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臣：失守的人生策略
清兵入关，势如破竹，眼看就要打到南京城了，此时此刻，尚留在南京城内的明朝大臣们，大体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抵抗而死，二是逃命而生，三是出降而荣。钱谦益的爱妾柳如是曾力劝钱以身殉国，钱也同意了，大张旗鼓地对外声明后，率家人故旧载酒常熟尚湖，声言欲效法屈原，投水自尽。
可是，从日上三竿一直磨蹭到夕阳西下，钱谦益凝视着西山风景，探手摸了摸湖水，说：“水太凉了，怎么办呢？”终于没有投湖。反倒是柳如是奋身跳入水中，不惜一死，后被人救起。
贪生怕死，一朝为贰臣
在明末清初的政治舞台上，钱谦益可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他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直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在前后长达35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他还因出色的文才，被视为文坛巨擘，江左三大家之一；又因为他曾经参与了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阉党的活动，还被视为士林领袖之一，德高望重。在众人眼里，只要明朝一亡，钱谦益不是抵抗而死，就是毅然殉国。
可是大伙儿把他看错了，他竟然连个昔日倚门卖笑的歌妓都不如，人家柳如是还真跳到水里。退一步说，人各有志，你不愿意殉国而死，别人也不能强迫你，但不要先说大话，否则覆水难收，一旦食言，是很尴尬的。
即便原来你确实是准备死的，临时突然变卦，也可以找点能略略站得住脚的借口。
不肯殉国也就罢了，那就当个隐士，也算是保住了晚节，可他却不甘寂寞，不仅主动出城投降，给朋友写信劝降，还带头剃头示众，“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人矣！”
他就这样拼命讨好，清廷也没把他当回事，只给了他个礼部侍郎的小官做。时人讥讽他是“两朝领袖”，乾隆更看不起他，专门写了一首五律羞辱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钱谦益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只从文学文化的角度来看，他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黄宗羲说他“四海宗盟五十年”。郑方坤说“本朝（清朝）诗人辈出，要无能出其范围。”一个从明朝遗落下来的钱谦益，就把清朝诗坛文坛风光占尽。
如果从性情、为人方面来说，钱谦益其实挺可爱的。为了大张旗鼓地迎娶柳如是，他忍痛把自己珍如拱璧的宋刻《汉书》出售，不仅置办了婚礼，还修建了江南藏书最丰富的绛云楼，和柳如是在里面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他和柳如是还乐于成人之美，一起努力帮助冒辟疆与董小宛结合，留下了许多佳话。这样的钱谦益，绝非那些一本正经面目可憎的腐儒卫道士所能比。
也许钱谦益性格中确实缺少刚烈的一面，所以在清军南下时他做出了率先迎降的丑剧，留下了千古骂名。但钱谦益仅任伪职半年，就以老病为借口回乡了。
屈指数来，明末的几个著名降臣，都够窝囊的，名声不好，下场更惨。吴三桂反复无常，兵败身亡，还落了个“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千秋骂名；洪承畴尽管为清兵平定江南立下汗马功劳，却被列入“贰臣录”，妻子出家为尼，老母、弟弟一家老小均因他投敌而与他断绝关系；钱谦益更是身败名裂，也没换来高官厚禄。
真正开始咒骂钱谦益，是钱氏死后多年的乾隆朝。乾隆皇帝在谕旨中怒不可遏，不顾身份破口大骂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大节有亏，实不齿于人类”。于是钱谦益的著作遭到销毁，名字被列入《贰臣传》乙编。天下骂钱谦益之风蔚然而起。关于钱氏如何降清，如何剃发的丑态传闻应运而起。数百年来，钱谦益的汉奸形象几与小丑无异。
其实，当时的许多明遗民并不是这样看钱谦益的。黄宗羲、归庄、屈大均、吕留良等都与钱谦益往来唱和。如果钱谦益真的那么不堪，他们会在明亡后结交他吗？
迷途知返，贰臣变义士
