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
这是站在维护儒家传统的立场上，对玄学及玄化风气所作的批判，指出两晋衰落皆与玄风密切相关。
一 东晋之初玄化名士群体的忧愁心态及其任诞作风的延续
在西晋灭亡过程中，玄化名士集团的主体南迁，流落江东。作为具有特殊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的士族代表人物，无疑，他们是负有历史责任的。在战乱中死亡的王衍与刘琨便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过，就总体而言，东晋之初的南渡玄化名士群体在经过短暂的失落与迷茫之后，逐渐形成了偏安的自足心态，并且在生活上依然延续着中朝的任诞放纵的生活方式。
（一）渡江之初玄化名士集团的失落与忧郁心态及其变化
从永嘉之乱后南迁名士集团的整体心态看，尽管他们表面上依然如故，但其内心深处其实一度充满着失落感。在南迁过程中，他们面对背井离乡、妻离子散的人间世相，无不心有所伤，而对于未来的前途则十分迷茫。请看以下事例。《世说新语·言语篇》载：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顇，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
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此条下有案语曰：“然则叔宝南行，纯出于不得已。明知此后转徙流亡，未必有生还之日。观其与兄临诀之语，无异生人作死别矣。当将欲渡江之时，以北人初履南土，家国之忧，身世之感，千头万绪，纷至沓来，故曰不觉百端交集，非复寻常逝水之叹而已。”卫玠是中朝玄谈名士之代表，其流落心态，充满凄凉与迷茫，余先生所析其“家国之忧，身世之感”云云，颇为真切。又，《晋书》卷七五《王湛传附王承传》载：
寻去官，东渡江。既至下邳，登山北望，叹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
王承出自太原王氏，亦为两晋名士之代表，其本传称渡江名臣王导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其南渡过程中的忧愁心态正与卫玠一样。其实，这不是少数名士的情绪失控，而是他们的普遍心态。《世说新语·言语篇》载：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
由诸名士在江东感叹“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可见其“家国之忧”和“身世之感”，从其“皆相视流泪”，可见其“百端交集”，情不自禁。罗宗强先生曾分析、体悟当时名士的心态说：“从卫玠和周顗，可以看出南渡名士们带着一种怎样的难以排遣的无可如何的心绪！”[30]确实，当时南渡名士群体的内心世界是充满失落、感伤和忧郁的情绪的，其中也难免夹杂着对过往的悔恨之情。[31]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这种忧愁情绪没有转化为真切的历史反思，相反，绝大多数人在江东逐渐稳定的偏安环境中日渐从容，甚至出现精神麻痹后的幻觉。《世说新语·赏誉篇》载：“王敦为大将军，镇豫章。卫玠避乱，从洛投敦，相见欣然，谈话弥日。于时谢鲲为长史，敦谓鲲曰：‘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阿平若在，当复绝倒。'”所谓“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正体现了玄化名士心态的微妙转变。
及至东晋中期，玄学名士群体完全适应了偏安的状态，毫无忧愁之情了。《世说新语·言语篇》所载几则逸事颇能反映这一点。其一，“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其二，“荀中郎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若秦、汉之君，必当褰裳濡足。'”其三，“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将别，既自凄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其四，“王子敬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自满与自足，与他们的祖辈相比，根本没有一点流寓失落的窘态和忧愁。正是由于这一心态，以致他们虽饱尝国破家亡的痛苦，但终于无法达到自觉反思的境界，许多人依然延续着中朝的那种任诞放达的淫靡作风。
（二）东晋时期玄化任诞风气的延续与扩散
诸胡内进，洛阳、长安相继沦落，西晋上层王公之主体部分多遭歼灭，造成华夏民族有史以来少有之巨大悲剧。永嘉之乱中，一些中原士庶纷纷避祸南奔，玄化名士代表也多裹挟其中，造成了玄风的南被，建康取代了昔日洛阳，成为新的玄学风尚的中心地。一般来说，东晋一代沿袭着西晋的主流士风，即崇尚自然与名教的同一，不仅清谈风气兴盛，而且清谈不再与政治发生联系，日益游戏化，以致名士任诞之风甚嚣尘上。两晋之交，一些早年成名于洛阳的放达名士如王澄、谢鲲等相继南徙，依然放纵不已。《晋书》卷四九《光逸传》载光逸，字孟祖，与胡毋辅之等人任情纵诞：
寻以世难，避乱渡江，复依辅之。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已累日。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时人谓之八达。
以上诸人是两晋之际最著名的放达之士，他们流落江东，其言行依然如故。不仅如此，一些临危受命、执掌军政权力的名士，多不以实务为怀。
王澄，《晋书》卷四三《王戎传附王澄传》载其西晋末为荆州刺史，“澄既至镇，日夜纵酒，不亲庶事，虽寇戎急务，亦不以在怀”。当时荆州是各地流民的聚集地，当流民乱起，“澄亦无忧惧之意，但与（王）机日夜纵酒，投壸博戏，数十局俱起。南平太守应詹骤谏，不纳。于是上下离心，内外怨叛。澄望实虽损，犹傲然自得”。
又，阮孚，《晋书》卷四九《阮籍传附阮孚传》载其“避乱渡江，元帝以为安东参军。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时帝既用申韩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弃也。虽然，不以事任处之。转丞相从事中郎。终日酣纵，恒为有司所按，帝每优容之。”元帝曾以琅邪王司马裒为车骑将军，镇广陵，命阮孚为长史，谓之曰：“卿既统军府，郊垒多事，宜节饮也。”阮孚竟答曰：“陛下不以臣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正应端拱啸咏，以乐当年耳。”面对故国沦落、江东草创、时命艰危的困境，这些名士竟表示“正应端拱啸咏，以乐当年”，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堕落行为。
当时一些位列宰臣的重要人物也多如此。如周顗，《世说新语·任诞篇》载：
有人讥周仆射与亲友言戏，秽杂无检节。周曰：“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注引邓粲《晋纪》载一具体事例曰：
王导与周顗及朝士诣尚书纪瞻观伎。瞻有爱妾，能为新声。顗于众中欲通其妾，露其丑秽，颜无怍色。有司奏免顗官，诏特原之。
《晋书》卷六九本传载其“以雅望获海内盛名，后颇以酒失，为仆射，略无醒日，时人号为‘三日仆射’。庾亮曰：‘周侯末年，所谓凤德之衰也。’顗在中朝时，能饮酒一石，及过江，虽日醉，每称无对，偶有旧对从北来，顗遇之欣然，乃出酒二石共饮，各大醉。及顗醒，使视客，已腐胁而死”。周顗是东晋前期以刚直闻名的重臣，其日常生活竟如此放达。在这一世风中，其他较有理性的士族权势人物也必须虚与委蛇，如王敦、王导、庾亮等也不断组织玄谈，以聚拢人心。
