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以牙还牙的蔺相如
强者交锋，有时候比的就是一种气势，而不是军事力量之类。
一次，秦王派使者告诉赵王，说愿和赵国在黄河南岸渑池友好会盟。赵王不想去，廉颇和蔺相如故意激怒赵王说：“大王如果不去，就表示我们赵国既软弱又胆怯。”于是赵王动身赴秦，蔺相如随同前往。廉颇送到赵国边境，与赵王告别说：“大王此去，估算途中行程和会谈时间，往返不会超过三十天。如果三十天后还不回来，我们就请立太子继位，以断绝秦国要挟赵国的念头。”赵王只得应允。
于是，两国国王在渑池相会。秦王与赵王饮酒，正喝得畅快之时，秦王请赵王弹瑟助兴。赵王不敢拒绝，只得从命弹奏一曲。
此时，蔺相如也上前请秦王击缶助兴，秦王不肯答应。蔺相如又上前一步，跪到秦王面前，手举着瓦缶再次请求，秦王还是不肯。于是，蔺相如站起身来怒视秦王说：“不击的话，五步之内，我就可以使我颈中之血溅满大王之身。”秦王侍卫想杀相如，相如怒目喝叱，于是侍卫皆不敢造次。秦王虽不高兴，也只好装模作样敲了一下缶。
这天，直至酒宴完毕，秦王始终未能占到上风，加之赵国在军事上始终严阵以待，秦国也就不敢轻举妄动。
于是，赵王如期归国，晋升蔺相如为上卿，位居廉颇之上。
夫子有言：非礼勿动，非礼勿行。秦王违背礼节，奚落赵王，才会使得蔺相如以牙还牙，无劳而返。由此可见，礼仪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两国相交时，都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看到赵王是幸运的，有蔺相如这样的贤臣辅佐，才能在与秦王这样的人交锋的时候保持不卑不亢的气节，赢得自己的尊严。
第二节负荆请罪的廉颇
你有承认错误的勇气吗？对于才能高于你的人，你会虚心接受吗？
一天，廉颇说：“我身为赵国大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蔺相如出身低微，仅以口舌之能就位居于我之上，使我感到羞辱，因此我不愿屈居于他之下。”并扬言说：“只要让我碰到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
当蔺相如听说后，便想方设法不与廉颇会面。每逢上朝，就装病不去，以免与廉颇发生争执。外出时，如果远远望见廉颇走来，就立刻引车躲避，连蔺相如的门人都深以为耻。
蔺相如对他的门客说：“在你们看来，廉颇将军与秦王相比，哪个厉害？”
于是门客答：“当然是秦王厉害！”
蔺相如又说：“以秦王那样的威严，我蔺相如也敢于在大庭广众面前呵叱他，并羞辱其群臣。所以我虽不才，难道还会惧怕廉颇？其实我不过是想，秦国之所以不敢兴兵攻赵，主要是因为有我们两人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我之所以躲避廉颇将军，实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个人恩怨为轻呀。”
后来，廉颇从旁人处听到了蔺相如的话，深悟痛悔，于是袒露肩臂，背负荆条，到蔺相如门下请罪。二人从此成为刎颈之交。
蔺相如以国为重，礼让于廉颇，而廉颇也能幡然悔悟，负荆请罪，以礼相待，两人才可以和平相处，不发生争斗，共同辅佐赵王治国，才使得赵国能在夹缝里得以生存。
第三节礼贤下士的信陵君
有才能的人往往待人处世傲慢无礼，但是他们的确有真才实学。
魏国公子魏无忌，号信陵君，由于礼贤下士，门下有食客3000人。当时，魏国有位隐士侯赢，年已七十，家境贫寒，为国都大梁城北门的看守。一天，魏公子摆酒大宴宾客，待大家坐好后，带着随从驾着马车，亲往迎接侯赢。这个侯赢破衣烂帽，径直上车，也不谦让。魏公子手执缰绳，待侯赢极为恭敬。侯赢对公子说：“我有一位朋友在闹市当屠夫，请劳烦您的马车绕道去他那里。”
公子随即驾车前往闹市，侯赢下车去见朋友朱亥，故意一边没完没了地聊天，一边斜目注视公子的表情。只见公子面色始终温和如一，侯赢这才谢客上车，来到魏公子府上。公子请侯赢坐上座，并为他一一介绍在场的宾客，他们都十分吃惊。
