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祭
王学兰
又是暮春时节，落花纷纷，外婆就在五年前的这个季节去而不返。
五年的思念沉甸甸，于每一个寂静的夜晚缓缓浮升……
外婆的一生坎坷崎岖。少小家贫无力抚养，被迫做了童养媳，整日劳作，却食不果腹。后来不知怎么嫁了别一家，婚后不久就被休弃，只因为不生育。再嫁，这家的主妇病故，留下年幼的一子一女，外婆视为归宿，为其操劳30年，给儿子娶了媳妇，又出嫁了女儿，不料丈夫接着撒手归西。50岁，外婆被迫第三次嫁人，便是我的外公。
深藏起心中的悲苦，忍受着两个舅母的冷眼冷遇，外婆再一次从零开始。
我在出生后40天嵌入外婆的生活。据说外婆抱回我后，人人见了都断定养不活，瘦小得异乎寻常，都道这么个老鼠一样大小的东西哪能成活？扔了喂狗吧！父母大概也认为不值得给我浪费奶粉，任我自生自灭。外婆怎样将我养大，我想都没有想过，耳熟能详的是少时村人的惊叹：“那么个小不点居然成活了！”多年以后，上了大学的我假期去探望外婆时，村人仍在感叹外婆创造的奇迹，末了仍不忘叮嘱一句：不可忘恩！
懵懂的我哪里能领会其中的甘苦，听得多了，甚至有些心烦。直到我产后无乳，夜夜不得安睡，那个漫长的冬天，日子劳累得不堪回首，我始想及外婆抚育我的艰难。
儿时的记忆里，外婆的大衣襟里随时为我兜着解馋的东西：一个桃子、半块红薯……只等我放学后享用。外婆从不舍得碰我一指头，也不容许他人伤及。8岁上因贪玩父亲给了我一巴掌，外婆流着心疼的泪水大大地发了脾气，父亲从此放任我自流。
弟弟妹妹在断奶后也相继被送至外婆家，外婆已难以平均分配她的爱，弟妹颇怪怨外婆厚我薄彼、偏心眼。偏偏小妹7岁上夭折，母亲对此耿耿于怀，母女遂起隔阂。
11岁的那个冬日，我泪眼婆娑地跟在父亲身后，一步一回头离开了在寒风中仰首翘望的外婆，极端不情愿地回到生身父母身边，做了父母家的客人。拘拘谨谨，小小心心，生分之极。每一个假日，我回到外婆身边，才能找回久违的自在与轻松。
初中、高中、大学，我在外婆的视线中越走越远。父母舒适明亮的楼房鲜明地对比着外婆黯淡陈旧的老屋。逢假日去看外婆的我，再也不愿留宿了，而外婆依然在我一迈进门就满怀期待地问：“不走了吧？住一夜吧？”后来纵使我想住一宿也身不由己了，外婆却也不再问了。
12年前，与外婆相依为命的外公猝然离世，外婆该是怎样的哀伤与无助。母亲向千里之外的我隐瞒了消息，我在南方耀眼的阳光下快乐着，浑然不觉。
那以后外婆迅速衰老下去，一向康健的身体日渐不济。这期间，我毕业、成家、生子，永久地居住于他乡，已无暇顾及外婆，徒有牵挂。
外婆住在母亲家给上学的小弟做饭。母亲脾气暴躁，有时出言不逊，自尊的外婆即决然离去。逢上这样的场面，我为外婆难过，又不敢公然冒犯母亲，只有追上外婆送一程，凄楚的外婆，无奈的我，一老一少，辛酸一路。我在心里暗暗发誓：等我有了房子，一定将外婆接去侍奉。
房子尚且遥遥无期，外婆却已躺倒在床。一息仅存，游离于生死之间的外婆迟迟合不上眼。母亲推想外婆是想见我一面，我匆匆赶去。
多年来的担心矗立眼前。这个形容枯槁，穿戴停当、行将就木的人怎会是我亲爱的外婆？
“你来干啥？孩子咋办？”泪水夺眶而出，我哽咽不能成声，阵阵心痛。外婆啊，此时此刻，你仍在为我着想，而我又为你做了些什么？只会给你留下几张轻飘飘的纸币，而这号称万能的纸币于你无异于废纸一张。在那闭塞落后的小山村，它换不来热腾腾的饭食。而你需要的是有人为你调煤生火、担水做饭、做伴解闷。可是这些年，我只是无奈地牵挂着你的寂寞与无助。
最痛心的是，大舅直埋怨你的迟迟不去耽误了他的农活，母亲竟也在一旁帮腔。呜呼！外婆！我的外婆呀！
第二天，外婆去了另一个世界。
这世上最爱我、我最牵挂的人就在这百花盛开的春日永远地凋零了。冰凉的泪水潸潸而下，童年的温馨再向何处追寻？年岁渐增，更深的歉疚潮水般一浪一浪击痛我，想我如不上大学在农村终其一生，外婆便会安度晚年。外婆是高兴我的出息还是叹息我的出息，外婆失望过吗？我一遍遍揣想外婆的心理，郁结难释。
寂静的夜晚，我一遍遍相遇久别的外婆：依然是送别，依然是在风中站成一尊雕像，依依的目光长长地追随着我，看我走过另一院门，看我迈上小坡，看我渐走渐远。我就这样牵着外婆的目光一步步离去，不敢回头。直到上了坡顶，才敢驻足回身，怅望脚下那一片满浸着离愁别绪的灰色屋顶。
一回回梦里凝望，一回回泪湿眼眶。这一幕已镌刻为心底永恒的照片，清晰如在昨日。
外婆啊，生前我不曾回报滴水于你，而今也只能和着泪水写下我的爱与疚。“子欲养而亲不待”，当我明白了爱的时候，爱已离我远去。
唯将终夜长开眼，聊报十年养育恩。
世界上的爱都以聚合为目的，但是有一种爱却以分离为最终目标，正如文中的外婆与外孙女。爱创造奇迹。外婆用一种大爱将一个难以养活的“小不点”养大成人，是外婆给了她生的机会。外婆生活得很卑微，但爱心仍存，她用春晖般的温暖呵护着如小草般的小小外孙女。不计付出，不求回报。大人对孩子付出的爱与孩予对大人的回馈永远无法对等，只有经历过才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千真万确。
怎么忍心让老人满怀的期待落空？那么落寞无助的眼神，让人看着心痛不已。当这份厚重的爱不在时，我们迟到的爱与疚都是徒劳的。所以，没有大房子时，也可以把长辈接来小聚。
送长辈真正需要的东西，不是钞票，而是一份倾听，一份陪伴。
天堂里的大哥
颜落
很小的时候，兰子就知道自己是父母捡来的，但这并不影响她的成长，兰子的童年如其他孩子一样欢乐而幸福。家里人对她很好，特别是大哥。
8岁那年，兰子的父亲患了癌症，家里再也寻觅不到以前安宁祥和的气氛。半年后，父亲走了。哀痛之余，大哥开始为沉重的债务发愁。
大哥的儿子小健已经4岁，大嫂患有鱼鳞病，买一次药动辄数百。大哥在镇里一家工厂做临时工，挣的钱勉强够维持家用。二哥刚刚成家，修筑新房时欠下的债务还没有还清。无奈，大哥在附近一家采石厂找了份装石头的短工。采石车通常在深夜到达，只要有人在门外喊，大哥就得披着衣服去工地。几个人把一块块百十斤重的石头抬上车，装满一车15元，几个人分。这种工作也很危险，常有石头砸伤人的现象发生。许多个深夜，只要听到大哥开门的声音，兰子就心疼得想流泪。而她能做的只有好好学习，并在心里一遍遍祈祷：保佑大哥平安健康。
近一年时间，大哥都干着两份工作。还清父亲治病的钱时，他却病倒了，检查结果是肾炎。大哥只要了些基本的西药。看着脸肿得虚胖的大哥，兰子和小健都哭了。大哥轻轻地拍着兰子：“傻孩子，没事，我以后不去采石厂了，单在工厂上班，活儿很轻。”
娘和大嫂给大哥做好吃的，他总留一些给兰于。已渐渐懂事的兰子不肯吃，大哥便装作生气地说：“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
两年后，大哥的病情减轻了，只要不干重活复发的可能就不太大，而此时大哥的单位因效益不好要裁员，没有编制的大哥首当其冲。对此，大哥很想得开，他说：“钱是人挣的，法儿是人想的，我的病能好就是万幸了，不让上班了咱还有地啊。”大哥辟出二亩地和大嫂一起种葡萄。
兰子中考时，娘让她报中专，而大哥却说她的成绩在镇里一向都是前三名，读中专太可惜。兰子犹豫不决时，娘含着泪说：“你想把你哥累死啊？”兰子最终在志愿表上填了中专，但8月时却接到了县城一高的通知书。她忽然想起，报完志愿的那天晚上，大哥拎着一兜上好的葡萄出了门，一定是他找了老师。
兰子跑去问大哥时，他只嘿嘿地笑。兰子看着大哥的憨样也笑起来，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在一高读书时，大哥常托人给兰子带水果和钱。大哥常说的一句话是：“哥没本事，但你一定要吃饱。”
家境因种葡萄略微好转了，悲剧却又发生了。那天，兰子的大嫂乘坐别人的农用三轮摩托回娘家时发生了车祸，等家人赶到时，人已经不行了……处理完大嫂的后事，娘说她年纪大了，只能做口饭，让兰子辗学跟大哥种葡萄。大哥还没等听完就吼道：“不行！能给葡萄剪枝喷药的人多了，像俺妹这样每次考试都进前几名的有几个？我心里有数！”那一刻，兰子说不清自己心里的感受，她只是哭，痛痛快快地哭了一个上午。大哥慈爱地抚摩着兰子的头，兰子从心底感到温暖，大哥是她生命的依靠啊！
已经40岁的大哥，用他的汗水浇灌着田地里的粮食和葡萄，用那一张张渗透着血汗的人民币筑起兰子和小健的未来。
兰子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让大哥感到无比荣耀，但那四位数的学费也令大哥满心忧虑。收到通知书那晚，趁大哥出去时，年迈的母亲把兰子叫到跟前：“妮儿，咱念不起啊，万一你哥他再犯病，可咋办啊！前些日子有人给他介绍个对象，女方说，供他儿子可以，供你上大学可不行……”兰子默默地把通知书藏了起来，然后让本家一个姑姑帮她在县城里找活儿。
那天吃饭时，姑姑到兰子家说让她去县城一个宾馆当服务员，前三个月包吃住每月挣300元，三个月后可以涨到500-600元。大哥阴着脸放下饭碗出门了。兰子预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果然，姑姑刚走，大哥就回来了。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给你钱，你给我好好上学去！”“大哥，”兰子说，“小健就要上高中了，你身体又不好。上有老下有小，我不想看你那么受苦……”“那你就因为这几千块钱放弃前途，一辈子都待在这个小村子？莫说你是我妹妹，就是别人家的孩子，我也觉得可惜啊！我就是再没能耐，再受穷受苦也不能让考上重点大学的妹妹辍学！”
最终，兰子还是到那所梦寐以求的大学报了到。
大哥汇来了300块钱，兰子执意不要，兰子写信说自己在老乡开的食堂里帮忙，每天可以免费吃三顿饭。大哥坚决不让她干，他说他从报纸上看过大学校园内贫困生受歧视的报道，他就是再困难，也能把兰子的三顿饭钱给挣回来，不能让同学们瞧不起她。
半个月后的一天，大哥来学校看兰子，他要到广州去打工了。大哥比以前黑瘦了许多。大哥带了兰子最爱吃的煎饼和一兜水果。分别时，大哥忽然拍拍兰子的肩膀说：“妮儿，好好照顾自己。”兰子使劲儿点了点头。火车渐渐走远，兰子泪如雨下。她怎么也想不到，这是她见大哥的最后一面。
