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惩贪的制度保障
要说明朝的腐败，就先要从明朝对腐败的预防和惩治说起，因为，腐败恰恰就是从惩罚和政治制度的漏洞寻找到了机会，慢慢滋生起来的。
低薪反贪手段
谈到中国历史上惩贪官最厉害的皇帝，恐怕要属明太祖朱元璋了。这位出身贫寒，讨过饭放过牛，当过游方和尚，从一个马弁干起，最后做了皇帝，对世间人情世故的了解，比起一般人来要透彻深刻得多。登基执掌天下以后，他多次告诫属下：“天下新定，百姓财力困乏，犹如刚会飞的鸟，刚栽上的树，万不可拔羽毛，动树根。只有廉吏才能严格约束自己，爱护百姓。贪吏则必然肥己害民，请你们引以为戒。”
也许明朝官吏的正式工资是历史上最低的。根据《明史·职官志》记载，若按照级别来划分，在国家六部里面的官员每年的工资是576石大米，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月薪大约是12000元左右；六部以下的中级官员每年的工资是192石大米，月薪大约是4000元左右；县级的七品官每年工资是90石大米，月薪大约1800元左右。
也许有人觉得，这工资也不算低了。可是，细心的人曾经给算过一笔账。首先，当时朝廷发的都是实物工资。官员领回家的不是大米，就是布匹，甚至还有胡椒、苏木，当然也短不了还有银子，可这一切都要按大米折算。于是折算率就成了朝廷斗心眼儿、玩猫腻的一招！《典故记闻》中载：明朝的户部曾将市价三四钱银子一匹的粗布，折算成30石大米，而30石大米在市场上至少卖20两银子。倘若以此来折算，完全把布匹当成工资来发，一位县太爷每年才能领3匹布，这样的粗布拿到市场上只能换2石大米（将近200公斤），月薪也就合400多块人民币。这么一算，明朝司局级和省部级的高干，月工资也就1100至3000多块钱左右。再者说，那时没有社会福利，也不时兴公费医疗，一旦官员退休，生老病死无依靠。成化十五年（1479年），户部尚书杨鼎退休，皇上加恩，每月才给了2石大米，不过400来元人民币。这还是财政部长的待遇，一般官员还享受不到。
史料记载：一次，朱元璋心血来潮，想到属下家中私访。于是，事先没告诉任何人，他微服简出，来到了弘文馆学士罗复仁的家里。像罗复仁这样的学士，在明朝一般都是官居五品的大员。可朱元璋来到罗家一见，大吃一惊。罗复仁家的房屋又旧又破，室内仅有几件旧家具。罗复仁本人在家中，登梯爬高正忙着粉刷墙壁。一见皇上驾到，罗复仁赶紧从梯子上下来，吩咐夫人给皇上搬椅子。可室内的家具太破，无奈之下，只好让大明皇帝坐了回板凳。朱元璋未曾料到弘文馆学士的官邸如此寒酸，顿时动了恻隐之心，旋即赏给罗复仁一处豪宅。明朝万历年间著名的清官海瑞，在江西兴国任知县时，为了给母亲做寿，因为生活窘迫，只买了两斤肉，甚至连桌上的蔬菜，也都出自他亲自督率差人在衙门后院自己栽种的。
其实，朱元璋对官员工资菲薄心知肚明，不过，他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每逢官员上任，他总要召见赴任的官吏教诲一番：“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惠章，而刑责有不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
这番话的大意是：我朱元璋效法古人，任命官员派往各地。这些官员刚刚提拔任用之时，他们既忠诚又坚持原则。可是，当官的时间一长，他们便又奸又贪。我对此早已有言在先，严格执法，决不姑息。结果是，能善始善终者少，而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者多。
为此，朱元璋给部下算了一笔账，晓以利害：“老老实实地守着自己的薪俸过日子，就像是守着井底之泉。井虽不满，可却能每天汲水，长久不断。若是四处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你就是手段再高明，也难免东窗事发。而一旦事发，你就要受牢狱之苦，判决之后，再送去服劳役。这时候，你得到的那些赃款在哪呢？也许在千里之外你妻子儿女手中，也许根本就没有了。不管怎么说，这些钱反正不在你手里，而在他人手中。这时候，你想用钱，能拿到手吗？你都家破人亡了，赃物都成别人的了，那些不干净的钱还有什么用呢？”
尽管朱元璋苦口婆心地把话讲明了，把账也算清了，可照样有腐败分子。为了遏止腐败，朱元璋一改“刑新国用轻典”的做法，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把惩治贪官污吏作为头等大事，大开杀戒，以儆效尤。凡贪赃60两以上者，枭首示众，然后将其剥皮，里面填上稻草，挂在官衙左边，让为官者早晚瞻仰，知有警惕。
