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众性篮球活动蓬勃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的篮球运动无论群众普及还是专业提高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期。1952年，毛泽东主席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也是中国体育的发展方向。

    1952年10月25日－26日，北京举行了首届工人运动大会，1955年又举行了第一届中央直属机关工作人员的体育运动大会和北京市机关工作人员运动会，篮球和其他项目一样都列入了比赛或表演项目。

    50年代北京体育的重点放在发展群众体育运动上。全市各级工会系统和工矿企业、机关团体纷纷建立体育协会。他们深入基层，开辟体育场地，组织各种比赛。1958年，各区县也陆续成立了体育运动委员会，在京的国家机关还按所在地区就近组成体育协作组。全市的群众体育活动异常活跃，哪怕是一个百人小工厂，都有篮球队，区单位之间和系统单位之间都有比赛，大型厂矿的车间小型体育竞赛也比比皆是，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20世纪50年代，有个外国记者曾在中国坐过火车，回国后写文章说，一路上从火车车窗向外观望，看到最多的就是篮球场！50年代的《新体育》杂志在封面登过这样一幅照片：两个北京郊区的煤矿工人下班后拿着篮球准备比赛，他们头上的矿灯还没摘下呢。50年代北京的学校篮球普及得相当好，这项运动促进了青少年在德智体方面全面发展。1950年8月，天津举行了国际学联篮球赛，北京、天津、上海、沈阳4个城市的球队参加。北京队的成员中有3人来自北京二十五中（原育英中学）的木乃伊队，2人来自燕京大学燕队，还有2人来自其他学校，7人组成北京队除了参加邀请赛外，还进行募捐救灾义赛，颇得各界好评。

    篮球热也引起了主管体育的国家领导人的注意，贺龙元帅说过：“我上次到北京开会，住在北京饭店，马路斜对面就是东长安街体育场，每天晚上灯光球场里挤得满满的，门外还拥着一大片人。群众那么喜欢体育，需要有人来领导和组织呀！”

    说到工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参加体育篮球的热潮，76岁的中国水暖厂退休工人孙恒申老师傅很有感慨。孙恒申1953年从河北农村来北京当学徒工，并很快成长为一名很出色的钳工，他所在工厂与后来的国家体委只有一墙之隔，北京体育馆建成后，他们一些青年工人经常去看篮球比赛。孙恒申很喜欢打篮球，但身高才1米70多，上场比赛有些吃亏，他知道要想代表厂队比赛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于是，他下班后都要训练两个小时，有时候午休也练，即使夏天30多度，他也在烈日下练投篮，经常是汗珠子掉在球场顷刻间就蒸发。孙恒申弹跳好、速度快，胳膊比一般人都长，再加上刻苦训练换来的准确投篮让他成了厂队的头号得分手，他参加区联赛，都是各队的盯防对象，但每场得个20分也没问题。

    他说：“那个时候真是红火，我们那些青年工人上班玩儿命干，下班有特别充实的生活，有合唱的、跳舞的、画画的，而更多的工人是参加体育锻炼。那时候国家那么缺钱，可你走到所有的工厂，总有工人锻炼的地方，不少都有灯光篮球场。篮球运动让我身体健康，至今还能跑步呢。”孙恒申十分怀念一起战斗过的队友，当年的年轻人现在有一半离世了，何树林师傅就是前年走的。何树林多次获得先进生产者的称号，他酷爱篮球，身高1米86，这在那个年龄的人里是非常罕见的，他不仅是厂队绝对主力，也是工厂所在的崇文区工人篮球队的主力。何树林曾到工人体育场打北京工人联赛，那时体育场刚建成不久，当他听说要到工人体育场比赛，简直不敢相信。他记得联赛开始前，还有北京市总工会的一位领导讲话：“欢迎工人同志来工人体育场比赛。工人体育场只有多为工人服务，才算名副其实啊！”话语之亲切，让在场的工人师傅们心里暖洋洋的，那几周的比赛，让他对工人体育场有种“回家”的感情。

    他还记得，在一场比赛后，一个偏远省份篮球队的教练找到他，对他说：“何师傅，我已经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了。我一直看你打球，你愿意到我们省打球吗？如果愿意，你以后就是专业运动员了。”何树林没想到，在工体露脸，还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他高兴地回到工厂和领导商量，领导说：“你愿意去吗？”他说：“愿意啊，当专业运动员当然好了。”厂领导面带难色地说：“党总支其实已经讨论过了，为你在工人体育场的出色表现感到光荣。但你是厂里的技术骨干，又是篮球队离不开的主力……”何树林说：“那我无条件听组织的！”于是，他失去了当运动员的机会。多少年来，何树林对工人体育场一直有深厚的感情。2009年夏天，他让儿子开车送他到当年打球的篮球场，他有些骄傲也有些伤感地对儿子说：“你爸爸当年在这里打球，观众里三层外三层，那喝彩声真给人提气。那时候我差点当上运动员，我听组织的话放弃了这个机会。”何树林有些怀念地说：“当年我在工人体育场打球，1分钱都不收，每场球还补助我4毛呢！当年的群众体育多热火啊！”年已古稀的于书江是个土着的石景山人，他回忆说，小时候首钢的篮球异常红火，不少分厂都有灯光球场，他常常这场比赛看完再到另一个场地看。由于篮球开展得好和场地标准，全运会和后来的五项球类运动会都来这里比赛过。

    50年代学校篮球运动开展也颇为红火，中学校校有篮球场、篮球队，每年都有区级和市级的比赛。篮球也有传统学校，北京二十五中将民国时期留下的传统发扬光大，新中国成立后陆续输送过多位北京队队员，也多次获得过北京市中学生篮球比赛冠军。50年代中期，有一支风靡京城的紫蔷薇篮球队，主要以汇文中学的学生为主，他们曾击败二十五中获得过“三好杯”冠军。这个队的后卫王忆诚后来成为北京队核心后卫；身高球技俱佳的刘兴燕虽然被北京队相中，但家长不同意而未能成为专业球员；还有闵力援（首钢男篮主教练闵鹿蕾父亲）也是紫蔷薇队的主力。稍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教师，与一些在校教师组建了北京钟声篮球队，而且打到过级别最高的全国篮球联赛，虽然名次靠后，但作为纯业余队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时北京三十五中就有四个篮球场，每天下课后球场上都是学生在打篮球。

    六十五中有两个篮球场、一个排球场和一个足球场，下课后很多学生不回家，在球场上打篮球、踢足球或进行各种体育锻炼。那时北京男女篮绝大部分队员都来自中学。历史实践证明：只有体育回归教育，竞技体育才能不断地涌现出具有运动天赋的青少年运动员，中国篮球和北京篮球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50年代后期北京篮球界还有段“兄弟五人、全家打球”的佳话：张志鹏、张志鸣、张志翔、张志翱、张志越五兄弟个个都是学生中的篮球好手，后来都进了专业队，对北京的竞技篮球贡献很大。

    20世纪60年代在长安街体育场、北海体育场几乎每个周末都有专业队比赛，而且全国甲级队联赛或分区预选赛在北京举行时这两个球场也曾作为赛场。周末专业队打表演赛前往往由工厂球队打垫场。

    而打垫场的工厂球队得具有一定水平才能得到观众认可，东郊的北京电子管厂球队、北京造纸一厂等球队等都曾打过垫场。这两个球场有比赛时经常坐满观众，灯火辉煌，由于球场不大，所以即便坐在最上层也非常便于观看。60年代长安街体育场（归东城体委管理）负责人是原体训班的老队员詹天顺，出于对北京篮球的热爱，所以经常安排北京队的比赛。

