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战场的硝烟消散时，土耳其经历了共和国建立以来最为深刻的政治变化。1945年6月，共和人民党内四个持不同政见者——拜亚尔、曼德列斯、福阿德·科普吕吕、雷费克·高拉尔旦签署了一个四人建议，要求建立反对党、取消经济限制。11月1日，伊诺努总统在议会发表了一个著名演讲，宣布共和国一直具有“民主特征”，并从来没有接受过独裁，土耳其所缺乏的只是没有一个反对党。他表示：“为了适应国家的需要，在适当的民主自由气氛中，有可能建立另一个反对党。”在他的鼓励下，1946年1月7日正式建立了民主党。民主党不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反对党，但却是第一个有持久生命期的反对党。民主党主张促进民主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在群众中很有影响。共和人民党将原定于1947年举行的大选提前到1946年7月举行。结果，没有充分准备的民主党仅获61个议席，共和人民党则获席位391个。
1946年大选虽然仍使共和人民党执政，但它是在多党竞争的条件下选举上台的，这样土耳其便从一党制进入了多党民主制时期，关于土耳其进人多党民主制的原因，学者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认为是国内原因促成的，也有人认为主要是外部作用导致的。实际上，土耳其的民主化仍然是奥斯曼帝国时期开始直到凯末尔的西化改革的继续，这种政治变化仍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结果。战争期间，土耳其由于出口大量的战略物资而使对外贸易大为兴盛，加上政府的庞大支出，使土耳其的商人、资本家大发其财，资产阶级的力量壮大起来。战时土耳其的出口贸易一直在上涨，外贸出口为顺差，如以1938年的出口额为100，到1944年上升为118。尽管战时经济总体上是衰退的，但工业生产却在增长，而且在国民总收入中的比重也在缓慢增加，土耳其工业生产的比重1940年为13．5％，1945年则占14．85％。战争结束后，土耳其出现了新的富人阶级，他们对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上的家长式统治不满。从凯末尔改革以来，土耳其社会各方面正经历着一些重要变化。新的一代成长起来，他们深受凯末尔主义的影响；城市化有了一定的发展，识字率也得到了极大提高。1927年居住在十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居民占总人口的6．2％，1945年为7．4％，1950年则为8．3％；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识字率也有增加，1927年为10．6％，1935年为20．4％，1945年30．2％，1950年为34．6％；城市中男子识字率在1950年则为72％，另外交通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新的铁路网和公路网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
新的富人阶级的出现、城市化和识字率的提高似乎都为土耳其的民主准备了条件。如果这些条件确实是民主制度所必需的，那么这些方面的发展究竟达到什么样的水平才符合民主制度需要。其实，若是和世界上其它民主国家相比，土耳其的城市化程度和识字率在40年代是不算高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在实行多党民主制以前，并没有像西欧和东亚国家那样出现一个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来推动上层的民主化改革。民主化改革实际上仍是在西方影响下由上层精英推动的一种西化革命。土耳其的政治改革再次显示出它的超前性。西方对土耳其民主化的影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西方的民主最早对土耳其发生作用，是在19世纪后期。1878年土耳其历史上出现了第一部宪法；1908—1909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是一场旨在恢复宪法的宪政运动，结果使素丹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削弱，凯末尔时期建立多党制的呼声已经存在，凯末尔也曾两度想建立反对党，但因种种原因没有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土耳其的政治影响是巨大的。战争期间，土耳其一直和英法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丘吉尔曾多次敦促土耳其参加对德作战，但伊诺努坚决拒绝。1944年4月，德国败局已定，随着英美作出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土耳其经济崩溃的诺言之后，土耳其于1944年8月断绝了同德国的外交与经济关系。为了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参加旧金山会议，1945年2月23日土耳其对德国和日本宣战，但这时欧洲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