钱谦益回乡后，其实一直在进行秘密的抗清活动。他大力资助和支持江阴志士黄毓祺、姚志卓抗清。事情败露后，清军冲进钱宅把钱谦益用铁链系走，押往南京。当时柳如是正卧病在床，惊起后冒死从行。钱谦益被关进监狱，柳如是“誓上疏代死，否则从死”。后来经过多方营救，钱谦益终于获救。经过这次生死考验，柳如是不再被看做妾，而直接被他称为贤妻。有人说，清军南下时，柳如是要求钱谦益和她一起跳水自杀，钱谦益借口水冷不跳，柳如是干吗不离开他？这就是答案。
钱谦益从鬼门关上逃回来后，反清复明的念头依然没有断绝。他的学生瞿式耜拥南明桂王辗转南疆。钱谦益千方百计和他们取得联系，带去密信，为之策划。瞿式耜《报中兴机会疏》中也有记载。后来桂林城破，瞿式耜慷慨赴死。钱谦益闻信后痛哭不已，不顾危险写下了长诗《哭稼轩（瞿式耜的号）留守相公一百十韵》，字字泪，句句血，是清诗中的“绝可传”者。
最能反映钱谦益抗清意志的莫过于他多次往返浙江一带，游说清将马进宝反清了。在清廷天下已定的雍正时期，湖南文人曾静等跑到四川游说岳钟琪反清，事泄后这些勇敢地与虎谋皮的文人们最终一个都没有幸免。在钱谦益的时代，正是满汉矛盾最尖锐的时期，钱谦益竟然要游说清将谋反，而且前后去了几次，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不是没有犹豫，不是没有胆怯，但钱谦益还是去了。只是马进宝首鼠两端，不能倚重，面对钱谦益，他装聋作哑，虚与委蛇。长年的世事练达也使钱谦益老奸巨滑，他察言观色，循循善诱，虽然未能策反成功，但毕竟全身而退。
郑成功入长江进攻南京，钱谦益积极为之策划接应。前期形势大好时，他写了振奋人心的“金陵秋兴”，大喊“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砧”。然而最后功败垂成，钱谦益又写下了悲凉伤心的“后秋兴”组诗，“荷锄父老双含泪，愁见横江虎旅班”。这期间柳如是捐尽了自己的钗珥珠玉，钱谦益甚至想随郑成功入海抗清，此时他白发皤然，年已八旬了！这一对老夫少妻，这一对患难夫妻，为何三百年来所得到的评价差别如此之大呢？钱谦益性格中诚然有很多懦弱、圆滑的成分，但他后来也确实为民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什么依然骂名不断，依然恶评如潮，依然有那么多人跟着乾隆皇帝咒骂他？为什么就不能想象他的悲哀，他的挣扎：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
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
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
在明清易代之际，钱谦益的处境甚为尴尬。人们指责他，因为他先仕明，后仕清，是个大节有亏的“贰臣”。人们又不能不赞誉他，作为诗人，他开创了有清一代诗风。作为文章家，钱谦益名扬四海，号称“当代文章伯”。黄宗羲说他“主文章坛坫者五十年”；顾炎武也推其为一代“宗主”。细细体味，将他置于这进退两难境地的，不过是一个“仕”字而已。
才华横溢的钱谦益坦言：“我本爱官人”。还算顺利，钱谦益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中进士，授编修。可是在这之后，命运好像总在捉弄他，一次次地把他抛到政治的圈外。从他首次入仕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在前后长达35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全部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六年左右，更不必谈会有什么政绩了。
其实，他虽有才华，却天真浪漫没有城府，对于官场风云的瞬息万变穷于应付，文人的头脑又没有能力抵御猛力的政治浪潮。如果当时他能激流勇退，专心于自己的学问，定能开拓出另一番天地。但他在政治上太热衷、太好胜逞强，不甘心就此作罢，反而在“仕”的旋涡中愈陷愈深，终日栖栖惶惶，营营役役，继续寻找复出的机遇和门径。
南明弘光政权的建立似乎给他带来了曙光。为了入朝执政，在正义与邪恶进行激烈较量的关键时刻，作为东林领袖的钱谦益竟然表现出了可鄙的软弱，他居然上疏，称颂大奸臣马士英的拥立之功，为阮大铖鸣冤。他就是这样轻易地背弃了自己的过去，向恶势力妥协投降，逢迎谄事，成为一个“进退失据”、匪夷所思的人物。
更为士人所不齿且难于理解的是，在短促的弘光政权灭亡后，他很快又投降仕清。知识分子应是一个自由的有着独立精神的思想者，“士子”的人格魅力和文化操守的根本在于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保持住对统治阶级和一切统治文化思想的有距离批判。
