型的表现力，须删去繁琐的细节，强调塑造形象的统一性。对进行基本功训练的学生，从开始学画，就要力求刻意勾划，宁方勿圆，字拙勿巧，要以直线求曲线，以平面求圆面。基本功要做到眼、手、心相协调，“尽精微”以“致广大”。
我由于受徐悲鸿先生的支持和鼓励，到了巴黎，正如徐悲鸿所预先说的那样，有不少他在巴黎的老朋友热情地来照顾我，其中有一位叫张宗禹，他给了我许多帮助。我考取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内蒙教授班，入学时的学费和其他费用，都是由张宗禹替我向他人借贷的。我在巴黎生活拮据的日子里，李有行帮我找零活干，他们和徐悲鸿都是师友之交。徐悲鸿还函托了在比利时任公使的谢寿康给我关注，由于他的协助，我又考进了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获得了助学金，这才开始了较稳定的生活，保证了正常的学习。
徐悲鸿先生写信给我们在国外学美术的学生，时常提醒我们要坚持现实主义的治学态度，不要受资本家豢养的大小画商巧言佞色的迷惑而走上了歧途。
徐悲鸿与齐白石是平生知交，他赞扬齐白石在艺术上多方面的成就，尤其是他的艺术独创性，他时常带来齐老的画给我们看。说实在的，我那时才学了不到一年的基础素描，要懂得齐老作品的高明是不可能的。但是这对我来说，乃是使我认识和热爱中国绘画的第一步。
1933年徐悲鸿在西欧各国和前苏联举行中国画展，以及此后在各国展出，都要介绍齐白石的作品，使齐白石终于从被北平的保守派长期攻讦的地位而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当代巨匠。徐悲鸿生前20多年来始终关怀着齐白石的艺术创作和他的生活问题。1953年9月徐悲鸿不幸逝世，我们都不敢向白石老人提起。这会使他受到震动和悲恸，而那时他已是90多岁的老人了。开始的一些时候，他还常问起：“徐先生怎么不来看我？”左右的人都告诉他徐先生因为有事，出门去了。时间过久了，老人也有点将信将疑。老人心里是无时不在怀念着徐先生。有一次，那是离老人去世(1957年)不久前，我去他家探望。他一反平日沉默寡言的习惯，忽然对我说：“我一生最知己、最好的朋友就是徐悲鸿先生！”他没有更多说，我不觉感到黯然神伤，相对无言。
当敌寇铁蹄蹂躏中华国土，使千百万同胞丧生、流离失所之际，徐悲鸿对朋友的关怀，对受委曲的人同情，对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广大受苦难的群众的忧患之心，无不在诗、画、文章和通信中流露着。1938年，他热情满怀地投到了由周恩来同志领导、郭老主持的武汉军委政治部三厅，田汉是艺术处长。同心同德，一致抗敌，使他们重逢。可是当他同政治部主任陈诚晤见时，陈当然对徐反蒋的宿怨未消，给徐悲鸿以冷遇，徐悲鸿亦拂袖而去。到了重庆，他对我说：“难道我是为了谋求一官半职才去武汉的？我是要使我的艺术为抗战服务！不过，田先生那儿需要搞美术的青年。”我接着说我们正组织几个青年人想去台儿庄战地作画。他说：“这很好，你们早点出发，到武汉先生去武昌昙华林三厅，找艺术处田先生，他会给你们帮助的。我自己，已经决定去南洋带自己的作品去展览，以全部售出的款项作为救济战争难民的捐献。”
我们和徐先生分头奔向各自的目标。徐悲鸿在星洲、槟城一带开画展，同时还屡次给我写信，对我当时家破人亡的遭遇寄予父兄般的慰勉。徐悲鸿在严酷的现实生活中，自己也经历过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的生活，在他的思想认识上，是从正义感走向痛感社会改革的需要又进而逐渐认识到共产党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一封信里说：“吾人虽非共产党人，但他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实足钦佩。”在十年动乱中我散失了不少长期来保存的一些书札、资料，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时间去全部清理，记得这信是从新加坡寄给我的，时间是1940年至1941年之间。谆谆教导，使我在将近一年的目疾痊愈之后，加上老同学郑君里的规劝，我又负起画箱，提起画笔，由重庆出发，前赴成都、青城、兰州、青海、敦煌……写生创作。当我辗转回重庆时，已是抗战胜利的那一个新年了(1945年)。我在重庆举行了3天的个人回顾画展。包括近期的西北边地写生创作和远在30年代初学生时期的大部分作品。只有3天的展览，全部排卖、收门票、场租和一切开支都是自负。这时徐悲鸿因肾脏病卧床数月，身体初愈犹弱，听说我在重庆江苏同乡会开画展，只有3天，他不顾病体坚持要进城来看我的画展。他虽然清癯，但神采还很好，认真地看了几乎所有的画，我劝他不要太累了，他对我说：“这几年你没有浪费，我虽然病刚好，还是第一次进城，我想回去要写一篇短文，望你继续努力！”
