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解放战争对政治现代化的意义

    凯末尔时期土耳其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了全面的世俗化改革，从此，土耳其从一个伊斯兰帝国变成了世俗的共和国，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全面变化。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和质的飞跃。所有这些变革都是在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领导下进行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不但使土耳其失去了非土耳其人居住的地区，就连土耳其本土也面临着被瓜分的厄运。1918年11月30日，停战协定签订，协约国军队占领了伊斯坦布尔并很快在那里进行军管。法国从叙利亚占领了土耳其南部的大部分地方，英国占领了达达尼尔、萨姆松和安那托利亚铁路沿线的其它战略要地，意大利在安塔利亚登陆并占领了中央土耳其南部的大部分，希腊占领了伊兹密尔并开始向内陆推进。按照协定，土耳其军队被解散，素丹成了协约国的俘虏，内阁成为协约国瓜分土耳其领土的爪牙，整个素丹政府软弱无力，几乎成了协约国的奴隶。1920年8月10日，土耳其和协约国签订了色夫尔条约。按照这个条约，大多数土耳其人将会生活在外国的统治之下。

    希腊人在伊兹密尔登陆之后，土耳其人民已经在抵抗外国侵略者。由于军队被解散，最初的抵抗是自发的和无组织的。这种局面直到凯末尔被素丹政府作为军队检阅使派往来安那托利亚时才得以改变。凯末尔和克拉贝克尔帕夏、阿里·福阿德、劳夫贝伊等人将抵抗运动组织起来，开始了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战争。民族解放战争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20年4月一1921年3月，为战争的相持阶段，第二个时期是1921有3月一1922年9月，是民族派反攻和胜利阶段。1922年9月，民族解放战争以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取得全面胜利而结束，英、法、意、希军被打败，退出土耳其领土。

    民族解放战争期间，民族主义者和素丹政府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解放战争期间，凯末尔没有对素丹作过批评，而素丹却宣布凯末尔为叛乱分子并要惩罚他。凯末尔宣布素丹是协约国的俘虏，素丹和伊斯兰长老的许多话都非出自自愿。凯末尔没有口头上反对他们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大众仍然对素丹和长老持有强烈的神圣情感，这样他就能获得大众的支持以抵抗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协约国部队。凯末尔准备召开国民议会的消息传到伊斯坦布尔后，陆军大臣要求他返回伊斯坦布尔，素丹也发出了一道终止他任命的敕令。为了避免发生公开背叛合法的奥斯曼政府的行为，凯末尔辞去军职，换上便服，转而依靠1919年3月3日成立于埃尔祖鲁姆的东安那托利亚护权协会。1919年7月23日，当东部各省代表大会召开时，伊斯坦布尔又发出了逮捕凯末尔和劳夫的命令。西瓦斯大会期间，代表们给素丹去了信，重申他们对素丹的忠诚，而把过错都推在大维齐及其内阁身上。凯末尔和将军们也给内务大臣和素丹各发了一封电报，将军们的电报重申他们对王位和君主的忠诚，并且恳求他“降旨成立一个忠诚而又尊重我皇陛下及哈里发特权的新政府”。同时全体会议又给大维齐发去电报。谴责他无视民族权利，冒犯素丹的权威与尊严。从1919年10月20日到22日，凯末尔主义者的代表团同政府代表进行了谈判，双方达成协议，政府承认凯末尔主义者并接受其纲领中的主要政治主张，并同意召开新议会。1920年1月20日，新议会正式在伊斯坦布尔开幕，凯末尔主义者取得了议会中的大多数，议会表决通过了以西瓦斯宣言为基础的国民公约，确立了关于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基本要求。但4月13日素丹在协约国的压力下解散了议会。

    在伊斯坦布尔的议会被解散的情况下，1920年4月13日，民族主义者在安那托利亚召开了大国民议会，几天内，它便向素丹发报表示忠诚和希望把他从外国人手里解救出来。但素丹却开始了对民族主义者的猛烈攻击。4月11日，迪里扎德·艾芬迪长老签署了一项反对凯末尔的费特瓦，宣布凯末尔和他的同党为叛乱者，每个穆斯林都有义务杀死他们；大维齐发表公告，谴责凯末尔是冒充国家代表的人；4月18日，成立了讨伐民族主义者的“讨逆军”；5月11日，凯末尔和其它民族主义领导人被伊斯坦布尔军事法庭缺席判处死刑，素丹和他的政府正准备用政治、宗教、军事等一切武器向安那托利亚的新政权发动殊死攻击。这样，民族派和素丹政府便直接对立起来。5月3日，民族派任命了一个大臣会议；5月5日，安卡拉的穆夫提在安那托利亚一百多名穆夫提的支持下，发布了一道相反的费特瓦，宣布在外国的强迫下发布的费特瓦无效，并呼吁所有的穆斯林，将哈里发从外国的囚禁下解救出来；5月19日，安卡拉大国民议会宣布大维齐达马德·费里德帕夏为叛徒。同时对付协约国军队和“哈里发”军队，无疑给民族解放军增加了困难。但后来的形势对他们变得越来越有利。人们本来就对接受色夫尔条约的那个政权有着极大的反感，现在素丹和伊斯兰长老公开跑到外国侵略者一边，并进攻反抗侵略的民族主义者，这无疑使人们更加拥护安卡拉政权。“他们（土耳其人民）被有关他的（凯末尔的）能力的迷人的传说所吓倒和迷惑……服从他的领导。”这是当时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的评论。他还说：“一小撮匪徒已经建立了完全的支配地位。他们在人数上很少，但却从总体上控制了人民。”1921年1月20日，大国民议会停止提及素丹的名字。它宣布从此它拥有全面的立法权。大国民议会临时宪法首次提出“主权无条件地属于人民”。凯末尔在1927年10月著名的5日演讲中指出，素丹和他的追随者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无视民族的利益；是人民恢复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主权属于人民而不属于素丹。

    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后，协约国向素丹政府和安卡拉政府都发出了参加洛桑会议的邀请。为了避免素丹政府派代表参加和平会议。1922年11月1日安卡拉大国民议会谴责素丹叛国。11月17日素丹由于害怕民族主义者，突然乘一艘英国军舰逃走。安卡拉的新任长老宣布了一项费特瓦，授权国民议会选举一个只拥有精神权力的哈里发。从此素丹制实际上已不存在，重建素丹制和给予哈里发任何权力都是不可能的。新任哈里发是阿布杜拉·麦积德二世，他仅仅是一位精神领袖而不具有任何世俗权威。取消素丹制扫清了通向洛桑会议的道路。1922年10月11日，协约国被迫同土耳其民族主义政府签订了停战协定。1923年7月24日，双方签订了洛桑和约，色夫尔条约自动失效。这标志着民族主义者的完全胜利。洛桑和约除了几处较小的条件外，承认民族盟约中确定的所有土耳其领土都属于土耳其国家的主权范围。新的土耳其民族国家诞生了。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宣布为共和国，凯末尔当选为总统。土耳其割断了与奥斯曼帝国的最后联系，并确立了民族文化的世俗化方向。

