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现代化的启动：谢里姆三世的新秩序

    军事上的不断失利使奥斯曼土耳其人认识到，欧洲人已经发展了先进的技术并将其成功地运用于战争之中。为了维护帝国的统治，为了保卫早期素丹们征服的领土，奥斯曼帝国被迫开始了现代化改革历程。

    谢里姆三世的改革一般被看成是奥斯曼帝国现代化改革的开端。1789年谢里姆登上王位，当时他只有二十七岁，精明强干，博学多闻；他正视自己的处境，希望恢复朝廷的力量和政府的权威；他懂得西方的技术会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他的政府掌握巨大的力量。改革首先开始于军事领域，一些学者将这一点和伊斯兰教的特点联结起来，认为军事改革是对异教徒战争的需要，因此很少受到反对。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看到许多非伊斯兰的东方国家早期现代化改革都是从军事领域开始，然后才扩大到其它方面。亚非拉国家都是西方列强的军事打击的压力下被迫开始现代化改革的，当时首当其冲的问题便是抵御和战胜外敌，首先在军事领域改革便很自然。奥斯曼帝国也一样。

    18世纪早期，一些西方的新式武器和技术在欧洲人帮助下开始引进奥斯曼军队，“但这些技术很难与帝国旧的军事体制协调，且对帝国军队的落后与无组织从总体上没有多大影响”。

    18世纪最后三十年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使帝国的军事改革变得更加必要和可行。当时，俄罗斯正在兴起，于1767—1774年发动了一场对帝国来说具有灾难性的战争。按屈奇克条约的规定，素丹放弃了对克里米亚鞑靼汗国的主权，并给予俄国舰队在黑海航行的自由。俄国征服伊斯坦布尔和控制海峡的企图日益明显。1789年的法国革命使法国成为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化国家，这使帝国的改革家们可以不向异教徒学习而开始一些改革。法国革命是发生于欧洲的、作为纯属非宗教性的精神表现的第一次社会大动荡，“穆斯林世界可能希望在不损及本身宗教信仰与传统的情况下，能从这样一个非基督教的，甚至是反基督教的，同时还被它的主要阐释人强调说是由基督教分裂出来的运动中，去找出那个难以捉摸的西方力量的秘密来”。法国革命的思想模式，将成为帝国进行技术和制度改革的重要思想来源。

    几十年来，素丹的权力一直在下降，素丹的话越来越不受重视；禁卫军、地方骑兵和常备骑兵都已经退化到毫无用处的境地；所有的训练方法和武器都已陈旧不堪。1791年，谢里姆三世召集军事、政治和宗教要员二十二人，征询帝国衰落原因，并商讨对策。支持素丹的一派提出效仿欧洲方式改造旧军，建立新军，以挽救帝国的危机。1792—1796年间，素丹颁布了一系列诏令，加强对地方军事采邑制的控制，实行军事、财政事务的新条例，建立军事工程学校，按欧洲方式组建、训练新军。素丹曾任命奥马尔将军训练一个六百人的兵团，这些人当时都穿着欧式的军装，并用欧洲的战术和演习方法进行训练。谢里姆也设法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他扩大了帝国国务会议，使其包括了十二名大臣，并下令一切重要问题均须通过它的讨论，他试图以此削弱首相咄咄逼人的权力。这些改革措施后来被称为“新秩序”。为推行改革，素丹成立了一个改革委员会，后来还成立了一个财政局，负责征税和筹措经费。

    同时，谢里姆三世还进行了外交改革。他向伦敦、巴黎、维也纳和柏林派送了常驻使节；许多土耳其的年轻人被送到西方学习，研究西方的社会和外交，以促进土耳其的改革。在西方国家中，对土耳其早期改革给予最有力支持的是法国。1796年，法国政府派杜白耶将军为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大使，他到任时送给素丹几种最新式的大炮和武器作为礼物。在他的随从人员中，有对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进行指导的炮兵和工兵，有从法国的步兵和骑兵联队中抽调出来的教官，这些人都是用来帮助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建立新式军队的。虽然禁卫军拒绝使用基督教徒设计的武器，但在其它军种中的顾问们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

    谢里姆三世的改革标志着奥斯曼历史的转折点。但这些改革一开始就被许多问题困扰着。素丹采取了许多办法剔除不履行军事义务的蒂玛持有者和整顿禁卫军，但没有成功。拿破仑入侵埃及打断了帝国与法国的联系。1806年再次爆发俄土战争，新军在战斗中表现得和旧军队一样混乱和无秩序。更为关键的是，谢里姆缺乏推行改革的强有力的中央权力。禁卫军反对损害他们利益的任何改革，他们受到苏菲教团、宗教上层和一些朝廷大臣的支持。1805—1806年，素丹决定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从禁卫军和穆斯林人口中征募新兵，结果禁卫军在欧洲各省公开举行暴动。素丹被迫取消了他的决定，并任命禁卫军的阿加（将军）为大维齐。1807年5月素丹又签署了一项命令，让禁卫军辅助部队采纳欧洲式的训练方式并穿戴欧式制服时，驻在博斯普鲁斯的辅助部队又发生暴乱，素丹派去镇压的新军被禁卫军打败，叛军在大维齐和总法官的支持下，杀害了大批改革派人士，逼进首都。素丹被迫解散新兵团，禁卫军并不满足，最后他们迫使谢里姆三世下台，并将其囚禁起来。帝国的军事改革遇到了禁卫军兵团、贝克塔希教团以及乌勒玛阶层的强烈反对，改革宣告失败。

    18世纪的改革主要限于军事领域，这一时斯帝国的政治家们试图在没有改变整个社会制度的情况下使帝国在军事上强大起来，从而维护帝国的主权与完整。这种改革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也没有给整个国家和社会结构带来很大影响。

    二、麦哈迈德二世：改革的复活

    19世纪的改革超出了军事领域而在更大的范围内展开。1808年继位的素丹麦哈迈德二世，是一位精明的和强有力的政治家，他上台后便一直准备复活谢里姆三世的改革。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素丹们感到禁卫兵团狂忘不羁已有三百多年了，从十七世纪初期起，禁卫军就经常否定国家的政策，首相们经常在他们的命令下被斩首。以前素丹们每一个使军队现代化的计划都被禁卫军打消；谢里姆在军队现代化的尝试中丧了命；在各个省区素丹的权力也经常被桀骜不服的总督们生硬地拒绝。麦哈迈德深深地知道要使改革成功就必须加强素丹的权力，铲除阻碍改革的禁卫军和贝克塔希教团，同时还必须创建一支可以依赖的常备军。

