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篮球也成灾区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波及了全国几乎所有行业，也不可能不影响到北京篮球界。在体育界，北京市体委主任张青季最早被批斗，《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了这个所谓“体育界最大的走资派”的“罪状”。一把手成了“黑帮”，北京体育系统顿时大乱，所有工作都处于无人管理的瘫痪状态。

    北京市多数体育领导干部和优秀运动队的一些教练员、运动员被关押、批斗、下放劳动，甚至被迫害致死。市体委副主任贾桂荣、林毅忠等五位局、处级领导干部被无辜投入监狱关押近八年之久。篮球队和各运动队一样，出成绩的常常成为“出头鸟”，基本都会被诬蔑成是为“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篮球队和所有的运动队一样停止训练，竞技运动元气大伤。

    1967年，在上海“一月风暴”的恶劣影响下，北京市体委“造反派”夺了各级体育单位的领导权。由于没有了党组织的有序领导，体育界更是乱上加乱。1968年初，“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很多优秀教练员因为从民国时期过来，所以质疑、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比如为北京篮球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范政涛曾蒙冤被错划为右派。“文革”前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是北京体育的总管家，他热爱体育也懂体育，新中国成立前在搞地下工作时就看过范政涛打球。为了发展北京篮球，刘仁决心把范政涛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到北京队，得知他被划为右派，便和时任市体委主任的张青季于1959年把范政涛调到北京市体委系统，然后在刘仁的直接过问下给范政涛摘掉了右派帽子。

    北京篮球水平的提升和基础夯实，范政涛功不可没。可惜“文革”开始后范政涛被诬蔑为“右派翻天”，刘仁也被批判为“保护牛鬼蛇神”。

    当时的运动员大都比较年轻，没有什么历史问题。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人们用大字报互相攻击揭短，都想证实对方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自己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表现到篮球界就是如果谁练球就是走白专道路，这让原本系统的训练完全瘫痪了。运动员中流传着“一天不练手脚慢，两天不练丢一半，三天不练门外汉，四天不练瞪眼看”，而一两年不练，简直就是运动生涯的自杀行为。

    不过，酷爱自己事业的北京篮球界人士还是想方设法寻找借口打篮球。比如当时流行“为工农兵服务”，他们就到工矿表演比赛，这是落实毛主席的指示，也就没人敢反对了。

    老队员李隆回忆，那时凡是工矿有比赛需要他们去，他们也很珍惜，虽然对手比较弱，但也可以保持一些竞技状态。后来运动员还想进一步扩大篮球的影响，于是借来三轮车放上篮球架，恰好先农坛距离天安门不远，于是就到天安门广场上打比赛，引来了数千人的观看。年轻队员黄频捷和几位队友说：“老这么下去不是事儿，咱们如果不搞篮球还能干什么？”于是他和张卫平、王维君、姜洪林等偷偷恢复了全面训练，在酷爱篮球的人眼里，为祖国争光的责任和使命高于一切。

    而更年轻一些的队员在这个时刻也在渐渐醒悟。后来成为国家队大前锋的张卫平“文革”时还是北京小四队的少年，更准确地说是五队，就是10名男女少年的混合队。他对“文革”中那些发言很不感兴趣，开会就爱溜号。有一天他又溜了出去，在大街上和一些寻衅闹事的学生打了起来，被军代表领了回来并严加处理，给他停了“运动灶”，那时候运动员仅有的“特权”就是“运动灶”，对一个男孩儿的打击非同小可。这还不算，还罚他到电工组劳动砸铁丝。

    后来又把他调到食堂洗菜和面。但一些关心北京篮球发展的领导认为张卫平是个可塑之才，将来真的恢复了比赛，需要这样的年轻运动员。于是便撤销了对他的处罚，恢复了“运动灶”。张卫平珍惜失而复得的机会，练投篮、跑和跳，为增强力量练蹲举杠铃。仅仅一两年，张卫平的腿部、上肢及腰部力量和弹跳力明显增加，为他日后拼抢篮板和篮下强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运动队恢复训练，身高1米94的张卫平成为北京男篮和中国男篮着名的大前锋。

