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初期，土耳其陷入经济危机、社会动乱和政治不稳定的状态之中。1971年军队再次干政，不过这次他们没有直接接管政权。3月12日，军官们签署了一个备忘录，并将其分别提交苏奈总统和两院议长。备忘录指出：“由于政府和议会的顽固政策、观点和行为，使国家陷入了无政府状态。骨肉相残、社会经济动荡。在公众的心目中，实现阿塔图尔克提出的现代文明的目标的希望已破灭。他们没有进行宪法提出的改革，已使土耳其的未来陷入严重的危险之中。”备忘录提出了成立超党派政府的必要，要求结束无政府状态。“如果这些不能迅速实行，土耳其军队就将以全力执行保卫土耳其共和国的职责，将政权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
备忘录被广播之后，德米雷尔马上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并向总统递交了辞职书。按照备忘录，总统要求尼哈特·厄立姆组织一个超党派的技术官僚内阁。厄立姆试图进行一些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但遭到议会中右派势力的严重打击，技术官僚内阁被迫辞职，厄立姆也在1972年4月17日辞职。5月15日总统授权费立特·梅林组织新政府。梅林组成了正义党、信任党、共和党三党联合内阁。新内阁许诺维护阿塔图尔克的改革和世俗化原则，实行无党派政策，以严格的措施恢复法律与秩序以反对专制与共产主义，实行土地改革。纲领获得了议会的信任通过。共和人民党的代表费达·古莱于1973年1月在议会中说，自德米雷尔政府被迫辞职以来，后来历届政府的政策都受到军队的怂恿和支持。
20世纪70年代宗教在土耳其政治中的作用更加明显，宗教更进一步向政治化的方向发展。1974年9月隶属于国务院（ministry of state）的宗教事务局出版了《于特比》（Hutbe）一书，将主权定义为“古兰经和先知暗示或明示的道路”。这是对凯末尔主义世俗原则的违背。同一本书中，违反宪法的反动派被说成信仰自由的表现，“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是疯子”。这种言论却没有受到政府和社会方面的任何抗议。
1973年10月14日，举行了众议院选举和三分之一的参议员选举。选举结果如下：
党 派 得票率 国民议会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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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人民党 33．3％ 186
正义党 29．8％ 149
救国党 11．8％ 48
民主党 11．9％ 45
共和信任党 13
民族行动党 — 3
土耳其统一党 1
共和人民党尽管没有赢得绝对多数，但它的成功还是引人注目的。具有明显伊斯兰倾向的救国党成为土耳其国民议会中的第三大党。建国以来，伊斯兰主义党派第一次以伊斯兰口号和它的社会经济、福利纲领在议会中获得了重要地位。它的领导人纳杰麦汀·埃尔巴干原是正义党人，1970年离开正义党而建立民族秩序党。1971年3月的备忘政变录后被宪法法院禁止并取消。该法院认为民族秩序党为政治目的利用了宗教。但他很快又组建了救国党，并以同样的亲伊斯兰立场参加了1973年10月的大选。这次选举中没有得到任何支持的新土耳其党和被取消的土耳其工人党没能参加选举。
1973年10月28日。总统法赫立·科吕特尔克要求艾杰维特组织政府。由于正义党拒绝右派政党参加政府，艾杰维特便打算和救国党组织两党联合政府。1974年1月16日两党组织了联合政府，并签署了双方共同遵循的原则的协议。协议的内容有：建立一个管理所有农业合作社的合作部，促进小农的自给自足，使他们少受大地主、商人和资本家的剥削；取消所有对思想和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取消1961年宪法中对民主党人的限制，因为两党都想取得前民主党人的支持；两党同意在学校开设道德必修课，主要包括基本的社会伦理、个人修养、卫生、公民义务等，而不是共和人民党不能接受的严格的宗教道德教育；两党同意外资不能垄断投资，对国家利益有害的石油法的一些条款将被取消。这是两党最容易达到一致之处，因为救国党反对大企业及其与外国资本的结合，而共和人民党则提倡经济民族主义。1974年1月26日，联合政府得到总统认可。
一开始，土耳其国内舆论就认为两党会因目标的差异而使合作困难重重，事态的发展正如人们所料。5月中旬，大赦法案被国民议会修改后通过。但20个救国党的代表却投了反对票。这对联合政府来说是一种打击，因为它破坏了两党协议中赦免所有政治犯的一致原则。第二天，艾杰维特宣布，由于政府在大赦法投票中的间接失败，政府很快会辞职。5月20日，共和人民党因为救国党在大赦法投票中的“不道德”行为而通过了退出联合政府的决议。但两党领导人都试图寻找办法解决政府危机。月底，救国党掌握的内务部宣布政府将禁止制造酒类产品。救国党还通过一项决议，将休息日由星期天改为星期五，并提交议会。这些有明显宗教倾向的行为引起了共和人民党的不满。1974年9月18日艾杰维特辞去了总理职务。
1974年11月13日，总统命沙迪·艾尔马克参议员组织政府，但艾尔马克提交的政府纲领被议会否决。12月13日，正义党、救国党、共和信任党、民族行动党四个右翼党派的集会上，一致同意四党组织“民族阵线”。总统要求德米雷尔组阁。这时的民主党的九个议员退出该党而支持民族阵线，另有四个独立派议员也表示支持民族阵线。这就使拥有228席的民族阵线在国民议会中占绝对多数。
按照四党联合协议，四党同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反对共产主义，阻止国家的无政府状态，建立无政党倾向的土耳其电台和电视台；给予伊玛姆学校毕业生进人大学的权利，限制在世俗学校中讲授宗教课程的权利，只有高等宗教学校和伊玛姆学校的毕业生才有权讲授宗教课程；保证建立土耳其人的分立区而维护塞浦路斯的和平，联合政府希望实现土美关系正常化，美国最近削减对土援助是严重错误，损害了两国的关系。
