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耳其政治现代化发展的几个时期

    通过前五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呈现出了明显的阶段性。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历程基本上呈现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百年改革时期，从谢里姆三世改革到青年土耳其时期。这一时期是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启动阶段，政治现代化的各个方面诸如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政府机构的科层化甚至议会制度和自由立宪运动都在这一时期启动了，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效果。政府机构的设置按西方的样式进行了改造；世俗化的法律和世俗法庭开始出现；一大批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世俗化教育机构得以建立；这期间土耳其有了一部宪法。但不论从哪一方面看，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都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伊斯兰教仍然是国教，素丹一哈里发依然是土耳其人民的最高领袖；大部分教育依然控制在乌勒玛手中；沙里阿法和宗教法庭依然牢固地支配着土耳其人的生活，世俗法和世俗法庭只适用于帝国的基督教臣民；议会被哈米德二世解散、宪法被束之高阁。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第二个时期是从1919年一1945年的共和人民党统治时期，这一时期以凯末尔革命和凯末尔的激进世俗化改革为特征。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19—1922年10月，为民族解放战争阶段，这一阶段土耳其人民赶走了外国侵略者、恢复了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变成了具有独立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土耳其共和国，从而完成了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二阶段是1922年11月一1938年11月，为凯末尔政府改革阶段，通过这次世俗化改革土耳其在政教分离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实现了政教分离，伊斯兰教从土耳其的政治话语中消除了，土耳其完全变成了一个世俗化的国家。这是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又一重大突破。第三阶段是1938年底到1946年，是伊诺努继任总统、坚持凯末尔主义的阶段，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土耳其政治带来一系列变化的阶段。第三个时期是1946年至今。这一时期，多党民主制代替一党制，开始了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民主化时期。这一时期又以70年代初期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伊斯兰因素开始在政党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伊斯兰教也走向复兴，但世俗主义势力占有绝对优势，虽然成立了一些伊斯兰政党，但这些政党并没有进入议会。第二个阶段是1971年至今，这一阶段伊斯兰主义政党以明确的伊斯兰纲领参加选举并进入议会，伊斯兰政党走向国家权力，并且在1996年走上执政党的位置。这两个阶段的伊斯兰政治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前几章已经对奥斯曼帝国时期和凯末尔时期进行了论述，这里主要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情况。

    1946年至1970年是土耳其伊斯兰政治发展的重要时期。1945年之后的几年里，民主的概念在土耳其普通民众中极为流行，几乎成为一种热潮。这种情况下，伊斯兰主义者提出世俗主义因为破坏了绝大多数土耳其穆斯林的宗教信仰自由，从而是反民主的。许多老练的伊斯兰主义者并没有提出结束世俗主义；他们仅仅声称，真正的世俗主义并没有在土耳其存在过，土耳其所经历的只是国家对宗教的控制。这种制度“违背民主、违背世俗主义、违背伊斯兰教”。这种观点成了伊斯兰话语的基础。伊斯兰主义者也注意到对土耳其人来说，宗教与民族是统一的，宗教义务同时也是民族义务。共和国的世俗化政策在人民中造成宗教上的无知，并在宗教认同上造成混乱。结果共和国缺乏能进行宗教指导的神职人员。相反，在真正的世俗国家每一个大学都有神学院，许多大的研究机构都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为挽救土耳其青年一代的道德，很有必要让他们接受伊斯兰教。

    伊斯兰主义者批评共和人民党由于20年来没有重视伊斯兰教而破坏了民族的信仰。冷战中反苏联霸权主义的因素也用来指责共和人民党，他们认为共和人民党所走的道路是苏联的道路，过去20年来，共和人民党有意无意地在为苏联意识形态服务。即使战后土耳其国内没有任何共产主义的威胁，伊斯兰主义者也认为共产主义为了自己的胜利，走的是一种消除民族和宗教情感的道路；土耳其伊斯兰的敌人已通过改革加速了这一倾向；在当代世界，只有伊斯兰教在抵抗着日益增强的共产主义。由于共和人民党和伊斯兰主义者一样激烈反对共产主义，所以他们没有反驳这些观点，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这些说法。

    一些伊斯兰主义者提出。为了赢得人民的支持，共和人民党必须改变它对伊斯兰教的态度。1946年大选中遇到一些挫折之后，共和人民党开始认识到这一点。1950年大选之前，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政府对伊斯兰教做出了一些重大让步。但这些让步既没能安抚伊斯兰主义者也未能按抚一般选民。他们宣称“共和人民党和伊斯兰教保持和谐是不可能的”，这种不一致不仅是一个宗教思想和理想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阶级和文化的问题。伊斯兰主义者将共和人民党称为“西化的政党”，而一般人民也正是这样看待共和人民党的，他们还认为这个党是和他们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统治阶级的政党。人民大众和共和人民党是有距离的，他们对该党追寻的西化和世俗化感到难以理解。政治上，共和人民党代表着官僚和国家机器，而城市和乡村的人民对这两者都深恶痛绝。

    民主党对伊斯兰教的政策是模糊不清的，它同样没有赢得伊斯兰主义者的信任。这或许是由于民主党的四个建立者（拜亚尔、曼德列斯、科普吕吕、考拉尔旦）都来自于共和人民党之故。他们都曾支持共和人民党的世俗化政策，科普吕吕还曾被赋予设计改革伊斯兰教的使命。伊斯兰主义者清楚这一切，早在1950年大选之前，他们就认为民族党才是捍卫并和伊斯兰社会一致的宗教政策的政党，民族党会给土耳其带来真正的世俗主义，阻止民族滑向无神论。

    多党制的开始实质上结束了土耳其的军事性的世俗主义政策。反过来，世俗主义成为共和人民党用来攻击政府的武器，提出民主党背叛了凯末尔主义。强制性的世俗主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斯兰主义的胜利。由于共和人民党长期的一党专制，使它在大选中失败。民主党则因许诺结束土耳其的一党独裁而赢得了大选。伊斯兰主义的舆论极为赞赏的民族党也在大选中失败。没有对民主党形成威胁。然而，整个50年代，民主党对伊斯兰教的自由主义态度鼓励了伊斯兰教的复兴，这种复兴本质上是文化性的。主张复兴伊斯兰传统的观点看起来是民主的，因为它一方面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另一方面又是土耳其大多数人民的要求。1950年6月民主党的两个代表提出废除禁止以阿拉伯语祈祷规定时，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们提出这个禁令妨碍土耳其穆斯林以他们愿意的方式礼拜，从而破坏了他们的信仰自由。由于大多数穆斯林投了民主党的票，这种民族意志也促使民主党政府取消这一禁令。甚至共和人民党也没有反对这种被绝大多数人民接受的提议。宗教的复兴和宗教反对派的出现被许多政党看成是一种对独裁政府强加给人民的改革的反应。1945年以后历届政府对宗教所做的让步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这一点，并试图以此恢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任。但在整个50年代，民主党人并没有允许任何反凯末尔主义的行为，即使部分地恢复沙里阿法的行为也遭到政府禁止。