赵国平原君的夫人是魏公子的姐姐，当秦军包围赵都邯郸时，平原君接连不断地派出使者去魏国求援，使者们向公子抱怨说：“平原君之所以与公子结为姻亲，是仰慕公子有义气，能急人之所急。现在邯郸被秦军所包围，危在旦夕，而魏国的救兵却迟迟不发。即使公子不看重平原君，也应怜惜您的姐姐才是。”
魏公子听后，心中十分忧虑，多次请魏王命晋鄙率军救赵，又通过宾客、辩士向魏王劝说，但魏王总是不予理睬。魏公子无奈，只好集结宾客及战车百余辆，自去邯郸与秦军作战。公子出发路过都城大梁城北时，见到侯赢，侯赢说：“公子多加保重，我年事已高，不能随行，请见谅！”公子行之未远，心中感到侯赢态度不对劲，就返回再见侯赢。
但是侯赢笑着说：“我知道您一定会回来的。公子现在要去与秦军相拼，这无异于用肉打虎，势必徒劳无功。”
此时，公子拜问侯赢有什么计谋。
侯嬴遣开身边的人，悄悄地对公子说：“我听说兵符的另一半存放于大王的卧室内，只有大王最宠爱的如姬才能将这另一半兵符从大王那里偷出来。听说公子曾经给如姬报过杀父之，只要公子开口去请求如姬，为报答公子之恩，她冒死也会帮您的。您得到了另一半兵符，就可以持它去调遣晋鄙的十万大军，北上救赵，西阻秦军，这真是一桩有如春秋五霸安内攘外一样伟大的功业！”
临行时，侯赢还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从。如果兵符相合而晋鄙仍拒绝交出兵权，还要向大王请示，事情就糟了。我有个朋友朱亥，力大无比，可与您同去。晋鄙如肯交出兵权，那就作罢，如果不交，可让朱亥将其杀死。”
于是魏公子与朱亥同往，到达邺城，公子将兵符与晋鄙兵符相合，一点不差。公子要求晋鄙交出兵权，但晋鄙仍心存疑虑，对公子说：“我率领十万大军驻于边境，既未犯罪，又未被免职，您孤车匆匆，就来接替统帅，这恐怕有些不合常情。”朱亥当即拿出藏于袖中40斤重的铁锤，将晋鄙击死。魏公子如愿统帅了晋鄙的十万大军，并从中选了八万精兵北进邯郸。
魏公子懂得用人之道，对侯赢一直恭恭敬敬，礼让为上。就算有意刁难也一直忍着，到后来终于用侯赢的计策成就了大业，这是一个典型的礼让贤才、重用能人的例子。想成功的人士，往往由于自身脾气暴躁，错失人才，导致事业的失败，这都是不可取的。
第四节礼待贤人的刘邦
当年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的大战，至今仍是一段广为传颂的历史。
刘邦是除项羽外另一支反秦大军的将领，起兵前任泅水亭长，是江苏沛县人。起兵时，与项羽同属项梁部下。刘邦领兵反秦，经过高阳。高阳人郦食其，与刘邦部下一骑士是同乡，郦生对他说道：“各国将领，经过高阳者不下数十人，均龌龊不堪，心胸狭小，喜欢细小繁琐礼节，自以为是，听不进他人豁达大方之言。我闻知沛公刘邦虽傲慢瞧不起人，却有远大谋略。你见到刘邦，请转告我愿意拜见他。并请告知刘邦，我年六十余，身高八尺，人家都说我是狂生，其实我自认为我并非如此。”
于是，骑士转告刘邦，刘邦派人去找郦食其。郦食其前往拜见。当时，刘邦正叉开双腿坐在床上，让两位侍女洗脚。郦食其进来，向刘邦作揖，刘邦却视若不见，仍由侍女继续为其洗脚。郦食其见状即说：“您是打算帮助秦朝去攻击各诸侯国呢？还是打算率领各诸侯国去灭亡秦朝呢？”
刘邦当即骂道：“你这无知儒生，天下人遭受秦朝暴政蹂躏已久，所以诸侯们一一相继而起反抗秦国暴政，你怎能说我打算帮助秦朝去攻击各诸侯国呢？”
此时郦生说：“如您真打算会集部队和义军，去讨伐暴虐无道的秦朝，就不应以如此傲慢的态度接见年长之人。”
刘邦立即挥退侍女，起身穿好衣服，请郦生上位就坐，并向郦生道歉。郦生随即向刘邦谈起战国时代六国合纵联盟的往事。刘邦听得十分入神，并请问郦生：“那现在我该怎么办？”
郦生说：“您带领的皆是乌合之众、散兵游勇，总数也不超过万人。想以此区区兵力径直进攻强大的秦军，岂不是如同在虎口拔牙一样危险！陈留是天下要冲，交通四通八达，城里存有大量粮食。我和陈留县令是好友，请派我前去说服他向您投降，如果他不听从，您即发兵攻之，我会为您做内应。”