    1826年5月，素丹正式下令组建一支欧式新军来代替禁卫军。为了不引起反对，他说这是已故苏莱曼大帝军事体系的复活，并声称军事教练不是外国人而是由熟悉现代军事技术的穆斯林担任。结果他得到了包括伊斯兰长老在内的乌勒玛的支持。尽管他向禁卫军解释他只是将禁卫军重新编制，并以现代武器进行装备，但禁卫军还是发动了叛乱。素丹指挥的勤王部队炮轰禁卫军进行反击，禁卫军被成群地轰倒，他们的兵营变成了一堆瓦砾，有四千人葬身于碎砖破瓦之下，数千名禁卫军遭到屠戮。之后麦哈迈德又在各省区追剿，禁卫军不是被消灭就是被击散。麦哈迈德当即宣布取消禁卫军，代之以一支更加有效和更加可靠的新式军队——“穆罕默德常胜军”。这在帝国历史上被称为“吉祥事件”。从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铲除了一种严重阻碍帝国变革进程的不合时宜的东西。禁卫军作为一支反对西化改革的力量便不复存在。这是麦哈迈德加强中央权力的有力措施。

    所有的改革这时都可以进行了。于是素丹开始加速进行组织新式军队的计划。1826年末，素丹制定了一项有关新军的组织条例，规定全军为一万二千人，驻扎在伊斯坦布尔，并分成八个大队。1835年，素丹任命德国军官赫耳马特·冯·莫尔克负责训练新军。同时在素丹的请求之下，普鲁士还派来了五名军官，几名土耳其的青年也获准到维也纳学习。普鲁士人虽然帮助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训练了新军，但从此之后，土耳其陆军中开始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德意志势力和传统，而且这种势力在后来变得越来越强大，以致影响了帝国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平息禁卫军叛乱的同时，麦哈迈德二世平息了和禁卫军有密切关系的贝克塔希教团的叛乱。在伊斯兰长老和正统派人士的支持下，素丹宣布该教团为非法，取消了他们的道堂，处死了该教团的一些头目。从此苏菲教团的势力被极大地削弱，苏菲主义虽然仍在土耳其民间流行，但它的政治作用却难以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另外，麦哈迈德还决定把宗教瓦克夫置于素丹的控制之下。瓦克夫是一种古老的伊斯兰制度，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有着牢固的基础。它最初是教徒为表示虔诚而献出的土地或其它财产。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为自己的私人利益而设立的家庭瓦克夫，作为财产权通常无保障下的一种安全措施。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除素丹之外，所有的人只能将自己可以买卖的土地当做瓦克夫。军事采地、包租地、封地都不能充作这一用途。因此，瓦克夫在农业地区比较少，通常都是在伊斯坦布尔和其它城市及其郊区；这些地方几乎所有的房地产和耕地，在事实上或名义上全都变成了不可转让、不可变动的瓦克夫。乌勒玛或乌勒玛任命的行政和税收人员掌握着这些土地及其收益的实际控制权和处理权。朝廷的宗教、行政以及军事方面的显贵们都有自己控制的瓦克夫，而其中最重要的瓦克夫都在宗教人员的直接或间接控制之下，因此瓦克夫是宗教机构经济力量的一个重要来源。1826年素丹下令成立宗教基金部，将公益瓦克夫收归国家统一管理，其收入款项除用于宗教设施的维护和宗教人员的薪水外，剩余部分调配到其它部门使用。索丹将乌勒玛划编政府管理，增加了他们对政府的依赖性，减弱了他们与群众的联系和对素丹权力的制约。乌勒玛在行政和财政上的权力被剥夺后，教师的任命、学校和学院的监督等事务转给教育部，法官的任命和司法行政拨归司法部；总法典官变成了只有咨询与顾问职能的一种职位。“素丹的这一举措在整个穆斯林世界开创了先例”，“它不仅从经济上为素丹的改革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同时也削弱了宗教人士的势力，加强了中央对宗教部门的控制”。许多比较高级的乌勒玛后来逐渐地同意了西化的改革。他们和低级乌勒玛的鸿沟也日益扩大。

    麦哈迈德还准备废除地方封建制度——蒂玛制度。蒂玛制度是自帝国成立以来始终保持的显明的奥斯曼式的封建制的基础所在。自十六世纪中叶以来，这项制度已经开始走向瓦解。在农村中越来越多的蒂玛变成了皇家土地和皇家封地，然后又把这些土地分租给只负财政义务却不承担军事义务的包税人。西帕希这一阶层也日益走向衰落。但到19世纪初期，不论是西帕希或是蒂玛都还没有消失。特别是在安那托利亚的许多土地仍被划作蒂玛。被西帕希占有；军队中还有许多人占有采邑，同时又从国库中支薪。骑兵基本上仍然是封建式的；谢里姆三世时就曾将部分采邑地收归国有，实行包税制。1826年，麦哈迈德平息了安那托利亚和鲁米利亚的诸帕夏及地方封建主的叛乱，把各省置于素丹的有效控制之下，他利用这个机会加强了中央权力，各省违抗命令和难以控制的总督们现在一个个屈服于这位新素丹。1831年，麦哈迈德废除军事采邑制而全面实行包税制。封建制度的废除直接摧毁了地方骑兵制度，最后一批西帕希瓦解了，一部分被认为可以留用的西帕希被改编为四个骑兵大队并使其成为新成立的正规骑兵的核心。现在所有土地上的收益直接解缴国库，而素丹的军官们则到各地征募新军。通过这种做法，素丹加紧了对各省的控制，使中央集权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加强。

