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的皇帝，“怠工”的王朝
历史上，没有哪个皇帝会像明朝的万历皇帝那样，有意地“罢工”，坚持数十年不上朝，也没有哪个朝代的臣子会像万历朝的大臣一样，为了一个立太子的问题而纠缠不休。大明王朝就在万历皇帝和他的大臣们这场“罢工”与“怠工”的纠缠之下，呈现出了衰亡的迹象。
被个人情感羁绊的帝王
明万历皇帝在中国历史上的确算不上是一位有所为的帝王。
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相比，他实在是拿不出一点儿开疆拓土、威加海内的丰功伟业，就是与他的祖上洪武皇帝相比，也相差甚远。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万历皇帝的文学造诣也乏善可陈，史家也未曾为他留下相关方面的毁誉文字。在我们这样一个以文学见长的帝国，一个皇帝，如果不会将他的国家打理得太平无事，但若是在文学或绘画方面有所建树，后世在评价他的功过的时候也许可以为他的失职找到一点儿理由，例如南唐的后主李煜。万历皇帝在这两方面似乎都没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但是，万历皇帝又实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无论是野史还是史学家的研究中，他都是不可或缺的。
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人们记得的只有那几个因为某种功业而名垂千古的。大多数人的命运，乃是异常凄惨和悲壮的，当然除去少数穷奢极欲的例外。他们的悲惨命运在于他们自身的气质和能力根本不适合，同时也不能胜任我们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皇帝这一职位，挣扎在求有为而不得，求无为而不能之间。
翻一翻中国古代历朝帝王的家谱，我们就可以看到有许多位这样的人物。在每一个新朝代走上正轨之后，只要继承制度不受到挑战，总会有一个人相应的被自动送上履行帝王职责的职位，不管他是否准备好能切实履行这一职责。万历皇帝就是其中的一个。翊钧岁登基，在此之前，他一直接受慈圣太后和张居正的教导。慈圣太后教子极为严格，当翊钧只有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每日要在寅时被太监叫起去听张先生的授课。这个时候大概就是现在早晨四五点钟的时候。
张先生对小皇帝的授课也丝毫不苟，一旦翊钧在背诵经史课本时有错或是瞌睡，张先生一定会拿出严师的身份加以斥责，甚至是罚打手板心。这种经历在翊钧成年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仍然对张先生非常敬畏。张居正身居内阁首辅多年，与翊钧皇帝重视他们多年来的师生情谊分不开。然而这种敬畏感也并非自始至终表现为对张先生的爱护，多年以后，张居正被清算，他对小皇帝的铁面无私也并非没有付出代价。翊钧想起幼年与张先生上课时的情景，不能不有一股怨恨。
1582年是翊钧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三月，他曾在一天册封过九位嫔妃，其中就有一个在他今后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女人，当时被称为淑嫔的郑氏，后来的郑贵妃。郑贵妃当时不过14岁，然而翊钧却对她一往情深，并且至死不渝。
郑贵妃喜欢读书，同时也不像其他的妃子对翊钧只有敬畏和服从。在某种意义上说，郑贵妃不是把他当成一个皇帝，而是当成一个男人来看待。他们经常在一起读书、参佛，甚至把他们愿意生死同穴的誓言书写下来放置在锦盒中。
爱情让翊钧对郑贵妃许诺将他们的儿子封为太子。然而自小受到的这种不违纲常伦理的教育在翊钧的性格中根深蒂固，他还没有足够的胆量和魄力真正履行这一诺言。在此后的几十年时间里，他竭力维护他与郑贵妃的爱情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在立太子一事上有意识地与群臣对抗。
但是，即使到1620年他以57岁的年龄驾崩时，他也始终没有能给予他宠爱的郑贵妃他想给予的一切。他们生死同穴的誓言也成了一句空话，他生前未能好好爱自己心爱的女人，在死后也不能和她葬在一起。陪在翊钧身边的是他一生中从未爱过的孝端皇后王皇后，而他所爱的郑贵妃则在死后孤零零地安葬在另一处皇陵中。
“罢工”皇帝的病态人生
在他亲政的后20年，他基本上是一个不理朝政的皇帝。因此，万历后期朝政的混乱，直接导致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军队在与努尔哈赤军队的萨尔浒一战中丧师10万，从而丧失了明军对后金军队的优势，间接导致了明代最终被清朝取代的结局。
孟森在他的《明清史讲义》内称神宗晚期为“醉梦之期”，并说此期神宗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那么，神宗是什么时候从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怠的皇帝呢？又是什么东西让皇帝堕落得如此厉害呢？虽然，按照晚明的一位名士夏允彝的说法，神宗怠于临朝的原因，先是因为宠幸郑贵妃，后是因为厌恶大臣之间的朋党斗争。但是学者们也认为，神宗之怠于临朝，还因为他的身体虚弱的原因。当然，身体虚弱的背后，是他个人酒色财气的过度。
万历十七年（1589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了一疏，疏中批评神宗纵情于酒、色、财、气，并献“四箴”。对皇帝私生活这样干涉，使神宗非常恼怒。幸好首辅大学士申时行婉转开导，说皇帝如果要处置雒于仁，无疑是承认雒于仁的批评是确有其事，外面的臣民会信以为真的。最后，雒于仁被革职为民。
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神宗曾召见申时行等人于毓德宫中，“自辨甚悉”。神宗对内阁大学士们说：“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朕每至一宫，她必相随。朝夕间她独小心侍奉，委的勤劳……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人孰无气，且如先生每也有僮仆家人，难道更不责治？”
看来，神宗根本不承认雒于仁的批评。的确，明末社会好酒成风。清初的学者张履祥记载了明代晚期朝廷上下好酒之习：“朝廷不榷酒酤，民得自造。又无群饮之禁，至于今日，流滥已极……饮者率数升，能者无量……饮酒或终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意思是说，明代后期对于酒不实行专卖制度，所以民间可以自己制造酒，又不禁止群饮，饮酒成风。喝酒少的能喝几升，多的无限量，日夜不止，朝野上下都是如此。