在这一风气的影响下，东晋中后期的士族名士也多以任诞为务，崇尚放达。如陈郡谢奕为荆州刺史桓温司马，《晋书》卷七九《谢安传附谢奕传》载谢安兄谢奕，“在温坐，岸帻笑咏，无异常日。桓温曰：‘我方外司马。’奕每因酒，无复朝廷礼，尝逼温饮，温走入南康主门避之。主曰：‘君若无狂司马，我何由得相见！’奕遂携酒就厅事，引温一兵帅共饮，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之责。”《晋书·谢安传附谢万传》又载谢安弟谢万为豫州刺史，“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尝以啸咏自高，未尝抚众。兄安深忧之，自队主将帅已下，安无不慰勉。谓万曰：‘汝为元帅，诸将宜数接对，以悦其心，岂有傲诞若斯而能济事也！’万乃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将皆劲卒。’诸将益恨之。”其结果“众队溃散，狼狈单归”。王羲之子王徽之也如此，《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附王徽之传》载：
性卓荦不羁，为大司马桓温参军，蓬首散带，不综府事。又为车骑桓冲骑兵参军，冲问：“卿署何曹？”对曰：“似是马曹。”又问：“管几马？”曰：“不知马，何由如数！”又问：“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尝从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马排入车中，谓曰：“公岂得独擅一车！”冲尝谓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当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视，以手版柱颊云：“西山朝来致有爽气耳。”
又，刘惔为当时清谈名士之领袖，《晋书》卷七五《刘惔传》载其“尤好《老》、《庄》，任自然趣”，其死后，孙绰为之诔云：“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对此，“时人以为名言”。这样的评价之所以能被当时人称为名言，不仅在于体现出刘惔的作风，而且更在于概括出了当时士族社会普遍盛行的主流风尚。《世说新语·任诞篇》载：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
王恭是东晋后期的士族名士代表，其崇尚狂放、任情纵性如此。王恭族人王忱，“性任达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饮连月不醒，或裸体而游，每叹三日不饮，便觉形神不相亲。妇父尝有惨，忱乘醉吊之，妇父恸哭，忱与宾客十许人，连臂被发裸身而入，绕之三帀而出。其所行多此类”。[32]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无法一一列举。
对东晋名士社会的这种风气，前燕使臣刘翔便有指责，《通鉴》卷九六《晋纪》一八“成帝咸康七年”载：
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骄奢酣纵相尚，尝因朝贵宴集，谓何充等曰：“四海板荡，奄逾三纪，宗社为墟，黎民涂炭，斯乃庙堂焦虑之时，忠臣毕命之秋也。而诸君宴安江沱，肆情纵欲，以奢靡为荣，以傲诞为贤；謇谔之言不闻，征伐之功不立，将何以尊主济民乎！”充等甚惭。
北方人士对东晋玄化士气的看法，可谓一针见血。《晋书》卷八三传论中称：
爰在中兴，玄风滋扇，溺王纲于拱默，挠国步于清虚，骨骾謇谔之风盖亦微矣。
这里指出玄风扩散江东对东晋士风所造成的危害。钱穆先生曾概述东晋门第社会的一般风气说：“门第自有其凭藉与地位，并不需建树功业，故世家子弟，相率务为清谈。清谈精神之主要点，厥为纵情肆志，不受外物屈抑。”西晋灭亡，虽给士族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江南半壁，依然在离心的倾向上进行。诸名族虽饱尝中原流离之苦，还未到反悔觉悟的地步”。[33]揆诸以上所述东晋士族名士的任诞风气，钱先生所论大体是符合实际的。
对于士族社会的任诞风气，在西晋灭亡过程中，一些名士已有悔悟。作为“亡国之余”的玄化名士集团的主体部分逐步南迁，流落江东，作为具有特殊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的士族代表人物，他们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对南渡的东晋士人而言，无论基于民族意识、文化心态，还是故土感情、个人命运，无不深感切肤之痛，理应引发他们对既往作为的反省。从相关文献记载看，从这一角度总结、反省魏晋玄化士风及其危害，成为贯穿东晋一代的一种社会思潮，虽然时显时隐，未如震雷般强烈，但毕竟不绝如缕，始终没有寂灭。
二 士族社会执政人物对玄化风气的批评与矫正
西晋亡国过程中，士族社会中一些务实的执政者力图振作，对玄化任诞风气有所反省。在东晋创建过程中，其关键人物无疑是王导，他团结南北士族人物，帮助晋元帝司马睿，奠定了在江东立国的基础。《晋书》卷六五《王导传》载：
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导劝帝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时荆、扬晏安，户口殷实，导为政务在清静，每劝帝克己励节，匡主宁邦。于是尤见委杖，情好日隆，朝野倾心，号为“仲父”。帝尝从容谓导曰：“卿，吾之萧何也。”对曰：“昔秦为无道，百姓厌乱，巨猾陵暴，人怀汉德，革命反正，易以为功。自魏氏以来，迄于太康之际，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迟，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厌于安息，遂使奸人乘衅，有亏至道。然否终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立命世之勋，一匡九合，管仲、乐毅，于是乎在，岂区区国臣所可拟议！愿深弘神虑，广择贤良。顾荣、贺循、纪瞻、周玘，皆南土之秀，愿尽优礼，则天下安矣。”帝纳焉。
这里，王导实际上是从士风的角度反省西晋衰亡的教训。具体而言，王导对晋元帝的生活作风也有所规范。《世说新语·规箴篇》载：“元帝过江犹好酒，王茂弘与帝有旧，常流涕谏。帝许之，命酌酒一酣，从此遂断。”酣饮是当时名士的气息，王导劝司马睿断酒，显然希望他改变生活作风，以励精图治。[34]王导还摒弃过极端玄化的名士，《晋书·阮籍传附阮孚传》载咸和年间阮孚拜丹杨尹，“王导等以孚疏放，非京尹才”，乃任之为广州刺史。王导是东晋前期士族名士社会之柱石，与那些一味任诞纵情的玄化人物相比，他自然是务实的，东晋之建立和江东之稳定，与其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一些玄化名士正是在他的感召下，才对江东新政权确立信心的。《世说新语·言语篇》载：“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勠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35]对于当时渡江名士普遍的失落与忧郁心态，王导以“勠力王室，克复神州”相激励。王导创业，不仅使晋祚得以延续，而且使华夏文明得以保存，陈寅恪先生曾指出：“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36]