    二、北京篮球队较早恢复训练

    北京最早恢复专业队篮球比赛是在1970年夏天，当时周恩来总理见努力了20多年的中国体育因“文革”而要毁于一旦，要求当时的国家体委尽快恢复正规训练和比赛，其中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篮球运动是最早恢复比赛的项目之一。国家男篮和北京男篮都在北京，所以体育主管部门就安排两支球队在国家体委旁的北京体育馆进行了四场比赛。由于几年没进行过正式比赛，双方球员都很珍惜比赛机会。

    但当时比赛片面提出为工农兵服务而不许售票赚钱，报纸的体育消息又只登在新华社通稿上，所以这么精彩的比赛几乎无人知晓，观众只有国家体委训练局和北京市体委其他项目的运动员，他们为各自喜欢的球队加油。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北京队竟然取得了3胜1负的佳绩。北京男篮当时是一支老中青三结合的队伍，老一辈运动员张锡山已30多岁，他从50年代中期进入国家队到70年代一直驰骋在赛场上，他的组织能力与比赛经验在当时的中国篮坛依然属于一流。处于当打之年的李东兴、李树钊两位年轻队员有着鲜明的技术特点。李东兴有两个绰号——“二细”和“李杵”，“二细”是队友给取的，因为李东兴的块头不大，身体稍显细长，所以队员们平时都管他叫“二细”，几乎不称呼他姓名。之所以管他叫“二细”，是因为北京队里还有一个叫“大细”的队员李光照，李光照身高和李东兴差不多，都在1米90以上，但李光照比李东兴还瘦，所以大伙就叫他“大细”。“李杵”则是北京球迷给取的，因为他的动作简单实用，右臂一“杵”就进，这里面也有球迷对他的赞誉。李东兴的中距离跳投特准，几乎撒手就有，命中率很高。俗话说：“一招鲜吃遍天”，这在李东兴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作为后卫的李树钊，既能投又能突，特别是他突破时身体重心降得很低，能很好地保护球，对手很难从他手里抢断球和掏球。比赛时李树钊在场上头脑清醒，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日后他进入国家队，北京男篮在“文革”中恢复训练，图为北京男篮队员合影。左起：管文明、张志鹏、王瑞卿、李东兴、刘向海、黄频捷、张锡山、李树钊、姜鸿林、王忆诚、何诗荪。

    也证明了自身的水平和实力。

    很多队员在“文革”期间也坚持了刻苦的训练，年轻球员黄频捷、张卫平、王维君（王治郅父）等也在“文革”期间迅速成长起来。

    由于过去受苏联训练方法的影响，教练员和运动员都不敢进行大重量的力量训练，怕把身体练僵了，以杠铃负重下蹲为例，重量最多的也只不过在90到100多公斤，这造成了运动员的弹跳力，特别是身体的对抗能力相对来说显得较弱。虽然当时北京男篮有很多队员也能扣篮，但也只限于身高在1米95以上的大个子。例如，当时在北京队里扣篮最好的是身高1米95的李隆，他可以左手抓篮筐右手单手持球跳起扣篮。黄频捷、张卫平、王维君等很多队员在“文革”期间突破了以前框框的束缚，大胆地进行了力量训练，成了举重队举重房里的常客，他们负重下蹲的力量竟然达到150公斤以上，几乎能和北京举重队的队员相媲美。

    由于腰腹和腿部力量的大幅度增强，他们不仅能轻松扣篮，而且身体对抗能力也大大增强。黄频捷和张卫平进入由钱澄海执教的国家男篮后，一次和美国队比赛，中国队球员中能在篮下和美国队球员拼身体得分的就只有张卫平；而在外围能抵挡住美国队球员强悍防守的则是黄频捷，因为他们两人都有着很强的腰腹和腿部力量。而中国队其他队员的身体对抗能力就显得较弱。黄频捷回忆说，当时我们的中锋和美国队球员一接触往往就会失去身体重心。

