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

    民族传统体育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萌生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生产方式开始由渔猎、采集向畜牧和农耕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出现了专门的手工业与经常性的商品交换，生产力不断提高，剩余产品增多；后期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划分，爆发了部落之间的原始战争，有了原始的文化、艺术和宗教信仰（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和祭祀活动），原始教育也由直接的劳动技能的传授，发展成以模拟劳动动作和发展身体素质为目的的“身体练习”。

    远古时期我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人们为了扩大适于居住的环境，改善生活质量，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聪明的智慧，不断向大自然求取生存的资源，在同大自然进行较量的过程中，无论南方或是北方民族，都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生存问题需要他们不断地克服，在与大自然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体育活动自然也是在此过程中逐渐演化而成的。如江南的龙舟竞渡、北国的冰上运动、大漠的骆驼赛跑、高山民族的越野竞走、游牧民族的马术、西南苗疆的射弩，都充分体现了来自农耕民族、游牧民族、山地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无不保留着民族特殊地域条件下生产工具与生活方式的烙印。这些形式多样、具有独特民族地域性特色的体育活动伴随着各民族的生存需要与生产劳动，以及民俗文化的演进延续至今。

    我国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都与其早期的生产劳动及其生活方式保持着密切联系，如赛马、马上拉力、斗牛、赛牦牛、斗鸡、斗羊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往往是从各民族的家畜、家禽的驯化和畜牧业发展的基础上衍生而来的；渔猎业的发展则演化出投掷、射击类活动和赛海马、围虎陷、拉海龟等活动；鞭春牛、舞春牛则是农业活动的衍生活动。龙舟竞渡由龙图腾而来，但龙舟运动也是在手工业和渔业推动下发展的，因为龙舟的制作和划龙舟的技巧是手工业和渔业的产物。

    居住于贵州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喜爱一种叫“独竹漂”的技能竞赛活动，参加者每人脚踩一根竹竿，顺着水流滑行。活动以在独竹上完成各种具有一定难度的平衡动作的质量高低为优胜的评判标准，其源起于古代先民在江河中漂运圆木、竹料的劳动运输过程。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些民族有一项称为“摇快船”的体育娱乐活动，它是起源于当地蚕桑生产。在养蚕时节人们需要渡河去买桑叶，对渡河买桑叶者的划船技能要求很高。因为在这种日常的活动中，人们对快速划船有了直接的感受，于是逐渐将这项手工业生产的辅助活动独立出来，形成了“摇快船”的民族传统体育竞技。

    狩猎是原始先民的主要劳动方式之一，彝族先民在狩猎时所用的工具中，有用藤条缠住石头投掷的飞石索，有弓箭，有投掷器，还有匕首，这些工具的使用技巧直接关系到先民狩猎的成果，对这些工具的运用技术技能就成为了先民经常练习与训练的内容，这种索取生存资料的需要为其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距今三万余年的山西省峙峪遗址出土了一批用燧石制作而成的石镰，这是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箭头，它表明当时的原始人已经开始使用弓箭。古代民族先民使用弓箭并逐渐发展为提高射箭运动技能，礼射、射柳、射草狗、射鬼箭、骑射等不同形式的射箭方法技能，逐渐被赋予了民族体育文化内涵及其运动竞技的价值取向，从而成为集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生活娱乐等多种功能及性质为一体的、富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在西部民族地区，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方式， 两千多年前的民族先民生活在河谷地带、崇山峻岭中，居住的环境山高谷深，野兽出没无常，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工具落后，劳动生产力低下，生活条件艰苦。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下，随着农耕社会文化、牧猎社会文化的发展，出于生存和生产劳动的需要，必须具备强壮的体魄和良好的身体素质，必须具备扎实的农耕技能或跑步、跳跃、攀爬、投掷、射箭等技能，才能符合其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具备与野兽搏斗，进行农耕、采集野果和狩猎等最原始的生产劳动，获取生存所需的食物，因而与之相应的地域性传统体育文化也随之形成与逐渐发展。

