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篮球最早进入北京校园

    篮球是当今世界唯一可以与足球相提并论的运动，在中国究竟篮球还是足球是第一运动目前尚无定论。

    足球起源于中国，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21世纪初宣布足球运动起源于中国的山东淄博，当时称蹴鞠，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尽管蹴鞠与现代足球有相当差异）。而篮球运动就年轻多了，1891年11月初，篮球运动诞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市基督教青年会国际训练学校（后为春田学院），发明者为该校体育教师詹姆斯·奈史密斯博士。起初，奈史密斯将两只桃篮钉在健身房内看台的栏杆上，桃篮上沿距离地面3.04米，用足球作为比赛用球，向桃篮投掷。投球入篮得1分，按得分多少决定胜负。每次投球进篮后，要爬梯子将球取出再重新开始比赛。为保持比赛的流畅，奈史密斯逐步将竹篮改为活底的铁篮，再改为铁圈下面挂网。为了完善篮球这一新生运动项目，他在1892年制定了18条规则，后逐步修改和增加条款，逐渐减少出场人数，直至规定每队5人，这才成为现代的篮球运动。他没有想到，由他创建的这个年轻的体育项目后来竟然在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流行着，而且成为全世界人民最喜欢的运动之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文化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中进入中国，西方体育文化也跟随而来。篮球运动经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传入中国各大城市，率先在北京、天津一些教会学校开展起来。1920年庞醒跃在《中国体育的沿革》一文中记载了当时的情景：“中国在20年前，就设立学校，学校里就有体育一门的功课，那个时候的体育，大约分做两派，一派是教会学校的体育，一派是中国学校的体育。教会学校所作的体育功夫，不过玩一些球类游戏和田径赛运动”。

    在中国的教会学校里，篮球是主要的体育运动之一。1911年，清末协和书院、汇文书院教师在学生中开展了篮球运动，后来协和书院、汇文书院和清华学堂组织起篮球三角对抗赛，这是有记录的北京最早的篮球比赛。同年，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在东单北大街建成体育馆，内设有篮球馆及其他体育设施，一些教会学校经常在此举行篮球比赛。由于篮球运动有很大的吸引力，不少青少年赶来参加这项新奇的运动，使得篮球运动在各类学校中推广开来。篮球也很快成为北京市民非常喜爱的一项运动，它在当时北京的普及程度甚至要超过足球。20世纪20年代前，有个享誉京城的篮球队，其名字很幽默，叫“老鸡”篮球队，聚集了京城几乎所有的民间篮球高手。他们不仅京城无敌，甚至代表中国篮球走出国门。1919年，菲律宾举行第四届远东运动会，“老鸡”队中的孟广礼、郭宝琳、王瑞生、鄂余炳入选中国篮球队参加了本次运动会的篮球比赛。

    二、北京学生组成国家队获得中国第一个篮球比赛冠军

    民国初，中国的篮球运动主要在华北地区开展，篮球人才又主要集中在几所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南开大学，所以国家队队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学生。1921年，上海举行的第五届远东运动会，北京高师学生王荣春（后改名王耀东)、魏树桓、王鉴武和翟荫梧以及清华学校学生孙立人入选中国篮球队参加本届运动会篮球赛，并取得冠军。这是民国年间中国获得的唯一一个国际比赛冠军，同时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篮球冠军。这个颇有纪念意义的胜利多年来一直被尘封（体育史对于民国年间的成绩很少提及），幸好陕西汉中党校的干部杨建民在21世纪初采访了当事人王耀东，王耀东是1921年中国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华体育总会陕西分会主席，接受采访那年已经101岁高龄了。

    老人当时是北京高师的学生，他回忆说这个后来获得第一个国际比赛冠军的球队是经过选拔产生的，先由地方队逐渐淘汰选拔，经过比赛再选拔出各大区代表队，华北、华中、华南、华东竞相角逐，华北队的球员主要来自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练也是该校的王石卿教授，还有部分球员来自清华学校等名校。最后华北队战胜了华中、华南、华东获得代表中国队参赛的资格。

