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北府势力之崛起与京口学术文化地位之提升
众所周知，东晋以来，以京口为中心的北府地域是一个重要的移民聚集地，《宋书》卷三五《州郡志一》“南徐州刺史”条载：“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晋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鉴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于晋陵诸县，其徙过江南及留在江北者，并立侨郡县以司牧之。徐、兖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侨立幽、冀、青、并四州。安帝义熙七年，始分淮北为北徐，淮南犹为徐州。后又以幽、冀合徐，青、并合兖。武帝永初二年，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为南兖州，江南为南徐州，治京口，割扬州之晋陵、兖州之九郡侨在江南者属焉，故南徐州备有徐、兖、幽、冀、青、并、扬七州郡邑。”南徐州地区是东晋南朝时代最重要的侨民聚集地，谭其骧先生论述永嘉乱后民族迁徙问题曾指出：
南渡人户中以侨在江苏者为最多，约二十六万，江苏省中南徐州有侨口二十二万余，几占全省侨口十之九。南徐州共有口四十二万余，是侨口且超出于本籍人口二万余。有史以来移民之盛，迨无有过于斯者矣。[157]
东晋流民之侨置与定居，不仅与其籍贯相关，而且往往与其社会阶层有关，陈寅恪先生曾论述当时流民的分布指出：
北人南来避难约略可分为二路线，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路线固有不同，而避难人群中其社会阶级亦各互异，其上层阶级为晋之皇室及洛阳之公卿士大夫，中层阶级亦为北方士族，但其政治社会文化地位不及聚集洛阳之士大夫集团，除少数人如徐澄之、臧琨等外（见晋书玖壹儒林徐邈传），大抵不以学术擅长，而用武勇擅战著称，下层阶级为长江以北地方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族，以地位卑下及实力薄弱，远不及前二者之故，遂不易南来避难，其人数亦因是较前二者为特少也。东西晋之间江淮以北次等士族避乱南来，相率渡过阻隔胡骑之长江天堑，以求保全，以人事地形便利之故，自必觅较接近长江南岸，又地广人稀之区域，以为安居殖产之所。此种人群在当时既非占有政治文化上之高等地位，自不能亦不必居住长江南岸新立之首都建康及其近旁。复以人数较当时避难南来之上下两层社会阶级为多之故，又不便或不易插入江左文化士族所聚居之吴郡治所及其近旁，故不得不择一距新邦首都不甚远，而又在长江南岸较安全之京口晋陵近旁一带，此为事势所必致者也。此种北来流民为当时具有战斗力之集团，易言之，即江左北人之武力集团，后来击败苻坚及创建宋、齐、梁三朝之霸业皆此集团之子孙也。[158]
由陈先生所论，可知当时迁移到以京口为中心的晋陵郡的北方移民，就其阶层而言，可谓当时北方移民的中层，“中层阶级亦为北方士族”，即所谓“次等士族”，其南迁也多以宗族、乡里为组织单位，其政治、社会与文化地位显然不及聚集洛阳之名士群体；就其文化与社会风尚而言，他们“大抵不以学术擅长，而用武勇擅战著称”。确实，自东晋前期以来，郗鉴在京口组织北府军镇以协调荆、扬间军政局势，东晋中期后谢安、谢玄叔侄等重建北府兵以抗击前秦入侵，东晋末刘裕等在京口再造北府军团以反桓玄，依靠的正是这一地区侨寓尚武次等士族家族及其人物的势力。关于这一地域的侨寓社会的尚武风尚，《世说新语·捷悟篇》“郗司空在北府”条注引《南徐州记》载：“徐州人多劲悍，号精兵，故桓温常曰：‘京口酒可饮，箕可用，兵可使。'”[159]毫无疑义，崇尚武力是京口地域侨寓社会最显著的文化特征。