战争使土耳其对美国的强大有了深刻的认识。美国参战后，以其雄厚的财力与物资、军火支援西方盟国及苏联，其力量之强大、技术之先进、军事手段之优越，特别是美国的原子弹，一举击溃日本，使土耳其朝野震动，印象深刻。同盟国的胜利，被世界大多数人民看成是民主力量的胜利，是议会制度的胜利，似乎美国所倡导的自由民主是世界和平的保障。“美国在同盟国中所表现出来的雄厚实力和对战后国际事务中所持的立场，已为土耳其人所倾服。”美国在战后已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的首位，土耳其不论从战略地位还是历史因素方面考虑都是美国在中东与苏联抗衡的理想伙伴。土耳其面向西方，追随英法、向往民主。伊诺努在战争后期曾声称愿实行多党制度，扩大自由民主，因此，美国愿意支持土耳其。而苏联却在1945年3月19日宣布废止1925年签订的苏土友好中立条约。12月间，苏联报纸发文说：“1921年莫斯科条约划归土耳其的几个边界省份应该归还。”1946年8月苏联政府又向土耳其政府发了照会，提出建立新的黑海海峡制度。土耳其政府则坚决拒绝。苏联的行为引起了土耳其人民的极大反感，安卡拉发生了抗议苏联的示威游行，人民的反苏情绪由此高涨。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战后初期在外交上完全倒向了西方。面对苏联的威胁，美国派战舰到伊斯坦布尔附近，受到了土耳其人民的欢迎。1947年7月，土美签订了军援协定，美国根据杜鲁门主义计划，对土提供军援一亿美元。国际事务对土耳其的国内政治产生了巨大影响。1945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土耳其国内出现了亲西方的、赞成民主的倾向，这种倾向无疑是由于西方的胜利和土耳其与西方的友好关系造成的。人们自然认为西方的胜利与他们的民主制度有关，伊诺努决定实行多党制时便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实行多党制虽然是一种西化的改变，但从此却打开了宗教复兴的樊篱。共和人民党这时仍遵循凯末尔奠定的世俗化路线，但它在宗教政策上却实行了一些让步。1947年12月2日，共和人民党第七次大会对世俗主义的解释是：“将宗教思想排除在政府和政治的世俗事务之外是构成成功、进步和发展的主要因素。”1946年12月24日国民议会上两名代表提出，为了加强反对苏联意识形态的精神力量，应该恢复公立学校的宗教教育。他们说：“信仰就像一个国家，如果不设防，敌人就会侵入，我们防止危险意识形态的方法就是传播我们自己的信仰。”他们的主张遭到了反驳。1947年第七次党代会上，他们又提出这种主张，并得到了许多党员的支持。最后形成的党的决议认为，应加速经济发展和西化进程，并以此抵御苏联意识形态。但宗教问题已经被提出来了，且不断地在报纸、广播和议会中被讨论。受过世俗官方教育的人抱怨他们被剥夺了接受宗教教育的权利，其他人则认为宗教生活应当像西方那样受到尊敬。许多人提出以科学和世俗的原则训练神职人员有利于反对宗教方面的愚昧。在国民议会中，世俗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矛盾也非常尖锐。这种情况下，执政的共和人民党放宽了在宗教方面的限制。1947年9月政府颁布了一项关于私立学校的法律，规定人们有权建立私立宗教学校。同时国家教育部的条例规定，建立此类学校必须提前依法提出申请，而且，除政府允许的课程以外，不得在学校中教授其它任何课目和书籍，所有课程必须以土耳其语教学。1949年1月，政府决定在小学开设宗教选修课，但宗教课的成绩不影响学生的升级或毕业，愿意使自己孩子接受宗教课的父母必须提出书面申请，课程内容以教育部规定的一本书为基础。
另外，有关宗教人员教育的问题也提出来了。1948年1月两名议会代表提出了恢复伊玛姆学校和宗教学院议案。政府教育部编制了培训神职人员的课程，并在安卡拉、伊斯坦布尔等城市对一些中学毕业生进行为期10个月的宗教培训。
1949年1月24日，古纳尔戴伊总理在议会中宣读政府纲领，声称公民的信仰自由是神圣的，政府将使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宗教教育的人如愿以偿，但政府决不偏离世俗原则，不允许为了政治目的和个人利益而利用宗教。1949年6月，国民议会通过法案，同意建立安卡拉大学神学院。
小学宗教课程的设立和神学院的恢复，虽然没有破坏世俗化的原则，但许多人把它看成是“伊斯兰回归”的开始。反对过分世俗化的意见最初出现在共和人民党内，反对党成立后又成为鼓励宗教的重要力量。1946年民主党建立时，对宗教采取了一种非常尊敬的立场。它的纲领宣布，民主党放弃导致对宗教的不友好态度的对世俗主义的错误解释，提倡政府不干涉宗教。民族党是比民主党更为保守的另一个反对党，它认为政府和宗教事务应该完全分离。针对这种看法，共和人民党政府发言人则认为将宗教生活完全留给各种社团和组织会引起危险的冲突。民族党则在它的纲领中宣称：每个公民有“思想和信仰自由以及以他选择的语言进行宗教实践的权力”。该党总书记希克米克·拜于尔称，世俗主义原则应该是禁止国家干涉宗教事务。1948年12月23日，反对党的一项联合申明要求从宪法中取消共和人民党的六原则，因为一个党的纲领不应该成为宪法的一部分。1950年5月14日大选临近时，伊诺努表示接受这个要求，并将一些著名的土耳其人的陵墓对公众开放参观。但共和人民党的宗教让步政策并没能成功。大选的结果表明，人民期望土耳其发生民主党提出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变化。
二、民主党时期的宗教与政治
1950年的大选是在两党竞争的公平条件下进行的。选举结果在人们的预料之中，民主党获得408个席位，共和人民党获得69个席位，拜亚尔被议会选举为总统，他任曼德列斯为总理。这即是共和人民党的失败，又是共和人民党的胜利，因为选举一方面使执政20多年的共和人民党下台，另一方面又使伊诺努力促的多党民主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说明土耳其开始真正进入了民主时代。