    第五届远东运动会篮球比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中国队的球员从北京出发，当时的国家队没有政府资助，只有依靠募捐得来的30万元，他们每人只有一双布鞋、一件背心、一条短裤。中国队的主要对手是菲律宾队，以北京高师学生为主体的中国队决心把前四届无人能阻挡的菲律宾队拉下马。

    别看菲律宾是个蕞尔小国，篮球实力却不弱。由于篮球运动较早传入菲律宾，在当地开展得比较好。菲律宾队还聘请了美国教练员，队员们接受了整套美国的先进训练方式，加上商界很支持屡屡为菲律宾争光的篮球队，所以能连续在四届远东运动会上所向披靡。

    中国篮球队条件也比较出众，平均身高超过1米82，这在90多年前已经是长人了，加之他们田径基础比较好，所以有一定的竞争力。但到达上海后，他们不熟悉江南的饮食，总觉得缺少面食不习惯，这也多少影响了体力。另外训练装备也跟不上。菲律宾队对多次沦为自己手下败将的中国队不屑一顾。主力队员王鉴武说：“过去胜不代表今天胜，不听他们那一套，咱们和菲律宾球场见！”中菲篮球比赛在露天进行，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一座专业的室内体育馆。1921年5月30日比赛前下起大雨，中国球员皱起了眉头，因为他们没有球鞋，只能买些绳子绑在布鞋上应付这场恶战。而国际比赛经验丰富的菲律宾队提出必须改期。31日雨过天晴，几千人的露天看台座无虚席。菲律宾队毕竟是前四届冠军，一副信心十足、胜券在握的气势，比赛一开始就想打垮中国队。中国队制定了拖住对手让他们焦急的战术，加上由北京高师、清华学校学生组成的球员训练有素，打球善动脑子，硬让实力高出一筹的菲律宾队始终拉不开比分。90多年前的篮球赛尚无两分、三分、一分的规则，都是进一个标一个，上半时（当时称“第一次”）菲律宾队以17球对15球领先。下半时（第二次）比分依然交替上升，菲律宾焦急地欲把领先坚持到底。比赛还剩30秒，菲律宾眼看就要获胜，这时北京高师主力前锋王耀东站了出来，他连续两次投中，帮助球队在生死关头反败为胜，从而改写了中国队逢菲必败的历史。

    中国队取得胜利后，场内外一片欢腾。许多中国观众激动得热泪盈眶。人们振臂高呼：“中国！中国！中国胜利万岁！”队员们也欣喜若狂。那个年代因体育比赛胜利而如此激动的场面还很少见，因为比赛少好成绩也少，这次他们相互拥抱，喜泪不尽。虽然只是一场篮球比赛的胜利，对手还是一个亚洲小国，但由于多年来中国国力孱弱、民不聊生，被西方蔑称为“东亚病夫”，这次战胜数次冠军获得者，场内外如此激动也顺理成章。接下来中国队的对手是日本队。日本队总体实力较弱，在1917年东京举行的第三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队曾以大比分战胜过它。但日本的球队历来看不起中国，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个弱国。在与菲律宾队比赛后的第二天下午，中国队迎战日本队。此时的日本队已是今非昔比，在几年时间中进步迅速，且有一股玩儿命的精神，而中国队员由于头天战胜菲律宾队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加上对这一届日本队不熟悉，所以场上队员打得颇为别扭。那时球员会在场上表演一些华而不实的动作，比如号称“篮球大王”的中国队员魏树桓就在场上玩弄花活儿，在篮下得球却不投篮，等对方跑过来抢，以为控球时间长就是技术高超，结果也影响了其他队员情绪。日本队趁中国队大意而屡屡得手，上半时下来，日本队竟以20∶19领先，观众中有人指责中国队不认真。