    在绵连的山谷和莽莽的原始丛林里，民族先民们在生活中创造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独特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以农耕与狩猎为基本生产方式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在族人会聚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了跑步、跳跃、投掷、攀爬的运动能力，逐渐形成和发展了射箭、骑马、投掷的狩猎必备技能，并有意识地将这些技能作为提高后代适应社会环境的生存竞争能力，通过教育代代相传，使历史悠久的民间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得以普及开展，从而达到传承“尚武崇艺、重技能和强健身心”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目的。

    据资料记载，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环境和分配方式的改变，民族先民的自我保护、防卫意识逐渐增强，因而产生了许多社会团体，出现了部落与部落之间，以及外来侵略的战争。远古时代的民族先民在生存竞争的艰苦环境中，为维护自身的安全，免受部落之间的相互倾轧，保卫所获取的胜利果实，抵御外来侵略的威胁和危害，采取了各种防范措施和手段。如“彝族式摔跤”原是彝族最原始的传统民间体育，它从远古时期单一的力量、技能对抗变成了调解部族、村寨争端和纠纷的直接手段。贵州西北部的彝族人，历来将“摔跤”比赛的胜负结果作为裁决是非、解决矛盾和争议的方式。强壮的体魄、精湛的武艺、顽强善斗的品质是民族生存的根本保证，因此族人为民族生存而倡导强悍、勇敢、善斗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培养族人重义、刚烈、忠诚的人格，注重对族人进行武术、散打、摔跤、器械、射弩等械斗、技艺技能的教育与训练，把热爱本民族和尚武作为民族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饱尝社会斗争苦难的民族经过岁月的洗礼，刚强重义、勇敢善战、武艺高强，为传统体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羌族的推杆比赛也与一个有关战争的传说密切相关。一个邻近部落曾经入侵羌族人的聚居地，羌族人运用粗木杆制作的长矛击退了来犯的部落。后来，人们在庆祝胜利之余为了挑选出功劳最大的勇士，将一把长矛的枪尖取下，由两名武士各持一端用力前推，经过多轮比赛，终于选出了力气最大的勇士。从此，推杆成为羌族人世代流行的一项体育活动。

    我国少数民族无论是人口逾百万，还是人口仅数千，都经历过从分散到聚合，从战争到和平的历史发展过程。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深深印刻着历史的痕迹，北方民族中的蒙古族始源于大约公元7世纪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南岸）的一个部落，经历了长期的战事纷争，蒙古族的历史充满了战争的色彩，他们是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这种历史背景不仅使其成为一个精骑善射的民族，而且也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必须与马匹、征战有关。其他诸如武术、摔跤、赛马、马术、射弩等运动项目都与战争有关。因此民族传统体育又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赋予民族认同感。

    1840年以后中国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时期，为抗击外国入侵者，反抗丧权辱国的封建制王朝，中国各地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他们设武馆，采用民间武术的组织形式，集聚群众训练队伍，成立了小刀会、大刀会、长枪会、义和团等民间武术团体，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充分发挥民间传统体育——武术的作用，拿起大刀、长矛展开了殊死抗击外夷和保家卫国的战斗，为维护中华民族领土完整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篇章。

    由于战争对于民族存亡至关重要，战争的技术和战术来源于各族人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对战争胜利起积极和关键作用的运动方式便往往被迁移到日常生活中。它既代表着一种对和平的向往，也凝聚着各族人民的生活智慧。

