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不分的旧毛病
中国古代，国与家在政治场中是很难区分的。尤其对于身处政坛高层的人而言，国就是家，而这个“家”，就是帝王之家。可怜的是，还有很多正直的大臣，为了“家”而奋斗，而他们自己还觉得是为国尽忠。
不合时宜的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滥杀功臣、制造冤狱，就他自己的看法来说，这是为了巩固统治，为了让国家以后没有叛乱，没有谋反，子孙后代可以平平安安地坐稳江山。但是，国家又不是他自己的，为什么他要用国家大臣的性命，来换取自己子孙的权力？这是典型的“家国不分”。
如果说朱元璋的“家国不分”是因为对他而言家和国是统一在一起的，那么，那些尽忠至死的大臣们，则未免令人叹息了。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人称正学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悲剧，从他踏入政坛的第一天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大臣，而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儒家知识分子。
可以说，他的思想，成了他最终殉“国”的根源。
宋初，方孝孺十五世祖从浙江桐庐迁到宁海，从此定居下来。方孝孺的曾祖父方子野、祖父方炯，在元朝先后担任鄞县县学教谕。父亲方克勤也是当地名儒。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方孝孺出生在这个世代业儒的书香门第。
方孝孺在学习儒家经典时，也总结了历代王朝兴亡盛衰的经验教训，探讨了治国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归结起来主要是：主张行仁政，反对暴政。主张以仁义礼乐治国，反对以庆赏刑罚临民。
洪武年间，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阶级矛盾也开始尖锐起来，小股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面对这种状况，明王朝只是一味镇压，以为通过严刑峻法，就可以巩固统治地位。针对这一现实，方孝孺指出，欲禁民之无相攘夺盗窃，必先找出其攘夺盗窃的根由，假如他们有土以耕，有业以为，有粟米布帛以为衣食，而后禁之，则攘夺盗贼可止也。而如果“不能使之安其生、复其性，而责其无为邪僻，禁其无为暴乱，法制愈详，而民心愈离。”“恃其法而使民畏，民其能常畏乎！”在这里，方孝孺已朦胧地认识到人民造反是被逼上梁山的，表现出他对人民的一定程度的同情。
方孝孺之所以具有这种思想，主要是因为他长期生活在底层，耳闻目睹劳动人民的悲惨状况，这不能不对他的思想产生极大的影响。他曾在一篇寓言《蚊对》中，借童子之口揭露那些剥削者对劳动人民的掠夺情况：“白昼俨然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离流于道路，呼天之声相接，而且无恤之者。”能够看到这一点，难能可贵的。
在方孝孺的政治思想中，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关于“君职”的思想。他说：“人君之职，为天养民者也。……天之立君，所以为民，非使其民奉乎君也。……天之立君也，非以私一人而富贵之，将使其极育斯民，俾各得其所也。”但是后世的人君并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在乎养民，所以求于民者很多，而尽于己者则怠而不修。老百姓如不按时交纳赋税、提供力役，则诛责必加，以致政教不举，礼乐不惰，强弱贫富不得其所。他说：“其也不思其职甚矣！”
方孝孺进一步指出，自公卿大夫乃至百执事，都各有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不尽职，轻则责备，重则诛杀。人君之职远远重于公卿大夫百执事之职，如果人君怠而不惰职，虽然诛责不能相加，但天将“怒而殛绝之”。这简直是对专制暴君发聋振聩的警告。
他认为，人君要更好地尽到君职，不可不学先王。学先王尤其要学一个“诚”字。他说：“圣人之治天下，岂用诈术揣量天下之人情，以为赏罚哉，亦唯用其诚而已。”但是有的人君则不然，“好为聪察”，以为群臣皆不足信，而必欲使天下事皆由己出，故往往流为苛细深刻，导致灭亡，这就是不懂得为君之道。
明太祖正是方孝孺所指责的那一类人君。他对臣下猜忌怀疑，屡兴大狱。一起空印案，成千上万的地方官员被诛，方孝孺的父亲一向清廉守法，也被冤杀。胡惟庸一案，株连更多，连开国元勋宋濂亦难幸免。于是恐怖气氛笼罩全国。方孝孺的上述言论正是对洪武严猛政治的批判。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初，明太祖再次召见方孝孺。这对君臣在治国的主张上意见相悖，故明太祖认为“今非（重）用孝孺时”，只任他做陕西汉中府教授。
他的思想在当时未免过于激进，而明太祖对他的冷落，也让他有一种强烈的不得志心理，所以，他一旦遇到一个对他礼遇有加的君主，结果就只能是“士为知己者死”。
得君行道，报国忘身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病逝，由于皇太子朱标先已去世，所以年轻的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史称惠帝。惠帝天资仁厚，亲贤好学。早在即位之前，明太祖曾命其省决章奏，他就常常佐以宽大。他还遍考礼经，参考历代刑法，改定洪武朝制定的《大明律》天下莫不颂其德。惠帝久闻方孝孺之贤，登位伊始，即派特使赴汉中将方孝孺召回朝廷，先任翰林博士，旋升侍讲学士，预经筵，备顾问，日侍左右，甚为倚重。
方孝孺早就有过“使君如唐虞，致身如伊周”的宿愿，如今侧身朝廷，便可以一展宏图了。入朝后，君臣之间，情投意合。惠帝读书有疑，辄使方孝孺讲解。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则命方孝孺就糜前批答。君臣契合，使方孝孺极为兴奋。他曾写诗道：