神宗的好酒，不过是这种饮酒之风的体现罢了。神宗在17岁的时候，曾经因为醉酒杖责冯保的义子，差点儿被慈圣太后废掉帝位。这件事他倒是承认。
至于说到好色，神宗虽然不及他的祖父，但却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他在万历十年（1582年）的三月，就曾效仿他的祖父世宗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天就娶了“九嫔”。而且，神宗竟然还玩起同性恋的勾当，即玩弄女色的同时，还玩弄小太监。当时宫中有10个小太监，“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号称“十俊”。所以，雒于仁的奏疏中有“幸十俊以开骗门”的批评。这一点，神宗与当初荒唐的武宗有一点类似。
至于贪财一事，神宗在明代诸帝中可谓最有名了。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矿监、税监，到各地四处搜刮，民间连养只鸡也要缴税。
酒色的过度，使神宗的身体极为虚弱。万历十四年（1586年），24岁的神宗传谕内阁，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礼部主事卢洪春为此特地上疏，指出“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万历十八年（1590年）正月初一，神宗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万历三十年（1602年），神宗曾因为病情加剧，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
从这些现象看来，神宗的身体状况实是每况愈下。因此，神宗亲政期间，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神宗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
神宗荒怠的情形，还真有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不愿意上朝听政；后一阶段是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直接“留中”不发。但是，按照明朝的制度，皇帝是政府的唯一决策者。一旦皇帝不愿处置但又不轻易授权于太监或大臣，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可能陷于停顿。由于神宗不理朝政，官员空缺的现象非常严重。
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知府25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
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14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由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想见万历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
神宗委顿于上，百官党争于下，这就是万历朝后期的官场大势。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
整个政府陷于半瘫痪状态。正如梁启超说，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
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罢工”主因：国本问题
万历帝本来是有励精图治之决心的，除了从小敬畏的张居正并不那么居正带来的打击之外，使万历消极怠工的主要因素还是“国本之争”，也就是立哪个儿子做太子的争论。
这实在是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曾子《大学》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的正是帝王之道。家不能齐，必然祸起萧墙。万历朝实在是一个家庭悲剧和性格的悲剧。
首先大臣们太过于食古不化，王宫人和皇长子并不是有强有力的外戚作为支撑，立皇长子并不是于他们有什么好处，偏是大臣们死抱着“立长不立幼”的古训，和皇帝力争。
本来，臣子们有一定的话语权，哪怕被当廷杖死，也要据理力争一向是政治清明的象征。有明一朝，大臣因直谏被杖死、瘐死的不计其数，然而白发苍苍的大臣们，不怕被当廷扒下裤子，屁股开花，也要前赴后继地上疏。这是出于长期文化积累的对于敢于直谏即为忠臣这个符号的认可，死谏可青史留名，也是气节所在，也可以裁抑君权，用在军国大事上，本是好事。可悲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的满朝大臣，把精力耗费在这样无意义的事情上。孰贤孰愚，孩子小，能看出什么来，偏偏大臣认准了死理。
从小严母厉师的关于帝王之道的教导，他知道大臣们是对的，但是感情上他一定是万万不能接受。于是同样是帝王家事，和祖父嘉靖不一样，他只能极不情愿的屈服于群臣，甚至用撒谎和拖延近于无赖的手段，口头上说明年就立，却不讲信用的一拖再拖。
本来唯一臣子们和万历能和解的机会在于皇后死了就好了，那样的话万历就可以封郑贵妃为皇后，按立嫡的原则，大臣们就没话说了。偏偏这位多病的皇后硬是正位中宫42年，和万历死在同一年。皇后贤孝，很得太后欢心，废不得。
长寿的皇后粉碎了君臣可能的和解的机会，不得不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立了长子。也许这就是天意。这场无谓的君臣间的较量是旷日持久的，消耗了万历帝励精图治的决心，所以他消极反抗，既然辛辛苦苦当个明君，百年身后，最心爱的女人也不能和自己永远在一起，反倒是那个毫无感情，与一段肮脏记忆有关的宫女长伴地下。
他不理朝政，他贪财，也许都出于这么一种报复的心理，既然拗不过你们，万年之后我也将永远痛苦。那这江山还好好治理做什么，最好是把天下的财富都搜刮来送给小儿子，至于江山被弄得怎么千疮百孔，留一副烂摊子给老大去继承好了。所以他不问朝政，只顾拼命搜刮，重重赏赐福王（即郑贵妃之子）。他隐居深宫，谁也不能见到他，只有小儿子福王可以。
也许这正是变相的传天下给小儿子。至于国家的情况愈来愈坏，这有什么要紧的，只要不危及到自己身前就行了。你们不是非要他继位吗？好，正好留副烂摊子给他，这就是对固执的大臣们和上天命运安排的报复。
所以，无论大臣们多么沉痛的指出形势多么危急，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天下将有陆沈之忧”！他居然仍然无动于衷！这不仅仅是黄仁宇所说的“消极怠工”了，这应该是有一种报复快意的变态心理了。万历帝也许是故意要如此的。