    此时，教练王石卿起到了重要作用。据后来场上的队员王耀东的回忆说，王石卿教授的最大长处是依靠稳固的阵容，偶尔让替补更换。但此时，却不得不将魏树桓换下。作为主力的魏树桓哪受过这等待遇，坐在一旁竟像孩子般泣不成声。王教练看出他已经反省，随后换上了他，他抱着将功赎罪的心态勇敢拼搏，带领全队连连反攻得手，很快便赶上并超出对手。这期间还有一点赛场趣事，当时体育场过于简陋，没有报时钟也没有记分牌，场上队员只能凭经验估测。比赛临近结束，中国队领先2分，中国队场上队员反以为仍落后，在终场前仍继续进攻，造成日本队犯规，由王耀东罚球，队友王鉴武怕他紧张就鼓励他说：“现在打平了，你这个球是关键，进去咱们就赢了”。王耀东果然心态平和了，两罚两中。最终，中国队以32∶28战胜日本队，获得了本届运动会篮球冠军。

    1949年以前，一共举办过十届远东运动会。说来令人难以相信，其中九届篮球冠军为菲律宾队所获，仅此一届冠军为中国队获得。这是民国年间中国篮球队获得的唯一一次冠军，是一个了不起的记录。

    这支由北京的大学生组成的中国队的开创性胜利已经载入中国篮球史册。

    需要提到的是，五位主力中，有四位来自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唯一一位来自其他学校的队员是清华学校的孙立人。1914年，14岁的孙立人以安徽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美预科，当时的清华学校非常注重体育锻炼。在校风的熏陶下，孙立人热衷于各种运动，当选过清华篮球、足球、排球、手球、棒球队的队长。孙立人在中国队打后卫，身高却超过全队平均高度，达到1米85，他意志顽强，防守得力，弹跳速度都好，为中国队夺得第一个冠军立下了汗马功劳。据王耀东教授回忆说，孙立人虽然外表如文静书生，话语也不多，但性格刚毅，很能鼓舞全队士气。他从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在抗日战争中，初期参加淞沪会战，后率领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作战，取得了歼灭号称“丛林作战之王”的日本第十八师团等一系列辉煌战绩，被欧美军事专家赞为“东方隆美尔”。艰苦卓绝的中国远征军中也曾出现一支篮坛劲旅，就是孙立人组建的“征轮”篮球队，这支球队在印度、缅甸，以及胜利归国后在云南、贵州、重庆等地屡胜强手，成为西南地区的一支篮球劲旅。在孙立人91岁寿辰时，台湾篮球协会曾向他敬献“篮球泰斗”金字奖盘和有台湾篮球名将们签名的纪念篮球。孙立人愉快地与篮球晚辈畅谈往昔中国球坛往事，还说他对篮球运动的兴趣七八十年来热情不减。

    三、北京篮球界的重量级人物

    之后，北师大（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于1923年改为北京师范大学）依然是篮球运动开展的重镇。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师大“五虎”（李洲、金岩、佟复然、金德耀、赵逢珠）代表了当时北京篮球运动的最高水平。由于有良好的基础和声誉，北师大吸引了许多年轻球员加入。30年代初，北师大又培养出第二代“五虎”（王玉增、陈盛魁、刘冠军、赵伯荣、赵文选)，1932年这个队远征大连，当时大连在日伪统治下，包括一些日本国手在内的日本强队也被北师大篮球队击败。

    30年代北京篮球运动在全国居于先进水平，入选国家篮球队参加国际比赛的北京选手有：1930年第九届远东运动会的刘冠军、王玉增、陈盛魁、王堪若和张毓才；1934年第十届远东运动会的王玉增、王锡良、王堪若、张毓才、牟作云；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的王玉增、牟作云、刘云章和于敬孝。

    北京还产生了几位中国篮球界泰斗级人物。被称为“中国篮球之父”的董守义早年毕业于北京通州协和书院中斋部，凭着出色的球技，他顺利进入大学部，并成为校篮球队中锋兼队长。大学毕业后，董守义到天津青年体育部任职，1923年经青年会推荐前往美国春田学院进修，师从篮球运动发明人詹姆斯·奈史密斯。董守义凭借出色的球技成为春田篮球队队长，并在美国各种球赛中因屡屡率队夺冠而成为着名球星。1925年董守义谢绝了美国校方的极力挽留，回到天津青年会。