    当时北京队在北海体育场打比赛时，着名电影演员、导演谢添都要到场观看，即使是在冬天天气寒冷时也不落空。北京男篮一队教练张光烈和谢添是很好的朋友，两个人在先农坛运动员春节联欢会上还合作表演过哑剧双簧。另外刘二柱和电影演员于洋也是好朋友。后来这些着名演员索性自己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在北海或东长安街体育场比赛，队长是从延安时期就打过球的着名导演崔嵬（电影《青春之歌》导演），崔大导身材魁梧，声如洪钟，加上是老革命艺术家，在场上是当然的核心，经常大声指挥。由于他年近五十，体力不济打起球来总是气喘吁吁，有时候投球三不沾，场内一片大笑还伴随鼓掌。演员球队中还有马季，马先生虽然身材较矮，但刚到而立之年的他体力颇好，在缝隙中近距离投篮还挺准，每当他进球，球场就高喊：“马季加油！”球队中还有主演《革命家庭》的张亮以及走到哪里都被称为“李狗顺”的方辉等。当然演员篮球队也招一些北影等艺术团体的年轻人保持一定的胜率，否则光靠演员打比赛，一场也开不了壶。他们打球时的上座率很高，大家都想近距离看看崔嵬、马季等名角。

    北京的农村相对贫困，对体育了解很少。虽然有一些人参加武术、摔跤等活动，也都是作为民间聚会活动的项目。新中国成立后，体育工作者深入到农村，启蒙农民的锻炼意识。为此，北京市还出台政策，把农村体育归青年团来管，倡导了一系列现代性运动，一些乡镇有了篮球活动。由于农村土地宽裕，不少村落的农民用木板和树干做篮球架，在劳作之余打打篮球，也是健身和娱乐的一种方式。

    农村篮球热，中南海也篮球热。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回忆，他少年时代与在中南海住的小伙伴儿也有个篮球队，他说：“我们那时还组织了一个篮球队，叫‘chua’（篮球进篮的象声词）队，这个字在字典上找半天还找不到，最后我们就用‘刷’字代替。我们那个球队都是中南海的孩子，当时经常的对手是中南海8341部队的各个中队。

    中队相当于连，一中队、二中队都打不过我们，而且很恼火，因为他们写个二中队，我们写个‘刷’队。他们一看就恼火，就想‘刷’我们，但是各中队绝对没有一个能赢我们的。不过，8341部队有个东风队，有点半专业，他们参加大军区的比赛。我们跟他们也打过一场，输得很惨。我们还跟八一女篮打过一场，在八一体工队。上半场我们打得很凶，她们才赢了两分。后来她们的教练急了，亲自上马，老将出马真是不一样。投篮准得不得了，在现在的三分线左右出手就有，我们根本看不住，只要拿到球很快就出手，你扑都来不及。这样赢了我们十来分。那些运动员很不满意，下来跟我们说，早知道跟你们打，上午我们就不训练了，都已经很累了。另外说，跟你们打球，好像进了花果山了，意思是我们动作五花八门。”

    二、学习“老大哥”，提高有榜样

    1．载入中国篮球史册的七场比赛

    群众性篮球开展得好，中国篮球水平也在努力提高水平。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篮球在苏联很普及，水平也很高，自然也在学习之列。1950年12月28日，苏联篮球队应邀来华，在北京与中方球队进行了一系列比赛。他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支来华比赛的外国球队，所以备受重视。但当时北京体育场地非常匮乏，没有一座可容纳观众的室内体育馆。虽然时值隆冬，天气寒冷，但也只能安排在简陋的东长安街体育场（当时叫东长安街青年服务部球场）比赛，为了御寒，工作人员特意在球场外面罩上了大棚。

    下午2点，苏联篮球队和即将与他们对垒的北京市的几支球队入场，中华体总筹委会秘书长廖承志致辞，表示要学习苏联体育运动的先进经验。苏联运动员列队齐整，彬彬有礼地向看台鞠躬，之后用俄语连喊“致敬”，北京球迷说：“老大哥真讲究礼貌，待人多亲！”

    当时正是三九天，球场虽然搭起临时大棚，但御寒能力有限，刺骨的寒风钻进大棚，大家只能不时站起来跳跳，而苏联运动员却突然脱掉运动衣，只剩下背心裤衩，北京球迷又评价：“脱得赤条条，真棒！”“你看人家个子高、跳得也高，真精神。”

    第一个与苏联队对垒的是京联，也就是北京联队的意思。比赛前双方队长交换礼物，京联给“老大哥”的礼物是景泰蓝的铜鼎。

    苏联队有17名球员，可以用三个不同的阵容比赛。廖承志为比赛开球后，苏联队上来就给京联来了个下马威，连进2个以4∶0领先。京联队也不示弱，虽然身材比对方差半头，但也用灵活的优势多次还以颜色，中锋陈文彬来回扯动几次命中，比分交替上升，终场苏联队以56∶43取胜，球员和观众觉得中苏双方篮球水平的差距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大。

    当晚，苏联队以另一套阵容与学联队比赛。比赛开始前苏联队的分拨儿热身就让观众感到耳目一新，6个队员3个防守3个进攻，双方对抗强度很大，在半场内进行相当剧烈的攻守演练，传球、防守、投篮都很正规。在场的不少篮球界专业人士就称赞：“瞧人家这训练！”

    后来苏联队的训练方法被北京的球队都吸收了。第二场苏联队的新阵容比上午的盯防要严密，紧逼也比较凶，学联队稍有拖沓或传球不慎就会被断走。苏联队副队长格里巴果夫让人领略了什么是远投，由于他人高马大，出手点高，北京学联球员很难形成有效的封盖，他的中远距离投篮几乎弹无虚发，引起数千观众赞叹：“他们投球怎么这么准啊！”虽然学联队下半时扩大防区防住对方远投，但顾此失彼导致内线多次失守，这场比赛双方的差距大了一些，为60∶21。

    第一天就比赛两场，第二天接着赛，北京地区的球队轮番作战，而拥有三套阵容的苏联队也从容应付。第三场苏联队对阵体联队，体联就是在京体育工作者组成的球队。1950年中国尚无专业球队，但京联、学联、体联也因长期在一起打球磨合，属于中国高水平球队。体联与京联、学联不同的是年龄偏大但经验丰富。范政涛、常英、崔文仲等名宿虽然都年过三十，但拼争精神令人感动，在凛冽的寒风中，与年轻高大勇猛的苏联队奋力拼争，他们纯熟的球技虽然时有亮点，但很难突破对方的防守，只好选择在外围出手，而高大简练实用的苏联队则如入无人之境，多次轻易杀入中国队篮下，学联队最终以21∶62败北。

    为了向苏联队学习，竟然让他们连续在北京比赛达七场之多。第四场比赛于1950年12月29日晚8点进行，京联再次出战。京联是先前比赛各队输球最少的，因此大家都期望京联再有良好表现，进一步缩小比分的差距。但比赛一开始，人们发现苏联队一改第一场的稳健打法，上来就步步紧逼，有时候对带球队员实施双人夹击，造成京联球员数次无法带球过中场。大家突然意识到，第一场的13分差距完全是“老大哥”让球。当真功夫拿出，中方球员就感到处处别扭。苏联队高大队员科尔基亚、科涅夫也不再斯文地在外面倒手，而是带球如猛虎般长驱直入，使得京联防不胜防，有多次眼看他们在京联队篮下三番五次摘得篮板而京联却一筹莫展。在场观众说：“‘老大哥’一真刀真枪，咱们就无招架之功啦！”“人家打球一点儿不含糊，表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运动员热爱祖国的品质，咱们得好好学习啊！”第一场仅输13分的京联再度交手竟然输了个17∶91！第二天体联再战苏联，也以13∶90惨败。中国篮球界终于认识到，这才是双方真实的差距。