刘邦于是同意了，即派郦生前往，自己随后。最终陈留被顺利降服，并招收郦生弟郦商所率青年四千余人。刘邦封郦生为广野君，成为刘邦周游列国的说客；任郦商为将军，带领其所属青年军及陈留原来守军一同出征。
如果刘邦当时没有礼贤郦生，他面临的将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局面？因为少了这个说客，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以后争夺王位的大业。所以，要成大事，就要时时刻刻注重礼待身边的贤人。
第五节熟谙礼义的司马迁
历史上，司马迁为一部《史记》，呕心沥血。他对礼义也是很有研究的。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道：“人如果只重视自身生命的苟全，而不知道名誉节操的重要，一定不能保全其生命；人如果只重视苟得之利，而不知道礼义的价值，一定会蒙受灾害；人如果一味地懈怠懒惰，不能以礼自持，一定会遭遇到艰难危险；人如果过份地恣情任性，不顾礼义规范，自以为这是放任自然的行为，就会落到毁情灭性的地步。”
“如果以圣人的礼义涵盖一切，就能理性与情性两者兼得；如果以情性涵盖一切，就必然是两者皆失。所以重视礼义的儒家思想，乃是使人两者兼得；而重视情性的墨家思想，则将使人两者皆失。此为儒、墨两家思想最大的区别。”
“礼是区分辨别人际关系亲疏远近的最高标准，是促使国家富强坚固的根本办法，是孔子威行天下、四海归心的惟一途径，也是功业声誉总集大成的重要因素。天子诸侯如能遵礼行治，就可以统一天下，使万民臣服；如不能遵礼行治，必然会导致社稷毁灭，即使拥有坚固的甲胄装备、锋利的武器，也不足以确保必胜；即使具备高耸的城墙、深浚的护城河，也不足以确保一定能固守不破；即使是严苛的法令、繁复的刑罚，也不足以确保这样就一定可以威慑百姓。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遵用礼义之道者，才可以行于天下而无敌，不能遵用礼义之道者，就会招致失败。”
“正如楚国人用鲛鱼及犀牛皮制镜甲，坚固如同金石，牢不可破；用南阳宛城出产的精钢打制戈矛，刺人时就像蜂蝎鳖人一样轻便锐利而又快速，士兵的矫捷利落犹如疾风突然而至。然而楚怀王二十八年，兵败于垂沙，大将唐昧战败阵亡；不久，楚将庄蹯起兵作乱，结果楚国竟一分为四。这难道是楚国没有坚固的装备和锋利的兵器？不是，乃是由于在上位者用以治理人民的方法不合于礼义之道，失去了民心，所以才会如此。楚国以汝水、颖水作为天然险阻，以岷江、汉水作为外围沟池，有古代邓地的山林地区阻挡来犯之敌，还有方城山沿着边界蜿蜒高耸。然而秦国的军队来到鄢城郢都时，一战即克，就像摧枯拉朽似的容易。这难道是没有坚固的要塞和险要的防阻吗？不是，仍是由于在上位者用以治理人民的方法不合礼义之道，失去了民心，所以才会如此。”
“又如商纣王曾残暴地挖取比干的心，无理地囚禁箕子，又制造极为残酷的炮烙之刑，经常杀戮毫无罪过之人，把杀人当游戏。他的臣民一个个心惊胆寒，不知灾祸何时会降临。于是，当周的军队一到，纣王的命令便不再能有效通行于臣下，更无法指挥人民为他抗敌作战，这难道是纣的命令不严、刑法不重？不是，乃是由于用以治理人民的方法不合于礼义之道，失去了民心，臣民甘愿做亡国奴，也不愿死在纣的暴政酷刑之下，所以才会如此。”
“古代的兵器，不过是简单的戈、矛、弓、箭而已，然而有时还不需要使用任何兵器，敌国就已经归顺臣服；有时也根本不必勤修城郭，不必深挖壕沟，不必在边境上建立坚固的险阻，不必准备许多应敌的机变措施，然而这个国家却相当安全不怕外敌侵扰，而能屹立固守。其实也并无其他原因，只不过是在上位者懂得应用礼义之道治理臣民，使理性与情性等量齐观、并行不悖，在适当的时候运用民力，而又能以真诚的心去照顾人民，于是臣下受命而行，政令得到响应。如果仍有人不从教令、不服礼义，再以刑罚待之，人民自然就会了解自己的不是之处。所以适当地处分一人，天下人就均能因此顺服。犯罪者不会怨恨在上者的不公，而了解错在自己的缘故。因此，刑罚尽管极少，可是，政府的威信仍旧如水之流行，不论远近无所不及，这并无其他原因，只不过是由于能够遵行礼义之道以治民而已。古代帝尧以礼义治理天下，所以只不过是斩杀一个鲧、放逐共工和骥兜两个人，而天下就得以平治。”