一天深夜，娘在电话里哭着要兰子赶回家见见大哥。可兰子赶到家时，看到的只是大哥的遗容。
娘说，大哥回来已经快一个月了，他怕兰子分心，说什么也不让告诉她。与他一起去广州的邻家四叔说，像他们这种没文化、年龄也偏大的人，根本进不了工厂，只能在广州摆地摊、卖烧烤什么的，一天到晚四处跑，还要躲工商局的人。到菜场捡菜，几个人合租最便宜的民房，用附近木材厂废弃的木材生火……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大哥的肾病复发了，可他舍不得花钱住院，以至于最后竟恶化成尿毒症……
娘含着泪拿出一沓钱：给她的，给兰子的，给小健的……兰子不知道世间有几位哥哥对妹妹能有这般情义，而对于她这位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大哥付出了自己的幸福和生命。
兰子想，她要用自己的一生去感念大哥的爱。不如此，她将心灵不安——因为，为了她，大哥曾经放弃了自己的天堂……
有哥如此，夫复何求？兰子的大哥为了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付出了自己的幸福和生命。在兰子人生的每一次重要抉择中，大哥都是力挽狂澜，一次次成就妹妹。是什么让大哥这样无怨付出？因为他把兰子当成了亲妹妹。这种超出责任和亲情的付出，更令人动容。这个信念让大哥放弃了自己的幸福，选择在另一条崎岖的路上跋涉着，却是为了让兰子更快地到达幸福人生的彼岸。这样一份情义是值得用一生来感念的，这份不求回报的爱是值得铭记一生的。
芸芸众生，能够相识已是一份缘，有机会成为亲人，是缘上缘。推想大哥也是带着这样一种态度对待妹妹兰子吧。所以他不惜用自己的劳作甚至生命的代价来构筑妹妹的未来。大哥是一个天使。
多莉姑姑的帽子
丁力/译
当我还是小孩子时，曾对三件事情笃信不疑：我的家人都爱我；太阳每天早上都会升起；我的嗓音很美妙。对最后一点我尤其有把握。因为每当全家一起唱歌时，我都会扯着嗓门大喊，从来没有人阻止过我。所以当我的二年级老师凯瑟琳嬷嬷宣布她要在圣诞节当天举行一场演唱会时，我别提有多高兴了。
凯瑟琳嬷嬷对全班同学说：“歌唱是我们向上帝表达爱意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她说要根据我们的演唱天赋来编排节目，全班26个人都迫不及待地举起了手。“想独唱的同学请站在钢琴右侧，想参加合唱的同学请站在钢琴左侧。”
在嬷嬷还没走到钢琴之前，我就第一个站到了钢琴右侧。她给了我几支曲子，我从中挑选了我们家最喜欢唱的《当爱尔兰眼睛微笑时》。嬷嬷开始弹琴，我则以一个7岁女孩儿所能展示的最丰富的感情开始演唱。可没唱几句就被嬷嬷打断了：“谢谢你，下一位。”
当我回到座位上时，看到有些同学在窃笑。难道我做错什么事了吗？
独唱的名额很快就招满了。嬷嬷听了每位同学的试唱，然后将声音接近的人编排在同一个声部，最后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当其他同学开始熟悉歌谱时，嬷嬷把我叫到她的桌前，温和地看着我。“杰奎琳，你听说过‘音盲’这个词吗？”
我摇了摇头。“就是说你发出来的声音与你自己想象的不一样，”她拉着我的手说，“这没什么值得害羞的，亲爱的。你仍然可以参加演唱会。你做出发音的口型就可以了，但不要发声。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我是如此羞愧，以至于放学后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坐公共汽车来到了多莉姑姑家。在我眼里，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得倒她。在那个大多数女性都要嫁人的年代里，她勇敢地选择独身生活。她还参加过狩猎远征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握过手，吻过克拉克·盖博(好莱坞着名男影星)的脸，并打算环游整个世界。她能理解我的世界是如何被这个可怕的发现搞得翻了天。多莉姑姑给我端来饼干和牛奶。“我该怎么办？”我抽泣着说，“如果我不能唱歌，上帝会以为我不爱他的。”
多莉姑姑的手指在桌上敲着，眉头皱在一起。最后她眼睛一亮。“有办法了！我将帽子戴上！”
帽子？它能帮我解决“音盲”这个大问题吗？她那棕色的眼睛盯着我，声音忽然降了下来。“杰奎琳，我得透露一点儿天使的秘密，但首先你得发誓不会告诉任何人。”“我发誓。”我低声说。
多莉姑姑抓着我的手说：“当我在罗马圣彼得教堂祈祷时，曾听到旁边座位上一个人讲话。他也是个音盲，也担心上帝听不到他的歌声。那里的牧师悄悄告诉他，一小块铝箔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我不明白。”
“你在嘴里默默地念出歌词，它们会通过铝箔反射，天使就能捕捉到这些声音，把它们放到特制的袋子里，然后送给上帝。这样上帝就能听到你和同学们一起唱赞美诗的美妙声音了。”
虽然听起来有些玄妙，但我相信万能的天使还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况且多莉姑姑表情严肃，她是不会欺骗我的。
“那我把铝箔藏在哪儿呢？”
“藏在我的帽子里，”多莉姑姑说，“我会坐在演唱会的前排。不要对凯瑟琳嬷嬷和你的父母泄露一个字。”
圣诞节那天，全家都去观看我的表演。我紧紧盯着她的帽子，根本不去考虑在场的人能否听到我的声音，我沉默的歌声是唱给上帝一个人听的。演出非常成功，多莉姑姑夸我的表演具有“奥斯卡水准”。
四年前多莉姑姑去世了，享年90岁。葬礼结束后，我们晚辈聚在一起，追忆这位令人尊敬的姑妈。我们吃惊地发现，她的“天使帽子”曾帮过我们许多人。一个口吃的外甥盯着她的帽子，完成了自己的首次登台演讲；一个胆小的侄女勇敢地参加学校戏剧演出，并在拼写比赛和天才竞赛中获奖，就因为多莉姑姑戴着帽子坐在前排。她让我们相信天使就在我们身边，帮我们完成了许多自以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在生活中遇到挫折时，还会想起多莉姑姑和她的“天使帽子”。我童年时的信仰仍然没有改变：我的家人都爱我；太阳每天早上都会升起；在那个难忘的圣诞节表演中，我拥有最美妙的声音。
当我们所笃信不疑的或者说信仰被瞬间颠覆时，心灵会受到巨大的触动和打击，需要一碗精心调制的心灵鸡汤。小女孩杰奎琳就从多莉姑姑那里得到了一份这样的礼物。杰奎琳了解到自己是音盲后，羞愧让她开始怀疑和否定自己。智慧的多莉姑姑用一顶“天使帽子”鼓励了杰奎琳，让她沉默的歌唱同样拥有最美妙的声音。她又成为一个快乐自信的小女孩。多莉姑姑是一个特立独行又充满爱心的人，她用“天使帽子”帮助了一个又一个有缺陷的孩子，让他们完成生命中的一次又一次的蜕变。以至到现在，“天使帽子”的魔力依然存在。
爱有很多种，不动声色的爱有时候是一种最大的帮助，春风化雨般润物细无声。
幸福的第六根手指
田祥玉
安东尼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右手大拇指左侧居然多长了一根小小的第六指！这根手指的形状与其他手指也没什么两样：一样的指节，一样的指甲指纹，只是它很小，而且有时还会微微抖动。医学上称这种现象为“六指”。其实，这是正常现象，算不上什么大病。
但安东尼的父母认为这根多余的手指会影响儿子的健康成长。为了不让安东尼长大后伤心自卑，他们把刚出生的安东尼带到了婴幼儿医院。医生却告诉他们，至少得等八年才能替安东尼做手术切除手指。安东尼的父母有些失望，可爷爷萨特听说后却安慰他们：“没事儿，我保证我孙子在这八年中会和其他小孩一样健康聪明地成长！”
安东尼慢慢长大了，那根小小的第六指也同样变大了。不知为什么，小家伙和爷爷最投缘，他刚满十个月的时候，就会伸开一双小手叫“爷爷”了。安东尼当然还不知道多长一根手指有什么不妥，而家里其他人却已经开始为这个小小的肉钉动心思了。尽管爷爷萨特表现得一点也不担心，但他的内心却也一样非常不安，他害怕有一天安东尼会因为这个与众不同的第六指而伤心颓废甚至自暴自弃。安东尼一天天长大，他学会了说话，学会了走路，而萨特也开始着急为第六指寻找最合适的存在理由。
终于有一天，3岁的安东尼从幼稚园回家后，眼泪汪汪地问萨特：
“爷爷，为什么我比其他小朋友多长一根手指头呀？”萨特不知从哪里找到的灵感，他拍拍孙子的头许诺，只要他闭上眼睛就告诉他一个奇妙的故事。安东尼听话地闭上了双眼，萨特轻声说道：“安东尼，你看，我的左手大拇指蜷曲了，它在我的掌心里睡着了。”萨特掌心朝上，将大拇指藏在掌心里，他告诉安东尼：“从你出生后，我这根手指就再也伸不直了，我想它肯定是想贴着我的掌心偷懒，所以……”“所以，我就替您长了一根手指对吗？”聪明的安东尼马上睁开眼睛，破涕为笑了。萨特无比激动地拉过安东尼，把孙子的右手和自己的左手并排放在一起，说：“瞧，这不就是两只手吗？正好十根手指，不多也不少！”
天真的安东尼开心地笑了。不久前还因为小朋友们的取笑而伤心的他，这会儿甚至为自己多长的这根手指而自豪呢。萨特迅速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所有的家人和朋友，他还请安东尼的老师一起来帮助安东尼。当老师惊异地问萨特怎么会想到这么绝妙的方法时，萨特笑道：“是因为奇妙的血缘亲情啊，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考虑过是否割掉我的大拇指呢。”
开始，萨特只是在见到安东尼时，才会条件反射般地把左手大拇指蜷起来，有时时间稍长一点，他的左手大拇指就会麻麻地生疼，非得右手帮忙才能舒展开。渐渐地，萨特竟然习惯了时刻把左手大拇指蜷起来，不熟悉他的人还以为萨特真的只有四根手指呢。
萨特慢慢习惯了用四根手指牵着安东尼漫步，习惯了用食指和中指夹着刀叉进餐，甚至习惯了用四根手指教安东尼弹琴。晚上睡觉时，他的左手大拇指还紧紧地贴在掌心里呢，要用很大的劲才能把它舒展开来。聪明懂事的安东尼听了爷爷的故事后，突然对他的第六指特别爱护起来，他总喜欢在小小的第六指上涂很厚的营养霜，以免它干裂什么的。他还告诉所有人，他为爷爷长了一根大拇指。