    处于地下状态的苏菲教团重新活跃并攻击凯末尔改革。首先活跃起来的教团是蒂简尼亚（Tijaniya），它在组织上类似于纳克什班底教团和卡迪利斯教团。它最初于18世纪建立于北非，30年代一个名为凯末尔·皮拉沃格鲁的律师将其引进土耳其。他们认为凯末尔改革导致了无神论和道德的衰落，因而进行反对。50年代，他们到处破坏凯末尔的塑像和雕像，认为它是穆斯林被迫崇拜的偶像，他们甚至宣称，为了恢复伊斯兰教以前的光荣，他们有以暴力反抗政府的权力。50年代，教团势力非常活跃，民主党尽管不允许宗教极端主义，但发现这些教团对他们是有用的。蒂简尼亚成员由于其反凯末尔主义的暴行而受到了惩罚，皮拉奥格鲁被判处十五年的监禁。以地主为谢伊赫的各种教团在东安那托利亚有广泛的影响，这些谢伊赫控制着那里的“选票银行”。民主党认识到为了赢得大选，不能忽视这些教团的重要性。谢伊赫们支持民主党的同时，要求政府对他们进行回报。民主党培育着与努尔希及其追随者的友善关系。严格说来，努尔科斯不是一个苏菲教团，而是一个学派，因为萨伊迪·努尔希的继承者从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圣人，努尔希主张按照20世纪的条件解释古兰经；反对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认为现世是短暂易逝的，来世才是真实的。他在一本小册子《作品》中提出了解决日常生活的各种矛盾的知识，并试图以这些方法解决当代的道德失序。他反对世俗主义，希望恢复神权国家统治。他说土耳其在经历了长期无神论的黑暗统治之后，已进人光明时代，他的使命是拯救人民的道德和信仰，而要实现这个理想则必须在全民族中传播他的观点，在清真寺中建立自己的学派。努尔希甚至给曼德列斯写信，要求在所有学校教授他的理论。他希望将所有穆斯林团结在努尔希主义的旗帜之下。努尔科斯很快发展成一种全国性的组织，参加者自称属于古兰经党。甚至在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德国都有了它的分支机构。

    1945年之后的政治民主化和随之而来的伊斯兰回归是这些教团兴起的重要原因，但我们也可以从民主党执行的经济政策中找到解释这些现象的更深层的原因。民主党上台时曾许诺他们要通过制造出土耳其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来完成凯末尔革命。为此，他们在农村修建道路、开通公共汽车、发放信贷，从而为工商业者和外国产品打开了全国市场。开始，农民们从国际市场带来的高物价中得到了实惠。这从1954年选举中民主党取得的巨大胜利中反映出来。但自由主义和经济繁荣却在扩大贫富鸿沟，从而增加了社会矛盾，广大民众在寻找着对现存秩序提出挑战的工具，伊斯兰的复兴便有了市场。50年代的伊斯兰话语虽不能阻止社会矛盾，但却毫无疑问地延缓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宗教社团的世界观要求民众保持政治上的平静，因为现世的苦难是为了来世的幸福，人们今世的苦难和幸福都是安拉赐给人们不同的才智的结果；现世是易逝的，其财富也是没有价值的，他们会在来世获得真正的丰收，天堂的财富更为重要。这种宣传在多大程度上消除了人们的政治积极性是难以界定的，但它却毫无疑问地在促使人们接受现状，人们也以宗教而不是以阶级的观念来认同自己的身份。认识到阶级意识威胁的伊斯兰主义者攻击阶级观念是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工具。

    1960年民主党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民主党被取缔，其领导人被禁止参加政治活动。1924年宪法被新的自由主义的宪法取代。该宪法宣称土耳其是一个对所有公民的福利负责的社会性国家。它含蓄地承认了阶级的存在并允许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形成。工人被给予更大的结社和罢工的自由；学生们能够组织独立的社团。伊斯兰主义者注意到了所有这些变化，并作出了相应的反应。20世纪40年代共产主义被看成是来自莫斯科的要在缺乏伊斯兰价值的社会中寻找土壤的外部威胁，60年代共产主义则被看成是一种内部威胁，而对付它的武器则是伊斯兰教。当左翼势力批评政府与社会时，伊斯兰主义者则对其进行激烈的抨击。土耳其工人党在1965年大选前后变成了伊斯兰主义者的主要攻击目标。伊斯兰主义的这种作用受到世界伊斯兰联盟等国际伊斯兰的支持。塞浦路斯危机和约翰逊来信之后，伊斯兰主义不但反共产主义，而且也不断反对美国，具有了民族主义的因素。

    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是当代土耳其伊斯兰政治发展的第二个时期。70年代开始土耳其的伊斯兰政治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主要从民族行动党、救国党和繁荣党的出现中表现出来，这些党虽然依然使用伊斯兰话语，但其要求已和50年代有了巨大的差别。50年代教团宣传的政治上的克制理论趋于沉寂，而代之以这些党派要求采取行动的号召。这些政党代表着衰落中的安那托利亚的小资产阶级，他们要求现世现时的物质上的拯救。60年代土耳其的工业化发展迅速，这导致了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尤其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涌进城市的农村人口往往居住在简陋的贫民区。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由于受到大工业和大商业的竞争而每况日下，70年代的经济危机更加剧了这种变化。1969年，埃尔巴干指出：“经济机制的运行有利于大城市的商人，安那托利亚的商人则受到歧视。”这种转变产生的政治后果是巨大的。正义党在70年代被不断肢解，共和人民党也被迫提出具有社会民主性质的纲领，放弃与军事官僚上层的联系。心怀不满的安那托利亚的商人总是抱怨德米雷尔，他们转向从正义党分裂出来的一些小党。结果，至少有六个新党在这种危机中产生了，其中有救国党、共和信任党、土耳其统一党。其中民族秩序党和后来的救国党是伊斯兰主义政党。伊斯兰主义者主张恢复传统道德和宗教价值才能拯救土耳其。他们要求土耳其人民以奥斯曼伊斯兰的光荣和传统为骄傲，并声称他们的党就是建立在这种传统基础上的。广大人民很高兴看到他们自己文化的复兴，因而支持伊斯兰主义者。埃尔巴干批评美国对土耳其的霸权主义，反对盲目效仿欧洲。他提出“通过道德和物质的进步来达到民族的幸福与安宁”。埃尔巴干也强调自由与民主，因为民主和自由能使他的政党不致被关闭。但他关于民主的观念却是模糊不清的。他说：“在一个以普通人民的选票决定事情的社会里，伊斯兰教将要衰落。民主是按照西方的和基督教的方式统治无知的人们的西方阴谋，它是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胜利。”

    埃尔巴干不仅要从道德上复兴伊斯兰教，而且许诺要把土耳其建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繁荣的、公正的、每个人都有民主权利的社会；土耳其将要成为一个独立的、不被西方奴役的、领导伊斯兰世界的国家。埃尔巴干的思想反应出小资产阶级的矛盾心理，他赞成资本主义而反对垄断，进攻左派而主张社会公正与民主。整个20世纪70年代，埃尔巴干和救国党使用的话语都代表着当时伊斯兰主义者的主流意识。同时面对左派与右派的思想使救国党在1975年组成了与社会民主党的联合政府，之后又加人民族阵线联合政府。这些政府使救国党具有了合法性。