在民族阵线政府的统治下，民族行动党和其它一些党派不断进攻共和人民党和艾杰维特，使共和人民党处境困难。6月20日，一个游方僧在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之间的小镇格雷德鼓动人民反对“反宗教”的共和人民党和共产主义者。第二天，一伙暴徒袭击了在这里举行的共和人民党会议，之后暴徒们退到了清真寺中，试图挑起宗教事端。“各种迹象表明，暴乱是由民族阵线的一些党派组织的。”这表明民族阵线在为政治目的而利用着宗教。后来的五年中，当政府虚弱或短命而出现权力真空时，这种事件变得日益普遍。其中有两次事件造成了重大伤亡。一是1977年对伊斯坦布尔萨克希姆广场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社会民主派和左派人群的袭击。罪犯虽未被抓获，但由于其目的在于破坏左派集会，所以右翼势力有重大嫌疑。另一次造成100多人死亡的事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979年12月24—25日，在东土耳其的马拉什，亲民族行动党的暴徒进攻了什叶派，造成100多什叶派穆斯林死亡。1981年审判民族行动党时，监察官指控民族行动党煽动和组织了这次暴乱。70年代后半期由于政府虚弱也导致了救国党对宗教史无前例的利用。当然救国党在右翼暴乱中并没有起直接作用。这期间正义党、民族行动党、救国党的报纸都在相互指责对方的宗教伪善，但若从党员的言论和亲救国党的政治集会判断，救国党在利用宗教方面显然走到了其它各党的前面。1980年9月7日救国党在科尼亚的集会中，攻击阿塔图尔克和世俗主义。一般认为这是导致军事政变的最后因素。
1977年土耳其大选中，共和人民党得票41．4％，获得213个下院席位。由于没有达到绝对多数，共和人民党和独立派组织了联合政府。1979年补缺选举后，德米雷尔组织了受救国党、民族行动党和独立派支持的正义党政府。这届政府被第三次军事政变推翻。
70年代末，土耳其社会面临着高通贷膨胀、社会不满和由此产生的无政府状态。这种局面再次使军人出来干预政治。整个70年代，土耳其多党政治的不成熟性充分显示出来。左右翼政党都充分利用宪法赋予的自由。右翼政党救国党由于世俗法存在只能间接地利用宗教，而民族行动党则是表现出了它的极右特征。70年代的选举中，许多党派都不能达到宪法规定的绝对多数。而几次联合政府都由于各党派不能很好合作而显得得虚弱或失败，这种权力真空使右翼政党在提出自己的要求和利用宗教时胆大妄为。
下面谈谈这些政党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
正义党在早期阶段联合了大商人、大地主、大工业家，但联合政府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分裂了。这主要是经济形势的变化在政党中的反映。60年代中期，大商人和大工业家占领了大部分国内市场，而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由于受到他们的竞争而境况日益恶化。正义党内原包括一些代表小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员，这些人便从正义党退出而转向救国党。60年代末，有41个国民议会代表辞职，这些人主要是党内的地主和小资产阶段的代表。他们于1970年1月组成了民主党。这个党受到传统的大地主的支持。因为工业资本家想获得价格尽可能低的农产品作为原料，他们要求提高对地主的税收，以使他们最终能够得到政府资助、信贷或减税。另一方面，小商人和手工业者感到，当廉价的批量生产的工业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市场而排挤手工产品时，他们的生存受到了大工业的威胁。这使传统的大地主、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大工业家、大商人的利益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前者将资本主义和不道德、不诚实、自私自利等同起来。他们通过宗教反对这种变化便很自然。于是救国党提出破坏世俗原则的伊斯兰意识形态时，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民族秩序党的建立者埃尔巴干是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的工程学教授。他曾是正义党的积极分子，极力提倡私有经济。1969年选举之前他曾想代替德米雷尔成为党的领袖，但未能如愿，他便退出正义党而组织了民族秩序党。1970年2月8日民族秩序党的成立大会充满了倾向伊斯兰教的口号和演讲。党的纲领在强调为真正的民主做贡献的同时，也表现了强烈的伊斯兰倾向。但纲领更多地使用了间接词汇，如“道德和善行”，使它的目标已清楚地表达出来了。纲领赞成社会正义、维护思想自由、强调宗教教育的必要性，赞扬宗教事务局和其它宗教机构的工作，并为这些机构要求全面的行动自由；纲领在表面上反对为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兰多对民族秩序党纲领关于世俗主义和宗教的态度解释如下：
“当它不能够合法地反对世俗化本身时，它坚持反对对世俗化作任何不利于宗教的解释，或许同样的对伊斯兰教的肯定态度和对宗教情感利用的愿望在1945年推动了民主党的发展，在70年代推动了民族秩序党的发展。在民主党的纲领中，只是有一些比较隐蔽的宗教倾向，而救国党的纲领却有明确的伊斯兰倾向。这种倾向使该党成为一个合法的有伊斯兰特征的政党。”
1972年埃尔巴干以救国党的名称重建了民族秩序党。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认识到救国党的目标是因现代资本主义而经济受损的一部分右翼势力。这样，救国党就可以以宗教为集合点向这部分选民宣扬“伊斯兰社会主义”。救国党建立不久，埃尔巴干于1972年8月3日在议会中说：“我们认为，宪法中有关思想和信仰的自由与权力条款必须明确澄清，这样就可以在贯彻过程中消除违反宪法基本原则的事。”按照埃尔巴干的观点，没有思想和信仰自由的民主政体是不可行的。他的目的在于获得利用和传播宗教思想的完全自由。土耳其宪法规定国家的特征是民族的、民主的、世俗的。埃尔巴干说：“民族一词必须以一种对历史和传统意义的所有道德价值表示尊敬的方式给予清楚的定义。”埃尔巴干以为世俗主义可以是反对宗教对宗教的压迫，也可以是国家不干涉宗教事务。他要求取消宪法中规定的禁止为个人、政治和经济目的而利用宗教的条款，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国家有这种现象，宗教、信仰、思想自由是宪法的基本精神，以利用宗教控告一个人有罪是违背宪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的。他强烈反对土耳其加入欧共体。他认为土耳其的大企业会因为和欧洲国家的联系而日益强大，从而越来越在土耳其经济中居主导地位，土耳其将会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被“四亿基督教居民”同化；共同市场是“新十字军精神”的产物。