    在同外国侵略者及素丹政府进行斗争的同时，民族主义者中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权力斗争，凯末尔在这种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日益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才使他在以后能够顺利地推行世俗化改革，发挥他自己对土耳其军事、宗教、政治以及经济的巨大影响。在凯末尔的各种政敌中，最早对他进行挑战的是他领导之外的各种抵抗协约国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中最强大的是杰吉斯·艾沙姆领导的队伍。1920年艾沙姆对民族主义在西部前线抵抗希腊人和哈里发军的事业中做出过有价值的贡献。但这年末，他变成了西安那托利的独立军阀。凯末尔曾想说服他参加民族解放军，但没有成功。1921年凯末尔派军队打击艾沙姆，艾沙姆的部队被打散，许多头目跑到了希腊人一边。他的叛乱的失败使抵抗运动变成了有统一指挥的正规部队进行的战斗，而不是分散的游击队无计划的抵抗。对凯末尔第二个方面的挑战来自前进步与统一党。三巨头逃走之后，进步与统一党的成员立即组成革新党。另外前进步与统一党的许多地下组织也对民族主义运动做出了重要贡献。1923年凯末尔承认：“我们都是进步与统一委员会的成员，它变成了革新党。它以前的大多数成员和后来建立的革新党参加了安那托利亚和鲁米利亚护权协会，他们是我们民族的精英，他接受了护权协会的纲领。”在前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对民族解放运动做出贡献的同时，凯末尔和他的同事却担心其流亡中的领导人和他们的帝国梦想。但塔拉特和杰马尔没有任何要回国并向凯末尔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的表示，后来他们被亚美尼亚人杀害了。恩威尔一直和他的特殊组织的积极分子保持着联系，1921年1月底，他打算回国。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如愿。凯末尔在安那托利亚的地位巩固后，恩威尔逃到中亚，在与布尔什维克的战斗中战死。

    对凯末尔最严重的挑战来自安那托利亚的军事与政治上层。反对派首先是大国民议会中的自由主义者和一部分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战胜希腊后土耳其应该成为一个西方式的多党民主国家；第二，是那些感情上和理智上不愿取消素丹制和哈里发制、不愿立即割断与伊斯兰教的过去联系的人；最后，凯末尔和他的同事之间，尤其是那些将军们和凯末尔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个人竞争。这些人认为他们在民族解放战争中起到了同凯末尔同样重要的作用。他们害怕并不满他个人权威的建立。在许多情况下，以上各方面是相互联系的。

    第一次大国民议会时，凯末尔对代表们几乎没有任何控制。议会代表包括各种各样的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高加索人、传统部落和宗教领袖、政府公务员、军官等。议会掌握实权，部长们就是议会代表。议会还不是一个政党，它的成员被分成第一组和第二组两部分，分别代表着凯末尔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第二组在人数上超过第一组，成为反对派的基本力量。”1923年8月，凯末尔宣布成立人民党，1924年2月改称共和人民党。第一届大国民议会在1923年4月被解散，7月举行大选，共和人民党取得成功，第二组只有三个人被重新选进议会。

    然而反对派在第二届议会中从人民党内部出现了。1924年11月出现的退党风潮导致了官方反对派的形成，这就是进步共和党。4个月后东部各省发生了库尔德部落头领的武装叛乱，他们反对取消哈里发制，也不满政府对他们的控制。1925年1一4月，叛乱遭到严厉镇压。尽管进步共和党和叛乱的库尔德人之间的联系是令人怀疑的，但政府却认为他们是一丘之貉，为了加强国家的世俗化，这个党在6月5日被取消了。1925年3月通过的“加强治安法”给予政府反对任何可能的和实际的反对派的严厉权力。土耳其成为一党统治的国家。另外，在安那托利亚的军事上层中也存在着凯末尔的反对派，他同样利用各种斗争手段将这些反对派清除掉，使军队处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详细论述。

    民族解放战争对以后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意义从四个方面表现出来，首先是土耳其从外国的侵略下解放出来，获得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1922年10月，土耳其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了胜利，赶走了外国侵略者；1923年7月洛桑条约签订，土耳其获得了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边界，同时还废除了长期以来令人们深恶痛绝的治外法权，土耳其由一个半殖民地国家成为了一个具有完全主权的国家。没有主权和领土完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必是残缺不全的、不完整的。因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是像土耳其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其次，军事上的胜利使民族派实现了自己的纲领，并得到了国际承认，土耳其基本上成为一个单一民族国家，这使凯末尔推行的民族主义有了一个合理的界限与基础；由于国家的疆域限制在主要是土耳其人居住的地区内，以前的泛伊斯兰主义和奥斯曼主义均完全破产，土耳其民族主义成为惟一的选择。当然，民族主义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倾向，但世俗民族主义却在日后的政治发展中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当时土耳其民族解放军可以长驱直入，收回已经失去的欧洲和亚洲的奥斯曼省份。另外，对一些泛土耳其主义者来说，更使他们心里念念不忘的，是那些住在已经覆灭的俄罗斯帝国境内的近两千万土耳其人，他们正在经受革命、外界干涉和内战等种种痛苦。那里是一个进行政治冒险的极好场所。但是，这些事情凯末尔一件也没有做，他宣布放弃一切对外野心，和一切形式的大土耳其主义、大奥斯曼主义和大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决裂，有意把自己的行动和愿望限制在条约所规定的土耳其民族的领土范围内。他认为“没有必要为大伊斯兰主义效劳”，认为这种扩张主义违反民族愿望，增加了敌人数目和压力，“不如回到我们自然的合理的限度中去”。这正是凯末尔的伟大之处。

    再次是民族主义者和素丹政府的对立，而且最终民族主义者战胜了以素丹为首的伊斯兰神权势力。民族解放运动在早期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由于民族主义者是在为保卫安那托利亚而和希腊基督教徒进行战争，这就使民族主义者与土耳其人民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感在战争中得到加强。战争的目的是要把“伊斯兰地方”和“伊斯兰人民”从基督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第一届大国民议会五分之一成员是宗教界人士，其中包括乌勒玛和教团首领，他们在民族解放运动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早期，民族主义者曾多次向素丹表示忠诚。但哈里发和伊斯兰长老的投降变节和伊斯坦布尔最高宗教当局对民族主义者的仇视，不但使民族主义者和乌勒玛的关系破裂，而且使凯末尔和托钵僧教团的关系受到影响。当民族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时，使得安卡拉政权同民族事业一致起来，“因而在土耳其人的眼里，似乎所谓不忠不敬正是那些反对安卡拉政权的人，而不是支持这个政权的人”。世俗民族主义者不但取得了反对外国侵略者的胜利，而且取得了对哈里发军的胜利，从而使世俗民族主义者成为土耳其国内的主导政治势力。

    最后，凯末尔在与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反对派的斗争中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巩固了自己的领导地位，从而他便可以在土耳其的政治实践中贯彻自己的世俗民族主义思想——凯末尔主义。在这几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共和国的世俗民族主义道路被铺就了，可说它为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创造了条件。