1946年初，我从重庆回到上海，首先去看先到上海的张光宇和小丁，他们《清明》编辑室里筹划组织“上海美术作家协会”，主要是团结在上海沦陷时期没有“下水”的进步画家。趁刚复员的国民党反动派所策划的“上海美术会”宣布成立之前，我们必须举行一个联合美展，把炮打在反动派的前头，轰动上海社会。李宗津正赶上参加我的4月上海美展。他告诉我：“刚从南京来，见到徐悲鸿先生，要我打听你回到上海没有。可能他有什么事想找你。”两三天后，李宗津又回南京去了。过了一个多月(6月)，李宗津来上海找我，带了徐悲鸿的手书一封，并说要注意这封信。我捧读徐先生这一纸言简意切邀我前去北平艺专执教的信，当时有点犹豫。因为在西北诸省的几年中，觉得过去教书，隘于一隅之地，一旦走出来了，眼睛看到新的生活，眼界放大了。当时和司徒乔在西北，后来又同在成都，对艺术的态度，比较一致，我们相约今后再不要当教师了。其实在那些年，学画必然的出路，就是教书。以为职业画家如何理想，其实也不过是理想。司徒乔在50年代从美国回来，也和我一样当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这是徐悲鸿的一封关于进步艺术思想，进步艺术表态的信，我虽然失掉了这封信，但至今时隔36年，犹能回忆信中的词句：
“作人吾弟：
吾已应教育部之聘，即将前往北平接办(日伪的)北平艺专。余决意将该校办成一所左的学校，并已约叶浅予、庞薰琹、李桦诸先生来校任教。至于教务主任一职，非弟莫属。务希允就，千祈勿却，至盼！”
徐悲鸿的艺术思想更明确的站在进步艺术的一边了。他提名的这几位先生，也是当时就知名的进步画家，他决意要办一所左的学校，我决不能为了自己的“理想”，忍负徐悲鸿更有远虑的“理想”。第二天我就写了复信，交即将回南京的李宗津托他面呈徐先生，表示受命，北上共襄此举。1946年7月末，徐悲鸿约同在大后方所拟聘的一些青年画家经上海取海道北上，到达北平已是8月初了。当然先期到北平的国民派反动派早已安排好控制北平艺专的阵势(即训导处和三青团)，就看这批以徐大师为首的“离经叛道”艺术家是否能在他们手掌心中就范。情势如此，徐悲鸿必须在实现他理想的阵地上取得优势。他首先对原有敌伪时期的学生中，凡学业优良的，因思想进步而被训导处除名的，一律恢复其学籍。再则将原有的教员中，凡落水失节者，一律停聘。在这些问题上徐悲鸿是立场坚定的，有一些人反复托情关说，徐悲鸿拒之再三；无奈时，也观其才学批准二、三名不占名额的兼任教员。当时有某“教授”，在法国留学过，而术业无成，但他却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组织的成员，恃有靠山，多次找徐悲鸿，强词夺理，非要当一席“教授”，徐悲鸿坚持不同意，他竟上告到南京。可是徐先生并不被他吓倒，说这是既无才又无学，靠反动特务组织吃饭的“党棍子”，决不能拿“教授”做“人情”。此人终未得逞。
当我们刚到北平时，就了解到反动派正在策划成立一个“北平美术会”，于是我们按照在上海的经验即时成立了“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也和上海一样，是同反动派针锋相对的。我们的计划向徐悲鸿先生谈了，他立刻同意，并答应任名誉会长。协会在解放前借人家的报纸办了自己的期刊，徐悲鸿挥笔草就“论战”文稿。举办画展，都得到徐悲鸿的支持。到接近解放，“北平美术作家协会”的内部成员后来也有所分化，我们就在1948年12月7日另外组织了“一二·七艺术学会”(这是部分进步成员，包括美术以外的音乐、舞蹈等)，在徐悲鸿的直接领导下准备迎接解放。而且一直到解放，还以这个学会的名义在《进步日报》继续办了一年副刊《进步艺术》。
当我们进入北平艺专之初，训导处一伙就感到徐悲鸿是不容易推拉倒的。1946年12月，他们借助学金分配问题，鼓动三青团的打手掀起“倒吴作人”风潮。后来训导处的国民党极端反动分子，又勾结一些人联名诬告徐悲鸿任用吴作人为首的民盟危险分子集团，并扬言撤查(当时民盟是在被取缔之列的，况且我当时也未参加任何组织)。
恰在1947年初，我接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安排我到英国作为期3个月的考查访问。我即向徐悲鸿征求意见。鉴于当时的斗争十分激烈，他为了保护我，毅然劝我出国访问，他说：“你出国一下，可以姑避其锋，我在这里比你安全些。李宗仁是我多年老友，傅作义也和我熟识，那些人是不敢随意动我的。过去蒋介石不敢杀害蔡元培，而杀害了杨杏佛，亦是此理。你去吧！你到英国之后再转回来。你有3件事替学校办一下：一、在国外给艺专图书馆买一些美术图书及画册；二、邀请在巴黎久居的滑田友回国任教；三、就是到卢弗尔宫临摹德拉克罗瓦画的《但丁游地府》。另外在你回国路过香港时，专程访问一下我的朋友中华书局的舒新城先生；把我寄存在那里的《八十七神仙卷》带回来。”
1948年1月，我返回艺专。徐悲鸿向我扼要地讲述了过去一年里在北平艺专发生的种种艺术思想方面的、政治压力方面的斗争。他巍然屹立，顶住反动派的阴谋、诬蔑、上告等等，他据理力争，保护了被反动派迫害的师生。继上一年的《国画论战》之后，徐悲鸿亲自主持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美术联合展览会”，就是由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学院、北平艺专等三单位联合举办的，当时轰动了北平社会。徐悲鸿收集了反动派的黑文字罪证，累牍盈尺，呈交给来接管艺专的军管会代表，即闻名的诗人艾青，党对徐悲鸿在北平与反动派短兵相接的斗争是很了解的。