    面对巨大差距，中方球队没有坐以待毙，他们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打出自己的风格。第五场学联队由陈文彬、王琦、赵振锦、唐振生、周宝恩首发，他们采用了多跑动、多骚扰、抢占地面的战术，用“8”字阵形挡人掩护，然后用相对灵活的身躯突入腹地，上半时仅负3分。下半时学联队体能不足的弱点显露无遗，加上苏联队又开始较真儿，学联半场输了30多分，以27∶60再败。

    东长安街体育场的观众座位有3000个左右，但由于苏联是世界强队，加上“老大哥”很受国人推崇，比赛时总是能涌进4000多人。

    只可惜观众在寒冬中太受罪了，而这样的天气还一票难求，北京人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篮球的热爱。苏联队的打法让当时的观众颇为惊异，“老大哥”的优异表现也给中国篮球乃至体育界一个启示：要打好篮球不仅要苦练，还要有自己的专业球队，要有几级训练体制，靠业余队打球不可能达到高水平。苏联竞技体育的体制开始被我们几乎全盘吸收。

    2．感谢“社会主义大家庭”兄弟

    50年代除去苏联外，东欧篮球水平也很高。苏联、东欧篮球包揽了那个年代的欧洲冠军。1952年夏，波兰篮球队来华访问，从北京到各地转了一圈后，于8月14日和北京市体育工作者进行了座谈。

    当时中国篮球的水平与欧洲相距甚远，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兄弟，波兰篮球代表队对中国的篮球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他们指出中国运动员普遍体力差，耐力不够，比赛前的十几分钟还有竞争力，之后就每况愈下，尤其女子运动员普遍臂力差，球传不远，不能造成快攻，而且防守时脚步不灵活。波兰同行还指出，在中国转了一圈，只有在北京遇到的体训班和八一队水平不错。中国球员普遍打得慢，而且华而不实的动作多，波兰队所以能全胜就因为个子高、速度快、体力好。波兰篮球队对北京以及各地的篮球场之多、普及之好深表钦佩，他们说这是欧洲各国所不及的。波兰同行预言，用不了几年，中国的篮球水平一定能上去。

    那时中国篮球主要与苏联和东欧交往，苏联、东欧对中国篮球的帮助是全方位的，中国学习苏联、东欧也是全方位的。当时《新体育》杂志总结：波兰篮球运动训练方法是科学的，比如强调体能，波兰运动员都达到了“劳卫制”所规定的32项指标，他们还用徒手体操、器械体操、足球、排球、手球来做辅助训练。波兰篮球运动员的日常生活习惯与比赛中的细节也被记录下来，中国篮球界研究发现，波兰球员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身体和衣服都要保持干净。运动员准时起居，禁止吸烟。比赛时，精神要保持高度集中，运动员要不打折扣地执行教练的意图，球员被换下后，教练都要把他的优缺点讲明。

    中国篮球在与苏联、东欧交往时也带着那个时代意识形态的烙印。波兰篮球队对中国同行说，他们起初也是学习美国篮球注重个人表现的那一套，但在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理论、技术后，波兰篮球队变得更讲究整体和实用，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今天看来，20世纪50年代中国篮球队访问匈牙利时留影。队中有多名球员来自北京队。前排左起：何诗荪、王兴全、杨福鹿、张锡山、刘二柱、李汉亭、鞠芬康。后排左起：中国队翻译、牟作云（领队）、鞠芬庚、张根铨、白金申、刘贵已、张长禄、程世春、陈文彬（教练）。

    60年前在北京的中波篮球交流会也有偏颇，因为彼此都并不了解真正的美国篮球。

    三、北京是篮球运动的竞赛中心

    1．最早的“德比”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成了全国篮球运动的竞赛中心，当时几乎所有的重要比赛都在北京举行。

    自50年代后期起到60年代中期，北京队和八一队是国内最强的两支男子球队。八一队在50年代初期就组建了，北京队则在1956年才正式成立，以致1951年首届国家男篮组建时，北京的球员还在代表华北队出战。北京市体委一直在筹划成立首都的篮球队，后来的北京队大多来自中央体育学院。当时尚无“德比战”之说，而中国男篮的德比战始于1954年10月17日，地点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先说说这场“德比战”观众的阵容吧，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董必武、邓小平、贺龙、罗荣桓以及多位部长和高级将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仍是中国篮球比赛最高级别的观众。

    八一队阵容整齐，组织后卫是身高1米70的余邦基，而在当时被称为“大个儿”的吴自秉身高1米86，庞世侯1米88，王兆钰和周春霖也都1米80多。中央体育学院队的陈文彬、白金申、张锡山、李汉亭也都1米80多，只有刘二柱接近1米90，这些球员都成为后来的北京队队员。

    这两队各有特点，八一队打法顽强硬朗实用，中央体育学院队更讲究战术，进攻时常用“8”字阵形流星般来往穿梭。比赛中，中央体院队的张锡山、李汉亭把八一队的余邦基、王兆钰盯得死死的。余邦基虽然身高只有1米70，但技术出众是当时组织进攻的好手，他动似脱兔，常常突到三秒区内从容分球，八一队比赛时，一旦他不在场上，一些解放军战士就喊“上余邦基”。中央体院队的张锡山比余邦基年轻，他身高1米84，弹跳、速度出众，防守主动积极也抑制了余邦基的组织。而中央体院队刘二柱、白金申、陈文彬与八一队庞世侯、周春霖、吴自秉的对位防守也呈现出龙争虎斗之势。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央体院的陈文彬，这位北京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后来成为北京队和国家队的教练，他是典型的学者型教练，几年后为中国篮球的迅速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

    50年代中国篮球运动员的身高无法和国际强队相比，但这一劣势也逼得中国篮球不得不更讲究技战术和灵活快速，因此增强了比赛的观赏性。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也为双方的精彩表现而鼓掌。上半时双方难解难分，以平局告终。下半时比分依然拉不开，打到29平时，中央体院队李汉亭4次犯规，为保存实力体院队换下李汉亭换上徐仲已，八一队对徐的特点比较陌生，这也给了体院队可乘之机，几分钟后中央体院以41∶33领先8分。八一队向来以意志顽强着称，比分拉开反而让他们放下包袱，开始绝地反击，他们把1米86的吴自秉和1米88的庞世侯共同埋伏在篮下组成杀伤力强大的“双塔”，这使体院队的白金申、刘二柱不得不犯规阻挡他们篮下进攻，当他们5次周恩来总理赛后赞誉北京运动员身材高大犯规被罚出场后，双方实力发生逆转，最后八一队以63∶52获胜。

    这场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的国内最高水平的比赛引起了很大轰动，篮球界一致认为，应该多多举办这样的比赛，从而也推动了全国篮球联赛的举行。

    2．中国篮球飞速提高的阶段

    1950年苏联篮球队在北京比赛中展现的巨大优势让中国人羡慕不已，中国篮球决心急起直追。篮球界制定了符合自身条件的发展方向，由于中国人在身高上无法与欧美人比拟，因此就重点在篮球技术上下功夫，逐渐形成了我国独特的技术特点，比如灵活快速、技术全面、跳投（当时称“砸眼”）准确，还在抢断球、快攻、快速突破等技术上形成特点。中国篮球运动员的急停跳投发挥了我国前锋个子矮却应变快的特点。在中国篮球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篮球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50年代末苏联和东欧篮球队再来华比赛时，不得不对中国队刮目相看了。比如战胜欧洲篮球锦标赛冠军匈牙利队和第三届世界篮球锦标赛第四名保加利亚队，就给欧洲篮球界不小的震动。