共和人民党长期忽略农业问题，没有充分考虑农村的发展，许多农民感到世俗化和现代化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宗教人士和传统主义者没有忘记他们反对严格执行世俗化政策的共和人民党时遭受的痛苦。民主党执政后，安卡拉的一个清真寺的宣教师说：“感谢真主使我们摆脱共和人民党而获得自由。”1950年6月民主党的一位代表在国会中说：“阿塔图尔克是独立总统，伊诺努是极权主义总统，拜亚尔是自由总统。”从事商业的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也对民主党胜利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盼望更自由的经济政策。
按照1950年5月29日曼德列斯第一届内阁纲领的说法，使民主党上台的这次选举应该被看作是土耳其历史的新开端，这届政府是建立在人民意愿基础上的首届政府。纲领称，前政府的干涉主义经济政策导致了经济停滞，新政府将降低给私有企业贷款的利息，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促进私有企业的增长，国家将结束对私有企业的有害干涉，投资那些不能吸引私有企业的领域；教育制度须将道德、精神和民族因素考虑在内，采取一切措施扫除极左势力，提倡思想和信仰自由；政府对世俗化的理解是：宗教不在政府政治的立法和司法方面起任何作用，政府将会立即恢复宗教课程和重开训练神职人员的学校。这一点上伊诺努的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党的差别是不大的，但政策的实施方面两党却有重大的差别，该纲领还提出，土耳其的对外政策建立在与英法的贸易联盟和与美国的亲密友谊及合作上。这个纲领的显著特征是从国家主义到经济自由主义，从严格的世俗化到更宽松的世俗化的转变；对外政策上则更倾向西方。曼德列斯一共组织了四届内阁，这四届政府的纲领基本上是相似的。新政府于1950年6月颁布了法律，允许以阿位伯语宣教，民众深感满意。伊斯坦布尔清真寺的伊玛姆说：“其它穆斯林国家都是以阿语宣教……另外，土耳其语的翻译也不是很好。”当时也存在着反对意见。1950年6月4日，曼德列斯就此发表讲话说：“阿塔图尔克以唯物革命反对狂热精神，以土耳其语宣教那时是必须的……今天，采取限制信仰自由的措施已没有必要。我们也将和反动派及狂热分子做斗争。”1950年7月7日是拉马丹月的第一天，安卡拉电台的节目开始有了古兰经的内容。民主党执行后，宗教课程虽然仍是选修课但却成为学校课程的一部分。按照11月4日政府颁布的条例，父母如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接受宗教课程，须向校方提出书面请求。1956年9月政府又规定，宗教课程加入中学一、二年级的教学，1959年6月又规定在伊斯坦布尔重开伊斯兰研究机构。在民主党政策的激励下，宗教复兴的迹象明显增加。宗教出版物的数量和种类、戴面纱的妇女人数、清真寺的数量都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有了大量的增加。当然，这些迹象在民主党之前就已出现。1948年伊斯坦布尔就有十七种有宗教倾向的报纸和杂志。但民主党时期，戴面纱的妇女和清真寺的数量开始大量地加速增加。民主党的政策和这种传统复兴的发展是一致的，它通过给公民以信仰自由推动了伊斯兰复兴的发展速度，民主党直接或间接地鼓励了私人资助或社会集资的清真寺和宗教教育中心的建设，鼓励了去麦加朝圣的人数和参观圣陵的人数的增加以及拉马丹月斋戒人数的扩大。而且参加清真寺集会的人数增加，对伊玛姆更大的尊敬和民众在公共场所颂读古兰经，商店、私人汽车、出租车等地方的宗教招贴大量出现，神秘教团再次诞生，私人出版的宗教小册子到处流传，神学院的学生人数增加，这都是民主党政策导致的。
同时，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的斗争也更加激烈，一些伊斯主义者的宣传非常具有挑衅性。例如萨姆松的代表哈桑·于斯道格鲁于1952年10月3日在土耳其的保守派期刊《BuYukcihad》上发文说：“国家感谢阿塔图尔克革命是不正确的……国家必须从古兰经中寻求拯救之道。”有些伊玛姆开始提供吐尔班（穆斯林头巾）并反对在宣教中使用电台和其它西方发明。50年代，一些极端的宗教组织甚至采取暴力行为。蒂简尼亚和努尔科斯是当时极为活跃的两个宗教极端组织。前者以伊斯兰教不拜偶像为名到处破坏凯末尔的塑像。1955年11月12日，著名记者阿哈迈德·亚尔曼因在伊斯坦布尔组织了一场土耳其妇女的选美太赛而受到进攻。民主党为制止宗教极端势力而采取了一些措施，逮捕了一些宗教极端分子，将于斯道格鲁开除出党，一些宗教期刊被停刊，伊斯兰主义者的编辑们受到了审判，许多阿拉伯语的宗教手册被查收。早在1946年民主党的纲领就曾宣布，宗教不应成为在不同信仰的公民间制造不和的借口，思想自由不应受到狂热分子的进攻。1953年7月24日政府又颁法律对刑法进行补充：“为政治、个人或商业目的利用宗教将被判处1—5年的劳役。这类商业案件应加倍判刑。”这表明民主党是一个世俗主义的政党，但它没有意识到一旦对反对派做出让步，形势就会失去控制。反对党当时就指出了民主党政府的这种错误，指责曼德列斯对民众的宗教倾向太宽容。但民主党是以世俗主义的精神、通过对民众的宗教精神的利用登上权力宝座的。曼德列斯在农村和小城镇颇受欢迎。1960年1月13日，安塔基亚的群众欢迎曼德列斯访问他们的城市时举着这样的标语：“我们相信真主，然后相信你，曼德列斯！”为获得民众的支持，曼德列斯在1956年1月甚至说，由于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宗教不能和珊世分开。但随后他又说他们相信世俗主义和政教分离，但他尊敬思想自由。曼德列斯是一个世俗主义者，但他对世俗主义的理解与伊诺努是不同的；他反对极左和极右势力并和他们作斗争，反对为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而在实践中他却不自觉地利用了民众的宗教情感，他在1953年3月4日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