    时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的张伯苓聘请董守义到南开兼职教授体育。在董守义的指导下，以刘建常、唐宝坤、魏蓬云、王锡良和李国深为主力的南开大学篮球队在国内比赛中所向披靡。1929年多次蝉联远东运动会冠军的菲律宾圣提托马斯队在日本获得全胜战绩后，回国途中在上海短暂逗留，董守义带领“南开五虎”迎战，最终以4分的优势获胜，“南开五虎”从此名扬四海。成就中国篮球辉煌的董守义被推选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总干事。尤其值得国人骄傲的是，他于1947年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之后董守义曾以教练员的身份亮相第十一届奥运会，由于中国篮球队没有条件集中训练，加上经费紧张旅途劳顿，最终小组出局。董守义还曾为筹集第十四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的经费，与另一位中国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在南京和上海之间跑了25个来回，穿梭于40余个政府机关，费时4个多月才筹得大部分所需款项。

    新中国成立后，董守义依然为中国的体育事业辛苦奔走。1952年他担任了第十五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总指挥。1954年5月，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将中国台湾的体育组织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列入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中，制造“两个中国”。

    1958年8月19日，董守义在给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信中郑重声明：“今天……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被蹂躏。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的精神和传统，我正式声明拒绝同你合作，拒绝同你把持的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并毅然宣布辞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职务。之后的十几年里，为恢复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董守义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后来董守义受到过不公正待遇，1973年3月董守义重新担任了国家体委运动司副司长之职，对自己钟爱一生的篮球事业尤其关注，并参加各种国际交往活动。

    8月初的一天，周总理在接见由日本参议院长河野谦三先生率领的日本体育协会代表团时指示要董守义参加。总理送走日本客人后，问候了董守义的健康之后，又问起了当年南开学校一些同学的情况，他还问：“董先生今年高寿？”董守义回答已经78岁了，总理说：“真的吗？真看不出来，董先生比1月份见面时看起来气色好多了。”他又对体委领导人说：“当年我在南开读书时，董守义先生就在南开工作了，董先生是我的先生。”

    牟作云是对中国篮球有突出贡献的前辈。他1913年生于直隶武清（今属天津），幼时随父母来到北京，先后在育英小学、育英中学读书，育英中学是当时北京篮球运动开展得很好的学校。由于身材高大、运动天赋好，牟作云在育英中学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就入选了学校的篮球队。他还是田径好手，这也使他在篮球场上有更强的竞争力。

    在1932年的一次华北运动会上他一人独得跳远、三级跳、标枪三项冠军，跳远打破了华北纪录，标枪打破了全国纪录。1934年，高中最后一年，他又入选国家篮球队，参加了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远东运动会篮球比赛，获得亚军。

    牟作云抱着改变中国落后体育现状的抱负于1934年进入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学习。当时的师大体育系聚集着一批杰出的体育人才，如袁敦礼、董守义、徐英超、曾仲鲁、郭毓彬、万福恩、王石卿、王耀东等教授都是体育教育的先驱和权威。在名师们的培养下他进步神速，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再次被选入国家篮球队，参加了在1936年柏林举行的奥运会。1937年，牟作云大学毕业后留到母校任教，从事体育教育。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远赴昆明进入西南联合大学，这所由清华、北大、南开等三所大学组成的战时大学后来被奉为教育人才的楷模。由于清华大学体育系主任、中国着名的体育教育家马约翰爱才如命，不仅收留他而且让他做篮球教练。

    1946年，牟作云自费到篮球的发源地、美国着名的春田体育学院研究生院进修，学成后回到清华大学，继续执掌教鞭，除了教授二年级的篮、排球和田径课程外，还担任了校篮、排球队的教练。牟作云的篮球教学深受学生欢迎，被学校篮球队员誉为“第一个教我们用脑子打篮球的教练”，他在体育教学中主张德、智、体、美相互促进、彼此融合，他教学生打篮球要讲究技战术，不仅斗勇还要斗智，在赛场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掌控全局的能力。