    麦哈迈德二世还进行了一些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建立了以文官为省长的地方机构。原来的宫廷职务现在一概废除，大小官员一般都有了新的职衔，原有的行政机构改换成西方样式的各部；并设立了外交大臣、内务大臣、财政大臣、教育大臣和司法大臣等官职来主持相应部门的工作；麦哈迈德成立了文职人员组成的陆军部，这个部门直到青年土耳其时代，一直使中央政府有效地保持着对帝国各个武装部队的控制，军队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禁卫军那样的叛乱；国务会议仿效西方内阁的格局，成立了一个大臣会议，大维齐为内阁首席大臣，负责主持其事；1836年和1837年成立了军事会议和最高法制会议，这两个会议都是小型的执行机构，各设主席一人、委员五人和一两名秘书，它们在以后一段时期内对于改革的计划与执行都起了重要作用。1838年麦哈迈德还成立了农业、贸易、工业、公共事业等委员会。政府各部门配备了训练较好的文职官员；俸禄的提高减少了贪污受贿；素丹还规定了统一官服：西裤、礼服、费兹帽等。帝国在各个方面研究和使用了欧洲政府的施政方法，很多闲职被废除，政府中的许多繁琐的办事程序也取消了。这项改革使土耳其的政治体制向现代化迈开了重要一步，这就是政治机构的科层化。旧式的官员已经被具有不同教育、不同观点和不同社会背景的新型公务员所代替，这对于将国家权力重新回归中央政府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给改革提供具有新的思想观念的政治军事人才，素丹非常重视教育的改革。以前帝国的教育体制分为两个方面，军政人员的教育主要通过具有世俗性质的宫内学堂来完成，法律和宗教方面的教育则是乌勒玛的世袭领域。这两类学校都培养不出新型的人才。麦哈迈德关闭了官内学堂。重建了被关闭的陆军工程学校和海军工程学校，还开办了为新军培养医生的医学院以及帝国音乐学院和军事科学院，教师多是外国人。1838年后，还开设了一些非军事性的初级、中级学校，教授法语和现代课程。帝国翻译局和外交机构也为培养外语人才做出了贡献。1827年，素丹不顾各方面的反对，向欧洲各国派出了留学生。麦哈迈德首先派出了一批海军和陆军学员，把他们分插到欧洲不同国家的首都，他们是土耳其留学生中的首批先行军，这些人回国后在改变他们国家的面貌方面，担任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麦哈迈德认识到书籍和报纸的发行会对改革产生促进作用。于是他在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开办了印刷所，这些印刷所在麦哈迈德时期出版了许多土耳其文和阿拉伯文的书籍。19世纪20年代，伊兹密尔创刊了一份法文报纸；1832年在麦哈迈德的支持下又在伊斯坦布尔创刊了一份土耳其语的报纸。这些书籍和报纸把18、19世纪欧洲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给了土耳其青年，从而在思想上推动了改革的进行。

    麦哈迈德二世的改革对帝国的影响十分深远，他使帝国的改革超出军事领域，而使土耳其在社会许多领域都朝着西化的方面迈进。他摧毁了禁卫军、地方封建势力等各种旧势力，贝克塔希教团的势力也得到遏制，乌勒玛集团被国家权力控制。新军和新式学校毕业生成为日后改革的推动力量。禁卫军和封建采邑制的废除，新军的建立，使帝国的军事与行政发生了分离，现代行政机构的建立也成为帝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步骤，因为“政治现代化包括划分新的政治职能并创制专业化的结构来执行这些职能”。“具有特殊功能的领域——法律、军事、行政、科学从政治领域分离出来，设立有自主权的、专业化的但却是政治的下属机构来执行这些领域的任务。”麦哈迈德的改革正是朝着这样的方向迈进。

    麦哈迈德二世的改革对帝国的政治文化产生了持久影响，这种影响在日后的政治发展中明显地表现出来：帝国政治文化从此产生了两种倾向，一种是无视所有的社会变革而坚持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制度的倾向，一种是坚持以宗教价值和社会生活的分离来减少宗教对现世生活影响的倾向。这两种对立倾向的斗争日益严重，世俗化的改革越增加，以宗教与之对抗的斗争也越严重。麦哈迈德的改革虽然没有触动乌勒玛垄断的司法领域，但从他开始，帝国出现了政治、法律、教育领域中世俗机构和宗教机构并存的双文化现象，例如世俗学校和宗教学校的并存。麦哈迈德改革之后，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要走恢复旧制度的回头路已不可能，西化的趋势日益占据了优势。

    三、坦志马特时代

    1839—1878年是帝国历史上的坦志马特时代，这四十年的改革涉及的社会范围更大，尤其重要的是它触及到了伊斯兰制度本身，使帝国在法律和教育方面也朝着西化和世俗化的方向迈进。

    1839年7月1日，麦哈迈德二世去世，他十六岁的儿子阿卜杜勒·麦积德继位。麦积德是在王宫中的宦官和宫女的陪伴下逍遥自在地长大的，他对于世界、祖国和人类社会的认识为宫墙所限，对国内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都相当幼稚。但是在外交大臣后来又任大维齐的拉希德帕夏主持下奥斯曼帝国在麦积德时期开始了新的改革运动——坦志马特。拉希德是“十九世纪奥斯曼改革运动的真正创始人”。穆斯塔法·拉希德出生于伊斯坦布尔，父亲是一个瓦克夫官员，他十岁时父亲去世。曾进过寺院学校。他和伊斯帕特拉·阿利帕夏是姻亲，依靠阿利的帮助，在年龄很轻的时候就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不久他便凭自己的才能青云直上。1832年他被任命为“阿梅迪”（Amedi），相当于外交大臣的主任秘书。1834年他被派到巴黎去当大使，到达巴黎后他努力学习法语，1839年他再次访问法国时已经能直接和法王菲利普交谈了。拉希德还担任过其它外交与政府职务。1839年正在伦敦的拉希德特使接到了麦哈迈德二世逝世和麦积德继位的消息，便立即动身返国了。1939年11月3日，拉希德以素丹命令的形式公布了《御园敕令》，提出国家衰落的原因是不遵循《古兰经》和帝国法律，但现在不能回到旧法律中去，而应该在安拉及其使者的默助下创立新秩序。敕令宣布：废除不经审判而处死刑的做法；保障全体臣民的生命、名誉、财产不受侵犯；成立司法会议来制定新的法律和刑法，帝国臣民不论宗教信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人不得因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而违反法律；废除包税制，实行现代官员收税制；建立合理的兵役制度，限定服役期限。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和伊斯兰传统的根本决裂，“是一项革命性的变革，它震感了整个伊斯兰世界”。帝国实行的米勒特制度，使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分别处在两种法律体系之内，它还是一种民族与宗教方式的隔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异教徒被打上了劣等民族的烙印，受到歧视。穆斯林对于异教徒的这种偏见是根深蒂固的。把穆斯林和异教徒混淆起来，显然违反了伊斯兰教的传统，拉希德等人想通过这种关系增进所有臣民的友好关系，加强穆斯林和基督教臣民的忠诚，削弱分离主义，巩固国家的统一。尽管《御园敕令》是在首相、伊斯兰长老和素丹的同意之下签署的，这项改革还是引起了乌勒玛阶层的不满，他们指责拉希德背叛宗教，并在安那托利亚等地煽动暴乱，给政府施加压力，使这项制度迟迟不能兑现。