“关闭了极左派的报纸和杂志后，我们也停止了极右派的期刊……因为任何信仰都没有在我国衰退，所以所有政党都必须同意不为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如果政党在政治竞争中利用宗教，国家将会走向灾难。我们必须警惕政党再次犯这个错误。”
共和人民党是坚持凯末尔世俗主义的政党，伊诺努批评民主党为政治目的利用了宗教。1955年7月他在共和人民党的一次会议上说：
“选举期间我们的主要不满是为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新旧法律都禁止这样做，并多次重申了它的重要性。但可悲的是，宗教被广泛地、不公正地、野蛮地用来对待没有得到法律保护的共和人民党。”
按费罗兹·阿哈迈德的说法，伊诺努在1950—1960年任反对党领袖时并没有利用宗教，而民主党总是和伊斯兰复兴保持一致。共和人民党和民主党在宗教问题上的相互攻击一直持续到1960年政变为止。
如果说民主党只是为了政治目的利用宗教，那么1954年1月成立的农民党则完全是一个具有保守性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它的纲领要求宪法保证宗教权利和公民权利，攻击世俗主义。民族党也是一个伊斯兰主义的政党，它于1948年由从民主党内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人组成，50年代，这个党日益右倾且反对凯末尔主义，1953年被政府解散。1954年奥斯曼·伯吕克巴舍将其重建为共和民族党。这两个伊斯兰主义的政党对50年代伊斯兰复兴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民主党在其执政的九年中，一直与共和人民党存在着激烈的政治斗争，为了赢得选票，它标榜自己当选是一场政治革命，处处反对共和人民党的政策，只顾讨好选民，捞取选票，不顾共和人民党的反对意见而一意孤行。前面分析过，共和人民党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和上层精英中有着深厚的基础，这些人拥护凯末尔主义。因此民主党必须在其它社会阶层中获得支持才能赢得政治上的胜利。50年代，土耳其的农村人口还占绝大多数，而且广大农民都对共和人民党的过分世俗化政策不满。民主党提倡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思想信仰自由。为了获得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选民的选票，它放松了宗教方面的限制，并利用宗教。在安那托利亚的偏远乡村和城镇的一些宗教活动，共和人民党认为是落后现象，而在民主党势力强大的科尼亚省，有些民主党人竟然提出恢复妇女面纱，并用阿拉伯语作祈祷。共和人民党把这一点作为攻击民主党的证据之一。而曼德列斯则认为，应坚持凯末尔改革的精神，按凯末尔生前的愿望，将土耳其建成一个西方式的自由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只是三十年代国内和国际形势不允许这样做，所以采取了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现在应使土耳其经济自由化，帮助私人资本发展经济。民主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加上50年代初期农业丰收，赢得了大量的农村选票。1951年9月16日的地方选举中，农民又投了民主党的票，民主党在十七个省的选举中在十五个省获得了胜利。1954年和1957年的选举中，民主党同样依靠农村的选票击败了共和人民党。但城市工人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却极少投它的票。“经过几年的考验，土耳其人民对这两个党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民主党是一个比较接近群众而具有浓厚农民色彩的政党。而共和人民党是一些社会名流、适应城市人脾味而为知识分子所支持的政党。”（1）从民主党的纲领看，它完全是一个坚持世俗化的政党，它甚至采取了许多措施限制宗教极端主义的发展，但它倡导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它的竞选策略却使它具有保守色彩。