    1970年国家队怎么会输给北京队三场？首先是北京队球员的实力不亚于国家队。黄频捷那时虽然还不是国家队队员（“文革”后期他成为第一批国家队队员），但当时已是国内最好的后卫，他惊人的身体素质、组织能力和强悍的防守能力，被当时中国篮坛各界人士一致看好。北京队的中锋杨殿顺身高2米26。70年代中锋身高2米就算高个了，而对手面对2米26左右的长人，简直是无可奈何。其次，北京队能取胜的最重要原因是他们快速灵活的独特打法和多变善变的防守。

    三、“文革”开始后篮球水平下降与比赛的形式主义

    中国篮球在50年代末已经达到欧洲强队水准，北京篮球队也在“文革”前夕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但经过几年折腾，水平急剧下降，有个例子就可以说明下降的幅度。60年代由于中国篮球水平高，一些友好国家很希望得到中国的帮助。当时古巴和中国关系很好，应古巴篮球界的邀请，中国派遣了篮球专家赴古巴任教，帮助古巴队提高篮球水平，当时国家体委派遣了北京篮球队总教练程世春先生赴古巴完成这个任务。临行前国家体委一位副主任对程世春说，去古巴任教要当“老母鸡”下蛋，意思是说不要大包大揽，而要培养古巴自己的教练。所以当时中国篮球专家赴古巴任教是怀着这种目的去的，旨在提高古巴的篮球运动水平，培养古巴的教练员。经过程世春的无私帮助，古巴的篮球运动水平迅速提高。次年古巴男子篮球队来华做访问比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与国家男篮等队进行了比赛，古巴篮球运动员具有南美风格，有很多黑人运动员，弹跳力非常好。

    但学生还是没有打过老师。几年后，因“文革”停止训练，“老师”水平一落千丈，而颇有天赋的古巴人曾有过居于世界前三的水平。“文革”后期中国队去古巴比赛，被学生轻而易举地打败。

    1972年以后，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力图扭转极“左”路线的危害，体育领域也开始抓成绩了。但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没有变，体育事业依然举步维艰。197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全运会，就始终离不开“批林批孔”和反对“锦标主义”，有时候大搞形式主义，要“下基层开门训练”，还要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整个北京代表团被这一类的要求搞得如坐针毡，诚惶诚恐。大会组委会搞了个所谓“工农兵评论”，来代替专家仲裁，这些“评论大员”们大多都是外行，经常做出让人啼笑皆非的评论。“文革”中还有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可理解的举动，篮球比赛前两队球员进场就高呼毛泽东语录，如果有个球员犯规，就举起手高呼：“要斗私批修！”比赛激烈的时候，常常在比赛暂停期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落后的球队则一起高呼：“主动地恢复……常常是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四、70年代竟然是篮球最普及的岁月

    1．职工、学生篮球热是北京城市一景

    说起来很让人惊异，凡是五十多岁以上的人回忆起北京篮球的普及，都觉得群众篮球最红火的年代是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那时“文革”已经从大规模的批斗武斗进入了相对平静期，尽管“清理阶级队伍”、“抓‘五一六’”、“一打三反”还在各个领域继续折腾，但人们比“文革”初期还是少了些躁动。那时虽较为贫困却相对安逸，加上文化生活贫乏，于是业余时间打篮球成了年轻人的时尚。

    那时工人打、农民打、战士打，到处都有篮球比赛。在一个工厂里，能普及到车间之间都打对抗赛，而北京四个城区和郊区无一例外都有篮球联赛。北京朝阳区的企业最多，每次朝阳区职工篮球联赛报名的超过百队，要分20多个组打预赛，因此到处都是篮球比赛，到处都是喝彩加油声。

    如今年逾古稀的葛锦堂是70年代职工篮球赛的裁判，他说蓬勃开展的群众篮球运动使裁判一度非常繁忙，他有过一天吹三场比赛的经历，下午2点一场，5点一场，7点半一场，虽然累得够呛，可是觉得很有意思。那时裁判都是无报酬的，但都争取机会吹。