“所以，天下如果都能顺礼而治，则必然是太平盛世，如果不能顺礼而治，则必然是纷乱的局面。顺礼而行必可安定，不顺礼而行必致危险。”
“礼的涵盖是深厚而难以测量的，那些专作‘坚白同异’（战国名家公孙龙所倡的诡辩之学，是一种知觉的分析）之说的诡辩论者，进入礼义之中探讨其内蕴，必定会感到相形见绌。”
“礼的涵盖是恢宏广大的，那些喜欢自以为是地改动典章制度而又专作偏狭浅薄理论的人，进入礼义之中体认其内蕴，必定会感到仰之弥高，自恨不如甚远矣。”
“礼的涵盖可谓既高又远，那些粗暴傲慢放任不拘，向来就以诋毁破坏传统礼俗而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进入礼义之中巡礼一番，必定会感到自我愚陋和微不足道。”
“土木工人用的墨绳是衡量正直的最高标准，权衡轻重的秤是平衡的最高标准，卧规和曲尺是方圆的最高标准，而礼则是做人处事的最高标准。那些不能遵循礼制，或是不能适应礼治的人，就应该称之为无道之民；能遵循礼制，或能适应礼治的人，才可称之为有道之士。”
“对于切合礼义的中正之道，能以思想去探求其所以然者，可以称之为用心思考；能用心思考，得其所以然之后，不再轻易变动其中心思者，可以称之为笃信固守。对于礼义，如果真能处处用心思考，时时笃信固守，再加上由衷的爱好，那就是圣人的胸怀了。”
“天是高的极致，地是低的极致，日月是光明的极致，无穷是广大的极致，而圣人则是遵礼行道的极致。”
以上就是司马迁关于礼义的观点。
但具体来讲，何谓礼呢？狭义来讲，礼者即礼节，或礼貌。广义来讲，孝顺忠信、仁义廉耻、善美智诚、和正谦德，皆属礼的范畴，皆简称为礼或礼义。司马迁所讨论的礼，就是广义的礼。
何又谓仁呢？“恻隐（同情怜悯）之心，仁之端（始）也”。（《孟子·公孙壬上》）；“仁者爱人。”（《论语》）；“恻隐足以为仁，而仁不止于恻隐。”（《子恩论》）；“一言而益于仁者，莫如‘恕’（宽恕）。”（《三孔子家语·颜回》）；“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有三曰（宇）可以终身为之者为‘恕’。”（《论语》）。
何谓义？“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孟子·公孙壬上》）；“羞恶足以为义，而义不止于羞恶。”（《子思论》）；“临义而思利，则义不行；见利思义，见危授（付出）命；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
何谓智？“一言而有益于智者，莫如‘预’（预知）。”（《孔子家语·颜回》）。
从司马迁对关于礼和治国之本的全面论述可以看出，礼对国家强盛、社会安定、人民富有和人际关系协调所起的作用，是任何法律和武力所不可比拟和取代的。所以圣明、有远见的统治者和政治家，无不时时刻刻注意礼的培养、宣传和教育。
礼义培养难、破坏易，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孔子的礼义思想虽在中国经过数千年的宣传、教育和树立，已深植于国人心中，但一旦予以歪曲、批判、扫荡，则迅即崩溃瓦解。礼义一旦崩溃瓦解，社会也随之混乱，国富民强也随之受到影响。礼义一旦崩溃瓦解，欲在全民中再次培养树立起来，则需付出艰巨的代价，绝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可成。
一次，孟子去见魏惠王，惠王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一定会对我的国家有很大利益吧！”
孟子说：“国君为什么一开口就讲利呢？应该要讲仁义。如果国君说怎样才能利于我的国家？大夫说怎样才能利于我的家族？平民说怎样才能利于我自身？上上下下皆为了逐利而争斗，国家必将发生危难。从来没有满怀仁爱的人会遗弃他的父母，也从来没有讲求道义的人会怠慢他的国君。”
后来，孟子问子思：“管理、教育民众应先从何处着手？”