风软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斧廉临轩几砚问，春风和气满龙颜。细听天语挥毫久，携得香烟两袖还。
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的方孝孺极力辅佐惠帝，推行了—系列新政。
第一，行宽政。
首先是重德省刑。明太祖即位后推行的是宽猛相济、以猛为主的政策，但是，愈到后来，严刑峻法未尝稍改。然而严法重刑，却犯者滋众。惠帝和方孝孺都认为其原因就是礼教不行。“海内虽已康，民俗犹未宁。鄙夫抱深念，思睹礼乐兴”。这是方孝孺的志向，也得到惠帝的支持。他们一反明太祖的做法，锐意文治，崇尚礼教。惠帝曾诏谕地方官，务崇礼教，赦疑狱，以致刑部都察院论囚比往年减少三分之二。同时又选派廷臣二十四人为采访使，分巡天下，观风俗，烛幽隐，兴办利民之事。
其次，均免赋役。惠帝即位后下令蠲免历年逋租和天下荒田租税。民因生活困难而鬻子者，官府代为赎回。朱元璋初定天下官民田赋时，因怒苏、松、嘉、湖四府地区曾为张士诚所守，故浙西官民田税极重，亩税有高达二三石者。以后虽有裁减，但仍超过其他地区数倍。而且朱元璋还规定苏松人不得任户部尚书，以为定例，针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建文二年（1400年）下诏：“江浙赋独重……宜悉与减免，亩不得过一斗。”准许苏松籍人任户部官，终于革掉了这一弊政。
再次，限僧道占田。佛道势力在明初曾有较大发展，到洪武末年，江南僧道，多占腴田，甚至田连阡陌。建文三年（1401年）规定，天下寺庵宫观，其有田者，每道一人各存田五亩，免其租税，以供香火之费，余田尽入官。并严禁私自剃度僧尼，从而抑制了佛道势力的发展。
第二，变革制度。
惠帝根据方孝孺的建议，更定了官制，内容大体是强调教化、崇尚礼制。方孝孺还建议仿周礼更定晶官阶勋，增损洪武礼制。
在更定官制的同时，惠帝和方孝孺又大力精简机构，省并州县，革除冗员。几年间，撤消了九个州、三十九个县以及一大批冗官冗吏和税务机构，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建文朝改革了洪武时期的不少弊政，给社会带来了新气象。据《明书》作者傅维麟说：“南京故老言，建文中，法网疏阔，道不拾遗，有得钞于尘土中，辄拂之置高台处，以石镇之而去。一时士风朴茂，尚义者多。”所以后人有“四年宽政解严霜”之誉。应当说，这一切与方孝孺的辅佐之力是分不开的。正当方孝孺佐惠帝行新政之际，明王朝祸起萧墙，王室内部一场争夺皇权的战争爆发了。
殉主，还是殉国
方孝孺的悲剧，就从明朝皇室内部的纷争而起。
朱元璋曾认为元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宗室孱弱，所以他称帝后即把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分封为藩王，分布各地以夹辅王室。这些藩王领有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一万九千人。明初，退往塞北的蒙古贵族不时南下，图谋兴复，明太祖为了加强边防，同时希望子孙能够熟悉兵事，就规定分封于边塞的诸王皆参领重兵。而封在太原的晋王朱榈和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尤负重任。他们屡次领兵出塞，并筑城屯田，大将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皆受节制。明太祖为了防止将来朝臣篡夺朱家天下，还赋予诸王“移文取奸臣，举兵清君侧”的大权，为后来的皇位之争埋下了祸根。
惠帝登基后，鉴于北方诸王“拥重兵、多不法”的状况，采纳了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建议，决定削藩。“未及期年，削夺五王”，有力地打击了藩王的势力。朝廷正待向燕王开刀时，燕王却先下手了。
“燕王之变，削亦反，不削亦反。”这种局面，朝廷是清楚的，也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十一月，朝廷即调工部侍郎张呙为北平布政使、都指挥使，派谢贵、张信掌北平都指挥使司，并伺察燕王。建文元年（1399年）三月，命都督宋忠调沿边各卫马步官军三万屯开平，燕府护卫精壮，悉听调选。同时，以都督徐凯练兵于临清、都督耿谳练兵于山海关，准备和张呙谢贵里应外合，约期攻燕。谁知张信至北平后，却暗通燕王，使燕王得以充分准备。
燕王一面派道士在街衢散布歌谣：“莫逐燕，莫逐燕，逐燕日高飞，高飞上帝畿，”为其大造舆论，一面与道衍积极策划举兵。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朝廷下诏逮捕燕府官属，张呙、谢贵率诸卫士包围燕王府第，燕王以计擒杀呙、贵，正式举兵。他打着“诛齐黄，清君侧”的旗号，称其师为“靖难军”，挥师南下，一场争夺皇权的内战开始了。消息传来，惠帝立即派遣大军北伐。当北伐失利后惠帝又命方孝孺草诏，赦燕王罪，使其罢兵归藩，并拟宣谕数千言，使人在燕军中秘密散发，企图瓦解燕军。但这一切努力都未奏效，燕王拒不奉诏。
在燕王率兵久围大名、并断绝朝廷军队饷道的情况下，方孝孺又代惠帝草书，遣密使送往留守北平的燕王世子，许以封王，争取燕世子归顺朝廷，以此迫使朱棣撤围归燕。谁知燕世子得书竟不启封，遣密使送往燕王军前。此计又告失败。
终于，燕王朱棣攻陷了南京。在他进城的当天，就揭榜殿廷，以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为“奸臣”。方孝孺被逮下狱。十七日，燕王即位，是为明成祖。
朱棣以藩王称兵夺位，从封建正统思想来看，这是篡逆。他为了收揽人心，要把这次“靖难之役”说成是应天顺人之举，很想将即位诏书写得冠冕堂皇，于是朱棣打算启用方孝孺。
其所以如此，是有缘由的。当朱棣从北平举兵发难时，道衍送之郊外。临别，跪而密启道：“臣有所托。”燕王问：“有什么事情？”道衍说：“南方有方孝孺，素有学行，我们成功之后，他必不肯降附，请勿杀之。杀之，则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当时朱棣表示同意。朱棣深知，如今天下文章，方孝孺当为第一，如果能利用他来起草诏书，收揽人心，影响将是很大的。于是他屡次召用方孝孺，但均被拒绝。