新民主党是1969年大选之后以议长波兹贝利为首的一部分人从正义党内分裂出来而成立的。该党成立于1970年12月8日。这种分裂不仅仅是正义党内权力斗争的结果，“它也是十年来商业和农业领域发生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迅速变化导致的，……现在又扩展到了急剧膨胀的工业领域”。这些分裂出来的人代表着地主和地方乡绅，他们反对德米雷尔通过土地改革和增加农业税收加速经济结构现代化的计划。如果德米雷尔执行了这些改革，他们就像安那托利亚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一样成为时代的牺牲品。这些人聚集起来反对德米雷尔便很自然。波兹贝利在他的《民主权利》一书中强调学校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与救国党相比，新民主党在宗教方面的态度要更加温和。新民主党把宗教归入教育，救国党则把宗教抬高到了政府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之上。
1973年大选中民主党获得11．9％的选票和45个议席，但1977年大选中它只获得1个席位和18％的选票。救国党日益兴盛，新民主党则衰落下去。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所有没有明确纲领的土耳其小党在参加第一次选举后都走向衰落。救国党的兴起，是因为它的激进的伊斯兰主义思想使它和正义党区别开来，而新民主党和正义党的思想差别却不多。另外，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安那托利亚的地主已日渐向现代资本主义地主的模式转变，他们已适应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
20世纪60年代，共和人民党开始向左滑动，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期间许多城市知识分子开始左倾，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是支持共和人民党的，但也有一部分人从共和人民党转向了工人党。共和人民党自然希望拉回这部分选民。另外相当一部分共和人民党人强烈感到贫富差距不能再扩大。党的理论家认为，没有精英意识的“中左”社会民主政策会提高共和人民党的大众形象。1972年埃杰维特接替伊诺努成为共和人民党的主席之后，党的左倾速度加快了。同时埃杰维特依然坚决支持自由思想和世俗主义。党的左倾导致费兹奥格鲁离开共和人民党另组信任党。后来，这个党又和凯末尔·撒蒂尔领导的共和党合并为共和信任党。该党坚持严格的世俗主义。但在80年代之前这个党已经处在衰落之中。另一个坚持世俗主义的政党——土耳其统一党在70年代土耳其政治中的影响很微弱。
一部分大企业最初是支持埃杰维特的，因为他们认为他的社会正义目标会成为对付社会动荡的安全阀。但大多数商人和工业家都倾向于正义党，甚至支持共和人民党的一部分大商人也在1979年转而反对共和人民党。救国党受小商人、小业主的支持，这一阶层在竞争中受到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大资本的排挤。与德米雷尔相比，埃尔巴干具有相当的民族主义立场。正义党和救国党都是右倾政党，但救国党由于是一个相对弱小的党派，担心最终会失去大众的支持，所以它在许多方面都明确地表示出了它与正义党的不同，其中之一便是支持民族资本、反对多国资本及其合作者。它走的道路实际上是一种伊斯兰民族主义的道路。
1975年正义党不能在议会中保有多数时，德米雷尔由于不愿与共和人民党结合，便转而寻求埃尔巴干的救国党的支持。他因此向救国党做出了许多诸如让出一些政府部门的职位、允许更多的宗教教育之类的让步。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发生后，一些预言家认为土耳其不久就会步其后尘。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土耳其不可能走伊朗的道路。首先，土耳其没有一个像伊朗那样的制度化的僧侣阶层，即使一些救国党的成员同情并崇拜霍梅尼，救国党的主要目标仍是为了选票而利用伊斯兰教；其次，土耳其要比伊朗更加世俗化和现代化。救国党在选举中所得选票的下降很说明问题，1973年救国党得到了11．8％的选票，而在1977年它得到的选票下降到了8．6％；最后，土耳其比伊朗更具有民族聚集力，土耳其有90％的人口说土耳其语，而伊朗只有44％的人口是波斯族，另外伊朗的土耳其人被禁止在公开场合说土耳其语，在伊朗什叶派伊斯兰教成了波斯民族主义者安慰说土耳其语的什叶派的一种工具，波斯民族主义者也尽力使这些土耳其族的什叶派信徒感到与土耳其境内的逊尼派土耳其人不同。
埃杰维特的共和人民党没有采取与其它政党相区别的激进措施的主要原因是它在国民议会中没有占有多数议席。实际上，1950年以来，共和人民党就从来没有在议会中占有过绝对多数议席。在右派政党占多数的联合政府内，共和人民党只好对右派采取了温和态度。尽管埃杰维特博学多闻，但他和其他土耳其领导人一样，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却十分有限。这导致1978～1979年共和人民党执政的22月里采取了错误的经济战略。由于没有一个成熟的纲领，尽管共和人民党对选民有许多许诺，也没能接管政府。共和人民党遇到的是由非常不利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导致的十分困难的经济局面。光石油进口总值就超过了土耳其的出口贸易总值。由于这些原因，埃杰维特遇到了土耳其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外贸瓶颈和通货膨胀。经济问题最终导致了共和人民党下台。
经济方面的进步可能会更有利于世俗化，从而把宗教真正变成个人与真主之间的私人事务。当然，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世俗主义者作出更多的努力。
二、1980年政变和80年代的政治
1980年的政变是由70年代后期土耳其的经济衰败和社会动荡造成的。首先是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在1976年为16％，1977年为24％，1978年为44％，1979年达到60％，1980年安卡拉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了72％，伊斯坦布尔上涨了82％，1980年前三个月安卡拉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40％的高峰。其次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也在下降，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由于最后几年土耳其的年均人口增长率超过了2％，所以平均增长率还要更低。政变之后，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在1981年和1982年达到4．4％。详细情况参见下表。