安东尼在幼稚园跟同学讲他和爷爷的故事时，小家伙们听得津津有味。有的小孩甚至还祈祷圣母玛莉亚让他们也多长出一根手指头呢。大概萨特也没有预料到，这个善意的谎言会让安东尼因为一根多余的指头而比别的孩子自豪幸福。没有人取笑安东尼，其实对于一个聪明漂亮的小孩来说，多一根小小的手指头又算得了什么呢。
转眼，安东尼8岁了，已经到了可以做手术切除手指的年龄了，萨特却不知道该怎么跟安东尼说，因为安东尼告诉老师，他要在爷爷的手指伸直后，才会切除第六指。而当萨特想扳直左手大拇指时，他才发现这根手指已经完全变形了。五年来，这根大拇指一直习惯于蜷曲地缩在掌心里，看来现在要重新扳直它已不大可能。这根原本直而有力的大拇指，蜷曲五年后已变得萎缩、瘦小而软弱无力，它已经与其他四根手指有了很大的区别。老实说，大拇指蜷起来的五年里，并没有给萨特带来太多的不便，而那些给孙子讲述“幸福的六指”的日子，也确实给安东尼带来了快乐的童年，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满足与幸福。
当安东尼听说他可以在医院动手术切除手指后，连忙问萨特：“我切除第六指后，您的手指会重新伸直吗？”萨特的心里涌起一阵温暖，他也很想伸直这根手指啊，可是那好像已不可能了。为了让安东尼安心去做手术，萨特用纱布缠住自己的大拇指，他告诉安东尼他已经动了手术，他的手指马上就可以伸直了。这样，安东尼才听话地去医院做切除手术。
安东尼的手术非常成功，而萨特手上的纱布却缠了好久。他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手指伸直，但不争气的大拇指却不听他的使唤。安东尼做完手术后，见爷爷的手还没伸展开，十分沮丧，他甚至说爷爷欺骗了他，他很后悔丢失了那根属于爷孙俩的第六指。
随着时间的流逝，安东尼慢慢长大，他开始忙于自己的学习和生活，不再关心爷爷的手指。他渐渐淡忘了第六指的故事，最后他甚至以为爷爷的手指原来就是这样的。
10年后，78岁的萨特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他去世时，左手掌心向上，大拇指一如既往静静地躺在掌心里，这年安东尼18岁。也就是说，萨特的左手大拇指已经蜷曲了整整15年。这根大拇指曾刻意蜷曲了5年，但在余下的10年中，它想变回原样，却始终没有成功。尽管这样，萨特在这10年里却也过得十分开心幸福。
安葬萨特后，安东尼的父母告诉了他第六指的故事，安东尼十分震惊，他在爷爷的遗像前长跪不起：“爷爷，为了让我相信拥有第六指就拥有更大的幸福，您把一根健康的手指隐藏了15年，是您给了我完整的人生啊。”
后来，安东尼成了一名人体器官学教授，他将他的实验室取名为“第六指与一双手”，安东尼对人体各种器官，特别是手指研究，在国际医学领域无人能及。生命中曾拥有的那根幸福的第六指以及爷爷那根蜷曲了15年的大拇指，确实给安东尼的事业和人生指明了非同凡响的方向。
一根蜷曲了整整15年的大拇指，是另外一根小小的第六指之所以存在的全部理由。当把这样两只手放在一起时，它就是一种无法言及的幸福。多长一根小指头，这没什么，但如果引导不当足以影响孩子人生的完整。血缘给了亲人间爱的理由，更给了我们维护爱的灵感。一个充满浓浓爱意的善意谎言令原本多余的第六指可以骄傲地伸出来，安东尼自豪满足，因为自己为亲爱的爷爷长了一根手指，他是一个英雄。爷爷是伟大的，他不惜用一根原本直而有力的拇指换取孙儿心灵的完整。
当年小小的安东尼渐渐长大，第六指的故事像放久的墨迹渐渐从记忆中褪去。直到爷爷逝去，他了解爷爷对自己的一番苦心，震惊，感恩，自己一直在爷爷撑起的天空下幸福地成长。
安东尼拥有幸福完整的人生，当然不是因为他比别人多长了一根手指，而是因为他有一位亲爱的爷爷。
一顿午餐
郭丽佳/编译
我收到婶婶的信：“亲爱的孩子，我将于下周四抵达你那里，如果到时你能邀请我共进午餐，我将不胜感激。你的婶婶：诺拉。”自从我母亲得病以来，婶婶诺拉一直照料我的生活。
当时我在大学里每月只靠父亲给的5英镑维持生活，接到婶婶的来信时，我只剩下20先令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拒绝她的要求！
我知道一个比较好的餐馆，那里一顿午餐每位只需3个先令，那样的话，我还可以有14先令维持到月末。
当我带她到那家小餐馆门前时，她指着街对面的“亲属大厦”说：“我们为什么不去那儿？那儿也许更好一些。”
“噢，的确挺好——如果你喜欢的话。”我说，我不能说：“亲爱的婶婶，我实在没有足够的钱请你去‘亲属大厦’用餐，那儿的价格远远超过了我的承受能力！”
侍者递上一份菜单，“噢，”婶婶说，“我们可以先要一盘这个，”这是一道法式鸡块，是菜单上最贵的一道菜——7先令。我为自己点了一道1先令的小菜，因为我希望能留下点儿钱维持生活。现在大约用去了8先令，不！——应当是9先令，因为我还将付给侍者1先令的小费。
“这位女士还需要点儿什么吗？”侍者说，“我们有上好的鱼子酱。”
“鱼子酱！”诺拉婶婶忍不住喊道，“太妙了，我能要一碟鱼子酱吗？”
我不能对她说：“不，因为那会使我只剩下5先令维持到这个月末。”我没出声，所以她要了一大碟鱼子酱——外加一杯葡萄酒。现在我只剩下5先令了，4先令可以买足够的面包和干酪，熬过这个礼拜。但是她吃完了鸡块，又看见侍者手里拿着几块奶油蛋糕。
“噢！”她说，“这些蛋糕看上去可爱极了，我只要一小块！”
于是，我仅剩下3个先令了。然后侍者又报上了一些水果——她肯定还会要一些。最后，经过了如此丰盛的午餐，我们是一定得要两杯咖啡的，那么我将一无所有，甚至连付给侍者的小费也没有了！
侍者递上清单：20先令。我把我仅有的20先令放在盘子里，没有小费付给侍者。
诺拉婶婶看着盘子里的钱，又看看我。“这是你所有的钱了吧？”她问。
“是的，婶婶。”
“你将你所有的生活费都花在了这顿午餐上了是吗？你太善良了——但这实在很愚蠢。”
“不，婶婶。”
“那么，这么多的语言中哪个单词最难讲？”
“我不知道，婶婶。”
“‘不’，当你长成了一个大人，有时候你不得不对别人说‘不’，甚至对一个女士，我早看出你没有足够的钱来应付这顿午餐，但是我还是想给你上这生动的一课——所以我点了最贵的菜，并且偷偷看了你的眼色——可怜的孩子！”她付了账，并且把5英镑作为礼物送给了我。
“噢，上帝！”她说，“这顿午餐几乎饱煞了你可怜的婶婶，我平时午餐仅仅是一小杯牛奶而已。”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婶婶用一顿午餐教会侄儿学会说“不”的处世道理，尽管有些贵，但还是非常值得的。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字，可是说出这个字却需要极大的勇气。如果第一次没有拒绝了的事情，第二次则更不容易拒绝。很多时候我们由于诸多原因，不愿不敢也不能说“不”，从而做出一些违背真实意愿的事，结果常常使我们陷入巨大的窘境中。有如文中那个囊中羞涩的少年面对疼爱自己的婶婶，无法拒绝她的各种“无理”
要求，结果花光了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那是维系他一个月的生活费。虽善良但很愚蠢。
当我们长大时，懂得承担的时候也要学会拒绝。拒绝无理，拒绝欺凌，拒绝诱惑……成长中拒绝是一门必修课，它标示着我们真正的成熟。
拒绝虽然会失去一些东西，但它同时会置换给我们生命中更重要的，无私、正直、尊严……拒绝也是一种美丽。
祖父的表
张晓菲/译
那块挂在床头的表是我祖父的，它的正面雕着精致的罗马数字，表壳是用金子做的，沉甸甸，做工精巧。这真是一块漂亮的表，每当我放学回家与祖父坐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盯着它看，心里充满着渴望。
祖父病了，整天躺在床上。他非常喜欢我与他在一起，经常询问我在学校的状况。那天，当我告诉他我考得很不错时，他真是非常兴奋。“那么不久你就要到新的学校去了？”他这样问我。
“然后我还要上大学。”我说，我仿佛看到了我面前的路，“将来我要当医生。”
“你肯定会的，我相信。但是你必须学会忍耐，明白吗？你必须付出很多很多的忍耐，还有大量的艰辛劳动，这是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我会的，祖父。”
“好极了，坚持下去。”
我把表递给祖父，他紧紧地盯着它看了好一阵，给它上了发条。当他把表递还给我的时候，我感到了它的分量。
“这表跟了我50年，是我事业成功的印证。”祖父自豪地说。祖父从前是个铁匠，虽然现在看来很难相信那双虚弱的手曾经握过那把巨大的锤子。
盛夏的一个晚上，当我正要离开他的时候，他拉住了我的手。“谢谢你，小家伙”，他用一种非常疲劳而虚弱的声音说，“你不会忘记我说的话吧？”一刹那，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不会，祖父。”我发誓说，“我不会忘的。”
第二天，妈妈告诉我，祖父已经离开了人世。
祖父的遗嘱读完了，我得知他把那块表留给了我，并说在我能够保管它之前，先由我母亲代为保管。我母亲想把它藏起来，但在我的坚持下，她答应把表挂在起居室里，这样我就能经常看到它了。
夏天过去了，我来到了一所新的学校。我没有很快找到朋友，有一段时间内，我很少与其他的男孩交往。在他们中间，有一位很富有的男孩，他经常在那些人面前炫耀他的东西。确实，他的脚踏车是新的，他的靴子是高档的，他所有的东西都要比我们的好——直到他拿出了自己的那块手表。
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表不但走时极为准确，而且还有精致的外壳，难道这不是最好的表？“我有一块更好的表。”我宣称。
“真的？”“当然，是我祖父留给我的。”我坚持。
“那你拿来给我们看看。”他说。
“现在不在这儿。”
“你肯定没有！”“我下午就拿来，到时你们会感到惊讶的！”我一直在担心怎样才能说服母亲把那块表给我，但在回家的汽车上，我记起来那天正好是清洁日，我母亲把表放进了抽屉，一等她走出房间，我一把抓起表放进了口袋。