徐悲鸿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事业，有不可磨灭的建树，一贯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痛苦，坚决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特别在反动派威逼利诱下，他冷然对之以浩然正气，不为所动，而在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忠心耿耿，挺身而出，怀念及此，令人肃然起敬。
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大会期间，他坚持大会执行主席工作，又参加外事活动，以他多病之身，终以脑溢血不治逝世！他终年仅58岁。人民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在祖国的艺术事业上有着杰出建树的艺术家和教育家。
学校的教育在他们前面劝勉，法律的禁令在他们后面防范，这样，即使是具有丹朱那样性情的人，也是可以通过勉励使他向善的。
回忆梁宗岱
罗大冈
如果我记忆正确，梁宗岱先生(1903-1983)翻译法国诗人梵乐希(瓦雷里)的《水仙辞》，发表在《小说月报》上，那年，我还是个高中学生。《水仙辞》原诗高洁的意境，梁先生译笔的华丽，当时给我很深的印象。后来，我选择了法国语言文学作为学习的专科，和梁译《水仙辞》的艺术魅力给我的启迪多少是有关系的。
梁译《水仙辞》的发表，不但对于像我那样一个普通中学生曾经产生不小的影响，而且在当时中国文艺界也是一件引起广泛注意的事，从此，梁宗岱的名字渐渐地为国内爱好外国文学的青年们所企慕。
1932年我第一次和梁宗岱先生晤面。那时，他任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兼教授，虽然年龄还只有二十九岁，而我已经二十三岁，却只是中法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由于准备写毕业论文，不知道选什么题目好，我很想拜访一次着名法国文学专家梁宗岱先生，向他请教。于是就请我的朋友卞之琳做介绍人。卞当时是北大英文系学生，可能旁听过梁教授的课，所以认得他。梁教授同意接见我，到约定的日子，卞之琳领着我这个土头土脑寒伧胆怯的学生去拜访梁教授。
记得那时梁宗岱先生住在胡适家中的一个独门独户的偏院。他一人住一间宽大的花厅。好像把原来的隔墙拆除了，用苇席隔成若干小间，包括梁教授的书室，卧室，餐室，会客室等。我和卞之琳在会客室里坐了一阵子，等候梁教授从外边回来。不多久，从院子进来了一位身材颀长，风度翩翩的青年人。卞之琳站起来介绍：“这位是梁教授；这是罗大冈……”我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然后正襟危坐，恭听梁教授的教言。没有想到，他一开口就问我：“你们中法大学的女生谁最漂亮？”我不觉为之一愣，结结巴巴地回答不上来。这时梁教授脸上露出嘲笑的神气，也就不坚持非要我回答他的问题。后来我明白了，风流倜傥的梁教授要考验我，看我的反应是否灵敏，心情是否开朗，配不配研究法国文学。很显然，他对于我愚钝神态大为失望，断定我不是研究法国文学的好材料。所以关于我写什么毕业论文的问题，他已经不感兴趣，随便谈了几句别的事。最后他嘱咐我要认真地听中法大学一位刚刚从法国回来的女博士的讲课。这位女教授据说是专精法国现代文学的，让我去听她的课。对于我写论文有好处。谈话继续不下去了，我就站起来告辞。
自从那次晤面之后，几乎有五十年之久，我没有再见到梁宗岱先生，没有通信，没有任何联系，既无工作上的关系，也无私人往还。
1978年11月，在广州召开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会上成立了全国性的外国文学学会。到会的各地代表有二百人左右，梁宗岱先生也应邀出席了会议。我从北京到达广州，向大会报到那天晚上，听到梁宗岱先生就住在同一个宾馆，就和二三人熟人，到梁先生房间里去拜访他。他已经上床休息了，听见有人去看他，他和我们招呼了一下，没有下床，似乎很疲乏，我们不好意思打扰他，匆匆退出来了。如果不是事先了解情况，我怎么也不敢相信那位躺在床上的白发老人，就是我在1932年见到的翩翩年少，风流倜傥的梁宗岱。当然，我自己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也已经成了龙钟老汉。难怪梁先生和我相见时根本想不起来我是什么人。我告诉他：“我是罗大冈，中法大学的学生，梁先生记得吗？”他面部毫无表情。很显然，在他脑子里，连我姓名也没有留下丝毫影子。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同时，这也说明，虽然梁先生是我的同行和前辈，我是晚辈，可是我们两人之间一直没有交往关系。
在那次会上，他和我分在同一个小组，常有见面的机会。在闲谈时，他告诉我们，最近若干年来，他把全部精力和时间用在酿造药酒的工作上。这是一种梁氏祖传的秘方，效果非凡，可治百病。将来出名之后，必将震惊世界，他的目的在于济世，丝毫没有沽名牟利的意图，这一点，我是完全相信他的。如果不出于崇高的动机，他完全有条件度清闲舒适的暮年，没有必要倾家荡产，整天为他的药酒操心。