    到了后期裁判一次有4角补助，吹完后饥肠辘辘吃半斤炒饼还能剩2角。如今年已花甲的吕文民1969年进工厂时刚16岁，他回忆说那时候想看书没书，想看戏就来回来去地八部，唯独篮球比赛还有悬念，于是他就成了业余篮球赛的热心观众，后来升格为记分员，大家都亲切地叫他“小爷们儿记分员”。他自带粉笔、黑板给车间比赛记分，直到晚上9点多打完最后的一场比赛。篮球不仅活跃了职工的业余生活，还在某种程度缓解了单位的派性，因为“文革”中一个单位都有两派，起初篮球队也以派性组织，比如某厂的篮球队分为“抓革命促生产”

    队和“红色造反者”队，但正规比赛只能以单位名义报名，一旦代表单位有了共同的对手，很快就“一致对外”了。北京市青年中出身不好的相对较多，因为“旧社会”的成功人士有很多到北京发展，哪怕做个小买卖也是资本家也属于“黑七类”。有些“黑七类”青年在单位抬不起头，却因篮球打得好而改变了卑微的形象。如今已是着名作曲家的马丁是东郊一个工厂的青年工人，由于父亲的冤案成了“黑七类子女”，但他是篮球队主力，很多球迷都给他说好话，于是他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还有崇文区一个工厂的篮球队主力靳淼的父亲是被诬陷的“反动资本家”，军宣队队长比较“左”，不同意他入厂队。可是这个厂队一离开他的快速突破与准确投篮就降了一个档次，不少工人老师傅就一起找军宣队说：“咱们工厂原来是崇文区前三名，可是没了靳淼连小组出线都悬，人家外单位的球队都问咱们那个特快特准的主力怎么没来？毛主席教导咱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可老输球，怎么落实毛主席的指示？”

    军宣队为此还开了个会，其中一位姓刘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军人说：“咱们党的政策是第一有成分论，第二不唯成分论，第三重在表现，靳淼的父亲虽然剥削过工人阶级，说过不满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言论，但靳淼还是和家庭划清界限的，学习毛主席着作和工作是努力的，我们厂篮球队也要利用他的一技之长为厂争光嘛。”靳淼回到篮球队后，帮助球队连胜三场出线，军宣队年终总结还说落实毛主席指示，团结了出身不好的青年。

    那时北京市厂矿的联赛是很重要的文化生活，经历过那个时代如今已是着名社会学家的白志刚总结说：“那个年代的篮球赛红火，也因为生活的极度枯燥，篮球不同于文艺，它没有什么阶级属性，而且八个样板戏人们早就看腻了，没有悬念的戏是没有魅力的，而篮球哪怕是基层队的比赛也有悬念，也能给大家健康和乐呵儿。”

    北京从50年代就营造起积极丰富的工人文化生活，在“文革”中虽然一度受到影响，但在这方面很有责任感的北京市总工会体育部和劳动人民文化宫体育场每年都坚持举办有近两百支男女队参加的北京市职工篮球联赛，从5月下旬到9月几乎天天有比赛。

    北京市职工篮球赛规模最大的是朝阳区，朝阳区大型企业多，不少大企业都有下放的专业队球员，因此水平相当不错。特别是“文革”开始后很多北京队队员被下放到基层，工厂业余队的水平迅速提高。北京男篮队员李隆被下放到北京造纸一厂，在他的指导训练下，北京造纸总厂篮球队的水平迅速提高，他们到北京体育学院和着名教练于刚执教的国家三队打比赛，造纸总厂篮球队上半时仅输几分，后由于体力不如对方才输很多。赛后于刚称赞道，你们队打得不错，以后多来和我们打练习比赛。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时工厂业余队的水平。为了进一步活跃职工体育，北京市总工会还组织了半脱产的北京工人队，教练是原北京队教父级人物范政涛，那时他被下放到北京化工实验厂，虽然还是“摘帽右派”（后来甄别是错划），但劳动人民文化宫有关领导顶着压力邀请他来，使这支北京工人业余篮球队受益匪浅。北京工人业余男女篮有一些刚退役不久的高手，如陶传孝、叶根深、张泰荣、汪武华、李志新等，还有清华校队主力王光伦等，他们业余的编制专业的水平深受京城球迷的喜爱。范老战术变化多样，大大提升了球队的实力，一些非篮球强省的球队和这个队打都很难取胜。这支球队还曾与日本钢管队、埃塞俄比亚队打了国际友谊赛，对方都不相信这是一支业余球队。