    生命的产生和终止，引起了古代人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思考。在殷代，我国的哲人就开始了对生命和身体运动的研究。在殷代的思想里，充满了对自身健康的祈望，表达了对病痛命蹇的焦虑和不安。为了追求长寿，避免早夭，先哲们对生命本质进行了探索。彝族认为，“哎与哺”就是清阳之气和阴浊之气，人是二气结合所在。纳西族、傣族原始先民也认为人是由气而成，这种把非生命看成是“生命的本质”，是人类最早对“生命本质”的探索。虽然古人对“气”的理解是模糊的，但都是十分可贵的。《庄子·刻意》说：“熊经鸟伸，为寿而已。”形容当时人们进行体育活动时模拟动物的动作，用来锻炼身体，以求健康长寿。华佗的“五禽戏”更是以禽兽的跑、跳、纵、滚、翻、飞等动作，增强身体活动，显现出古代朴素的唯物主义生命观。同样，中国传统的养生、健身生活，还受大一统的文化哲学思想影响，特别注重形神兼备，讲究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导下，通过悟道，达到与“天、地、神”相通的境地，要“以心会意，以意调气、以气促形、以形合神”，强调“意、气、体”一致。先秦时期出现的“人之生也，天之为精，地之为形，合之以为人”，并提出塑造“四肢强健，思虑恂达，耳目聪明”的人，才是身心完善的人。回族讲究大、小净卫生习惯，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其礼拜仪式的“五功”之一的拜功：一套完整、有效的卫生保健方法，它不仅达到了宗教的礼拜目的，而且还起到了有效的健身作用。这种良好的生活方式为运动健身奠定了基础，从而促进了民众的身体健康。由于原始“生命价值”哲学理论的发展，必然繁衍与促进民众对体育价值的探索与理解，并逐渐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卫生保健和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原始方式。

    原始人类由于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和恐惧，认为万物是有灵的。原始宗教就是在万物有灵的观念上产生的，主要包括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原始巫术活动，其中图腾崇拜和原始巫术对民族传统体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世界各国古老民族在早期都普遍存在图腾崇拜这一原始宗教的信仰仪式，据古文献记载和考古研究所知，我国上古时期曾有鸟、蛙、蛇、熊、虎等多种图腾。据说，长江以南广大地区的赛龙舟活动，最初也是龙图腾崇拜的一种仪式。古越族人为表示他们是“龙子”，有“断发纹身”的习俗，还乘着刻画成龙形的独木舟在水中模仿龙的姿态进行竞渡。在我国各地的民间传统体育活动中，除了赛龙舟之外，舞龙灯、纸龙等都依稀可见龙图腾崇拜的影子。

    原始人不能理解各种自然现象的客观规律及其因果关系，幻想自然界对人存在着一种不可见的影响，而人也可以采取相应的方式影响自然界和其他人。原始巫术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并流行的，其主要目的是通过一定的巫术形式来祈祷狩猎成功、庄稼丰收、家畜强壮多产等。拔河就是一种祈祷丰年的巫术活动，人们希望通过众人的拔河之力感应农作物，使之借助这种力量茁壮成长，从而获得丰收。

    随着原始宗教信仰的出现，崇拜祭祀仪式也渐渐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都要举行一定的祭祀。每遇重大祭日，其祭仪就更为盛大，而舞蹈是一切宗教祭典的主要组成部分，它贯穿于宗教仪式的始终，从而促进了原始舞蹈中萌芽状态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此外，由于各个民族崇拜和祭祀的“神灵”不同，祭祀中所跳的舞也有所差别，譬如，自命为“虎族”的彝族，在祭祖时，人们仍要身披“虎衣”，在雄浑的锣鼓声中，模仿虎的动作，翩翩起舞。又如汉族的“傩舞”、傈僳族的“飞舞”、白族的“绕之灵”等都是祭祀中体育活动的事例。