这一天，明成祖又派廖镛、廖铭往召。廖氏兄弟是方孝孺的学生，他们向老师说明来意后，方孝孺大怒说：“你们跟我读书已有几年，还不识义之是非！”在他看来，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决不能破坏。自古以来，君位相传，以嫡以长，改变了就要大乱。朱棣以藩王夺位，就是篡逆行为，自己怎么能为篡逆者所用呢？
明成祖无奈，只好又派镇抚伍云将其强执而来。只见方孝孺全身丧服，悲恸之声响彻整个大殿。明成祖从御座上走下来，婉言对他说：“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质问：“成王安在？”明成祖回答说：“彼自焚死。”方孝孺厉声问道：“何不立成王之子？”明成祖说：“国赖长君。”方孝孺进一步追问：“何不立成王之弟？”在方孝孺的连连逼问下，明成祖无言可对，只得搪塞说：“此朕家事。”明成祖叫人取来笔札，对方孝孺说：“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方孝孺愤怒地把笔甩掉，边哭边骂道：“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他早就说过，君子处世，生死贵贱，应当以“义”来衡量。“义宜死也，虽假之以百龄之寿，不苟生也。”今天，为了“义”，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明成祖见他不屈服，立即显露出专制帝王的淫威，恐吓方孝孺：“独不畏九族乎？”方孝孺义无反顾，抗声答道：“便十族，奈我何？”明成祖还要他草诏，方孝孺乃取笔大书“燕贼篡位”四字。明成祖大怒，又将他投入监狱。
为了迫使方孝孺屈从，明成祖将其亲属全部抓来，如果方孝孺还不投降，就将他们当场杀戮。威逼之际，方孝孺仍然边哭边骂，明成祖令武士用刀抉其吻、剔其舌。顿时鲜血如注，方孝孺仍含血喷明成祖。明成祖怒不可遏，下令将其磔杀。
六月二十五日，方孝孺从容走向刑场，并做《绝命词》一首：“天降乱离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忠臣报国兮，血泪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方孝孺终于将自己的一腔热血献给了他所效忠的君王。这一年，他仅四十六岁。
他为何搅入帝王家事
方孝孺以身殉道，取义成仁，虽诛十族而不悔，这在儒家正统观念看来，确是大忠、大节。所以到了洪熙年间，仁宗就为他平了反。说“若方孝孺辈皆忠臣”。万历初年还诏许为其褒录建祠。方孝孺的气节愈来愈受到封建统治者的褒扬。
然而，如果仔细去思考，方孝孺这种宁死不事明成祖的气节是否就真的无懈可击？
当时谁当为君？正如明成祖所说：“此朕家事。”今天，我们自然无须以此定是非。事实表明，明成祖在位二十余年，他所实行的一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继续发展。诚如旧史家所说：明初，“高（太祖）、成（祖）肇造，享国长久，六七十年间，仓廪赡足，生齿繁殖”。因而明成祖也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而当初那些迎附明成祖的所谓“失节之臣”如杨士奇、杨荣、杨溥等，恰恰在永乐、洪熙、宣德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一代名臣。
因此，后人曾十分婉惜地说：“使（方孝孺）稍稍迁就，未必不接迹三杨。”此话不无道理。但方孝孺却囿于儒家的正统观念，在皇家叔侄易位之际，作出了以死殉君的抉择，并且“自分一腔热血少，尽将赤族报君王”，这不能不是他的悲剧所在。
其实，方孝孺是可以不死的，只要他为朱棣起草一个诏文，不但可以生，还可以为朱棣所重用。但是这样活下来，对方孝孺来说，却是一个奇耻大辱。方孝孺他怎么能够为杀侄篡位的贰臣逆子起草诏文，怎么能够奴颜媚骨地苟活在另一个朝廷的群臣之间，怎么能够扭曲自己的文化良知与人格成为一个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的小人？面对眼前的屠刀，方孝孺只有一个念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一个义字，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啊！他只有选择死。舍此，别无选择。
方孝孺的所作所为，如果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不仅是自私的，也是愚昧的、残忍的。第一，他自己死不算，还要拉上十族一起死，共873人，全部处死，行刑就达7日之久，入狱和充军流放者达数千。第二，虽然朱棣篡位，但国家还是姓朱，这还不是什么有关天下百姓生死存亡的大事。皇帝的家事，方先生以死相抗，至于吗？臣从君，只能君负臣，而不能臣负君，说白了，臣就是君的家奴；方孝孺也是这样，是前皇帝所优待的家奴，只认前主，不认新主，虽然刚来的皇帝也姓朱，和前皇帝是一家人。
方孝孺介入了皇帝的家庭纠纷，以死捍卫皇权“正统”，反对篡位。另外，方孝孺之所以在明成祖面前表现得如此决绝，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与明成祖的政见不同。
明太祖推行宽猛相济，以猛为主的政策，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只要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就连刘基这样的开国第一谋臣，也逃不了厄运。洪武十五年（1382年），方孝孺赴京师接受明太祖的召见，明太祖对皇太子说：“此庄士，吾不能用，留为子孙光辅太平足矣。”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太祖第二次召见方孝孺，听取其治国的主张，由于孝孺主教化，太祖重刑罚，看法不一致，上曰：“今非用孝孺时。”派他到陕西汉中府任教授。