世间何须张居正
在万历时代，就算是再伟大的思想家或者政治家，最终的命运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灭亡。张居正如此，海瑞如此，李贽如此，戚继光如此，万历王朝，简直变成了吞噬精英的黑洞。
本来就是如此，一个腐朽的时代，哪里需要张居正这样不世之才呢？
入阁拜相的士大夫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评价张居正说：“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而且注意修饰，袍服每天都象崭新的一样折痕分明。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揭出事情的要害，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颇合于中国古语所谓‘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后，内阁首辅就成了事实上的“真宰相”。有明一代，首辅不下数十，但真有作为，在历史上引人瞩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张居正。
《明史》说他“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也称他是“宰相之杰”。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他从小颖敏绝伦，胸有大志，十三岁时写的文章就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垂青，顾璘夸他有“将相才”。张居正十六岁中举，顾璘又解犀带相赠。他二十岁赴京会试不第，二十三岁再试成功，中二甲进士，改庶吉士，从此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作为“储相”的庶吉士的生活是一种练习办事的清闲生活，但张居正此时却不清闲。他慨然以天下为己任，认真地研究国家的典章制度，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探讨治国的方法，从而为他后来的执政奠定了基础。三年后，他授翰林院编修，以后又任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和裕王结下了密切的关系。再升任侍讲学士，领翰林院事。这段期间，他一直在作积极的准备。他以“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乐观心情，等待着脱颖而出的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了。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世宗逝世，裕王即位，是为穆宗。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被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大政。他入阁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和当时的首辅徐阶共同起草了世宗的遗诏，在遗诏中“尽反时政之不便者”（《明史·郭朴传》），纠正了世宗时期的诸多弊政，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欢迎。
中期的明朝，早已度过了它的“黄金时代”，而呈现出一派衰微的景象：政治上吏治腐败，弊端丛生；经济上财政拮据，捉襟见肘；内部阶级矛盾尖锐，农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边患云起，险象迭至，南有倭寇肆虐，北有蒙古逞威。鉴于此，张居正在入阁的第二年，就上了洋洋几千言的《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全面地提出了整顿朝政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既切中时弊，也切实可行。但穆宗毕竟不是明君英主，你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并不准备付诸实施。穆宗的冷漠，并没有熄灭张居正的热情，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隆庆四年（1570年）十月，鞑靼首领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由于家庭纠纷，率众请求内附，大同巡抚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定收留他们。张居正得知后立即写信给王崇古，指授方略，妥善安置把汉那吉，然后要王崇古、方逢时联名上疏，请求朝廷受降。疏稿至朝，朝议大哗，很多人以“敌情叵测”为借口，反对纳降。张居正力排众议，和内阁首辅高拱极力主张受降，终于说动穆宗，对把汉那吉授官赐衣，后来又应俺答的请求，礼送把汉那吉回归故乡。
由于对把汉那吉处置得当，终于感动了俺答。俺答不仅把先前背叛明朝、扰乱边疆的叛臣缚送明朝，还请求封贡、互市，愿意和明朝和平相处。这本来是有利双方的好事，可朝廷又是物议纷然，有人甚至攻击王崇古“邀近功，忽远虑”（《明史·王崇古传》）。张居正认为“封贡”、“互市”是争取边境安宁的“大机大略”，决不能放过这个机会。他一方面在朝廷力争，申说贡、市之利，批驳各种谬论；另一方面又致书王崇古，希望他不要顾虑朝廷中的流言浮议。在张居正等人的力争下，隆庆五年（1571年）终于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俺答进行贸易。从此，东起延、永，西抵嘉峪，数千里边防线上，干戈化为玉帛，炊烟代替硝烟，明朝赢得了二十余年的边境安宁，开创了蒙汉人民和平交往的新局面。
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穆宗去世，神宗即位。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密谋罢免内阁首辅高拱，他一跃而为首辅，总揽大政。
六年的阁臣生涯，锻炼了张居正的政治才干，也加深了他对国家积重之势的认识。但是困难并没有使他退却，反而激起了他的勃勃雄心。这时的万历皇帝只是一个十岁的小孩，权力和重担实际上都落在张居正一人身上，他可以一展自己的抱负了。为了实现自己“富国强兵”的理想，他义无反顾地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
体制性的大变革