1954年选举之后，土耳其的经济形势已经开始恶化，不断出现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消费品缺乏、黑市猖獗等现象，加上农业歉收，经济问题更为严重。曼德列斯曾采取一些措施，但收效甚微。1955年9月7日，伊斯坦布尔发生示威活动，事态的发展给民主党的威望带来打击。同样的情况在安卡拉和伊兹密尔也发生了。民主党政府立即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三个城市戒严，在本党内部加强控制，清除党内反对派。这导致许多人退出民主党，另组自由党，削弱了民主党的势力。共和人民党也在议会中激烈抨击民主党。1957年9月4日，曼德列斯宣布将在10月27日举行大选，给反对党以措手不及的打击。当时反对党各自为政，缺乏联合，给民主党造成了获胜的机会。竞选中，曼德列斯为了拉拢农民的选票，宣布他的政府允许农民延期偿还农业贷款，对农产品用高价收购，政府增加宗教学校和清真寺的经费。民主党还利用国营电台吹嘘政绩，如他执政期间兴修了15000座清真寺等。当时，塞浦路斯的局势紧张，苏联支持塞岛和叙利亚，曼德列斯要求人民拥护他以御外侮，借以掩饰他经济政策的失败。结果民主党再次取得大选胜利，获得424个席位，共和人民党获席位178个。但选举结果也表明，民主党已在走下坡路，共和人民党上届选举中只有31席，这次选举却赢得了178席。大选中，许多选民因失望而不投票，1950年大选时，参加投票的人数占选民的89．6％，而这次选举中参加投票的只占77．5％。投民主党票的下降到47．9％，而过去两届大选中，它都获得50％以上的选票。共和人民党由于议席增多而斗争信心大增。
民主党虽然取得了大选的胜利，但局势却更不安宁。大选期间就发生了一些暴乱事件。共和人民党在大选后的第三天在加济安特普市举行“共和纪念日”活动，形成反政府的示威游行。政府调动军队强行解散了游行队伍。为对付反对派，民主党越来越借助于反民主的手段。它关闭了200多个共和人民党的分支机构。1957年12月27日政府通过了“议会禁止议员将议会中进行争论的情况泄露于人民群众之间”的法令，其目的是限制反对党的宣传活动。此举显然违反了宪法，取消了人民的言论自由。由于政局的动荡和经济形势的紧张，军队中也存在着对民主党的反感。1958年1月17日，伊斯坦布尔军区逮捕了九名军人，因为他们有反政府言论。同时，政府机关中的公务人员、新闻界、司法界、教育界的知识分子也和民主党对立，采取各种办法消极抵抗。1959年4月，伊诺努到土耳其各地搞竞选活动，在乌沙克被民主党的支持者用石头打得头破血流。1959年4月18日，民主党又成立“调查共和人民党活动和部分报刊十五人委员会”，成员都是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曼德列斯曾采取一系列措施改进经济，但不见成效。共和人民党乘机展开宣传攻势。1959年成为民主党灾难深重的一年。许多报刊大张旗鼓地宣传民主，反对民主党的专制和压迫，但遭到民主党的迫害，报刊被封，一些新闻记者被捕。知识界一致拥护伊诺努，共和人民党的活动更积极起来。1960年4月，大学生们率先走上街头，举行反政府示威游行。最后导致军事政变发生，民主党政府下台。总的来说，导致民主党下台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形势的恶化，其次是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和民主党对自由的压制引起的不满，这期间虽有许多宗教极端分子极为活跃，但共和人民党基本上没有利用宗教反对民主党。
三、1960年的军事政变及其后果
1960年5月26日和27日夜间，军队接管了政权，结束了民主党统治，这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的军人干政。阿尔帕斯兰·突尔克斯在广播中宣布：
“尊敬的公民们！由于我们的民主已经陷入了危机，由于最近发生的悲惨事件，为了阻止进一步的冲突，军队已接管了政府……这种行为不针对任何个人和组织。”
议会被解散，总理、内阁成员和所有民主党代表被捕。在古塞尔将军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民族统一委员会”作为立法和行政机构。有进步思想的法学教授被邀请准备一个更适合多党制的新宪法，所有的政治活动都被禁止。
这次政变不是一次单纯的军事政变，它的目的是将国家重新引上民主之路并将政权交给民选的文人政府。政变受到了进步知识分子的推动，他们由政府官员、大学教授和学生、一部分军人尤其是一些年轻军官构成。在他们的推动之下，军人政权很快还政于文人政府。
民族统一委员会没有破坏伊斯兰原则，且采取了一些支持伊斯兰教的态度。1960年6月2日，民族统一委员会的一个发言人说：“真主啊，你从没有夺去那些热爱他们的祖国、民族和人类的人的伟大和无私，你激励高贵的土耳其民族走向今天的幸福生活。”当然，民族统一委员会中对宗教的意见并不一致。阿尔帕斯兰为首的一个小组坚持以严格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以伊斯兰教作为在教育和宣传中灌输的思想。为此他组织了一个“理想与文化联合会”。但由于他于9日退出总理职务，这个组织便没有发挥作用。大多数人的态度从古塞尔领导的民族联合政府的纲领中反映出来。下面我们看看这个纲领的主要内容：
“1960年5月27日革命中成立的民族统一委员会的成员已消除了一个因破坏宪法、人权和土耳其公民的自由而变得非法的政府……我们开明的和英雄的军队为了研究当前的形势和执行现在已经采取的那些措施而成立了政府。”
“1960年5月27日革命的主要目的是尽快建立民主秩序，为此新宪法正在准备之中。公民的平等、思想自由以及所有其它自由应予保障。任何人不会因其观点而受到压制和进攻。”
民族统一委员会还声称，政府将努力使军队强大，土耳其将继续留在北约和中央条约组织中，并继续努力加人欧共体；解决财政赤字，通过提高内部储蓄增加投资而不依赖已经很高的外债；提供土地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尽可能提高农村人口的福利，工人工资将会提高，教育的发展将受到更大的重视，公民将不受限制地享受思想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但禁止利用宗教。
民族统一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认为为了阻止保守利益集团和党派利用宗教，伊斯兰教应成为一种国家工具。古塞尔想使伊斯兰教有一种民族的和进步的象征。他在安那托利亚旅行时说：“伊斯兰教令我们为完美工作、向完美进步。”他接着说：