    埃尔巴干青年时期就参加过教团组织，作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一生都有可能和教团保持接触。民族秩序党成立时，就受到了各种教团的积极支持，地方宗教领袖（穆安津、伊玛姆、游方僧）在家庭、清真寺和村庄中宣扬救国党的思想。伊斯兰教和政党联合起来了。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70年代最强大的社会思潮是社会民主思想而不是伊斯兰教。这种趋势在1973年和1974年选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1980年军事政变结束了未来三年中所有的政党活动。80年代，伊斯兰教成为土耳其青年反对军事政体的工具，这就是校园中的宗教影响不断增长的原因。同时为了对付各种伊斯兰反对派和70年代末曾出现过的宗教极端主义，军人政府放弃了许多宗教方面的限制，并认同宗教价值。军人政府尽管声称要恢复真正的凯末尔主义，但为了国家的安宁，他们还是利用了伊斯兰教。文人政府恢复后，伊斯兰教的影响进一步增长，厄扎尔的祖国党吸收了前救国党的许多成员，并且在内外政策上都倾向伊斯兰教，它被舆论界看成是中右政党。但繁荣党作为救国党的继承者却向祖国党提出了挑战。埃尔巴干领导了繁荣党，但1987年选举中这个党却没有一个成员进人议会。最终导致祖国党下台的原因主要在于它最后几年经济政策的失败。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西方意识形态日益削弱着它的影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影响力则完全结束，民族主义则添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民族主义和城市化正是90年代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特征。

    1994年繁荣党在城市选举中取得胜利，1995年又获得大选的成功，1996年繁荣党上台执政。繁荣党从反对党到执政党的这种地位的转换，使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者和政府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前，反对党总是攻击执政的世俗政府限制了宗教自由，要求社会生活的更多的伊斯兰性；现在军方和世俗主义政党却更多地攻击繁荣党的伊斯兰性，指责其破坏了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原则，而繁荣党也更加地注意塑造自身的现代形象，如吸收妇女进入党内，政治生活中经常使用世俗主义的话语。但繁荣党还是在军方和世俗主义政党的压力下被迫下台了。

    二、当代土耳其伊斯兰教复兴的原因

    土耳其有着几百年的伊斯兰传统，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兰教在帝国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着牢固的基础。素丹是伊斯兰教的宗教领袖，帝国的士兵是伊斯兰的战士，帝国的臣民是毫无区别的穆斯林，整个穆斯林机构垄断着帝国的司法与教育。而帝国的法律主要是沙里阿法。随着西方的入侵和随之而来的以西化为方向的改革，土耳其开始了漫长的现代化进程，这最终导致土耳其出现了世俗民族主义——凯末尔主义和以凯末尔原则为指导的世俗化改革。凯末尔改革废除了素丹制和哈里发制，废除了沙里阿法，并按现代西方社会的模式重建了土耳其的整个政治机构，使土耳其和过去的传统发生分离。土耳其被视为世俗化改革成功的典范，以世俗化和西化的形象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但战后以来，土耳其却经历了伊斯兰教的复兴，这种复兴首先表现在伊斯兰文化重新被广泛认同，各种宗教组织在城市和乡村日益活跃；其次是伊斯兰教的政治化，伊斯兰话语重新进入土耳其政治生活的中心；最后，伊斯兰知识分子开始以伊斯兰的眼光审视现代化，促使产生了土耳其的伊斯兰民族主义，最终以繁荣党的执政达到高潮。土耳其伊斯兰复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现实的、国内的、国际的各种原因。但其总的根源还在于土耳其和世界的现代化。另外，在现代土耳其历史的不同时期，推动伊斯兰复兴的原因也是不同的。

    凯末尔改革虽然创造了一个新的土耳其，使土耳其由一个伊斯兰帝国变成了一个世俗共和国，凯末尔也曾两度在土耳其实行多党民主制度，但终因当时条件不成熟而没能成功，共和人民党在共和国建立到1946年一直实行着一党独裁统治，镇压了各种政治的、宗教的反对派，世俗化改革大多数情况下是强制推行的，这就积郁了社会各阶层对一党独裁和强制性的世俗化政策的不满。1946年土耳其由一党制转变到多党民主制，虽然这仍是一种西化的改变，但当时普遍的民主自由气氛却为宗教复兴创造了宽松的环境，伊斯兰教成了各种反对派的聚合点，各政党都以伊斯兰作为反对共和人民党的工具，以宗教自由和信仰自由为依据要求放松严格的世俗化政策。1946年选举中，人民对强制性的世俗化和对共和人民党一党独裁的不满已经表现出来。为了缓解选民的不满，共和人民党政府在40年代末适度地放宽了一些宗教方面的限制，但为时已晚，选民最终抛弃了共和人民党，而选择了许诺宗教信仰自由的民主党。尽管土耳其宪法明文规定。任何个人和政党不得为政治目的利用和滥用宗教，但每一次选举各政党都自觉不自觉地利用了宗教。它们为了赢得选票，纷纷迎合群众的伊斯兰情绪，这促进了伊斯兰复兴的更大发展，包括苏菲教团在内的各种宗教组织趁机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加大宣传和活动，扩张宗教势力。这种倾向不但导致了民间伊斯兰教的复兴，而且使伊斯兰价值得到某种程度的官方认同。

    前面提到，凯末尔造成了土耳其文化断裂，一方面是城市知识分子的世俗文化，另一方面是广大农村的伊斯兰文化，而且世俗化的知识分子只占土耳其人口的少数。凯末尔时代，由于经济的现代化还没有大规模地席卷农村，这两种文化实际处于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两者便可以相安无事，至少具有强烈的伊斯兰价值观的广大农民对世俗化改革是麻木不仁的，因为改革并没有触及到他们。战后，、土耳其的经济现代化加速发展，这一过程是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特征的，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和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大量破产。1950年75％的人居住在农村，1980年农村人口只占总人口的54％。大量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使城市文化的本土性增强了，由于城市的新移民往往带有浓厚的传统观念，这就使土耳其原先存在的两种文化在城市中对立起来并发生冲突，伊斯兰复兴不但存在于农村，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存在于城市。新的城市居民逐渐割断了同农村的家庭、社会、宗教的联系，面对着全新的工作与环境。“他们与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面对着一套新的关系。他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社会稳定，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赋予他们意义和目的。不论是主流的、还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都满足了这些需要。”

    另外，涌进城市的农村人口往往处在城市的最低层，他们居住在贫民区，经常面临着失业的威胁，生活完全没有保障。所处的现状令他们对现行政策不满。同时，他们又保留着浓厚的伊斯兰价值观，伊斯兰教自然就成了他们表达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工具。许多人在适应新的环境之前，试图在宗教中寻找天堂从而成为虔诚的信教者，宗教使他们变得自信和坚韧。M·E·亚普认为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是新的城市群体表达政治要求的工具；而在其它环境中，这种工具或许是别的东西。亚普提出，救国党便是将伊斯兰教当作政治工具的一个例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扩张，手工业者、小商人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来自大企业的竞争威胁。经济形势良好时，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也还能得到一些经济上的利益，但每一次经济形势的恶化都导致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这些下降中的小资产阶级对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大工业家和大商人心存不满，他们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趋向保守，纷纷将目光转向伊斯兰教。一方面他们把宗教当作精神慰剂，另一方面也把宗教当成保护他们的利益的斗争武器。这种情况在60年代以来的土耳其政党政治中清楚地反映出来，尤其是70年代的选举中，救国党一直在利用着土耳其社会的这种矛盾。厄基尔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化对宗教复兴的影响，他说，一旦传统的现状被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所破坏，宗教作为下降中的寻求更公正的社会秩序的阶层的激进意识便有了动力特征。这只是受威胁的阶级进行斗争的第一步，随着经济地位的加速下降，他们会接受更加进步的思想。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教育、交通、通讯、大众传媒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加上现代多党民主制的确立，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参与行为在不断扩大，这也是土耳其伊斯兰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1923年共和国建立时，土耳其的识字率是10％，1973年识字率则达到了近60％，如果将这60％的识字人口分成男性和女性，而男性识字率是80％，女性识字率是则为20％。据安卡拉广播电台消息，1982年土耳其的识字率达到了70％，高等学校在校学生从1934年的25000人上升到1970年的164000人和1978年的300000人。实行多党制以来，通讯和传媒也有了巨大的发展。报纸和期刊的种类由1945年的154种增加到1950年的477种，1995年达787种，以后又有更大的增长。据估计，1978年土耳其报纸的日发行量达到250万份。书籍的出版、收音机和电视机的数量也在大量增加。传媒的发展和教育的发展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它使人们越来越多地获得了解各种信息和思想的渠道。