    改革见效最快的是军事领域。素丹除对军队继续按西方的方式进行装备和训练外，还对军队进行了组织调整，分别驻扎在帝国各地；另外还将正式兵役期规定为五年，外加七年的预备役。

    司法方面的改革是最具有开创性的。在过去的伊斯兰帝国里，法律上曾向现实生活作了某些让步，即承认社会习惯和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具有法律上的效力。过去的素丹都曾经发布过卡农。但卡农决不是一种经过立法程序制定出来的法规，它只是就已有的法律进行整理，加以汇编的一种法典。奥斯曼帝国在为沙里阿及其阐释人树立独一无二的权威方面，在取消或削弱已有的其它法律和司法制度方面，做得比过去任何穆斯林政权都更进一步。以伊斯兰长老为首的乌勒玛阶层垄断着与穆斯林有关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从理论上讲，除沙里阿法以外，没有任何法律，法律来自真主，国家没有立法权。但根据敕令，1840年3月成立了具有立法和司法职能的制法会议；5月颁布了一项新刑法，这项立法并没有超出以往的卡农法传统，但它却为更加激进的法律改革开辟了道路。“它意味着一项新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机构在帝国出现了。”同年还颁布了以法国商法为蓝本的新商法。该法规定的利息、破产、汇票等事项，在伊斯兰法中找不到任何依据，因此遭到乌勒玛的坚决反对，致使这部商法在10年之后才正式颁布，被允许在商业法庭中使用。从此帝国在乌勒玛系统之外有了一个世俗的法律和司法系统。1847年，成立了民法刑法混合法庭，法官是土耳其人和欧洲人各占一半，审判程序按照欧洲的习惯进行。

    教育方面，1845年3月，帝国政府发出通令，任命一个由精通司法、军事及民法等各类学科的人士组成的七人委员会，就现有各类学校进行调查，并为设立新校做好准备。委员会成员包括副外交大臣阿利·艾迪芬和国务会议总翻译富阿德·艾迪芬。1846年8月，该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报告，建议设立国立奥斯曼大学，建立初等学校教育制度，建议推行普及的、义务的和免费的教育，以及成立一个永久性的公共教育会议。当年，先前创办的医学院、农学院、海军学院、行政管理学院和兽医学院被合并起来，创立了伊斯坦布尔大学。1847年，该委员会改为教育部，新式学校也建立起来，到了1851年已经开办了六所新式学校，学校的教师和课程都是在乌勒玛和宗教课程以外的东西，从而就为建立世俗教育制度开辟了道路。教育工作从乌勒玛的独占权中分离出来。

    财政方面，1840年4月，成立了欧洲式的银行；并开始发行纸币。另外，帝国还废除了包税制，代之以帝国官员直接征税制以消除包税制的种种弊端。但由于新税制推广不利，并没有给帝国增加多少收入。政府派往各地的收税官员又不称职，导致农民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教徒都怨声载道，叫嚷着要恢复包税制。但这项改革却使帝国的税收制度向现代化迈进了一步。

    拉希德的某些改革措施扩大到了首都以外的地区，许多地方实行了审判平等、取消了地方总督手中的处死权，建立了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以协助总督，并规定总督须征得地方议会的同意才能采取行动。由于地方议会通常是由有钱有势的达官贵人所组成，其中又以土耳其人占多数，所以他们阻碍着变革的实施，而且经常和总督狼狈为奸。但是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的确遏制了地方政府的专横跋扈。拉希德虽是改革的倡导者，但他经常接受贿赂，任命了一些不称职的和臭名昭著的人担任高级官职，他周围经常围绕的是一些贪赃枉法的官员。1853—1856年，俄土爆发克里米亚战争，英法对俄宣战。帝国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在战争中向英法大量举债，使英法借此加强了对帝国财政控制和内政监督，迫使帝国的改革遵循西方的意志运转。1856年2月，在英法等西方国家的胁迫下，帝国政府又颁布一项新的改革诏书——哈蒂·胡马云。诏书重申了1839年敕令中的各项原则，再次宣布废除包税制，奥斯曼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此后帝国又在各个领域将改革深入推进。改革是由拉希德的朋友阿利帕夏和福阿德帕夏领导的。他们的改革是沿着拉希德帕夏的路线行进的。

    法律方面，1858年开始实行土地法和新刑法，1860年就各种商业法庭进行改组，并把它们合并于混合法庭，1861年和1863年又以法国法律为蓝本另行订立了商业法和海上法。土地法的目的是要取消早期的各种农业关系，逐步扩大和建立土地的使用权、占有权和所有权。租地人和包租者的所有权得到确认。1868年4月，最高会议重组为法制会议和国务会议。前者是过去司法会议的改版，具有司法职能，后者实际上也是一个高级上诉法庭。19世纪最重要的法律改革是被称为“梅积勒”的新民法的颁布。这部民法的第一部分于1870年问世，全部完成则在1876年。负责制定该法的司法部长杰夫代特帕夏认为应该坚持伊斯兰传统，制定一项在形式上和外表上现代化、实际上是以沙里阿法为基础的法律。所以虽然该法在形式上按西方法编排而成，内容却以沙里阿为基础。它在奥斯曼帝国一直应用到共和国时代，且被奥斯曼帝国的许多后继国当成法律改革的样板。

    这一时期，在教育方面开设了帝国高级中学，该校完全采取法语授课，并试用了西方中等学校的所有课程。学校同时接受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学生，禁止宗教歧视。帝国还开设了为妇女提供教育的机构，如女子中学、女子职业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这反映出西方的影响对帝国教育的作用不断加深。

    帝国为了解决日益紧张的财政问题，除了发行债券和对外借款外，还设立了奥斯曼帝国银行，银行本金来自英法。政府还对财政部进行改组，调整和强化财政管理。但这些举措并没有改善财政紧张的状况。以后几年，随着外贸逆差的扩大和宫廷挥霍的增加，素丹经常大笔举借外债，达到帝国无力偿还的地步。1875年10月，大维齐奈迪姆宣布帝国财政破产，这导致了列强对帝国财政金融的全面控制。坦志马特走到了尽头。