东晋时代执政人物中反对玄化风气最激烈者无疑是卞壸。据《晋书》卷七〇《卞壸传》，其为人刚直，司马睿建国后，任御史中丞，“忠于事上，权贵屏迹”。明帝死前，以其为尚书令，“与王导等俱受顾命辅幼主”，成帝时，“与庾亮对直省中，共参机要”。他在施政过程中，注重实务，与当时浮华士风颇不相合，因而不断生出矛盾，引起激烈的正面冲突。
壸榦实当官，以褒贬为己任，勤于吏事，欲轨正督世，不肯苟同时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为诸名士所少，而无卓尔优誉。明帝深器之，于诸大臣而最任职。阮孚每谓之曰：“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壸曰：“诸君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壸而谁！”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壸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然而闻者莫不折节。[37]
卞壸以其勤于职事而遭遇诸名士的讥讽，他对此极为气愤，直言“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企图以执政地位而严惩放达的“贵游子弟”。卞壸是东晋中央高层执政人物中反对玄化士风态度最为坚决的，有论者甚至以为其建议关乎东晋国运之兴废。
王坦之，《晋书》卷七五《王湛传附王坦之传》载其为太原王氏之代表，也是东晋中期高门士族社会重要的执政人物。王坦之与谢安等同为东晋中期之柱石，他对谢安之生活态度颇多批评，“初，谢安爱好声律，期功之惨，不废妓乐，颇以成俗。坦之非而苦谏之”。谢安表示“若洁轨迹，崇世教，非所拟议，亦非所屑。常谓君粗得鄙趣者，犹未悟之濠上邪！”这是其玄化人生观的体现，对此，王坦之不以为然，一再论辩。史称“坦之有风格，尤非时俗放荡，不敦儒教，颇尚刑名之学”，著《废庄论》，引荀子所称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扬雄所称“庄周放荡而不法”及何晏所称“鬻庄躯，放玄虚，而不周乎时变”诸语，以为“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庄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鲁酒薄而邯郸围，庄生作而风俗颓。礼与浮云俱征，伪与利荡并肆，人以克己为耻，士以无措为通，时无履德之誉，俗有蹈义之愆。骤语赏罚不可以造次，屡称无为不可与适变。虽可用于天下，不足以用天下人”。由此可见，王坦之是反对庄子式的人生态度的，以为“庄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
东晋时期，一些地方重臣多有强烈反对玄化士风者，其中尤以陶侃、庾翼、桓温等人为著名。关于陶侃，他在两晋之际长期任职于荆州、交州、江州等地，执掌地方军政，对安抚流民及平定事关大局的陈敏之乱、苏峻之乱等，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谓当时重实务、反玄虚的主要代表。《晋书》卷六六《陶侃传》载：
侃性聪敏，勤于吏职，恭而近礼，爱好人伦。终日敛膝危坐，阃外多事，千绪万端，罔有遗漏。远近书疏，莫不手答，笔翰如流，未尝壅滞。引接疏远，门无停客。常语人曰：“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诸参佐或以谈戏废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于江，吏将则加鞭扑，曰：“樗蒲者，牧猪奴戏耳！《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
又载陶侃律己极严，“时武昌号为多士，殷浩、庾翼等皆为佐吏。侃每饮酒有定限，常欢有余而限已竭，浩等劝更少进，侃悽怀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亲见约，故不敢逾。'”其在州无事，“辄朝运石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其励志勤力，皆此类也”。《世说新语·政事篇》载：“陶公性检厉，勤于事”，注引《晋阳秋》载其“练核庶事，勤务稼穑，虽戎陈武士，皆劝厉之。是以军民勤于农稼，家给人足。侃勤而整，自强不息”。又注引《中兴书》载：“侃尝检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弈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国戏耳。围棋，尧、舜以教愚子。博弈，纣所造。诸君国器，何以为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读书？武士何不射弓？’谈者无以易也。”其中介绍了不少陶侃勤于实务的事例，无不造福于时，遗惠于后，[38]可谓当时地方的柱石之臣。陶侃行政如此，与玄化人士完全不同，他明确表示“《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当正其衣冠，摄其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邪！”因此在其幕中严厉督检，严禁任诞作风。应该说，陶侃是坚决抵制、斥责玄化士风的，在其统辖范围内通过严厉的督察，力图禁绝。
庾翼是接替琅邪王氏执掌东晋军政的颍川庾氏的代表人物之一，一度执掌荆州等上流军政，对玄化浮虚之士直言斥责。《晋书》卷七三《庾亮传附庾翼传》载其“风仪秀伟，少有经纶大略。京兆杜乂、陈郡殷浩并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每语人曰：‘此辈宜束之高阁，俟天下太平，然后议其任耳。'”他对玄化任诞之士的态度可见。相反，他对名望与地位不高的桓温则表示欣赏，向晋成帝力荐：“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济艰难之勋。”他受命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每竭志能，劳谦匪懈，戎政严明，经略深远，数年之中，公私充实，人情翕然，称其才干。”他积极主张、经营北伐，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殷浩为当时士族社会公认的一流清谈名士，《晋书》卷七七《殷浩传》载其“识度清远，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与叔父融俱好《老》《易》”，一再拒绝朝廷征召，“于时拟之管、葛”，一些清谈名士则“伺其出处，以卜江左兴亡”，并相谓曰：“深源不起，当如苍生何！”庾翼对这一舆论极为不满，于是贻书殷浩曰：
当今江东社稷安危，内委何、褚诸君，外托庾、桓数族，恐不得百年无忧，亦朝夕而弊。足下少标令名，十余年间，位经内外，而欲潜居利贞，斯理难全。且夫济一时之务，须一时之胜，何必德均古人，韵齐先达邪！王夷甫，先朝风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终莫取。若以道非虞夏，自当超然独往，而不能谋始，大合声誉，极致名位，正当抑扬名教，以静乱源。而乃高谈《庄》、《老》，说空终日，虽云谈道，实长华竞。及其末年，人望犹存，思安惧乱，寄命推务。而甫自申述，徇小好名，既身囚胡虏，弃言非所。凡明德君子，遇会处际，宁可然乎？而世皆然之。益知名实之未定，弊风之未革也。[39]
这里，庾翼明确表示对王衍的轻视，“薄其立名非真”，并声讨其清谈误国之罪责。庾翼此举显然是针对殷浩而言的，认为其主政必然导致祸乱。