    按常理，教育的发展应该使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世俗化和世俗化改革，而且不论凯末尔时期还是多党制时期，土耳其共和国都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各级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各级学校几乎都开设土耳其历史课，而且世俗主义原则是各类学校必须坚持的准则，绝大多数毕业生毕业于世俗学校。但这种教育的发展确实是导致伊斯兰复兴的重要因素。受教育的下一代与凯末尔主义的军事、官僚精英们有很大的不同。凯末尔主义者受到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强烈影响，积极推进土耳其的以西化和世俗化为特征的现代化改革。相比之下，为数众多的下一代大多数是在凯末尔时代创立的大学、中学、小学中接受教育的，这些学校使用的是土耳其语，知识多是通过翻译而变成的本国化的东西。这些学生和西方的联系非常淡薄。随着西方影响的减弱，他们不能希望西方为他们提供权力和财富，西化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对他们的控制和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使他们不愿认同于世俗主义思想，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的社会内部寻找成功的手段，伊斯兰价值和文化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80年代土耳其校园中的伊斯兰运动实际上是学生们以伊斯兰教为武器表达对现政权的不满。实际上，伊斯兰复兴运动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其反对派的特征。民主制度的日益发展使民众的政治参与的深度和广度日益加大，大众动员起来反对受过西方教育的或有西方价值取向的精英。

    在分析土耳其伊斯兰复兴的原因时，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是世界伊斯兰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是70年代以来整个第三世界传统价值回归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战后，随着世界交往的日益发展，世界已联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的发展，都存在着不可或缺的外部外因，有时外部影响甚至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同样与整个世界战后出现的一系列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18世纪开始，土耳其和所有非西方民族一样，面对的是强大的西方和衰弱的自我，他们羡慕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先进技术、军事实力和政治凝聚力。他们在西方的价值和体制中寻求成功的秘诀，如果发现自认为可能的答案，他们就尝试在自己的社会中加以运用，为了变得富有和强大，他们不得不效仿西方。19世纪，土耳其已经从西方引进了一系列意识形态并开始了一系列以西方发达国家为目标的世俗化改革。凯末尔主义和凯末尔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在土耳其创造出西方文明。这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土耳其和所有东方民族所能作出的惟一选择。这就是艾德华·萨伊德所说的“东方的东方化”，东方被东西方之间的不平等的交往关系东方化了。他说：“东方主义代表着东西之间的相对力量关系模式，并由此产生了有关东方的话语。”这种不平等的东西方关系造成土耳其的精英们在现代化的努力中首先以西方的标准确立目标，将西方的社会特征作为现代性的既定模式。战后，美国又以其强大影响力在全球显示着西方的优越。另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50—60年代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苏联模式一时又成为许多国家效仿的对象，当时它是与苏联的经济成功和军事权力联系在一起的。

    但自60年代以来，世界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使广大殖民地纷纷摆脱西方的控制而获得独立，沉重打击了西方在世界政治中的权力，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日益减少，西方和美国都处在相对衰落之中，东亚经济的崛起更加消解了西方的影响力。尽管西方文明仍是最强大的文明，但它的影响和对世界的控制力已远非昔日可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西方文明为准的现代性的基础被日益消弱，西方文明成为一种相对的现代化模式，西方的文化和价值不再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所能追寻的惟一选择。再加上西化的现代化模式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后果，人们便开始对西化的道路产生怀疑。传统文化的回归便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同样如此，它是一种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思考。“伊斯兰复兴运动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伊斯兰文明向西方作调整的最新阶段，它是在伊斯兰教而不是在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努力。它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接受，对西方文化的摒弃，以及重新把伊斯兰教作为现代世界中生活的指导来信奉。”

    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不但是整个国际格局变化的结果，而且深受中东伊斯兰复兴的影响。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土耳其人的宗教意识明显增加。在东部的埃尔祖鲁姆，书店大量出售霍梅尼的著作。1987年，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城市的女大学生为争取戴头巾进入课堂而示威游行时，伊朗议会声援了土耳其学生，土耳其政府指责伊朗干涉土耳其内政，结果两国产生外交矛盾。每当中东、中亚、巴尔干地区发生与穆斯林有关的事件时，土耳其就发生示威游行。表示声援和抗议。

    历史上，伊斯兰教一直是反对外来威胁的集合点。一百多年前，广大穆斯林就以伊斯兰教作为反对西方侵略和西方观念渗入的武器。战后土耳其执行着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参加了北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土耳其被纳入西方的冷战体系之中。但许多土耳其人认为，西方人一次又一次地抛弃了土耳其，在北约组织中，土耳其被当作仆人一样看待，欧洲共同体甚至不能遵守双方签订的财政议定书。1964年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向土耳其施加压力。这一切都导致土耳其国内反美情绪的增长和土耳其外交关系的重大变化。土耳其人要求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同阿拉伯国家建立密切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70年代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斗争更使土耳其这个无油国感到了发展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重要性。1983年祖国党上台后非常重视土耳其民族主义中伊斯兰价值和传统的重要性，并开始发展并重视与阿拉伯一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土耳其在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与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日益密切。外交上向阿拉伯一伊斯兰国家的倾斜，既是土耳其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国内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对外关系上的延伸。同时，这种外交政策的调整又是反过来促进国内伊斯兰情感上升的原因之一。

    土耳其被西方誉为世俗化、现代化的样板，但凯末尔主义指导的现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战后，土耳其社会多次遭受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困扰，引起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例如两极分化的加剧、经济发展的受阻、社会腐败日盛、犯罪率增加等。1994年出现了建国以来土耳其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国民生产总值严重下降，多年来，土耳其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1994年达到150％，失业问题非常严重，平均失业率为8．4％，城市地区高达12．8％，1994年失业人数为60万人。贫富分化和贫富悬殊现象更是触目惊心，1987年土耳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750万人，1994年上升到1000万人。面对这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对西化道路的怀疑日益加深，转而从伊斯兰教中寻求解决方法。这无疑是对凯末尔主义的挑战。随之，土耳其从上到下开始认同伊斯兰价值观，军队和政府的许多上层人物也不断强调伊斯兰教是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组成部分。伊斯兰复兴运动孕育产生了土耳其的伊斯兰民族主义。繁荣党的纲领是土耳其伊斯兰民族主义形成的标志。