年代 按当时价格计算的增长率（％） 实际增长率（％）
━━━━━━━━━━━━━━━━━━━━━━━━━━━━
1972 25．0 7．4
1973 28．7 5．4
1974 37．8 7．4
1975 25．4 8．0
1976 25．4 8．0
1977 29．9 4．0
1978 48．1 3．0
1979 72．2 —0．3
1980 101．0 —0．7
1981 49．4 4．4
1982 29．2 4．4
另外，70年代后半期土耳其的进出口贸易也严重下降，而且存在着严重逆差，1980年，石油进口一项就超出了出口总量。1980年冬天由于不能供热而使大量的学校和工厂关闭。许多工厂的开工率只有50％，失业率从1977年的15％上升到1980年的20％。
经济危机是世界经济环境和土耳其的经济结构问题造成的，政治上的混乱也影响了经济。议会中缺乏多数党使政府机构不能发挥正常功能。政变前6个月，土耳其竟然选不出一个新总统，权威的缺乏导致了政治上的动荡，于是各种极端组织开始出现，动乱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大学生、中学生、工人、失业者、民族主义分裂分子、宗教极端组织都卷入到动乱之中。左派和右派之间的关系异常紧张，他们内部也存在着自相残杀。1978—1979年约有2500人死于动乱之中，1980年军事政变前七个月有200人死于非命。军队领导人对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带来的这一系列后果感到不安。这些问题迫使军队采取行动。
1980年9月11—12日夜，军队在总参谋长艾夫伦将军的领导下经过一次没有流血的行动掌握了政权。12日，艾夫伦通过广播和电视谈了干涉的原因和目的。他说文人政府在制止日益蔓延的恐怖主义方面的失败促使军队接管了政权；常规的政府和立法机构建立之前，立法、司法和行政权力暂时属于艾夫伦将军领导的由军人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艾夫伦许诺政权很快会交给一个自由的、民主的、世俗的政府，这个政府将建立在尊重人权和自由的法律原则之上，政权移交之前，要准备新宪法、选举法和政党法。结果，所有的政党都被取消了，许多党的领导人受到了法律制裁。议会和1961年宪法也被取消，议员们不再享有豁免权。1981年5月，安卡拉军事法庭对587人进行了审判，检察官要求对220人判处死刑。其中包括阿尔帕斯兰·突尔克斯。后来由于健康问题，对他的审判被取消。对埃尔巴干及其同伙也进行了审判，对他们的控告集中在对世俗主义的破坏方面。1983年2月，埃尔巴干被判处徒刑四年。
这届军人政权一直维持到1983年10月。1981年在进行审判的同时，组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控制下的文人内阁，并开始准备新宪法、政党法和选举法。1980年10月，军人们开始筹建顾问会议。参加顾问会议的人都是“无党派”的、“中立”的。这个会议是临时机构，它的任务是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协商有关新法律的起草事宜，但最终的决定权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1983年10月23日，埃夫伦将军在顾问会议上讲话说，将被起草的新宪法要尊重人权和自由，要在法律的基础上建立稳固的政府结构；政党法不允许一个党的领导成为绝对权威；选举法则要防止小党制造麻烦。同时，由15人组成的制宪委员会在伊斯坦布尔大学法学教授奥尔汗·埃尔迪克希迪主席的领导下成立了。1982年7月，新宪法的起草完成，顾问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对它进行了修改并加进了一些临时条款，如规定公民投票通过宪法后，国安会主席将自动成为下届总统。1982年11月7日，举行了宪法公决，经92％的赞成票通过了新宪法并同意埃夫伦将军为下届总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鼓动他们选区的选民投了否定票，但影响不大。
宪法明确宣布，主权无条件地属于人民，土耳其民族和领土的统一任何时候都不能质疑；按照世俗主义的原则，神圣的宗教情感不能以任何方式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土耳其共和国与阿塔图尔克的民族主义相一致；任何人都有思想、宗教信仰和表达观点的自由，任何人不得强迫别人参加宗教礼拜、庆典和仪式；宗教伦理教育受国家控制，宗教文化和伦理课程是中小学的必修课；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利用和滥用宗教、宗教情感和宗教认为神圣的事物。按照新宪法，取消参议院，土耳其国会改为由400名代表组成的一院制的大国民议会；宪法还扩大了总统权力，如总统有权在议会对政府不信任时宣布提前举行大选，总统任期七年，不得连任；宪法规定，宗教事务局是中央行政机构，以世俗主义的原则履行其职责，远离所有政治观点和思想，以民族团结和统一为目标。
除了新宪法，顾问委员会还在1983年制定了政党法和选举法。政党法规定，所有21岁以上的土耳其公民，除非有职业和犯罪方面的限制，都有权利组织和参加政党；政党不得以宗教为基础进行活动，不得以改变共和国的世俗特征或以重建哈里发制为目的；禁止政党利用宗教、宗教情感和宗教认为神圣的事物。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小党的扩散使大党不能形成议会中的绝对多数，大党为了组织联合政府而不得不对小党做出让步，这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对各种法律和原则的破坏，这是造成70年代政府虚弱和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原因。为阻止这种局面，“选举法”规定，在大选或局部选举中没有获得10％的有效选票的政党不能拥有议会席位。按选举法的规定，土耳其1983年11月6日举行大选。