暴力惩贪手段
要说对付贪官的腐败，朱元璋的狠劲儿谁也比不了。据《大诰》记载，明代光是酷刑就有数十种之多。有族诛、凌迟、极刑、枭令、断手、刖足、阉割、剥指、剁趾、墨面、文身等等。此外，朱元璋自己还发明了不少令人发指的刑法，如“铲头会”、“刷洗”、“抽肠”。所谓“铲头会”，是将五至十名囚犯推入预先挖好的坑中，用土埋至颈项，只把脑袋露出地面。然后，刽子手用特制板斧排将砍去，往往一板斧下去，便有数个人头落地。所谓“刷洗”和“抽肠”更加叫人毛骨悚然。前者是将犯人全身赤裸地绑在一张特制的铁床上，用滚烫的开水往犯人身上浇。顿时，犯人被开水烫得皮开肉绽。接着，行刑的刽子手，手持铁刷，在犯人烫烂的身体上用力刷去皮肉，直至露出白骨，“至尽而死”。后者则是将犯人剥去衣服，高吊在特制的架子上，刽子手用铁钩从肛门处伸进犯人体内，将其肠子钩出，再将肠子的一端系在石头上，旋即松手，此时“尸起肠出”，犯人便被活活地刳肠而死。
据野史记载，明朝刑法中曾有一字叫“醢”，即是言朱元璋将贪官污吏剁成肉酱，然后分赐给各地官员叫他们吃下，永记不忘。此类说法虽不一定可靠，但却反映出朱元璋对官吏腐败的深恶痛绝。
在反腐败问题上，朱元璋绞尽脑汁，除了思想教育和惩治打击这两手外，在制度建设方面也颇有成效。为了确保封建官僚机构的正常运作，防范和抑制官场腐败，同时也为了将各级官吏置于自己的严密监控之下，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开始对中央监察机构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废除了元朝的御史台，改设都察院。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为院长官，另设左右副都御史，左右佥都御史为副贰。全国共有110名监察御史，秩正七品，分掌十三道。（每一道相当一省）洪武十六年（1383年），朱元璋提高了都察院的级别，将左右都御史封为正四品，左右佥都御史封为正五品。
第二年，他又进一步将都察院改为正二品衙门，与六部尚书衙门品秩相齐，左右都御史与六部尚书合称“七卿”。朱元璋将都察院都御史职责明确为：“专纠百官，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作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葺、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疏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饬。遇朝觐考察，同吏部司贤否黜陟。大狱重囚，无鞠于外朝，偕刑部考察大理谳平之。其奉敕内地，拊循外地，各专其敕行事。”
洪武年间，文武百官上朝时有“两怕”：一怕朱元璋的玉带；二怕御史官的绯衣。朱元璋上朝时若将玉带高挂在胸前，上朝的百官便一块石头落了地，皇上今天情绪不错，没有什么大碍。若是朱元璋将玉带揿在肚皮下面，文武百官则各个噤若寒蝉，胆战心惊，因为这是朱元璋要下决心大开杀戒的预兆。而监察都御史上朝时要是穿上绯衣，便意味着在皇上面前要弹劾官员，指不定轮上谁倒霉。所以，文武百官上朝时格外留神“玉带”和“绯衣”这两件东西，只要有其中一件出现，上朝的官吏无不战战兢兢，心惊肉跳。
防贪的制度设计
除了用恐怖手段让官员们不敢贪污，朱元璋还建立了御史巡按地方的制度，名为巡按御史。这些官吏是代天子巡狩，凡吏政、刑名、钱谷、治安、档案、学校、农桑、水利、风俗、民隐都是其职责考察范围。
弘治以后，巡按御史的权力更大了，侵夺了许多监察之外的权力，如行政方面“凡有大兴革及诸政务、会都、按议、经画定而请于抚、按若总督”；在军事方面“地方战守事宜，巡按得参与谋政”；在治安方面“地方若出现贼盗，巡按要下令征剿”。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创立了六科给事中的组织机构。六科给事中的设立，是为了监察中央吏、户、礼、兵、工、刑六部的活动。对应中央六部，朱元璋设立了六科，各科设都给事中一人，左右都给事中各一人为副贰。都给事中秩正七品，左右都给事中秩从七品。按规定，凡以皇上名义发出的刺敕，给事中要对之进行复核，若有不妥之处，可以封还奏报。
全国各地上报给皇上的奏章，六科要根据分工按类抄报各部，并提出驳正意见。六科之官虽然为七品，但权力极大。他们侍从皇上，每日都有一人值班，站在殿中“珥笔记旨”。皇上交派各衙门口办理的事件，由他们每五天检查督办一次，倘若有拖延不办，或是动作迟缓者，由他们向皇上报告；若各衙门口完成了皇上旨意，便由六科核销。每逢京官考察自陈政绩时，这些给事中还要会同六部进行审核。