    当时北京队有个女运动员何强是国家队都看上的大前锋，她被下放到北京工人队，犹如鹤立鸡群、无人能防，她身高1米80多，动作很男性化，人却很秀气，不少喜欢篮球的小伙子特别喜欢看何强打球。1970年部队体工队解散，因北京市邮局军宣队领导很喜欢篮球，接收了不少八一男女队的球员，让他们做工会或办公室工作，但保证一定时间的训练，这一举措使北京市邮局成了北京职工篮球的巨无霸。八一女篮也是国家女篮的主力后卫武心慈、王秀珍也成了北京邮局女队的后卫，她们一般十几分钟就能把对手打个稀里哗啦，之后的时间就“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了。由于那时看不到专业球队的比赛，职工篮球比赛也能吸引不少球迷，这些比赛多在东单体育场、劳动人民文化宫、东长安街和西单体育场举行，其中部分体育场还售票，票价都是一角。当时在东城区东风液压元件厂的青年技工王燕琦回忆，由于他所在工厂距离劳动人民文化宫只有一箭之地，他几乎场场不落。他回忆那时一般比赛都是在夏天，坐在看台扇着扇子，再买一瓶北冰洋冰镇汽水，在灯光下看业余队的篮球比赛也是一种特殊享受。

    1972年以后专业队比赛恢复，王燕琦又成了各大体育馆的常客，他对70年代的篮球运动员如数家珍。他说年轻时也有过“追星”行动，有一天他们几个小青年在大街上看见黄频捷和夫人骑车路过，十分惊喜，很想看看明星和他的妻子，于是就骑车生生追了黄频捷夫妇两站地。后来恢复高考，王燕琦上了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新闻工作，不少年轻体育记者对以前的篮球史不清楚，就来请教王燕琦，他一度被称为“中国篮球历史活字典”。年轻人对于NBA之后的中外篮球太熟悉了，王燕琦甘拜下风，但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篮球史年轻人所知几乎为零，不得不请教王燕琦。

    2．红火的学生和北京知青的篮球运动

    “文革”之后的一两年打篮球也是北京中学生的爱好。北京五中校队的王文元回忆，“文革”初期“四三”“四四”派仗打得不可开交，几乎见面就对骂，撸胳膊挽袖子，而真正能让两派达成一致的就是五中和其他学校球队比赛时，两派都为一个目标呼喊，派系之争顿时烟消云散。那时候男孩子有点篮球技能的就不断约球，约不成就独自到各个学校的篮球场“混打”，而最红火的是东单篮球场，那时东单有四五个篮球场，在里面打球一分钱不用花，一个球场能有七八拨人，一般都是5球定胜负，输的下场休息，赢的继续打，最多只能占3盘。有的队实力弱要等一个下午才能打上两次。

    球场变成了“擂台”，为了自己的队强些，总有人负责招兵买马，也有人当“球探”，看见谁打得好就说服他加入自己的队。在东单体育场打球的主要是工厂的青年工人，他们下班后和礼拜天都扎在球场，而学生则不受上班限制想来就来。青年工人中有些打得有模有样，有个身材不高身体不壮的小伙儿外号“猴儿排骨”，他和猴子一样灵活，而且传球恰到好处，有他在的队打球都有了章法，一位专业队教练看了他的球技称他为“民间篮球艺人”，他就是后来北京晚报着名篮球记者孙保生。