    二、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与凯末尔主义

    “土耳其凯末尔领导的现代化改革的核心是民族化，而它的主要特点和影响于中东地区的主要之点，则在于它的世俗化。”在凯末尔等人看来，“在这个世纪，文明国家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文明的交往已经使人类的文明部分成为相同的东西”。凯末尔和早期的西化主义者一样，认为文明就是欧洲文明，所以强烈的西化倾向也是凯末尔改革的显著特征。凯末尔改革涉及到了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改革使土耳其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改革首先表现在整个国家制度的改造方面，主要包括以共和制代替素丹一哈里发制，以世俗法庭和世俗法律代替宗教法庭和宗教法；国家对所有教育机构的控制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改革等。

    1921年1月的临时宪法已经宣布主权属于民族，1922年11月素丹的逃跑使素丹制已不复存在。新任哈里发麦积德二世只是一个精神领袖，不具有任何世俗权力。1923年10月，土耳其被宣布为共和国，凯末尔当选为总统，民族主义成为土耳其的主导意识形态。当时，凯末尔没有立即废除哈里发制，是因为他希望哈里发成为土耳其反对西方列强时穆斯林团结的象征。1923年4月8日，凯末尔在国会讲话中提出，哈里发是具有国际意义的穆斯林最高权威。但这种设想既不符合伊斯兰精神，也不符合时代精神。麦积德的任务也不简单，他得在国际范围内维护自己的尊严，而且还要小心谨慎以免惹恼他所依靠的民族主义政府。民族主义者在本质上是世俗主义的，因此，哈里发制的取消是迟早的事。

    印度的两个穆斯林上层人物阿加·汗和阿米尔·阿里写给土耳其政府的一封信促使凯末尔采取了行动。信中指出：“哈里发一伊玛姆目前在广大的逊尼派穆斯林人口中的不确定地位产生了非常混乱的效果。”他们提出通过将哈里发置于一种鼓励所有穆斯林的信心和赢得所有穆斯林国家尊敬的基础之上来维持伊斯兰的宗教和道德统一。这封信使凯末尔认识到国内外的反对派很可能为了政治目的而反对取消哈里发制。另外，这封信也给凯末尔一个废除哈里发制的机会和借口。经过激烈的讨论，哈里发制于1924年3月3日被议会宣布取消。同一天，议会颁布法令废除了伊斯兰长老制，并设置宗教事务局来管理宗教事务。宗教事务局具有签署费特瓦的权力，局长由共和国总统任命，他的职责是管理清真寺和修道院。雇用和监督伊玛目、穆安津、清真寺的管理人员和工人。法令还规定宗教地产瓦克夫由宗教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这个机构负责管理宗教地产和维修清真寺。1931年6月8日议会又颁布法令，规定这个机构也管理神职人员并负责他们的薪水。尽管1924年宪法规定土耳其的国教是伊斯兰教，宪法还规定议会保护伊斯兰原则，但宪法总体上却是世俗性的。这种规定只是为了安抚议会中的保守分子。

    凯末尔时期的改革中，司法制度和教育的改革对世俗化进程具有最重要的影响。哈里发制被取消不久，宗教法庭也被关闭，国家法庭使用宗教法官，但他们却处在政府控制之下。这时有两类法官，一类是有宗教学院背景的宗教法官，一类是从世俗学校毕业的世俗法官。直到1926年瑞士民法被采纳之后，法院仍在很大程度上以伊斯兰法为基础，尤其是民事法案更是如此。司法改革即是以世俗法庭代替宗教法庭，并采用世俗法典。

    首先是瑞士民法的采用。共和国几乎是将瑞士民法翻译过来就使之变成土耳其民法。瑞士法典颁布于1912年。这部法典由个人、家庭、继承三个部分构成。在家庭和继承方面，妇女被赋予和男子平等的权利，且禁止多妻制。被废除的《梅积勒》法规定，妇女只能得到相当于男子一半的遗产。1851年一1876年编成的《梅积勒》法有16卷，它是伊斯兰法和拿破仑法典的混合物。1926年4月，新民法被通过，它的前言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精神：

    “1851年的梅积勒只有300条符合今天的需要。它建立在宗教基础上。以宗教法为基础的国家迟早都会变得无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因为宗教原则是不变的。宗教法在不断进步和变化的社会中因其形式和其不舍时宜的说教而毫无意义。不变是宗教的特有特征。使宗教仅仅成为一种信仰是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新旧文明的区别之一。”

    凯末尔主义者显然认为法律应该从宗教中独立出来并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各种需求。今天关于瑞士民法典是否适合土耳其社会的争论仍在进行。但一部适合土耳其需要的更好的民法需要多年的准备，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必会引起长时间的毫无意义的争论，从而延缓改革。同时实施的其它法典有土耳其商法和刑法，刑法于1926年7月1日被采纳，主要以意大利法典为蓝本。商法以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法典为蓝本，同样体现了世俗精神。

    教育同样进行了世俗化改革。自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现代化改革启动以来，土耳其便开始不断地建立各类世俗学校，共和国建立之后，土耳其还是宗教教育和世俗教育共存的。这种状况不符合民族主义者的世俗化要求，早在1921年凯末尔在一次教育会议上就讲道：“我坚信我们民族历史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教育方式……教育应该远离所有传统的迷信和不适合我们民族特征的东西方外来影响。”1924年，“教育统一法”被通过，按照此法，宗教学校被取消，所有的教育机构被教育部接管，教育委员会协助教育部工作。该委员会由教师和官员组成，定期开会制订有关的教育政策。公共教育完全成为世俗事务，宗教教育则留给了家庭和乡村的神职人员。宪法中关于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条款在1928年被删除。1930年和1933年城市和农村学校的宗教课程被取消。凯末尔时期，教育水平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土耳其人口的识字率从1927年的10．6％提高到1940年的22％。20年代，初、中、高各级学校的结构与课程还是以19世纪的法国教育制度为样板。1933年伊斯坦布尔大学进行了重组。1936年安卡拉大学设立了语言系、历史地理系、艺术系等，后来，医学、农业、科学、神学等新的院系也建立起来。在土耳其的许多城市中还建立了许多新的大学。

    文化改革的世俗化意义也非常深远。首先是拉丁字母的采用。世界上大多数突厥人都用阿拉伯字母书写他们自己的语言。但阿拉伯字母元音很少，不适合土耳其语的发音，而且对大多数土耳其人来说，阿拉伯字母并不仅仅是一种字母，它还是一种与宗教有关的偶像。毫无疑问，字母改革具有世俗化的意义。字母改革的建议在19世纪中期就已提出，青年土耳其时期也进行过讨论。凯末尔掌握权力后，决心进行字母改革。这之前，高加索和中亚的土耳其人放弃了阿拉伯字母而采用了拉丁字母。1928年8月9日，凯末尔发表了一个关于字母改革的讲话，从此土耳其开始了帮助人民认识拉丁字母的热潮。1928年11月3日，通过了一项禁止在公共场所书写阿拉伯字母的法律。通过取消阿拉伯和波斯外来词而简化土耳其语的改革是文化改革的重要方面。1932年7月12日，土耳其语言学会建立，这个协会的主要工作是简化和纯洁土耳其语，不仅波斯和阿拉伯外来词被取消，而且新造了许多土耳其词。