朱元璋建立六科给事中，可谓一箭双雕，既钳制了六部，亦限制了都察院。其用意在于加强皇权，使最高统治者便于从中操纵。同时，给事中与御史之间也有一个相互纠举弹劾的制衡。
在制度落实、组织落实之后，朱元璋就琢磨人员落实的问题。对于选拔御史和给事中，朱元璋是慎之又慎。他曾说：“御史当用清谨介企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企则敢言。”这就是说，选御史一要品行端正、清廉则无私；二要认真细心、严谨则无疏漏；三要耿直坚定、介企则坚持原则，敢于直言。同时，朱元璋还要求这些监察官的年龄在30岁以上，60岁以下；并且有为官的经历，熟悉官场弊病；通晓民俗风情。御史正式任用前，必须经过一年的试用期，合格之后才能上岗。
由此，不难看出朱元璋所设立明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督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全都是从封建国家行政系统外部进行吏治监察的特殊机制，而监察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官吏的不法行为。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朱元璋清楚，各级官吏对于特权乃至法外特权及非法利益的追逐，是导致整个官僚机构贪赃枉法腐败变质的重要原因。
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大臣们说过：“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过度。凡民之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贪污蠹害吾民者，罚之不恕。”
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为使“朱氏天下”长治久安，朱元璋不得不对官吏的腐败行径加大打击力度。在这种形势下建立的监察制度，不啻在明朝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布下了一张严密的大网，官吏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控之下。
要说这种监察严密到何等程度，不妨看看如下例证：据吴晗先生《朱元璋传》中记载，官员钱宰奉朱元璋之命进行修订《孟子》一书的工作。一日，钱宰下朝回家，因感工作进展顺利，心情颇为舒畅。于是，他便乘兴吟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当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钱宰上朝，朱元璋一见他便说，你昨日做得一首好诗。只是我并没有嫌你迟到啊，我看还是把“嫌”字改为“忧”字如何？钱宰闻听吓出了一身冷汗，赶忙磕头谢罪。朱元璋说：“朕今放汝去，好好熟睡矣”，于是便将钱宰遣送回了老家。
严嵩：绝非特例的巨贪
说起严嵩，人们想到的就是他的贪污，他身为皇帝最信任的大臣，却非法贪污、纳贿，拥有的财产令人瞠目结舌。但是，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成为巨贪，又有什么力量促使他不断地贪？这就是一个不容易马上回答的问题了。
严嵩的发家之路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细细想来，实在很有道理，只要行之有效，这个法宝无论何时何地都会显出神奇的效力。
了解封建官场历史的人都知道，拍马屁必须无耻，否则拍不起来，便是拍起来也是硬邦邦的，被拍之人也不受用。
明代宰相严嵩无疑是拍马屁的高手，他的马屁之道除了具有前人的一般特点之外，还根据明世宗的性格，善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摸索出适合于世宗的一大奉迎方法，使得他入阁20年，擅权20载，直到87岁高龄才因病死去，虽不能说寿终正寝，好歹也没身首异处，他最后虽遭罢官，但总体上说，他是一个“成功”的官场经营者。
严嵩生于1480年，25岁时考中进士，先是以庶吉士的资格授为翰林院编修，后又为南京翰林院国子监祭酒。但直到六十多岁，碰上了世宗即位这一机遇，他才倍受宠幸，飞黄腾达。
世宗是继承了他的堂哥武宗的皇位。因武宗荒淫嬉戏，中年身亡，没有子嗣，也无其他的兄弟，所以皇太后与大臣们商量之后就迎立了世宗。