桓温是东晋中期最具代表性的务实的执政人物，他不仅长期经营荆州等地区的长江上流军政，而且一度取得了凌驾于朝廷之上控制全局的权势，并一再率师西征益州和北伐中原，功绩卓著，并有取代晋祚之愿望。关于桓温的性格与气质，前引文已谈及庾翼将桓温与当时殷浩等清谈名士相比，谓其有英雄之才。桓温注重事功，对中朝清谈误国曾有严厉的批评。《世说新语·轻诋篇》载其相关言论曰：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而对曰：“运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桓公懍然作色，顾谓四坐曰：“诸君颇闻刘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噉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及一羸牸。魏武入荆州，烹以飨士卒，于时莫不称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骇，袁亦失色。
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此条下有案语云：“温虽颇慕风流，而其人有雄姿大略，志在功名，故能矫王衍等之失。英雄识见，固自不同。”桓温以为王衍诸执政人物清谈，应当对西晋灭亡负责。《通鉴》卷一〇〇《晋纪》二二“穆帝永和十二年”载此，胡三省注云：“以王衍等尚清谈而不恤王事，以致夷狄乱华也。”当然，从桓温严厉斥责袁宏的话不难看出，袁宏固然是一个清谈浮虚的名士，胡三省以为“温意以牛况宏，徒能糜俸禄而无经世之用”，但桓温本意恐怕主要在于讥刺当时的清谈名士集团。《世说新语·排调篇》载：“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刘惔在当时以一流清谈名士自许，他嘲笑尚武的桓温，而桓温则反唇相讥，可见桓温对清谈名士，其内心颇存轻视。
除了以上几位权势人物外，东晋前期士族社会中还有一些务实的政治人物抵制玄化士风。如诸葛恢，《晋书》卷七七《诸葛恢传》载诸葛恢为东晋初期名臣，“值天下大乱，避地江左，名亚王导、庾亮”，深受晋元帝重用，一度与颜含等“并居显要”，他曾向元帝进言：“今天下丧乱，风俗陵迟，宜尊五美，屏四恶，进忠实，退浮华。”可见诸葛恢对魏晋以来的浮华士风颇为不满，主张重视儒家道德，“进忠实，退浮华”。诸葛恢本人行事务实，曾任会稽太守，政绩突出。
应詹言论也具代表性。应詹为政作风务实，有干能。据《晋书》卷七〇《应詹传》，西晋末其受命辅佐镇南大将军刘弘，“弘著绩汉南，詹之力也”。及王澄任荆州刺史，洛阳倾覆，“詹攘袂流涕，劝澄赴援。澄使詹为檄，詹下笔便成，辞义壮烈，见者慷慨，然竟不能从也”。后晋元帝征其为后军将军，应詹上疏陈便宜，其中涉及整肃士风问题：“性相近，习相远，训导之风，宜慎所好。魏正始之间，蔚为文林。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今虽有儒官，教养未备，非所以长育人材，纳之轨物也。宜修辟雍，崇明教义，先令国子受训，然后皇储亲临释奠，则普天尚德，率土知方矣。”应詹以为西晋亡国，与“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的风气密切相关。因此，他建议设立国子，复兴儒学，进而整顿士风。他后来出任江州刺史，行前上疏建议完善地方官吏的考核制度，批评当时吏治不重实绩等诸多问题：“中间以来，迁不足竞，免不足惧。或有进而失意，退而得分。莅官虽美，当以素论降替；在职实劣，直以旧望登叙。校游谈为多少，不以实事为先后。以此责成，臣未见其兆也。”建议加强对地方官员的考课，“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难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职，朝无惰官矣”。可知应詹对吏治考核制度混乱等情况颇为不满。[40]
东晋时期，高门士族社会中，除了以上执政的权势人物对玄化士风的批评和矫正外，还有一些名士也对此有所不满。这方面，王羲之是一个典型代表。王羲之处于东晋中期，当时东晋社会相对稳定，士族社会的名士群体极为活跃，清谈风气甚炽；另外，人们要求在军政方面有所开拓的气氛也颇浓烈。王羲之作为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他有比较清醒的政治头脑，一再反对以清谈名士掌管军政实务。《晋书》卷八〇《王羲之传》载：“时殷浩与桓温不协，羲之以国家之安在于内外和，因以与浩书以戒之，浩不从。及浩将北伐，羲之以为必败，以书止之，言甚切至。”谢万为豫州都督，他深知谢万任诞，特作书劝其务实，说：“以君迈往不屑之韵，而俯同群辟，诚难为意也。然所谓通识，正自当随事行藏，乃为远耳。愿君每与士之下者同，则尽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复何有，而古人以为美谈。济否所由，实在积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他给桓温写信，直接表示反对这一人事安排，说：“谢万才流经通，处廊庙，参讽议，故是后来一器。而今屈其迈往之气，以俯顺荒余，近是违才易务矣。”[41]后来谢万果然因此失败。从王羲之与殷浩书讨论北伐问题、与谢安书讨论会稽等地方赋税、刑律政策等问题，皆有深刻的见解和中肯的建议。他还曾对谢安的执政理念提出过批评，《晋书》卷七九《谢安传》载：“安每镇以和靖，御以长算。德政既行，文武用命，不存小察，弘以大纲，威怀外著，人皆比之王导，谓文雅过之。尝与王羲之登冶城，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谓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思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王羲之明确表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又，《通鉴》卷九九《晋纪》二一“穆帝永和八年”载王羲之与会稽王司马昱笺，说：“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以救倒悬之急，可谓以亡为存，转祸为福也。”胡三省注云：“羲之此言，盖讥昱好谈清虚玄远也。”司马昱为当时执政者，即后来的简文帝，他极好清谈，故王羲之特写信讥之。从以上王羲之对殷浩、谢万、谢安、司马昱等人批评情况看，王羲之作为清谈名士之代表，他主张清谈者必不可任以实务，而从事军政者必须务实。可以说，王羲之是当时名士社会中具有突出政治见解的人物。
又，韩伯，《晋书》卷七五本传载其“清和有思理，留心文艺”，其舅殷浩称之，颇得名士社会赞誉，“简文帝居藩，引为谈客”，后为侍中，“陈郡周勰为谢安主簿，居丧废礼，崇尚庄老，脱落名教。伯领中正，不通勰，议曰：‘拜下之敬，犹违众从礼。情理之极，不宜以多比为通。’时人惮焉。识者谓伯可谓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与夫容己顺众者，岂得同时而共称哉！”韩伯本人为清谈名士，但他反对在行为上过于任诞，主张对放荡之士以名教礼法纠之。
三 出自寒门的法术之士对玄化浮诞风气的激烈批评
东晋初期，一些地位较低的寒门士人对玄化风气提出尖锐的批评，强烈要求整顿士风。这其中以熊远、陈頵二人最具代表性。熊远，《晋书》卷七一本传载其为豫章南昌人，“祖翘，尝为石崇苍头，而性廉直，有士风。黄门郎潘岳见而称异，劝崇免之，乃还乡里。”可见熊远出自寒微。司马睿南渡，引为主簿。他一再上书元帝劝课农桑、遵循礼法等，切中时要。建兴初，“正旦将作乐”，熊远上谏以为“今荣耳目之观，崇戏弄之好，惧违《云》、《韶》、《雅》、《颂》之美，非纳轨物，有尘大教。谓宜设馔以赐群下而已。”司马睿称其“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刚，忠亮至到，可谓王臣也”。他曾上疏指出当时政治弊失，其中说：“陛下忧劳于上，而群官未同戚容于下，每有会同，务在调戏酒食而已。此二失也。选官用人，不料实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干，乡举道废，请托交行。有德而无力者退，修望而有助者进；称职以违俗见讥，虚资以从容见贵。是故公正道亏，私途日开，强弱相陵，冤枉不理。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尽礼为谄谀，从容为高妙，放荡为达士，骄蹇为简雅，此三失也。”可见东晋草创过程中，因袭中朝旧习，熊远以为这是当时最重大的弊病，应通过对官吏选拔制度等方面的调整，从根本上改变士风。[42]