“那些谴责宗教带来落后的人是错误的。我们落后的原因不是我们的宗教，而是那些向我们误导宗教的人。伊斯兰教是世界上最神圣、最具动力、最强大的宗教。它要求信仰它的人具有进步的高智慧。但几个世纪以来，伊斯兰教被错误地和不恰当地解释着。这就是我们落后的原因。”
民族统一委员会是坚持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立场的，但他们认识到伊斯兰教是土耳其文化的重要因素，反对伊斯兰教将会产生不利的后果，为了阻止反动派利用宗教，国家控制宗教是明智的。民族统一委员会接受了曼德列斯时期的一些制度方面的变化，如保留伊玛姆学校和高级伊斯兰学校。但这些学校的课程中加进了经济学、天文学、民法、社会学等世俗化的课程。
统一委员会执政只有一年多，它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审判民主党领导人和起草新宪法两件大事上。当时建立的高级调查委员会和最高法庭调查了前民主党政府的部长、议员以及主要负责人的罪行并进行了审讯，曼德列斯被处以绞刑，拜亚尔为终身监禁，其他政府要员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惩罚。
统一委员会之内，存在着古塞尔为首的温和派和以阿尔帕斯兰为首的激进派两派。1960年11月13日，古塞尔免除了统一委员会中14名激进派委员的职务。12月，统一委员会通过了恢复制宪会议及选任制宪会议委员的法令。1961年5月27日新宪法诞生，7月经公民投票后宪法生效。
这部宪法和1924年的宪法相比，其主要区别在于它加强了行政机构，把大国民议会由一院制改为两院制，另外增设了宪法法院，新宪法禁止利用宗教、禁止压制公正和思想自由。它基本上遵循了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原则。宪法公决时有6348191人支持，3934370人反对。可以看出，宪法虽被通过了，但反对世俗化政策的人还是很多。
1961年10月15日举行了议会选举，参加竞选的有共和人民党、正义党、共和农民民族党和新土耳其党。其他政党未被允许参加选举，因为根据选举法规定，这些政党尚未在15个省或15个以上的省得到选票。选举结果如下：
政 党 众议院席位 参议院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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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人民党 173 36
正义党 158 70
新土耳其党 65 2
共和农民民族党 54 16
总 计 450 150
公民投票和选举都表明民众的政治观念和50年代没有重大区别。在论述60年代的政治之前，这里先介绍一下参加1961年选举的各政党。
共和人民党是凯末尔为推动改革而创立的一个政治组织，它在土耳其是革命的象征并忠诚于凯末尔主义的各项世俗化原则。5月27日政变后，以前的政党只有共和人民党和共和农民民族党保留下来。政变后虽然政党的政治活动被禁止，共和人民党还是起了重要作用，制宪会议的265人中共和人民党成员超过了200人，统一委员会的许多行为实际上和共和人民党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以，宪法中高扬的思想自由和世俗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与共和人民党的努力有关，同时也说明军队中的主体是忠于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原则的。
正义党是1961年1月由拉格普·古米希帕拉组织的，从它的纲领和组成人员上看，它是民主党的继承者。1961年通过的正义党纲领虽然是相当保守的，但它主张通过自由经济加强资本主义化，主张不在政治上利用宗教。这个纲领是一个世俗化的纲领。但在竞选时，该党的基层人员却利用了伊斯兰教。
新土耳其党建立于1961年1月。它是在1957年自由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由自由经济学家、前自由党、前民主党和共和人民党的一些成员组成。统一委员会鼓励退出前民主党的人组织新土耳其党以继承民主党的选票。新土耳其党的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民主党的城市派、高级官吏、教授和技术职业者。它的群众基础很弱，而且它包含了前民主党的异己分子。这使它在和正义党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新土耳其党的纲领指出，经济的发展必须通过尽可能少的干预和自由的方法来实现。它提倡大量利用外资并消除自由贸易障碍。这和凯末尔主义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形成明显对比。除此之外，新土耳其党基本上遵循了凯末尔主义的原则和统一委员会的思想。所以，除经济政策之外，新土耳其党和共和人民党在其它方面是一致的。它在纲领中坚决拥护世俗化。
共和农民民族党是从民族党发展而来的。民族党成立于1948年，1953年被解散。1954年伯吕克巴舍重建共和民族党，它和农民党一起又组成共和农民民族党，党的纲领是保守主义的。他提出要建立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政治原则。1961年这个党成立时迫于形势宣称忠诚世俗主义，但它的主要领导人认为，世俗主义不应该要求政教分离，政府不应该干涉和控制宗教事务，而共和国建立以来政府却一直在干涉宗教事务。这种观点遭到世俗主义者的反对，他们说政府干涉宗教事务就是为了使政教分离，这样才能阻止宗教对现世事务的影响。