改革首先从整顿吏治开始。吏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因此，他执政伊始，就奏请神宗实行考成法。
考成法规定，六部及都察院对于皇帝批准的各项奏章，应立即转发各有关衙门执行。转发前，应先酌道里远近，事情缓急，立定程限，置立一式三本文簿。一本留底，月终注销；一本送达六科备案，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半年将文簿上交一次。另一本送交内阁查考。这样，对于要办的事情，从内阁到六科，从六部到各衙门，都做到心中有数，层层考成。
考成法收到了显著成效，原来那种崇尚空谈、不务实事、互相推诿、公文旅行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克服。
另外，他针对当时在用人问题上的各种弊端，大声疾呼：要“为国家爱养人才”，并提出了今后用人，“但问功能，不可拘资格”、“随才任使”、“信而任之”的用人之道大胆选拔了一些各有专长的人充实到各个部门，使其扬长避短、人尽其才。
万历二年（1574年），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着的“官不久任，事不责成，更调太繁，迁转太骤”的情况，张居正又推行内外官久任法。规定：知府、知县六年一迁，其间如发现某人不宜任某官、某官不宜在某地的，抚、按官可量行更替；各省布政使、按察使三年一迁；中央科、道、部、曹六年一迁。这样，“藩（布政使）、臬（按察使）、守、令皆得自展”，能尽心本职工作。他还裁减冗官，罢黜贪官，请皇帝召见各地廉官，以资奖励。
张居正认为：“致治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法，莫重于守令。”因此，他对地方官考察很严，规定能够“安静宜民”者列为上考，如果“虚文骄饰”，即使平日浮誉素隆，也列下考。经过这一番整顿，万历初年吏治的情况大为改善。中央政令一经发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明朝中期的衰败，当然不仅仅是吏治的腐朽，也有其他弊政的原因。张居正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是实干家，对于各种弊政，他总是一桩桩地去厘革。
如“核驿递”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改革。明朝在全国各地交通干线上都有驿站，专为公差人员提供食宿和旅途方便。驿站开支主要由沿途百姓负担。明初规定，只有军国大事，才能凭“勘合”（凭据）使用驿站。但后来，这一规定渐成具文，有的甚至在驿站恣意追逼勒索。凡此种种，致使驿递“困敝至极”，人民也不堪负担。张居正决心对此加以整顿。
万历三年（1575年），他对驿递的使用制度，作了详尽严格的规定，并由考成法来监督执行，违者重罪。规定颁布后，凡有以身试法者，均受到严惩。如甘肃巡抚的儿子擅用驿递，被革去官荫。甚至皇亲去武当山祈嗣，也不敢使用驿递。
张居正自己更是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回乡应考；命令仆人骑驴返里为父祝寿；后来他弟弟病重，回家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张居正立即交还，并致函表示自己身为执政大臣，“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经过这样一番整治，驿递状况一反旧观，“公卿群吏不得乘传，与商旅无别”。百姓负担也减轻不少。
接着，张居正又开始了对财政的初步整顿。自正德、嘉靖以来，明朝在财政上陷于困境，各地积欠赋税越来越多，国家收入逐年锐减。神宗初年，曾诏许隆庆元年（1567年）以前的积欠，悉行蠲免，隆庆四年（1570年）以前的积欠，免去百分之三十，其余一律在交纳本年赋税时带征。
为了切实执行这一诏令，张居正用考成法严加督查，完不成任务的，抚、按官听纠，郡县官听调。结果国家的岁入逐年增多。他还采纳户部尚书的建议，地方收入除必需开支外，一律上缴中央充作军费，这又使军费逐渐充裕。又由于和俺答互市，获得大批马匹，就将原来太仆寺所养的种马卖给民间，从而开辟了财源。
在开源的同时，张居正也不忘记节流。作为首辅，他没有迎合神宗的侈靡，而是循循善诱，劝导神宗节俭。在他的坚持下，宫中很多奢侈的开支或罢或减，一些锦上添花的工程也被停止，节省了大量开支。这些措施，终于使明朝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入不敷出的窘况。
不善谋身的政治家
张居正既有“富国”的理想，也有“强兵”的决心。他在全力整顿内部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对边防的关注。自从俺答封贡以后，西部北部边境，烽火寂然。但鞑靼的另一首领土蛮却常在东北边境入犯，他们还和名义上归顺明朝的兀良哈部时相联合，构成东北边患。这样，蓟州、辽东二镇又首当其冲。“居正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加强防御。为了充分发挥戚继光的作用，张居正信任他、支持他、苦心维护他，使继光动无掣肘。
为了肃清东南倭寇的骚扰，张居正在沿海分段设寨，加强戒备。同时整修兵船，巡弋近海，一旦倭寇来犯，便歼敌于海上，不使他们登陆。
万历五年（1577年）九月，正当张居正拨乱反正、初见成效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在封建社会，政府官员父母去世，一定要离职守制三年。除非皇帝特许，才能丧服视事，谓之“夺情”。张居正回顾入阁以来，揽政五年，致力改革，国家刚刚由乱归治，中兴在望，如今一旦撒手，改革很可能半途而废，前功尽弃。
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明朝的中兴，在皇帝诏许下，他置封建孝道于不顾，决定“夺情”视事。消息传出，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反对派交章弹劾，攻击张居正“忘亲贪位”。张居正承受着极大的压力。后来在神宗的干涉下，才制止了这场风波。
张居正在料理好父亲的丧事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国事中来。为了从根本上整顿国家的赋役，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奏请“天下田亩通行丈量，限三载竣事”。明初全国纳税土地共有八百五十万顷，由于剧烈的土地兼并，官僚地主乡绅巧取豪夺，占有大量土地，他们又千方百计逃避国家赋税，以致出现“豪民有田不赋，贫民摊派为累，民穷逃亡，故额顿减”的状况，到了弘治年间，全国纳税土地竟只有四百二十万顷，使国家财源面临枯竭的危险。