单凭才华的知识分子是管不了天下之事的，他们往往会成为当权者手中的一个小小的棋子。清乾隆帝就曾挖苦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是孟八郎。”
在复明分子眼中，他是卑躬屈膝的投降派，而在清人看来，他又是一名厚颜无耻的变节者。按理说，经历了如此之多的显进显退，遭受了如此之多的磨难、非议，他自应幡然省悟。但“学而优则仕”这一士大夫阶层的人生理想依然如影随形、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他的灵魂深处。虽然他失节之后忍辱偷生，惶恐不安；虽然他内心深处对身仕二朝感到屈辱，他最终仍寄希望于儿子：“还愿生儿狷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
因为读书做官，博取功名，光耀门楣，实为那个时代文人们的唯一晋身之阶。钱谦益始终无法摆脱它的束缚，可悲可叹。他因“学优”而热衷入仕，终其一生，为仕途所累竟至死不悟，最后，在仕途上并未留下什么显赫的政绩，反倒自贻伊戚，徒招耻笑和讥讽，由“文坛领袖”变成“贰臣之首”。
在他去世那一年（康熙三年）的夏天，钱谦益卧病不起，而丧葬费用尚无着落，恰好盐台顾某来求文三篇，答应给润笔一千两白银。此时，钱谦益已无力为文只好求来访的黄梨洲（宗羲）代笔。黄宗羲略显推辞之色，无奈之下，钱谦益不得已才将黄反锁于书房之内，逼迫黄宗羲连夜写完了三篇文章，这才解决了丧葬费用。
黄宗羲《南雷诗历·八哀诗（之五）》写道：“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与谁传。凭裀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
他临死前还呼喊着“当初不死在乙酉日，现在不是太晚了吗？”
因怯懦和一时的动摇（水太冷）而变成千夫所指的贰臣，这可能是他当初进入官场时所始料不及的。
遗民：最强势的弱势群体
在明朝灭亡之后，有一个词变得响亮起来，那就是“遗民”。
什么叫遗民？说得简单一些，遗民，就是那些在旧王朝灭亡之后，不肯和新王朝合作的人。
表面上看来，遗民属于弱势群体，他们没有武装，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更没有权力。然而，他们却是一个强势的群体，因为他们靠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支撑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一生为之奔走。
明末有一批著名的遗民，比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然而作为一个普通的遗民，顾炎武的同乡归庄身上，最能体现遗民这种“最强势的弱势群体”特色。
改朝换代：遗民的节义观
归庄（1613—1673），字尔礼，又字玄恭，号恒轩，入清后更名祚明。江苏昆山人，归有光曾孙。性嗜酒，长于草书，更精墨竹，工诗文。为人豪迈尚气节，世目为狂生，曾有“归奇顾怪”之称。早年读书求仕，清军南下后参加反清斗争，失败后“佯狂终生”。
归庄于明亡后选择了“佯狂终生”，即一种入世与出世的奇特组合，一个似出实入的生存状态。他的出世，是不仕，不与朝廷建立官方联系，政治上不谋立功。顺治二年，归庄“始不应试，不为诗文”。四十几岁时，归被提学给事中请旌给扁，他婉言拒绝了。这表明他已断绝了入仕之念。
他更主要的方面在于入。早年积极谋立功名，参加科举应试，加入复社，为乡民募建桥款。国难时毅然投入抗清活动，昆山被围时极其英勇。清兵南下后，归家三世七人亡故，其友人中亦多人罹难，国祸家难深重。而归庄并未一死了之，而是在痛苦的反思后将立德立言作为己任。他南渡钱塘江，北涉江淮，筹印太仆文集，筑屋先人墓旁，潜心向学。其佯狂的背后实为一颗积极入世之心。
谈到易代士人的生存方式，节义必然是一个不容回避的核心范畴。在最极端的选择，即生与死上，当时士人的普遍观点是否如“不能死节，靦颜苟活”、“恨其不能死”般的严苛，我以为值得商榷。
在《徐克勤先生七十寿序》中，对于曾发誓以死报国，后贬居乡里的徐先生，归庄以为“先生以微官里居，义可以不死，至今敛迹海滨……即全其天年，以无愧于亡友也”，他对徐的不死并无咎言。而这位徐先生，当初只是因为其赴任地“地方之艰危，前令之受祸”、“丑地危时，不可测也”，所以才会有“誓不反顾，以死报国”之语；而当其被免官隐居，即脱离了不得不死的具体环境后，遂于家乡“全其天年”。
归庄自己也多次谈到生死的问题。在《断发三首》中，他说“所恨身多累，欲死更中止。高堂两白头，三男今独子，我复不反顾，残年安所倚？”如果说家难后因奉老尽孝而不能死的话；在安葬父母后，归庄又当何以自处呢？