建文元年（1399年），朱允炆即位后，方孝孺受到重用。他的见解与明太祖不同，但是和建文帝却十分合拍。因此，方孝孺知恩图报，想要为建文帝设计出一整套的治国方法。可惜，由于明朝皇室的内乱，建文帝政权被推翻，这是方孝孺想不到的，也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因此，他觉得自己的计划再也不能实施下去，更加上明成祖朱棣气焰嚣张，方孝孺的满腔怒火就全部喷向了这位“篡位”的皇叔。
但是，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自己的忠义名声，方孝孺就选择了死路，这不但让他的政治理想再也无法实现，更是让他成为愚忠的代表。
海青天：非典型性君子
孟子说过一句话，说有的人是“有恒产而无恒心”，只知道注意自己家里的产业，根本没有什么终极关怀；而有的人，“无恒产而无恒心”，当然，温饱还没有解决，没有终极关怀是可以理解的。孟子认为，只有“士”，才是“无恒产而有恒心”的人，他们虽然没有什么产业，但是一直在忧国忧民，为了治国安邦而努力。
孟子的话说得十分具有号召力，事实上，真的有这样的人，自己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但是依然想着自己的君主，以及国内的百姓。这样的人，注定是非典型性的君子，而他们只知道谋国，却不知道为自己谋家，原因就在于，他们把君主的“家”也当做了自己的家。
教导皇帝的呆臣子
有这样一道大臣给皇帝的上疏，言辞恳切，入情入理，如果翻译成现代汉语，去掉其中与“君臣”有关的字眼，简直看不出这是写给皇帝的，倒更像是写给自己做官的亲人的一封信。
下面就是这道上疏的内容，其中有关君臣的称呼都已经去掉，有心者可以体会一下其中的感情色彩：
“我听说，君主是天下臣民万物的主人，其责任最重大。要名符其实，也只有委托臣工，使臣工尽心陈言而已。所以，我愿意竭诚所见，直所欲言，为您陈说。
“从前，汉文帝是贤良君主，贾谊还痛哭流涕而上疏言事。并非是苛刻责备，因汉文帝性格仁慈而近于柔弱，虽有推恩惠到百姓的美德，将不免于怠废，这是贾谊所大为顾虑的。您的天资英明杰出，超过汉文帝很远。然而汉文帝能富有仁义宽恕的性格，节用爱人，使天下钱粮丰富，几乎达到刑具不用的境地。您治国时间不长，就被狂妄想法牵涉过去，反而把刚毅圣明的本质误用了，以至于一心一意学道修行，倾尽民脂民膏，用于滥兴土木工程，二十余年不亲自过问政事，法律纲纪已经废弛了。数年来卖官鬻爵推广开纲事例，毁坏了国家名器。二王不能相见，人们认为薄情于父子。因猜疑诽谤杀戮污辱臣下，人们认为薄情于君臣。享乐在西苑不返回大内，人们认为薄情于夫妇。官吏贪污骄横，百姓无法生活，水旱灾害经常发生，盗贼滋蔓炽烈。请您想想，今日的天下，究竟成了什么样子？
“近来严嵩罢相，严世蕃受极刑，一时较快人心。然而严嵩罢相之后，还像之前一样而已，世道并不十分清明，与汉文帝时相差太远了。因为天下人不用直道侍奉您已经很久了。古代君主有过失，依靠臣工扶正补救。现在竟然前来进贡那些迷信的物品，比如仙桃天药，大家一块奉辞上表祝贺。建筑官室，则由将作官员竭力经营；购买香料珍宝，则由度支派人四出寻求。您的错误举动，大臣们都跟着错误地顺从，没有一个人肯为您端正言论，阿谀奉承的太过分了。然而心中惭愧胆气空虚，退回去又有议论怨言，欺君之罪到了何等地步。
“天下，是您的家。人没有不顾自己家的，内外臣工都是使您的家坚如磐石一样的人。一心一意学道修行，是您的心受了迷惑。过分的苛断，是您的情偏。然而说您连家也不顾，合乎人情吗？诸臣徇私废公，得一官职多因欺诈失败，多因不做任何事情败，实在有不能令您满意的人。其实不然，是君主之心和臣下之心偶尔不相遇合造成的，您憎恶卑薄臣工，因此拒谏。因一两个不合意，就怀疑千百个都这样，使您陷于过失之中，安然处之而不知怪，诸臣的罪恶太大了。《礼记》说：‘在上的君主有疑心则百姓易迷惑，若在下的人怀奸诈难知其心则在上君治理劳苦。’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而且，您的失误很多了，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的目的是为了追求长生不老。自古圣贤留给后人的训条，修身立命的说法叫‘顺理而行，所接受的便是正命’了，没有听说过所谓长生不老的说法。唐尧、虞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是圣人中的典范，没有能长久在世，在此后也没有见过真正自汉、唐、来至今仍存在的。授给您道术的陶仲文称为师，陶仲文既已死去了，他没有长生，而您如何能够单独求到？至于仙桃、天药，怪异虚妄最成问题。从前宋真宗得天书于乾祐山，孙爽说：‘天如何能说话呢？岂能有书？’桃子一定是采摘后才能得到，药一定是炮制以后才能成。现在无故获得这二个东西，是有脚而能走吗？说‘天赐给的’，是上天用手拿着而交给您的吗？这是左右奸邪的人，制造荒唐离奇的事用来欺骗您，而您却误估了他，以为确实这样，太过分了。
“您又要说标明刑罚奖赏用来督责臣下，则分别职掌治理有人，天下没有不可治，而学道修行为无害己吗？太甲说：‘有人以言语违背了你的心，一定要用意义求其意。有人以言语顺从了你的心，一定要非道来考察。’用人而一定要他一句话也不违背，这是您谋划的错误。就说严嵩吧，他主持政务时，有一点儿不顺从您的吗？梁材遵守正道坚守职责，您认为是叛逆的人，然而现在在户部做官的人还在称赞他。然而诸臣宁可学习严嵩的顺从，不敢仿效梁材的抗争，难道真没有窥测您的细微好恶而暗暗作为趋吉避凶的人吗？就是您又从这些人当中得什么好处呢？
“您的确知道斋蘸没有好处，一旦翻然改悔，每天临朝听政，和宰相、侍从、言官等人讲论天下利害，雪洗数十年以来的积误，置身在唐尧、虞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圣贤君主的行列，使诸臣也得以自己洗净数十年阿谀奉承君主的耻辱，置身于皋陶、夔龙、伊尹、傅说贤明辅臣的行列中，天下有什么忧虑不能治，万事有什么忧虑不能理？这只是在您一振作之间而已。放下这些不做，而急迫于轻身能飞脱离世间，枉费精神，用来追求茫然不可知的领域，我怕您劳苦一辈子，而最终将一无所成。现在大臣为保持禄位而喜欢阿谀奉承，而小臣害怕治罪而不敢说话，只有卑微的我，制止不住自己的愤恨。因此冒着死的危险，愿意竭尽诚挚之情，希望您听取。”
这道上疏，可以说是推心置腹，甚至有点循循善诱的意思了。其中，最为有趣的一句，就是说“天下是您的家”。可见，在这位大臣看来，皇帝的家和国是统一的，因而，为臣子的，忧国忧民忧君主，就是为皇帝的家和国分忧。