为此，张居正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无畏气概，冒着得罪豪强巨室的危险，重新清丈土地，经过三年的大清查，查得天下土田七百余万顷，比弘治时超出三百万顷。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在查清了田亩数字以后，为了均平赋役，张居正又改革了赋役制度，于万历九年（1581年）在全国推广“一条鞭法”，把部分丁役摊到土地上征收，赋役一概征银。一条鞭法既保证了国家的税收，又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也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史载：“自正、嘉虚耗后，至万历十年间，最称富庶。”
多年紧张、繁重的国务，终于使张居正心力交瘁。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逝，终年58岁。
在他去世前9天，他成了明朝历史上唯一的太师，可他已经没有时间来凭借这个职位做更多的工作了。未到长寿之年便辞世的他一定是抱恨终天的，却并不妨碍很多人额手称庆。
张居正入阁以来，十年揆度，治绩炳然。他的改革促进了社会的安定，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缓和了阶级矛盾，是值得肯定的。
张居正为国家赢得了富强，却为自己带来了祸殃。他身死未几，尸骨未寒，便遭到一些人的肆意攻击。来自多方面的检举揭发使他获得了欺君害民、卖官鬻爵、结党营私、居心叵测、企图篡位等罪名，而神宗也早已耿耿于张居正的震主之威，于是下诏尽削张居正官秩，追夺以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差点儿剖棺戮尸。张居正家乡荆州地方官也抄其家、封其门，他的家属饿死者竟达十余人，他的弟弟、儿子也被流放。
在遭到抄家的同时，其长子因为遭到“追赃”而自杀，他的其余两个儿子也被充军，张居正身后的劫难，引起了人们的深切同情。
海瑞曾说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事实正是这样。唯其如此，他才是值得肯定的大政治家。他的改革在某些方面同至高无上的皇权发生了矛盾。必然会招来不测之祸。这一切都决定了张居正改革最终必将陷于失败。这是张居正的悲剧所在，也是封建社会后期一切改革家的悲剧所在。
万历病灶：积重难返的衰败定局
很多有识之士都认为，明朝虽然在崇祯时代亡国，但亡国的病灶实际是在万历时期。万历皇帝自暴自弃的“罢工”行为，万历朝臣浑浑噩噩的无能举动，万历时代对精英和真正读书人的排斥，都为明朝的破败打下了伏笔。
不成器的宰臣
万历时代，已经容不下张居正那样的大人物，因此，继任者自然应该是不成器的老成者，而不是锐意进取的改革家。
申时行的发迹属于封建知识分子仰慕的标本，他是明朝殿试的状元，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大概是海瑞、张居正等人的认真态度所致，他的处事也一丝不苟，比如说要求君臣保持早朝的传统。尽管有很多人抱怨说，早朝实在是某种折磨。白色脸孔的冻成大红；红色脸孔的冻成漆黑，但他的逻辑是，这样的锻炼大有好处，还能促进政治清明，何乐而不为呢？
申时行成为首辅，似是意料之外的机缘促成的，张居正的继任者张四维因父亲去世而离职丁忧，在即将回朝的时候又一病不起，当时的资深重臣马自强和吕调阳都已病死，担子就落在申时行身上。
申时行的从政态度较为温和，既没有高拱的飞扬跋扈，也没有张居正的“自由”，他的谦和是很有名的。因为他看到张居正的失败在于忽略了政策的最重要之处在于实施，如果在实施过程中屡遭艰难，就要考虑调整的问题，否则再完美也只是空中楼阁。
在其就任首辅的岁月，全国官吏达两万余人，官吏的团结与否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发展速度。不损害自己利益之时，能够帮帮忙说说话的场合总有他的身影，这也为他的正义感的张扬提供了舞台。当死后的张居正遭到“万人唾骂”时，他没有加入“唾骂”的队伍，而是提议实事求是地对张居正的功过加以评价。这个建议的意义更多地在于提升百姓对于朝廷的信心，也尽可能放松官僚之间的紧张空气，可在当时提出来是要有几分勇敢的，尽管此举也有报恩于当年栽培的含义。
他的高明之处还在于看到了人性的“阴”“阳”两面，也即私人的谋算和公认的追求。将“阴”完全剔除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当时的很多士人都不能摆脱做官而赢利的打算，而当务之急并不是改变士人的追求目标，而在于竭力地帮助年轻的神宗创建出一番大业。与其严厉地甚至不近人情地揭露、批判、处理人们的“阴”，不如更多地让他们展露自己的美好的“阳”，这样还会造成阳盛阴衰的感觉，也给很多人提供了名垂青史的机会，应该能够得到所有官吏的欢迎。
事情却并非如此，他的这种很有诚意的处事方式竟然被指责为“首鼠两端”和“左顾右盼”，甚至干脆不抬眼皮地说他的办法跟张居正如出一辙。更有人说他曾经营私舞弊，理由是张居正的4个儿子中有3人入了翰林院，而申时行是当时的会试主考官之一。进而还弹劾他的近臣，礼部尚书徐学谟就是因为和他是亲家而被迫去职。
或者是海瑞、张居正等营造的罢官风尚所致，感到疲惫的申时行也曾经有过11次罢官的经历，万历皇帝的态度也非常明确，首辅对于时政有重要的意义，参劾者全部遭到审查。这时的申时行又表现出自己的首辅风度，他建议不要过于追究提出批评意见的官吏，还曾建议将其中的能臣晋级。此举再次稳定了时局，官吏各安其位，也都交口称赞首辅的老成持重。
稳定和波折永远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始终存在于封建官场。尽管他尽力在官吏之间以及官吏与皇帝之间作出必要的调和，而且还有客观的成绩，但是诚意并不是攻讦结束的理由。而神宗经由张居正，已经“吃一堑长一智”，不会给申时行过大的自由度，他在等待时机的好转，以真正让所谓的“万历之治”在历史的河流中光照后世，但漫长的等待并没有告慰他。
在万历立储的问题上，申时行让很多渴望动荡的士人找到了极好的口实，他真的感到安度晚年的必要了。事实上，他已经没有能力影响当时的舆论，直至被迫去职的时候，舆论也没对他产生某种同情，长江后浪推前浪，似乎没有哪位官吏愿意把推荐太子的功劳放在他这个老臣身上，他的威信已经随着事态的发展而成过眼烟云。
“可怜无补费精神”，在分寸的把握上，申时行要超过张居正，这跟他所处的时代和际遇有关，但也恰恰是这个机遇和时代，构成了他的以“回籍调养”为结束的从政经历的深层原因。
“王师未奏康居捷，农扈谁占大有年？衮职自惭无寸补，惟应投老赋归田！”这是他关于自己无能的谦虚表达，也是他的痛哭无奈的失意流露。只是他还有深深的困惑：“上下否鬲，中外睽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他对万历年代及其后的国家发展不放心啊！他多么渴望时局能够“永绥列圣之神灵，预卜万年之兆域”，“民众欢呼而趋事”，但世事偏偏不遂其愿，“寿终正寝”的他结局并不孤独，但无疑也不无遗憾，那时的明朝几乎无药可救了。