    那时中国队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矮个子——钱澄海和杨伯镛，他们后来也成了北京队队员。钱澄海身高1米82，担任组织后卫。杨伯镛身高1米80，打小前锋。别看个子效力于北京男篮的着名运动员钱澄海矮，他们都是队里的绝对主力，并被认为代表了中国篮球发展的方向。

    他们二人球艺娴熟，善于发动快攻，急停跳投准确，钱澄海不仅组织得好而且是一位攻击力很强的后卫，杨伯镛善于底线突破，经常让对手防不胜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转播中国队比赛时，中国体育解说第一人张之用“见缝就钻、无孔不入”来形容他们的技术特点。这两人在国际重大比赛中发挥了重大作用。钱澄海曾总结出了中国篮球秘诀：“我们虽然个子小，但运用了紧逼、快攻、跳投这三大法宝，发扬快速灵活的特点，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3．中国篮球快速生长期的教练陈文彬

    好球员必须有好教练调教，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的陈文彬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第一代国手，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陈文彬1949年到1954年曾效力于中国学联队和国家队，多次参加过国际大赛。

    他1954年任国家男篮助理教练，1955年到1965年任国家男篮主教练，多次率队战胜欧洲强队并夺得过社会主义友军篮球赛冠军。深厚的文化积淀使他善于总结归纳，能够把脉中国篮球的方向。他博闻强识，既能把《孙子兵法》的理论用于实践，又能自己翻译外国篮球学术文章与国际先进打法不脱节。后来他到北京队先任总教练后任北京男篮主教练，为发展北京篮球立下功绩。陈文彬英年早逝，当年他指导的队员如今也是老年人了，大家回忆起他都说他颇有大将风度和指挥艺术，是难得的好教练。

    四、北京男女篮经历的辉煌

    1．政策倾斜，出手不凡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有好几支水平不错的球队，前文提到的与苏联队交手的京联、体联和学联是其中的代表，但也都属于业余队。

    北京作为首都，当然也要有自己的运动队，这样才能与首都的地位相称。而北京不同于上海、广州、天津，这些城市在新中国成立前受外来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比北京多，北京在成立专业运动队时，困难也要大些。50年代初，北京的足、篮、排球均以临时集训的形式组成业余队，和兄弟省、市的专业队比赛成绩很不理想，首都的球队常常是失败者。首任北京市体委主任柴泽民对此十分焦虑，当时北京市领导彭真、刘仁等也很着急。1955年国庆节游行后，彭真、贺龙、罗瑞卿等领导人到北京饭店就餐，柴泽民与彭真市长、贺龙元帅等人一桌，贺龙的话题很快转到体育，他对柴泽民说：“老柴，你们北京队比赛老是输，这可不行……你要抓紧啊！中国球类运动水平不高，与其他国家相比落后不少，要改变现状，奋起直追，首都要带个头嘛！”贺龙建议北京市要成立专业队，培养优秀运动员。柴泽民听了贺老总的一席话，就把筹建专业队的工作很快提到日程上来，在一两年内完成了各个专业运动队的组建。

    北京的篮球和足球一样幸运，1956年在贺老总和国家体委的关怀下，国家体委把国家男篮部分队员和国家女篮全体队员下放给北京市。这无疑使北京篮球队一下成为全国最强的球队之一。当时球队条件比较艰苦，北京篮球队住在茅屋胡同的院子里，身材高大的五六个球员挤在一间小屋子里，人一进去屋子都满满的了。球队训练多数时间是在露天篮球场，但没有人对此不满，反而热情高涨。球队有时到北京体育馆训练，坐的是四处漏风的大卡车。

    2．北京男女篮双获全国联赛冠军

    第一代北京男篮教练员是新中国第一代国手程世春先生。程世春早年在北京经常和美国大兵打篮球，让他无形中学会了许多美国篮球的技术动作和战术，这对他日后培养篮球运动员有很大帮助。程世春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男篮队员。当时由陈文彬和杨福鹿执教的国家男女篮平时代表北京队，有国际比赛时则代表国家队。1956年10月，全国甲级篮球联赛在重庆举行，共有12个队参加，北京队也报了名，但此时国家男篮因准备参加第十六届奥运会（后中国代表团因抵制台湾以中国名义参加奥运会而退出）在广州二沙头集训而不能代表北京队出战。这时球队只有四个人，临出发前又找了七人便赶去比赛。最后凑成程世春（教练兼队员）、张光烈、王忆诚、何诗荪、周明镐、张福奎、贾钦升、鞠芬康、路廉汉、段其炎、庞世候共11人的队伍。由于时间仓促，该队未经一天合练，教练和队员们抓紧时间在火车上说了说比赛时应该怎么打。当时北京队队员技术好、身体素质好，而且战术意识强，依靠着球队的实力和程世春的指挥，北京男篮以8胜1负的战绩荣获第一届全国甲级篮球队联赛冠军。女篮在教练杨福鹿的指挥下，以全胜的战绩夺冠，队员有杨洁、周懿娴、李少芬、王霞飞、马申妹、胡英信、马敬霞、郑于莲、庞惠琳、傅莲贞、黄珍、万爱仙，她们大都是国家队员。北京队不仅获得了两块金牌，还获得了两个高约80厘米左右的巨大奖杯。

    如今84岁的程世春回忆那次比赛时激动地说：“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两个大奖杯一个人拿不动，得两个人抬着。12个队，我们打了11场，我只上场了31分钟。我上场的任务就是控制球，因为那时没有24秒，如果比赛结束前赢了几分，就开始打控制球。我上场比赛时就由杨福鹿在场下指挥。”，程世春又笑着说：“11场比赛我们没洗运动服，怕把好运气洗没了。”

    后来未能参加联赛的鞠芬庚、张福奎等高大队员也回到北京队，他二人身高都超过1米96，周明镐的身高也在1米95以上。第一代北京男篮队员人人都有特长，鞠芬庚的勾手投篮，张福奎的中锋策应、路廉汉的切入、何诗荪的快速运球突破、周明镐良好弹跳力的抢篮板球，还有王忆诚的跑投，都堪称一绝。

    此后，张光烈、王忆诚、鞠芬庚、张福奎和何诗荪一直效力于北京男篮。周明镐后成为上海男篮主力队员，路廉汉加盟八一男篮也成为主力队员，段其炎后改行跳高。

    3．艰难条件下北京篮球的梯队建设

    北京篮球很重视梯队建设，1957年春，市体委在旃檀寺19号院成立了体训班，为了培养年轻球员，还从学生中选拔了一批有前途和身高符合条件的成立了北京二队。如今年近七旬身高1米95的李隆对当年男篮二队所居住的那间平房仍然记忆犹新。那是一间面积稍微大一点的平房，旁边有一个门，门外是消防队大院，队员可以从那个门随便到消防队大院去。平房内有好几个上下铺，当时的队员王瑞卿、姜忠俭、芦诗连、张福达、彭世仁、幸忠明、李明迪和姚润章、郭汉民（这二位后来到排球队）等就住在这间平房内。球队的训练场地在什刹海体育场，如果冬夏季节雨雪较大时就乘有轨电车到北京体育馆训练。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姜忠俭、王瑞卿、芦诗连、马家驿等补充到男篮一队，李绍英、梁学纯、杨薇等进到女篮。这些人后来成为20世纪60年代北京男女篮的骨干力量。当时北京市体委为了给篮球运动员创造好条件，不仅排出好教练，连后勤也配备得很好。旃檀寺运动员餐厅不大，但菜肴可口，体委派的主厨是上海人陈师傅，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拿手的梅干菜烧肉美味可口，很受教练员、队员的欢迎，大家都说，吃了陈师傅的饭菜，训练都有劲儿。旃檀寺还有一位传达室的大妈，胖胖的，人很和气，给运动员、教练员服务得很周到。