东晋设立侨寓州郡县制度后，聚集于南徐州晋陵郡的北方移民形成了以旧有地缘籍贯为纽带的相对封闭的侨寓社会，他们虽然无法完全抗拒社会风尚的变化，但确实依然顽强地保持着固有的文化特征。不仅如此，东晋时代，在严格的门阀等级制度的限制下，京口地区尚武次等士族人物的仕宦、交游等社会活动，自然受到诸多局限，其子弟难以进入当时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建康任职，也少有人参与高门士族的玄学化交游。久而久之，这种限制不仅使得一些次等士族政治、社会地位日益下降，而且在经济上陷于贫困化，文化上则表现出粗鄙化。这方面以刘裕及其家族的情况最为典型，《魏书》卷九七《岛夷·刘裕传》说他“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恒以卖履为业”。[160]在文化上，《魏书·岛夷·刘裕传》称其“意气楚刺，仅识文字，樗蒲倾产，为时贱薄”，他对当时士族社会重视的经史学术、玄谈义理、书法、辞赋、音乐等一无所长，[161]他发迹后犹自称“本无术学，言义尤浅”， [162]可谓实录。可以说这类次等士族已陷入寒门化的窘境。
特别在语言方面，刘裕“楚言未变”。东晋南朝时代，语言是区分和判断个人或群体社会等级地位的重要标准。陈寅恪先生在《东晋南朝之吴语》、《从史实论切韵》等论文中反复强调指出，东晋南朝的侨寓士族以汉晋之际的旧都洛阳语音为准，江东本土的士族阶层人物也如此，而江东其他土著社会阶层则说吴语。不过，以京口为中心的晋陵郡地域侨居的徐州等地移民的后代（属汉代西楚地区）则比较特殊，他们既没有高级士族化，成为雅言阶级，也没有完全融入江东本土社会中，操吴语，而是比较顽固地保持着原本的乡音，即所谓楚声。沈约在《宋书》卷五二传末“史臣曰”中说：“高祖虽累叶江南，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焉尔。”这里说刘裕“楚言未变”，正是从士大夫的角度而言的，鄙视他不能说雅言。刘裕弟刘道怜也如此，《宋书》卷五一《宗室·长沙景王刘道怜传》载：“长沙景王刘道怜，高祖中弟也。道怜素无才能，言音甚楚，举止施为，多诸鄙拙。”陈寅恪先生据此有论云：“刘宋皇室之先世，本非清显，而又侨居于北来武装集团萃聚之京口，故既未受建邺士人即操洛阳雅音者之沾溉，又不为吴中庶族即操吴语者所同化，此所以累叶江南而其旧居彭城即楚地之乡音无改也。沈休文以宋高祖‘楚言未变，雅道风流无闻’为言，是南朝士流之鄙视楚音，据此可见矣。”[163]这里，我们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刘裕及其家族在经济上之贫困化、文化上之粗鄙化，从一个侧面集中体现出当时北府尚武次等士族社会中一种普遍现象，诸多京口侨寓次等士族都有相似的处境。之所以如此，这与东晋门阀政治及其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对北府地域社会的限制及其相对封闭状态不无关系。
不过，京口北府侨寓社会虽以崇尚武力著称，但其侨寓人口数量众多，成员也绝非单一，谭其骧先生曾指出：“南徐州所接受之移民最杂，最多，而其后南朝杰出人才，亦多产于是区，则品质又最精。刘裕家在京口（镇江），萧道成萧衍家在武进之南兰陵（武进），皆属南徐州。南徐州之人才又多聚于京口。今试于列传中查之，则祖逖范阳遒人，刘穆之东莞莒人，檀道济高平金乡人，刘粹沛郡萧人，孟怀玉平昌安丘人，向靖河内山阳人，刘康祖彭城吕人，诸葛璩琅邪阳都人，关康之河东扬人，皆侨居京口。”[164]田余庆先生论述京口地区的移民也指出，这一地区自“西晋末年以来，吸引了大量的流亡人口，有士族也有平民。范阳祖逖率部曲南来，曾一度留居京口。渤海刁协，南来后子孙世居京口。颍川庾亮家于暨阳，地属晋陵。东莞徐澄之与乡人臧琨，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世居京口，两族坟墓分别在晋陵及丹徒。彭城刘裕，自高祖徙居京口。北府诸将出于京口者，为数甚多。兰陵萧道成、萧衍在武进寓居。”[165]谭先生以为南朝时期杰出人才多出自南徐州，而南徐州“人才又多聚于京口”，其中除了晋宋之际活跃的北府尚武人士外，还包括一些学者。[166]自东晋中后期以来，随着高门士族阶层的衰弱和门阀政治格局的式微，北府武人势力逐渐浮现到历史前台，刘裕之建宋代晋，后来的萧齐、萧梁也出自北府地域，萧子显在《南齐书》卷一四《州郡志上》叙及南徐州，有论云：“宋氏以来，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这虽主要就京口、晋陵区域相继出帝室王侯而言，但也可见其地域其他社会群体地位的总体有所提升、影响有所扩展。与此相应，在东晋时代门阀社会文化风尚压制下难以进入主流文化层面的京口学者，随着晋宋更替与社会变革，他们凭借与新兴王朝及其统治集团的种种关联，其社会地位也明显提升，学术活动与影响则日益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及此后南朝学风的变异。[167]