    随着民族生活水平、科学文化及生产技术的提高，人们对神灵的依附心理日益淡薄，逐渐使其传统性的民族舞蹈摆脱神秘的宗教色彩，增添民族特色和浓郁的乡土生活气息，从敬神、娱神的原始活动发展到健身娱乐的较高层次，增加了文化娱乐功能与健身价值，使之成为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这说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漫长的生活实践中不断变迁和丰富，从崇拜神灵到与自然搏斗而最终发现自身的价值体现，使民族传统的体育活动更具强身健体、娱人身心的功能，从而形成现代具有较高价值功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与从生产劳动、宗教祭祖、军事战争中衍生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模式相比，生活娱乐则是人们从事体育活动的最基本的价值追求，正是出于各式各样的健身和娱乐目的，各族人民也创造出不少对他们的健康和身心愉快有益的体育活动。这些活动虽然与生产劳动、宗教信仰乃至战争等有一定关系，但是它更多的是人们的创造，而不是这类活动的简单移植。

    民族地区大多数体育游戏都是直接源于健身娱乐目的而产生。由于人类天生的好奇心、创造力和娱乐欲，他们往往能够创造出一些内容新颖、形式活泼的传统体育活动。我国南北各地的儿童大多喜欢“老鹰抓小鸡”的游戏，在激烈的老鹰抓小鸡运动过程中，参与者既能够得到娱乐，也达到了健身的效果。这些传统体育运动也往往是顺应和满足人类娱乐需求而创造出来的，同时也具有良好的健身效果。

    生活娱乐和风俗习惯是少数民族文化表达方式的重要体现。在远古时代，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影响，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生活在封闭的崇山峻岭中的少数民族，在进行缓慢但具有很强季节性的农耕生产过程中，形成了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自然规律和生活节奏，人们在一年四季的辛勤劳动中，获取丰收的成果。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为满足身心活动的需要，在获取猎物、打败侵敌、谷物丰收或举行民俗婚嫁等节庆活动中，民族先民们自发地组织一些民俗民间文化、体育及娱乐活动，载歌载舞，欢声庆典，以表达内心的喜悦，于是形成了诸多含义不同的传统节日和内容丰富的节日活动，每个节日的起源都有其悠久的历史、动人的传说、独特的情趣和神秘的色彩。据资料记载，苗族“铜鼓舞”、侗族“对歌、花灯”、布依族“傩戏、丢花包”等均为用于抒发情感的民族习俗活动。而每逢在民族盛大的传统节日中都要举行具有代表性的射箭、打飞棒、抢花炮、抱花腰、赛龙舟、斗牛、赛马、舞龙、舞狮等民俗民间体育竞技比赛和娱乐性表演，并逐步形成具有一定技巧性和具有一定规则要求的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这些都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体育文化资源和一定层面上的物质条件。

    人类文化本身就是人类创造的产物，有着娱乐原欲的各民族百姓在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和对自我生活经验的总结中“不断创造出满足其自身娱乐需求的身体活动类游戏，这些活动全过程贯穿民族传统的娱乐趣味性，并且往往能达到较好的健身效果，因而我们称为娱乐性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民族文化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民族文化反映该民族历史发展的水平。民族传统体育体现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类型中，并作为其基本核心而存在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心理素质的特征体现，是对于特定文化类型最高层次的抽象表现，它具有沟通特定民族中全体成员心灵的普遍性，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核心基石。

    人类从特定的地域中产生出来，自然地形成人种和族别。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民族创造出一定的民族文化，并蕴含着民族文化特征上的不同精神形态。同时，民族传统体育又是在一定的历史时代中演化的，时代的风雨不断地谱写着民族文化的续页，一些过去的文化因素在演化中消失了，而有些前所未有的文化因素又会在发展中出现与建构。

    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具有与世界其他文化相同的规律和内容，而且还应有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特殊的民族文化形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性，是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核心力量。这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在增进民族团结和凝聚民族向心力，增强民族忧患意识，再现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人类在进行生产劳动的同时也必须进行自身繁衍以推进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教育就是人类传承自身生活经验从而提高后代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最主要方式。人类不仅仅需要提高自身的生存智慧，更需要从根本上强健自身的体魄，以保证后代的身心健康。就是在这种强有力的、持续的社会存在意识推进下，一些作为人类繁衍自身和教育后代手段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便应运而生了。