他在《闻诅》中写道，“顾自二十年来，家祸惨痛宜得死，穷恶宜得死，举动鲁莽宜得死，文笔不慎宜得死，”“夫以数宜死而幸不死，何以得此哉？盖祖宗庇之，天赦之。”说的慷慨气壮，非但不讳言死，而且坦然言不死，时人对殉节与否的生死观由此也可见一斑。由此可见，对于普通群体而言，生死的选择更多的是取决于具体环境而非来自上层话语的死节标准。他们更看重的也许是生的现实努力而非死节的象征意义。事实上选择死的也确是少数，除去那些为势所迫不得不死的，多数人选择了生。既生存，便要有其价值证明生存依据。
当时的普遍观念，尤其是中下层士人的主流意识仍偏向于生，甚至可以说时论对于生死的舆论还较为温和。
易代之际，相对来说，士人的处境较为艰难，生存空间也极狭窄。但也恰因如此，他们反而创造出了许多新的生存方式，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士人的生存选择。
他们如何看待投降者
变节、仕清一向被认为是极敏感的话题，因其关乎知识分子的气节，民族精神的高尚性问题。此种有意无意的顾虑，某些时候可能有碍于历史真相的读解。
钱谦益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归庄如何看他呢？照常理，以归之性格、气节，当不屑与钱来往，更别说深交了。
但事实上，在归的生活中，顾是执友，钱是良师，两人对其影响极大。归自始至终对钱尊敬备至，感激有加。在无钱安葬家人时求助于钱，在顾炎武入狱时想到的亦是钱，可见顾在其心目中之地位。一向以气节著称的归庄何以“委身”拜于变节者门下，且与之交好终生不渝？这在今人看来极反常之事在当时会不会是极自然普通之事？
归庄在《某先生八十寿序》（某先生即钱谦益）中，对钱之中道委蛇表示理解，“贼之名不必讳，”更是说得坦荡直率，毫无心虚或有意宽慰之意；况以归如此梗直之人，必不会假言以媚权贵。在《祭钱牧斋先生文》中，归悲的是钱“遇之穷，以见嫉，不逢，丧志终”，而非其变节仕清，坏了名节大义，为士人不耻。
归庄与当朝官员的交往也似乎较为平常，在《送叶子吉太守北上序》、《博士张先生升任送行诗序》、《送张耐庵先生之任太仓序》、《天长司论张先生六十寿序》（张为一人）中，归对他们的政绩往往有赞许之言并提出建议。值得注意的是，在《送张耐庵先生之任太仓序》中，归庄说“今日江南州县之官，皆不可为，唯儒官可为。”下文又说，“先生诚引而进之，崇奖其学，振作其气，鼓舞其才。”（此张先生一直为学官）可见，他认为故明之人，尤其是为官者，应以学术传承为己任。而此种思想与顾炎武所说的亡国与亡天下又颇为接近。在归的《吴梅村先生六十寿序》中，归庄的祝寿词也是以吴的“推扬先道，下交晚进者”为中心的。此又可为一例。
另外，归庄晚年曾因印刻自己曾祖父文集之事四处奔走，在吴梅村的荐引下求助御史季沧华。季“以富贵骄人，自矜于圣，乃至戏虐，”归遂“拂衣径出”。归开始并未因季的仕清而不愿求助于他，后来与季的冲突也只是因为季“以富贵骄人，自矜于圣，乃至戏虐，”而并非他的气节有什么问题。
种种事实表明，当时的遗民对仕清者并无明显不满之言、责备之意。一贯的道德准则似乎比变节与否重要的多。
此外，当时遗民后代仕清已极为普遍，甚至还获得赞许。遗民中不乏仕清者，再算上接受清政府给予的褒奖、称号者，如果以纯粹的变节标准衡量的话，恐怕清白者寥寥无几。而且，遗民对朝廷的态度也有了很大转变。归庄在《天长司论张先生六十寿序》时说，“今国家方留意人才，下至吏员杂流，亦得量才擢用，况科贡正遵，坐难于破格之举乎？”可见他对清的官员选拔政策较为肯定，夷蛮等字眼已不复出现。
诸多方面都表明，当时仕清者的处境并不如今人想象或者他们中某些人所言的艰难。
多元生存环境下的遗民
明清易代的复杂环境下，士人行为极其复杂。尤其是久被关注的名遗民们，他们或与新朝故国有密切之关系，或曾涉入仕途，或为某学派领袖。其言行的纯洁性，反映士真实生存状态的准确性都值得斟酌，一些简单问题可能被复杂化，真实的状态可能被异化。加上那些别有用心，欲借题发挥的人和以抵御世风流弊为己任，出自善心的人，当时的士人气节和道德标准遂被越抬越高。其实，中国自古就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这也不足为奇。
如果承认了当时士人生存选择的多样化，就必然要涉及到遗民对当时人们为生存而采取的不同方式，比如投降、自杀、出家、隐居等方式的看法。当时的遗民，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苛刻，事实上，他们非常的宽容。