我急切地盼着回校。吃完中饭，我从车棚推出了自行车。
“你要骑车子？”妈妈问，“我想应该将它修一修了。”
“只是一点小毛病，没关系的。”
我骑得飞快，想着将要发生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仿佛看到了他们羡慕的目光。
突然，一条小狗窜入了我的车道，我死命地捏了后闸，然而，在这同时，闸轴断了——这正是我想去修的。我赶紧又捏了前闸，车子停了下来，可我也撞到了车把上。
我爬了起来，揉了揉被摔的地方。我把颤抖的手慢慢伸进了口袋，拿出了那块我祖父引以自豪的物品。可在表壳上已留有一道凹痕，正面的玻璃已经粉碎了，罗马数字也已经被古怪地扭曲了。我把表放回口袋，慢慢骑车到了学校，痛苦而懊丧。
“表在哪儿？”男孩们追问。
“我母亲不让我带来。”我撒了谎。
“你母亲不让你带来？多新鲜！”那富有的男孩嘲笑道。
“多棒的故事啊！”其他人也跟着哄了起来。
当我静静地坐在桌边的时候，一种奇怪的感觉袭了上来，这不是因同学的嘲笑而感到的羞愧，也不是因为害怕母亲的发怒，不是的，我所感觉到的是祖父躺在床上，他虚弱的声音在响：“要忍耐，忍耐……”我几乎要哭了，这是我年轻时代最伤心的时刻。
你必须付出很多很多的忍耐，还有大量的艰辛劳动，这是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
六姑妈
王开林
六姑妈有不少名言，我们后辈常在口头来回传递，比如这一句：“做人就好比坐升降机，总是有上有下，有起有落。”六姑妈大起大落的一生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三个时期：23岁之前，她坐升降机向上；23岁到57岁，她坐升降机向下；57岁到78岁，她给别人开升降机。
六姑妈出身于官宦家庭。我爷爷晚清时做过湖南布政使，民国初年担任湖南禁烟督办，两个官职都是肥差，挣下偌大一份家业，并不奇怪。六姑妈少女时代锦衣玉食，17岁那年由大伯母作伐，与汪姑爹共结连理。汪姑爹风流倜傥，毕业于美国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是前后校友，口才和文才均相当不俗，是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民国外交界的青年才俊，不到30岁就担任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六姑妈很依恋汪姑爹，挚爱之中另有仰慕的成分。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关东军侵略中国东北三省，汪姑爹忧愤成疾，32岁病逝于日本横滨。那年，六姑妈满打满算才不过23岁。
“我大病一场，有心随他驾鹤西归，可你奶奶不许，她最疼爱的子女就是我和你爸爸，她要我好生想一想孝道，我一想，就勉强活下来了。”六姑妈是典型的孝女，她不忍伤了母亲的心，让她白发人送黑发人。
抗战时期，六姑妈为了逃难路上少受些拖累，将十几箱贵重的衣物和字画寄放在一位好友家中，这位好友还是汪姑爹的亲戚，想来是可以信托的。可是到了战后，对方借口说衣物和字画全被日本兵掳走了，一股脑儿赖得干干净净。此前数年，大火将长沙焚为赤土，我家的大宗祖业付之一炬，连块砖瓦也没捡回。家道式微之后，六姑妈洗净铅华，做些湘绣帮补家用。其间也常有人上门提亲，她总是甩出一句直顶喉咙的硬话将媒婆打发出门：“母亲在，我就一门心思做个孝女，是不会嫁人的。”再后来，长沙解放了，湘绣由专门的部门来管理，六姑妈的作品渐渐没了销路，她就帮我大伯打理家务，闲时她还是忍不住技痒，刺绣些手帕、枕套之类，作为礼物送给亲友，没有人不欢喜，没有人不夸她针功神奇，她报之一笑，并不掩饰自己内心的得意和快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我大伯“畏罪”自杀了，六姑妈处变不惊，没怎么落泪。她极有见地，对我父亲说：“死者已得到解脱，活着的人还要吃不少苦头，就把眼泪留给自己用吧。”到了1968年，不知何方神圣令箭一挥，我们全家就得下放华容县东山公社，六姑妈也在其列，她近乎赌气说：“我都快60岁的人了，不想去农村养猪种菜，要死就死在长沙。”她急中生智，想出一个留城的绝妙办法，辗转托人物色到湘运公司一位姓王的党委书记，愿去他家当保姆。我父亲对六姑妈认矮服低的做法十分生气，他跺着脚又叫又吼：“我们王家再穷再背，也没有屈身去当下人的先例。六姐，你去华容养猪种菜比当下人强100倍！”六姑妈神色不变，口气却略微有些伤感地说：“先前，我们家有钱有势，没少使唤下人。平心而论，都是父母所生，凭什么我们就只能做主子，别人就只能做下人？再说，今时不比往日，王家已经‘水落三丘’，我去当别人的保姆，也算是还一还宿债吧。”
她这保姆一做就是二十多年，带大了王家的一个宝贝儿子，教他读书上进，教他尊重父母亲友，教他爱整洁……样样都教得极好，那男孩叫她奶奶也叫得极亲，男孩的父母则对六姑妈尊若高堂，这令六姑妈尤其感到欣慰。有一次，六姑妈对父亲说：“年轻时，有一个姓陈的算命瞎子算定我将来膝下荒凉，而且晚景凄苦。前面算他讲对了，我没生下一儿半女，后面就未必然。”从年轻时做参赞夫人到老年当保姆，按照常人的眼光看去，明摆着境遇一落千丈，陈瞎子说六姑妈晚景凄苦也不为错，但人性中还有善良，还有爱，还有彼此相濡以沫，还有其他美德，消解了窘境中苦楚的滋味，最终六姑妈“给别人开升降机”也同样获得了幸福，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有时我想，如果当初六姑妈随同我们全家下放到华容山区，说不定她跟母亲一样积劳成疾，早已客死异乡。她有她的主张，她选择了不同的路线和不同的活法，放下了自己曾是大家闺秀的尊严和高傲，去当保姆，反而曲径通幽。人生有许多波诡云谲，唯有智者能够拨开迷雾，见到久违的光明。
六姑妈说做人就跟坐升降机差不多，她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无论早年荣华还是晚年平淡，都活得实诚，她那二三十年代大家闺秀的天然素质从未丧失分毫，朴素、娴静、雍容、大方、明快、果断，富于同情心和理解力。这是我曾经认识的六姑妈。
读懂生活的人，是真正的智者。花开花谢，云卷云舒，选择一份执着，懂得取舍，人生的风景会更绚丽。
人的一生充满不定数，六姑妈生于乱世，家境显赫，注定要度过不平凡的一生。早年的荣华，中年的平凡，老年的平淡，这些骤变六姑妈皆宠辱不惊，她生活得特别踏实不浮躁。带着一份智者的释然、豁达，像一株挺得直直的茎秆，不管大自然的天气如何，依然不放弃翌日的晨晖。生活在动荡的岁月里，六姑妈有执着有抉择。她固守一份已逝的爱不惜孤独终老，面对生活的捉弄她自我救赎，“给别人开升降机”体现自己的价值，体现人生的意义。
也许我们会觉得六姑妈一生坎坷，尤其晚年孤独凄苦，仔细想想，也许并非这样，不同的抉择有不同的境遇，风景也不同，得失更不同。
幸运币
［美］艾琳·维拉格
我曾和奶奶来到爷爷的坟前，栽种了一些风信子草。那天春光明媚。奶奶用大剪刀把草修齐，使墓碑上的名字不被遮住。她用匈牙利语轻轻地对爷爷说着什么，然后又低声为他祈祷。
我帮奶奶除去杂草。我问奶奶，墓碑上可否坐得。她说用不着客气，那是爷爷的家，有一天也会是她的家。她的名字——珀珥——早已刻在了那块花岗石上。奶奶是位虔敬之人，她已身心疲惫，她说自己正等着上帝召唤。
我们在父母亲离婚之后都跟着奶奶生活。每当夏夜降临，奶奶总是坐在前面走廊上的一张摇椅里，听蟋蟀鸣叫。她会一边用钩针编织手巾，一边讲蟋蟀在说什么话，那些故事使我和妹妹十分开心。
我们在屋里睡觉时总要用匈牙利语一起背诵一段祷词，遇到我不会发音的词语，奶奶就耐心地重说。奶奶性格坚强，但很慈善，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她早就腿脚不便，用上了拐杖，步履维艰，走路时总是小心地望着脚下。
那年春天祭扫墓地的时候我才六岁，因为我们先去过教堂，所以我穿的是礼拜服——一件带圆点花纹的裙子，后面打着蝴蝶结，脚穿白色短裤、外着亮黑的皮鞋。我故意拖着脚，鞋尖踢着鞋跟，在低矮灰暗的墓石间走动，“脚下留神！”奶奶告诫我。我确实需要训斥，因为我总是在前头乱跑，根本不在意脚下的障碍物，这就难免跌跤，膝盖和肘上的绷带便常常是我心不在焉的明证。
奶奶告诉我的时候总是一字一顿，不厌其烦，那深沉之语，仿佛是人生之旅的灯塔。但我则以为那是大人在故意管小孩，所以常常装着没听见，依旧在前头跑着耍着，不过我通常还是要转回她身边的，就像那天一样。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走路，才使得奶奶格外能发现一些小钱币。
就在那个不寻常的礼拜日。奶奶发现了一枚硬币，那是在一座坟前刚割下的草里发现的。钱与泥土、草混在一起，已失去光泽，变得灰暗，要不是奶奶提醒，我就从它旁边踏步而过了。奶奶停下来，用拐杖轻叩着说：“看看那儿！”那语气好像我们遇上了宝贝似的。“这是一枚幸运币，把它捡起来。”
那时我很小，非常迷信神魔，于是就捡了起来。
那天是我头回听说“幸运币”，说“幸运”是因为只有你发现了它们而别人从未发觉。它们仿佛是些小小的礼品，是天赐之物，奶奶这样认为；当你捡到一枚幸运币的时候，你应该这样说：“幸运幸运，降我好运，我心之诚，此物为证。”
奶奶低声祈祷，她的声音柔和悦耳——这种和悦之声过去常常是一种轻吟低唱，使人蜷缩在奶奶的怀里进入梦乡。听着奶奶的教导，我觉得奶奶仿佛是感应到了天地万物之奥秘。
“许个愿吧，”我俯拾幸运币时奶奶说，她还叫我把自己的愿望保密——好像你吹灭生日蜡烛或对着星星许愿时所做的一样，“把幸运币收好，总有一天会心愿成真。”
我看着手里的魔物，重复着那些咒语，心潮立刻涌向那些我所渴望的事情上：我想学会骑两轮车，我想扔掉挂在衣橱里的带圆点花纹的裙子，我想在礼拜日穿旅游鞋而不穿那亮黑的皮鞋。奶奶笑了，好像她已看透我的心思，她说：“要保证那是你真诚的愿望。”
春日融融，我在墓地里默默祈祷——寿比南山松不老，奶奶！