大选之前，土耳其形成了许多政党，其中民族主义民主党、社会民主党、祖国党、平民党是四个影响较大的党。后来社会民主党和平民党又合并为社会民主平民党。民族主义民主党是1983年5月由退休将军塔古特·苏纳尔普领导建立的。党的目标是自由竞争的经济政策，强调发展工业、尤其是外向型企业，减轻通货膨胀压力，通过全面开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祖国党是1983年5月20日在塔古特·厄扎尔领导下建立的。祖国党的目标是在私人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建立平衡的情况下发展经济，通过阻止私人和国家垄断增加竞争，通过增加投资和生产获得经济增长，减少通货膨胀。1983年6月6日，艾达尔·伊诺努建立了社会民主党。这个党的目标是：为了获得持续发展和防止垄断，达到市场和计划的平衡，应利用税收平衡分配，通过发展经济减少失业，真正提高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国家有必要进入一些经济领域。但这个党被国家安全委员会否决了。平民党是1983年由伊兹密尔省的省长纳杰戴特·卡尔普建立的。该党的社会目标是促进社会正义和安全，提高工人工资和社会地位，拥护国家主义的自由议会民主制。1983年11月6日，民族民主党、平民党、祖国党参加了大选，结果如下：
80年代的大选结果：
政党 1983年得票率 席位 1987年得票率 席位
━━━━━━━━━━━━━━━━━━━━━━━━━━━━
祖国党 45．1％ 211 36．31％ 292
社会民主平民党 30．5％ 117 24．74％ 99
正确道路党 禁止竞选 19．14％ 59
左派民主党 1984年建立 8．53％ —
民族主义工党 1985年建立 2．93％ —
繁荣党 禁止竞选 7．16％ —
改革主义民主党 1986年建立 0．82％ —
民族民主党 24．0％ 71 大选前被解散
独立派 — 0．37％ —
1983年大选中，社会民主党未参加竞选，表中的数字属于平民党，1985年两党联合组成社会民主平民党。结果厄扎尔受命组阁。厄扎尔自称是政治保守派、经济自由主义派和社会问题上的中左派。竞选时他许诺土耳其经济的现代化、精简机构、鼓励出口和外资、制止通货膨胀。
厄扎尔的祖国党有明显的保守性，它的成员和政策有三个右翼和中右方面的来源，即以前依附于正义党的保守派、前救国党的伊斯兰主义者和前民族行动党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另外还有没有政党背景的一些人。祖国党内存在着自由主义的亲西方派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派别的斗争。原教旨主义者在党的基层组织中力量强大，自由主义者在上层占多数。厄扎尔试图将经济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价值结合起来，以此改善政府形象。
1987年11月，厄扎尔和他的同僚再次执政。下个四年中，政府面临着许多严峻的问题。关于伊斯兰教的政治作用的问题再次浮现。为了获得支持，政府对原教旨主义者作出了一些重大让步，其中宗教教育的扩大、政府公务人员星期五中午祈祷会的举行、允许女学生在课堂上戴伊斯兰妇女的头饰。这些措施虽然吸引了党内的保守穆斯林支持者，但却在党内外引起了世俗主义者的不满。
1989年秋，艾夫伦总统任届期满，厄扎尔利用祖国党对议会的控制顺利当选为总统。为符合宪法规定，他退出祖国党，提名议长耶尔得里姆·阿卡布鲁特为总理和祖国党主席。厄扎尔作为执政党的建立者和前总理，有优势从幕后既控制内阁又操纵祖国党。这样，总统便从过去一个中立的、受制度支配的角色向主动性的、居支配地位的角色转变。阿卡布鲁特就任总理的优势在于他是一个调和式的人物，他就任可以缓和党内自由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者的矛盾。前外交部长麦苏特·耶尔马兹对阿卡布鲁特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由于耶尔马兹是自由主义的领袖，阿卡布鲁特便增加了与伊斯兰保守派的认同。双方的斗争变成了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的斗争。结果，1991年6月17日耶尔马兹受党内自由派支持而就任总理，他的内阁名单几乎排斥了所有党内杰出的保守派人物。
1991年土耳其举行大选，德米雷尔的正确道路党获得179席成为第一大党，祖国党获112席屈居第二，伊诺努的社会民主平民党获91个席位居第三，繁荣党和左派民主党分别获得61和7个席位。德米雷尔以第一大党领导人的身份与正确道路党、社会民主平民党组织了联合政府。1993年4月，厄扎尔总统死于心脏病，德米雷尔继任为总统，伊诺努就任临时总理。
1980年军事政变以来，土耳其政治经历了一些重要变化，首先是包括军政府在内的历届政府政治上的保守倾向日益明显，其次由于民主制度日益成熟，各届政府包括联合政府在内都日趋稳定；再次是总统权力不断扩大，且由军人提任总统的惯例被取消。当然，土耳其依然是议会制而非总统制国家。
三、伊斯兰复兴和繁荣党的兴起
1980年的军人干政对土耳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之一便是伊斯兰因素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上升和伊斯兰复兴的进一步发展，为了维护政府和社会的稳定，军队将伊斯兰价值看成是对付20世纪70年代末的极端主义的解毒剂。这一点可以从1982年宪法中看到，尤其是从学校的宗教教育是必修课而非选修课这一条款中可以看出。宪法规定，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宗教和伦理教育必须在国家监督下进行；宗教文化和道德教育方面的课程是中小学的必修课；任何人不得利用和滥用宗教、宗教情感和宗教认为神圣的事物来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在和世俗原则一致的情况下执行职责。1983年祖国党大选之后，埃夫伦总统和厄扎尔总理都反复强调在土耳其民族主义结构中宗教价值的重要性。埃夫伦总统曾向沙特阿拉伯的宗教组织保证，要给在德国的土耳其人社区中服务的伊玛姆和哈蒂普发薪水，而这个组织是卡普兰领导的一个好战的伊斯兰运动的基础。埃夫伦还以总统的身份在1984年参加了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大会。而厄扎尔总理在伊斯兰倾向方面则走得更远。