世宗即位之初，还是一不谙世事的少年，朝政委于一些较为正直的大臣，尚无大过，在年龄渐长之后，渐渐露出了他昏聩的本色。因为世宗是继承了堂哥武宗的皇位，因此，武宗之父孝宗就是世宗的皇考（皇父），按照封建正统观念，皇考是不能变的，世宗只能以孝宗过继子的面目出现，继承皇位后当然要尊孝宗为皇考。但因世宗在即位前并未行过继礼，所以他不愿承认孝宗为自己的皇考，而要把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尊为皇考，谥为兴献帝。这引起了一班正统大臣的恐慌，他们争相劝谏，阻止世宗。
这时的严嵩也站在反对世宗的行列里，因反对者势力强大，世宗未能成功。一年后，世宗脚跟已经站稳，一些善于揣摸世宗心意的大臣又复提此议，并逮捕极力阻止他改尊皇考的吏部侍郎唐胄。 严嵩一见风向不对，便立即转向，变为坚决支持世宗改尊皇考，并寻出根据，引经据典，极力证明世宗改尊皇考的正确性。如果仅是这样，并不能引起世宗的特殊好感，他还积极主持策划了迎接世宗的亲生父亲兴献王的神主入太庙的仪式，兴献王神主入太庙后，被谥为睿宗。此后，世宗对严嵩青睐有加，不仅赏赐了他许多钱帛，更重要的是世宗从此看中了他。
严嵩虽然在这次事件中崭露头角，但他知道，要想飞黄腾达，仅此一次献媚还不够，更当抓住这个机会，继续小心谨慎地努力，做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
这时的严嵩已当上了礼部尚书，他在神主入庙仪式结束后还特意写了《庆云赋》、《大礼告成颂》，这两篇文章的确写得富丽堂皇，再加上严嵩奏请世宗接受群臣拜贺，世宗口里读着严嵩的谀颂文章，耳里听着严嵩的媚辞，自然是通体舒泰。第二年，严嵩便升任为太子太保，赏赐也与辅臣（即内阁大臣）同等。
真正取得世宗的信任和好感，还是从趋奉世宗信仰道教开始。世宗崇信道教，其迷恋与狂热，在中国封建皇帝之中，是极其少见的。他设醮坛，信方士，服丹药，中年以后，竟至不问朝政，专事玄修。廷臣为了博得皇上的恩宠，在战争过后，竟不去慰劳守边的有功将士，反而说是鬼神保佑，是道士的祷告之功，给持祭道士加官晋爵。翰林院的文官们也不去读圣贤之书，多把《道藏》翻来阅去，不写针砭时弊的宏文，却写那些莫名其妙的玄文。一时间，京师几乎成了一个大道场。严嵩看到这种境况，当然不会去劝谏世宗，只会对其迎合奉承。
明代的冠制，皇帝和皇太子用乌纱折上巾，沿习唐朝所谓的翼善冠，但世宗因崇信道教而不戴普通的皇冠，改戴香叶道冠，成天把自己打扮成道士的模样。世宗还命人刻制了五顶沉香冠，送给夏言、严嵩等五个大臣。夏言是内阁首辅大臣，他不肯戴世宗给他的沉香冠，认为这有违祖制，况且君臣都戴着这样的帽子上朝议事，成何体统，岂不把朝廷变成了一群道士做法事的道场？夏言就私下里对世宗进谏，要他远离道教。
夏言的做法自然引起世宗的不高兴，慢慢地世宗也就疏远了夏言。但严嵩却恰恰相反，在世宗召见他时，他不仅戴上世宗赐给他的沉香道冠，还在道冠之外笼上了一层轻纱，以示珍惜。世宗见了，自然大为高兴。
严嵩见夏言逐渐失宠，于是就精心设计了一套取夏言而代之的方案。他首先是对夏言表示极其尊重，不论什么场合，他都不对夏言有一句微辞。有一次，他请夏言到自己家里吃饭，夏言拒绝了。严嵩不仅没有怨言，还对着夏言的座位跪拜良久，夏言知道了觉得很感动，认为严嵩真是对自己佩服和尊敬，也就不再提防严嵩了，这就给严嵩留下了可乘之机。
严嵩对待皇帝派去的使者与夏言的态度截然相反。世宗派内臣到大臣家里去传达诏令，夏言总是摆出一副大官的架子，把他们当奴仆对待，而严嵩则对他们毕恭毕敬，袖子里藏着黄金，每次都慰劳他们。因此，这些内臣常在世宗面前褒严嵩而贬夏言。
世宗虽不像明朝的前代皇帝那样大搞特务统治和恐怖统治，但还是对群臣不放心，经常派内臣到重要的大臣家里或明或暗地察看动静。严嵩知道世宗的使者到来时，总是伏案翻看或写作青词。
青词是道士的祭文，因用青藤纸朱字书写，故曰青词。严嵩经常得到太监的报信，在有人来监视时，他总是在审阅修改世宗的青词手稿，常常到深夜还不休息。而夏言则不同，一则是因为他年纪大了，再则是因为他对道教不感兴趣，所以，在严嵩发愤努力地为世宗撰写青词时，夏言往往是酣然大睡。这些情况汇总到世宗那里，世宗当然会得出孰勤孰懒，孰优孰劣，孰忠孰奸的印象来。
世宗对祭醮道场的青词文章非常重视。由于严嵩加倍用心，所写青词往往能花样翻新，多能博得世宗的欢心；而夏言则懒惫无趣，经常让手下人代写，写完了也不审阅就交了稿，因此多有重复卑陋之处，世宗见了，愈加对夏言不满。
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之下，严嵩觉得动手的机会成熟了，于是，他找到了夏言的对头、锦衣卫都督陆炳，找了个罪名，奏告世宗，加以诬陷。这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之事，世宗不问是非就将夏言罢了官。后来夏言曾又复出，但最后还是遭到严嵩的陷害，在议复河套一案中受了牵连，终于被杀。严嵩补了夏言的缺，从此大权独揽，专擅二十多年。