    坦志马特改革是以效仿西方为手段，以巩固素丹统治和帝国的统一为目的伊斯兰现代化改革运动。它的世俗化倾向非常明显，它使麦哈迈特时期发展起来的各种世俗机构得以扩展和加强。尤其是司法和教育改革，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从此帝国出现了新型司法制度和许多现代法令，使司法开始脱离乌勒玛阶层的垄断。教育得到长足的发展，自由思想得以传播。新型学校中培养出的学生为日后的现代化改革将会做出贡献。但改革没有能解决当时的财政危机，非土耳其人的独立运动也日益发展，所以改革并不能挽救帝国行将解体的危机。改革以国家利益为准绳，以奥斯曼主义而不是伊斯兰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改革削弱了伊斯兰势力，因此遭到乌勒玛和下层老百姓的反对。以纳米克·凯末尔为首的青年奥斯曼派也批评改革没有能对伊斯兰传统的精华加以保护，以致不能使IB的伊斯兰传统对从欧洲输入的各种新制度发挥其鼓励和指导作用。他认为伊斯兰的落后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这种落后不是由于伊斯兰教内在的缺陷导致的，而是由于受西方的控制，剥夺了东方发展的机会引起的。他认为伊斯兰教国家的现代化不应该只是奴隶式地效仿欧洲，而放弃自己的法律、信仰和传统。这种主张为反西方化的泛伊斯兰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四、1878年宪法和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

    坦志马特改革还导致了另一方面的恶果。素丹们为了推行改革，不断地加强中央权力。

    过去作为制止素丹专横的各项办法现在都不存在了，禁卫军、封建西帕希、乌勒玛的独立权力不是被除掉就是被削弱了，素丹的权力从此不再受任何限制。19世纪后期，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被素丹的绝对专制笼罩着，君主权力又反过来成了政治现代化的障碍。但是不论是奥斯曼帝国还是伊斯兰教这时都不再与世隔绝了，帝国已经走上了现代化之路，回头是根本不可能了。60年代开始，新一代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已经不是接受与拒绝西化改革的问题，而是如何限制君主专制的问题了，这最终导致发生了一场反对君主独裁统治的运动高潮。

    青年奥斯曼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19世纪中期他们曾秘密结社，预谋立宪，结果遭到打击。70年代青年奥斯曼党人再度活跃，他们于1876年5月22日在伊斯坦布尔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对素丹的专制统治。5月30日，他们又发动宫廷政变，推翻素丹阿布杜勒·阿齐兹，拥立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继位。哈米德假意发表立宪誓约，任命青年奥斯曼党领袖米德哈特为大维齐，取得立宪派的信任。一个由政治家和乌勒玛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宪法，年底宪法起草完毕。该宪法是以比利时和普鲁士宪法为蓝本制定的。1876年，帝国颁布了这部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土耳其语为国语，实行两院制，保障全体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1877年3月19日，第一届奥斯曼议会开幕，议会由经指定的二十五名官员组成的参议院和一个拥有一百二十五名议员的众议院组成，这些人是在官方的压力下和选民漠不关心的情况下，通过和宪法相抵触的程序当选的。这样一个傀儡议会正是素丹所需要的，他可以借此给自己的政府装上一副自由与民主的门面。哈米德并非真正拥护立宪，只是在等待反扑时机。1877年4月，俄土战争再次爆发，土耳其遭到惨败，素丹乘机把战败的责任归诸于立宪运动。1878年2月，哈米德二世强行解散国会，宣布停止实行宪法，并杀害了米德哈特。国会召开过两次会议，前后存在了五个月时间，从此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三十年内没有召开过议会。之后有些青年奥斯曼党人放弃了他们的理想，在奥斯曼政府部门中找到了职位，大多数人则遭到了流放、监禁，有的死去。纳米克·凯末尔初被囚禁在伊斯坦布尔附近，后来接受了爱琴岛上的一个极不重要的政府职务，并在那里度过了余生，于1888年12月2日去世。坦志马特时代就此告终。

    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虽然仇视自由和立宪思想，但他并不完全反对改革和西化，他认为只要经过慎重的选择，改革和西化便可以成为加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和他本人地位的工具。伯纳德·刘易斯认为，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是一个积极推行现代化改革的人，是坦志马特改革派的真正继承人。的确，在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统治时期，坦志马特改革的各项措施都得到实现并达到了顶点，同时，帝国的专制主义也达到了顶点。阿布杜勒·哈米德二世时期改革的中心人物是穆罕默德·赛义德帕夏，他曾多次出任大维齐，在他看来，教育改革是推行其它改革的先决条件，正是在这方面，哈米德政权做出了最大努力。高等教育方面。这一时期无论高等院校或者是高等院校的在校学生都在数量上有了极大的增加。1859年成立的作为文官训练中心的米尔基耶学院（Mtilkiye），在1877年经过改组和扩充，课程中增加了现代科目；其毕业生人数由1861年的33人增加到1885年的395人。其它各类学校如陆军学院、医学院等也都得到了扩充；除此之外，哈米德时期，帝国还成立了十几所高等和专科学校。为了给这些学校提供学生，帝国还开始大规模地开展初等和中等教育；同样的原因，帝国也开始广泛设立师范学院。法律方面，哈米德将所有非宗教性的法庭划归司法部管理；1879年颁布了四项法律，其中两项关系到司法及法庭的组织，两项关系到法律程序。但是在一个日益走向专制和镇压的年代里，司法是首先遭殃的，而改革派的最高希望，也就变成了他们最惨痛的失望。