    字母改革和语言改革大体上起了两种作用。首先，文字语言的简化，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有利于识字率的提高和教育的发展；其次，因为阿拉伯字母不仅是一种东方文化的符号，而且是一种伊斯兰教的符号，而拉丁字母则象征着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放弃阿拉伯字母使用拉丁字母、放弃波斯和阿拉伯词汇就能够使土耳其人在精神上更能接受西化和现代化。

    凯末尔还通过挖掘土耳其的历史来增强土耳其人的民族意识。在他的提议下，1931年成立了土耳其历史学会，该学会召开了土耳其各个历史时期主要问题的讨论会，编出《土耳其历史纲要》，作为学校的历史教材。这项改革有利于促进土耳其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但不实事求是地突出，以至提高土耳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在一些方面导致了对历史的歪曲”。文化改革同样具有世俗化的意义，从此土耳其文化在各个方面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走向活跃。

    凯末尔时期土耳其妇女的地位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奥斯曼时代，妇女进行任何户外活动都是被禁止的，妇女要绝对忠诚她们的丈夫，而丈夫却可以任意休妻，且拥有四个妻子。青年土耳其时期，政府曾规定，丈夫长期在外或患有严重疾病的情况下，妇女有权提出离婚，这是帝国时期妇女地位的重大变化。凯末尔以许多方式鼓励妇女的解放和妇女的现代化。他鼓励妇女接受高等教育并在各个领域做出成就。瑞士民法典的采纳使男女实质上平等了，它废除了多妻制和随意休妻制，妇女有了离婚和工作的权利。1930年4月3日，政府法令使妇女获得了在城市选举中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934年12月28日，政府又颁布法令，规定妇女在全国选举中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方面，土耳其已走到了许多欧洲国家的前面。当然，当时只有一部分妇女适应了新的社会角色，大多数城镇和农村的妇女并没有立即改变她们的传统生活方式。

    社会生活与习俗方面的现代化改革，主要体现为破除迷信和提倡科学的现代精神。1925年的库尔德人叛乱实际上是由托钵僧首领领导的，而且提出了恢复哈里发制的口号。这次事件使凯末尔决心打击教团势力。1925年6月，独立法庭对叛乱分子头领判处死刑，同时封闭了库尔德斯坦的所有托钵僧寺院。1925年8月，凯末尔访问了卡斯塔莫努和伊内博卢，他和随行人员全都戴上了巴拿马帽；并发表许多演说，大肆攻击费兹帽、长袍以及穆斯林的其它传统服装。他还攻击托钵僧寺院、隐居地以及多种教派。他说：“土耳其共和国不能是谢伊赫、托钵僧、门徒和俗人教友这样一些人的国家……各教派的人将会懂得我已说清了这种实情，并将立即自动封闭他们的寺院。”9月1日，凯末尔回到安卡拉后在内阁会议上宣布了一系列法令，11月这些法令被议会通过。结果按这些法令，各教派宣布解散，予以禁止，他们的财产被充公，寺院和神坛被关闭，祷告会和祈祷仪式被停止。土耳其从此摆脱了谢伊赫、托钵僧、门徒、法师、算命人、魔术师、巫师、画符人等，同时也摆脱了与这类名称和性质有关的行业、用费和服装。这些措施，加上关于费兹帽和缠头的禁令，使土耳其人民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方面的改革引起了许多狂热的谢伊赫和托钵僧的不满，他们用各种方式进行反抗活动，甚至挑拨人民起来进行反政府活动。但是政府很快镇压了他们，整个民族很快就适应了这类改革，使土耳其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更加世俗化和现代化。

    凯末尔于1881年出生于居萨洛加。父亲是一个低级政府职员，后来经营木材生意。凯末尔七岁丧父，由母亲聚贝伊代·哈纳姆抚养成人，1893年他进入萨洛尼加军事中等学校；1895年升入马纳斯特尔军事学院；1899年3月，进入伊斯坦布尔陆军大学，1905年1月毕业，授陆军上尉。1915年加利波利战役中他被认为是最善战的军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民族解放战争中表现了杰出的军事天才。他善于在不利条件下取得胜利。在他的领导之下，土耳其建立了共和国，进行了全面的世俗化现代化改革。穆斯林反对派认为他只会模仿西方，并试图以此来降低他的威望，但他对伊斯兰教历史的解释要比神职人员深刻得多，他尊敬真诚的宗教情感。虽然他从不祈祷，也不斋戒，但他却不像其他穆斯林领导人那样装出一幅伪善面孔。凯末尔的特殊能力在他1934年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先知般的预言中表现出来。1934年在一次与麦克阿瑟的谈话中，他预言战争将在1940—1945年间开始。那时，法国由于过分虚弱而不能自卫，英国将依赖美国和苏联。美国人不会保持中立，并且是战胜德国的最终因素。俄国将是从战争中获得利益最大的国家。凯末尔是一个集军事家、政治家、理论家于一身的人物。他综合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理论，形成了自己的世俗民族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凯末尔主义。凯末尔主义是共和国时期土耳其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也是共和人民党的纲领性的原则。

    1920年1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通过的“民族盟约”体现了凯末尔主义的基本内容。人民党于1923年9月建立后，就将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党的两个原则。凯末尔认为这个党是人民的化身，不代表某一个阶级而代表土耳其全民族。他说：“我们谈到人民党时，我们不是反映某一部分公民，而是指整个民族。”1924年11月10日，人民党改称共和人民党，共和主义成为党的另一个原则。1927年10月，世俗主义被宣布为党的原则，同时宪法中也删除了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内容。后来。又加进了国家主义和革命主义。