厄扎尔曾是20世纪70年代埃尔巴干救国党的成员。他来自具有保守背景的安那托利亚马拉蒂亚市。他个人在宗教上是虔诚的，非常看重伊斯兰价值。他的讲话充满了《古兰经》和《哈底斯》中的引言，他说世俗主义不应被看成是阻碍道德价值保护、宗教行为和宗教文化的一种严格要素；他强调，“为了培养可靠的、高尚的年轻一代，在学校开设宗教课程是重要的。”1989年他访问沙特时到麦加朝圣，他穿着朝圣者的长袍的照片出现在土耳其报纸的头版位置。1990的厄扎尔的母亲去世，他将她安葬在苏莱曼清真寺的墓地中，紧靠着一个纳克希班底谢伊赫的坟墓。厄扎尔的这一系列带有明显的伊斯兰倾向的行为，引起了更多的选民对祖国党的同情。祖国党内也很快发生了分化，一边是以外交部长麦苏特·耶尔马兹领导的世俗主义者，另一边是麦哈麦德·卡杰西勒为代表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势力。厄扎尔的伊斯兰倾向也从他的外交政策上反映出来。自1964年约翰逊来信之后，土耳其人民认为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欺压了土耳其，国内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70年代海湾国家在十月战争之后发起石油抗议，使土耳其感到了作为一个无油国家的脆弱性。厄扎尔总理1983年就职以来，提出“必须特别努力培养在互惠基础上的与所有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关系，而且要加强已经存在的比较成熟的合作”。后来，土耳其在伊斯兰会议组织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1984年秋，埃夫伦总统在卡撒布兰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上强调，土耳其深深根植于与本地区伊斯兰人民的历史联系之中，应促进与所有穆斯林国家的联合。他还强调了对巴勒斯坦自治的支持，并主张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关系紧张的根源。会后埃夫伦总统访问了沙特阿拉伯，会见了法赫德国王。当然，总统和总理都强调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只是对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补充。厄扎尔说，自政府被选举以来，许多国家为土耳其在伊斯兰国家的领导地位而看重土耳其。土耳其在祖国党执政时期间向伊斯兰国家的倾斜政策还从许多方面表现出来，其中包括：国家高级官员的频繁互访，伊斯兰发展银行和科威特发展基金会对土援助的增加，阿拉伯人在土耳其投资的、经济的和军事的多边协定的签订，以及选择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伊斯兰国家会议等。这期间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还从其它许多方面表现出来。国家宗教事务局的统计数字很能说明问题。据统计，1979年有三十种五千两百万册宗教出版物，1982年达到五十三种五百七十万零两千册；古兰经学校的数字从1979—1980年的16208所增加到1988—1989年的4715所，在校学生人数由1980年的68486人增加到1989年的1554031人；派往清真寺的伊玛姆由1981年的30806人增加到1988年的50814人；同时期取得资格证的古兰经教师由1924人增加到4504人；到麦加朝圣者从1979年的10805人增加到1988年的192006人；全国清真寺的数量从1984年的54667所增中到65000所。教育部下属的宗教学校也有大量的增加，1970年有72所，1980年为374所，1992年达467所。数以千计的学生每年从这些学校毕业，然后进入大学，以此作为他们以后进入政府机构的前提。1987年安卡拉大学政治学专业的学生有40％来自伊玛姆一哈底普学校，1992年这一数字上升到60％。以上数字表明，伊斯兰教的官方认同的涵盖面很广。同时民间伊斯兰教也日趋活跃，贝克塔希教团和纳克什班底教团不断增加他们的活动，极力宣扬伊斯兰价值。许多政治家参加了这些组织，因此不能说这些组织是非政治性的。土耳其的周刊《一百年》公布了与神密教团有联系的祖国党议会代表的一长串名单。厄扎尔总理常把自己与纳克什班底的联系引为骄傲。宗教福利组织的行为也促进了伊斯兰教的复兴，他们常给青年学生提供资助与住宿。伊斯兰运动现在在所有校园里都很强大．妇女们穿着哈卡布（Hicup）进入课堂以表示对凯末尔主义教师的反对，伊斯兰意识的增长被宗教杂志、报纸和伊斯兰知识分子的书籍进一步加强。宗教情感一定程度上扩散到了政府机构和军队中，一些有伊玛姆一哈底普背景的大学毕业生在政府机构中找到了职业，一些政府部门被看成是伊斯兰保守派的堡垒。
祖国党政府将伊斯兰银行引进土耳其是其伊斯兰倾向的一个方面。伊斯兰银行认为经济的发展不能离开社会的发展，它不仅是金融银行，而且是社会银行，它的职责是在更广泛的伊斯兰范围内收集和分配“扎卡特”（Zakat），以保证其金钱能用在合法渠道，并管理那些统治者不能承担这个任务的国家的金钱。允许伊斯兰银行在土耳其建立的决定显然是政治和文化的衍生物。这些银行和土耳其的大企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且土耳其在这些银行中拥有股份，一些教团的成员和繁荣党人还对这些银行进行了私人投资。在实践中，伊斯兰银行存在着和其它银行的激烈竞争，不能完全履行伊斯兰的福利信条。有人认为：“伊斯兰银行是国际组织，这使它和其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反对派区别开来。”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伊斯兰银行建立的最初目的，也不能忽视一些海湾国家利用其资源在中东和中东以外促进伊斯兰复兴的事实。
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在土耳其政治中最惊人的事情是繁荣党的兴起。繁荣党的领袖是70年代救国党的领导人埃尔巴干。1983年繁荣党提出的纲领倡导工业化，自由企业制度，独立于西方的、和伊斯兰世界更加密切的对外关系，以及禁止色情和在公共场所饮酒等方面的保守道德观。繁荣党的成员由于其反世俗主义的言论而受到当局的注意，但它的领导人还是谨慎地将其言行限制到宪法范围之内。1987年埃尔巴干在土耳其政坛上活跃起来，并领导繁荣党参加了大选，结果赢得7．1％的选票。1989年的地方选举中祖国党只在两省获胜，而繁荣党则在七省获胜。1991年大选中，繁荣党和其它两个小党联盟获得16．8％的选票，其中繁荣党获票13％。1992年补缺选举中，繁荣党在伊斯坦布尔的六个市（大伊斯坦布尔分为六个市）中的四个市获胜。在整个伊斯坦布尔的选票中，繁荣党赢得了26．95％的选票，祖国党的得票率为23．45％，社会民主平民党为17．31％。正确道路党得票14．4％。埃杰维特的左翼民主党得票14．24％。1994年的全国地方选举中，正确道路党得票22．64％，祖国党得票21．19％，繁荣党得票17．98％，位居第三位，全国76个省城的市长选举结果更令人吃惊，繁荣党赢得了28个市长职位。祖国党为13个，正确道路党为12个，社会民主平民党为5个。繁荣党获胜的城市包括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繁荣党的这一系列胜利为它在1995年大选中的成功准备了条件。繁荣党在城市选举中的胜利改变了人们认为凯末尔主义是一种城市思潮的看法。1995年大选前，繁荣党许诺要清除腐败，提高政府效率和道德水平，它强调要改善土耳其经济，并利用经济问题攻击正确道路党。1995年12月24日，土耳其举行大选，繁荣党赢得21．38％的选票和158个议席，跃居为土耳其第一大党。1996年6月28日，土耳其总统德米雷尔批准了繁荣党和正确道路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内阁名单，埃尔巴干出任政府总理。