“幸运币要久留，”奶奶说，“因为有的愿望要过好久才能实现。”尽管那样，我知道奶奶的话仍有道理。我把幸运币塞到鞋坑里，这样就万无一失；回家时则放在枕头下，安然无恙。
那年九月，奶奶去世了。那天晚上，屋里似有异常之兆，我轻轻爬下床，拿出那枚和奶奶一起发现的幸运币。它珍藏完好。我把它紧紧握在手里，我知道过去对它寄托的愿望将难实现；我知道从那一天——去墓地的那个礼拜日起，也将有一天会去祭拜奶奶。
举行葬礼那天，我发现了另一枚幸运币。“这样的日子我能交好运？”我心中茫然，想不去捡它，但我想起了那天在墓地里奶奶用拐杖叩着幸运币的情景，我记得，阳光照在我的脸上，新割下来的草清香四溢，花岗石嵌在墓前。现在，这就是奶奶的家了。
我捡起幸运币，塞进我的黑皮鞋里，收藏了一天，从墓地回家后，我把奶奶的茶杯从碗橱里取出，把幸运币放在茶杯里，然后把茶杯置于我的床头柜上。
现在，幸运币仍珍藏在我身边，其实，我已收藏了数千枚。我能发现它们，是继承了奶奶的第六感觉，这些幸运币，装满了我的花瓶、首饰箱、塑料袋和钱包，装满了食品罐、饼干盒、咖啡听和瓷杯。
我甚至用幸运币作为处事依据。通常在我遇到麻烦或有要事定夺之际，幸运币预示着我祈求的小小奇迹。它们使我深信：我无力企及的目标也终将如愿。
奶奶说，幸运币是天赐之物，而我则觉得，幸运币是奶奶的馈赠。奶奶仿佛在注视着我的生活，仿佛在鼓励我：“很好。艾琳！”她用匈牙利语叫我的名字：“你会通过它获得成功。”
或许我寄予幸运币的第一个愿望确已成真——奶奶并不曾离去，每次我捡起幸运币的时候，我都想起她，我看见奶奶斜依拐杖，老态龙钟，目视双足，我听见了奶奶的声音，那是她唤我入睡的催眠曲，还有在静夜里清晰可辨的匈牙利语的祈祷声。
幸运幸运，降我好运，我心之诚，此物为证。
牧羊女
［美］威廉·萨罗扬
我亲爱的祖母——愿上帝祝福她——认为人人都应该劳动。刚才在饭桌上，她对我说：“你一定要学会一样好手艺，用泥土，木材，五金或布料都可以，造出一些于人有益的东西来。一个年轻人绝不应该一样高贵的手艺都不会。你能制做些什么呢？你能做一张简单的桌子、一把椅子、一块小地毯，一把咖啡壶吗？这些东西里面你会制作其中的一件吗？”
我的祖母愤然地瞅着我。
“我知道，你自认为是一个作家，我料想你也是一个作家。你整天一个劲地抽烟，把房子弄得乌烟瘴气。但是你必须学会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做些有用的事情，做些能看得到摸得着的事情。”
“有一个伊朗国王，”我祖母说，“他的儿子爱上了一个牧羊女。王子去找国王说，父王陛下，我爱上了一个牧羊女，我要娶她为妻。国王说，我是国王，你是我的儿子，我去世以后，你便是一国之君了，你怎么能娶一个牧羊女呢？王子说，父王陛下，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娶一个牧羊女，我只知道我爱这位姑娘，想娶她为我的王后。
“国王感到他儿子对那位姑娘的爱情是上帝的意志。于是他说，好了，既然你这么爱她，非要娶她为妻，我也不阻拦你了。我这就派一位使者去告诉那位牧羊女，我儿子爱上她了，要娶她为妻。使者到了牧羊女家，转达了国王的旨意。那位姑娘说，他做什么工啊？使者说，什么？他是国王的儿子，他什么工也不做。姑娘说，他必须学会做工。那使者回到了国王跟前，把牧羊女说的话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他。
“国王对他儿子说，那位牧羊女希望你学门手艺，你还要娶她为妻吗？王子说，是的，我要学编织草席。于是王子就学习编织各式各样、各种颜色和图案的草席。二天后，他学会了编织草席，而且编织得非常精美。那使者带着王子编织的草席又去牧羊女家告诉她说，这些草席是国王的儿子编织的。于是那位姑娘同使者一块到了王宫里，她成了王子的妻子。”
“一天，”我祖母说，“国王的儿子正在大街上走路，他发现一家非常雅洁的餐馆，便走了进去，选了一张桌子坐下。
“这家餐馆是一些强盗经常出没的地方，他们把王子抓走了，把他投进了一个很大的地牢，那里关押着许多城里的达官贵人。这帮杀人越货的强盗，把俘虏中的胖子宰了喂养瘦子，以此寻开心。俘虏中数王子最瘦弱。他们不知道他是波斯国王的儿子，所以他没有被杀。王子对那帮杀人强盗说，我是一个草编工，我编的草席价值连城。他们给他一些草，让他在三天之内编出来。王子很快就编完了三张草席，对那帮强盗说，把这些席子送到波斯国王的宫殿里去，每张席子国王会给你一百根金条的。
“于是，草席运到了国王的宫殿里。当国王看见那三张草席时，他发现那些草席是他儿子编的。他把那三张草席带给牧羊女看，说，有人把这些草席运到皇宫里来了，这三张草席是我失踪了的儿子编的。牧羊女拿起草席仔细察看每张草席的设计式样。她看到她丈夫用波斯文编下的求救信息，她把这信息告诉了国王。
“国王立即派了很多士兵去强盗那里，”我祖母说，“救出了所有被监禁的人并杀死了所有的强盗国王的儿子安全回到王宫里，回到了小牧羊女他妻子的身边。当王子走进宫殿，与他妻子重逢时，他俯伏在她跟前，抱住她的脚说，亲爱的，完全是因为你我才能够活着！国王因此也非常疼爱这位牧羊女了。”
“现在你该明白了吧，”我祖母说，“为什么人人都要学会一门高贵的手艺？！”
“我非常明白。”我说，“等我挣了钱，买一把锯和一把锤子，我将尽我所能，打一把简单的椅子和一个书架。”
艺多不压身，每个人都应该学会一些足以立身的本领。
沃夫卡和祖母
［前苏联］阿·阿克谢诺娃
原先沃夫卡和他的父母住在北部的摩尔曼斯克。三年前，他母亲不幸病逝。他父亲是位船长，经常出海，无法关照他，好心的邻居把小沃夫卡接到自己家里住。后来，父亲决定把他送到乡下祖母那里去度假。
开始，他并不太喜欢祖母。沃夫卡已习惯于所有亲朋好友都娇宠他，可这位祖母却并不溺爱他。
就在第一天，沃夫卡扭伤了脚，疼得他号啕大哭了好久。但祖母却平静地说：“别哭啦！你又不是小孩子！”说完，就让他去商店买面包。沃夫卡只得去了。
他把面包买回来，往桌上一扔，说道：
“给你面包。”
“你这是干什么，怎么这样说话？”祖母生气地说。
沃夫卡也不答话，扭头就去睡觉。他嘴上说不想吃饭了，心里却在想，祖母肯定会来问他，并会逼着他去吃晚饭。但祖母什么也没问，也没叫他去吃晚饭。早晨起来，沃夫卡还得打水，买面包，然后到地里帮祖母干活。沃夫卡对这一切老大不痛快。有一次，他对祖母说：“您写信让父亲来接我回去吧！”
“没关系，你会习惯的。”祖母答道。
“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我父亲。我为什么整天干活？我现在是放假，我应该休息，可我却整天干活。”
“别人都在干活嘛，你又不是小孩子。”
“可我才上二年级！我不过才九岁。”
“所以我说你已经是大孩子了。我九岁的时候，早就下地劳动了。”
但沃夫卡还是赌气不再好好干活了。他想，如果他干得很糟，祖母也就不会再让他干了。有一天，他没去商店，晚上祖母说：“今天我们不吃晚饭了。因为没有面包吃。”结果沃夫卡只得饿着肚子去睡觉。当祖母明白过来后对他说：“这是无济于事的，你还要住在这里，而且也会喜欢上你的祖母。”
沃夫卡生气地瞪着她，一句话也没说。
有一天，沃夫卡跟他的好朋友维佳谈起了他的祖母。可维佳却对他说：
“你还不了解她，她可是个无所不能的人。村里的人谁都非常敬爱她。她懂很多，甚至还会治病。我们有个邻居有一次头疼得很厉害，吃什么药都不管用。而你的祖母很快就用草药把他治好了。”
“她还会干什么？”沃夫卡兴致勃勃地问道。
“什么都会，”维佳答道，“她能识别所有的草木，她还特别善于洞察人们的内心世界。”
“这倒是，”沃夫卡说，“她总能知道我在想什么。”有一次，沃夫卡和祖母一起到大森林里去。祖母在森林里如入家门：每一棵小草，每一棵树木都成了她的老相识。祖母告诉沃夫卡各种各样的小草：瞧，这棵小草专治头痛病，那棵小草专治心脏病。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的？”沃夫卡问。
“我在乡下住了一辈子，我的母亲特别熟悉这些草木，是她告诉我的。”
“奶奶，那你是怎么把那个人的病治好的？’沃夫卡决心问个明白。
“什么人？”
“你们村上的，他头疼得很厉害，吃什么药都不管用。”
“我已经记不得了，”祖母说，“怎么治好的？你看到了吧，我知道头疼时吃那种草药管用。”
“那吃药为什么不管用呢？”
“因为他并不相信他能康复。”
“那他相信你吗？”
“是的，我把草药给他，并告诉他，过三天就会好的。重要的是他信任我。”
现在，沃夫卡已经喜欢上了祖母，他决心也做一个值得别人信任的人。现在，祖母让他干什么，他都乐意去干。他喜欢祖母不像小孩子那样娇惯他。
几天过去了。从摩尔曼斯克拍来一封电报，祖母看了电报说：“嘿，这下你该高兴！”
“父亲要走吗？”
“不是父亲要走，而是你要走。”
“为什么？’沃夫卡问道。
“因为你父亲希望你回去。”
“那剩你一个人怎么办？”
“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到我这儿来；如果不愿意，就说明你祖母不怎么样。”
汉夫卡想对祖母说，他非常爱她，但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站在那儿，泪水夺眶而出。
古语有云：子不教，父之过。为人父母者，给予孩子的不仅是物质上的支持，还应是精神上的财富，例如坚强、诚信。这些财富才可以跟随他们一辈子，并且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
今年桂花不飘香
［台湾］刘若英
从有记忆以来，家里的院子里就有一棵桂花树，每年秋天一到，整个院子就会飘起阵阵淡香味。
最记得小时候的一个画面就是公公老爱站在树下拎着一杯水在那儿漱口，然后口里念念有词地不知道说些什么，我老以为那棵树会跟他聊天。
我是跟着祖父母长大的。毋庸置疑，我就是家里的小祖宗，由于公公是一位将军，家里的副官更封我为“将军的将军”。由此可知我那一生在战场出生入死的公公，是如何地拿我无可奈何。