当时大儒黄宗羲说“亡国之戚，何代无之……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是故种瓜卖卜，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穴垣通饮馔者，皆过而失中者也。”顾炎武说“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又说“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士之分止于不仕，士之责在于保天下，时人的责任观、价值观于此可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易代也可看成是士人价值观的消解与重建的过程。对当时的士人而言，国亡、家亡、民族危亡，明清之际一系列的震荡，冲击了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价值目标——行道、立功，士大夫阶层基本道德要求忠、义、仁、孝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从国破家亡的伤痛、愤恨，到期待复明，投入复明的积极行动，最后到大局已定，众多的士大夫将何去何从？痛定思痛，当冲动的感情渐渐淡去，理智浮出的时候，士以道自任的责任感突显了。大多数的士并没有一死了之，或仅在痛与恨中了却此生，而是选择了积极的生存。他们努力走出价值困境，重构价值体系，为自己的生存作出合理诠释。于是，逃禅，仕清，隐居，游历……各种新旧形象应运而生，士群体发生了剧烈的分化。
一类人走向了虚无，他们完全否定了过去的价值目标，将儒家的立功、载道看成空。他们虽不真心向佛，但却彻底遁入空门，不问人间事。这些人的价值目标没有了，遂不追求任何价值。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也就丧失了自我的价值。
另一类人或因无法承受现实的打击，或因深陷于旧的价值体系，于之坍塌时不愿或无力重构新的，终于绝望，以至殉明。他们选择了软弱与逃避。
于是，历史将使命交予了第三类人——价值体系的建构者。承担当世之务是他们的共识。他们将义愤转为责任，勇于探索新的体系，在这点上，无论是安居乡野者、托身佛门者、于外漂泊者，还是变节者，都有其宝贵的价值。在建构与创造中，第三种人扩大了士的生存空间、选择可能，增大了士群体的多样性和生命力。
而这第三种人，就是生活在弱势群体中的遗民，他们虽然不与新王朝合作，但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悄悄地改变着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进而改变着这个社会。
降将：走投无路的选择
人们常说投降清朝的吴三桂是千古汉奸，但人们很少知道吴三桂的舅舅——袁崇焕手下的大将祖大寿也投降了清朝；人们往往只知道他们投降清朝是“卖身求荣”，却很少知道他们投降之前的生活如何艰难；人们也许只知道清朝用高官厚禄引诱这些将领，却很少知道祖大寿曾经有过“假投降”的经历，而且在他后来真正归降的时候，皇太极还原谅了他当初的耍诈。
诈降的名将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领八旗军第一次入关，围困北京，用反间计让袁崇焕受冤而死，但袁崇焕制定的“守坚城，用大炮”一策，却被继承下来。崇祯年（1631年），明朝丢失沈阳后，便在大凌河修筑围城，并在此城中集中了明朝的精锐部队，皇太极立即带兵围住大凌河城，蒙古各部落也率兵来会。城内明兵三万多人，由祖大寿率领，皇太极吸取宁远战败的教训，决定只围不攻，迫使其粮尽援绝而投降。
兵力布置如下：正黄旗在城北面之西侧，镶黄旗在北面之东侧，正蓝旗在正南，镶蓝旗在南面之西侧，一蒙古旗在南面之东侧，正白旗在东面之北侧，镶白旗在正东，正红旗在西面之北侧，另一蒙古旗在正西，镶红旗在西面之南侧。蒙古各部贝勒率本部兵马填堵各个旗之间的缝隙。
大凌河城顿时成了铁桶一般，水泄不通，风雨不透。八旗军城外连挖四圈壕沟，深七尺，壕沟之间建起垛墙，高一丈有余，营盘45座，方圆50华里。皇太极高卧城南山冈，把大炮安放在通往锦州的大道上，堵截明朝援军。
祖大寿惊呆了，叹曰：“逆奴围凌，连挖四壕，弯曲难行，器具全备，计最狡矣！”
起初，祖大寿还派出小股部队试探突围，都给打了回去，后来皇太极把后金兵伪装成明朝援兵，引祖大寿出城，祖大寿不知是计，中了埋伏，连吃几次大亏，于是城门紧闭，再也不敢出来，开始时，明朝还派了不少援兵，都让皇太极给击败，损失了三十多员战将，此后再也不敢派兵增援。
围困了两个月，城内粮食告罄，马无草料，大批倒毙，兵士杀战马充饥，百姓更惨，成百上千的饿死，食死尸，拿人骨当柴火，“炊骨析骸，古所没有”。最后杀工役而食，后又杀兵丁而食。军粮已尽，唯大官还剩米一两升。