陈頵，据《晋书》卷七一本传，陈国苦人，出自寒微，早年“仕为郡督邮”，因严格执法，有干能，得为郡主簿。[43]陈頵避难江南，司马睿以之为镇东行参军，典法兵二曹。《通鉴》卷八八晋愍帝建兴元年载：“（司马）睿参佐多避事自逸，录事参军陈頵言于睿曰：‘洛中承平之时，朝士以小心恭恪为凡俗，以偃蹇倨肆为优雅，风流相染，以至败国。今僚属皆承西台余弊，养望自高，是前车已覆而后车又将寻之也。请自今，临使称疾者，皆免官。’睿不从”。据《晋书》本传，他后来又上书执政的王导，指出玄化士风之弊害：“中华所以倾弊，四海所以土崩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后实事，浮竞驱驰，互相贡荐，言重者先显，言轻者后叙，遂相波扇，乃至陵迟。加有庄老之俗倾惑朝廷，养望者为弘雅，政事者为俗人，王职不恤，法物坠丧。夫欲制远，先由近始，故出其言善，千里应之。今宜改张，明赏信罚，拔卓茂于密县，显朱邑于桐乡，然后大业可举，中兴可冀耳。”陈頵明确指出西晋灭亡在于士风腐败。他后来负责版补录事参军，而诸参佐皆寻找借口逃避实务，陈頵上书建议：“诸僚属乘昔西台养望余弊，小心恭肃，更以为俗，偃蹇倨慢，以为优雅。至今朝士纵诞，临事游行，渐弊不革，以至倾国。故百寻之屋突直而燎焚，千里之堤蚁垤而穿败，古人防小以全大，慎微以杜萌。自今临使称疾，须催乃行者，皆免官。”由此可见当时吏治之风气。令人遗憾的是，陈頵本人在朝中并无根基，“頵以孤寒，数有奏议，朝士多恶之，出除谯郡太守”。太兴初，陈頵以白衣领尚书，“因陈时务”，主张改革选官制度以纠正士风。可见陈頵通过对中朝玄化士风弊端的反思，特别是鉴于当时士族上层集团的萎靡不振，主张以经术选士，“引幽滞之俊，抑华校实”。
又，《晋书》卷六九《刘隗传》载刘隗为彭城人，“少有文翰，避乱渡江，元帝以为从事中郎。隗雅习文史，善求人主意，帝深器遇之。”太兴年间，“与尚书令刁协并为元帝所宠，欲排抑豪强。诸刻碎之政，皆云隗、协所建。”可见元帝一度行申、韩法术，其背后则由刘隗、刁协主导。就门第而言，其家世地位与文化特点，虽非寒庶，但显然不属于高门士族，当为次等士族，在学术上则崇尚刑名法术。刘隗孙刘波依然承袭这一门风，孝武帝时，刘波上书建议以忠信取仕，其中称“往者先帝以玄风御世，责成群后，坐运天纲，随化委顺，故忘日计之功，收岁成之用。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凡圣王之化，莫不敦崇忠信，存正弃邪。伏愿远观汉魏衰灭之由，近览西朝倾覆之际，超然易虑，为于未有，则灵根永固，社稷无虞。臣岂诬一朝之人皆无忠节，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这实际上劝奉统治者掌握用人之标准，不仅取有用之才，而且引导士风变化。
四 崇尚儒学的经史学者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
东晋时期，一些崇尚儒家礼法的经史学者对魏晋以来盛行的玄化任诞士风多有总结、反省和批评，比之以上所述各层次务实执政人物的批评，他们的相关总结更为全面，其反省更为深刻，其批评也更为尖锐。就时段上看，东晋初期，这一批评风气表现得最为浓郁。在《太炎文录》卷一《五朝学》条中章太炎有言：“言魏、晋俗敝者，始干宝《晋纪》，葛洪又胪言之。”其实，两晋之交经史学者反省玄化士风者当然不止此二人，但以其相关总结较为系统、论述深入，可谓这一思潮的主要代表。
干宝，《晋书》卷八二本传载：“干宝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统，吴奋武将军、都亭侯。父莹，丹杨丞。”干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东晋草创，本无史官，王导上疏元帝，建议以干宝撰著国史，干宝“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干宝又是一个经学家，“为《春秋左氏义外传》，注《周易》、《周官》凡数十篇，及杂文集皆行于世”。其为学，又“性好阴阳术数，留心京房、夏侯胜等传”，具有汉儒今文经学的特点。干宝著史，叙述西晋一代之兴亡，而探究其原因，则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在《晋纪·总论》中，干宝除了指出西晋统治“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的因素外，其士族社会弊风是一个重要的危害性因素，并对此进行总结和批评：
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杖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盖共嗤点以为灰尘，而相诟病矣。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子真著《崇让》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长虞数直笔而不能纠。其妇女庄栉织，皆取成于婢仆，未尝知女工丝枲之业，中馈酒食之事也。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逸之过，不拘妬忌之恶。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刚柔，有杀戮妾媵，有黩乱上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责之闻四教于古，修贞顺于今，以辅佐君子者哉！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如室斯构而去其凿契，如水斯积而决其堤防，如火斯畜而离其薪燎也。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44]
这里，干宝对魏晋以来“风俗淫僻，耻尚失所”的情况及其对吏治的危害等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认为这是造成西晋灭亡的直接原因。东晋之初，中朝遗风流布江左，干宝作如是反思，自然有其现实针对性。
葛洪，据《晋书》卷七二本传，其为丹杨句容人，祖系，吴大鸿胪，父悌，吴平后入晋，“洪少好学，家贫，躬自伐薪以贸纸笔，夜辄写书诵习，遂以儒学知名。性寡欲，无所爱玩，不知棋局几道，樗蒲齿名。为人木讷，不好荣利，闭门却扫，未尝交游”。葛洪从祖葛玄“吴时学道得仙，号曰葛仙公”，精于炼丹秘术，葛洪承传这一家族信仰，是两晋之际道教丹鼎派的主要代表。在社会思想方面，葛洪则是一个儒家的信徒，本传又载：“干宝深相亲友，荐洪才堪国史，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洪固辞不就”。不过，由此可见其与干宝在思想倾向上颇为一致。
关于葛洪之为人及其治学态度，《抱朴子外篇》卷五〇《自叙篇》中所述颇详，他所研读主要为儒家经典，“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诗》、《易》。贫乏无以远寻师友，孤陋寡闻，明浅思短，大义多所不通。但贪广览，于众书乃无不暗诵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他对世俗风气与主流士风则格格不入，“尤疾无义之人，不勤农桑之本业，而慕非义之奸利”，不与权势之人和苟且之徒往来，“由是俗人憎洪疾己，自然疏绝。故巷无车马之迹，堂无异志之宾。庭可设雀罗。而几筵积尘焉”。可见，他是一个恪守传统的儒者，笃守礼法，对汉晋之间的玄化士风极为不满，多有激烈的批评。他在《抱朴子外篇》卷二五《疾谬篇》叙述当时种种乱相：