尽管共和人民党是1961年选举后在议会中获得席位最多的政党，但它没有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和席位，它只好和其它政党组织联合政府。这在共和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由于缺乏联合执政的经验，60年代前半期的几次联合政府都很不稳定。伊诺努共组织了三个联合政府，第四个过渡政府在1965年10月让位于德米雷尔的正义党政府。
第一届联合政府是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组成的。他们在施政纲领上说：“政府的任务是保证土耳其共和国在自由的条件下最快地发达兴旺起来，并在最近的将来赶上先进的国家。”为完成这项任务，纲领规定，政府将增加投资，优先发展工业、农业和教育；大多数人民将会从教育中受益，教育质量将会提高；提倡思想信仰和公民言论自由，反对利用宗教并坚持凯末尔主义的原则；外交上继续维持与北约及中央条约组织的关系，真诚希望加入欧共体。这届内阁面临的社会问题很多，同时两党相互矛盾也很多。执政期间，正义党积极活动，要求对关押的前民主党人实行政治大赦，引起了社会上许多人的不满；另外，两党还在许多问题上不能协商共进，且彼此争吵，使人民感到失望。
1962年2月22日晚，在推翻民主党政府中起了积极作用的安卡拉军官学校、坦克学校、宪兵学校的学员包围了议会大厦、总统府和广播电台。但暴乱很快被政府军队镇压，约有三百名军官被捕，六十九人被解除职务。参加这次行动的青年军官们是激进的改革派，他们看到新政府的措施不能令人满意，打算通过政变解决国内的一些问题，推动经济进步。1962年5月31日伊诺努总理辞职，第一届联合政府执行七个月后垮台了。
1962年6月，共和人民党、新土耳其党、共和农民民族党共同组成了第二届伊诺努联合内阁。无论从议员人数还是从所占位置的重要性上看，共和人民党都在这届政府中占领先地位。这届政府的纲领显示出对右翼政党的让步，对私人企业的态度也更加温和。纲领的大部分和以前一样。1962年10月6日，政府不顾社会各方面的反对，在议会里通过了赦免部分曼德列斯分子的法案。正义党更加积极活动，争取释放更多的前民主党人，从而加剧了局势的不稳。1963年5月20日夜间，土耳其又发生军事政变，政变很快被政府平定，相关的人受到了惩罚。1963年11月17日大选中，正义党取得胜利，但也无力组织一党政府。包括正义党在内的各政党认为由于他们和共和人民党的联合使他们失掉了许多选票，不愿再和伊诺努联合。伊诺努只好和独立派组织了第三届联合政府。这届政府的纲领和前两届相似，只增加了农业与土地改革的内容以及发展社会公正、提高公共服务投资的五年财政计划。这届政府持续到1965年1月12日，因提交给议会的预算案未能被通过而宣布辞职。
一个星期以后，正义党、新土耳其党、共和农民民族党和民族党达成组建联合政府的协议。1965年2月20日第四届联合政府成立，无党派参议员苏阿特·于尔古普吕任总理。这届政府的纲领也没有重大变化。但它在某些政策上有右倾倾向。同时它积极维护宪法遵严，并与极端主义进行了各种斗争。这届政府维持到1965年大选。
1965年大选是土耳其共和国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此开始了正义党执政时期，而且政府政治发生了右倾变化。参加这次选举的除了前面介绍的四个党外，还有民族党和土耳其工人党。阿尔帕斯兰·突尔克斯及其追随者控制了共和农民民族党后，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个党后来又变成了民族行动党。阿尔帕斯兰控制共和农民民族党后，其一部分成员退出该党，另组民族党。这个新民族党主张宗教事务上的保守主义和政府适当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它在1965年的纲领中希望将土耳其的文化、传统、习惯和西方的技术与文化相结合，要求发展与阿拉伯一伊斯兰国家更密切的关系。
突尔克斯领导下的共和农民民族党主张泛土耳其主义。按照亚科布·兰多的说法，这个党反对极左思想，且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纳粹的思想。当时国内外的温和派和左派报纸都把它描写成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政党，但它的纲领中包含着收入平等、社会进步等目标；它不是一个伊斯兰主义的政党，但不反对伊斯兰教。突尔克斯在1965年7月的党代会上说：“伊斯兰教是土耳其民族的宗教。”党的刊物《民族行动》（Milli Harekef）也宣扬伊斯兰教。突尔克斯的《九盏明灯》是他的追随者的袖珍手册。书中突尔克斯要求从万能的天神（Tanri）那里得到力量去实现他的理想。他使用了土耳其语的“天神”一词，而没有使用“安拉”。宗教不是共和农民民族党的主要目标，他仅希望利用宗教获得更大的号召力。但在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主义却成为该党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耳其工人党建立于1961年，曾参加了1963年的补缺选举。它宣传左倾思想和世俗化。主张所有的学校都应该是世俗化的，认为在发展普通教育的同时应重视工人的职业技术教育。1964年的党纲提出了世俗化和宗教信仰自由。主张真诚地尊敬公民的个人、宗教、思想自由；只要不违反道德和法律，所有的礼拜形式、宗教仪式都应该是自由的；思想和信仰自由是民主生活的基本原则，任何人不能因其信仰和思想受到压制和指责，所有的人都能够以个人或集体的方式通过言论、文字、图片或其它方式表达自己的哲学、政治和科学思想；工人党不会把与反动派的斗争看成是与宗教的斗争，但宗教原则不应是公共事务的基础，而只能是个人信仰；纲领强烈反对为政治和个人目的而利用宗教。最后一点和凯末尔主义是一致的。