上疏的人，是明朝有名的硬汉海瑞，而被他“教导”的这位皇帝，就是一心追求长生不老的嘉靖皇帝。
嘉靖皇帝读了海瑞的上疏，十分愤怒，甚至把上疏扔在地上，对左右说：“快把他逮起来，不要让他跑掉。”宦官黄锦在旁边说：“这个人向来有傻名。听说他打算上疏时，自己知道冒犯该死，买了棺材和妻子诀别，在朝廷听候治罪，奴仆们也四处奔散没有留下来的，他是不会逃跑的。”
嘉靖听了默默无言，过了一会儿又读海瑞的上疏，一天里反复读了多次，并且不停地叹息。嘉靖也知道，海瑞说的是肺腑之言，也是确实为他担忧的人。但是，嘉靖真的需要海瑞这样忧国忧民的忠臣吗？
忧国忧民忧君主
海瑞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他敢于用那样的语气给嘉靖皇帝上疏？如果简单地回答，只能说，他是一个固执的、缺乏个人情趣的正直大臣。
出生在海南琼山的海瑞，童年生活非常贫困，从4岁起就和母亲相依为命，靠着几亩薄田和母亲的针织维持生计。母亲刚毅正直，对儿子的教导非常慎重严格。
当时的海南贫穷荒凉，这似乎是海瑞此后生活单调、没有业余爱好的历史原因。他曾经有过三次婚姻的经历，但是都没能百年好合，前两次婚姻，都因为妻子和母亲之间产生了矛盾，孝顺的海瑞便用休书解决了问题，而最后一位妻子却意外死亡，海瑞差点儿因此吃了官司。他也曾经有过三个儿子，可惜的是都夭折了。
家境的贫困和家庭的不睦让这位不幸的知识分子成了工作狂，似乎只有工作能够让他感受到生命的意义。他的勤勉和任劳任怨都是出了名的，据说其受理的案件有时竟达3000多起，在乐于感受文恬武嬉风尚的封建官场，海瑞的古板和认真让他成为当然的另类。在33年的仕途历程中，其清廉是始终如一的，不仅亲自到后花园种植蔬菜，工作餐中也不能有鹅和黄酒，每逢有人有所表示，也都会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他不愿意玷污毕生追求的清白。
他用近乎自虐的方式保持自己的清廉，在当时的官场中，就被视为异类，他的上司们私下都觉得他是个君子，但是并不觉得他这样子有什么用。
确实，在当时，官员们纷纷以中饱私囊、压榨百姓来牟取自己的生活舒适，在这些官员看来，这就是“谋家”，而“谋国”不关他们的事。但是海瑞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谋国就是谋家，为皇帝分忧、天下太平，自己的家才会安定。这个看法，似是而非，但无疑，没有人认为海瑞这个看法正确，也没有人效仿他的行为。
他的作风很受老百姓的欢迎，却遭到诸多官员的极度反感，很少有人愿和他共事。他绝对不讲官场规则，因为他坚守着与官场习惯不同的道德律令和洪武时代的政策法规。他固执地认为，圣人和太祖是绝对不会提倡阿谀奉承和贪污腐化的。
他的努力要以极大的勇气作为支撑，摸老虎的屁股，对他来说也不算什么，比如说严嵩的党羽巡视盐务，事前明令“素性俭朴，不喜逢迎”，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让海瑞认真对待，他致书这位大人以简朴的诚意，迫使对方强忍怒气绕道离去。
有勇气不等于不必承担代价，海瑞的代价是遭到权臣弹劾。他一度被免职，好在他的老上司朱衡极力推荐，他才又到异地当了七品县令。此后被调往北京做户部主事，因为曾经以微职对抗腐败权臣，这个模范是应该得到表彰的。户部主事大抵也就是个闲官，没必要天天办公，其主要意义在于积累从政的资历。但海瑞等不得，他觉得自己应该对时局发表自己的见解，以不辜负自身的使命。
于是，就有了前文所转述的那道著名的上疏。他直接指责皇帝不听臣民直言，以使得“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甚至公然提到了皇帝屠杀臣属、不教亲儿和冷落皇后，难怪百姓觉得“嘉靖嘉靖”也即“家家皆净”，而唯一的办法就是“翻然悔悟，洗数十年之积误”。
此事引起了轩然大波，他也成了全国的名人，连太监宫女都为他的正直所感动。这样的奏章自然让皇帝大怒，但海瑞已经为后事做好准备，嘉靖皇帝只好拿着奏章仔细研读。
嘉靖皇帝知道海瑞在忧国忧民，也知道海瑞在为他考虑，但是皇帝就是不觉得海瑞的话好听——忠言逆耳，自古就是这样。无奈之下，嘉靖只得把上疏留在宫中数月。他曾说：“海瑞这个人可和比干相比，但朕不是商纣王。”
当时，嘉靖生病，心情郁闷，就召来阁臣徐阶，议论禅让帝位给皇太子的事。嘉靖皇帝对心腹说：“海瑞所说的都对。可是朕现在病了很长时间，怎能临朝听政？”又说：“朕确实不自谨，导致现在身体多病。如果朕能够议政，岂能遭受这个人的责备辱骂呢？”
看来，海瑞的忠诚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嘉靖皇帝下令逮捕他，追究主使者。不久又把他移交刑部，判处死刑，可判决文书送上后，嘉靖却留中不发。有人觉得皇帝不想杀海瑞，就请求释放海瑞，以证明皇帝的宽厚，结果这个人被嘉靖皇帝关进了监狱。
嘉靖皇帝刚死，当时消息还没有公布，外界一般都不知道。提牢主事听说了这个情况，认为海瑞不仅会释放，而且会被任用，就办了酒菜来款待海瑞。海瑞自己怀疑应当是被押赴西市斩首，恣情吃喝，不管别的。主事因此附在他耳边悄悄说：“皇帝已经死了，先生现在即将出狱受重用了。”海瑞说：“确实吗？”随即悲痛大哭，把刚才吃的东西全部吐了出来，晕倒在地，一夜哭声不断。
至死不悟的忠臣
海瑞确实太过奇怪。他生活贫苦，但并不利用自己的官职谋取金钱，反而甘于吃苦，并且时刻与那些贪官污吏较量；嘉靖皇帝没有听取他的建议，反而把他关进监狱，而他不但没有什么怨言，反而在嘉靖皇帝死后号啕大哭。
如果不是海瑞，而是别人，也许人们会觉得此人精神不正常。的确，海瑞不同于常人，他的思维，他的操守，都不近人情，而且永不和世俗妥协。
在如何安排他的问题上，仍然让人头疼，最好的办法是把他束之高阁。但这并不能满足海瑞的渴望，这位以清廉为操守的孤臣是不会尸位素餐的，既然得不到重用，那就罢官退隐，内阁和吏部只好给他个应天巡抚的实缺，远远打发出去，眼不见心不烦。
可海瑞觉得机会来了，他开始按部就班地推进自己的严厉的廉政举措，弹劾的奏章又多起来，他见状慷慨道：“今举朝之士皆妇人也。”不愿意与“妇人”为伍的他回到老家，平平淡淡过了16年，同情他的人微乎其微。