    总之，土耳其伊斯兰复兴的原因既有国内的又有国际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国内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复兴，凯末尔时期强制性的世俗化政策又促使多党制时期伊斯兰教成为一种民主自由的象征，而且伊斯兰复兴在战后至今一直具有政府反对派的特征；国际上，随着西方的衰落和土耳其国内西化道路的受阻，以西方特征为基础的现代化日益受到怀疑并开始解构，这使土耳其开始在传统中寻找现代化的道路。以上各种原因促成了战后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

    三、土耳其军队与政治现代化的发展

    军队与政治现代化的问题涉及军队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和军队在现代化的政治中所处的地位的问题。而后一点则主要是军队和政治的分离。在土耳其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中，这两方面都牵涉到军队与诸如伊斯兰教等传统的关系问题。

    凯末尔依靠他个人的政治手段和权威使土耳其军队基本上远离了政治，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于从属地位。但自本世纪初期以来，土耳其军队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即军队是国家开明运动的先锋。青年土耳其革命和凯末尔革命都是以军队为核心力量进行的。凯末尔注重在军队中灌输世俗主义思想，使军队具有了世俗共和国的维护者的形象，广大军官们也以维护凯末尔主义的共和国为己任。实行多党制之后，尽管军队的政治作用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军官们还是时刻关注着国家事务、军方还是多次发动政变干预政治。

    凯末尔时代，土耳其军队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作用，军队是国家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先锋，但战后以来，军队的这种作用却发生了变化。今天，土耳其的农民仍把服兵役看成是人生的重要经历，因为军队可以造就士兵的纪律性、坚韧性和爱国主义等优点。60年代的土耳其作家都强调军队是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因为军队不但提高了识字率，而且给士兵提供了现代知识和技能。但军队的这种作用却在日益减少。1935年，土耳其81％的人是文盲，83％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并且实际上不存在他们进入传媒的路径。1990年，农村人口比例减少到41％，识字率达到80％一85％，电视普及到大多数遥远的乡村。军队的国民教育的角色已被迅速发展的城市化、教育的普及、传媒的发展削减了。军队正在失去其社会进步力量的作用变得只关心他自身的利益，这使他们具有了保守倾向。土耳其甚至出现了军队互助基金会这样的组织。1960年和1980年，军队都抓住机会提高自己的薪金和待遇。现在军人的生活水平要比一般的公民高得多。亨廷顿认为，随着社会日益复杂和文人机构的日益强大，军队会变得日益保守，而成为现存社会秩序的保守的维护者。在土耳其，军官们以前大多来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现在企业家和职业技术阶层的兴起则使他们的地位相对下降。这种地位的下降同样加强了他们的保守性，他们日益成为既定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反对任何破坏现状的企图，尤其是反对左右激进派。90年代以来，伊斯兰主义者成为现存秩序的主要挑战者，军队便采取各种方式对付伊斯兰主义方面的激进行为。

    50年代末土耳其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和民主党的独裁行为使世俗的共和国面临着危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军事政变。军队掌握了国家政权并解散了所有政党。政变的成功充分显示出现代化过程中土耳其军队远离政治的困难性。这次政变受到进步分子的推动，政变后许多有进步思想的法学教授被邀请起草新宪法。当时人们猜想，古塞尔领导下的民族统一委员会将进攻伊斯兰教，并严格执行50年代以前的严格的世俗化政策，清真寺将会被关闭，宣教中土耳其语将重新代替阿拉伯语。但事实的发展证明人们的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民族统一委员会不但没能破坏伊斯兰教，而且采取了一种支持伊斯兰的态度。古塞尔领导的民族联合政府纲领宣布，公民将不受限制地享受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公民将会自由地礼拜，但禁止利用宗教，民族统一委员会否认了它要干涉宗教和将古兰经翻译成土耳其语的谣言。古塞尔也多次发表讲话，谈到伊斯兰在土耳其人民和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民族统一委员会接受了曼德列斯时期的制度变化。

    60年代末，土耳其伊斯兰教与政治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宗教不仅是选举中被利用的目标，而且成为反对左派激进派的工具和动员、组织所有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的社会力量的工具。这种情况下，德米雷尔失去了对伊斯兰运动的控制。他不但要对付党内的右翼势力，而且面临着埃尔巴干的伊斯兰主义的挑战，埃尔巴干于1970年1月26日成立了民族秩序党，公开批评共和国的世俗化政策和凯末尔改革，这更加速了政府对伊斯兰运动的失控，土耳其国家再次陷入动荡之中。1971年3月12日，军队发动备忘录政变，迫使德米雷尔下台。5月，民族秩序党因破坏共和国的世俗原则而被宪法法院关闭，同时被关闭的还有土耳其工人党。5月15日成立的非党派内阁宣布维护凯末尔改革和世俗化原则。

    70年代末的经济衰退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动乱，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发展，使世俗共和国再次陷入危险境地。由于缺乏远见、狭隘的党派和个人争吵，政变前6个月土耳其竞选不出一个新总统。权威的缺乏使小型激进的伊斯兰军事组织形成。世俗主义者指责救国党和埃尔巴干利用了宗教，而从救国党中分裂出的一些派别却认为救国党不够原教旨主义化。例如，埃尔巴干因为批评了1980年伊斯兰激进分子对麦加清真寺的进攻而受到伊斯兰主义者的报纸《Hicret》的攻击。这家报纸要求埃尔巴干对沙特阿拉伯的反宗教领导人提出谴责，因为他们是西方的奴仆，渴望酗酒和国际妓女；而武装分子才是能够带来真正的伊斯兰秩序的勇士。政变前夕的1980年9月6日，救国党在科尼亚举行了一次大型会议，有人在会上声称要建立伊斯兰国家，许多人戴着费兹帽和吐尔班，土耳其国歌奏响时他们并不起立。

    1980年，左右极端主义引起的社会动乱遍及了全土耳其，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超出了军队的容忍范围，军队再次发动政变来维护土耳其共和国的体制与法律。这届军人政府持续了三年零三个月，它的政治目标比起前两届军人政府来更加保守，他们没有长远的社会和经济计划，他们的目的是恢复经济秩序、结束恐怖主义动乱，并使土耳其再回到民选政府统治之下。同时，军政府时期制定的新宪法、政党法和选举法的目的都在于土耳其社会的稳定和阻止再次可能发生的军事政变。宗教政策方面，土耳其军队虽然坚持凯末尔主义的政教分离原则，但国内普遍上升的伊斯兰情感却促使军队不得不在宗教上做出让步。80年代中，土耳其政治生活中的明显的伊斯兰倾向，在90年代以繁荣党的执政为标志达到高潮，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斗争也更加激烈。军方和民主党、正确道路党坚持凯末尔主义。军队以捍卫国家的世俗宪法为借口，不断地向繁荣党发起攻击。埃尔巴干在军队和世俗主义政党的压力下被迫辞职，权力转移到受军方支持的以耶尔马兹为首的世俗主义政党手中。