    新中国成立后牟作云一直是篮球界的领导。1956年，国家体委球类司成立，牟作云担任了副司长、中国篮协副主席，正式开始领导全国的篮球工作。1964年，牟作云当选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四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几十年来，牟作云率领中国篮球队先后出访过40多个国家，不仅锻炼了队伍，提高了个人和整体水平，还与很多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1996年，国际篮联向担任了国际篮联技术委员会委员44年的牟作云授予“终身荣誉委员”

    称号，能享有这一殊荣的，全世界只有8人，而在亚洲仅有他一人。

    同年，亚洲篮联也向担任亚洲篮联第一副主席的牟作云颁发了“终身荣誉主席”证书。1999年，他入选新中国篮球50杰。2005年，中国篮协为了表彰牟老的丰功伟绩，为了让后人能够永远记住这位新中国篮球运动的开山鼻祖，决定将CBA联赛的冠军奖杯以“牟作云”命名。

    四、篮球在北京学生中很普及

    民国时期篮球是北京老百姓尤其是学生最喜欢的运动之一。那时候的北京人少，空地很多，几乎每个学校都有篮球场。学校都鼓励学生打球强身，男同学篮球打得好会受人们追捧，在学校都会出名。

    二三十年代正是争取妇女权利的时代，女学生能够打篮球也会显得很时尚。20世纪20年代以后，一些设有体育系科的学校，如北师大、女子文理学院等女子篮球队都很有实力，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上，北平女子篮球甲队获冠军，可见在中国篮球界的地位。今年97岁高龄的杜怡芳1917年8月出生在北京，1932年考入六年制北平高级师范学校。杜怡芳回忆，她十几岁时就喜欢田径、排球和篮球，曾得过北平中学田径运动会总分第一（冠军），北平教育局还发给她镀银冠军奖杯。那时候中学女篮队员做完功课后就练习篮球技术，由于没有灯光场，她们曾经在月光下分拨比赛，夏天的时候还有的同学因为疲倦在篮球架下睡着了。

    有一天刮大风，篮球架倒了，幸好那天没学生受伤，校方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伤害，马上规定大风天不许打篮球，可见学生打球瘾头之大。1934年，杜怡芳加入北平女子篮球荔才队（又名鸥队），该队主要由北京各学校女子篮球爱好者组成，类似今天的发烧友，这样志同道合自愿组合的女子篮球队在当时京城还有四五支，那时北京女子篮球发展可见一斑。

    荔才队平时每周在北京东城金鱼胡同的基督教青年会室内篮球馆训练、比赛，尽管是当时北京唯一对外开放的篮球馆，但场租费非常低，穷学生都去得起。基督教青年会每年都在北京举办女子篮球比赛，对推动北京女子篮球的普及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当时民国政府内忧外患，中日大战在即，但仍然坚持如期在上海举办第六届全国运动会。为迎接比赛，北京体育部门临时在沙滩北大红楼旁的篮球场选拔组建了北京女篮代表队，教练由20年代的中国男篮队员王耀东担任，杜怡芳经由王耀东妹妹王景芝（时任北师大体育教师）推荐，被顺利选中。但正式入队时遇到阻碍，北师大一向以管理严格着称，校方认为打球会耽误学业，不同意杜怡芳参加，后经教育局出面才得以放行。当时队员主要来自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体育系、清华大学，其中丁筝筝和沈崇寄都出自荔才队。