正义党虽不是一个伊斯兰主义的政党，但由于它20世纪60年代对宗教的让步主张而变得日益右倾。1965年选举前夕，正义党的重要成员L·S·杰格莱扬吉尔曾说，宗教对社会发展是有用的，土耳其农民有一半没有上过学，但他们都有自己的清真寺，学校、体育馆、剧院、清真寺应成为人民获取生活知识的地方。他的观点代表了60年代中期正义党的典型思想。正义党的另一个议员S·比尔吉奇的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杰格莱扬吉尔观点的补充。他说：“伊斯兰教既是一种现实也是一种需要。世俗国家不应向公民宣传无神论。反对反动派的方法应该是造就高素质的神职人员。”他还说：“回到我们的传统是必要的，我认为伊斯兰教不反对进步。只是在神学院衰落之后，迷信才开始盛行并阻碍进步。我们的纲领要将宗教的本质从神秘主义中分离出来。”正义党1965年的竞选纲领含有以私营企业、外国援动、政治自由化和加强与西方联系为基础的发展思想。纲领在提到世俗主义时说：“在经济发展之外，我们也相信道德的发展。”纲领内容的大部分和德米雷尔政府纲领是一致的。
1965年10月10日选举后，各政党在议会中的席位如下：
政 党 代表人数 政 党 代表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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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党 240 土耳其工人党 14
共和人民党 134 共和农农族党 11
民族党 31 独立派 1
新土耳其党 19 总计 450
正义党获得了绝对多数，德米雷尔受命组织新内阁。政府纲领表示重视私人企业和思想宗教自由，伊玛姆学校的学生可以接受高等教育；经济方面，宣布建立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工作重点从公有企业向私有企业，从小的传统生产组织向大型的资本主义生产转移，减少外贸和资本方面的限制；纲领称，按政府理解，福利国家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已被西方抛弃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将建立在混合经济体制之上；最后，土耳其将毫不犹豫地与所有阿拉伯或伊斯兰国家建立真正的友谊，土耳其理解并支持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合法事业。
德米雷尔政府实现了部分纲领目标。1965—1969年的年经济增长率在8％左右。尽管这一时期出口没有很大增长，但海外劳工的汇款和对外借款使外汇收入增加很快。在高关税的保护下，工业资本家在国内消费不断增长的条件下发展了进口替代工业。工人移民欧洲也缓解了国内的就业压力。但这种经济增长只使一部分企业受惠，尤其是大城市的大工业企业。大量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却在衰落。这导致了政治方面的分裂和变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正义党在1969年选举中再次获胜。大选之后，党内的右冀势力分裂出去，德米雷尔不但面对着右派的反对，而且面临着工人、学生的不满，从而使政局稳定受到威胁。
正义党1965年上台后不久，古塞尔总统去世。1966年3月议会选举前土耳其军队总参谋长杰夫代特·苏奈为新总统。这使军队与政府的关系比过去为好。德米雷尔支持军队的现代化，改善军官和士兵的待遇，政府避免干涉军队事务，苏奈总统也约束军队，使之不卷入政治斗争。1966年大选后政府通过大赦法，对民主党领导人减刑并将拜亚尔释放，虽然引起了各反对党的激烈反对，但军队并未出来干涉。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的斗争是激烈的。尤其是德米雷尔政府的亲宗教政策遭到了坚持世俗主义的共和人民党的激烈批评。同时共和人民党内也出现了危机，比伦特·埃杰维特于1966年11月提出“中偏左”的路线，遭到以T·费季奥格鲁为首的右冀党员的反对。1967年初十五名参议员和三十二名众议员宣布退出共和人民党，建立信任党。但埃杰维特的“中偏左”的理论，使它获得了城乡无产阶级的支持，同时进步的城市知识分子也拥护共和人民党。“正义党逐渐成为德米雷尔领导的现代主义分子、更保守的宗教界和农民集团的党。”
20世纪60年代的军人干政和1965年的大选，导致土耳其政治发生了两个方面的重大变化。首先是在民众宗教情感上升的条件下，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府在宗教政策方面的一些改变得到军人政府和历届文人政府的肯定，而且在60年代的政治中被进一步加强。其次是围绕宗教问题上的态度，许多党派发生了分化与重组，这就使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的分化更加泾渭分明，许多伊斯兰主义的政党都围绕宗教问题编织他们的反对意见，从而使多党制以来的宗教政治化倾向更加加深。而且这一时期土耳其出现了和世俗民族主义相对的伊斯兰民族主义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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