    他评论篮球所以在行，就是缘于对篮球有很深的实践。那时东单有一支二十五中学生为主的球队，这个队不仅配合好，而且其中有个主力是一只脚有残疾的，他的前后脚掌不是平的而是弯曲的，但由于球感好、投篮准还能虚晃过人三步上篮，成为当时东单一景。不少体育教师出于责任心，仍然坚持训练学生篮球队。像篮球传统学校灯市口中学的韩述仁老师、北京四中的韩茂富老师、北京汇文中学的杨鹏声等都是培养青少年的忙人。

    后来这个中学生篮球群体也随着百万之众的北京知青陆续上山下乡。到了农村，在起初的豪情万丈后，渐渐觉得百无聊赖，篮球场就成了打发寂寞与枯燥生活的理想去处。

    如今67岁的历史作家、学者王文元回忆，由于他有篮球校队经历，到了内蒙古莫旗也算有一技之长。他们旗与周边地区常打联赛，领导认为输赢都是关系面子的事，所以每到联赛都把有球技的知识青年抽到旗上脱产集训，王文元说一年中这七八天是最快活的。

    每当比赛，球场外都围着几百观众，后排的村民踩在自己带的凳子上看。尤其不少女同学在学校本来对篮球毫无兴趣，而在农村无处可去也当上了拉拉队员，这对男孩子来说是很能显示男子汉气质的。王文元还记得有几次比赛后很多人围过来看他，他起初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他和彭真的儿子傅洋是一个队的，不少观众把他当作了傅洋。

    王文元回忆，傅洋很喜欢篮球，那个年代彭真是全国前几名的走资派，傅洋的压力可想而知，而篮球队丝毫不在乎他是大走资派的儿子，傅洋也因篮球排遣了不少寂寞。王文元还说他们篮球队有个资本家出身的小伙子张世猷，后来奇迹般地得到一位少将女儿的爱情，同学们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那个年代“红五类”和“黑七类”是泾渭分明的，出身好的女孩儿嫁给一个出身不好的男孩儿就意味着自己的后代都由红变黑了。

    但这个女孩儿就是喜欢张世猷在球场上的大将风度。张世猷是组织后卫，总能用灵活的带球深入对方腹地，然后传出绝妙的球。他摘篮板都是单手，就像金丝猴儿跳起摘桃子，而他的急停跳投常常让对手防不胜防，三步上篮还能在空中停留片刻。那个女孩儿十分仰慕张世猷的球技，她在朦胧中感受到了男性的强悍。2012年王文元去拜访这对老同学，如今都已年过花甲的老夫妇都感叹篮球场把一个常态下不能结合的捏到一起了，老太太对王文元说：“没想到那时候处处夹着尾巴做人的老张到了球场还很有统治力。”张世猷则乐呵呵说：“咱们真是门不当户不对，篮球把咱们生生撮合在一起了。”

    现已退休的李梦棣回忆，他插队的山西是个很爱好篮球运动的地方，不少村里都有简易的篮球架，都是一根木头戳起来然后把篮板钉上，有篮球队的村子比比皆是。北京知青一来，又提高了那里的水平。他回忆后来村里组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知青加个别当地青年农民点缀，这也增加了知青与当地农民的友谊。李梦棣所在的稷山县每年都有联赛，后来在中央电视台解说NBA比赛的孙正平就从这里开始了篮球解说生涯。他起初也打球，后来为了提高比赛的热烈气氛，增加了解说，他被选为解说员。孙正平到很多球场去解说篮球比赛，他绘声绘色的解说成了比赛一景。正是这种经历，让孙正平萌生了做个专业篮球解说员的想法，就像他小时候崇拜的张之。1972年，阴云似乎透出了一缕阳光，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了。山西大学来稷山县招生，孙正平所在的公社大队分配到一个名额。正在县城人民饭店劳动的孙正平闻讯借了辆自行车，一口气骑了15里路，跑回村里报名。