皇太极让明朝的降将们给祖大寿写信，劝其投降，并保证决不屠城，一律加以收养，于是祖大寿决定投降，先派自己的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做人质，然后劝说身边诸将投降，只有副将何可纲坚决反对，于是祖大寿将其逮捕，让两名士兵架出城外，当着金兵将领的面斩首，何可纲面不改色，含笑而死。
当晚，祖大寿亲自到达皇太极大帐，行抱见礼，接受了一大堆赏赐，二人盟誓。祖大寿假意请求回去，助皇太极智取锦州，得到同意后，却一去不返，其子侄均留质于后金也在所不顾了，但皇太极未予加害。
随后，后金兵班师，八旗将士满载战利品和俘虏，将大凌河城完全摧毁，仅剩城基，化为一片废墟，此役消灭了明朝的精锐，得到了张存仁等大批明将，祖可法、张存仁后来还被任命为清朝的都察院参政。
心悦诚服：从诈降到归顺
祖大寿逃去十余年后，仍坚守锦州。崇祯十四（1641年），清太宗皇太极决定夺取锦州。此前，在天启七年，他也曾发兵攻打锦州和宁远，为努尔哈赤宁远之败雪耻，但被袁崇焕粉碎。此次再攻，皇太极采取新的措施，先将城东、北、西三面的粮食全部抢割完毕，扫荡锦州外围的明军台哨，彻底孤立锦州守军，断绝明军一切出入，在锦州城四面各设八营，绕营挖一圈深壕，再挖长壕，将四面各营贯通。
祖大寿手下的明军，一半是辽人，另一半是蒙古人，城内粮食充足，锦州城墙高大。但蒙古将士首先动摇，他们驻守在外城，看到清军阵营严整，都很吃惊，有的在城墙上向下面的清军巡逻哨兵喊话：“你们围困有何用处？我城中积粮可支二三年，即使围困，岂可得锦州？”清军士兵回答：“不管二三年，你们即使有四年之粮，到第五年，还吃什么？”
蒙古士兵听了此话，知清军志在必得，十分惊恐。于是蒙古将领诺木齐、吴巴什等密谋降清，他们偷偷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取得联系，约定夜里行动。此事被祖大寿侦知，准备逮捕吴巴什等，还没动手，已被吴巴什等发觉，蒙古兵迅速行动，在城内对祖大寿发动攻击，激战声震城外。
济尔哈朗、多铎闻听，立即赶到城下接应，蒙古兵从城上放下绳子，两白旗清军迅速攀城而上，外城很快被占领，祖大寿退守内城，蒙古将士自都司、守备以下官员八十六人，男女家小六千二百一十一人全部投降清军，撤离到义州安置。
这个好消息飞报盛京，清太宗大喜，派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所部汉军增援锦州外围，明朝则派镇压李自成有功的总督洪承畴率十三万兵马来救锦州，皇太极立刻亲赴前线，率三千精锐昼夜不停的赶奔锦州，路上行军太急，鼻子流血不止，他就用一个碗接着，连续奔行六天，抵达松山，掘壕沟，断明军粮道，派武英郡王阿齐格攻塔山，夺得明朝储备的粮食十二堆。
洪承畴的大军被围困，奋力突围，各将帅纷纷逃跑，马步兵大乱，自相蹂践，弓甲遍野。清军四面掩杀，明军大部逃往杏山、宁远二城，只剩洪承畴和辽东巡抚丘民仰及两个总兵孤守松山。
清军攻杏山，吴三桂率军向宁远逃去，被清军截杀，仅以身免，明军被歼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人，获马匹七千四百四十四匹，骆驼六十六峰，甲胄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所弃马匹甲胄数以万计，海中浮尸飘荡，多如雁鹜。”
清太宗对松山还是围而不攻的办法，静待城内粮尽，后因宸妃病逝，太宗回到沈阳，后松山守将夏成德降清为内应，清军夜里登城，擒获洪承畴，其余将官被杀，松山城被夷为平地。锦州军心瓦解，祖大寿也献城投降，锦州经过一年的围困，不战而克。
当初祖大寿背弃大凌河誓言，如今很多人都要求处死他，但太宗不改初衷，耐心等待了他十余年，还重用了他的儿子，此时仍劝他归顺。祖大寿深为感动，于是诚心诚意的投降了清朝，洪承畴后经劝说，也投降了清朝。
此时，明朝精兵已尽，仅剩山海关和宁远两城，已经是岌岌可危了。萨尔浒大战，明军错在分兵四路，结果被各个击破，此次松山大败，还是13万兵马，却因合兵松山，被来了个瓮中捉鳖全军覆没。明朝太监监军，将领之间钩心斗角，朝廷朋党攻伐，皇帝昏庸无能。而清朝以少胜多，在蒙古、汉军的大力支持下，爱惜重用人才，君臣齐心，取得了一次次骄人战绩，形成鲜明对比。
败类现象：叛徒与遗民之外的视野
从一般的角度来猜测，越是在危难时刻，越是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质。无论这个人是忠诚、摇摆、叛变还是彻底堕落，这些潜在的本质都会在社会发生大变化的时候被激发出来。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明朝末年的败类，名气之大，祸害之深，几乎是中国历代所不及的。
权奸的发迹史
明朝末年，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马士英，号瑶草，家藏瑶，膜藏革草贯士英皮，遂作犬羊之鞠。