大会结束，大家分手时，梁先生向几个熟友，每人赠送梁氏药酒一瓶，我也得到一瓶。从广州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受了风寒，身体不适，于是打开梁先生的秘制药酒来喝。火车还没进入河北省界，那瓶已被喝干了，虽然我在平时是没有喝酒习惯的。
1979年在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时，我听说梁宗岱先生也来开会了。但是没有机会碰见他。
以上就是我和梁宗岱先生全部交往过程。舍此而外，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他毕生的经历和事业我一无所知。但是我一向佩服他的文采和才华。听说他写过许多旧体诗，我没有见过。他的法国语言文学的造诣是很高的。本世纪三十年代，我在法国留学时，曾经读到梁先生和法国作家若望·普来伏斯特(1901-1944)合译的陶渊明诗选，精装一大册，有法国诗人瓦雷里(即《水仙辞》的作者梵乐希)的序言。这部法译陶诗，是我见到过的法译中国古诗中，质量比较好的。1981年冬我在巴黎访问了罗曼·罗兰夫人。罗兰夫人拿出她整理好的一大捆中国青年在数十年中给罗曼·罗兰写的信给我看。在那些信中，我发现了几封是梁宗岱先生手写的信。他的法文写得也比一般中国人来信的法文水平似乎高明一些。瓦雷里在梁译陶诗的序言中，也提到梁宗岱的法语说得比较精练。这都说川梁先生在外语方面的才能。
前两年，北京一位爱好文学的青年，问起梁宗岱译的法国十六世纪着名思想家散文家蒙田的随笔选。他说译得很好，可惜选得太少。我说我很惭愧，由于久居海外，对国内译界情况所知甚少，没有看到梁译蒙田随笔选，但是，由此可见梁宗岱选择法国作家是很有眼力，很有学问的，而时下许多人，争先恐后抢译外国时髦作家，置古典作家于不顾，即使这个作家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而中国没有人介绍过。
可惜梁宗岱先生未能将毕生精力集中在文艺工作，包括外国文学介绍工作上，否则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一定更大。
1983年梁宗岱逝世后，他的忠心耿耿的夫人甘少苏女士，到处搜集资料，准备给梁先生写传记，一再来信催促我写一点关于梁先生的回忆。我对梁先生所知甚少，本来是没有条件写回忆的。但是梁夫人的一片热忱感动了我，我勉强写了一点我所知道的真实情况，不加修饰，不讲求文采，聊供梁夫人参考，略表我对于一位同行的老前辈的尊敬之意。
1984年12月22日于北京
认真地办好学校的教育，用孝顺父母、尊敬兄长的道理反复教育他们，那么胡须头发花白的人就不会背着顶着东西走在道路上了。
回忆陈寅恪先生
季羡林
别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写了这样多的回忆师友的文章，独独遗漏了陈寅恪先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对我来说，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据的。我一直到今天还经常读陈先生的文章，而且协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当然会时时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个颇为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想写一篇回忆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对先生的回忆，我认为是异常珍贵的，超乎寻常的神圣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不敢下笔。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怀旧集》，已经到了非写不行的时候了。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65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
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40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我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Heinich luidum)，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到德国，读了吕德斯教授的书，并且受到了他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米特(Waldnhumids)教授的教导和熏陶，可谓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学殖瘠茫，又限于天赋，虽还不能说无所收获，然而犹如细流比沧海，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这只怪我自己，怪不得别人。