    1931年共和人民党的党纲中体现了凯末尔主义的思想。后来共和人民党的六原则还被写进了土耳其宪法。在共和人民党的党纲中标志六原则的六箭头以党为中心向外射出，这一直持续到1980年。共和人民党的六原则是：第一个原则是共和主义，它并不仅仅意味着以共和制代替素丹制，它还表示人民统治而非个人独裁的意义。1931年党纲写道：“党相信共和国是最好地和最坚定地体现人民主权的政府形式。”第二个原则是民族主义，土耳其民族是奥斯曼帝国的统治民族，土耳其民族主义是帝国中产生最迟的民族主义，共和国建立时，土耳其成为主要由土耳其人居住的国家，土耳其民族主义便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共和人民党的党纲写道：“按照共和人民党和新政府的理解，居住在土耳其境内的任何说土耳其语的公民，在土耳其文化熏陶下成长并接受了土耳其精神，不论宗教与居住地区，都是土耳其人。”这段话清楚地指出了土耳其民族主义范围，它显然不同于奥斯曼主义的多民族概念和宗教社区概念，也不同于大土耳其主义。第三个原则是平民主义，它表示最高权力属于人民；1927年共和人民党的章程规定，权威和主权来源于人民，被人民拥有，且为人民谋福利，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绝对平等，任何家庭、阶级、宗教社区不拥有特权；共和人民党明确反对将土耳其人划分为阶级，明确反对阶级斗争的思想。第四个原则是国家主义，国家将涉足私人企业无力或不愿经营的领域。1935年党的纲领解释道：“尽管私人企业和行为是我们的基本思想，但在民族的整体和关键利益方面的事务上，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为了使国家和民族尽快走向繁荣，国家进行干预是我们的原则之一。”共和国建立初期，私人资本的积累是不充足的，而且30年代的大危机又打击了私人资本；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对当时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五个原则是世俗主义，主张国家和宗教传统的分离，表明土耳其共和国永远摆脱伊斯兰宗教势力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束缚。第六个原则是革命主义，它表示共和国不能满足于缓慢的和渐进的进步，现代化过程应该以革命的措施来加速。

    三、凯末尔改革评价

    凯末尔改革实际上是从18世纪以来的奥斯曼帝国改革的继续和重大突破。坦志马特改革和青年土耳其时期的改革与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在为凯末尔改革铺就着道路。我们可以把早期土耳其的各种世俗化改革看成是凯末尔改革的序幕，正是帝国后期的各种改革为凯末尔改革准备了条件，也规定了凯末尔改革的方向。通过第二章的分析，我们知道，从谢里姆三世的新秩序改革开始，帝国已经走上了世俗化改革的道路。由于当时帝国的改革是在遇到了强大的西方列强的侵略时开始的，因此，帝国的改革家们为使帝国得到挽救，只有学习西方，以西方的模式来改造帝国生活的各个方面。开始是在军事领域，后来又扩大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非原生的、被迫的、植入性的现代化，必然地遇到与帝国传统尤其是伊斯兰传统的激烈矛盾。在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中，不但保守派与西化主义者中间存在着矛盾与斗争，就连改革派之间也存在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西化的矛盾与斗争。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与改革范围的不断扩大，这种矛盾与斗争日益激烈。改革不可能一开始就使帝国全面世俗化和西化，结果早期的改革使帝国内部产生了双文化现象，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同时并存。随历史的演进，世俗的西化派不断取得胜利，世俗文化的地盘不断扩大。到青年土耳其时，凯末尔改革的许多措施已经被考虑了，而且素丹当时已经变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首脑，各种保守势力已经被极大的削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的失败，使泛伊斯兰主义、奥斯曼主义、大土耳其主义等思潮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柯卡尔普的民族主义思想则成为凯末尔思想的重要来源；凯末尔领导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对外国侵略者也是对素丹为首的伊斯兰保守势力的胜利，它也是凯末尔为首的世俗民族主义者与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斗争的胜利。结果，改革的方向被决定了，世俗民族主义成为土耳其共和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凯末尔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并以这种思想对土耳其的国家与社会进行了全面的世俗化改革，使土耳其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凯末尔革命和改革从制度上彻底改造了土耳其，废除素丹一哈里发制，建立共和制；废除沙里阿法和宗教法庭，代之以世俗法典和世俗法庭；废除宗教学校，将所有教育机构统一在国家控制之下，使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伊斯兰教从国家政治生活和政治话语中分离，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那种地位。虽然伊斯兰教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屡次被反对派当做武器，但土耳其的整个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已经走上了西化和现代化的不归之路。凯末尔改革是传统的奥斯曼帝国和现代土耳其共和国之间的分水岭。凯末尔不但以西化的政治模式来改造土耳其，而且他宣布主权属于人民，并注意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在妇女被给予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方面，凯末尔时期的土耳其甚至超过了西欧，比西欧国家更早。在政治思想方面，凯末尔同青年土耳其党的民族主义、实证主义的亲西方派是一脉相承的。他一生的两个最主要信念是：土耳其民族和进步。这二者的未来又都有赖于文明，而对凯末尔来说，文明只意味着西方文明，此外文明不可能是其它任何东西。对土耳其国家和土耳其人民来说，凯末尔革命和改革，是一种文明的转变，土耳其由封建的伊斯兰文明进入了西方现代文明的行列。凯末尔推行的民族主义是合理的、健康的，他没有妄自尊大地把其它国家的权利和意志踩在脚下。凯末尔在1924年说道：“土耳其人是所有文明国家的朋友。国家各有不同，但文明只有一个。如果一个国家想要进步，便必须参加到这个单一的文明里面去。”凯末尔这样认为是由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奥斯曼帝国后期和凯末尔时代，土耳其直接面对的是强大的西方，对当时的土耳其来说，还不存在任何可以效仿的其它文明，西化是凯末尔的惟一选择。凯末尔革命和改革把土耳其这个病夫从死榻上挽救过来，并给它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土耳其历史最阴暗的时刻，凯末尔主义给土耳其人民带来了新生和希望、活力和自尊，使土耳其坚定不移地走上了独立的道路，走向了现代文明。凯末尔时期，土耳其人民的生活方式有了巨大的改观，教育有了一定的发展，经济发展也取得了成就。凯末尔时期的土耳其虽然仍是一个一党独裁的国家，但正是凯末尔开辟的西化道路和取得的成就，为日后土耳其政治的民主化准备了条件。

    凯末尔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凯末尔改革在同时代的所有争取民族独立与民族自强的改革中大放异彩。“凯末尔革命成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典型。”土耳其的现代化道路也成为第三世界现代化的典型模式，凯末尔改革与革命使土耳其成为两次大战间亚非第一个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建立共和国的国家，所以它对同时代的阿富汗、伊朗、印度、埃及、摩洛哥等国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鼓励了这些国家民族解放斗争的信心，凯末尔的世俗化改革也成为亚非国家效法的榜样。凯末尔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对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凯末尔革命和改革也遭到了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攻击与非议。伊斯兰保守主义者认为他不应该偏离伊斯兰传统，激进派认为他的世俗化改革还不够彻底。我们评价凯末尔革命和改革，当然不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凯末尔能够在短短的15年时间内使土耳其社会发生如此激进的变化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当然。为了对土耳其以后的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发展有一个恰当的理解，我们还是要分析一下凯末尔改革的缺陷。

    在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不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伊斯兰教也是统治阶层与人民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国家正是通过人民的伊斯兰认同维护它的合法性，各级法官和穆斯提、各级宗教学校依赖于上层的同时，又和普通人民发生着联系，正是这些人将宗教与国家一致的思想不断地灌输给人民，从而使伊斯兰教成为维护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帝国的各种改革实际上一直是在社会上层进行的，百年改革发展起来的精英式的世俗文化，并没有深入到普通人民中间。凯末尔改革使帝国变成了共和国，使伊斯兰教和国家政治生活发生了彻底分离，土耳其成为一个世俗化的国家，这就使联系国家上层与人民的纽带断裂了。凯末尔时期的世俗民族主义实际上仍然是一种精英思想，凯末尔的改革也主要局限在制度层面和城市知识分子之内。凯末尔时期的土耳其在社会制度方面虽然全面世俗化了，但实际上存在着世俗的和西化的上层精英政治意识和下层人民的传统的伊斯兰性的政治意识。凯末尔主义者也曾努力试图使世俗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伊斯兰教的替代物，例如到处建立共和人民党的基层组织——民族之家——来宣传世俗民族主义思想，但这方面收效不大。