    哈米德二世当政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和基督教臣民为主的领土正在不断丧失，穆斯林成为帝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哈米德试图以一般的伊斯兰纽带将帝国境内的各种穆斯林联结起来，从而使帝国不再将非土耳其穆斯林居住的地区丧失。哈米德二世转向泛伊斯兰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创始人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8—1897年）。他以宗教为旗帜，号召全世界被压迫的穆斯林人民团结起来，摆脱外国的殖民统治。他把实现这个目标的希望寄托在奥斯曼素丹身上，并于1869年访问伊斯坦布尔，受到了改革派的欢迎。他在土耳其上流社会中的活动，引起了伊斯兰长老猜忌，最后以“诋毁”伊斯兰教的罪名被驱逐出境。哈米德二世鼓吹的泛伊斯兰主义同样不切实际。当他宣称自己为全世界穆斯林的哈里发时，他的地位是极其虚弱的，不仅什叶派和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派不承认他，逊尼派也不是非常支持他。为改变这种不利的处境，哈米德二世曾多次同宗教界的亲信秘密策划，向各地派遣代理人，不惜以重金来收买各宗派、教团、圣地、圣陵的宗教首领，还从阿富汗、印度、苏门答腊、伊斯坦布尔收罗了一批伊斯兰王公贵族的子弟，进行专门培训。尽管他把大量的金钱与精力耗费在伊斯兰宣传活动上，但收效甚微，不能挽救摇摇欲坠的帝国和他的统治。

    哈米德二世推行绝对的君主专制，实行严格书报检查制度。但他还是未能阻止各种欧洲思想在帝国的各大城市流行，也不能阻止正在孕育的革命发生。

    五、青年土耳其与政治现代化

    青年土耳其时期可以看作是凯末尔改革的序幕。这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更多的改革由于不断对外战争和国内问题而停留在纸面上。然而，对凯末尔时期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需要我们对青年土耳其时期的各种变化进行考虑。

    1．青年土耳其革命和宪法的恢复

    哈米德二世的独裁统治使奥斯曼帝国的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1889年4月军事学院的学生在伊斯坦布尔组成了第一个反对哈米德专制统治的秘密组织——同盟与进步委员会。该组织受到迫害被驱散。1894年，“奥斯曼统一与进步协会”成立，艾哈迈德·里扎等人为其骨干，《协商》半月刊为其喉舌。进步与统一协会很快便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其内容主要是立宪主义、奥斯曼主义和自由，他们希望通过推翻哈米德二世的统治来实现他们的主张。立宪主义就是恢复1876年宪法；奥斯曼主义则要求所有帝国臣民不分种族与宗教一律平等，包括适用相同的法律和在政府及军队中被提升的机会均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和哈米德的泛伊斯兰主义相抵触。自由意味着结束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

    1907年开始，帝国各地普遍存在着对哈米德专制统治的不满。安那托利亚的欠收使政府财政更加紧张，工资拖欠，大多数人的提升被停止，许多士兵、军官和政府官员以离职表示他们的不满。这种情况下，深受进步与统一协会影响的驻在马其顿的第三军不断举行起义。“革命实际上是1907年以来由于财政而非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导致的一系列起义最后事件。”1908年素丹派去镇压起义的军队彻底失败。7月23日，得到军队、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和马其顿游击队支持的进步与统一协会向素丹发出了恢复1876年宪法的最后通牒。反对专制、恢复宪法的革命运动在全国掀起。哈米德二世只好宣布恢复宪法和议会。结果，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走上伊斯坦布尔街头相互拥抱庆祝革命的胜利。但实际上，各民族和各个政治派别的要求无法统一和实现，这又导致了新的不满。

    宪法被恢复了，1908年11—12月，帝国议会进行选举。帝国各民族都派代表参加了选举，结果里扎当选为议长。议会代表分为三种势力：一是来自进步与统一协会的统一主义者，一是萨巴赫丁领导的自由同盟；另外一派是伊斯兰主义者。

    自由主义革命者希望一个自由民主的政体将帝国的所有臣民包含在一个奥斯曼民族之中，萨巴哈丁提出了半联邦式的地方分权主张。统一主义者反对他们，主张维护帝国统一，加强中央权力。自由派观点的缺陷是，奥斯曼民族这个概念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因为帝国的非土耳其民族正在进行各种民族独立斗争，反对奥斯曼主义；统一主义者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们最终转向了土耳其民族主义，但土耳其民族主义却是非土耳其民族无法接受的。意识形态的第三个港湾是伊斯兰主义，而这对基督教少数民族没有吸引力，阿拉伯人也不支持。由于伊斯兰主义者和哈米德二世的联系，所以这个派别与自由主义者及统一主义者都是对立的。

    军队的态度可分为四种，即伊斯兰保守主义者、统一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中立派。许多士兵和下层军官忠诚哈里发，坚持传统秩序，反对任何偏离伊斯兰教的改变，他们受到被称为“阿莱利”的（从士兵中提升上来的）军官的支持。而军校毕业的军官多倾向革命。

    1908年底到1909年春天，帝国内各种政治派别的斗争是非常激烈。1909年4月12日夜，驻扎在伊斯坦布尔的第一军的部分士兵叛乱，他们高呼“打倒宪法”和“神法”万岁的口号，受到“阿莱利”军官和宗教学校学生的支持。哈米德二世求之不得，很快免去了艾哈迈德·里扎的职位，政变取得成功。但青年土耳其党人很快进行了反击。马哈穆德·席夫克特和穆斯塔法·凯末尔指挥的第三军从马其顿开往伊斯坦布尔，保卫宪法。1909年4月27，叛乱被平定。经伊斯兰长老同意，议会废黜哈米德二世。新素丹穆罕默德五世完全听命于进步与统一协会。

    经过长期争论，1909年8月21日，1876年宪法被修改，同时加进了许多新内容。例如将主权无条件属于奥斯曼王室改为素丹必须宣誓效忠沙里阿和宪法，并忠于国家；素丹任免大臣的权力被取消；他签订条约的权力要受议会限制；素丹驱逐对国家安全有危险的人的特权不再存在。不难看出，宪法使素丹从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变成了名义首脑。素丹已再不是“安拉在地上的影子”。这是世俗化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进步。

    2．青年土耳其时期的改革

    前面提到的1909年宪法，实际上是青年土耳其时期帝国发生的最重要的政治变化。此外，青年土耳其时期，帝国也进行了其它方面的改革，尽管收效甚微，但其影响却十分深远。

    1908年8月，麦哈麦特·加米尔担任大维齐时，他的政府签署了一项进行教育改革的详细计划。这个计划旨在扩大现代世俗教育机构，促进科学和教育的发展，倡导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平等。为完成这些计划，颁布了许多条令和法律。但由于帝国内部的政治斗争，这个计划并没能付诸实施。