总之，我在清华4年，读完了西洋文学系所有的必修课程，得到了一个学士头衔，现在回想起来，说一句不客气的话：我从这些课程中收获不大，欧洲着名的作家，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塞万提斯、莫里哀、但丁等等的着作都读过，连现在忽然时髦起来的《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等等也都读过，然而大都是浮光掠影，并不深入，给我留下深远影响的课反而是一门旁听课和一门选修课。前者就是在上面谈到寅恪师的“佛经翻译文学”；后者是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也就是美学。关于后者，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在清华时，除了上课以外，同陈师的接触并不太多。我没到他家去过一次。有时候，在校内林阴道上，在熙往攘来的学生人流中，有时会见到陈师去上课，身着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恐怕大都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一个书店的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决不会知道，他就是名扬海内外的大学者，他同当时清华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迥乎不同，在这一方面，他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令我受益无穷。
离开了水木清华，我同寅恪先生有一个长期的别离。我在济南教了一年国文，就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到了这里，我才开始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在我一生治学的道路上，这是一个极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从此告别了歌德和莎士比亚，同释迦牟尼和弥勒佛打起交道来。不用说，这个转变来自寅恪先生的影响。真是无巧不成书，我的德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同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学是同学，同为吕德斯教授的学生。这样一来，我的中德两位老师同出一个老师的门下。有人说：“名师出高徒。”我的老师和太老师们不可谓不“名”矣，可我这个徒却太不“高”了。忝列门墙，言之汗颜。但不管怎样说，这总算是一个中德学坛上的佳话吧。
我在哥廷根10年，正值二战，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学术上收获却是最丰富的10年。国家为外寇侵入，家人数年无消息，上有飞机轰炸，下无食品果腹。然而读书却无任何干扰。教授和学生多被征从军。偌大的两个研究所；印度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都归我一个人掌管。插架数万册珍贵图书，任我翻阅。在汉学研究所深深的院落里，高大阴沉的书库中，在梵学研究所古老的研究室中，阒无一人。天上飞机的嗡嗡声与我腹中的饥肠辘辘声相应和，闭目则浮想联翩，神驰万里，看到我的国，看到我的家，张目则梵典在前，有许多疑难问题，需要我来发复。我此时恍如遗世独立，苦欤？乐欤？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了。
经过了轰炸的炼狱，又经过了饥饿，到了1945年，在我来到哥廷根10年之后，我终于盼来了光明，东两法西斯垮台了。美国兵先攻占哥廷根，后为英国人来接管。此时，我得知寅恪先生在英国医目疾，我连忙写了一封长信，向他汇报我10年来学习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出乎我意料地迅速，我得了先生的复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我他的近况，并说不久将回国。信中最重要的事情是说，他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几位先生介绍我到北大任教，我真是喜出望外，谁听到能到最高学府去任教而会不引以为荣呢？我于是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和感谢。
这一年深秋，我终于告别了住了整整10年的哥廷根，怀着“客树回望成故乡”的心情，一步三回首地到了瑞士。在这个山明水秀的世界公园里住了几个月。1946个春天，经过法国和越南的西贡，又经过香港，回到了上海。在克家的榻榻米上住了一段时间。从上海到南京，又睡到了长之的办公桌上，这时候，寅恪先生也已从英国回到了南京。我曾谒见先生于俞大维官邸中。谈了谈阔别10多年以来的详细情况，先生十分高兴，叮嘱我到鸡鸣寺下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北大代校长傅斯年先生，特别嘱咐我带上我用德文写的论文，可见先生对我爱护之深以及用心之细。