    如今年逾古稀的老运动员们深情地说，那些后勤服务人员为他们的成长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至今令人难以忘怀！直到一年以后，北京篮球队条件才进一步改善，球队全部搬到先农坛训练和住宿。李隆回忆，那一代的年轻人就是为理想活着，为提高中国篮球水平一心苦练。50年代初期实行供给制，教练员、运动员每人每月才发6块钱生活费。后来实行工资制，年轻队员那时月工资才35块钱，一线队员是45块，无论45块还是35块钱还得扣15块伙食费。尽管工资低，但运动员毫无怨言，他们感激国家给他们提供的其他优惠条件：早饭有馒头、稀饭，随便吃，10个人一桌有一盘肉末炒榨菜，牛奶每人一大碗，每天变换样还有一份食品，例如每人两个煮鸡蛋等。午、晚饭每人一大盘菜，两荤一素，米饭随便吃，夏天偶尔有时令水果，例如每人两个苹果，这在当时已算上等生活了。到50年代末，一线运动员的工资提高到57块钱，过了几年涨工资后提高到78块钱。

    4．北京男女篮曾轰动法国

    1957年北京男女篮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全国甲级联赛，女队获得冠军，男队获得亚军。1958年上海举行第三届全国甲级联赛，北京女篮依然保持强势，实现三连冠。男篮在第一阶段比赛中名列前茅，但没有参加第二阶段的比赛就同女篮一起出访法国了。50年代法国与中国的文化体育交往很少，北京男女篮球队的到访曾引起法国媒体和体育界的极大关注。那时很多法国人以为中国人都很矮小，而且骨瘦如柴，男人还梳着辫子。没想到一进赛场，看到的却是：北京男篮小伙子气宇轩昂，女篮姑娘亭亭玉立。在法国的比赛中，女队获全胜，男队只输一场。很多法国观众正是因为看了这些比赛才改变了对中国人的陈腐看法。随后北京篮球队到瑞士访问，男、女队均全胜而归。

    1959年9月，首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新中国体育事业的第一个盛会。在女篮比赛中，以老将为主的北京女篮在教练杨福鹿的统领下，以11战全胜的优异成绩夺得首届全运会冠军。那支北京女篮人才济济、攻守平衡、内外结合，显示了高出一筹的实力。首获全运会冠军的北京女队队员有梁学纯、杨洁、傅莲贞、王霞飞、周懿娴、杨薇、马申妹、马敬霞、庞慧琳、郑于莲、胡英信、李少芬。

    北京男篮则遇到一些突发因素，之前调到北京队不久的钱澄海、杨伯镛和多年来一直是北京队的张锡山、王利发、张福奎、白金申转入国家队，另有任务，无法参加全运会，同那一届北京足球队一样，北京男篮需要重新组合。北京队不得已补充了一些年轻队员，在教练程世春的指挥下，一直处于前三名。

    那时全运会是赛会积分制，北京队打了10场8胜2负，在最后一轮与解放军队比赛之前，北京队功亏一篑，在与四川队比赛的最后时刻，原本在组织方面很少失误的王忆诚在传球给陶传孝打反攻时被对方中锋断走而惜败，失去了冠军的资格。此时四川队10胜1负，解放军队9胜1负。北京队与解放军队一战既关系到冠军归属也关系到自己的名次。如果解放军队胜，解放军队与四川队同为10胜1负，但由于解放军胜四川，解放军队为冠军。如果北京队胜，则冠军为四川队，北京队获亚军，解放军只能退居第三。这场比赛打得很胶着，剩一分多钟时还是平局，关键时刻北京队吕长新抢断球和王忆诚的快攻上篮得分，解放军队也在胶着中得分，最后时刻中锋鞠芬康篮下进攻造成对方犯规获得罚球机会，帮助北京男篮以66∶63险胜。征战首届全运会的北京男篮队员有王忆诚、张光烈、陶传孝、姜忠俭、鞠芬康、刘二柱、张福达、王瑞卿、何诗荪、杨志明、吕长新、张泰荣。

    全运会后的第二年，1960年在沈阳举行的全国甲级联赛上，北京女篮力挫群芳，又一次摘取冠军。北京男篮因负于八一队而屈居亚军。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队成立到60年代初期，北京男女篮所以多次获得各项冠军，很大程度是政策倾斜，不少国手支援北京。

    而进入60年代，则需要北京自己培养人才了。

    五、优秀的教练团队

    1．有知识、肯钻研、善创新、愿吃苦、眼向下

    北京体育在五六十年代所以全面发展，不能忘记热爱体育对体育事业必躬亲的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他指示市体委加大了对篮球等集体球类项目的支持与投入，而北京篮球后来能继续发展，则有赖于一个优秀的教练团队。他们中有民国时期已经在篮球事业上有所成就的范政涛、陈文彬、程世春、高锷，还有退役不久的张光烈、白金申、刘二柱、陶传孝、张福奎、鞠芬庚、张锡山、何诗荪、沈迪贤、蔡明霞、傅莲贞、胡英信、郑于莲、王元琪、华迪平等年轻教练，当然也有为北京篮球立下功劳后来上调国家体委的杨福鹿、钱澄海、杨伯镛等。

    北京篮球之所以曾经长时间处于国内一流水平，主要是因为当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和市体委及男女篮“掌舵人”都具有战略眼光，不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他们更多地着眼于战略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

    当时北京男女篮大部分教练员不仅具有大学文化水平，又都是身经百战的运动员，经验十分丰富。当时市体委领导既看到教练员们的这些长处，也指出了他（她）们的不足，即训练、比赛经验和对篮球的认识尚停留在感性认识阶段，而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练员，必须把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阶段。为此，市体委领导曾决定所有教练员脱产三个月，在工人体育场集中进行教学研讨会。通过学习和讨论，教练员们的理论水平和对篮球客观规律的认识有了大幅度提高，并提出“用三年打基础，第五年出成绩”，从根本上杜绝了教练员们拔苗助长、急功近利的做法，使训练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有了进一步加强。这对青少年运动员的成长有重要意义。程世春在回忆那三个月的学习时感慨地说：“那次学习和讨论对我帮助很大，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篮球的客观规律，它使我执教北京队以及后来执教国家队的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而且影响了我的一生！”在“用三年打基础，第五年出成绩”的思想指导下，队员们都练就了扎扎实实的基本功，这批年轻队员成长迅速，终于在第五个年头挑起了北京篮球的大任，在1965年北京举行的第二届全运会上荣获冠军。

    当时北京市体委及篮球队有关领导还明确指示：“要把身体条件二流的运动员打造成具有一流技术的运动员”，而能否把身体条件二流的学员培养成优秀运动员，关键在于教练员的训练水平。后来的事实充分说明，北京篮球队的教练员们是具有这种水平和能力的。

    当年北京男女篮的教练员们几乎天天晚上在篮球班教研室一块讨论攻防技战术和训练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所以老北京男女篮教练根本用不着召开教研组会议，因为他们天天都在讨论，这在当时北京队的教练员和运动员中已蔚然成风，可以说篮球支配了他们的生命和理想。

    教练员们不仅在住地天天讨论技战术等问题，就是外出比赛坐在火车上也不忘讨论。例如，教练员们在训练队员各种攻防脚步动作时感到，究竟用身体哪个部位来控制脚步动作，一时难以找到准确的答案。这个让教练员们反复思考的问题却在火车上意外地得到了答案。