以权力创造财富
严嵩执政，面临三个主要的问题。“北虏南倭”的滋扰，此其一；“家家皆净”的窘况，此其二；官僚集团的斗争，此其三。
所谓“北虏”，指进居河套地区的鞑靼人。他们长期以来威胁明朝北边，“孝宗欲复而不能，武宗欲征而不果”（《明史》卷204《曾铣传》）。在北边问题上，严嵩一贯主张防守，他认为边防积弱已久，兵将不足以交锋，粮饷不足以支持，采取攻势是很困难的。（《明世宗实录》卷265）应当指出，这是当时多数人的意见，有人把边事日坏完全归于严嵩索取边将贿赂，未免失之于偏。但是，防守的方针走到极端，严嵩难辞其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挥师东来，震撼京畿。兵部尚书丁汝夔问计于严嵩，严嵩告诉他，不要轻易发兵，倘若打败，罪责难当，不如纵其劫掠，“寇饱自扬去”（《明史》卷204《丁汝夔传》）。这种纵寇劫掠的做法实在太卑劣了。
所谓“南倭”，指活动于东南沿海地区的海寇，包括中国走私商人建立的武装集团和日本浪人。严嵩认为，倭寇是进行海上贸易的闽浙商人，对他们应进行安抚（严嵩《历官表奏》卷12）。他的亲信赵文华更提出“往谕日本，禁戢岛夷，招抚王直”（《赵氏家藏集》卷6）的建议。但后来“倭寇”的破坏性越来越大，严嵩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挑选将才，在东南战事中颇有建树的浙江巡抚胡宗宪就深得严嵩器重。
“家家（嘉）皆净（靖）”是著名清官海瑞骂皇帝的话。“世宗中年，边供费繁，加以土木、祷祀，月无虚日，帑藏匮竭。”（《明史》卷78《食货二》）边用姑且不论，据说，世宗每一举醮，赤金就要用数千两，（《万历野获编》卷2《嘉靖青词》）耗费之巨可知。严嵩对于整个封建王朝的统治危机，并无长策。这一方面是因为世宗不是一个容得逆耳之言的皇帝；一方面是因为严嵩地位改变，很难再有修人事以回天的政治抱负，更不要说他本人已成为腐败政治的代表人物。
在严嵩心目中，官场斗争要比纠正皇帝的过失、解决财政困难、安顿边界海防更重要。
首辅夏言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进士，入仕晚于严嵩，因议大礼先有宠，严嵩事之甚谨。但久寄人下，岂能甘心？严嵩曾经秘密交结世宗信任的方士陶仲文，希望去夏言而代之，没有结果。后来，他又联合咸宁侯仇鸾等终于谗杀夏言，实现了位极人臣的愿望。
仇鸾和严嵩合作，去掉了严嵩的政敌。事后二人交恶。仇鸾在世宗面前说了严嵩不少坏话，有一段时间，世宗召见阁臣，竟不让首辅面君，严嵩又利用和仇鸾争宠的陆炳揭发仇鸾的阴私，才使世宗改变了态度。
严嵩在排除了最大的异己之后，就广植私党。严嵩之子严世藩聪明能干，严嵩当然依为爪牙，广收鹰犬。严嵩收了十几个干儿子，朝廷各主要部门的官吏大多出于其门。除此之外，严嵩父子又骄奢不法，卖官鬻爵，十分猖獗，不仅朝中的官员对他大行其贿，外官若想升迁，也必须重贿严嵩父子。因此，内外官员的转迁进退，不以贤否而定，均以贿赂多少而定。
然而，严嵩对文学之士都是竭力拉拢，《钤山堂集》收入当时大家湛若水、崔铣、王维桢、杨慎、唐顺之等所撰序文，对严嵩的诗文交口称赞。在明代被奉为文坛领袖的首辅，除杨士奇、李东阳外，只有严嵩了。
明朝所设职官，无不相互牵制。小臣一道奏疏，或可置内阁、部院大臣于死地；上层官僚的斗争，也常借小臣发难。严嵩深知其中利害。凡说他坏话的官僚，他能辩则辩，不能辩则伺机激怒世宗，加之以罪。因弹劾严嵩而获罪的官僚，前后数十人，有的死于非命，著名者，如杨继盛、沈炼等人。
面对这些劾奏，严嵩自有应付之道。世宗因崇信道教而委政于臣，偶而处断一事，却要显出十分英明的样子，特别是他的多猜疑而又刚愎自用的性格，断事之时好标新立异，以此震慑群臣。严嵩日侍左右，自然摸透了世宗的这一性格。遇到有人弹劾他，他就跪在世宗的面前，显出孤立无助的样子，自认有罪，未能尽职，以至于得罪臣僚，请求罢官归去。
他越是这样，世宗越是不允，反倒说：“严嵩曲谨附我，赞我玄功而得罪于朝臣，我自当保护他。”这样一来，劾奏之人可就遭难了。沈炼被贬到保安，但沈炼并不屈服，他扎了三个草人，标上“唐代奸相李林甫、宋代奸相秦桧、明代奸相严嵩”字样，用箭射之以泄恨。严嵩知道后，当即把他杀害。杨继盛一案更是轰动一时，杨继盛自知上疏必死，还是毅然而决，后杨继盛果然被严嵩诬陷杀死。至于其他遭受迫害的言官，那就很难数得清了。
成败全在道士身上
严嵩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再任首辅时，年近七十，机敏程度和精力大不如前，朝廷政事一并交给儿子严世蕃去办，自己只在西内（即今中南海）应付皇帝，后来撰写青词也要由他人代笔。严世蕃没有经过科考，由父任入仕，官至工部左侍郎。他颇通国典，晓畅时务，自诩有天下才。