有一年，一位李先生到一些老朋友家拜会，碰巧我放学回家看到一堆黑车子离开家的巷子，我跑回家问副官又是谁来了？然后看到桌上一个牛皮纸袋，我二话不说就拆开来，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内容为何，就听到一声雷声响起，公公大发雷霆地斥责我的行为。我以为他是骂我乱拆他的东西，没想到他竟然说我把他的牛皮纸袋拆坏了，那个袋子是可以再使用的。然后就一阵什么浪费国家资源啦，不爱惜东西等等的名号全给我套上。我备感委屈地哭了起来，不过就一个破纸袋嘛，他说得好像犯下滔天大罪！我不只哭，还从楼下哭到楼上给我婆婆听，再从楼上哭到楼下的房间，然后再遵照八点档的剧本，把房门反锁起来。公公骂得越大声，我就哭得越歇斯底里。当时大概整条巷子都被我们祖孙的二重奏给淹没了。之后慢慢地声音小了，我把耳朵挨着门板朝外听，屏息间听到公公走近我的房门，故作轻松地说：“袋子里头不就一张照片嘛，有什么好看的？那么丑！要就给你嘛！何必把我的袋子给拆坏了呢？”说毕，我就瞧见一张八开大的纸从门缝底下给塞了进来，上面写着：
XX同志惠存，某某敬上。
公公十六岁就进了军校，之后在战场上与日本军兵刃相见，几度死里逃生，可以说一生都奉献给了国家。老来过着半退休的生活，也仍是一概与俗世无争的气魄。
如果你问他最喜欢的歌是什么？他可能会回答你他唯一知道的一首通俗歌《绿岛小夜曲》。如果问他会唱什么歌？那他一定毫不思索地回答你《黄埔军校校歌》。而这种耿介几近可爱的个性，也会表现在一些不那么恰当的场合。只要是任何婚丧喜庆要找他致词，他一定可以跟民族大义扯上关系。我常常觉得，那一对对的新人一定搞不懂他们两个人结婚跟国家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就像我每一次去大陆拍戏，离家前跟他辞行，他一定会语重心长地叮咛：“这一趟你去大陆，是身负重任，两岸的和平就全靠你了！”听罢我总要尴尬地跟祖母扮个鬼脸。可是现在回想起来，除了他们那一代的军人，又有谁会如此时刻胸怀忧国忧民的使命呢？
我从来没有想过公公也会有老的一天。曾几何时他不太大声说话了，连路都开始懒得走，坐在那一张椅子上，一坐就是一天。慢慢地连饭也不肯自己吃了。看着他如此气若游丝，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跑到他跟前逗他，要他猜我是刘若玉还是刘若英？然后逼他说他最爱的就是我……早些年我在外头受了委屈，我就靠在他胸前，撒娇地跟他告状说有人欺负我，然后要他拿枪替我毙了他们！他会含含糊糊地回答说：“好！好！好！”可是后来，他的眼睛只看着远方，嘴里念的常只是一些大陆老家的人，事，物；再后来干脆完全不说话了。
身体虚弱的公公进进出出医院好几回，直到那一天我正在参加舞台剧记者会的当儿，接到消息说医生送他进了加护病房。当我再见到他时，他的全身已经插满了管子。第一次，我听到医生对我说：“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第一次，我听到医生对我说：“如果可能的话，家属请不要离开医院，怕通知不及”；第一次，我听到祖母用一种几近哽咽的语气求医生，希望至少能撑到儿孙到齐；也是第一次，第一次我感觉到公公会永远地离开我。
在加护病房的那几个夜晚和白天，我仍然需要工作，我随身带着移动电话，每到一个地方就急着确定电话一定收得到。每一次铃声一响起，我的心跳就几乎要同步停止，一直要到对方的声音正常地出现我才能回过神来。每次收工冲到医院，看到祖母还坐在外头念经，我才能感受到自己还在正常地呼吸。
漫漫的长夜或者跟祖母一起祷告，或是回忆公公的点点滴滴。等到加护病房会客时间一到，我们才能进去看他。每次进去，围在他身旁一堆荧屏上的数字就掉落一点。那一点点，就如我的心被刮掉一块般。祖母不是握着公公的手，就是摸着他的头，轻轻地跟他说话，要他安心，然后在他旁边为他念经。有时候公公像是听懂了似的，看着祖母点了点头，有时还不自主地流下泪来。我不懂祖母哪来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承受这一个与她生活了半个世纪的男人即将要离去的事实。祖母要我给他唱歌，我依偎在他耳朵旁唱《绿岛小夜曲》，却怎么也唱不准音。他倒也像是喜欢地点了点头。我扑在他的身上哭了起来，第一次，他没有话语安慰我……
就在那几天中，家里人告诉我，院子里的那棵桂花树，那棵跟我公公聊了一辈子天的桂花树枯死了。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上午十-点多，他终于不愿意再跟机器作战了。荧屏的画面归零。
过了几天，在替公公整理东西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用过的牛皮纸袋，上头写着“刘若英小朋友收”。旁边公公还用毛笔附加写上“代若英孙女保存之邮票一九七一年’。我都忘了自己曾经收集过邮票。打开来看，全是一些完完整整一套一套的旧邮票，还有几张我在读幼稚园时老师发的只有手掌般大的，上头印着“奖”的纸片。所以将军公公毕竟不是无时无刻只有民族大义，孙女也是很宝贝的。望着这几个简单的毛笔字，我仿佛不意窥见他坚毅的躯壳里那柔情的心灵。而牛皮纸袋，每一个珍惜使用的纸袋，原来可用来包装他无微不至的心意。
我带着这份再珍贵不过的牛皮纸袋走出门，看见那棵确已枯掉的桂花树，竟闻到扑鼻的桂花香。只是，今年满溢的香气不再出自院子的桂花树，而是从更深更远的地方飘过来，穿过千山万水，从我公公所在的地方飘过来。
斯人已去，桂花芳香不再，徒留伤感的回忆。
三分钱的朵拉
［美］贝特·克拉姆帕斯
外公去世后，外婆朵拉从费城来这里和我们同住一周。我对外公外婆的了解不多，特别是外婆。弯腰曲背的外婆，有一张遍布皱纹的活像葡萄干的脸。当妈妈要我亲吻她时，我缩在一边，心里还有些怕她。她从早到晚围着一条褪了色的旧围巾，穿着一套不合身的旧衣服，像一个影子似的在家里走来走去。很难相信，我那充满魅力的妈妈会是她的女儿。
‘妈妈和爸爸上班的时候，你要在家好好照顾外婆，和外婆玩，逗外婆开心。”这是妈妈的命令。这会儿正是暑假，想到不能和小伙伴们在一起玩，我心里老大不愉快。但是，不就是一周吗？我想我还是能熬过去的。
第一天早上，外婆把自己重重地扔进藤椅里，百无聊赖地坐在那儿。我自信有了精神准备，我们家每个人都喜欢玩扑克，我说：“咱们来玩扑克牌吧！”她耸了耸肩，把牌推开，用依地语说：“我不玩扑克。”
“外婆，我的依地语不好，您能用英语跟我说吗？”
她轻蔑地哼了一声，然后说道：“你应该学会。”
唉，这会是漫长的一周。
我不再和她说话，拿起了自己喜爱的喜剧连环画，自顾自地看了起来。从眼角望过去，我看见外婆在一张纸片上用希伯来语写着什么，她的鼻尖几乎要碰着铅笔顶端了，我很想知道她背着我在写什么。
一周就这样过去了。在最后的那天早上，我看见外婆在妈妈的衣橱里翻找。妈妈站在她身后。外婆用依地语说了几句严厉的话，把妈妈最好的衣服拿到了楼下。
“她说什么？”我想知道。
“她说我的衣服太多了。”
我知道妈妈根本没有太多的衣服。爸爸拼命干活，只为我们家挣得仅能果腹的面包。我很高兴，外婆终于要回去了。
在送外婆回费城的车上，我悄悄地向妈妈告外婆的状，妈妈很快就不耐烦了。“你应该尊重外婆！”她厉声说道。我赶紧闭了嘴。
到费城后，我宣布说，要找表兄玩，向他展示我用自己的钱买的费城职业垒球队的帽子。
“不行，你还有事儿，你得帮外婆做生意。”什么生意？
这时，外婆已经拿了妈妈的衣服消失在她的房子里。她再次出现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旧布挎包。妈妈将它递给了我：“贝特，帮外婆背着这个。”
我和外婆走了三个街区到了格拉德大街，这里是犹太人聚居的社区。沿街都是小商店，用金色的字母装饰着橱窗。打扮得花里胡哨的结实的木制推车上，堆满了各色货物，沿着人行道一字儿排开。这里人头攒动，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
一个摊主叫住了外婆：“嘿！朵拉！这些天你到哪里去了？我说最近怎么没人来和我过不去了呢？”然后他向街对面的摊主叫道：“嘿！莫易西！三分钱的朵拉又回来了！你得好好看住你的钱包。”
我把自己的垒球帽拉得低低的，希望没人能猜出朵拉就是我的外婆。她正忙着在一个卖旧衣服的推车上翻找着。她拽出了一件成色还挺新的，比她自己的身材大得多的旧衣服。
“多少钱？”她用依地语问。
矮胖的摊主摸着自己的胡须，知道自己得准备迎战了。“你想要的话，朵拉，我只卖二十五分。”
外婆瞪了他一眼，伸出了三个指头：三分钱。
“哎，朵拉，我要失去我的房子了，我的孩子得挨饿了。但是我还是给你优惠价吧。”他伸出了八个指头。外婆面无表情地盯着他。摊主举起了双手，投降了。“再拿上这个吧。”他生硬地说，举着一件女士连衣裙，“也许这可以使你少到我这里来几次。”
外婆以胜利者的姿态抽出钱包，拿出三分钱，数了数，递到摊主的手上。她示意我打开旧布挎包，把她新买的衣服塞到妈妈的衣服上面。随即头也不回地向莫易西的鞋摊走去。五秒钟以后，她举着一双结实的女鞋，伸出了三个指头。
莫易西脸上不耐烦的神情变成了愤怒：“这是我最好的一双鞋，最低要价得五十分！”
“胡说！”外婆尖声叫道，她的三个指头在莫易西面前晃动。我几乎想躲起来。但是莫易西突然大笑起来。
“好，好，朵拉，今儿我没有时间和你讨价还价，这双鞋三分钱卖给你啦，再给三分钱买上这双昂贵的鞋吧。”他把一双漂亮的童鞋递给了外婆。
外婆就这样继续着三分钱东西的疯狂购物，直到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我已走得筋疲力尽，旧布挎包越来越重，我只好用两只手吃力地提着它。快点吧，我唯一想做的事只是给表兄展示一下我的新垒球帽。但是，我们还有最后的一站。
我跟着外婆来到了一间小办公室。这里只有一张办公桌和一个叫艾比的工作人员。“朵拉，我们都很想念你。这些天你上哪儿去啦？这小家伙是谁？”
外婆用依地语回答：“我女儿的孩子。”
“啊，原来你是朵拉的外孙子。”他向着我微笑，“你一定为你的外婆感到骄傲，你知道，她在这一带可有名了。”
“是的，我知道。”我不耐烦地嘀咕道，“他们叫她‘三分钱的朵拉’。”