    新疆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族盛行的“姑娘追”是一项较为典型的具有繁衍后代和教育后人功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19世纪晚期哈萨克族的“姑娘追”活动：青年女子择夫标准是选择身强体壮的赛马优胜者。这项运动又称“爱的追逐”竞赛，可将其视为青年男女缔结婚约的一种形式。考察这类活动的含义，我们可以推测哈萨克人选择这种方式是为青年女子择夫，其实是具有繁衍后代和教育后人的本意。赛马优胜者往往是身强体壮的男子，这样的人和姑娘结婚能生育更强健的后代，能够在以后更有利于生存，这是游牧民族重点考虑的问题。这种择夫方式给青年女子留有一定的余地，也对青年男子提出了较高要求。正是在这样的体育观念教育的推动下，哈萨克族和柯尔克孜人保持了其彪悍的民族气质。

    当然，一些民族还通过其体育民俗教育后人，为其生产劳动做准备，如台湾的布农族有一种“射耳祭”的活动，他们的成年人教小男孩站在一定距离用弓箭练习射挂在枝头上的动物耳朵，希望男孩将来长大后当勇士，做狩猎能手，这项活动后来就演化成为一项民族体育项目。

    传承性是指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时间上传衍的延续性，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纵向延伸，同时也是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传递途径与方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是通过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需求而实现。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需求规范了人们对于文化遗产选择与继承的权利与责任，也体现了先哲们对于体育文化意识进行诠释的层次水平。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纽带，是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被每个民族自觉加以继承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原始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在生产方式演变和各民族文化互相交流、社会竞争冲突及宗教祭祀活动过程中，既保留了本民族原始的活动方式，也借鉴和吸收了其他民族文化的活动内容，不断地传承、变迁、回馈、融合并发展成为今天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以保留。这种传承既保存了许多传统的东西，又加入了不少现代成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既是被传承的，也是被不断发展和创造的，它要从根本上适应民族发展的内在需求，这也是民族文化得以发展延续的内在规律。某一民族传统体育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在发展中变异并充实，代代延续，这种传承性对维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精神意志力具有很大的同识效应。

    适应性是民族传统体育实用性的体现。在一定的文化层次研究中，它是剖析体育起源和发展各阶段形态的活化石，又是挖掘和创造新的体育项目的基本资源。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体育文化，运动类别繁多，结构多元化，并具有民族各自的民俗文化特点以及表演和竞赛的性质；由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同，动作结构不同，技术要求不同，运动风格各具差异，并不受时间、场地、器材、季节的限制，人们可以选取简单易行、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项目进行健身活动。从而体现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适应性，使其为社会发展，人的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为人的身心完善展开和全面实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活动平台，并为一定的文化内涵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所定势。

    随着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以及社会文明向更高级层次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的适应性越来越强，交通技术的发展缩小了世界的距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信息上把世界各地连接为一体，拉近了各民族体育文化交往的距离，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已不带有种族和地域的特征，宏观把握和综合思考的思想观念随着劳动频繁的交换而产生，加强了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使民族传统体育在文化交流与融合中表现出世界性特征。这一趋向必然使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适应性不断增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尺度在文化共识的前提下走向统一。