严嵩能先揣测世宗心思，而严世蕃则善分析世宗诏书，父子相合，真可谓对这位皇帝了如指掌。但严世蕃倚势骄横，干了许多不合法度的事情，又耽于享乐，甚至把世宗的诏书扔在一边，使严嵩不能及时回奏，严嵩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就很难维持了。
更重要的是，严嵩握有权柄，久而必骄；世宗久任一人，不能无疑。严嵩的亲信遍布要津，掌握选官大权的吏部文选郎中，职掌舆图、军制、简练、征讨诸事的兵部职方郎中，由其亲信万寀、方祥分任，时人称他们是严嵩的文武管家；为了让内亲欧阳必进当吏部尚书，严嵩至一请再请；夏言被治罪时曾说：“在内诸臣受其牢笼，知有嵩不知有陛下；在外诸臣受其钳制，亦知有嵩不知有陛下。”这些都必然对世宗发生影响，在君臣间引起猜忌。
后来恰好出来一个比严嵩年轻近二十岁，多谋能断，善撰青词，主张“以威福还主上”的徐阶与之争权夺位，严嵩更是在劫难逃了。
严嵩因趋奉世宗崇信道教而兴，也因世宗崇信道教而败。有一个叫兰道行的方士，善于扶乩，世宗十分信任。一次，世宗问谁是当朝最大的奸臣，兰道行扶乩的结果竟是严嵩，世宗不能不信。这时，严嵩的妻子病故，严世藩在家守母丧，不能到朝中办事。
过去朝中每有紧急奏章，都由严嵩交给严世藩，让他揣摸上意，写好意见，再由严嵩送上去，一般说来世宗都很满意。现在严世藩不在，就得由严嵩亲写，严嵩老眼昏花，不仅文辞不通，还多忤上意，世宗就开始讨厌严嵩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御史邹应龙上疏，极论严嵩父子罪状，“请斩世蕃首悬之于市，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嵩溺爱恶子，召赂市权，亦宜亟放归田，用清政本”。世宗令严嵩致仕，将严世蕃交大理寺审理，被判戍边。但严世藩胆大包天，半路而回，又到京城抢劫民女，搜罗财物，甚至私通倭寇，徐阶必欲除之而后快。指使有司指控严世蕃谋反，世宗阅奏大怒，下令将严世藩处死，严嵩消籍为民。
严世藩行刑之时，京师百姓如庆节日，多有把酒庆贺者，往观的人塞街堵巷，足见民愤之大。家败人亡的严嵩回到江西，老景凄凄，寄食墓舍，87岁的他在隆庆元年（1567年）死去。
当皇权成为资本
宦官本是皇帝身边的家奴，但宦官们因为和皇帝接近，并且经常为皇帝处理一些秘密事务，所以就具有了一些特殊的权力。久而久之，宦官手中就握有皇权这一资本，并为所欲为，以皇权之名，来行腐败之实了。明武宗时期的宦官刘瑾，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
刘瑾：得志便猖狂的家奴
刘瑾原来姓谈，后来他靠一个姓刘宦官的引见得以入宫，此后便用刘姓了。刘瑾在明孝宗在位时侍奉太子朱厚照，他对这个难得的机会很知道珍惜，因为他知道太子将来登基即位后他这个日夜服侍的太监就是功臣了，权势与富贵唾手可得。于是，刘瑾便千方百计地讨好太子，侍奉当时只有十多岁的太子。
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孝宗因病去世，太子顺利即位，这就是明武宗。皇帝新承天命，总要恩赐臣子，晋封官员，武宗加封了顾命大臣刘健、谢迁，韩文等人，又任命刘瑾为五千营总监军。
诏书一下，满朝文武大臣顿时议论纷纷。晋封刘健等人，群臣心服口服，而对刘瑾的任命，大臣们深感忧虑。刘健马上联合谢迁、韩文等老臣联名上疏，要求收回提拔刘瑾的诏命。奏章送进皇宫，如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原来武宗年轻无知，又喜好嬉戏玩乐，奏章都由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处理，武宗根本不闻不问，乐得悠闲。而司礼监的太监们大多与刘瑾相互勾结，他们见到刘健等几位重臣的奏章，当然就偷偷扣押下来，并暗地里密告给刘瑾。
刘瑾和马永成、高凤等七名太监得到了新皇帝的宠爱，被称为“八虎”，刘瑾则是“八虎”之王。
在刘瑾的领导下，这些宦官想方设法地鼓动武宗游玩享乐，他们则专权跋扈，瞒着皇帝为非作歹。
第二年，为国忧虑的大臣们见武宗被宦官们搞得不理朝政，便纷纷劝谏。开始武宗听不进去，直到被告知天象有变，是上天在警示他，武宗这才想有所表示。
武宗感到极其为难，一面是父皇临终托孤的辅政大臣及绝大多数朝官，另一面是十几年来寸步不离左右、尽心尽力侍奉他的刘公公，不杀刘瑾，群臣不答应，杀了刘公公，他实在舍不得。武宗左右为难，急得御膳不进，只是哭哭啼啼。后来，身边侍臣给他出主意，采取折衷办法；把刘瑾等人暂时遣送南京，不交刑部法办，这样，既可以稍息满朝文武的怒气，又不会伤害刘瑾。