艾比转向外婆：“啊，朵拉，今天你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外婆费劲地提起挎包，艾比从办公桌后面跑过来帮忙。外婆从挎包里一件一件地往外拿东西。每拿出一件，便把它整整齐齐叠好。然后，她把在我们家时写好的纸条一一拿出来，在每一堆衣服上都放上一张。
“她在干什么？”我问艾比。
“这些纸条上写着需要帮助的人的名字和家庭地址，我们要把这些衣服照地址给他们送去。”
“她把所有的衣服都给出去吗？”
“是的，我们这里是犹太人救济中心。”
我的脸一下子发起烧来，我感到羞愧难当。难怪格拉德大街上的所有人都和她开玩笑，然后把他们最好的东西给她，而且几乎到了不收钱的地步。原来，“三分钱的朵拉”所做的“生意”是慈善事业，那摊主都是她的“合伙人”。
我把自己珍爱的新垒球帽脱下来，把它递给了外婆。她抬起头来，疑问地望着我，用依地语问：“什么？”
“我想把我的这顶帽子也给你做生意。”
外婆的眼睛突然一亮，她紧紧地拥抱了我。我也紧紧地拥抱着外婆，用我知道的唯一一句依地语对她说：“我爱你，外婆。”
“我也爱你，贝特。”她在我耳旁悄悄地说。
妈妈曾经告诉我，外公生前极其慷慨大方，乐善好施，这样做，他感到很愉快。在他去世的时候，口袋里只剩下六分钱。我想，外婆将会剩得更少，她会感到更加愉快的。
这是一个充满爱的群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是一种幸福。
那一天，我终于读懂了爱
卡伦·奥菲泰莉蒹葭苍苍/译
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我上四年级时的第一个星期。那天放学之后，我从学校出来，沿着联合大街向市中心的我爸爸的修鞋店走去。然而，在到达他的修鞋店之前，伍尔沃斯连锁店的橱窗像磁铁一样吸引了我的目光。橱窗正中显着的位置上摆放着一个红色格子花呢的书包。书包上那红色鲜艳的塑料手柄在秋日明亮的阳光下闪烁着绚丽多彩的光芒。书包的前面是一个嵌入式的铅笔盒，它的开口处镶着一条有着黄色拉环的拉链。我靠近橱窗，把脸贴在玻璃上，以便能够看清楚它上面的那两个扣环。它们也是用那种红色鲜艳的塑料做的，而且它们被恰到好处地安装在书包的盖子上。如果我能有个这样的书包，那我不也就像珍妮特和我们班上其他女孩子一样了吗？我想到。但是，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爸爸从来都没有说过要给我买这种书包。
想到这儿，我气愤地从肩头把我的那个褐色的书包滑下来，然后使劲将它摔到我前面的人行道上。在这明媚的秋阳下，这个皮书包一点儿光泽都没有，而书包上那黄铜做的扣环也是那么黯淡，没有一丝闪光。此刻，它就这么静静地躺在人行道上，像一头又老又丑的母牛，横亘在我和橱窗里的那个红色格子花呢书包之间。我的书包是爸爸自制的。
然而，无论我怎么苦思冥想，也想不出一个合适的理由对爸爸说我不想要他给我做的这个书包。最主要的，那个红色格子花呢书包要398美元一个，我想我们可能买不起。
第二天早晨，当我醒来准备去上学的时候，我感到非常为难。因为今天，珍妮特邀请我们班级所有的女孩放学后到她家里去喝下午茶。在这之前，我不仅从来没有喝过下午茶，而且也从来没有去过珍妮特的家里。我不想背着这个破书包去她家里。在我们班里，她是一个很讨大家喜欢的女孩，而且，她还拥有我们每一个人想要的任何东西。不仅如此，珍妮特还拥有一头漂亮的金色鬈发，她住在郊区的一栋单门独院里。她的爸爸在一家大公司里工作，而且还有自己的办公室。珍妮特也有一个从伍尔沃斯连锁店买来的配有铅笔盒的红色格子花呢书包。
那天上课的时间好像特别长，没有尽头似的。终于，好不容易熬到了放学，我们八个女孩一起来到了珍妮特的家里。哦，这一趟我真是不虚此行，大开了眼界。她的家比我所想像的还要漂亮。看着她家豪华的装饰，我感到就好像是在拜访一位公主似的。
珍妮特的妈妈端着一个银质的茶壶，帮着她为我们倒茶。而我们则几乎都在等待着吃饼干呢。就在这时候，门开了，珍妮特的爸爸走了进来。
“嗨！爸爸！”珍妮特张开双臂向他跑去迎接他。他没有看珍妮特，只是心不在焉地用手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头。“哎，别把我的衣服弄破了。”他一边说一边向后退了一步。
“哦，嗯，对不起，爸爸。”珍妮特说，“您想见见我的朋友吗？”
“我没有时间。”他不耐烦地说，同时，打开公文包，从里面掏出来一摞报纸。
“凯瑟琳，”他对着珍妮特的妈妈粗鲁地问道，“我们家今天要干什么？”
他指的是我们。
“罗恩，”珍妮特的妈妈道歉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过，请原谅这些女孩子们。”她说着离开了餐厅走进厨房。
顿时，这间漂亮的餐厅成了珍妮特父母争吵的回音室。
“你应该知道，我回到家里喜欢安静。”珍妮特的爸爸嚷道。
“是的，我知道，但是，这一次，我认为你不应该介意。”珍妮特的妈妈争辩道。
“如果我回到家里没有一个和睦安静的环境，又怎么能够指望我养家挣钱呢？我想让那些小孩立刻离开这儿！”
接下来，珍妮特的妈妈就没有作声了。然后，厨房的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并且，我们听到沉重的脚步声向楼上走去。
一会儿，珍妮特的妈妈回到了餐厅。“姑娘们，我非常抱歉打断你们，”她低着头，眼睛不敢看着我们任何一个人，满怀歉意地说，“现在，大家赶快把饼干吃完，然后你们可以到珍妮特的房间里去玩，等你们的父母来接你们。”
于是，我们只好默默地吃完饼干喝完茶，然后又默默地走到珍妮特的房间里去了。珍妮特的床上盖着镶有荷叶边的床罩，窗户上挂着带有皱边的落地窗帘。不仅如此，她还有一台电视机、一台收音机和一台电唱机。长那么大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房间——真是太漂亮了。
看着看着，我又想起了自己的房间——在我那个墙上涂着廉价的、略有点晃眼的粉红色油漆的窝里，地板上铺着破烂不堪的油布，家具也都是别人用过的旧家具。我环视着这里，几分钟前，我还对它艳羡不已，而现在只让我感到畏惧。
我的思绪不禁又回到了那个下午。那天，当爸爸伸出双臂紧紧拥抱我的时候。他身上的粗布围裙把我的脸都磨疼了，想到这，我不禁抬起双手揉搓着我的脸颊，我又想到了那块苹果卷饼，爸爸每次只买一块给我吃，而他自己却从来都不舍得吃一口。而且，不论他每天有多少鞋子要修理，他总是要抽出一些时间和我说话，对爸爸来说，我好像是最重要的人。他总是慈爱地看着我，问长问短。
这时，我的目光正好落在了珍妮特的那个红色格子花呢书包上，它正放在白色的写字台上。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满怀羡慕地抚摸着那个漂亮的红色塑料手柄。但是，我突然发现，它的上面布满了一道道划痕，不仅如此，那用来固定背带的铆钉也因为书籍太重的缘故而被拽了出来。仔细想来，这个书包，其实就像珍妮特的生活一样，并不是那么完美。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非常想回到家里去。我想和我的家人们一起围坐在厨房的桌子旁，大家一边吃着硬皮面包，一边开心地笑着，聊天儿……就这样，我一边想着，一边焦急地盼望着爸爸快点儿来接我。
许多年过去了，我仍然珍藏着那个破旧的皮书包。爱，不是来自于银质的茶壶里——当然，也不是来自于红色格子花呢的书包上。有时候，它却来自于一间不大的房间，来自于一块特意准备的苹果卷饼，当然，也来自于那个自制的褐色的皮书包上——因为，那上面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是用爱缝起来的啊！
就在那天，她终于明白了，爸爸对我的爱就像他用来给我做书包的那块皮子一样坚韧，一样真实。
樱花常开亲情永在
［台湾］刘怡君
爷爷在台湾中部家乡苗栗有片山坡地，山坡下有条溪流，溪水寒凉清澈，溪边矗立着两棵高大的山樱。每年樱花盛开时节，爷爷总会在腰间绑把剪刀，小心攀上树干，剪下几株枝芽抱回家插养在瓶子里，满屋清香，就像迎来了春天。
十多年前，爷爷得了肝癌，身体一直虚弱无力。因此，家里再也没有美丽的樱花绽放了。
爷爷和奶奶生了六个女儿，假日，姑姑们总轮流带孩子回来看望二老。每当她们准备离去，就会见到爷爷奶奶把一袋一袋的蔬菜水果往姑姑的车子上搬。这是爷爷奶奶长久以来的习惯，对拙于言辞的老一辈人来说，赠予食物也许是对子女表露情感的另一种方式吧。
有一年春节，爷爷最爱的小女儿举家从荷兰搬回台湾。小姑姑带着家人回娘家过年，其间爷爷与她交谈不多。爷爷的个性外冷内热，总是一副严肃的脸孔。
小姑姑一家准备回台北那天，奶奶一大早就忙着张罗各种东西，要姑丈搬到车里去。车子即将发动的时候，小姑姑突然从行李箱里取出一束粉红樱花，嚷道：“东西太多，放不下了，花就不拿了。”原来，爷爷那天早晨不见踪影，却是到山上摘花去了。爷爷并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把花接了过来，弃置在墙角。
那一年我才升上中学，对于成人世界的情感没多少领会，只记得那束樱花包扎得很周到，根部绑着湿棉团，想是为了延长花朵的寿命吧。
两年后，爷爷过世。我自己长大后也开始像姑姑从前那样，每次回娘家都从爸妈手上接收大包小包的食物。
后来，我随先生调职到北部。三年前我刚怀孕的时候，有天寒流来袭。傍晚我接到爸爸的电话，说是随公司出来旅行，晚上在台北落脚，要我们下班后到饭店去找他。我当时害喜很严重，心里不禁有股不情愿的感觉。
和爸爸约好晚上八点钟在饭店大厅见面。寒流带来细雨，街上又湿又冷，我们一路塞车，等到终于把车停好，早已过了和爸爸约定的时间。我们赶快走向饭店，远远就看见爸爸站在饭店门外，手上提着个袋子。
“爸！等很久了吧？怎么不在大厅里等，却站在外头吹冷风？”我的语气带着一点埋怨。
“饭店人太多，怕你们找不到我。喏，这个给你。”
“家里还好吗？”我先生问，同时接过爸爸手中的袋子。
“大家都好，倒是你俩住在台北，凡事要自己小心。好啦，天气冷，你们快点回去吧。”爸说完，催促我们回到车上。
车子发动后，爸爸才转身走回饭店。我望着他身上单薄的衬衫，一股热气蹿上心头。