    一次教练员们率队去我国南方比赛，坐在火车车窗边向外张望，看到一农民推着一辆满载农作物的独轮车。谁都知道推独轮车很难掌握平衡，但那位农民却能通过脚步动作很好地控制独轮车的平衡。

    教练员们发现农民的脚步动作之所以灵活自如，原来是靠腰腹力量来控制脚步动作和独轮车平衡的。这一幕让教练员们茅塞顿开，原来脚步动作是要靠腰杆子来当家的，只有腰杆子当家了，脚步动作才能不乱。通过在火车上偶然得到的启发，教练员们总结出“腰动脚随”四字真言，明确了腰和脚之间的协调关系，也就减少了训练的盲目性。后来教练员们就把这一收获贯彻到各种攻防脚步动作的训练中，在训练脚步动作时特别重视腰腹力量的运用。北京男女篮的队员们在教练员们的科学训练下，都能掌握正确而熟练的各种攻防脚步动作和个人摆脱假动作。至于其他技术的提高，也都经历了无数次的摸索与研讨。

    2．中国女篮之父杨福鹿

    杨福鹿是江苏常州人，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电机系，1952年入选国家队。1954-1965年任国家女篮助理教练、主教练，曾率队战胜过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南斯拉夫等欧洲强队，并获得1963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冠军。

    他于1956-1960年兼任北京女篮主教练，率队连续四次获得全国甲级联赛冠军和第一届全运会冠军。后来上调到国家体委，当过司长，还当过北京体育学院院长，足见其工作能力之突出。他在临场指挥中，发现与解决问题都十分及时，表现了他果断、自信的性格。

    1956年夏，南斯拉夫国家女篮来访，针对对方身材高大的特点，中国队采取先发制人的全场紧逼防守战术，打得对手措手不及，最终以45分的优势战胜了对手。杨福鹿说：“我一生当过运动员、教练员、领队，也担任过处长、副司长、院长，但我最感兴趣的仍是篮球，因为篮球最富有挑战性和观赏性。”

    3．眼睛很“独”的程世春

    程世春是北京篮球界元老，他生于河北蓟县，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新中国成立前是天津华胜和北京木乃伊篮球队队员，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国手。做运动员时，他投篮方式多，擅长定位远投、跑投、跳投，其中后撤步摆脱防守者跳投更是其享誉篮坛的绝招。退役后，他先后执教国家队和北京队，还担任过北京市体委副主任。

    程世春眼睛很“独”，有次他对正在训练的年轻运动员李隆说：“你不会跑！”。李隆不服，心想打了不少年篮球，入选了北京队还不会跑？程世春当即给他做分解动作，李隆明白了，自己真是不会跑！他马上向程指导请教，程指导就教他练习小步跑、高抬腿等基本动作，慢慢才会跑了。李隆感慨地说，他发现不少打了职业联赛的运动员身体条件非常好，但因为没有受过细致地科学训练，不少动作不合理，真需要程世春这样的老教练为他们上上课。程世春多年来十分重视科学选材和全面训练，强调脚步、手上等基本功。在实践中，他注重战术的多样化，突出“变”和“巧”字。

    有个程世春教过的队员回忆说，他刚入队时，有一天去程世春教练的房间，见程世春教练干干净净的床铺上竟然放着一个篮球。这个队员便好奇地问：“您怎么把篮球放在床上了？”

    程世春说：“篮球就是我的事业，我每天给你们上完训练课都把篮球擦得干干净净放在床上。”这个老队员日后也做了教练，他感慨地说：“从这件小事你就可以看出老教练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有多强，对自己的专业有多上心了！如今年轻队员的天赋很好，可你进很多球员的宿舍看看，不少都是杂乱无章，各种打发时间的游戏等耗费了不少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条件好了许多，成绩反而不如当年的原因。”程世春从年轻到老都始终强调中国人打球就要有中国人自己的特点，如今83岁的程世春依然在为中国篮球的发展献计献策。2013年CCTV体坛风云人物颁奖，中央电视台邀请程老作为篮球界前辈为年轻运动员颁奖，程老站在台上幽默地对台下的姚明说：“姚明已经是国际篮球明星，身高2米20多，60年前中国篮球队参加赫尔辛基奥运会，中锋多高？这个中锋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我，比他矮四十多公分，中国体育的变化太大了！”

    4．没当过主教练的大教练范政涛

    范政涛虽然从来没有在北京队主教练位置上待过，但却是北京篮球界公认的好教练。范老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名运动员、名教练。他的得意门生担任过国家队队长获得四次亚洲冠军的黄频捷提起范政涛依然满怀深情，他说：“这样的好教练很难遇到了，他起点很高却无权无势，有的只是对篮球的执着，他浓缩了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半生辛酸。”范政涛民国年间就在大学打球当教练，比较系统地学习了西方的篮球训练法。50年代研讨篮球技术，他提出中国篮球不仅要学苏联的，也要学美国的，这句话让他被打成了右派。

    而把范政涛从大学调到北京篮球队的，正是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范政涛虽遭受不公正待遇却没有消沉，他全身心地扑在篮球事业上，成为北京篮球教父级的人物。原北京市体委副主任也是篮球老前辈程世春总结，范政涛对北京篮球队的最大贡献是奠定了扎实的基本功训练和永不停歇的技战术研究。黄频捷说1988年他带领中国青年女队去苏联等国比赛，赛后苏联记者采访他，问他是怎么训练的，把中国青年女篮带的这么好？还说从她们的技术动作来看是经过美式训练的。

    由于当时中国还没有转播NBA，黄频捷说自己不知道“美派”，只知道自己当运动员时范教练就是那么训练的，自己做教练后也这么教，无所谓美式、欧式，谁先进谁落后，最先进的永远是全面正确的基本功！范政涛的学生很多都赫赫有名，高锷、陈文彬、程世春、张光烈等都曾是他的弟子，黄频捷、张卫平是他作为运动员的“关门弟子”。一个教练员培养的很多学生比他出名是一个教练最大的成功。

    5．“名嘴”白金申和承上启下的张光烈

    白金申在中国篮球界素有“名嘴”之称，90年代做篮球转播时，他生动的解说、战术的内行、旁征博引的品评让人耳目一新。可惜他不幸因心脏病复发去世，人们再也听不到那别具一格的说球了。

    白金申曾多年执教国家女篮和北京女篮，他临场指挥足智多谋，而且敢于决断。他对队员十分严格，不少队员都怕他，由于中年后身体发福而声音洪亮，队员私下叫他“胡传魁”，但心里很服他，认为他就是好教练。直到他不当教练了，北京队的很多决策还要请教他。白金申多才多艺，为了让年轻队员领会技术，他亲自编技术要领，比如说防守姿势要领：“防守重心低，膝部必弯曲；时刻做起动，双腿勿直立；全身须平衡，动作放松宜；切忌手拉人，勿用推和倚。”

    白金申的书法也是一绝，他晚年要用很多时间来为求字的朋友写字。

    继程世春之后执教北京男篮的是张光烈，他1962年就提出了全场防守、半场扩大、后场破坏性防守的战略战术。他是个工作狂，制定的各种应变战术配合有一百多种，都记在一张张卡片上。他的名言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他会因材施教也会针对不同的对手制定战术。1965年北京男篮一路横扫夺得全运会冠军，是他指挥下的经典战役，那时的北京男篮的实力在国内已经首屈一指。张光烈属于一位承上启下的教练，他执教后的北京男篮迎来了又一高峰。