每况愈下的辽东防线
万历皇帝驾崩之前，后金首领努尔哈赤公布了“七大恨”，向明朝正式宣战。为什么努尔哈赤能够在明朝的辽东防卫下崛起，并且成为一支能够和明朝对抗的力量？说到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提明朝的辽东防线，更不能不提万历年间主要负责辽东防卫的大将李成梁。
万历前期，明朝在北部和辽东的边事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北部的安定主要得益于俺答封贡和戚继光镇蓟，北部边陲在数十年里基本上没有战事发生。而辽东则几乎年年有战事，岁岁动刀兵。虽然战事频仍，但明朝在辽东取得了一系列军事胜利。取得这些胜利的最大功臣就是辽东总兵李成梁。
李成梁前后两次任辽东总兵，第一次22年，第二次8年，一共30年时间。《明史·李成梁传》里说李成梁“英毅骁健，有大将才”，李成梁镇辽期间，特别是万历十六年（1588年）以前，屡获战功，“师出必捷，威振绝域”。
自隆庆四年（1570年）任辽东总兵至万历十九年（1591年）由于御史弹劾而解任，前后共22年时间。在这22年中，李成梁率领明军，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
从李成梁的历次大捷来看，当时明军在辽东的主要敌人是鞑靼、土蛮各部和部分女真部落。虽有多次土蛮联军号称数万，甚至有时号称十万，但每次战斗的规模并不大，大都为歼敌一千以内。
歼敌一千以上的基本都是“捣巢”行动，即攻破城堡、山寨后取得的战果。这样就容易令人生疑，因为攻破对方大本营后，斩首的数目未必都是对方的兵将，也许包括不少非战斗人员。另外，土蛮部和早期的女真部落实际上由大大小小数十个部落构成，这些部落组成的联军，有时人数虽众，但战力却并不强。与后来的努尔哈赤的后金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关于李成梁的战绩，《明史》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其战功率在塞外，易为缘饰。若敌入内地，则以坚壁清野为词，拥兵观望；甚或掩败为功，杀良民冒级。”这就是说，他取得的一些战绩中可能有所欺瞒，胜仗有可能有所夸大，败绩则有时会“掩败为功”，甚至杀平民以冒充军功。
万历十六年（1588年）以后，李成梁在战场上基本上没有取得什么大的胜利，而且还屡遭败绩。如万历十七年（1589年）三月，女真部落进犯义州，攻入太平堡，自把总硃永寿以下全军尽没。同年九月，鞑靼东西二部侵犯辽东，李成梁率兵抵御，明军大败，备御李有年、把总冯文升皆战死，被歼八百人。
万历十九年（1591年）二月，鞑靼五万余骑再次入侵辽东，李成梁派兵出塞，遇伏死者千人。后来李成梁虚报军功，称斩首二百八十，获得了朝廷的赏赐。再后来土蛮十万骑深入海州。李成梁不敢出击，土蛮军掳掠数日而去。
万历十九年（1591年）三月，李成梁派副将李宁等出镇夷堡潜袭板升，杀二百八十人。大军回师时遇敌，大败，阵亡者达数千人。万历十九年（1591年）十一月，在御史的弹劾下，李成梁卸任辽东总兵，“以宁远伯回朝”。从所谓的百战百胜到渐尝败绩，李成梁这个辽东大帅是有责任的。李成梁在前期为了“封拜”之功，奋扬蹈厉，锐意进取。而在“位望日隆”后，耽于富贵，就“贵极而骄”了。“军赀、马价、盐课、市赏，岁干没不赀，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以是灌输权门，结纳朝士，中外要人，无不饱其重赇，为之左右。”
如若督抚、监司都官员不合他的意，就会被排挤调走。此时，李成梁已经完全从一代名将转变为称霸辽东的“军阀”了。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三月，在大学士沈一贯的建议下，李成梁老树开花，以75岁高龄，再次出任辽东总兵一职，在辽东又镇守了8年。此时，李成梁已经不复当年“英毅骁健”之勇，又治军乏术，已无力重振军威。
这一期间，李成梁在边事上以安抚为主，尽量避免与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发生冲突，所以，边事一直较为“平稳”。而这一个时期，努尔哈赤已经统一了建州女真，正一步步蚕食海西女真，力量不断壮大起来。所以，李成梁的抚绥策略也被称为“养寇”。
由于努尔哈赤的势力越来越大，李成梁决定放弃毗邻建州女真的宽甸六堡所辖区域，使得六堡成为孤城。早在万历元年（1573年），由于建州女真不断侵犯，明朝为了加强对建州女真的控制和防御，除继续修筑辽东边墙外，并采纳李成梁、汪道昆的建议，开始修筑宽甸六堡。
六堡位于鸭绿江以西，毗连建州女真，是防御女真的前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放弃六堡区域是一个严重的决策失误，明朝三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废于一旦。李成梁的这个错误决定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努尔哈赤逐渐聚集力量，等待着可以揭竿而起的那一天。
三大案：华丽登场的闹剧
在万历时代，如果说有一件事情能够让“罢工”的皇帝和“怠工”的朝廷都兴奋起来，那么这件事一定就是立谁为太子的事情了。一个倔犟的皇帝，一群偏执的大臣，联袂上演了这场闹剧，而这场闹剧的最后，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滑稽的一页：三大案。
坐不稳的太子位
万历皇帝由于宠信郑贵妃，想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皇储，不愿意册立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这一事件，在外廷大臣看来是不合祖宗法度的，因此屡屡向皇帝谏诤，尽快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称为“争国本”。
皇帝却寻找种种借口拖延，借口之一，皇长子的生母是宫女出身。当外廷对此事议论得沸沸扬扬之时，宫中的慈圣皇太后李氏（万历皇帝的生母）也有所闻，她是喜欢恭妃王氏的，也心疼她的长孙。有一天，万历到慈宁宫向母亲请安，母子之间发生了这样一场对话：太后对儿子说：“外廷诸臣多说该早定长哥（宫中称呼太子为长哥），如何打发他？”
儿子回答：“他是都人（宫中称呼宫女为都人）的儿子。”
太后听了心中不快，正色训斥道：“母以子贵，宁分差等？你也是都人的儿子。”