    战争期间，政府还在计划进行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改革。这一时期，政府曾制定了一项新的地方政府制度，并付诸实施。共和国时期对这项制度稍加修改便成为地方和省政府的司法和行政体制。青年土耳其时期还对警察部门进行了改组，1912年公布的一道法令，将宪兵队由陆军部划归内务部掌管，各省的宪兵队则听从总督调迁。1914年9月5日，政府宣布取消了外国商人和居民在帝国享有的财政和法律上的特权。但德国当时拒不接受，战后协约国也不承认这项决定。1915年，政府颁布了一项鼓励国内工业的法律，1917建立了第一个私人商业银行——奥斯曼民族信用银行。1913年的一项规定使国家掌握了独立的宗教法庭，1915年，司法部又全部接管了这些法庭，同时使宗教地产更加牢固地控制在国家手中。1917年的家庭法使婚姻成为一种世俗契约，尽管多妻制没能被禁止，但它的世俗化意义却是明显的。教育领域，宗教学校也于1915年转归教育部管辖。青年土耳其党在学校建设方面更注意系统性，建立了一个包括世俗初等和中等学校到师范和专科学校，并以经过改组的伊斯坦布尔大学为顶峰的新教育体系；教育方面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扩大了女子受教育的机会，青年土耳其政府使中学、中等学校和大学一概招收女生，从而为女子进入专门行业和公共生活打开了方便之门。这一时期，妇女不仅是护士、助产士、教师，而且成为医生、公务员、律师和企业家。恩威尔也曾想改革土耳其字母，但却没有实施。这个任务留给了凯末尔。许多改革计划因战败和随之而来的政府崩溃而流产，但青年土耳其时期的许多设想却指导了以后的改革，这些改革被看成是战后土耳其世俗化改革的前奏，为以后的改革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

    尽管青年土耳其党人极大地削减了素丹的权力，尽管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他们并没有给帝国带来宪政，实行的依然是独裁专制的寡头统治。从1909年开始，青年土耳其党人独掌大权，占据了政府中的所有重要职位，他们通过暴力、镇压和恐怖控制着国家的公共生活，他们随意推翻内阁、解散议会；1913年6月，支持青年土耳其党的席夫卡特帕夏被暗杀后，青年土耳其党人公开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其中以陆军大臣思维尔、内务大臣塔拉特、海军大臣杰马尔为首。反对党被解散，反对派遭到流放。军队干预政治，导致了政府的军事化和将领的政治化；把帝国拖入世界大战则直接导致了帝国的最后毁灭。进步与统一协会以反对哈米德二世的专制统治开始，又以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而宣告结束，这主要是其不切实际的纲领与奥斯曼社会现实相互冲突的结果。青年土耳其党力图在宪制基础上反对外来干涉，维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完整与统一。在非土耳其民族主义日益发展和西方的威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依靠宪法来维护帝国的统一与完整只能是一种幻想。内忧外困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只能用高压政策来维护自己的特权。但青年土耳其党人实行的一系列进步措施却为凯末尔主义者进入土耳其政治舞台扫清了道路。

    3．青年土耳其时期的各种思潮。

    青年土耳其时期主要流行思想是伊斯兰主义和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又分为西化主义和土耳其主义。当然，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现实中各种思想往往存在着许多交叉重叠。

    伊斯兰主义也分为几种，原教旨主义认为一切都应严格地遵循沙里阿法。他们人数很少，主要代表人物是伊斯兰长老艾迪芬。大多数伊斯兰义者是受过一些现代教育的温和派。他们的目标是不失去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遗产的现代化。他们也追求泛伊斯兰主义。他们提出了不同时间不同地方的伊斯兰国家达到的高级文明作为他们的论据，认为只有严格遵循伊斯兰教才能使帝国恢复繁荣。著名诗人麦哈迈德·阿基夫、萨伊德·哈里姆王子、谢姆塞丁都是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第二届议会开幕不久，反对派哈费兹·瓦哈戴蒂利用伊斯兰主义者的不满煽动反革命。1908年11月，他创办了《火山》报，提倡神秘主义和通俗的伊斯兰教，强烈地反对世俗化。1909年3月3日，穆罕默德协会在《火山》报上发布了它的纲领。它要求遵循沙里阿法和伊斯兰基础上的统一。这个协会既反对统一主义者，也反对自由主义者。《火山》在保守派代表和军队中有很大影响。他们对1909年4月叛乱的发生起了相当的作用。

    按照哈里姆的观点，伊斯兰教是包括现世和精神两个领域的具有社会指向性的宗教；伊斯兰的原则可以根据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作出不同的解释；模仿外国是无用的；社会权利、自由、公正可以来自伊斯兰教原则。M·谢姆塞丁宣称，如伊斯兰教和进步是相矛盾的，那就不会有像巴格达、撒马尔罕、大马士革、安达鲁西亚、伊斯坦布尔这样的高度文明中心。阿基夫强烈主张泛伊斯兰主义，他对1911和1912年阿尔巴尼亚起义非常失望。

    在伊斯兰主义者看来，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是由于人们放弃了伊斯兰教而导致的。但他们与正统派乌勒玛是不同的，他们所说的“不是法学上和传统中的历史性的伊斯兰，是一种被他们重新发现并经过他们重新解释的古老的真伊斯兰”。他们认为没有必要到西方去寻找有关政治和事物的指导，因为一切政治和社会进步因素，都可以在伊斯兰过去的历史中找到。科学和技术可以取自西方，伊斯兰不会阻碍采用和发展它们，但在政府法律、社会习惯、教育以及基本忠诚方面，伊斯兰必须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

    西化主义者可以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著名的温和派代表人物是杰拉尔·努里。他认为文明可以分为技术文明和真正的文明，西方已经达到了技术文明的最高峰，但他们没有也永远不会达到“真正”的文明，技术文明可以从西方引进，伊斯兰文明在真正的文明这个层次上优越于西方。温和的西方派指责坦志马特改革派盲目地和毫无意义地到处抄袭西方。这和伊斯兰温和派的思想是一致的。

    激进的西化派认为，只借鉴西方的技术是不够的，西方文明必须全面接受。“我们要么西化，否则便是灭亡。”艾哈迈德·穆赫塔尔在1912年这样写道。阿希杜拉·杰夫戴特则认为：“不存在第二种文明；文明的意思就是欧洲文明，它只能连同它的玫瑰花朵和花刺一道输入。”模仿是毫无意义的，抄袭是表面而又危险的。惟一的解决办法是对欧洲文明的全盘接受，也就是把土耳其归并为文明欧洲的一部分。激进西化主义者们提倡一夫一妻制、关闭修道院和宗教学校、妇女自主择夫、国家经济独立以及司法和其它制度的改革。这些思想引起了伊斯兰主义者和土耳其主义者的反感。