他的坚持等于远离文官集团，正直而果敢的他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他的“过激”或“过当”让时人难以接受。而海瑞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始终不变、不讲究方法地清理吏治。
万历十二年（1584年）冬天，张居正已死，吏部拟用海瑞为左通政，皇帝向来器重海瑞，给他以前职。第二年正月，召为南京右金都御史，在道上改为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当时年已七十二岁了，上疏言衰老垂死，愿意效仿古人尸谏的意思，大略说：“陛下励精图治，而治平教化不至的原因，在于对贪官污吏刑罚太轻。诸臣都不能说到其原因，反而借待士有礼的说法，大家交口而文其非。待士有礼，而平民百姓则有什么罪呢？”他举明太祖刑法剥人皮装上草制成皮囊以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达八十贯判处绞刑的规定，说现在应当用这样的方法惩治贪污。
他的言论被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很多大臣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有人上疏弹劾他。一向慵懒的万历皇帝对此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大臣们对海瑞的非议多了，他干脆把弹劾海瑞的大臣罢官了事。
万历皇帝屡次要召用海瑞，主持国事的阁臣暗中阻止，于是他被任命为南京右都御史。诸司向来苟且怠慢，海瑞身体力行矫正弊端。有的御史偶尔陈列戏乐，海瑞要按明太祖法规给予杖刑。百官恐惧不安，都怕受其苦。提学御史房寰恐怕被举发纠正要先告状，给事中钟宇淳又从中怂恿，房寰再次上疏诽谤诬蔑海瑞。海瑞也多次上疏请求退休，皇帝下诏慰留不允许。万历十五年，死于任上。
海瑞去世时，金都御史王用汲去帮着料理后事，只见用葛布制成的帷帐和破烂的竹器，有些是贫寒的文人也不愿使用的，因而禁不住哭起来，凑钱为海瑞办理丧事。海瑞的死讯传出，南京的百姓因此罢市。海瑞的灵枢用船运回家乡时，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人站满了两岸，祭奠哭拜的人百里不绝。
他以清廉的正直之臣的形象而名垂青史，尽管这不是他生前最大的期望。他的重振道德风尚的期望需要极其重要的社会和时代条件，可是无论嘉靖还是万历，都没有让他完成自己的心愿。可以说，他死不瞑目，但是，他没有想到过，为什么在他坚持理想的同时，那么多的官员还在贪污、受贿，还在明目张胆地欺压百姓。
他为了皇帝的“家”而牺牲了自己的家，为了皇帝的国而殚精竭虑，他是一个君子，但因为他几乎完全不顾自己、不顾他人感受地执行自己的理想，因而，在那样的时代，他只能算是一个“非典型性君子”。
原则与忠诚的较量：帝国政治的死湾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这首《石灰吟》，出自一位明朝大臣之手。这位大臣，可以说是为了国家而不计个人名利，最后，他也因为自己的爱国行为，最终被明朝皇帝害死。
他就是领导北京保卫战、抵抗瓦剌进攻的于谦。他的一生，为国为民，时刻站在原则的立场上，但对皇帝而言，他干涉了皇帝的家事，因而不算是“忠诚”。
特立独行的读书人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于谦少年时十分仰慕文天祥，除了习读八股制艺，还努力研讨古今治乱兴衰的道理，“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也许很多的士大夫都有于谦这样的经历，都有过对国家、百姓十分负责任、寻求治国之道的阶段，然而，能够像他把这种精神坚持下来的，却寥寥无几。
在当时，要治国，就必须做官，要做官，就必须学习八股，靠科举出人头地。所以，于谦在思考治国问题的时候，也要练习空洞的八股文。他十六岁入府学，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年），二十三岁的于谦考中进士，原为会试第一名，却因在考试的政论文章中出现过于激烈的言论，“策语伤时”而被置于三甲第九十二名。
不久，于谦以江西道监察御史的身份，至湖广执行公务。他深入瑶民居住区进行调查，揭发官军滥杀无辜，初步显示了他那廉正的风骨。这位于大人与明朝的其他官员不同，他不但相貌英伟，善于谈吐，声音洪亮，而且他头脑里面充满了治国的道理，每次奏对都极有条理，引起了明宣宗的注意。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汉王朱高煦在山东乐安发动叛乱，宣宗御驾亲征。朱高煦兵败投降，跪于军前。于谦秉承宣宗之令，以高亢的嗓音，历数高煦之罪行。宣宗对于谦的表现十分满意，赏赐与诸大臣相同。当时，顾佐为都察院都御史，严明廉直，对诸御史管理极严，唯独看重于谦，认为于谦的才能比自己强。
宣德五年（1430年），明廷设立巡抚。宣宗钦点于谦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二省，一下子把于谦从七品升至三品，这是对于谦的极大信任。于谦也不负重望，足迹遍历所部，延访父老，视察政事的利弊兴革，一年之间，连续数次上疏，兴利除弊。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这三位被称为“三杨”的重臣也都极看重于谦，对于谦的论奏朝上夕准，使于谦尽展所长，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于谦不同于一般官僚，他看到民生疾苦，总是千方百计地为民造福。他创行平粜条例、义仓、平准仓、惠民药局，无偿贷给贫民大量粮食，加筑黄河堤岸，允许百姓到巡抚衙门申诉冤枉，并以其精干才能迅速解决问题。为了加强边防，他建议加设御史，巡按大同，并将被军官霸占的官府空闲土地夺回，改做屯田，以资边用。
他任两省巡抚九年，百姓拥戴之如同父母，呼之为“于龙图”，二省流行着一首长达一百五十四字的歌谣，歌颂“天遣恩官拯二方”。贪官污吏听到于谦的名字则胆破心寒，就连盗贼也为之避匿。