这一年的深秋，我从南京回到上海，乘轮船到了秦皇岛，又从秦皇岛乘火车回到了阔别12年的北京(当时叫北平)。由于战争关系，津浦路早已不通，回北京只能走海路，从那里到北京的铁路由美国少爷兵把守，所以还能通车。到了北京以后，一片“落叶满长安”的悲凉气象。我先在沙滩红楼暂住，随即拜见汤用彤先生，按北大当时的规定，从海外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国的人，只能任副教授，在清华叫做专任讲师，经过几年的时间，才能转向正教授。我当然不能例外，而且心悦诚服，没有半点非分之想。然而过了大约一周的光景，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聘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真是石破天惊，大大地出我意料，我这个当一周副教授的纪录，大概也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吧，说自己不高兴，那是谎言，那是矫情。由此也可以看出老一辈学者对后辈的提携和爱护。
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寅恪师也来到北京，仍然住在清华园。我立即到清华去拜见。当时从北京城到清华是要费一些周折的，宛如一次短途旅行。沿途几十里路全是农田。秋天青纱帐起，还真有绿林人士拦路抢劫的，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像了。但是，有寅恪先生在，我决不会惮于这样的旅行。在3年之内，我颇到清华园去过多次，我知道先生年老体弱，最喜欢当年住北京的天主教外国神甫亲手酿造的栅栏红葡萄酒，我曾到今天市委党校所在地当年神甫们的静修院的地下室中去买过几次栅栏红葡萄酒，又长途跋涉送到清华园，送到先生手中，心里颇觉安慰。几瓶酒在现在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通货膨胀已经达到了钞票上每天加一个0还跟不上物价飞速提高的速度的情况下，几瓶酒已非同小可了。
有一年的春天，中山公园的藤萝开满了紫色的花朵，累累垂垂，紫气弥漫，招来了众多的游人和蜜蜂。我们一群弟子们，记得有周一良、王永兴、汪钱等，知道先生爱花。现在虽患目疾，迹近失明，但据先生自己说，有些东西还能影影绰绰看到一团影子。大片藤萝花的紫光。先生或还能看到。而且在那种兵荒马乱、物价飞涨、人命微浅、朝不虑夕的情况下，我们想请先生散一散心，征询先生的意见，他怡然应允。我们真是大喜过望，在来今雨轩藤萝深处，找到一个茶桌，待先生观赏紫藤。先生显然兴致极高。我们谈笑风生，尽欢而散。我想，这也许是先生在那样的年头里最愉快的时刻。
还有一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元券，又从银元券改为金元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店头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着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胡先生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有几句诗：“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学院遂闻传绝业，园林差喜适幽居。”讲的就是这一件事。现在却轮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适之先生想赠寅恪先生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但是，寅恪先生却拒不接受。最后寅恪先生决定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适之先生的美元，于是适之先生就派他自己的汽车——顺便说一句，当时北京汽车极为罕见，北大只有校长的一辆——让我到清华陈先生家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收二千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芥不取的狷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在这三年内，我同寅恪师往来颇频繁。我写了一篇论文：《浮屠与佛》，首先读给他听，想听听他的批评意见。不意竟得到他的赞赏。他把此文介绍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发表。这个刊物在当时是最具权威性的刊物。简直有点“一登龙门，声价十倍”的威风。我自然感到受宠若惊。差幸我的结论并没有瞎说八道，几十年以后，我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用大量的新材料，重申前说，颇得到学界同行们的赞许。