    凯末尔不是反宗教论者，他的改革的特征和基础是政教分离，停止宗教及其阐释人在政治、社会、文化事业中具有的权力，使他们的权力仅以信仰及礼拜方面的事物为限。这就把伊斯兰教降低到宗教在现代西方国家的那种地位，同时也采取许多措施使伊斯兰教具有一种更加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形式。这种对宗教的改革仅限于官方伊斯兰教，这大概是由于凯末尔感到现代化的改革并没有引起乌勒玛阶层的激烈反对之故。对于民间宗教——各种苏菲教团，凯末尔主义者则采取坚决措施予以打击。其实，纵观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乌勒玛阶层实际上一直是国家的支柱，而苏菲教团在许多情况下都是紧密联系下层人民而又反政府的。这种状况导致凯末尔主义者对这两种伊斯兰教势力采取了不同政策。

    就这样，凯末尔改革造就了土耳其国内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方面，世俗民族主义在精英阶层取得了全面胜利，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中小城镇和广大农村的百姓依然我行我素。凯末尔的政治与社会改革也主要是在大城市和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效果。由于这些城市精英掌握着军队、政府机构、司法机构和教育机构，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远远大于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这就使土耳其看起来是一个全面世俗化的国家了。

    实际上，伊斯兰教的价值观还牢牢控制着土耳其人民的心灵。广大农民并没有感受到凯末尔改革对他们意味着什么。这种双重文化实际上标志着统治阶层与下层民众在文化上的断裂。以后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农村社会变化过程的加速和深化，凯末尔主义才深入到农村。

    凯末尔主义者是在伊斯兰主义和保守的西化主义者的反对下废除哈里发制的。凯末尔改革切断了土耳其与过去的传统以及与穆斯林世界的历史联系，同时，伊斯兰教仍然是广大土耳其人民信仰的宗教。当土耳其变成一个世俗化的共和国后。将土耳其国内各民族联系在一起的伊斯兰纽带解开了。1925年1—3月库尔德人的叛乱就是这方面的最好说明，叛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叛乱的发动却完全是在伊斯兰教的口号下进行的，纳克什班底教团在叛乱的组织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尽管参加叛乱的农民以焚烧地约和债券表现出了他们的世俗目的，但他们确实响应了叛乱头目的宗教宣传。托钵僧首领宣布他们的起义是一种圣战，战死的人可以直接进入天堂。

    凯末尔主义者认识到库尔德叛乱中以及在普通人民的生活中宗教的重要作用。1925年底政府开始取消苏菲教团并关闭他们的道堂，这迫使谢伊赫和他们的支持者转入地下。“加强治安法”给予政府镇压反对派的绝对权威。惟一的反对党进步共和党被取消，所有反对派受到了新建立的独立法庭的审判。从此以后二十年里，土耳其政治中没有出现过政府与反对派的激烈斗争，政治上的抗议只能以伊斯兰教的形式来表达。共和人民党曾试图通过建立温和的反对派来缓解这种政治紧张。1930年8月凯末尔的挚友奥克亚尔建立了自由共和党。最后，各种反对政府的势力都集聚到了这个新党的周围，并攻击政府的改革和世俗化政策。凯末尔感到吃惊并于11月17日解散了这个党。一个月后就发生震惊世俗主义统治集团的库比拉事件。

    当时，托钵僧麦哈迈德率领一群参加晨礼的群众离开清真寺聚集到伊兹密尔附近麦尼蒙镇的一个广场上，高呼恢复沙里阿和哈里发制。麦哈迈德是纳克希班底教团的成员，自称自己是马赫迪。当地的后备役军官、小学教师哈桑·库比拉等人被派去镇压和逮捕示威者，结果被麦哈迈德抓住割下了头颅，悬挂在一个绿旗的旗杆上示众。两名干预这件事的旁观者也遭杀害。这次事件对政府震动很大，后来的调查表明，类似这样的暴乱事件在西部土耳其还发生过十八次。仍使用伊斯兰头衔“加齐”的凯末尔在给军队领导人的信中写道，麦尼蒙的一些人对反动派的暴行进行鼓励，这对所有的共和主义者和爱国者来说是一次耻辱性的事件。亚库希·卡德里是当时的政府发言人，他的一段话反映了这次事件在统治上层引起愤怒与绝望：

    “它意味着那里的气候与环境。道德的气候与环境是不利于革命的、共和的和爱国的土耳其青年，它是一种托钵僧麦哈迈德和被我们描写为‘叛乱者’、‘野蛮人’、‘贼’和‘反动派’的纳克什班底教团的支持者的气候。如果不是这样，这个人就不会有20分钟的时间来完成他的行动……”

    “麦哈迈德只是一种象征、一个缩影。”

    卡德里的看法得到了共和人民党内许多人的同意。显然，改革没有在普通人民中生根，将宗教变成个人信仰的努力被证明失败了。30年代世俗主义者曾对宗教本身进行改革，但后来这些改革被很快放弃了，民族主义者决定使民族主义思想成为宗教的替代物，由于国家缺乏传授民族主义理想的教师与学校，这方面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成功。20年代，知识分子们提出要使伊斯兰教更加实用化和合理化，凯末尔对这种看法表示支持。并将这种观点写进学校教材。但许多人提出了更加激进的世俗主义，并对此充满信心，内务部长许柯吕卡亚在议会中说：“宗教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它的功能已消耗完毕；它是一种不能再恢复生机和复兴的传统。”从此，伊斯兰教完全被从政治话语中消除，直到1946年实行多党制后才被恢复。

    尽管共和人民党将平民主义作为它的重要原则之一，但它对伊斯兰教的政策却使它疏远了人民群众。如果共和人民党确实给人民带来了物质的福利与进步，则是对这种疏远的一个补充。但现实却不是这样。凯末尔时期，人民的不满情绪一直在积蓄着，战后这种不满在多党政治中充分表现出来。多党制开始后，因选民们没有接受过伊斯兰教以外的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他们只能通过宗教自由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不满。