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后病逝。此后“三杨”也相继老死。皇帝年幼，宦官王振逐渐专权。他广收官员们贿赂，可是于谦每次入京，从不送礼，更不去拜见王振。有人劝他送些礼给京中权贵，哪怕是带些合芗（线香）、蘑菇、裹头（手帕）也行，于谦则举起大袖笑道：“带有清风！”随后，他又写诗一首自勉：“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一时传为佳话。但这却引起了某些权贵的不满。
正统十一年（1446年），于谦入京奏事，荐举参政王来、孙原贞可任河南、山西巡抚。王振遂借机诬蔑于谦“以久不迁怨望，擅举人自代”，应下法司论斩。河南、山西两省百姓闻知，纷纷入京上疏，请求释放于谦。王振迫于压力，将于谦释放，但将他降为大理寺少卿。两省百姓恐怕继任者是个贪官污吏，又集合一万多人伏阙上疏，要求于谦仍任两省巡抚，身在两省的宗室周王、晋王也提出相同的请求。王振无奈，只得将于谦官复原职。
这个怀着治国理想的读书人，不顾官场中的恶劣风气，不但不巴结权贵，反而远远避开。他心里只有对国家如何振兴的思考，而没有对个人地位、权力的图谋。他从未考虑过自身的荣辱，也就难怪很多官员觉得他不大正常了。
临危受命辅新君
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朝边防日益吃紧，兵部事务日加繁忙，于谦奉命入京，任兵部左侍郎。可能谁都想不到，就在第二年，明朝历史上最滑稽的战争就要开始了。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明英宗听信王振的谗言，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亲征瓦剌。朝中大臣虽然极力反对，但王振一意孤行，率领临时调集的大军匆忙出征了。当时，于谦被命留守京师，代兵部尚书邝埜管理兵部事务，辅佐留守的郕王朱祁钰。
八月中旬，英宗率领的出征队伍全军覆灭于土木堡，皇帝也被俘虏。败报传到明廷，立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国不可一日无君”，现在皇帝被瓦剌俘虏了，应该如何应变？
八月十八日，孙太后命郕王监国，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侍讲徐珵首先倡议南逃，群臣面面相觑，无人敢言战守。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斥责徐珵，一语唤醒了满朝文武大臣，得到孙太后、郕王的支持，他们见于谦如此自信，就把抗击瓦剌、保卫北京、捍卫明朝的重任交给于谦。于谦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尽心竭力，迅速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集中大批人力物力，充实北京地区的防御力量，很快就安定了人心。
为了稳定军心与民心，于谦和大臣们拥立郕王朱祈钰为皇帝，而尊被俘虏的皇帝朱祈镇为“太上皇”。不过，拥立新皇帝毕竟是出于无奈，所以，于谦建议立英宗皇帝的儿子为太子。可以说，于谦此举，完全是考虑到了皇室内部的人际关系，而且也是当时十分必需的，能够保持皇室内部稳定的。然而谁能想到，这件功劳，最后会成为他被害的主要“罪状”。
当年十月，也先挟英宗率瓦剌大军再次大举南犯，兵临北京城下。于谦毫无所惧，沉着冷静，指挥若定，有勇有谋，与敌军激战五昼夜，终于打败瓦剌，迫使也先退回塞外，使明朝转危为安。
获胜后论功行赏，于谦功劳最大，景帝特加授他为少保，仍总督军务、兵部尚书。石亨则被封为武清侯，其余文臣武将也有升赏。面对封赏，于谦却诚心辞让，他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他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名利地位，而是国家的安危。他把胜利归功于将士们，自己却开始考虑如何去加强北边的防务了。
当时，投降瓦剌的太监喜宁和降军小田儿屡次导引也先南下侵扰，甚至建议也先拥英宗至南京，另立朝廷，与景帝对抗，或夺取山东临清，截断漕运，卡住明廷的咽喉。于谦对此深恶痛绝，密令大同将领擒住喜宁，授计兵部侍郎王伟诱斩小田儿于阳和城外，并力劝景帝杀掉喜宁。
面对也先的骚扰，于谦从容镇定，运筹帷幄，多次击败瓦剌军。于是，也先改变策略，派三名使者至大同，要求明廷遣使讲和。大同参将许贵将此事报告给了朝廷后，明廷发生动摇。于谦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反对议和。随后，他又移檄切责许贵。从此，边将人人只知战守，没有再敢主张讲和的了。
于谦对也先的诱降、胁和、反间等阴谋诡计，一一予以击破，捍卫了明朝。瓦剌军则因屡次失败，死伤人数不断增加，厌战情绪日益滋长，也先与脱脱不花、阿剌知院之间也因分赃不均而导致原有的矛盾不断加深。也先见明朝无机可乘，求和之心日盛。
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瓦剌遣使者来议和，表示也先愿归还上皇议和。明朝大臣对此反应很热烈，纷纷要求景帝派使臣迎还上皇。但景帝唯恐失去帝位，不愿迎请英宗，对群臣说：“朕本不欲登大位，当时见推，实出卿等。”于谦则从容回答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听到于谦的话，景帝才放下心来，顾而改容道：“从汝，从汝。”不久，英宗被接回北京。但景帝对此仍深怀戒心，将英宗软禁在皇城内的南宫中。
于谦对当时的形势并未掉以轻心，他担心明廷苟安，就上疏景帝：“上皇虽还，国耻未雪”，“和议难恃”，要求不要懈怠。他还提出一系列措施，继续强化国防。一方面加强宣府、大同、辽东及北京附近的防务，增加军马，修缮城堡关隘，收复独石八城；另一方面整肃军纪，严惩犯法的石亨、郭亨、杨俊等军官。同时，他还对与军事有关的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等进行改革，采用新式火器。他对明军主力——京营作了一次大改革。景泰二年（1451年），他从京营中选出十万人编成十营操练，称做团营。
于谦规定，自他本人以下大小将官，都要亲到教场操练阵法武器，下级军官必须熟悉军士及卫所番号。遇有战事，京军出征，各级将领随队而行，不再另派将领。经此整顿，京军改变了兵将不相习、互不统属的旧弊，战斗力大大提高，也节省出大量军饷，有明京营军制至此发生很大的变化。