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纲领以及繁荣党上台执政。对土耳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从此伊斯兰民族主义成为土耳其的重要政治意识形态，改变了凯末尔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另外，伊斯兰政治的地位和影响将日益扩大，伊斯兰教将会被突出地摆在议事日程上，各党均会反思和检讨对伊斯兰教的方针，从而更加重视伊斯兰教的政治能量。同时繁荣党的伊斯兰民族主义也是对土耳其现代化道路的重新思考和探索，它对增强人民的参政意识，活跃国家政治生活，加强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繁荣党上台之后，采取了温和的伊斯兰主义立场，如许诺坚持世俗制度，遵循凯末尔主义原则；同意实行市场经济政策，继续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对外增进同伊斯兰国家关系的同时，保持土耳其与西方的密切关系，埃尔巴干执政一年多的主要成就在外交方面。首先是埃尔巴干政府的外交政策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给予一定程度的冲击，有利于世界和平和发展，繁荣党的政策使美国和欧洲感到担心和困惑，担心土耳其会背离西方。其次，埃尔巴干注意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加强了彼此的经济联系和政治交往，增进了相互理解，所以埃尔巴干政府对加强伊斯兰国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有贡献的，有利于维护中东地区的稳定，另外，埃尔巴干促使人们关心和重视伊斯兰文化，努力探索土耳其现代化的道路。
埃尔巴干政府具有鲜明伊斯兰倾向，内政上提出具有伊斯兰思想的建议，主要是允许妇女在政府大楼和校园里披戴伊斯兰式头巾；允许朝圣者经陆路去麦加朝圣；在许多城市修建了清真寺。由于繁荣党加快了伊斯兰化的步伐，引起了世俗主义政党和军方的不满，土耳其社会出现不稳定现象。一些世俗政党趁机向繁荣党发难，其中最激烈的是民主党领袖耶尔马兹，他提出，土耳其的首要问题是恢复政治稳定，本届政府不能实现这个目标，不能让本届政府再执政了，1997年2月28日，由军队控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向埃尔巴干提出了“20点计划”，内容包括：强化宗教派别活动的禁令；禁止招募伊斯兰主义分子在政府任职，严格执行世俗宪法，限制伊斯兰教育。目的是防止伊斯兰主义对世俗化的破坏。埃尔巴干被迫同意签署了“20点计划”。在军方的压力下埃尔巴干多次同意他一度反对的许多措施。军队把社会上出现的许多伊斯兰化现象归咎于繁荣党，而繁荣党则以民主和人权为自己辩护。在军方的强大压力和联合政府内部正确道路党的抵制以及坚持世俗主义的反对党的反对下，埃尔巴干政府被迫向总统递交了辞呈，宣告政府下台。1997年6月20日，德米雷尔授权耶尔马兹组阁。1997年6月30日，耶尔马兹向德米雷尔提交了内阁名单，即获批准。这标志着持续数日的土耳其政治危机结束了。
1997年5月埃尔巴干辞职之前，繁荣党由于其违反宪法和政党法的反世俗主义行为而受到审判。这对埃尔巴干来说并不新鲜，但一个在议会中拥有多数席位，获得20％以上的选票，而且正在执政的政党受到审判在土耳其历史上却是前所未有的。就在宪法法院闭庭之前，埃尔巴干让他的律师伊斯美尔·阿尔普特金以道德党（Virtue Party）的名义建立了一个新党。1998年1月，宪法法院宣判，繁荣党被关闭，埃尔巴干等人则在未来五年内禁止参加政治活动。
就在判决文书于2月底下达之前，埃尔巴干一直劝说其它政党支持他发动一场运动，促使修改一些法律从而保证不能轻易关闭政党，并制订一些新法律从总体上加强土耳其的民主制度。但没有一个政党响应他的提议，这反映出土耳其政治中缺乏民主文化。其实，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也认为民主是一种和伊斯兰教矛盾的西方传统。然而，埃尔巴干之后，民主成了土耳其伊斯兰政治运动的追求目标。繁荣党被关闭之后，它的所有议会成员都转向了道德党。1998年5月14日，这个党的建立者召开大会，埃尔巴干的亲密同事雷杰·库坦代替阿尔普特金成为党的领袖。他被认为是能够协调与军方和党内青年激进派关系的温和派人士。同一天晚上，库坦发表电视讲话，宣称他的党与繁荣党不同，党的基本目标不再是建立“公正秩序”，而是要促进土耳其的民主、人权和自由。他说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证明，没有民主，其它任何目标都不能实现。
四、救国党和繁荣党的比较
救国党和繁荣党都将道德秩序的建设作为其追求目标，都强调学校教育中道德和伦理课程的重要性，它们主张建立伊斯兰道德秩序，反对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标的资本主义道德价值，提倡“公正的经济秩序”。两党纲领都不反对私人经济，但却反对多国公司和垄断资本主义，主张国家保护小企业，使之免受大企业的排挤。这说明两党都受到小资产阶级的支持。
然而两党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区别。20世纪70年代的救国党曾多次强调国家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并认为这是土耳其经济和政治独立的迫切需要。相比之下，繁荣党的纲领则很少提到工业化；救国党主张保护国内市场，而繁荣党则提倡经济上的对外开放。救国党试图在广泛发展私有企业的基础上将对小企业的保护和国家领导的重工业结合起来，以此来反对私有垄断。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形成世界性的潮流，埃尔巴干领导的繁荣党主张在土耳其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减少政府干预鼓励自由竞争，加速私有化，反对资本主义垄断，政府支持农民和地方小项目的建设。埃尔巴干将“公正的经济秩序作为党的目标。”
政治上，繁荣党提出个人自由并以信仰为根据建立多元化的法律秩序，以多元主义代替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它主张在即定社会中不同的司法体制可以并存，国家的作用应该是保护每一个司法社区的自治，少数民族同样可以获得司法自治。伊斯兰知识分子认为这种文化和司法的多元主义曾被先知在麦地那时期建立过。这种文化多元主义体现了一种城市化取得了一定发展之后公民社会的强烈要求。