    听说村里打算把那个名额给大队支书的弟弟，他不死心，找队长软磨硬缠，终于争取到报名的机会。也许是命运有意捉弄，临考了，孙正平发起烧来。饭店的老师傅摸摸这个北京娃滚烫的脑门，急忙拦了一辆过路的卡车，让司机把他带到永济的考场，还塞给他一袋油馍和几个西瓜，拍拍他的肩膀说：“去吧，考上了也算咱饭店的荣耀！”考试结果出来，他考取了山西大学体育系，在大学里他下了很大功夫学习篮球知识，加上他有过打篮球的实践，转播水平提高的很快。

    1976年6月，北京军区在太原举办篮球赛，孙正平担任现场播音员，他绘声绘色的解说让当地观众耳目一新。北京部队队一位热心的球员宋伟说，你的现场解说是专业水平，我们队的一个队员的表哥是宋世雄，我帮你联系一下。宋世雄在听了孙正平的录音后，便推荐给体育部负责人张家成，张老说让小孙来京面谈。之后，他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取，从此走上专职篮球解说员的道路，并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在央视解说NBA比赛的着名播音员。

    那一代年轻人都熟知一个故事《决定命运的投篮》，这部苏联的短篇小说曾经被选进中学课本。小说讲述了一位苏联篮球运动员在法西斯集中营里，纳粹军官让他投篮决定自己和难友能否活下去的故事。而在知青中也有因打篮球改变自己未来命运的。1972年在黑龙江兵团八二五团（宝清县）的时寅是一个好学的青年，那一年知青中会有极少一部分人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时寅虽然表现不错，但同等条件的至少有几百，可名额仅有两个。

    兵团举棋不定，当时恰好举行篮球联赛，时寅准确的左手投篮和突破上篮为所在兵团立下汗马功劳，于是相关领导把名额给了时寅，因为时寅属于有一技之长的。时寅后来进了黑龙江大学，加入校篮球队，毕业回京又成了纺织部机关篮球队主力。时寅从普通知青成长为一个国企老总，深感篮球技艺起了很大作用，没有这个“绝活儿”，他也不可能成为百里挑一的学子。

    现在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周孝正60年代是北京四中班队的，他后来到东北插队，对篮球的兴致愈发浓烈。周孝正在90年代就有“国嘴”的称谓，多年来一直是央视谈话栏目的嘉宾。年过花甲的他至今仍坚持每周打两次篮球，他颇有感悟地说，你有强的地方就必定有弱的地方，上帝是公平的，我一上讲坛就口若悬河、灵感不断，可我打篮球怎么练也就是班队替补或村队板凳儿。但我感谢篮球给了我健康的体魄，直到60多岁每月都有两次在飞机往返去讲课而不觉得太累。

    那时插队学生每年可以回京探亲，时寅说，那时他都事先给家里写信让弟弟最好能找张篮球比赛的票。北京从1970年开始已经恢复了专业队的篮球比赛，他记得那一年在北京体育馆看了北京队和国家队的比赛，他发现北京队14号十分了得，赛前跑篮塞篮筐“咣咣”的，弹跳力简直像美国黑人，他打听这个后起之秀叫黄频捷，他说这绝对是国家队主力的苗子，他回到东北和插队球友们说：“北京队新冒出个黄频捷，那身体就像欧美人，他跳起来脑袋离篮筐都不远了。”他绘声绘色的描述让喜欢篮球的“荒友”（北大荒知青的俗称）知道了北京男篮出了个黄频捷。前几年黄频捷应邀参加了时寅所在的“中老年篮球队”的练习比赛，虽然已年过花甲，但每个姿势还是那么专业，两个手腕儿一抖，球都“嗖嗖”的。时寅对黄频捷说：“1970年我就看过您的比赛，那时您就是我的偶像，没想到60多岁还有幸和您打了场篮球。”

    当时，篮球也在青少年中普及开来，不少有一定水平的孩子也努力提高球技，争取加入专业队免于上山下乡，后来北京男女篮所以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仍在国内属于佼佼者，其队员都是在那个年代为留在北京而选择这一行的。北京队教练张光烈、杜俐、赵文群等都有眼光，为了避免北京篮球人才断档，他们深入中学，从三百多名中学生中挑选出了一批可塑之才，其中后来国家男篮主力刘建立及80年代中国女篮最佳运动员宋晓波都是那时发掘的。当然很多青少年还是难以走进先农坛大院，但那时部队到师一级都有基本脱产训练的篮球队，不少进不了北京队的北京孩子进了部队球队，实现了篮球梦。