    纵观战后土耳其的历史，土耳其军队在国家政治结构中具有重要地位，且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军队试图远离政治，但总是卷入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来。自凯末尔时代以来，军队一直是世俗主义力量的核心和凯末尔主义世俗原则的维护者。但战后以来的每次军人政变都促进了伊斯兰因素的增长，伊斯兰价值不断得到军方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如何理解军队在土耳其政治中的这种矛盾作用？其实，土耳其军队既是凯末尔主义世俗原则的维护者，又是土耳其世俗化的国家体制和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前者要求它反对土耳其的伊斯兰政治，而这两者相互矛盾时，它必须以维护国家体制维护现存秩序为重。土耳其是一个伊斯兰传统浓厚的国家，战后以来的伊斯兰复兴更使军队不能忽视民众的伊斯兰情感和伊斯兰教的政治作用。军队必须在维护世俗主义原则和维护世俗主义体制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为此，军队领导人多次利用了伊斯兰教，促进了伊斯兰复兴的发展。我们知道，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暴力机关，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核心构件，国家在各种社会势力之间要维持平衡，要利用各种方法消解社会势力对国家政权的威胁。土耳其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各种社会势力处在不断的分化组合之中，国家和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平衡在不断地被打破，各种社会团体都热衷于政治。土耳其不但存在着各种社会势力之间权力和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而且种种极端的政治势力不断地向国家权威提出挑战。土耳其军队由于其历史传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要关心整个政府体系中权力和地位的分配，而且要维护土耳其国家对社会的权威。土耳其军队的干政都是在社会动乱、国家受到社会的威胁而文人政府又软弱无力时发生的。每次军事政变都促进了伊斯兰复兴的进一步发展，这主要是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为了消解来自社会的极端势力，从而在社会各种势力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达到某种平衡。例如在80年代，土耳其大学校园的伊斯兰倾向不断发展，这代表了青年一代对政府的不满，具有反政府特征。为了消减这种情绪，上层军官们便采取了支持伊斯兰的态度，从而使军政府和军人支持的文人政府具有更加广泛的合法性。

    土耳其军队为了维护国家秩序和凯末尔主义的原则，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政变，使土耳其避免了内战、分裂和独裁，民主制度变得日益稳固和完善，国家的基本结构得以保存下来。没有这种国家结构的存在，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任何政治方面的改进都是不可能的。同样是为了维护国家政权，军队多次利用了宗教，促进了伊斯兰复兴的发展。

    四、现代土耳其政教关系的发展趋势

    伊斯兰教在土耳其人民中有着极其深远的根源。奥斯曼帝国从建立到灭亡，始终是一个致力于促进和保卫伊斯兰权力和信仰的国家。凯末尔改革建立了一个世俗的共和国，但战后政治的现代化发展却又促使伊斯兰教走向复兴。尽管如此，现代化和世俗化却是近两百年土耳其历史的主要趋势。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就已经开始了以世俗化为目标的现代化改革，从此世俗化成为土耳其历史中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19世纪，改革超出了军事领域而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展开，世俗化涉及到了政治制度、法律、教育等领域。帝国在19世纪末期已经有了广泛的世俗化特征，同时，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斗争也日益激烈。凯末尔革命的胜利既是土耳其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胜利，也是土耳其国内世俗主义者对伊斯兰主义者胜利。这种胜利使凯末尔顺利地进行了世俗化的改革。法律、教育和国家政治生活完全从乌勒玛阶层控制中解放出来，素丹制和哈里发制被取消，土耳其完全变成了一个世俗化的共和国，政治现代化取得了重大成就，世俗主义至少在大城市站稳了脚根。但凯末尔改革很少触及广大农村，凯末尔使伊斯兰教边缘化的改革却促进了伊斯兰教的政治化。以后随着多党制的实行和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土耳其出现了伊斯兰复兴，这种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凯末尔时期潜在的宗教与世俗化的矛盾在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充分显现出来的结果，并不是真正传统宗教的回归。

    现代化带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将遥远的土耳其乡村都卷入到市场经济之中，使乡村的社会结构发生急剧变化，广大农民对宗教的认同日益被对国家的认同所代替，这主要归功于教育和现代传媒的发展。城市化和工业化使大批的农民离开农村而涌进城市，从而远离了农村中长期存在的具有各种社会功能的宗教组织，这些传统的农村宗教组织的社会功能被日益削弱。在传统的土耳其社会中，宗教组织不但具有精神和宗教的功能，而且具有社会功能。“宗教机构是社会的中心并提供各种服务，这就是各种会道门在奥斯曼帝国十分重要的原因。”现代土耳其的世俗机构正在日益取代宗教机构的这种功能，同时城市化使绝大多数的土耳其人摆脱了或正在摆脱与传统宗教机构的联系。前面提到，现代化的发展从各个方面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复兴，但这种复兴中伊斯兰教实际上起着另一种作用，即伊斯兰教日益被政治化，伊斯兰教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城市新移民的个人信仰，因为这种信仰可以为这些缺乏归属感的人们带来精神上的安慰。经济地位日益下降的小资产阶级也只是把宗教当作武器。所以土耳其实际上并不存在完全传统意义上的伊斯兰回归，伊斯兰复兴只是新时期的社会矛盾以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对大多数土耳其人来说，今日的土耳其要比阿塔图尔克时代更加现代化和世俗化。世俗主义的趋势是增强了而不是减少了。尽管经历了强劲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今日的土耳其共和国依然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国家的法律、教育依然牢固地建立在世俗原则之上，即使繁荣党执政时期，也没有改变共和国制度的世俗化特征。

    尽管许多政党在竞选中利用伊斯兰教，但选民们似乎更关心自己的实际利益而不是政党的宗教倾向。只有在两个相互竞争的政党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纲领相似时，有宗教倾向的政党才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但如果一个相当世俗化的政党能给选民带来更多的经济希望，比起经济政策不能给选民带来希望而又利用宗教的政党来说，还是能获得大多数选票。正义党对这一点有着明确的认识。1965年选举前夕，正义党的标志由一本写着字母“A·P”的打开的书变成了一匹白马。在选民的眼中，书象征着古兰经，A指安拉，P指先知，白马则是前民主党的象征。正义党这样做是因为认识到将目标对准前民主党的选票要比直接对准宗教选票有利得多。1973年之后，救国党的选票一直处在下降之中。1973年选举获选票11．8％，1975年的补缺选举中获票3．4％，1977年大选获票8．6％。伦敦《经济学家》报告指出，1979年选举之后，救国党已不能获得多少支持。突尔克斯的极右政党更没有任何有效的收获。近47％的选票被主张自由经济政策的正义党获得。如果大多数人都是宗教利用的目标，那他们就不会投正义党的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繁荣党兴起，并最终取得执政党的地位，并不是由于繁荣党的伊斯兰特征起了决定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提出的社会经济政策和伊斯兰民族主义的纲领起了作用。当繁荣党不能很好地解决土耳其社会面临的经济问题时，埃尔巴干被迫辞职，而让位于世俗主义政党。

    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的运动中，尽管存在着许多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他们要求恢复沙里阿法，要求将国家置于乌勒玛委员会的统治之下，但这种极端主义并不是伊斯兰主义的主流，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它们已经日益失去市场，以突尔克斯为首的极端派在60年代活跃一时，70年代已日益失去支持，80年代以后已不能引起多少人的注目了，大多数的伊斯兰主义者是温和的现代主义者，他们接受现代化，以伊斯兰的眼光审视土耳其的现代化，试图在土耳其建立现代的伊斯兰生活方式，而不是回到古老的沙里阿基础上去。费迪拉·古伦是70年代十分活跃的努尔希派的知识分子，代表着当代土耳其的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他认为争论土耳其妇女是否应该把身体的某些部分遮盖起来是毫无价值的，主张伊斯兰主义者应更注重伊斯兰的其它方面，他主张伊斯兰教与世界其它宗教进行对话，他不反对美国，也不反对欧洲，他赞赏凯末尔的智慧和领导才能，认为他是一个天才。他的这种观点受到了普遍欢迎。他主张宗教与现代教育的结合，对西方的科学与技术持开放态度。古伦的思想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他在主张伊斯兰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赞成西化主义和世俗主义。古伦的思想反映了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发展趋势，即主张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结合。