打开塑料袋，只见里头有几个小包，用报纸密密实实地包好。撕开报纸一看，原来是梅子。我拿起一颗放入口，酸意漾开。这是爸爸专程为我送来的止吐食物！
泪水渐渐模糊了眼睛，记忆中的那束樱花和这梅子交错在一起。这一刻我才明白，爷爷借着那粉红的花朵诉说着他内心深沉的情感，那束樱花蕴藏着深厚情感，就如同父亲对我的关爱。
爷爷早已过世，再多的泪水也填补不了他内心有过的遗憾。庆幸的是上天让我及时体会这深挚内敛的情感，让我仍有足够的时间回报。
现在先生和我已搬到南部居住。假日我们总会带着女儿回山城去陪陪父母，分享他们的欢乐。然后呢？当然是在哥哥半开玩笑地大喊“女儿贼，女儿贼’时，我毫无愧色地把梨子、豆子……搬上车。因为我知道，贵重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它所传递的父母疼爱子女之情。
哥哥形容得贴切——“女儿贼”。我们偷的何止是食物！还有珍贵的父母心呢。
遗产
［美］欧·亨利
“这是你的钱，”律师冷冷地说道，“一千美元。”他对查理没有多大好感，不喜欢他。
查理·奥林接过薄薄一叠钞票，笑道，“我真不知这笔钱该怎么花。当然啰，我可以找一家高级旅馆，像王子一样住上几天；也可以辞去事务所的工作，而去干我想干的事情——画画儿，画上几个星期没问题，可以后怎么办呢？工作也丢了，钱也用光了，靠什么过日子呢？索性钱再少一点，我倒好买一件新外衣或一台收音机，要不，请几个朋友吃上一顿；反之，数目再大一点，我就能辞去事务所的工作，专心致志地画画儿了，然而这笔钱就是这么不上不下。”
“注意，我要宣读你叔父的遗嘱了。”律师说道。“遗嘱上有关他遗产的处置方法，我必须请你记住一点：你叔父说过，当你把钱用掉之后，必须立刻交给我一份书面报告，如实地说明你是如何用这笔钱的。这是你叔父的遗愿，我希望你能按照他的嘱咐去做。”
“行，我会这样做的。”年轻人说。
查理·奥林不是个坏青年，也不笨，但他就是不喜欢在事务所里工作，他真正喜爱的是画画儿，画得挺好的，可靠画画儿是挣不了钱的。他没有存钱的习惯，随便什么时候，那位阔叔父一给他钱，一转眼就用掉了。他常说：“攒钱有什么用呢？”所以那位阔叔父老是说他：“你是个傻瓜。连钱都不知该怎么用。”
查理来到朋友布莱逊家里，发现他正在打瞌睡，一张报纸盖在他的脸上。
“我刚从我叔父的律师那儿来，”查理叫醒布莱逊说道，“他只留给我一千块，而且花掉后还得告诉律师是怎么花的。一千块该怎么用呢？这笔钱真是说少不少，说多不多。”
“我原以为你叔父是个大富翁，少说也有五十万呢。”
“有倒是有的，”查理说，“可他没留给我。他给每个佣人一百块和一个金戒指，给我一千，其实呢，我想，都给了医院或者福利会之类的慈善机构。你看，一千块能干些什么呢？”
“难道说，你叔父没有别的亲戚了吗？他的钱没给他们一些吗？”布莱逊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
查理想了一会儿说道：“有一个姑娘叫玛丽·海顿，是我叔父一个朋友的女儿，她住在他家里，得到了一百元和一只金戒指——跟其他佣人一样。但愿我也像他们一样：一百元和一只金戒指，我倒能请几个朋友吃上一顿，这事也就了得了。得啦，你老是盯着我，告诉我，一个人拿了一千块该怎么办？”
布莱逊摘下眼镜擦了起来。稍停片刻，他才慢条斯理地说道：“一千元嘛，不算多，也不算少啰。可以用来购一所住宅，当然是一幢又小又破的房子，不过，好歹也算是一所住宅了；还可以请一个好大夫给自己的妻子看病；这笔钱可能在几秒钟内输得精光，要是去蒙特卡洛的话(世界着名赌城，在摩纳哥)，也可能买到一幅名画或是一颗绚丽耀眼的宝石；这笔钱可以供一个聪明好学的孩子在走读学校里念几年书，也可以为一本不太厚的学术着作付印刷费。”
“我可没有请你来给我上课，只请你告诉我，该怎么花这一千块。这么说吧，你要是遇上这事，怎么办？”
“你应该这样，就是把这笔钱送给一个穷人，他会很好地用这笔钱的，会从中获得幸福的。至于你呢，钱送掉之后，就立刻把这事忘了，像以往一样生活下去。”
查理·奥林站在布莱逊的别墅外寻思：“虽然我能买一块宝石给一个美丽的女人，比如说，送给那位歌星克娜娜，可她戴的宝石价值都起码五千，一千块钱的宝石她才不稀罕呢；我也能把钱送给事务所的看门人，我问过他一旦有了钱想干什么，他说要开一家酒店，这好像也不能算把钱用在了正道上，我还能把钱送给在广场上乞讨的瞎子，但人们给了他许多钱，听说他在银行里的钱有好几千——他不急需这一千块。”
突然，查理好像想起什么，赶紧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回到了律师那儿。
“告诉我，”他说，“除了一百元和一只金戒指外，我叔父还留给海顿小姐什么没有？”
“没有。”律师回答道。
查理来到他叔父的家，海顿小姐还在那儿，她正坐着写信，一见查理，便慌忙把信纸翻过去，还把手按在上面。
“我刚从律师那儿来，”他对海顿小姐说，“他又查阅了一遍文件，发现遗嘱还有一个附件，是立完遗嘱后补充的。我叔父留给你一千元，钱在这儿，你数一下吧。”
他把钱放在桌上。
“哦！”她叫了一声。
“我希望……’他支支吾吾地说，“我想……”他说不下去了，他的目光注视着她——一张多么亲切可爱的脸，一双多么和善的眼睛啊！接着，他环视了一下这个漂亮的房间，高雅豪华，富丽堂皇；他不禁想起了自己远在郊外的小屋。向她求婚？不，不行，她是得不到幸福的。
他赶紧走了。
查理又回到律师那儿。他在一张纸条上写道：我把一千元赠给了世界上最善良，最可爱的姑娘，只有她才能从中获得最大的聿福。
——查理·奥林
他走进律师的办公室，拿出条子，放在桌子上。
“我把钱花了，”他说，“这条子也写了，它说明我这笔钱是怎么花的……今天天真好，是吗？真是春意盎然。”
律师起身，没有拿起条子就走出了房间。过了几分钟，他拿着一张大纸回来。
“奥林先生，”他说道，语气十分庄重，“这张纸是你叔父给我的。他嘱托我要等你用完那一千元并告诉我之后才能宣读这份文件。文件说，如果你花这笔钱时，显示了你的聪明和无私，就让我再给你十万元；但是，如果你乱花了，那么这十万元就给他朋友的女儿玛丽·海顿小姐。现在，让我看看你写了些什么。”
律师伸手去拿纸条，但查理的动作稍快一点，他抓过条子塞进口袋。“别看了，”查理说，“我去赛马场把大部分钱输掉了，剩下的钱是吃光喝掉的。”
“太蠢了，多蠢的年轻人！”律师不无遗憾地叹息道。
“我要见奥林先生，”玛丽说，“他就在这儿工作，我有封信给他。”
查理从他的办公室走了出来，玛丽·海顿小姐等着见他。
“查理，”她说，“你来看我时，我正在给你写信。我写完了，你最好现在就看一下。”
亲爱的查理：
你叔父已经去世了，我自由了，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心里明白，你想让我嫁给你，但你又不愿求婚，你是怕我当不了穷人的妻子。亲爱的查理，我不怕，——如果你也不怕跟我这么一个爱着你的穷姑娘结婚的话。因为我知道你是真心爱着我的。
……玛丽“我已经告诉律师，你是怎样花那一千元的，”玛丽说，“所以，我依然贫穷。除了一百元和一只金戒指外，什么都没有。”
相对于心灵的贫穷来说，物质上的贫穷简直不值一提。
父母也在为你的诞生而感恩
佚名
在不可知的神秘海域上，一定有无数生命的小舟，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会进入人类的视野。每只小舟从桅影初现，到停靠此岸，还要经历一段漫长的漂流。这个漂流过程是在母亲的子宫里完成的。随着妻子的肚子一天天隆起，我仿佛看见一只陌生的小舟，我对它一无所知，它却正命定向我缓缓驶来。
正当我面对缓缓驶近的生命小舟沉入玄思时，妻子却在为它的到达做着实际的准备。她常常逛商店，每次都要带回来一两件婴儿用品。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们的衣柜里已经塞满小被褥、小衣服和一包包尿片，酒柜里陈列着一排晶莹闪光的奶瓶，一双色彩鲜艳的小布鞋喜气洋洋地开进我的书柜，堂而皇之地驻扎在我的藏书前面。
“这么说，真的要来了？”我略感惊讶地问，对于我即将做爸爸这件事仍然将信将疑。
妻子站在屋子中央，褪下裤子，低头察看裸露的肚子，轻轻抚摸着，忽然抬高声调，用戏谑的口吻说：
“小DADA，你听你爸爸说什么呀！咱们不理爸爸！”
DADA是她给肚子里的小生命起的名字，这个名字产生于她的一连串快乐呼叫。当时她也像现在这样察看着自己的肚子，渴望和小生命说话，却找不到应的语言，便喊出一长串没有意义的音节。她听着DADA这个音节好玩，就自娱似的一个劲儿地重复。我想到达达派，觉得用这个音节称呼她肚子里那个性别不明，令人吃惊的小家伙倒也合适。
“是女儿就好了。”我说。想起夜里做的一个梦，梦见我伸出手掌，一只羽毛洁白的小鸟飞来停在掌心上，霎时一股幸福之流涌遍我的全身。
手术室大门突然打开的那个时刻是永恒的。这个我一直在等待的时刻，当它终于来到的时候，我仍然全身心为之一震。我的眼前出现了终生难忘的一幕。一个小护士从门里蹦出来，又一溜烟消失在隔壁的育婴室门后，手中抱着一个裹着纱布的婴儿。她的抱法很特别，婴儿竖在她的怀里，脸朝外，正好和我打个照面。
“女儿！”小护士朝我喊了一声。
“我的女儿！”我心中响起千万重欢乐的回声。
我的女儿有一头浓密的黑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睁着的那只眼睛炯炯有神。
这是一个父亲和他的女儿相逢的时刻。这个时刻只有一秒钟。
从此以后，这一秒钟在我眼前反复重演，我一次次看见那个蹦蹦跳跳的小护士如同玩具钟上的小人那样从一扇门消失于另一扇门，在她显现的片刻间，我的满头黑发的女儿一次次重新诞生，用她那一只炯炯有神的眼睛向我注视。伴随着这个永恒的时刻，我听见钟声长鸣，宣告我的女儿的无可怀疑的永生。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当你渐渐懂事的时候，一定要把父母的爱种在心里，等待着它的盛开，给父母带去永久的芳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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