这一下点到了要害。原来万历的生母李氏，也是宫女出身，早年以宫女身份为隆庆皇帝生下了朱翊钧（即后来的万历皇帝），才进封为贵妃。万历自知理亏，如果因为宫女所生不能册立为太子，那么他本人根本就不可能当上皇帝。听了母亲的训示，他惶恐万状，伏地请罪不已。太后训示的压力超过了外廷大臣的千言万语，以后皇长子朱常洛之所以能有转机，郑贵妃欲立皇三子朱常洵的阴谋之所以不能得逞，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皇长子朱常洛，生于万历十年（1582年），到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才出阁讲学（太子的豫教），已经13岁了，因为是“庶出”的关系，境遇很是坎坷。皇帝的一拖再拖，廷臣的一再谏诤，从批准出阁讲学，到4年后举行冠礼，再过3年册立为皇太子，这条路一波三折，过于颠沛。
朱常洛虽然成为皇太子，但日子并不好过。一方面父皇并不喜欢他，另一方面郑贵妃时时想造成“易储”（更换太子）的局面。皇太子朱常洛的处境岌岌可危，引起朝野上下忧心忡忡。
自导自演的闹剧：梃击案
政治场上的规则，就是谜底总是要保存完好，等到公布的那一天再展现出来。然而，怀疑这个谜底对自己不利的人，则千方百计想要提前知道结果，或者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当权者的决策，让事情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要知道，如果一个本来不被支持的人，突然被袭击了，而袭击他的人，又是一个十分有希望成为下一任的当权者，那么，民众的心情会怎么样。人民都喜欢同情弱者，而且是一个处于劣势的弱者。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的黄昏，一个陌生男子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这个陌生男子打伤了一个守门的老太监，直奔前殿檐下。太子内侍韩本用率七八名太监赶来，将凶犯擒获，押送东华门守门指挥朱雄处。
巡视皇城御史刘廷元立即对案犯进行初审，案犯供称：本名张差，蓟州井儿峪人。此人言语颠三倒四，好像疯子。再三严刑审讯，他的供词仍语无伦次，只是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消息很快传到宫外，北京城人情汹汹，纷纷揣测郑贵妃在背后捣鬼。
刑部郎中胡士相、岳骏声等奉旨审理此案。张差供称：被人烧毁供差柴草，气愤之余，从蓟州来到京城，要向朝廷伸冤，便在五月初四日手持枣木棍，从东华门直闯慈庆宫云云。胡、岳二人依照“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律”，拟将张差判处死刑。这是一种简单化处理方式，仅仅以“疯癫闯宫”论处，不追究是否有幕后主使人，迎合朝廷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然而外廷的一些正直官员对此抱怀疑态度，非要查个水落石出不可。
经过突击审讯，张差才招供。他供出了内中的隐情：他的舅舅马三道、外祖父李守才带来一个不知名的老太监，对他说：“事成，与你几亩地种，够你受用。”然后就跟随老太监来到京城，住在一个大宅子里，另一个老太监说：“你先撞一遭，撞着一个，打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得你。”
从张差的供词可知，他并非“疯癫闯宫”，而是被宫中太监收买，闯宫梃击的。这是重大线索。审讯官员立即报告皇上：“太子之势，危如累卵”，“臣看此犯，不癫不疯”，“中多疑似情节，臣不敢信，亦不敢言”。所谓“不敢信”“不敢言”的，居然是宫中太监策划的阴谋。
只要把这些太监逮捕审讯，幕后主使人即可现形。万历皇帝考虑得更为复杂，既然牵连到太监，追查下去，便是他们的主子。这无论如何是宫闱丑闻，必须淡化处理。但是，审讯的情况早已流传出去，举朝官员顿时议论纷纷。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怀疑的目光投向郑贵妃及其兄弟郑国泰身上。但是没有充分的证据，不敢直犯其锋。
五月二十一日，刑部右侍郎张问达与有关衙门官员会审张差。张差招供：太监庞保与刘成商量，叫李守才、马三道对他说：“打上宫去，撞一个，打一个，打小爷（太监称皇太子为小爷），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而庞保、刘成恰恰就是郑贵妃宫中的太监，人们不能不怀疑郑贵妃的兄弟郑国泰是幕后主使人。
然而万历皇帝并不想把案情向郑贵妃方向发展，他一直保持沉默。到了五月二十六日，迫于外廷大臣的强大压力，他不得不表明态度，一方面说“梃击案”不仅“震惊皇太子”，而且“吓朕恐惧，身心不安”；另一方面仍然坚持给张差定性为“疯癫奸徒，蓄谋叵测”。言外之意，这是一桩疯子闯宫的偶然事件，再三强调“毋得株连无辜”，希望此案不了了之。
五月二十八日，万历皇帝接见太子，并且有意向大臣们表明对皇太子的爱护之情。然后，举起皇太子的手，对下面的群臣说：“此儿极孝，我极爱惜。”
最后，万历皇帝当众宣布：“疯癫奸徒张差闯入东宫，打伤内官，庞保、刘成俱系主使。”为“梃击案”定下调子：凶犯张差是个疯子，主使人只追究到庞保、刘成为止。
明眼人一看便知，关于“梃击案”的处理，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皇帝在二十八日召见群臣时，明确宣布：将案犯张差与太监庞保、刘成一并处死。回宫后，突然变卦，要三法司只处决张差一人，庞保、刘成审明以后再拟罪。事实上，即便不抓住幕后的主谋，太子也得到了自己应得的那些：舆论的重视、群臣的关注、百姓的同情。有了这些，万历皇帝也不得不表示太子是自己所喜爱的，通过这种方式，太子的地位稳固了下来，而且已经成了万历皇帝的合法继承人，郑贵妃和她的儿子福王，则成为众矢之的。
釜底抽薪：毒杀与垂帘的连环计
皇太子利用梃击案为自己赚取了大笔的政治支持，于是，在万历皇帝去世之后，他顺理成章地登上了皇位。他用梃击的悲情秀，换取了皇位，这种谋略确非常人所能做到。
然而平静中潜伏着凶险的风波，不愿意看到朱常洛登上皇帝宝座的郑贵妃，面对既成事实，改变策略，向朱常洛进献绝色美女，继而指使亲信太监向身体亏损的朱常洛进奉泻药，致使其病危，然后又有李可灼进奉红色丸药，终于使朱常洛在登上帝位仅仅一个月，就一命呜呼。
郑贵妃原先一直希望由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登上皇帝宝座，没有成功；这次又想乘朱常洛之死再一次为朱常洵谋求机会。这一个月，宫廷内部的斗争充满了阴谋与血腥，集中体现在“红丸案”中。
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逝世到八月一日明光宗朱常洛即位的这几天中，朱常洛已经开始行使皇帝职权，致力于扭转万历朝后期的一系列弊政，例如发内帑（宫内财政）犒劳前线军队，以解长期缺饷的燃眉之急；停止矿税太滥的活动；起用因谏言而遭罢免的大臣；指示吏部：用人毋拘资格，要破格提拔才能卓异者。凡此种种，无不显示朱常洛即位伊始，力图有所作为，当一个称职的皇帝。然而这样一个平常的愿望，还是落空了。
朱常洛有他自身的弱点，好不容易册封为太子，又郁郁不得志，便日渐沉迷于女色，以求解脱。