    救国党到繁荣党一些变化更具有说服力。救国党自成立以来，许多迹象表明它是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党，但埃尔巴干从来没有提出过要在土耳其恢复沙里阿统治的主张，他获得的选票在于其民族主义的经济纲领赢得了选民。1983年建立的繁荣党是救国党的继承者，但它自建立之后便注重修饰自身以具有现代特征。90年代它的行为说明它是一个现代大众型的政党，它甚至吸收不戴头巾的妇女进入党领导阶层。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党的现代形象可以吸引更多的选民。在宣传方式上，繁荣党也更多地利用现代传媒；它对反对派的攻击也不再主要以伊斯兰教为工具，而是主要攻击其政策和行为方面的其它失误；对选民它更强调许诺现世的利益。1994年5月的城市选举中繁荣党在包括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在内的许多城市取得胜利，这更加促进了繁荣党由纯粹的伊斯兰主义向现代实用主义的转移。1995年12月举行的大选中繁荣党赢得21．389％的选票而成为土耳其第一大党，它的党员在议会中占了多数，它成为联合政府中的主要政党，埃尔巴干任共和国的总理。这种由在野党到执政党的地位变化，促使繁荣党自身发生变化，党的领导人感到他们再不能对国家制度的合法性提出挑战。但繁荣党毕竟是一个伊斯兰政党，执政的一年当中，党的政策始终在维护共和国的世俗主义和采取伊斯兰价值之间徘徊。最终，它还是在世俗主义势力的压力下交出了权力。

    尽管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复兴和伊斯兰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世俗主义的力量和凯末尔主义的思想仍是强大的，许多大党一直维护着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原则，且一直在当代土耳其政治中居主导地位。共和人民党、民主党、正义党、正确道路党等政党都是战后以来维护世俗主义原则的影响很大的政党，这些政党的活动使土耳其政治中的伊斯兰势力得到抑制。土耳其军队一直是捍卫凯末尔主义的强大力量，它在现代土耳其政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政变保卫了凯末尔主义的共和国、强调共和国的世俗化原则。凯末尔主义今天仍然是土耳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凯末尔主义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伊斯兰主义要取代凯末尔主义存在着较大的困难。1995年大选中，除繁荣党外，其余选票多被正确道路党、共和人民党和左翼民主党等世俗主义的政党获得。1995年选举之后，土耳其政坛上形成了以军方、民主党、正确道路党为一方的世俗主义派和以繁荣党为主坚持伊斯兰民族主义的派别。两派的斗争中，世俗主义者最终得了胜利。

    1997年2月3日，繁荣党人的市长在安卡拉附近的辛詹镇组织了一次集合，集会上不但张贴了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的标语牌，而且伊朗驻土大使巴益里在会上公开提出在土耳其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口号，并有一位电视台的女记者遭到殴打。这就是“辛詹事件”。2月4日，军方以军事演习为名派二十辆坦克和十五辆装甲车沿该镇的主要街道驶过，向伊斯兰主义者示威。2月28日，为反对伊斯兰主义者在土耳其的活跃和防止伊斯兰主义者对世俗政权的破坏，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埃尔巴干提出了维护世俗主义的“二十点计划”。尽管埃尔巴干注意树立繁荣党的现代形象，以民主和人权为自己辩护，但在军方和世俗主义政党的强大压力下还是被迫辞职了。

    1997年6月20日，德米雷尔总统授权耶尔马兹组阁。6月30日，耶尔马兹向总统递交了内阁名单并立即获得批准，以耶尔马兹为总理的土耳其第五十五届政府宣告成立。耶尔马兹政府受到军队和各世俗主义政党的支持。新政府成立后，保护和发展共和国的世俗和民主原则，致力于发展自由市场经济。与前政府明显不同的是它以迎合和满足军方的愿望和需要为准则，捍卫政教分离，减少宗教教育，扩大世俗教育，加强对清真寺的管理，防止伊斯兰主义者把清真寺当作动员民众的场所。另外，耶尔马兹当政之后，军队进一步加大了对社会控制的力度，以防止可能发生的伊斯兰暴乱。对外政策上，新政府坚持亲西方的外交政策，维护和发展与美国的关系，特别是不顾伊斯兰国家的强烈反对，大力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1997年12月8日，以色列国防部长莫迪凯首次访问了土耳其，表示两国要进一步加强双边军事关系。随后，以色列总参谋长沙哈克访问了安卡拉。所以说，在与伊斯兰主义的斗争中，世俗主义的力量还是强大的，世俗主义力量和世俗主义思想在各种政治势力和意识兴起的情况下还是居于主导地位。

    总之，世俗化和现代化是近二百年来土耳其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化政治体制在经历了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强大冲击之后，变得日益成熟和日益稳固，伊斯兰主义者很难将其颠覆。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潮流和伊斯兰民族主义。现代化的发展引发了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另外，又由于以西化为特征的现代性正在全球范围内消解，土耳其的伊斯兰潮流可能要持续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甚至伴随土耳其的整个现代化过程。伊斯兰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思考仍会在土耳其产生重要影响。但无论如何，西方现代化的一些主要特征仍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方向，所谓本土现代化只局限于文化层面，只涉及到如何使西方式的现代性特征与本土性传统更好地结合与适应的问题。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全球性的过程，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找不出一个以非西方现代性特征为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来。未来土耳其社会的政治文化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世俗主义、民族主义、西化主义、伊斯兰主义、泛土耳其主义都有可能对土耳其政治产生影响，但建立在世俗基础上的多党民主制则不会动摇，土耳其永远不可能再回到沙里阿法和乌勒玛的统治之下。当今土耳其著名知识分子阿里·比拉奇关于麦地那条约的看法给我们许多启示。麦地那条约是先知穆罕默德在622年与麦地那的各部落订立的条约。按照比拉奇的观点，该条约是一个政治统一的文件。在他的一系列文章中，比拉奇主张复兴麦地那条约的原则从而使不同的宗教、世俗主义者、无神论者等各种集团共存的情况下达到政治上的统一。麦地那条约是建立在多元化的司法体制基础上的，比拉奇认为犹太教和基督教都没有缔结多元化条约的先例，只有伊斯兰教是有助于铺就多元之路的宗教。不管比拉奇关于伊斯兰教最有助于多元化的观点是否正确，但未来土耳其的文化向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已得到许多土耳其知识分子的认同，另外，世界日益向多极化发展，这种多极化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多元化，向西方文化和价值的优势提出挑战。这将会对包括土耳其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产生深远影响。