但大臣们则坚决要求杀掉这个祸根。为了让皇帝下决心除掉刘瑾，大臣们联合京城主要官员，准备第二天一起劝谏武宗杀掉刘瑾，吏部尚书焦芳在当晚向刘瑾透漏了消息。此时“八虎”正聚在一起分析形势、研究计策，听了焦芳的密告，都吓得面无人色，伏案痛哭。还是刘瑾先镇定下来，冷笑一声，阴沉地说：“找皇上去！”
刘瑾等八人闯进武宗寝宫，跪在御榻前放声大哭，叩头不止，高喊饶命。武宗见此情景，心早就软了，立即安慰他们。刘瑾见武宗可欺，就说：“都是司礼监王岳等人心怀不轨，见陛下恩宠奴才，心生妒嫉，搬弄是非，想把我们置于死地，他好独揽大权。刘健、韩文等老臣，倚老卖老，欺负皇上年幼，企图挟制陛下，肆意横行，为所欲为。”
刘瑾狗急跳墙反咬一口，十分奏效，武宗当即动怒：“朕为一国之君，岂能受制于人？”在刘瑾等人的鼓动下，武宗提笔草拟诏书，撤消王岳等人的司礼监职务，放逐到南京，命令刘瑾独掌司礼监，提督禁军；又命丘聚掌管东厂，谷大用掌管西厂，并擢升焦芳为文渊阁大学士，掌握内阁实权。
第二天早晨，刘健、韩文等文武官员兴致勃勃地进宫早朝，准备圣旨一下，立即将刘瑾等人拿下，当他们走进朝堂，见刘瑾等人面带得意之色，便觉得有些奇怪，等到宣读圣旨，才知道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刘健等人长叹一声，纷纷上表辞官。武宗顺水推舟降旨应允。朝臣们深感寒心，上疏苦谏，都被武宗固执地一一驳回，有的因此被捕入狱。
刘瑾趁机大开杀戒，残害忠良。南京给事中戴铣、御史蒋钦、薄彦徽等人上疏力谏，写有“元老不可去，宦竖不可留”等语，被刘瑾派爪牙抓到北京定罪。戴铣被当场打死在大堂之上，蒋钦坚贞不屈，惨死在狱中。
通过这次风波，刘瑾不仅除去了异己，而且大权稳操，在朝廷重要机构中都安插了自己的死党，又设立了内厂，由自己亲自督率，侦缉持不同政见之人，大搞特务统治。没过多久，刘瑾便权倾朝野，集朝廷、宫内、军队、特务等大权于一握，开始了白色恐怖。
腐败不仅是金钱问题
刘瑾的可怕，不仅在于他在经济方面的问题，更表现在他掌握大权之后，对朝政的胡乱摆布和干涉。
对于曾经使他身陷绝境的大臣们，刘瑾恨之入骨。在自己掌握大权之后，便向这些不听话与自己作对的大臣们开刀了。他用的方法很多，一是经济处罚，即罚米供应边境。因为罚的数目很大，有的竟达到几千石之多，致使很多大臣被罚得破产。
其次是身体处罚，最狠毒的是去衣廷杖。在明朝原来的廷杖仅仅是对大臣的一种人格侮辱，并不是身体处罚，所以允许大臣用毡、毯以及棉衣垫在身上。但刘瑾却要大臣脱衣受刑。行刑期间又授意执行的锦衣卫加力责打，结果大臣们常被当场打死。还有，刘瑾造了一种大枷，有一百五十斤重，被他迫害的大臣戴上这种枷后，没几天便被拖累致死。刘瑾的阴险毒辣由此可见一斑。
刘瑾知道负责劝谏的言官们对他的威胁很大，在掌权后，对言官也不放过。除了借故进行罢免、廷杖以及诬陷定罪外，在平时还制裁这些言官：命令他们在早晨寅时（三点到五点）入朝，一直到下午的酉时（五点到七点）才让走。一天上班时间竟达十四个小时左右，刘瑾的目的就是让他们不得休息，让他们没精力弹劾自己。
刘瑾打击异己时随心所欲，对于在平时只对他作揖而没有磕头行大礼的翰林院的官员，他也不放过。找了个借口一次就把二十人赶到南京去任职，有的削职为民。
眼看宦官当道、特务横行，忠臣义士痛心疾首，无私无畏仗义直言。兵部主事王守仁见刘瑾不择手段陷害忠良，愤然上疏，痛斥刘瑾误国欺君、为非作歹。刘瑾看后，矫旨逮捕了王守仁，施以酷刑，打个半死，然后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那是一个边远地区，人迹稀少、地势偏僻，王守仁心里清楚刘瑾的用意。果然，他刚一出发，就发现有人跟踪，为防备惨遭暗害，他每天日出三杆才上路，太阳刚偏西就投宿，使跟踪他的特务无从下手。可是，过了钱塘江，就进入了荒僻崎岖的山区，山高路险、树木蔽日，想逃脱特务的毒手实在困难，王守仁走投无路，便写下一首“绝命诗”，假造了一个投江的现场，逃入武夷山，隐名埋姓，过起野人般的生活，得以保全性命。
心狠手辣的刘瑾恨不得将朝中反对他的异己一下子赶尽杀绝，永世不得翻身。他假造圣旨拟定奸党名单，又假借钦命宣读奸党的“罪过”。刘瑾召集群臣入宫，令他们跪在金水桥边，向他们大施淫威，信口胡说，指责朝臣的“过失”。群臣跪在地上，羞愤难当，却又敢怒不敢言，很多人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摧残，过后纷纷递交辞职书。刘瑾更是正中下怀，马上趁机安插自己的党羽、亲信。不久，刘瑾的爪牙几乎遍及全国。
多行不义终自毙
将异己都清除后，刘瑾便随心所欲地专权了，他很会控制皇帝为他所用。先用打球跑马、带鹰抓兔等缠住爱玩的武宗，然后，专门在武宗玩得高兴的时候向他请示政事。武宗总是心烦地说：“怎么什么事都来找我，你们都是吃闲饭的吗？”