尽管繁荣党的许多成员来自救国党，而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思想却是20世纪80、90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激进的伊斯兰知识分子提出的。救国党的追随者主要是教团组织和安那托利亚的手工业者、小商人。这些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抱怨资源流向大城市的大企业，要求政府对他们进行保护和支持，他们不反对国家主义。救国党代表工业化冲击下的衰退中的小资产阶级，因此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是保守的。繁荣党相比之下则是激进的，它对宗教社团没有很大的依赖，它的理论家是世俗大学的毕业生，它的选民除小资产阶级之外，还包括城市的职业技术阶层和下层工人。
救国党和繁荣党的选举模式也有很大的不同。1973年救国党在全国大选中获得11．8％的选票而成为第三大党。和共和人民党相比，救国党在发达省份仅获选票8．4％，而共和人民党选票占38．6％；在半发达省份，两党所占选票份额分别是13．7％和30．5％；落后省份这一比例是15．4％和27．5％。在几个最大的城市中，共和人民党取得了明显胜利。这种模式在1977年选举中仍然没有改变，救国党在大城市的得票率还是很低。而在90年代，繁荣党在许多大城市的选举中都得票很多。1994年的城市选举中赢得了包括安卡拉和伊斯坦尔在内的28个省会城市的市长职位。相比之下，坚持凯末尔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则仅赢得了八个省城的市长职位。这说明，90年代繁荣党日益在大城市中取代了世俗主义政党的位置，凯末尔主义的合法性正在受到挑战。1991年大选中，厄扎尔的祖国党遭受失败，结果德米雷尔的正确道路党和社会民主党组织了联合内阁。唐素·奇莱尔任总理后，土耳其国内面临着严重的贫困、失业和腐败问题，这正好为繁荣党提供了进攻政府的口实，为繁荣党执政铺就了道路。90年代，土耳其伊斯兰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以新的角度和新的方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呼声，而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主张正适应了这种要求。
救国党和繁荣党的阶级基础也有很大的不同。在60年代，土耳其经济取得了高速增长，社会各阶级都能从这种增长中得益，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明显。但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手工业者、小商人日益受到大工业家和大商人的排挤。救国党的兴起正反映了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等大城市的大工业家、大商人与“居住在安那托利亚的手工业者、小商人的利益冲突”。救国党的支持者主要是小店主、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小城镇的宗教人士。而当时的正义党则主要代表着大城市的大工业家和大商人。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纷纷破产，加入到城市工人阶级的行例中。90年代土耳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水平，随之职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为主的白领阶层在城市中成长起来，同时，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得以扩大。这些人渴望使他们深受其害的各种社会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繁荣党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提出了自己的纲领。繁荣党的支持者除安那托利亚的小资产阶级以外，还有年轻的职业中产阶级、学生、以及城市中大量的处于贫困状态的工人。90年代土耳其的伊斯兰运动已经不再是一种农村现象，而在城市中取得了相当的发展，并且受到许多伊斯兰知识分子的倡导和支持。
70年代以来，土耳其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发展与变化，到90年代，土耳其的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已经取得了相当的发展，相应地，社会阶级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在70年代到90年代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变迁中反映出来。救国党主要代表了安那托利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利益，反对大工业和大商业阶级，它的最有力的支持来自土耳其的落后地区，在城市中它获得的支持则很少，繁荣党除了受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之外，它还得到了城市职业技术阶层和企业管理阶层、经济上被边缘化的城市工人的支持。它主张私有经济但反对垄断，主张对外经济开放，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繁荣党执政后修正了其激进形象，表现出了其实用主义的一面。
繁荣党被关闭并不意着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结束。繁荣党的议员都已转向了道德党，但它的领导人表示，道德党不再追求取消利息和“建立公正”秩序这样一些目标，而是要促进土耳其的民主。90年代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在世俗主义势力的压力下被迫在许多方面与世俗主义妥协，但这并没有促进土耳其的民主。道德党的出现将给土耳其的伊斯兰政治带来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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