    五、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成就与问题

    经过两百多年的政治现代化历程，土耳其已经由一个传统的封建性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各个方面都接近现代化的国家；政治方面，土耳其也基本上确立了现代政治模式。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是一个充满痛苦的曲折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土耳其的政治家们力图在奥斯曼帝国政治体系中引进一些西方的制度和技术，实现帝国的富强之梦；凯末尔时期，土耳其开始了政治上全面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过程，凯末尔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将土耳其建成一个西方化的国家，凯末尔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改造土耳其的整个政治生活，因此，这一时期的现代化运动的最显而易见的特征就是西方化；战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虽然仍然朝着西方化的方向迈进，但政治现代化中本土化的倾向却日益发展，伊斯兰主义对以西化为特征的政治现代化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当然，土耳其政治的主体框架仍然是西方式的。伊斯兰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西方式的现代化模式的补充是有益的，思考如何使现代化和伊斯兰传统更好地结合是必要的，但如果要寻找一种完全抛弃了西方现代性特征的本土现代化模式，对土耳其来说则根本是无稽之谈。

    纵观土耳其两百多年的现代化历程，我们完全可以说土耳其的现代化是一种全面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即西化的过程。当然，这里所说的西化，并不意味着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和现代化目标都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翻版。土耳其的现代化从各方面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特性，土耳其的现代化模式不失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典型模式。两百多年来，土耳其的政治家们都在努力以西方式的现代性特征为目标改造和重建土耳其，也就是说土耳其现代化的目标与方向完全是西方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土耳其的现代化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但是，土耳其为达到西方式的现代化目标所走的道路却完全是独特的和东方化的，或者说是非西方化的，土耳其走过的现代化道路和西方国家没有丝毫的相似之处。对西方国家来说，现代化是一种内部的自发的生长过程，内因尤其是内部的经济因素是现代化发展的最基本也是最关键的推动力，整个现代化过程呈现一种自下而上的内在的经济、社会、政治的自然变革过程。土耳其和广大第三世界一样，现代化的最初启动是对外部刺激的被动反应，后来又发展成为对外部环境的主动应变。土耳其的现代化是被迫的、外源型或植入型的，现代化的最直接和最强大的推动力是外部刺激而不是内在需求，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而不是社会内部的自然生长过程。正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土耳其的现代化首先开始于军事领域，然后延伸到政治领域，最后才是经济现代化。即使土耳其民族国家建立，土耳其开始了以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之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相比仍然具有相当的超前性。这是土耳其现代化的最显著的特征。西方的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内在的自发生长过程，土耳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其现代化是一种强制的定向发展工程，国家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西方无法比拟的。

    现代化运动启动之前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政治生活的传统性主要表现在：帝国不但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而且是一个军政合一的国家；封建制度和帝国的整个军事制度是帝国政治生活的基础，素丹是这个国家军事、行政、宗教方面的最高统治者；国民的政治认同完全是宗教性的，所有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只知道自己是毫无区别的穆斯林，而没有民族和国家认同；素丹和政府的权威来自于奥斯曼家族、来自于宗教、来自于素丹对军队的控制。经过两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首先，土耳其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性，建立了具有独立主权的土耳其民族国家——土耳其共和国，这就使土耳其能够独立自主地主动地进行包括政治现代化在内的各种选择，同时，取得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也是土耳其这样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和进一步现代化的条件。其次，土耳其摆脱了伊斯兰神权势力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束缚，实现了政教分离，土耳其由一个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国家变成了世俗共和国。最后，土耳其实现了国家政治机构的科层化，建立了一整套西方式的国家政治机构，并使国家的行政与军事通过一系列制度化的措施完全分离。尽管土耳其的军队并没有完全退出政治生活，但军队的政治作用却在日益淡化。最后，土耳其建立了西方式的多党民主制度，民众的政治参与程度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国家以及政府的权威来自于选民的选票，而不是家族和宗教。

    尽管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已经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今天的土耳其是所有中东国家中政治上最接近西方的国家，但土耳其仍然是一个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而不是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土耳其政治的现代性仍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和不稳固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伊斯兰主义至今仍强烈地冲击着土耳其的世俗化的政治生活。如果我们把世俗化作为政治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那么这就不能不是一个问题。其次，土耳其的多党民主制度还很不成熟。最后，土耳其的军队还在不断地干预政治。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导致土耳其政局长期不稳，经常出现社会动乱、政变、政府危机。这正是亨廷顿提出的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的显著特征。但以上三个方面的问题的解决都涉及到土耳其的传统与西方式的现代性特征接轨的问题，也是土耳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伊斯兰教与民主化的矛盾更是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瓶颈。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里，军队必须是远离政治的，同时国家政治必须是稳定的，这两点在土耳其都没有实现，而且军队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陷入了一种矛盾境地。军队对土耳其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土耳其军队也一直被看成是推动现代化改革的先锋。凯末尔改革虽然使军队基本上远离了政治，但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先锋的角色却被强化了。战后以来，军队多次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的文人政府，又多次还政于文人政府。军队不断地干预政治是为了维护现代化的世俗政治体制，同时也推动了政治现代化的发展，这正是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所必需的；但是，军队不断地卷入政治之中，又破坏了政治现代化的连续性，说明土耳其军队并没有真正地远离政治，军队仍然在土耳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又和政治现代化的要求相背离。军队在土耳其政治现代化中的这种矛盾角色，说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还很不成熟，土耳其还远远没有建立起西方式的现代政治，政治现代化的道路还很漫长。

    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解决伊斯兰教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伊斯兰教与民主化的矛盾。世俗化和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必备条件，而在土耳其这两者却成了相互矛盾的东西，因为民主化包含着宗教和信仰自由，所以民主化必然导致伊斯兰教的复兴及其政治化，进而形成对世俗化和民主化的破坏。如果世俗化的政府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经常限制甚至于镇压伊斯兰主义的发展，同样破坏了民主化的原则，说明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是有限的，民主制度是不成熟的，土耳其也没有建立起现代化的政治生活。所以，这一问题就成了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瓶颈。但不论当今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者还是世俗主义者都在努力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如果正如许多伊斯兰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伊斯兰教中确实包含着现代民主政治的成分，那么伊斯兰教和西方式民主政治便有了共同点，这一问题也就有了解决的途径。也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才能走向成熟，政治现代化也才能有新的重大突破与进展。

    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目前面临的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建立比较稳定和成熟的政党制度的问题。从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土耳其一直是共和人民党一党独裁。凯末尔也曾试图建立一些反对党，但最后由于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而放弃了这种打算。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土耳其开始了多党民主化时期，一系列反对党纷纷建立。纵观战后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历程，土耳其的政党制度和民主制度虽然在逐渐完善，但迄今为止，土耳其的政党制度和民主制度仍然很不成熟。土耳其自从建立多党制以来，一直是政党林立，每次大选都有七八个政党在议会拥有席位，很难形成获得绝对多数选票和席位的大党，这使战后土耳其经选举产生政府大多数都是联合政府。而在联合政府中的各政党由于政治主张和政治利益方面的矛盾，很难协调一致和精诚合作，导致政府危机不断发生，政局时常动荡。1980年军事政变后的新选举法和新政党法规定没有获得10％的选票的政党不得在议会中拥有席位，但是就是在1983年大选后，祖国党虽然成为在议会中的第一大党，但其拥有选票和席位同样没有达到绝对多数。1995年大选年，繁荣党成为第一大党，但它也只得到了21％的选票和158个议席，埃尔巴干只好和正确道路党组织了联合政府。今天，土耳其仍然没有形成稳定的大党，政府不稳定的情况依然存在。当然，作为一个历史上没有任何民主传统的国家，土耳其要形成稳固的多党民主制度是需要一定时间的。在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所有问题中，政党制度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容易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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