    高锷也是一位着名教练，煤矿女篮解散后他执教北京女篮，并把刘绍兰等队员带到北京女篮。北京女篮在经历50年代获得多个冠军的鼎盛后，曾经历了一段青黄不接的困难时期。高锷从球队的实际情况出发，为北京女篮树立了快、灵、准的快速进攻和混合型防守的风格，把北京女篮重新带回强队的行列。

    以上提到的这些教练大部分已经作古，健在的也都是耄耋之年，他们真是为北京和中国篮球奉献了一生。

    6．教练们树立了北京风格

    北京男女篮在五六十年代所以能拿19个全国冠军、13个全国亚军，就是因为他们既能学习别人的优点为我所用又不盲目生搬硬套别人的打法，教练团队能根据球员的特点制订、树立适合自己的独特技战术打法与风格。

    老北京男女篮队员经过科学、系统和严格的训练都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各种攻防个人技术讲究规范。在比赛指导思想上明确“有什么兵打什么仗”的原则，形成了快速灵活、多点策应、多点进攻、多点开花、防守多变善变的特点。他们绝不用搜罗一批大个子站着打的方式，而是强调“大个子要当小个子练，小个子要更快更灵”，大个子一定要掌握小个子的灵活技术，碰见对方高个子队员，我就用灵活性打你；如果对方身高不如我，我就用身高和灵活的技术“欺负”你，绝不能把高个子练成只会在篮下死抗硬顶技术单调的运动员。北京男女篮队员都掌握了娴熟的个人技术和脚步动作，掌握了行进间的快速运球技术和摆脱对方假动作，做到了“手不黏球、马不停蹄”，在频繁的穿插跑动和不停地传球中创造进攻机会。

    所以老北京男女篮不怕对方打全场紧逼，对方越打紧逼就越来劲，创造了破紧逼的“一条龙”战术。

    北京男女篮就是掌握了“三把利剑”取得了巨大成功。反观今天篮球界沉迷于大个子，丢掉了中国篮球固有的灵活、多变、准确的特点，篮球实力不升反降，这是很值得今人深思的。

    为北京篮球打下基础的运动员、教练们如今已年过古稀甚至耄耋。左起：何诗荪、程世春、张长禄、李隆、王忆诚。

    六、巨人和天才后卫是这样发现和炼成的

    1．荣获第二届全运会冠军

    50年代北京篮球在“全国一盘棋”“地方支援北京”的政策扶持下曾经取得过骄人的成绩，随着这些球员退役，后备力量的紧迫也随之凸显，北京男女篮的水平有所下降。60年代初北京青年男女篮代表北京出战各种比赛，男篮由张光烈任教练，女篮由白金申执教。在1961年的全国甲级联赛上，芦诗连、姜忠俭、王瑞卿、马家驿等新人崛起，男篮获并不差的第三名，女篮名列第四。但随着1962年一批队员退役，女篮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景象，实力急剧下降，退至第十二名。

    当时正直困难时期，一些行业协会解散，市体委接收了煤矿、动力、火车头这三个队的部分教练和队员，组成了北京工人男女篮，还将部分队员补充给北京男女篮。北京篮球队求贤若渴，积极到吉林、新疆、山东、辽宁等地挑选来好苗子加以培养，北京市政府也给予户口安置的优惠政策，从而使北京队度过人才匮乏期。1963年，北京女篮告别低潮，在高锷、鞠芬庚教练的指挥下获得甲级联赛第六名。同年，由张光烈执教的北京青年男篮，在全国甲级联赛上获得亚军。1964年，北京队年轻队员马家驿、姜忠俭和魏文珊、任焕珍入选国家男女篮。

    在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上，上届亚军北京男篮终于以全胜的战绩夺得冠军。这些队员是王忆诚、张志鹏、李树钊、姜忠俭、芦诗连、杨殿顺、管文明、王瑞卿、黄频捷、张泰荣、张福达、李东兴。

    他们新老结合、高矮搭配、内外开花都做得更好。

    在工人体育馆目睹了北京男篮决赛如今年近六旬的王燕琦回忆说，看那时北京队的比赛真是解气，每个位置都有两名实力不凡的球员，就说中锋，打活动型的有王瑞卿，他虽然1米94，可手感和传球特好，加上块头大，在篮下很有威胁。如果打高度，北京男篮有2米25（其实超过2米30，很多超高大运动员不愿意说真实身高，后来的穆铁柱也如是）的杨殿顺一上来，只要拿到球，对方只有犯规才能阻止他得分。还有号称‘李杵’的投手李东兴，球迷看他投篮准，跳起来手一杵就两分，就给他起了这个绰号。

    那次北京队拿到冠军确实是实至名归，决赛北京队碰上上届冠军四川队，对方有个2米18的高大中锋石挪威，正是因为其他队对他没办法，才让四川队冲进决赛。而北京队所以自始至终领先，就是比石挪威还高的杨殿顺完全抑制住了他，让上届冠军四川队无可奈何。

    2．拖拉机手成为篮下巨无霸

    杨殿顺被发现，也有赖于北京篮球教练班子对人才的重视。

    60年代初，北京队进行梯队建设时，教练组得知北京郊区怀柔有个个头很高的拖拉机手，他们闻讯就赶紧去看了一下，那巨人般的身材令教练们大吃一惊。虽然他已20多岁，训练有些晚了，但身材北京男篮在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上战胜四川队获得冠军。图中运球者为李树钊，他身后的高大中锋是杨殿顺。

    实在太令人震撼了！杨殿顺入选北京队后，首先遇到的难题是训练时连双运动鞋都没有，当时对北京竞技体育非常关心的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同志闻讯后就指示北京橡胶总厂，要不惜成本专门为杨殿顺制造特大号鞋楦，为其提供了特大号球鞋。

    关于杨殿顺还有一些故事。据李隆回忆，60年代初，北京工人男篮赴福州参加全国甲级队联赛，把杨殿顺带去了。一上火车可就让大伙犯愁了，卧铺的床铺根本睡不下他，最后在乘务员的帮助下只好用绳子把床铺和货架连结上临时弄了个大床铺才解决问题。

    在上海停留一晚，杨殿顺在队员卫本瑞等人的陪同下去逛南京路，可直到很晚还没回来。留在旅馆里的教练王利发和李隆等人开始有点着急了，当他们回来后才知道，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门前，杨殿顺被行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根本动弹不得，最后在同行队员们的劝说下才摆脱了行人的重围。

    还有一次由张光烈执教的北京男篮去杭州比赛，一天晚上北京队轮空，大伙去看另两个队比赛，到赛场时比赛已经开始，由于是室外篮球场，四周光线较暗，专心看比赛的观众并没有发现杨殿顺。但当比赛结束所有灯光亮起后，坐在场地边的队员们还没站起来，观众就立刻发现了杨殿顺，结果又把杨殿顺和队员们围个水泄不通！最后总教练程世春指导只好对杨殿顺说：“大杨，站起来，让大伙好好看看！”观众报以热烈掌声，这才解了围。

    在福州比赛时，队友李隆和杨殿顺同住一室，一天晚饭后两个人一起到住地的湖边散步，聊起了杨殿顺在生产队开拖拉机的往事。杨殿顺说，晚上开拖拉机耕地很困，他就在地头两端挖了两道坑，开着拖拉机他就可以打盹了，当拖拉机一开到坑上就把他震醒了，于是拐弯，拐弯后他又打盹，到了另一端又把他震醒了，再拐弯，再打盹，这样他既可以睡觉打盹，又不耽误生产。李隆听后笑得前仰后翻，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这小子还真聪明，连这招你都想得出来！”