    五、“文革”后期北京男女篮仍在第一集团

    北京在“文革”后期对竞技体育抓得比较早，70年代初期，北京篮球队强大的教练班子发挥了作用。范政涛、程世春、陈文彬、白金申、张光烈等都是国家一流教练。他们的集体智慧使北京篮球在遭受“文革”打击后又迅速反弹。但杨殿顺的退役，也使北京男篮水平差了一截。国家体委于1972年在北京举办了五项球类运动会，北京男女篮双获亚军。北京男篮的决赛对手是上海队，对方中锋是姚志源（姚明的父亲），身高2米08，而没了大杨的北京队中没有一个超过2米的队员，最终因内线吃亏而屈居亚军。

    当时篮球界都说，如果杨殿顺在，谁治得了他啊？说起杨殿顺的退役还有些蹊跷，那是70年代初，不懂体育却在哪里都喜欢插一杠子的江青在观看篮球比赛中看到了杨殿顺，提出不能让有巨人症的运动员参加比赛，怕到国际上影响形象。她的号令不能不听，北京队只好让杨殿顺退役。为了彻底执行，篮球界还对一些队员进行了巨人症体测，北京男篮也同时是国家男篮队员的张卫平身高才1米90多，一向以篮下灵活着称，竟然也被进行了体测。

    后来大个子的事情就没人管了。山东大汉穆铁柱进入八一队后没有特大号球鞋，已经不打球的杨殿顺就赠送给他一双回力球鞋，这种为对手提供援助的做法不仅体现了杨殿顺的为人，也体现了良好的体育风尚。可惜杨殿顺的运动生涯太短了。

    1973年全国甲级联赛在杭州举行，在教练张锡山、鞠芬庚的指挥下，以王瑞卿、王维君、尹光环、曹泽波、张志祥、张卫平等人组成的新老结合的北京男篮获得亚军（当时在国家队的黄频捷因国际比赛任务未能归队）。女篮取得第三名，教练是白金申、傅莲贞、郑于莲。

    当时各大军区的篮球队恢复，由于部队待遇比地方好，很多篮球人才都去部队打球，这导致了北京篮球70年代初的优势发生转化。北京男女篮的主力大多为“文革”前培养，急需解决队伍老化问题。1973年甲级联赛后，北京篮球队为解决队伍老化问题，首先对女篮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虽然1974年的全国甲级联赛成绩下滑，但由于早有人才储备，一年之后便迅速完成了新老交替。

    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举行，女篮在白金申、姜忠俭的带领下打了一个翻身仗，又一次摘取了全运会的桂冠。这支队伍人员齐整，内外线人才济济，而且战术灵活多变。

    内线老将任焕珍和新手孙瑞云都曾是国家队队员，外线刘玉民、魏文珊在国家队也是攻击型后卫，而年仅17岁宋晓波则在这届全运会大放异彩，被篮球界一致看好，后来成为中国女篮头号明星。这届冠军队员还有王桂琴、李丽、朱捷、卢红、贾素萍、张丽、关聪聪。在第三届全运会上，北京男篮在张锡山、马家驿、鞠芬康带领下获得亚军，这个成绩已经难能可贵了，因为当时与解放军队在同一时代的球队都没有夺冠的希望，巨人穆铁柱就是杨殿顺之后的巨无霸，任何球队都拿他没有办法，加上邢伟宁、徐正文、宣成斌、吴昕水等国家队队员，他们的实力太过强大，从未在国内比赛失手，以至于那一届全运会采用了世界篮球界都没有的规则：八一队所在的小组增加一个出线名额。

    这届全运会北京队取得一个冠军一个亚军再次证实了北京篮球的底蕴，那时候参加全运会男女篮比赛的有三十多支球队，能杀出重围，北京队凭得是硬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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