夫以势位言之，则周公勤于吐握；以闻望校之，则仲尼恂恂善诱。咸以劳谦为务，不以骄慢为高。汉之末世，则异于兹，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类味之游，莫切切进德，訚訚修业，攻过弼违，讲道精义。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掣、拨、淼、摺，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诬引老、庄，贵于率任，大行不顾细礼，至人不拘检括，啸傲纵逸，谓之体道。呜呼惜乎！岂不哀哉！
《抱朴子外篇》卷二七《刺骄篇》又说：
世人闻戴叔鸾、阮嗣宗傲俗自放，见谓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傲生之匹，而慕学之：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或停客而独食，或行酒而止所亲。此盖左袵之所为，非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学，犹以 踔自病，得失财不相补。向使二生敬蹈检括，恂恂以接物，竞竞以御用，其至到何适但尔哉！况不及之远者，而遵修其业，其速祸危身，将不移阴，何徒不以清德见待而已乎？……今世人无戴、阮之自然，而效其倨慢，亦是丑女暗于自量之类也。昔辛有见被发而祭者，知戎之将炽。余观怀、愍之世，俗尚骄亵，夷虏自遇。其后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平，中兴有征，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修济济之美乎！
葛洪以为汉末戴良、魏末阮籍之放达，其本身尚有“才学”和“自然”，后人模仿他们的言行表现，根本无其“才学”和“自然”，有如东施效颦，丑态百出。西晋社会风气如此，这是其亡于胡虏的重要原因，因此，他强烈希望东晋的中兴之主“共改既往之失，修济济之美”。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对汉末魏晋以来的任诞士风及其对社会风尚的影响多有抨击，可谓连篇累牍，言辞激烈，实难一一列举。葛洪对汉晋玄化士风的批判，完全是站在维护儒家礼法制度的立场上立论的，其中虽偶尔涉及对西晋亡国与东晋中兴的思考，但他缺乏亡国之士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诚如罗宗强先生所指出：“从《抱朴子》看，葛洪对于世风，以至对汉末开始的个性自觉思潮引起的士风的变化的批评，只停留在对现象的评论上，大抵说来，是以儒家的礼，批评种种违礼的行为；以知足守分的人生态度，批评种种奢靡放荡的生活风尚。他并没有论及玄学思潮的实质问题，也没有论及这一思潮与政局的关系。既不是对一种思想潮流的清理与批评，也不是对于这一思潮与西晋乱亡的关系的历史思索。它只是一种心境的距离，是一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生活价值准则的差异的反映。葛洪的批判，使人感到在当时的主要思想潮流之外，还有一些旁观的人，对这一潮流持冷静的批判态度，如此而已。葛洪的批判既未阻拦这一思想潮流之发展，亦未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产生影响。”[45]
虞预，《晋书》卷八二本传载：“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著《晋书》四十余卷、《会稽典录》二十篇、《诸虞传》十二篇，皆行于世。所著诗赋碑诔论难数十篇。”虞预也是东晋前期的重要经史学者，大兴二年，其所上谏言指出：“自元康以来，王德始阙，戎翟及于中国，宗庙焚为灰烬，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自天地开辟，书籍所载，大乱之极未有若兹者也。”所谓“王德始阙”云云，实际上是对西晋儒家思想的失落有所不满，这与其“雅好经史，憎疾玄虚”的态度是一致的，显然，他将西晋衰亡归咎于玄风的泛滥。
江惇，《晋书》卷五六《江统传附江惇传》载其“孝友淳粹，高节迈俗。性好学，儒玄并综。每以为君子立行，应依礼而动，虽隐显殊途，未有不傍礼教者也。若乃放达不羁，以肆纵为贵者，非但动违礼法，亦道之所弃也。乃著《通道崇检论》，世咸称之”。江惇主张“君子立行，应依礼而动”，反对“以肆纵为贵”的玄化风气。遗憾的是，《通道崇检论》已佚，难见其内容。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三〇“《晋书·江统传》”条有评曰：“江惇《通道崇检论》，今所存者才数十言，通明简畅，足以针砭时病，裴頠虽数千言，不能及也。”
李充，《晋书》卷九二《文苑·李充传》载其江夏人，辟丞相王导掾，转记室参军，“幼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尝著《学箴》，其中论及儒家道德教化与道家无为的主次、辩证关系，他以为儒家礼教的弊病在于导致人们追逐名利，“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义化之，行仁义之不笃，故以礼律检之；检之弥繁，而伪亦愈广，老庄是乃明无为之益，塞争欲之门”。他认为后人不明其间的本末关系，“见形者众，及道者少，不睹千仞之门而逐适物之迹，逐迹逾笃，离本逾远，遂使华端与薄俗俱兴，妙绪与淳风并绝，所以圣人长潜而迹未尝灭矣。惧后进惑其如此，将越礼弃学而希无为之风，见义教之杀而不观其隆矣，略言所怀，以补其阙”。其有辞曰：“风罔不动，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礼，不知希竞之为病，违彼夷途而遵此险径。”因此，最根本的道理还是在于遵守礼教：“道不可以一日废，亦不可以一朝拟，礼不可以千载制，亦不可以当年止。非仁无以长物，非义无以齐耻，仁义固不可远，去其害仁义者而已。”李充对儒、道关系的思考和辨析颇为理性和深刻，对于那些借道家学说为玄化放达依据的名士，这是很有说服力的劝戒之言。对于李充此论，吕思勉先生以为在诸多反省玄风的议论中，“其论最为持平也”， [46]这是恰如其分的评论。
范宣，《晋书》卷九一《儒林·范宣传》载其陈留人，“年十岁，能诵《诗》、《书》。少尚隐遁，加以好学，手不释卷，以夜继日，遂博综众书，尤善《三礼》”。他隐居豫章，一再拒绝太尉郗鉴的聘任和朝廷的征召，“虽闲居屡空，常以讲诵为业”，命士戴逵等“皆闻风宗仰，自远而至，讽诵之声，有若齐、鲁。太元中，顺阳范宁为豫章太守，宁亦儒博通综，在郡立乡校，教授恒数百人。由是江州人士并好经学，化二范之风也”。范宣著有《礼论难》、《易论难》等，“皆行于世”。可见范宣一生隐居不仕，致力于儒家经学的著述和传授，甘于贫苦。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其力图以儒家经术抵制玄学风尚。据载，豫章太守庾爰之曾问范宣：“君博学通综，何以太儒？”范宣答曰：“汉兴，贵经术，至于石渠之论，实以儒为弊。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仆诚太儒，然‘丘不与易。'”不过，范宣作为学者，其对玄风的批评，主要基于其儒家的立场，与葛洪颇为相似，没有将玄风与政局结合起来反思。