这首民谣讽刺的正是明末祸国殃民的权奸马士英。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28岁的马士英中进士被授南京户部主事，其后他一直官运亨通，升迁到了右佥都御史要职。马土英自幼家境贫寒，备受富家子弟歧视凌辱。因此，年轻时他发奋读书，立誓要当大官，挣大钱，改变自己的穷酸地位。现在虽然达到了目的，但马士英仍嫌官小权轻，在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多次挪用府库公款贿赂朝贵。结果被镇守太监王坤告发。丢官削职后，他只好狼狈地逃回南京。在南京，他结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后来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这个人就是阮大铖。阮大铖在当时是一个颇有名气的才子。他写的剧本《燕子笺》、《春灯谜》在当时盛为流行，深受时人赏识。只可惜他心术不正，整日碌碌忙于拍马溜须，投机钻营。他先是倚重同乡，时为御史的东林党人左光斗，后来依附大宦官魏忠贤，成为阉党的一员。
阉党当权时，阮大铖积极参与制造了“封疆案”、“六君子案”等一系列冤案，所以在魏忠贤被诛杀后，感觉到自己有灭顶之灾，于是立即赶写了两封上疏，只为保住自己的性命。
但阮大铖名挂逆案，难脱干系，终被削去了官职，诏令“终身不得录用”。他流寓到南京后，恰遇官场失意的马士英。两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于是整日推杯把盏，互诉苦衷，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明朝覆亡消息传到南京，居守陪都的六部官员一片恐慌。为继承明统，他们决定拥立新君，重建中央政权。但在君王择立问题上，南京各派官员却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有人主张拥立福王朱由崧，有入主张拥立潞王朱常芳，吵得不可开交。这种混乱局面对于马士英来说犹如一针强心剂，他预感到自己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马士英毫不犹豫地卷入这场政治争斗。
这场争斗基本分成两派。一派以东林党人为主导，一派以马士英为核心。马士英暗中联络总兵高杰、刘泽清、黄得功、刘良佐等实力派，派兵把朱由崧接到了南京，声称“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已传谕将士为三军主，请奉为帝”。五月十五日，福王正式即位称帝，以第二年为弘光元年，此即第一个南明政权——弘光政权。
此后通过排挤史可法，马士英获得了南明政权的绝对控制权。马士英独掌大权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极力举荐其死党阮大铖。马士英心里十分明白，阮大铖作为阉党成员，名声很臭，要想保举他，就得师出有名。幸好阮大铖肚里还有点货色。他自幼读过一些兵书，对兵法略知一二。马士英便抓住这一点大肆吹捧阮大铖知兵善战，提出要让他出任兵部侍郎。
马士英指使阮大铖四出游说，大造舆论，积极地进行配合。阮大铖在当年结识的达官贵人中大放厥词。那些一直处于舆论谴责压力下而难以出人头地的宫廷太监，见有人为自己说话，一下子把阮大铖奉若神明，交口称赞他才德兼备，当委以重任。这帮人成天萦绕皇帝左右，对皇帝的影响就可想而知了。
马士英还以皇帝的名义，召阮大铖进宫。阮大铖于是得以亲自面见皇帝，抛出一套早已炮制好的所谓“守江策”，提出联络、控扼、进攻、接应等一整套攻防策略，这对于岌岌可危的弘光政权来说无疑具有很大吸引力。因此一开始，便引起了弘光帝的浓厚兴趣。接着阮大铖鼓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陈三要、两合、十四隙”，虽为书生之见，但其口若悬河，宏论滔滔，颇合皇帝胃口。弘光帝高兴得连连击掌叫好，于是当即命人起草诏书，授阮大铖江防兵部尚书，后又很快擢升其为兵部侍郎。
阮大铖出任兵部侍郎，犹如一石击起千重浪，举朝为之哗然。许多官员纷纷告退。吕大器、姜日广先后辞官罢归。马士英则乘机安插心腹，填补空缺。他听从阮大铖计谋，全部起用了逆案官员，甚至对死者也给予赠恤。这样阉党势力再度得势，使得朝政更为腐败黑暗。
祸国终害己：败类的结局
马士英像历史上所有的奸佞一样，不但有强烈的权力欲，而且还有强烈的金钱欲。他通过种种卑劣手段聚敛钱财，中饱私囊。