    第三种思想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它是一种对帝国境内的其它民族主义反应而产生的思想。在帝国所有民族中，土耳其民族主义产生最晚。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是帝国中的统治民族之故。土耳其民族主义最初表现为大土耳其主义，齐亚·柯卡尔普（1876—1924年）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他在青年土耳其时期和共和国初期都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他既接受过宗教教育又接受过世俗教育。哈米德二世时，他研究过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他提出的民族主义吸收了传统、习惯、艺术、民俗、语言和社会意识方面的内容。他相信“土耳其化、伊斯兰化和现代化”。他反对激进派，主张引进西方技术和模式的同时，必须保留民族文化因素。他反对借用了很多阿拉伯和波斯词汇的官方使用的华丽的土耳其语，提倡一般民众所说的纯朴的土耳其语。

    柯卡尔普对伊斯兰教的态度是折衷性的。他要求保存基本的民族因素，反对妨碍土耳其进步的其它因素，他提出国家与宗教分离是拯救国家同时又拯救宗教的出路；主张世俗法律、世俗学校、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土耳其的而非阿拉伯的伊斯兰文化倾向。柯卡尔普的世俗主义和土耳其主义思想在青年土耳其时期得到部分贯彻。但只是在凯末尔领导下的共和国才完全贯彻了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在这两个时期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4．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

    1911年以后，土耳其实际上一直处于战争之中，但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却给它带来了极大的震动。全国总动员把许多土耳其人从家里夺走，带到新任务和新的社会关系中去，使他们成为庞大的现代化军事组织的一部分。为了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缺，数以万计的妇女走出与世隔绝的生活圈子，获得了工作的权利。战争带来的经济压力产生了新的需求和新的商业机会。同德奥结盟带来了军事上和财政上的援助，还得到了一些教育、技术和行政管理上的指导。在战争的鞭策下，奥斯曼人从疲惫不堪中振作了起来。随着实际生活发生了变化，人们的意识也有了变化，这些变化既迅速、广泛又意义深长。但战争对土耳其冲击最大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崩溃。

    战争在中东展开之后，亚美尼亚人和阿拉伯人公开助敌。当时，居住在俄属高加索地区的亚美尼亚正教派首脑认为沙皇是所有亚美尼亚人的保护人。受其影响，居住在小亚细亚东部的亚美尼亚群众，常常听从激进派的反叛活动，并在凡城和埃尔鲁姆地区公开作战以帮助俄国人。1915年4月，亚美尼亚政府在凡城宣布成立。这导致1916年亚美尼亚人遭到青年土耳其政府的大屠杀，被杀的亚美尼亚人有五十万。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裂痕更加加深。

    本世纪初，阿拉伯民族主义就已兴起，1913年6月，各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在巴黎召开大会，“确认阿拉伯民族完整的政治权利和对国家的管理权”。而1913年10月建立的盟约党则将阿拉伯的完全独立作为目标。同时，麦加的沙里夫侯赛因希望在英国人的帮助下建立独立的阿拉伯王国。大战的爆发为阿拉伯起义提供了机会。1915年侯赛因和大马士革的青年阿位伯联盟及盟约党建立了联系，双方同意在英国的帮助下建立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为防止西方大国乘虚而入，双方商定了英阿合作的条件，史称《大马士革议定书》。侯赛因和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麦克马洪经过几次书信磋商，双方签订了《英阿协定》，英国同意向侯赛因提供武器弹药、承认和保护阿拉伯的独立，侯赛因则发动反土起义。1916年6月5日侯赛因的长子阿里和三子费萨尔在麦地那首先发难，阻止土军向麦加方向挺进，并宣布阿拉伯独立。6月10日，侯赛因挥师北上，实现建立阿拉伯国家的宏伟计划。然而英国人根本不想兑现诺言。就在麦克马洪与侯赛因谈判的同时，英法俄已在就瓜分奥斯曼领土进行交易。1916年3月，三国签订了臭名昭著的《塞克斯一皮科协定》。协定把海峡地区、埃尔祖鲁姆、特拉布松、凡城、比特利斯的以及库尔德斯坦分配给了俄国；法国被许以叙利亚、黎巴嫩、基里基亚以及南安那托利亚；伊拉克中南部、巴勒斯坦的海法和阿卡则许给英国。三国还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的其余部分规定由国际共管。这个协定与英阿协定的精神是相悖的，阿拉伯人却被蒙在鼓里。1917年，英国占领了伊拉克，法国人则宣布了对黎巴嫩的保护关系。为控制巴勒斯坦，英国人决定利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给犹太复国主义联盟副主席罗斯柴尔德写信，宣布：“英王陛下政府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这就是《贝尔福宣言》，它置阿拉伯人的民族利益于不顾，完全是出于对英国长期的战略利益和当时的政治需要。这个宣言为40年后两个民族的冲突留下了祸根。

    1917年，费萨尔的军队在进攻巴勒斯坦时成为英军右翼。9月30日，他的军队进入大马士革，10月16日英军在阿拉伯人的配合下占领阿拉颇，10月底，整个叙利亚被英军占领。1918年10月29日，英土签订停战协定。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将土耳其的失败看作是建立独立的、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大好时机，但英法军队却不想退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巴黎和会对阿拉伯领土做了委任统治的决议。

    维持了近四年的战争，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许多变化。帝国在战争的打击下支离破碎，失去了所有阿拉伯人居住的地区。战争中，阿拉伯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都公开发动了民族起义，阿拉伯人反叛并不久便创造了一些新的阿拉伯国家。战争中，西方大国的士兵和装备不断地在中东出现，更多的土耳其人第一次看到了西方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西方的先进武器和协约国的胜利，更加在土耳其人面前显示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战争的结果使土耳其帝国崩溃，土耳其几乎成了一个单一的土耳其民族居住的地区。这就在意识形态方面沉重打击了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使这两种思潮失去了任何存在的基础，大土耳其主义也成为一种幻想。结果，挽救和振兴土耳其国家和民族的惟一出路便成为土耳其民族主义。四年战争期间，西方对土耳其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影响非常深远，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强了土耳其国内的世俗化倾向和西化倾向。土耳其的新时期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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