    土耳其的现代化是植入型而非原生型，这决定了它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些独特特征。首先，从奥斯曼帝国的百年改革到凯末尔改革，都是自上而下进行，不论是政治，军事，还是其它领域的改革，都是从社会上层引发的，之后才从上而下向社会各方面渗透。其次，这种改革不是社会某一个方面的改变，也不是西方式的自发的由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土耳其的改革家们不但要进行政治、军事、文化、经济方面的改革，而且要按西方的样式重建整个社会现象，这使得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变成了一种上层精英的计划工程，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成为一种社会的内在生长过程。再次，自上而下的改革使土耳其的政治变化相对于经济发展进程来说具有超前性。西欧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建立之前，经济的发展使新贵族和新地主这一推动革命的阶级成长起来，并同时伴随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运动，而土耳其在改革之前，这两者都不具备，改革首先从政治上层开始，之后才开始思想启蒙和经济领域的现代化进程。第四，这种自上而下的现代化努力在经济领域便表现为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通过国家权威来建立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是上层建筑推动经济发展和一种全新的经济体制的产生。第五，这种植入型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要陷入传统与现代性的严重矛盾之中，同时又伴随着现代化与西化的矛盾，这些矛盾又充分反映到政治领域。

    总之，不论是帝国时期的改革还是凯末尔改革，都不是土耳其社会的内在需求，而是在外部刺激的条件下被迫进行的一种反应，现代化的各个方面都经历着一种自外而内、自上而下的过程。这种情况下，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中便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外部交往决定内部变化，外部交往成为土耳其现代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和最强大的推动力。这种历史发展的模式是否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回答是肯定的。土耳其的现代化模式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相似之处，都受到外部力量的强大推动，这正是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阶段的特有现象。西方的殖民浪潮将全球卷入了世界历史，从此之后人类历史的演进也成了全球性的现象，历史演进的单位和历史研究的单位从此之后变成了整个地球，而不是某个文明中心或某个国家，理解某个国家的历史若是离开全球视野必然会走人死胡同。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从土耳其自身的历史来看似乎是不合理的，但从世界历史的角度看却非常合理。因为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之后，人类历史的演进是全球性的，而这种全球性的发展又以文明最先进的主要国家为先导，然后毫不留情地向世界各个角落渗透。现代化首先发端于西方，然后席卷全球，任何国家不管情愿与否，不论其历史与文化是否对现代化产生内在需求，都必然要被卷入现代化的洪流之中。从全球的视野看，不论是社会形态的演进还是现代化的发生，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土耳其的现代化不仅是土耳其历史的结果，更是世界历史的结果。

    四、军队与政治现代化

    军队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这不仅指军队的装备和训练方式现代化、尤其重要的是军事体制的现代化以及军队的非政治化。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军队始终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当然，随着历史的变化，不论是军队本身的结构还是军队在国家政治结构中的位置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帝国时期，素丹的政治权威来自军队对其领土的控制和素丹对军队的控制，政治合法性来自于素丹对伊斯兰传统和其家族地位的依赖。凯末尔革命和凯末尔改革使土耳其的历史重新定位，素丹被认为是腐败的和专制的，宗教领袖被认为是迷信的和无知的，是他们将土耳其民族拖入落后状态之中。但凯末尔主义者却认为土耳其军队一直是勇敢的，并高扬了土耳其民族的高尚信念。

    从帝国到共和国的整个土耳其历史过程中，军队形成了三个方面的传统。一是从奥斯曼开始，军队和国家是合一的，整个军事体制也是国家的行政体制，同时伊斯兰教对国家的作用也渗透到军事领域；二、随着帝国改革运动的开始，旧军队被废除了，军事与行政发生了分离，新军中从新式军校毕业的军官和他们指挥的军队被看成是采用西方技术和思想模式的开明运动的先锋，而从普通士兵中提升上来的军官则具有保守倾向，且深受伊斯兰保守势力的影响；三，在凯末尔建立共和国的早期岁月里，土耳其军人又有了新传统，即军队的责任被限制在军营里。由于他们自认为是开明运动的先锋，所以当共和国的世俗原则处于危险状态时，军队便直接出面干预政治，这三种传统并不总是一致的，而是充满矛盾的，土耳其军队的作用正是在这种矛盾中表现出来。现代土耳其军队的政治地位正是在摆脱这种矛盾的过程中确立的。

    土耳其军队在青年土耳其革命和凯末尔革命时期都起过不可替代的作用。凯末尔革命胜利后要解决军队中存在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军队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问题，另外就是军队内部的反对派的问题。

    凯末尔在军队中的反对派多是他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亲密同事。劳夫·奥贝尔是较早出现的军队反对派。1922年11月，他投票支持取消素丹制，但很快他又警告凯末尔：“议会怀疑你，担心你会取消素丹制和哈里发制并成为独裁者。”素丹制取消后，劳夫支持哈里发制下的立宪理论；洛桑条约后，他又劝说凯末尔退出活跃的政治生活，而仅做一个有名无实的总统。洛桑会议上劳夫和伊诺努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之后便完全滑向反对派。但劳夫在战争结束后就辞去了军事职务，对凯末尔的权威没有形成很大威胁。凯末尔认为军队应该远离政治，但革命战争使这一原则难以实施。1924年之前，不少于13名军官占有议会中的席位，同时又有许多人担任大使或省长。凯末尔直到1927年一直是军队最高指挥官，凯末尔和他的将军们最严重争执是在打败希腊之后出现的。雷费特·贝尔是解放战争中的重要指挥官，后又任色雷斯地区最高指挥官，他和哈里发麦积德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曾将一匹良马献给哈里发以表忠心。福阿德·杰贝索伊曾和劳夫一起劝说凯末尔退到政治舞台的后台，卡拉贝克尔等军官则对凯末尔不同他们商量就宣布成立共和国感到不满。

    1923年夏天，军队由于给养的缺乏而存在着严重的不满情绪，并有可能发生士兵叛乱。为对付这种危险，凯末尔主动复员了军队，并重建了九个陆军军团，归属三个检阅部队。克拉贝克尔和福阿德被调离安卡拉去指挥第一、第二检阅部队，这样他们便离开了安卡拉的政治中心。雷费特·贝尔辞去了军职。这种变化有利于政府对军队的控制，并使凯末尔的政敌远离了安那托利亚的政治舞台。之后，凯末尔便宣布取消哈里发制，并采取措施从议会中排除现役军人。1923年12月议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在未来的选举中，现役军官和士兵在当选为议会代表之前必须退役，现在在议会中的军官必须退出军职才能参加议会讨论。1924年3月，总参谋长退出了他在内阁中的职位并直接向总统负责。1924年宪法规定：任何人不得同时即是议会代表又在政府中任职，包括军职；军人必须离开政府的任何立法机构。军事刑法规定，禁止军人卷入政治，军人参加政党、召集或参加政治会议、公开发表政治讲话、在报纸上发布任何有政治特征的宣言都被视为违法。

    1927年10月在共和人民党大会上长达6个小时讲话中，凯末尔“毫不犹豫地告诉自己，我面临着一场阴谋”。他宣称1924年一年多来，劳夫、克拉克贝尔、福阿德、贝尔一直在准备“一场战役”，他们试图得到军队的支持。1924年，克拉克贝尔和福阿德提出辞去军中职务。1924年军队中的政治阴谋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凯末尔还要求查克马克、乔班利、艾格尔密兹和1、2、3、5军的指挥官辞去了议会职务，除艾格尔密兹宁愿呆在议会而不愿在军内任职外，其他人都照他的话做了。