    民族凝聚力是指一个民族随着历史的演进已逐渐形成的极具个性，颇有特色的文化形态，成为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推动本民族发展的一种力量。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人类共同体，华夏文化也是一个多元结构的复合文化形态。在中国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辅以其他众多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因而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国各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统一的国家内而形成的认同感，是由于长期的相互依存的经济文化联系与共同的生活、斗争而形成的对于共同利益密不可分的深刻认识，民族凝聚力是在上述基础上产生的各民族平等团结、繁荣发展、建设强大的统一国家的共同愿望。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深深地蕴含着这种凝聚力的品格。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综合的民俗文化，它重视人的身心需要和情感愿望的满足，不以高超复杂的技艺、深邃的思想和深厚的文化修养诸条件要求对应公众，而是以普遍适应的、自娱自乐的消遣性与游戏性特征迎合民众。不必具有高水准的文化素质条件就可以在这些活动中得到较直接的，令人愉悦的主体情感的抒发和宣泄。民族传统体育这一发展特性，使它自然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吸引了大量的观众，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举行，使它成为民族文化的盛会，各民族群体成员相互配合和协作状态往往是民族文化盛会成败的关键，即使是旁观者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涌入到民族群体成员当中，为竞赛的胜败而欢呼鼓劲或沮丧。这种将个人荣誉和集体荣誉融为一体的竞赛，体现了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在态度和行为存在个体差异的情况下，集聚于一定的文化运动轨迹，整合为一种带有普遍趋同的文化现象和体育运动的势态，从而激励广大民众释放深层能力。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容更多地是以生产、生活为根本，与各自的生活、生产方式密切联系，并依赖于经济活动方式的支撑。民族传统体育的繁荣与发展，为民族主体强化其利益动机提供了条件。市场经济机制强调公平、有序和守法的原则，而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体育文化也弘扬公开、公正和平等的精神，它们之间的运行法则、表现形态和内在本质规定具有相似性和相同性，加之人们自身的主动介入和不断深化，在步入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轨道中，形成了民族传统体育与地方经济共荣发展的地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特色。特别是我国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以来，各民族传统体育如雨后春笋般得到了极大发展，各少数民族地区也在不定期地发展各种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随着民众的家庭收入增多，传统体育活动多以家庭、社区、社会联动的运动形式蓬勃开展，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一个成功模式。同时民族传统体育可以借助强大的经济杠杆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民族团体传到另一个民族团体，既有文化大潮的碰撞，也有润物无声的浸润，既有压力下的灌输，也有合意中的对抗，使之在经济的建立和成熟的运行过程中，发挥着渗透和精神重塑作用，在改造和创造人类自身的同时，恰如其分地充当了两者结合的天然使者。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世界体育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既是一种植根深厚从而形成自身一贯稳定的精神特质文化，而又在历史变迁中不断改变其具体的结构样式，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差别。以至于在宗教形式、喜庆丰收、婚丧嫁娶以及各种节日中，民族传统体育都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各种体育活动出现频率之高是其他文化所不能比拟的。流传至今的蒙古族的摔跤、哈萨克族的姑娘追、朝鲜族的秋千、回族的木球、傣族的跳竹竿、苗族的上刀梯、高山族的背篓球赛、羌族的推杆等无不凝结了各民族人民的智慧。这种在民族文化体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特质，突出地再现了民族特色、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

    近年来国家及各地方召开的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使民族传统体育如雨后春笋般得到了极大发展。每四年举办一届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模一届比一届盛大，项目一届比一届丰富多彩。而大量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规则的制定，则为民族传统体育的推广和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形成规范化。少数民族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民族地区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社会化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随着民众经济收入的增高，文体活动多以“家庭为龙头”而举办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屡见不鲜。这一结果必将带动少数民族地区出现中国特色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基本模式，使国家办与民族办、社会集体办与个人办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民族传统体育更好地面向社会，为民众服务。就56个民族而言，民族传统体育是社会主义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在开拓中华民族悠久的宝贵文化史与现代体育互相辉映，在人民的体育生活中构成了五彩缤纷的绚丽景观。无论是在奥运会上争取金牌，还是在继承和挖掘民族文化遗产、增进民族团结和凝聚民族向心力、增强民族忧患意识、再现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诸方面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趋势

    民族传统体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追求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归宿和目的性产物。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与社会发展的必然，它源于华夏民众的生存和生活的需要，在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下继承沿袭，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现代社会发展的时代性。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经历几千年的承袭、发展、演变之后，将根据自己时代和民族的需求来寻求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契机，进而合理地继承与吸取外来体育文化的精髓，有效地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结构的改进与完善，创造出符合时代潮流并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现代体育文化形态。