在我同先生来往的几年中，我们当然会谈到很多话题。淡治学时最多，政治也并非不谈但极少。寅恪先生决不是一个“闭门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继承了中国“士”的优良传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他的着作中也可以看出，他非常关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面上似乎是满篇考证。骨子里谈的都是成败兴衰的政治问题，可惜难得解人。我们谈到当代学术，他当然会对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看法。但是，除了对一位明史专家外，他没有对任何人说贬低的话。对青年学人，只谈优点，一片爱护青年学者的热忱，真令人肃然起敬。就连那一位由于误会而对他专门攻击，甚至说些难听的话的学者，陈师也从来没有说过半句褒贬的话。先生的盛德由此可见。鲁迅先生从来不攻击年轻人，差堪媲美。
时光如电，人事沧桑，转眼就到了1948年年底。解放军把北京城团团包围住，胡适校长从南京派来了专机，想接几个教授到南京去，有一个名单。名单上有名的人，大多数都没有走，陈寅恪先生走了，这又成了某一些人探讨研究的题目：陈先生是否对共产党有看法？他是否对国民党留恋？根据后来出版的浦江清先生的日记寅恪先生并不反对共产主义，他反对的仅是苏联牌的共产主义。在当时，这也许是一个怪想法，甚至是一个大逆不道的想法。然而到了今天，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难道不应该对先生的睿智表示敬佩吗？至于他对国民党的态度，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蒋介石的态度上。1940年，他在《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这一首诗中写道：“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吴宓先生对此诗作注说：“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按即“看花愁近最高楼”这一句。寅恪师对蒋介石，也可以说是对国民党的态度表达得不能再清楚明白了。然而，几年前，一位台湾学者偏偏寻章摘句。说寅恪先生早有意到台湾去。这真是天下的一大怪事。
到了南京以后，寅恪先生又辗转到了广州，从此留在那里没有动，他在台湾有很多亲友，动员他去台湾者，恐怕大有人在，然而他却岿然不为所动。其中详细情况，我不得而知。我们国家许多领导人，包括周恩来，陈毅、陶铸、郭沫若等等，对陈师礼敬备至。他同陶铸和老革命家兼学者的杜国庠，成了私交极深的朋友。在他晚年的诗中，不能说没有欢快之情，然而更多的却是抑郁之感。现在回想起来，他这种抑郁之感能说没有根据吗？能说不是查实有据吗？我们这一批老知识分子，到了今天，部已成了过来人。如果不昧良心说句真话，同陈师比较起来．只能说我们愚钝，我们麻木，此外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1951年，我奉命随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和缅甸。在广州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准备将所有的重要发言稿都译为英文。我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我到岭南大学寅恪先生家中去拜谒，相见极欢，陈师母也殷勤招待。陈师此时目疾虽日益严重，仍能看到眼前的白色的东西。有关领导，据说就是陈毅和陶铸，命人在先生楼前草地上铺成了一条白色的路，路旁全是绿草，碧绿与雪白相映照，供先生散步之用。从这一件小事中，也可以看到我们国家对陈师尊敬之真诚了。陈师是极富于感情的人，他对此能无所感吗？
然而，世事如白云苍狗，变幻莫测，解放后不久，正当众多的老知识分子兴高釆烈、激情未熄的时候，华盖运便临到头上。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针对的全是知识分子。批完了《武训传》，批俞平伯，批完了俞平伯，批胡适，一路批，批，批，斗，斗，斗，最后批到了陈寅恪头上。此时，极大规模的、遍及全国的反右斗争还没有开始。老年反思，我在政治上是个蠢材，对这一系列的批和斗．我是心悦诚服的，一点没有感到其中什么问题。我虽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在我灵魂深处，我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面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40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可是，从那以后，直到老师于1969年在空前浩劫中被折磨得离开了人世，将近20年中，我没能再见到他，现在我年龄已经超过了他在世的年龄5年，算是寿登耄耋了。现在我时常翻读先生的诗义。每读一次，都觉得有新的收获。我明确意识到，我还未能登他的堂奥。哲人其萎，空余着述。我却是进取有心，请益无人，因此更增加了对他的怀念。我们虽非亲属，我却时有风木之悲。这恐怕也是非常自然的吧。