    1924年11月组成的进步共和党包括一些著名的前军官。如克拉贝克尔、福阿德、雷费特、劳夫都是这个党的成员。而1925年取消进步共和党并不意味着凯末尔和他的将军对手们的冲突的结束。1926年6月，一个真正的企图暗杀凯末尔的阴谋在伊兹密尔被发现了。主要策划者是第一届大国民议会的代表和第二组的杰出成员宰亚-赫希特，他对被排斥在权力之外感到不满。但凯末尔想借此机会扩大打击面以清除现存的和可能的对手。前进步共和党的二十二个成员被捕，包括福阿德、克拉贝克尔、雷费特和艾格尔米兹。劳夫等人由于在国外而被缺席审判。与阴谋有关的许多人被处死，大多数被捕军官后来虽然被释放了，但他们的政治生涯从此却结束了。劳夫和另外四位将军则作为后排议员在30年代进入议会，此后，他们再也没有公开反对过凯末尔。

    经过这一系列斗争，军队对凯末尔以及共和国的忠诚得到了保证。这些成就变成了共和国政体的突出原则。军队虽没有完全从政治舞台上退出，但现役军官在中央组织中却不再有独立权力。乔治·哈里斯指出：“凯末尔的主要考虑不是使军队远离政治，而是对他和共和国保持忠诚。”但实际上，从此之后，土耳其军队基本上离开政治舞台。20年代一些将军们试图形成政治反对派，这是他们被清除的直接原因，但同时，凯末尔认为卷入政治会给军官执行军事职责造成障碍，他在著名的6日演讲中说：“军官们在考虑和执行军队的职责和要求时，必须避免让政治问题影响他们的判断。他们必须想到另有一部分官员的责任就是进行政治方面的思考。一个士兵不能边谈论政治边执行他的军职。”凯末尔与军队反对派斗争胜利的原因，在于他在共和国统治地位的确立。绝大多数士兵和中层军官是完全支持凯末尔的。20年代不存在任何推翻凯末尔的机会，反对派将军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因此限制了自己的野心。反对派将军们的态度是温和的，他们没有以武力取代凯末尔的打算。这样，凯末尔实际上利用了某些伊斯兰教加齐传统的因素作为反对政敌的有力武器，并以此作为他的政体的基础，建立了他的非传统的政治合法性。这使土耳其共和国政治稳定，凯末尔便可以放手进行国内重建。

    早在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凯末尔就辞去了军职。脱掉了戎装，此后便一直着民服出现在各式各样的公众场合。凯末尔自己认为，他的权威来自当选为安那托利亚护权协会的主席。1923年8月，当民族解放运动即将取得胜利时，凯末尔将该协会改组为人民党，其后该党统治土耳其达二十七年之久。在建立共和国和共和人民党的过程中，凯末尔和他的许多同仁都是军人。但凯末尔坚持，他们必须在军务和政治之间做出抉择。共和人民党是由将军们建立起来的，凯末尔是建党的旗手，党的主要领导力量都是行伍出身。然而，共和人民党最终脱离了那些最初建立它的团体，获得了制度化的存在。党的军人领袖都被文官化了，并逐渐被文官领袖所取代。通过政党机制，土耳其开始了政治文官化进程。1924年，总参谋长被排除在内阁之外。军人出身的人占政治职位的数字在逐年下降。1920年，军官占大国民议会代表的17％；1943年降到12．5％；1950年则仅占5％。

    在保证军队对共和国的忠诚方面，查克马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任总参谋长达22年之久，他的名字和总参谋部成了同义词，他接受了各种荣誉和大国民议会给予他的元帅头衔。他不属于内阁却经常参加内阁会议，他政治上可靠而没有野心。但他在宗教和军队建设方面都具有保守倾向。在他的领导下，军队的建设被极大地忽略了，二战前夕，土耳其海军的最强大的战舰还是一战时来自德国的“哥本”号。

    原则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军队就已和政府分离。但另一方面，土耳其军民混合权力的传统却在地方保留着，在边远地区，军队指挥官兼任省长。军事问题往往在国家主义的工业发展计划中起某种作用。例如1939年，土耳其第一个钢铁厂的位置因为考虑到战争中可以避免破坏，放在了毫无经济优势的内陆地区卡拉比克。但如果说那时的军事利益指导着土耳其的经济则是错误的，因为这期间绝大多数国民预算并没有投入军事领域。政治上，军队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代表政府传播现代化和世俗民族主义思想，土耳其所有的年轻人都要在部队服役一到两年，他们在军队中识字、从事各种文体活动、接受世俗主义的宣传，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上升了。复员之后，他们又把新思想带到人民之中。

    1935年《国内兵役法》明确指出，军队的职责是保卫土耳其的领土和土耳其共和国。而军队中积极分子则将这一点理解为：如果国家的生存处于严重的危险状态，他们有义务干预政治，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也激励年轻军官们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保卫者。1931年在科尼亚军官俱乐部的讲话和前面提到的6日演讲是矛盾的。他首先指出，在世界历史上，军队总是反对进步的，土耳其的情况却不同：“在我们土耳其人的历史上，有一个很大的例外。你们知道，一旦土耳其民族向前迈进时，由她的英雄的儿子们组成的军队总是这种进步的先锋，军队是将民族的崇高理想变成现实的永久的战斗卫士。”这种思想被军事教育系统加强了。有关土耳其革命的课程是安卡拉军事学院的必修课。大多数军官信奉官方的世俗民族主义。军官们要经常接受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授课，经常被带去参观农村和他们的家乡。年轻军官库比拉成为军官们为革命献身的象征。

    伊诺努继任总统后，维护着凯末尔时期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以及军队在其中的位置。二战时。土耳其虽然保持着中立，但面临着随时被侵略的危险，军队一直处于战备状态。这加强了军队的政治作用。伊诺努和凯末尔一样，出身于军界，但他已经干了二十年的文官。伊诺努一直试图减少总参谋长和军队的独立性，使其对国防部长负责而不是直接对总统负责。他认为，尽管凯末尔使军队退出了日常政治生活，但并未能在国防政策和军队的职能方面建立政府对军队的有效的制度控制。1944年1月查克马克退休时，伊诺努准备这样做，但遇到了军事上层的反对，结果，军队被置于总理之下，同时情况需要时也要服从国防部的命令。实践中，以后的几年内，总参谋长一直保持着决定国防政策的独立权力。

    总而言之，凯末尔时期，政治的非军事化和军队的非政治化都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这是凯末尔时期土耳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和重要成就。但在凯末尔执政的短时间内，要在土耳其这样一个有几百年军政合一传统的国家，使军队完全远离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凯末尔时期，军队并没有完全离开政治舞台。青年军官的训练和社会化，形成了军队作为开明卫士的自我形象。这是坦志马特时代以来的军官们一直采取的态度。这种特点对战后土耳其政治现代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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