经过数年的整顿，明朝的国防力量大大加强，胜利地击退瓦剌的侵扰，边境上较前大大安定。相反，瓦剌军失败后，也先的威望大损，但他却日益骄横，逼死脱脱不花，于景泰五年（1454年）自立为可汗，虐待蒙古诸部。不久阿剌袭击也先，也先败走，为其部下所杀，蒙古又陷入分崩离析之中。
明廷击败瓦剌军，于谦立下了盖世功勋，但他却口不言功。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嫉妒他，拼命抹杀他的功绩。景帝并没有为这些恶毒的攻击所动，反而更信任于谦，对他的建议无不依从，每用一人，必密访于谦，征求其意见，于谦也每每据实相告，无所隐讳，不避嫌怨。
于谦一直有痰疾，当他因劳累而疾发时，景帝便派太监兴安、舒良轮番去探望，听说他所服用的药不好时，便诏令上方制赐，甚至专门为他备下饭菜，还亲自到万岁山，伐竹取沥以赐。有人说景帝宠谦太过，兴安等说道：“彼日夜分国忧，不问家产，即彼去，今朝廷何处更得此人？”一句话说出了朝廷对于谦的倚仗。
不得善终的忠臣
于谦以“爱国”的原则辅佐君王，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从道理上讲，他应该受到尊崇。事实上，恰恰相反，他的爱国，被皇帝认为是“不忠”，这就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了。
于谦性格非常刚直，十分看不起那些勋旧贵戚、不学无术、阿谀奉承的大臣，因此遭到这些人的反对。每遇事不如意，于谦就拊胸叹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他对官场恶气、士大夫们的自私自利、妒贤忌才、争权夺利、贪婪无耻等丑陋面目非常了解。
景帝朱祁钰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他当了皇帝后，便盼望帝位能传给亲生儿子朱见济，但他无法自己提出更换太子，孙太后和大臣们也不会答应这么做。景泰三年（1452年），景帝终于想出了收买大臣的“妙计”：赐给内阁陈循、高穀白金各百两，江渊、王一宁、萧鎡、商辂白金各五十两，白银百两，并升了他们及都御史杨善、王文的官职。
不久，广西有一位土官犯法当死，他为保命，情急生智，竟密奏景帝，请求更换太子。景帝正发愁无人提此建议，览奏大悦，说道：“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急令礼部会同群臣集议。陈循等很快签字画押，并迫使吏部尚书王直、于谦、御史左鼎等人签了名，终使景帝以合法程序废掉英宗之子、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做太子，大臣们也因此被加官晋级，拿双份俸禄。对此，群臣按惯例推辞，唯于谦再三辞让，这引起了景帝的不满，景帝因此逐渐疏远了于谦，始终未让于谦进入内阁。
当时，徐有贞因倡议南迁受到于谦斥责，始终痛恨于谦。总兵官石亨功劳不如于谦却被封侯，因而内心有愧，便上疏举荐于谦长子于冕，遭到于谦的痛斥。同时，石亨掌京营兵，屡欲兴风作浪，因于谦之故不能得逞，对于谦痛恨之情与日俱增。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等也都痛恨于谦。群小很快勾结在一起筹谋算计于谦。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石亨、徐有贞等人勾结曹吉祥，发动“夺门之变”，拥英宗复位，废掉了景泰皇帝，即日于朝班中逮捕了于谦和王文，并以“意欲”迎立外藩为帝的莫须有罪名，诬判二人谋逆，处以极刑。法司对二人严刑拷打，王文极力进行辩解，于谦却笑道：“亨等意耳，辩何益？”当案件提交给英宗时，英宗尚感犹豫，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马上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
二十二日，于谦、王文同日被杀。在籍没于谦家产时，未发现他家中有什么值钱之物，只有正室关锁甚固。打开看时，里面除去景帝所赐的莽衣、剑器，别无他物。据说于谦被杀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人们对明廷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非常愤慨，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于谦。曹吉祥部下指挥朵儿拿酒到于谦被杀之地，恸哭致祭。曹吉祥怒而鞭打之，但次日他酹奠如故。都督同知陈逵冒死收殓于谦，裴太监秘密护送于谦少子逃往河南。天顺三年（1459年），于谦之婿、千户朱骥扶送于谦灵柩回到故乡，葬于西湖三台山麓。
于谦死后，继任的兵部尚书陈汝言攀附石亨，贪污纳贿，使于谦整顿国防之前功俱废，英宗则忧形于色。后来西北有警，恭顺侯吴瑾对英宗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英宗听罢，默默无语。
成化二年（1466年）八月，遇赦回乡的于冕，上疏为父讼冤，明宪宗这才亲自为于谦昭雪，将崇文门内西裱褙胡同的于谦故宅，改为“忠节祠”，遣官祭奠英魂。宪宗亲自撰写诰语：“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唯公道之独持，为群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弘治二年（1489年），明廷“终于”赠于谦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赐祠于其墓曰“旌功”。从此于谦与岳飞并卧于风光秀丽的西子湖畔，后人才有“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的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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