范宁，据《晋书》卷七五《范汪传附范宁传》，其为东晋中后期重要的经学家，一生勤于经学研修与著述，“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释，遂沈思积年，为之集解。其义精审，为世所重”。不仅如此，他还大力推动儒学教育，他任余杭令，“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后，风化大行。自中兴已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后孝武帝“雅好文学，甚被亲爱，朝廷疑议，辄谘访之”。其出任豫章太守，“在郡又大设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石，以供学用，改革旧制，不拘常宪。远近至者千余人，资给众费，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学生，课读《五经》。又起学台，功用弥广”。作为一个儒者，他对当时的玄化士风自然颇有看法：“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于是著论云：“王、何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波荡后生，饰华言以翳实，骋繁文以惑世。搢绅之徒，翻然改辙，洙泗之风，缅焉将坠。遂令仁义幽沦，儒雅蒙尘，礼坏乐崩，中原倾覆。古之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其斯人之徒欤！……王、何叨海内之浮誉，资膏粱之傲诞，画螭魅以为巧，扇无检以为俗。郑声之乱乐，利口之覆邦，信矣哉！吾固以为一世之祸轻，历代之罪重，自丧之衅小，迷众之愆大也。”史称其“崇儒抑俗，率皆如此。”范宁从维护儒家大道的立场出发，对玄风进行激烈的抨击，甚至以为魏晋玄学的创始人物何晏、王弼其“罪深于桀、纣”。对于范宁追究何晏、王弼的历史罪责，是否恰当，历来存在争议，这里不作深究。不过，范宁力图通过对玄风的批判，以揭示儒道中衰与西晋亡国的内在联系，进而警示当时的统治者，则有其现实针对性。
戴逵，《晋书》卷九四《隐逸·戴逵传》载其谯国人，“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师事术士范宣于豫章，宣异之，以兄女妻焉”。其心态与范宣颇为相似，“后徙居会稽之剡县。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其著论曰：“……若元康之人，可谓好遁迹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徇末之弊，舍实逐声之行，是犹美西施而学其颦眉，慕有道而折其巾角，所以为慕者，非其所以为美，徒贵貌似而已矣。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他又辨别儒、道二家的特点与利弊，以为“儒家尚誉”，“其弊必至于末伪”；“道家去名”，但其末流则有“越检之行”，情礼俱亏，“其弊必至于本薄”。因此，无论儒、道，“苟失其本，固圣贤所无奈何也”。在他看来，当时社会中的诸多名士都是一些“自驱以物，自诳以伪，外眩嚣华，内丧道实，以矜尚夺其真主，以尘垢翳其天正”的人物，其矫揉造作的言行只能“贻笑千载”。戴逵处于东晋后期，他对魏晋以来玄化士风具有全面的了解和冷静的分析，继葛洪之后，特别明确地辨别“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这对于梳理玄风演变过程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47]
此外，尚需指出，当时批评玄风的儒者肯定不止以上几位，其他虽无明确反对玄学言论者，其思想态度也多如此。如戴邈，《晋书》卷六九《戴若思传附戴邈传》载戴邈为戴若思弟，广陵人，祖烈，吴左将军，“少好学，尤精《史》、《汉》，才不逮若思，儒博过之”，永嘉年间为司马睿征南军司，“于时凡百草创，学校未立”，戴邈上疏建议立学，其中有言：“臣愚以世丧道久，人情玩于所习；纯风日去，华竞日彰，犹火之消膏而莫之觉也。今天地告始，万物权舆，圣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运，荡近世之流弊，继千载之绝轨，笃道崇儒，创立大业。”戴邈主张立学崇儒，显然是针对当时玄风昌炽而言的。又，《晋书》卷八八《孝友·颜含传》载颜含为琅邪人，“少有操行，以孝闻”，为儒士，“或问江左群士优劣，答曰：‘周伯仁之正，邓伯道之清，卞望之之节，余则吾不知也。’其雅重行实，抑绝浮伪如此”。由其论人之轻视“浮伪”，可见其对玄风之态度。
东晋一代，崇尚儒学之士大夫群体对玄风展开了持续不断的反省与批判，成为一股社会思潮。梁启超先生曾说：“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48]就东晋时代的儒者而言，他们对玄风的批评，不仅基于对西晋亡国和现实政局衰弱的义愤，而且还具有对儒家道德说教沦落的深层次思考。以上所列举诸人，其言论与思想在表达上虽各有特点，但都力倡儒家的道德学说与礼法规范，自觉地抵制玄风，即便有人试图协调儒、道关系，但也都以儒家为归宿。
五 东晋时期反玄风思潮的基本特征及其局限性
通过对东晋时期反玄风思潮的全面论述，我们大致可以概括出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其一，就时间而言，此思潮经历了东晋一代，但尤以两晋之际和东晋前期较为集中和激烈。之所以如此，这与西晋灭亡对当时人们造成的思想冲击和震撼直接相关。以上所举诸人物多集中在东晋之初，这是不难理解的。正因为如此，这也决定了当时批评玄风，主要指责其对社会政治与道德风尚的恶劣影响。由后人所谓“未能屈其辞、折其辨，是直诟而已”的评论，可见当时的批判主要出于现实社会的考虑，而主要不在于思想的对话。
其二，从批评玄风的代表人物情况看，相对而言，高门士族名士较少，即便有之，也主要体现在具体军政事务或人事安排上，如王导之劝晋元帝、王羲之之喻谢安、谢万、殷浩等，而更多的是出自次等士族甚或寒庶人士。陈頵、熊远自是寒士，毫无疑义，陶侃之门第也不高，至于干宝、葛洪这样的人物，其门第显然属于士族中下层，即便像桓温，与高门社会中清华世胄相比，其门风特征也有所不同。非高门士族的背景，使他们与两晋统治集团的最上层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从而能够对当时主流社会风气展开理性的批判。
其三，就批评玄风的思想武器而言，他们主要利用儒家学说和法术之学。其中，以儒学及其礼法标准斥责玄虚者最为普遍。这不仅由于批评者以崇尚儒家经史的学者为主体，更在于儒家思想与礼法制度自来是华夏文化的核心，为全社会所普遍认同，以此抵制玄风，能够获得理解，进而重塑民族与社会的精神。至于法术之学，自来为治国安邦之必要手段，既渊源深远，也行之有效，其重视实务、讲求效率的宗旨，对虚浮散淡风气自然是一种冲击。吕思勉先生在《吕思勉读史札记》丙帙“魏晋南北朝部分”之“魏晋法术之学”条（下）中指出：“东晋之不纲，仍由督责之术不行，浮华之风未息耳。”他以陈頵、熊远、陶侃、卞壸诸人之言行，“此任职之吏，不以浮华放达为然者也”；又以王坦之、李充等好刑名之学，“此学问之士，不以浮华放达为然者也”。其实，应詹主张以督责之术考核吏治，也属于刑名之学的范畴。其他士族人物如桓温、庾翼等，也是如此。正因为如此，玄学政治人物将务实之言论皆归之法术，进而加以抵制，如谢安回应王羲之之言便如此。东晋帝王，如晋元帝一度行申商之术，晋明帝少曾好刑名，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士族代表人物的训诫。
其四，就东晋反玄化思潮的社会影响而言，从整体上说，当时无论是执政的权势人物，还是笃守儒道的经师学者，他们对玄风的批判，在民族危亡的社会背景下，多少都会启发人们思考士风问题，促使人们更多地关注现实，对传统文化的保存与延续，也有不可忽视的历史贡献。就具体思想人物的影响而言，则有的社会作用显著，有的则只能是个人看法。如干宝与葛洪虽同为学者，但干宝著国史，其所论自然广为流布，而葛洪则为隐匿道士，其所论亦流传不广，影响有限。至于执政人物的言论，权势地位高的，可以影响一时或一地之士风与政局，地位低下者，其言论不被采纳，则自然没有明显的影响。