在他即位以后，郑贵妃投其所好，一次就送给他八名绝色美女。他原本是颇有政治头脑的青年，即位后一反父皇怠于临朝的作风，日理万机，不辞辛劳地处理以前遗留下来的问题。他的身体本来就比较虚弱，繁忙的朝政已经难以胜任，何况郑贵妃又送来了八名绝色美女，内外夹攻，身体立时垮了。
八月十日，也就是即位的第十天，他终于病倒了。次日还坚持处理朝政，大臣们见到皇上“圣容顿减”，大为惊讶。三天后便发生了崔文升进药，促使他病情加剧的事件。
崔文升原先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监，朱常洛即位后，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御药房太监。
朱常洛患病后，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以掌管御药房太监的身份，向皇上进奉大黄，朱常洛服了崔文升送来的药，一昼夜连泻三四十次，支离于床褥之间，顿时趋于衰竭状态，根本无法起床，更遑论处理朝政了。
大臣们急忙赶到宫门问安。朱常洛要太监传话：一连几夜无法入眠，一天吃不下一小碗粥，头眩目晕，身体疲软，不能行动。
皇上服用郑贵妃亲信太监崔文升进奉的药而病情加剧的消息传出，外廷舆论汹涌，纷纷指责崔文升受郑贵妃指使，有加害皇上的阴谋。由此暴露出郑贵妃从送美女到进药，是预先策划的阴谋。
八月二十三日，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到内阁，说有仙丹要进呈皇上。内阁首辅方从哲鉴于崔文升的先例，以为向皇上进药要十分慎重，便命李可灼离去。
李可灼不肯就此罢休，二十九日一早，他进宫向太监送药，太监不敢自作主张，便向内阁报告：皇上病情加剧，鸿胪寺官员李可灼来思善门进药。内阁官员断然阻止，告诉太监：他自称仙丹，就不敢信他。
就在这一天，朱常洛在乾清宫召见方从哲等十三名大臣，好像要临危托孤。过了一会儿，朱常洛突然提到从太监那里得到的消息，问道：“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
方从哲回答：鸿胪寺丞李可灼自己说是仙丹，臣等不敢相信。朱常洛不甘心等死，对“仙丹”抱有一线希望，直接命太监召见李可灼进宫诊视。
李可灼奉召前来，为皇上诊视病情，说了病源及治法。朱常洛听了很高兴，命他从速进药。方从哲有点不放心，要李可灼与宫内医官商量后再定。大臣们面面相觑，都不敢明说究竟该不该服用此药。
中午时分，李可灼调制好了红色的丸药，送到皇上的御榻前。朱常洛命群臣一起进来，看着他服用李可灼的红丸，高兴地对李可灼说：“忠臣，忠臣。”
看得出来，他虽然已经托付了后事，毕竟心有不甘，希望能够出现奇迹，对李可灼的红丸寄予厚望，丝毫没有怀疑会出什么意外。
群臣退至便殿不久，内侍出来传话：“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大臣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欢呼雀跃地退出便殿。
到了傍晚，李可灼出宫，来到内阁，对方从哲说：“皇上恐怕药力衰竭，要求再服用一丸。”又说，“在旁的御医都以为不宜再服，但是皇上催促很急，只得遵命再给皇上服用一丸。”
大臣们关切地询问服用后情形如何？李可灼说：“圣躬安适如前，平善如初。”
情况似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出乎意料的是，到了第二天，即九月一日凌晨，形势急转直下。朱常洛服用了两粒红色丸药之后，五更时分病情突然恶化，与世长辞。
大臣们听到太监的紧急宣召，急忙赶到宫中，皇上已经“龙驭上宾”了。这是任何人都不曾料到的结果。
对于突如其来的噩耗，人们感到惊愕，联系到皇上登基一个月来出现的种种怪现象，舆论顿时哗然。皇上虽然身体羸弱，但并非病入膏肓，假如没有郑贵妃的八名绝色美女，假如没有崔文升进奉的大黄，假如没有李可灼进奉的红丸，断然不至于短短一个月就一命呜呼。
显然有人对于他登上皇帝宝座有所不满，采取这种方法，把他拉下来。而时间只有一个月，短暂得不同寻常。
一切的怀疑又再次都集中到了郑贵妃身上。
其实朱常洛之死完全是人为安排的三部曲：第一步用八名美女使他身体亏损；第二步用大黄药使他身体虚脱；第三步用红丸加速死期到来。所谓红丸，是红铅金丹，又称三元丹，由红铅、秋石、人乳、辰砂炮制而成。大黄性寒，红铅性热，两者同时用于纵欲过度的身躯，结果只能是一命呜呼。稍懂药理的人决不会采用崔文升、李可灼的药方来治朱常洛的病。
崔文升、李可灼已经暴露在外，人们在寻找幕后策划之人时，不约而同地集中到郑贵妃与方从哲身上。议论蜂起，群情激昂，以为崔文升、李可灼罪责难逃，而方从哲千方百计予以庇护，难免有同党合谋之嫌。
郑贵妃进献美女，又指使崔文升进药，蛛丝马迹暴露无遗，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在已有的文献中找不到依据，人们只是猜疑而已。至于方从哲是否合谋，也缺乏直接证据。
郑贵妃在红丸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始终留在人们的怀疑之中。一系列离奇蹊跷之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明神宗死后一个月之中，看起来似乎与她无关，其实不然。
人们透过历史的迷雾，依稀窥见明神宗阴魂不散，郑贵妃正是利用明神宗生前对她宠幸的特殊地位，摆弄着即位仅仅一个月的明光宗朱常洛的命运。因为这种关系，朱常洛虽然登基当了皇帝，仍然未能摆脱笼罩了他几十年的厄运。
对于他而言，当太子固然不易，当皇帝则更难。皇帝的宝座似乎与他无缘，仅仅坐了几天，就一病不起，一个月以后病故，皇帝宝座传给了他的儿子——明熹宗朱由校。
郑贵妃的疑点却由于后来的“移宫案”而愈发明朗。
她在被迫从乾清宫搬往慈宁宫以后，把赌注押在李选侍（明熹宗朱由校的养母）身上。朱由校的生母王才人死后，明神宗命李选侍抚养这位长孙。
李选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郑力图为李请封皇后，李则为郑请封皇太后此事还未办成，明光宗便驾崩，册封企图落空。
照例，李选侍应该从乾清宫搬出，但是她效法郑贵妃为榜样，赖在乾清宫不走。其意图很明显，迫使朱由校即位后，册封她为皇太后，郑贵妃为太皇太后，由这两个女人实行双重的垂帘听政。
据许熙重《宪章外史续编》记载，朱由校即位后说：“李选侍命太监李进忠（后来改名为魏忠贤）传话说每日奏章，必先奏看过，方与朕览，即要垂帘听政处分。”
为此，郑贵妃与李选侍合谋，把朱由校控制住，目的就是垂帘听政。正如《先拨志始》所说，郑、李二人“欲邀封太后及太皇太后，同处分政事”。由于杨涟等大臣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李选侍移宫，粉碎了她们垂帘听政的阴谋。
这些事情为理解“红丸案”提供了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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