江南的水陆交通很发达。马士英就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江南的水上航运业。他在长江各处遍设关卡，并由太监亲自坐镇，对过往船只课以重税，每只船所征税额高达200至300两银子。
当时，江南人民盼望朝廷能够厉兵秣马，重振旗鼓，收复京师。马士英便利用人们的这种普遍心情，打着“兴复”、“助饷”旗号，到各地去搜刮钱财。他不但巧立名目进行搜刮，还大幅度提高盐、酒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税额，以致卖一斤老酒就得征一文钱。这些钱财丝毫未用做军饷，反而源源不断流入马士英私囊。
上梁不正下梁歪，其部属搜刮之能与马士英比亦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拿御史彭遇飕来说吧，他在李自成攻陷北京后避乱南渡，阿附于马士英。他受马士英委派，刚到杭州上任，便带着打手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抢夺市民钱财。“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在当时是江南最富庶、最繁华的地方。彭遇飕的强盗行为使得杭州市民关门闭户，不敢轻易进行贸易，市场呈现萧条景象。
马士英还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个生财绝招。他上疏给皇帝，说现在国库空虚，财源枯竭，为筹措经费，请求免除府州县的童生应试，改为以交纳银钱多少确定童生名次。
皇帝听说国库空虚，感到很紧张，因为这意味着自己玩乐享受的物质基础受到威胁。因此当即糊里糊涂地同意了马士英的主意。马士英遂作出详细规定：交纳银钱多的，可以不经过考试，便可稳稳当当地获得生员资格。并同时规定，上等户人家必须交纳六两银子，中等户四两，下等户三两，直接送到学院查收。一时间，各地一哄而起，生员人数剧增。
这种纳钱代考的风气很快蔓延开来，使得卖官鬻爵的勾当愈演愈烈，甚至连朝官也可用钱买。马士英规定了许多官职的价格。比如，武英殿中书纳银900两，文华中书纳银1500两，内阁中书纳银2000两，待诏纳银3000两。于是，许多豪强缙绅趋之若鹜，一时间搞得乌烟瘴气，朝政极为腐败黑暗。
马士英只知道压榨百姓，聚敛财富，打击政敌，但谈到如何抗击南下的清军，他就一筹莫展了。最后，还是要忠臣史可法去应战。然而，史可法兵败，扬州被清军占领后屠城十日。
扬州一破，南京危在旦夕。五月十九日，清军攻入南京。仅存一年零四天的弘光王朝在中国历史上被永远地抹掉了。
早在南京行将陷落之前，豪门富室、达官贵人纷纷卷起金银细软仓皇出逃。五月十一日黎明，钱谦益乘轿来到马士英家，准备商讨守城大计。但见马家，一派忙碌慌乱景象。不久，马士英便从屋里出来了。只见他小帽快鞋，一身便装。“想逃跑，胆小鬼！”钱谦益在心里暗骂一声，正要搭话，只见马士英向钱谦益一拱手，说：“惭愧，惭愧。我家有老母，看来不能随你一起殉国了。”随后，他带着他的老母和十几车金银财物，在四百多名家丁亲兵的簇拥下仓皇逃走。
由于马士英平日作恶多端，因此他不论走到哪里都遭到人们的唾骂和白眼。路人见了他都像躲瘟神一样纷纷回避。逃至乡下，家家户户都赶紧关上大门，闭门不出。马士英连水都难讨到一杯，更别说吃饭问题了。他逃至广德府（今属安徽），知府赵景如坚决拒绝马士英入城。马士英苦苦哀求，但无济于事，只好指挥护卫攻破城门，才得以入城。
在处处遭受冷遇后，马士英又想投奔鲁王朱以海，遭到鲁王手下大臣的一致反对。于是他又转而投向盘踞在福建的另一个南明小朝廷隆武政权，但同样遭到拒绝。
马士英处处碰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结束了罪恶的一生。马士英的一生，正如《明史·奸臣传》所评价的那样，是“庸琐鄙夫，饕残恣恶”。他之所以能成为当时呼风唤雨的显赫人物，首先要归因于明末朝政委靡，纲纪败坏的混乱政治局面给他提供了发迹的机遇。阮大铖因名挂逆案而备受唾骂和冷落，但他的落魄却成为马士英步入官场的跳板，使得马士英如一枝花而意外地受到青睐。
然而深藏在内心的恶劣本质决定了马士英不是一个能给南明政权带来福音的救星，相反，正是他加速了南明弘光政权的灭亡。马士英自从掌握了弘光朝大权后，就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把自己押在了弘光政权上。他结党营私，残害忠良，搜刮民财，以满足他的权力欲和金钱欲，耗尽了弘光朝仅存的一点儿精气。弘光政权覆亡了，历史也宣判了他的死刑，马士英最终落得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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