    北京队教练范政涛不愧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优秀教练，他并没有把杨殿顺当大个子练，而是遵循北京队一贯的训练原则，即大个子要当小个子练，让杨殿顺也掌握一般中锋应掌握的技术和脚步动作。换句话说，范政涛对杨殿顺“量体裁衣”，既让他掌握接高吊球后在篮下投篮的技术，也让他熟练地掌握了跨步勾手投篮动作，也就是说，杨殿顺若在篮下接球，就利用他的身高优势轻松投篮得分；如果在距篮下较远的位置接球，杨殿顺就利用跨步勾手投篮技术进行进攻，杨殿顺这两手可谓左右开弓，对方只能望球兴叹。范政涛教练对杨殿顺的严格训练，使他很好地掌握了防守脚步动作，在篮下不仅控制面积很大，同时也能协防和封堵，大大加强了北京队的防守。

    北京男篮巨人中锋杨殿顺威力很大，他采用独特的低手罚球，半蹲的他仍然很高。

    杨殿顺入选北京队后在开始接受训练时根本接不着球，范政涛就单独给他开小灶。据与他同队的老队员邰玉峰回忆：“范先生在训练大杨时就抡圆了铆足了劲传球给大杨，那球又硬又快，非常不好接，就这么训练大杨的接球，把大杨练得都哭了！在范先生的严格训练下，后来无论范先生传多硬的球，他都能接着。然后又让其他队员给大杨传各种各样的球，大杨都能应对自如地接球了。”现在有很多身高在2米10以上的中锋，只会在篮下死扛硬顶，未能很好地掌握各种中锋应具备的技术，例如前后转身、转身跳投和跨步勾手投篮等，若是由范政涛来训练他们，会是什么样子呢？

    3．把黄频捷从中学生培养成国家队队长

    第二届全运会上北京队还发现了黄频捷，他后来成为国家队队长，曾在70年代末被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称为“中国唯一一个达到世界水平的篮球运动员”。黄频捷回忆起自己的青涩年华时特别感慨：“第二届全运会，北京队带上了我这个刚刚成年的小伙子，虽然对于志在夺冠的北京队每场球都很重要，但教练张光烈总是不时把我换上场，让我体验大赛的气氛。北京男篮夺取了这一届全运会冠军，我在一批老大哥的带领下感受到了赛场的魅力，王忆诚、张泰荣、李树钊的组织，姜忠俭、马家驿的突破得分，王瑞卿的策应，杨殿顺的高空作业，张志鹏篮下的游动，李东兴的远投，都让我受益匪浅。我也感受到篮球牵动着这么多球迷的心，只有加倍努力才能报答他们。而全国冠军的目标对我来说已经小了，我的志向是把中国篮球水平搞上去，走向世界篮坛。”

    黄频捷特别感谢北京篮球队的教练班子，正是他们的悉心培养才让他成了一名优秀运动员。在高中一年级时，黄频捷参加了北京市中学生篮球赛，由于校队成绩优秀，他在比赛中的表现也较突出，赛后，专门负责为北京男篮培养专业后备力量的北京篮球队教练范政涛找到了他。范教练和蔼地说：“你是个打篮球的好苗子，愿不愿意到北京队打球，当一名专业的篮球运动员？”黄频捷有些激动但却迟疑地说：“要问问我爸妈，他们就希望我上大学。”回去一问，爸妈果然坚决不同意，说：“你的学习成绩那么好，不上大学可惜了，打什么球啊！”黄频捷先一再恳求父母，一直无果，后来就干脆不和父母说话了，其倔强的性格在成长期已经显露无遗。范政涛始终挂念这事，后来找到黄频捷的家，给他父母做工作，他父母认为打球路子太窄，还是婉言谢绝。范政涛推心置腹，说运动员如果打出成绩，对国家的贡献也许比普通大学生更大，他甚至说：“我带你们的儿子去洗过澡，他那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脚脖，简直就是一匹好马！我敢保证他不仅能打上北京队，而且肯定能进国家队。

    我当了半辈子教练，像黄频捷这样好的身体条件和这么过人的篮球悟性，真的还没遇到过……”

    黄频捷的父母终于放了他。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范政涛故去十多年了，黄频捷依然常常想起这位恩师，正是范政涛的坚持，黄频捷才能去打篮球，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篮球运动员，才能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时被评为新中国北京男篮也是国家队核心后卫黄频捷（跳起传球者)篮球50杰之一，这是中国篮球人的最高荣誉。

    黄频捷17岁进入北京篮球四队，当时北京篮球有四个梯队，有北京男女篮和北京工人男女篮各两支甲级队，另两支则是生机勃勃的男篮三队和四队。那时候虽然不叫职业联赛，但从培养人才的机制看，确实体现了基础的厚重。

    一般球员从青少年四队进入一队都是阶梯式步步上升，但黄频捷潜力大，能力突出，训练一年就进入了北京男篮一队，而且是教练组毫无争议一致同意。黄频捷身高1米88，在60年代的组织后卫里就算高个子了，那时中国最好的组织后卫钱澄海、王忆诚、李春祥、蒋克礼等身高都没有超过1米82的。黄频捷弹跳出众，技术全面，爆发力强，篮球意识强。那时全国各队都鲜有能扣篮的队员，黄频捷却可以双手扣反篮。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比较单纯，社会上也没有那么多诱惑。黄频捷记得当时的全部生活就是运动场和宿舍两点一线。为了练习力量和耐力，他蹲杠铃、变速跑多少次，累得都懒得说话，夜晚睡觉几乎天天抽筋。听说自行车可以提高速率，可没有自行车票买不到，他便自己花钱买零件攒了一辆练习腿部力量。为了投篮准确，他常常在训练结束后自己再投几百次……黄频捷是干部子弟，有人说他的好体质是因为吃的比普通人家要好一些，但黄频捷认为那时干部子弟也不如今天一个普通家庭吃得好。黄频捷的高超球技是他艰苦训练的结果。北京女篮同时也是国家女篮队长刘玉民的父亲是老铁道部长刘建章，“文革”中周恩来亲自批示要保护他，父亲级别那么高，可她却是全队训练最刻苦和要求自己最严格的。

    4．坚持基本功天天练

    不仅黄频捷、刘玉民这些尖子运动员，整个北京男女篮的运动员都坚持基本功天天练。掌握了扎扎实实的基本功，高水平的运动员才能不断涌现，从而保证了球队始终处于较高的水平。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老北京男女篮采用了科学系统严格的“科班式”训练，十分重视篮球理论学习。当时每天上午只要没有训练，队员们都在宿舍里和教练一起研究讨论各种攻防技战术问题。当时在训练上制订了三个原则，即着眼于世界先进水平、着眼于篮球运动的特点、着眼于青少年运动员的成长规律，强调“训练时一大片，用时一条线”，唯有如此，才能在比赛时应付场上千变万化的局面。作为集体项目的篮球比赛，教练员如何运用各种攻防技战术的智慧与智谋，运动员如何对场上形势保持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这些因素可谓是球队的“灵魂”。而这些技战术意识正如京剧“富连成”科班所说的，不能言传，只能在实践中去培养、体会和感悟。

    拿了全运会冠军后，北京队信心更足。1966年6月1日，北京队在空军大院与抽调各大军区尖子组成的八一队比赛。北京队当时既有杨殿顺的空中控制权，又有黄频捷这样的天才后卫，加上国家男篮主力中锋的腾大维，可以说内外俱佳，结果北京队以20多分的绝对优势获胜，打得八一队无抵抗之力。北京队眼看就要进入全盛时期了，当时篮球界一些人士预计今后几年北京男篮将是国内实力最强的。但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影响到了全国各行各业，篮球界也停止训练闹革命。这对于一支处在巅峰期的球队该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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