    我国少数民族所创造的绚丽多姿的体育形式，蕴含着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民族情感的强化，民族向心力的凝聚，再现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丰富内涵，使其在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全民健身活动动以及全面提高民族整体素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进一步的发展，将促使各民族的单元体育文化在坚持“民族特色”基础上追求新的变异、变通与优化发展，最终与世界体育文化共同交汇、异质互补与全面繁荣，并以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在东西方跨国文化交流中呈现出独特的魅力。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及现代体育的广泛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改革将得到进一步深化，逐步形成和完善科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部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将向竞技化的方向发展。在保持传统体育本身所具有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朝着竞争性更趋公平化、公开化；技术、战术和训练手段更趋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制度（包括竞赛规则、规程等制约机制）更趋完善和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了顺应世界体育的发展趋势，以现代体育的发展规律为参照系，在促进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走出区域、走向世界的同时，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整体水平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随着我国经济水平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投入，我国开展民族传统体育基本条件的场地设施等逐渐改善与提高，逐渐减少了外部条件的限制。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影响下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们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因地、因条件制宜开展民族传统体育就成为一项较佳的途径和适宜的措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空间将更广阔。

    相对于现代西方体育体系的竞技运动项目，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资源丰富、内容众多，适合不同运动层次的人进行体育锻炼，具有更为广泛的民众基础。作为“土生土长”的本地域体育运动形式，对场地器材设施等方面的要求相对较简单，具有简便、易行、实用等优势。如武术，既有适合儿童的基本功练习，又有适合青少年的长拳、少林拳等套路练习，还有适合中老年锻炼的静心用意、动作缓慢、绵绵不断、势势相承的太极拳。武术练习所受场地的制约条件极少，不必有专门的场地，山川平原、室内室外都可以进行练习。练习不受器械限制，可以以木代剑，以棍代枪，就地取材。武术可以单练、对练、集体练习，小到一人一户，大到成百，甚至上千，都可以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地进行练习。

    绝大多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在封建社会生产状况下孕育形成传承至今的，现代人们生活方式较之过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尤其在工业革命以后，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下，逐渐形成主流体育文化对边缘体育文化的侵蚀，当经济迅猛发展到每个地域后，相应而来的是生活方式和生存观念的改变，导致许多民族的无形文化发生急剧消亡和流变。属于边缘体育文化的民族传统体育也面临相似的困境，被西方主流体育文化的竞技体育挤到边缘地带。于是有人开始尝试着将其改造成现代性的体育运动，但事与愿违，反而造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体育的衰微。如传统武术尝试着将其改造成现代性的体育运动的衰微就是这样开始的，作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重要部分之一的传统武术，它遭遇濒危的原因是“人工化、商业化、建设性破坏”，虽然这也是在弘扬继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口号下出现的，但它们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武术的一种建设性破坏。如果民族传统体育失去了民族文化历史的特色，失去了民族文化的内涵和基本精神，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旧的封建观念、迷信活动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时至今日可以概括为糟粕与精华并存，优势与劣势共在，这种状况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必须加强科学研究，深入挖掘、整理与分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优化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立科学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评估体系，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正确的评价，摈弃落后的、不科学的甚至与现代社会文明相悖的观念与活动内容。保存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具有历史价值，符合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需求相适应的，又可能在现实和未来社会中存在和发展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积极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特别是那些既体现民族特性，又融竞技性、健身性、娱乐性与艺术性于一体的项目，宏观上加强行政管理机制，摆正民族传统体育在我国体育发展中的位置，将民族传统体育作为群众体育工作的重点，加大挖掘、整理和开发各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力度，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全面振兴，使更多的民族体育项目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并使其逐步完善与发扬光大，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征的、科学的、完整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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