刘瑾装得灰溜溜的样子退下，心中美滋滋地专权误国去了。通过这一手，刘瑾很容易地将内阁的大权也握在手中了。为了彻底掌握内阁，他还将原来向自己告密立功的焦芳安排在内阁任职，焦芳则事事仰刘瑾的鼻息行事，这就开了内阁辅臣听从太监指挥的恶例。
除了内阁，政权机关就是六部了，刘瑾又将自己的手下同党安排到了六部，刘瑾专横的程度让人无法想象，有时，他仅在张纸上写谁做什么官，六部便要照他的意思安排。那些地位很高公侯们见了刘瑾也是跪拜，不敢直视。
刘瑾的水平有限，为了批阅奏章，他就将大臣的奏章拿回家里，让在礼部做官的妹夫替他写，再拿到内阁让焦芳修改。所以，当时的人们都在暗地里叫他“立皇帝”。
为了增加自己的权势，刘瑾还建立了另外的特务组织“内行厂”，权力在锦衣卫和东厂、西厂之上。通过特务来监督官吏和百姓，制造恐怖气氛，维持自己的专权。
有了权势之后，刘瑾和很多贪官一样开始敛财。他的手法也没有什么创新，索贿、受贿、贪污，都是一般的手法。只不过他的胆子比一般的贪官大了很多，因为他的上边仅是一个皇帝。
作为一个太监，刘瑾的性格和一般的贪官还不一样，如果他向你伸手要钱，你就必须给他，否则太监那种狭窄的心胸，报复起来比一般的贪官更心狠手毒。有一个人刚升迁，刘瑾便向他要“贺印钱”，其实就是索要贿赂，言外之意是：没有我同意，你根本就做不上这个官。那个人不肯给，刘瑾马上就下令让他退休回老家。
刘瑾受起贿来也是来者不拒，有的为了得到高官向他行贿，例如刘宇，刚上任巡抚时，用万金向刘瑾行贿，使刘瑾喜不自胜。后来刘宇又先后给了刘瑾几万两银子，结果一直升迁到兵部尚书的位子上。其他的官员多数是害怕刘瑾对自己打击报复，于是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做“拜见礼”。少的要上千两，多的则五千两，有一年，考察地方官时，竟有贿赂二万两银子的。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谢”刘瑾，叫做“谢礼”。送少了还不行，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官位基本上成了刘瑾手中卖钱的商品。
接受别人贿赂之后，刘瑾还枉法行事，直至制造冤狱。御史葛浩原来因为触犯了刘瑾，被杖责后贬为平民，刘瑾却收下了葛浩仇人的贿赂，找借口又将葛浩押进京城，处杖三十。有一段时间，刘瑾这个大贪官竟然拒贿了，而且还把行贿的人治罪，这是他听从了亲信的话才这么做的。亲信的话很有道理，大意是说那些给他行贿的人的钱不是盗取的官银，便是剥削百姓所得，假借刘瑾的名义损公肥私，但给刘瑾的钱仅是十分之一，而今后百姓的怨气却都要集中到刘瑾身上。刘瑾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开始拒绝受贿，像个清官一样惩罚行贿者。但他不可能从根本上改掉贪婪的性格。后来一有机会还是照贪不误。
刘瑾的专权使朝政混乱，他的索贿受贿也直接导致了地方矛盾的激化。官员们向他行贿后，必然要加重剥削百姓，逼得百姓走投无路，只好反抗。在刘瑾被处死后仅仅几个月，京城地区便发生了刘六、刘七起义。
刘瑾在权势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动了篡位之心，他私自刻了印玺，暗造弓箭，企图寻机夺位。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刘瑾只顾自己作威作福，没想到其他的七虎正注视着他的一言一行。原来他们向刘瑾要权办事时，刘瑾总是不肯照顾，时间一长，矛盾逐渐激化。
正德五年（1510年）的四月，武宗派都御史杨一清和七虎之一太监张永去平定安化王的叛乱。叛乱平定之后，在向武宗报告战况时，揭发了刘瑾的十七条大罪。武宗不禁大吃一惊，命令将刘瑾抓捕审问。第二天，武宗亲自出马，去抄刘瑾的家。结果发现了印玺、玉带等禁止百姓和官员私自拥有的禁物。在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中也发现了两把匕首，武宗见了大怒，终于相信了刘瑾谋反的事实。
当年的八月，刘瑾被处以凌迟，即千刀万剐，共行刑三天。在封建社会，除非谋反、杀父母亲等属于“十恶”的大罪，一般的死刑犯要等到秋天的霜降以后，在冬至以前才能处死，但刘瑾属于谋反的第一重罪，所以不等到秋天的霜降到来就行刑了。原来受过其害的人家纷纷用一文钱买下刘瑾已被割成细条块的肉吃下，以解心头之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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