其五，上述反对玄风之思想人物中，从地域角度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出自江南者甚多。葛洪为句容人，干宝、戴邈祖辈移居江南，陶侃原本南人，李充出自江夏，虞预为上虞余姚人。他们在学术上具有共同的特征，即尊奉儒术，他们是东晋前期抵制与批判玄风的一个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学人群体。其实，南人之嘲诋玄风，不自东晋始，早在西晋灭吴后，入北南士中已有此言论。如杨泉在《物理论》批评中讥刺玄学说：“夫虚无之谈，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49]又说：“夫论事比类，不得其体，虽饰以华辞，文以美言，无异锦绣衣掘珠、管弦乐土梗，非其趋也。”[50]陆机入洛，“深嫉文士放荡流遁，遂往不为虚诞之言，非不能也”。[51]《晋书》卷五四《陆云传》称其“本无玄学”。入洛南士玄学之修养与态度如此，那些没有入洛的江南学人对玄风更是抵触，葛洪便是最典型的代表，他在《抱朴子外篇》卷二六《讥惑篇》中对吴地人士在书法、语音、哭丧、居丧等方面效仿“京洛之法”，表示激烈的反对。《抱朴子外篇》卷二六《讥惑篇》中说：“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放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额也。余实凡夫，拙于随俗，其服物变不胜，故不变。无所损者，余未曾易也。虽见指笑，余亦不理也。岂苟欲违众哉！诚以为不急耳。”《抱朴子外篇》卷五〇《自叙篇》中也说：“俗之服用，俄而屡改：或忽广领而大带，或促身而修袖，或长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于守常，不随世变。言则率实，杜绝嘲戏，不得其人，终日默然，故邦人咸称之为抱朴之士。”可见其对侨人主流士风的不满与抵制及其对江东本土文化风尚的坚守心态。[52]
何以江南人士多抗拒玄风呢？除了一般的学术风尚与思想倾向等背景外，还应该从江南的地域学术文化风尚的角度予以分析。有学者曾论此曰：“吴姓士族学承两汉，对中原衣冠文物抱有强烈认同感，对胡夷内侮，华夏有亡国亡种之虞深感忧虑。不仅政治理想、文化价值服从中原传统，即使魏晋以来流行京洛一带的放达之生活方式，对江南士族乃至普通百姓也发生了影响。从葛洪对他们的批判可以看出，江南对中原文化的学习模仿多少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反映了边陲区域对中心区域在文化上的自卑感。有趣的是这种自卑感有时是以自傲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为经学毕竟也是一种有着广阔历史背景和坚强义理的完整思想体系。”[53]这里从士人的地域文化心理的角度解释干宝等人对玄风的批评，虽不无道理，但尚有隔膜。其实，唐长孺先生在《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54]一文中对此已有深入的讨论。他指出，汉末魏晋以来，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学术文化风尚不断发生变化，新的玄学及其风尚正是在这一地区发生和传播。江南地区则地处偏僻，加上长时间南北分离，因而无法接受玄风的影响，因而在学术上主要还是延续着汉儒的传统。他从当时江南出现的三种《周易注》和盛行“天体学说”，证明了江南学风的保守。东晋以后，尽管北人南迁，江东成为玄学风尚的中心地，但与侨姓士人相比，江东士人虽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玄风的影响，但他们依然与侨人在治学与为人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以上所述干宝、葛洪和虞预等人，都延续着汉代今文经学的传统，对玄化学风与士风自然难以接受。因此，他们对玄风的激烈批评自然与这种地域间学风的差异有关。
不过，必须指出，总体来说，东晋反玄风思潮在当时的实际社会影响是有限的，东晋仍然沿袭着西晋的主流士风，清谈与任诞风气兴盛。《文苑英华》卷三六二《杂文》录杨夔《原晋乱说》有论云：“晋室南迁，制度草创，永嘉之后，嚣风未除，廷臣中犹以谢鲲轻佻、王澄旷达，克相祖习，以为高达。卞壸厉色于朝曰……奏请鞠之以正颓俗，王导、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晋之乱，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塞源端本之日也，犹乃翼虚驾伪，宗扇佻薄，蹑诸败迹，踵其覆辙，以此创立朝纲，基构王业，何异登胶船而泛巨浸，操朽索以驭奔驷乎！设使从卞壸之奏，黜屏浮伪，登进豪贤，左右大法，维持纪纲，则晋亦未可量也。其后王敦作逆，苏峻继乱。余以为晋之乱不自敦、峻，而稔于导、亮。”他以为王导、庾亮二位执政未能彻底肃清放诞士风，是导致东晋朝纲不振的主要原因。确实，两晋之交，一些早年成名于洛阳的放达名士相继南徙，放纵不已。
正是由于东晋主流士风沿袭着西晋的传统，当时的反玄风言论虽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但实际上只能是当时潜在的社会思潮，其实际效用并不很突出，不仅一些儒者之言主要局限于个人思想领域，即便名法之士的相关建议也难以被接受，甚至执政人物的看法也只能限于一时一地，自然是人亡政废。鉴于这一历史状况，一些理性的执政者从安抚人心、稳定大局的角度出发，还必须适当地组织、参与清谈，王导、庾亮等务实的士族政治领袖莫不如此，相反，如果一味厉行刑名法术等强硬手段，必然造成士族社会的自身崩溃。对此，王夫之的相关看法颇合“理解之同情”的旨趣。他在《读通鉴论》卷一二“晋怀帝”之六条中说：“王导秉江东之政，陈頵劝其改西晋之制，明赏信罚，综名责实，以举大义，论者韪之，而惜导之不从。然使导亟从頵言，大反前轨，任名法以惩创久弛之人心，江东之存亡未可知也。晋代吏民之相尚以虚浮而乐于弛也久矣，一旦操之已蹙，下将何以堪之？……于是虔矫束湿之人，拔自塞流以各逞其竞躁，吏不习，民不安，士心瓦解，乱生于内而不可遏矣。夫卞壸、陶侃，固端严劼毖之士也，导固引壸于朝端，任侃于方岳矣，潜移默化，岂在一旦一夕哉？……导唯无此不轨之志，故即因为革，从容调御而不自暴其能，夫导岂无頵之心哉？桓彝品藻之曰管夷吾，则其不袭王衍诸人之荡佚以靡天下，可知也。又恶知其不服膺陈頵之谏而特不露其锋芒尔。有当世之略者，好恶不激，张弛不迫，褊人不知，求快一时，而怪其弗能为也，愚者何足与深言邪！”《读通鉴论》卷一三“晋成帝”之三条也说：“卞令忠贞之士，朝廷之望也，以收人心、易风俗、而安社稷，则未之敢许。乃江左初立，胡寇外逼，叛臣内讧，人士之心，习于放佚而惮于拘维，未易一旦革也。卞令执法纪以纠之，使人心震慑而知有名教，诚不可无此中流砥柱。然充其所为，以惩创而无已，则乍强以所不习，而人思解散，便给之小人日饰以进，抑不保人心之永固而国势之能安也。故卞令厉色立朝以警群臣之荡佚，不可无也。而任之以统驭六宇，厝社稷之安，定百官之志，则固未可也。”庾翼则讥讽王导为政“惽谬”，胡三省曾为之辩，说：“庾翼，察举小才耳；当江东草创之时，非王导之弘致远识，不能济也；谓之惽谬，谈何容易！”[55]王夫之、胡三省对当时反玄化之刑名法术之言看法如此，颇合当时的社会实际状况，也显现出当时反玄风言论的某些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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