子思回答说：“先给予民众利益。”
孟子又说：“君子用以教育民众的，只引导他们行仁义就足够了，您为什么要涉及利益？”
子思回答：“教育民众行仁义，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带给他们利益。国君、百官如果不以仁爱之心爱民，民众就无法和乐生活；在上者不讲道义，在下的普通民众就会以欺诈为乐事，这样一来才真要带来极大的危害。所以《易经》上说：‘所谓利，与道义是一致的。’又说：‘利益用来安身立命，用来崇尚道德。’这些都算得上最大的利益。”
所以后来孟子又说：“夫民，衣食不足则无暇治（讲究）礼义，而饱暖时不予教育，则又近于禽兽。”
管仲说：“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
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宣传克己复礼、礼义治国，其用心可嘉，但其时不适。当时正是诸侯列国争霸称雄、兼并土地、争夺王位、民不聊生、造反有理的大混战时代、大调整时代，怎能谈礼义？所以孔子以失败告终。及至汉代以后孔子的礼教思想，才开始受到统治者和有识之士的重视，并逐渐深入人心。
在中国历史上，礼义的破坏首先是来自统治者，恣纵专横、横征暴敛、贪污腐化，致使民不聊生，而导致社会动乱、国家灭亡。如果能充分发挥礼义对人们思想的熏陶作用，达到思想上的统一，还有什么政策不能贯彻呢？
第六节错贬贤臣的宋仁宗
古人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妄信小人之言，轻则错失贤臣，重则破家败国。
宋仁宗时期，范仲淹进言毫无顾忌，朝中权贵都嫉恨他。当时吕夷简执掌朝政，官员晋级，大多是走吕家门径。范仲淹进谏：“官职授受原则，皇上应该掌握升降快慢顺序，不应由宰相处理。”
吕夷简对此很不高兴：“范仲淹的说法不切实际，是迂阔空谈。”范仲淹又说：“汉成帝过于信任张禹，不怀疑母舅王家的野心，因而招致王莽篡位。臣担心当今朝廷也有像张禹那样破坏皇室家法的人，不可不及早识破其真面目。”
仁宗为维护自己的“尊严”，竟免去范仲淹天章阁待制等职，贬往饶州。
侍御史韩缜，巴结吕夷简，奏请仁宗将范仲淹所结“朋党”的名单，在朝廷张榜公布。
由此，扩大打击面，发起整治“朋党”之风。士大夫都不敢送行，惟有李弦和集贤校理王质不畏权势，为范仲淹饯行。王质并单独留下数日与范仲淹促膝谈心。
有人以此讽刺王质。王质说：“仲淹是一位贤人，我能与他结为朋党，深感荣幸。”
范仲淹被贬以后，朝廷言路被堵，谏官、御史等有独特才能和见解的人都再不敢进言。
尹洙上疏仁宗说：“臣与范仲淹相互信任，无话不谈，我们的关系是师也是友。自范仲淹被眨以后，朝中不少人说我是由他所引荐，如今范仲淹既然以朋党论罪，臣无疑也是朋党，理应连坐。为此臣请求与范仲淹一同降黜，以明朝廷法度。”
宰相吕夷简极为生气，贬黜尹洙。
欧阳修致信右司谏高若讷说：“范仲淹忠直刚正，博古通今，在朝大臣无人能与其相比。您身为谏官，对范仲淹无辜被贬，不进行申辩，还有什么脸面出入朝中？当今皇上与宰相只凭个人好恶，便罢逐贤臣，丝毫不顾是否有利于国家利益。您身为谏官却不敢加以申辩主持公正，实乃渎职之甚！”
仁宗又下令贬黜欧阳修。
光禄寺主簿苏舜钦，一身正气，他上疏仁宗说：
“孔道辅、范仲淹刚直不阿。这两位大臣不是不知道只要几年闭口不言国事，就能稳得九卿甚至宰相之职位，只因为他们不愿意辜负陛下之托才直言无忌。可今天他们却遭中伤，被贬出朝廷，致使大臣们闭口不言、阿谀逢迎，对皇上、对国家有何益处？希望陛下下令，多纳忠言，如此才可以保持国家安宁。”
古时晋侯曾问叔向：“什么是国家最大的忧患？”叔向回答说：“因为大臣只取俸禄而不极力劝谏，小臣怕有罪而不敢说话，从而造成下情不能上达，这就是国家最大的忧患。”仁宗就是因为妄信奸佞，才造成了国家的破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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