    集训在艺文中学（后来的二十八中）进行，教练主要练的技术是后卫从后场向前场抛球，队员从中场启动，接球突破或直接上篮。杜怡芳因有田径基础，对这种近似男子篮球的打法能很快适应，比赛时可屡屡突破得分。民国第六届全运会（上海国际运动会），于1935年10月10-20日在上海市体育场（江湾体育场）举行，北平女篮和北平男篮一起入场，杜怡芳的四姐杜怡蓉是北平女排的队员，也在队伍里。杜怡芳老人对近80年前的入场式印象最深的是来自沦陷区东三省的代表队入场时，观众群情激动，鼓掌欢迎口号声四起，不少东北队队员热泪盈眶。当时运动会接待条件很差，各省市队混住在大通间，床为上下铺的木板床；伙食费为每人一天一银圆，主办方在江湾体育场看台后下方空间按各省市地方特色开设了各式餐厅，队员可根据自己的口味爱好选择饭菜，因为当时物价便宜，伙食费绰绰有余，一场运动会下来，个人竟还能结余不少。

    北京女篮代表队由于仓促组队，战绩一般，小组没有出线。杜怡芳印象比较深的是汪精卫在接见全体队员时的演讲，他风流倜傥、口若悬河，大谈国民体育与抗击日寇的关系并发誓拼死收复失地，大有当年“慷慨过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风采，赢得众多运动员的喝彩，哪知汪精卫后来成了头号大汉奸。杜怡芳自北师大毕业后，一辈子从事教师工作，年轻时当过多年体育教师，在一生的教学工作之余，只要有机会总要打打篮球。

    1948年，杜怡芳老师想进入一所更好的公立中心学校工作，但苦于无人推荐，于是便设法入该校篮球场同老师们一起打篮球，很快同该校老师们打成一片，获得认同，顺利入职，此事也表现了体育爱好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    40年代初期，北平的北星队代表北平篮球运动的最高水平，1944年远征宁、沪，19战获胜16场。稍后，“木乃伊”、三青团、铁联三支球队三足鼎立。木乃伊以育英中学学生为主，三青团以北师大学生为主，铁联则以毕业的大学生为主，年龄是三支球队最大的。后来三队还举办过对抗赛，比赛地点在朝内九爷府和中南海西边的艺文中学，这批学生中的陈文彬等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了北京男篮的队员，陈文彬后来还当过国家队主教练。后来木乃伊成为北平篮球运动的第一劲旅，队员都是当时京城有名的育英中学学生，育英中学是篮球运动的传统强校。木乃伊篮球队是1942年成立的，学生们因为喜欢打篮球所以凑在一起成立了篮球队，大家觉得需要有个容易记的队名，当时队员们学历史时知道了埃及有木乃伊，觉得挺特别，又有点吓人，所以大家一致同意就叫木乃伊篮球队。

    育英中学很重视这支篮球队，校方体育部不仅提供了场地和篮球，而且还安排了活动时间，使得这支学生军迅速发展壮大并享誉京城。

    1947年12月，北京篮球队参加了第十四届奥会中国篮球队分区预选赛天津分赛区的比赛，获得第一名。北平篮球队五个人都是木乃伊队的队员。木乃伊队的成功还在于聘请了留美归国的北京大学体育教授管玉珊先生，管先生的训练很有特点，他要求队员们打篮球先得从对篮球的认识开始。

    管先生对队员们说：“篮球是集体游戏，英文为：all for one，one for all。意思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他又简练概括地对队员们说，篮球战术就是打进打出。管先生还告诫学生：“你们打球要有大将风度，京剧武生的‘亮相’代表着一种精气神，打篮球也要有精气神儿，得技术精、作风好、宽宏大量、不斤斤计较，输球允许、不能输人。输球是技术不如人家，回去好好练再打。要记住，胜负是暂时的，绝不能输人，你们要牢记这一点！”木乃伊还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篮球界输送了第一批人才。这个队的程世春后来作为首批国家队队员参加了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后来做过北京队和中国篮球队教练，至今仍担任着中国篮协技术顾问，还有北京篮球队教练王元祺也是当年木乃伊队的队员。

    40年代后期，北京女篮的“大姐大”是由范政涛指导的“虹队”。

    1948-1951年间，这支球队参加了在京、津两地举行的多场比赛获得全胜，其球员周懿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支国家女队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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