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虽然看样子离开为自己的生命画句号的时候还会有一段距离，现在还不能就作总结，但是，自己毕竟已经到了口薄西山、人命危浅之际，不想到这一点也是不可能的。我身历几个朝代，忍受过千辛万苦。现在只觉得身后的路漫长无边，眼前的路却是越来越短，已经是很有限了。我并没有倚老卖老，苟且偷安，然而我却明确地意识到，我成了一个“悲剧”人物。我的悲剧不在于我不想“不用扬鞭白奋蹄”，不想“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而是在“老骥伏枥，志在万里”。自己现在承担的或者被迫承担的工作，头绪繁多，五花八门，纷纭复杂，有时还矛盾重重，早已远远超过了自己的负荷量，超过自己的年龄。这里面，有外在原因，但主要是内在原因。清夜扪心自问：自己患了老来疯了吗？你眼前还有100年的寿命吗？可是，一到了白天，一接触实际，件件事情都想推掉，但是件件事情都推不掉，真仿佛京剧中的一句话：“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此中滋味，只有自己一人能了解，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有时会情不自禁地回想自己的一生。自己究竟应该怎样来评价自己的一生呢？我虽遭逢过大大小小的灾难，像十年浩劫那样中国人民空前的愚蠢到野蛮到令人无法理解的灾难，我也不幸——也可以说是有“幸”身逢其盛，几乎把一条老命搭上，然而我仍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自己赶上了许多意外的机遇。我只举一个小例子。自从盘古开天地，不知从哪里吹来了一股神风。吹出了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的族类。知识分子有很多特点。在经济和物质方面是一个“穷”字，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在精神方面，是考试多如牛毛。在这里也是自古已然，于今为烈。例子俯拾即是，不必多论。我自己考了一辈子，自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到留学，月有月考，季有季考，还有什么全国通考，考得一塌糊涂。可是我自己在上百场国内外的考试中，从来没有名落孙山。你能说这不是机遇好吗？
但是，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如果没有人帮助。一个人会是一事无成的。我也遇到了极幸运的机遇。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要我举出人名的话，我首先要举出的，在国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另一个是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的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至于他为什么不把我介绍给我的母校清华，而介绍给北大，我从来没有问过他，至今恐怕永远也是一个谜，我们不去谈它了。
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我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但是，我对他们四位，以及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师友怎样“报”呢？专就寅恪师而论，我只有努力学习他的着作，努力宣扬他的学术成就，努力帮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我深深地感激广州中山大学的校领导和历史系的领导，他们再三举办寅恪先生学术研讨会，包括国外学者在内，群贤毕至。中大还特别创办了陈寅恪纪念馆。所有这一切，我这个寅恪先生的弟子都看在眼中，感在心中，感到很大的慰藉。国内外研究陈寅恪先生的学者日益增多，先生的道德文章必将日益发扬光大，这是毫无问题的。这是我在垂暮之年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愉快。
然而，我仍然有我个人的思想问题和感情问题。我现在是“后已见来者”，然而却是“前不见古人”，再也不会见到寅恪先生了。我心中感到无限的空寞，这个空寞是无论如何也填充不起来了。掷笔长叹，不禁老泪纵横矣。
1995年12月1日
君子教导别人如同射手教人射箭一样拉满了弓却不发箭，作出跃跃欲试的样子给学射的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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