二 晋宋之际京口地域之文化家族与寒门学人
若欲论述晋宋之际出自京口地域学者之学术文化活动，必先考述侨寓京口地域以学术文化著称的相关家族及其代表性人物。根据晋、宋史籍，可考者大体如下：
（一）东莞徐氏家族
东莞徐氏，主要学者有徐邈、徐广兄弟。《晋书》卷九一《儒林·徐邈传》载：“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父藻，都水使者。邈姿性端雅，勤行励学，博涉多闻，以慎密自居。少与乡人臧寿齐名，下帷读书，不游城邑。”其仕宦活动主要在晋孝武帝年间，晋安帝隆安元年“遭父忧。邈先疾患，因哀毁增笃，不踰年而卒，年五十四，州里伤悼，识者悲之”。
徐广，《宋书》卷五五《徐广传》载：“徐广字野民，东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卫率。家世好学，至广尤精，百家数术，无不研览。”徐广在晋孝武帝时以学优而仕，晋末刘裕掌控朝政后，其政治与学术地位有所提升。刘裕立国后，其返归京口，“性好读书，老犹不倦。元嘉二年，卒，时年七十四”。[168]
徐豁，徐邈子，《晋书》卷九一《儒林·徐邈传》载：“邈长子豁，有父风，以孝闻，为太常博士、秘书郎”。《宋书》卷九二《良吏·徐豁传》详载其事迹，“晋安帝隆安末，为太学博士”。尤长于吏事，晋末宋初“历二丞三邑，精练明理，为一世所推”。元嘉初，他出任始兴太守，“在郡著绩，太祖嘉之”，宋文帝特下诏表彰，卒于元嘉五年。徐豁虽不以学术显名，但从他一度为太学博士和桓玄时议论朝仪等情况看，他当具有相当的学术修养。
（二）东莞臧氏家族
东莞臧氏，主要学者有臧焘。《宋书》卷五五《臧焘传》载：“臧焘字德仁，东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学，善《三礼》。贫约自立，操行为乡里所称。晋孝武帝太元中，卫将军谢安始立国学，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举焘为助教”。东莞臧氏与刘宋政权关系尤为密切，臧焘乃“武敬皇后兄也”，作为刘宋之外戚，臧氏代表人物政治、社会地位与影响颇为显著。义熙年间，刘裕控制东晋军政，臧焘位至侍中，刘裕代晋，“高祖受命，征拜太常，永初三年，致仕，拜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其年卒，时年七十。”
臧焘子孙多有以学术显名者，如臧盾，《梁书》卷四二《臧盾传》载其“高祖焘，父未甄，博涉文史，有才干，少为外兄汝南周颙所知。盾幼从征士琅邪诸葛璩受《五经》，通章句。璩学徒常有数十百人，盾处其间，无所狎比。”臧严，《梁书》卷五〇《文学下·臧严传》载其为臧焘曾孙，“孤贫勤学，行止书卷不离于手。从叔未甄为江夏郡，携严之官，于途作《屯游赋》，任昉见而称之。又作《七算》，辞以富丽。严于学多所谙记，尤精《汉书》，讽诵略皆上口。（湘东）王尝自执四部书目以试之，严自甲至于丁卷中，各对一事，并作者姓名，遂无遗失，其博洽如此。”《南史》卷一八传论称“臧氏文义之美，传于累代”，主要是就臧焘后人而言的，可以说臧氏在南朝已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化世族。[169]
晋宋间臧焘一辈的学人还有其弟臧熹，《宋书》卷七四《臧质传》载：“臧质字含文，东莞莒人。父熹字义和，武敬皇后弟也。与兄焘并好经籍。隆安初，兵革屡起，熹乃习骑射，志在立功。高祖入京城，熹族子穆斩桓修。进至京邑，桓玄奔走，高祖使熹入宫收图书器物，封闭府库。有金饰乐器，高祖问熹：‘卿得无欲此乎？’熹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将军首建大义，劬劳王家。虽复不肖，无情于乐。’高祖笑曰：‘聊以戏卿尔。'”臧熹虽“习骑射，志在立功”，不再以经术为业，但对纠正刘裕轻视文化的观念和保存国家“图书器物”不无贡献。臧质虽致力武事，但也有一定文化修养，“涉猎史籍，尺牍便敏，既有气干，好言兵权”。然宋孝武帝时，臧质因变乱受诛，臧熹一支自然子孙无闻。
论及东莞臧氏学人，不能不提及宋齐间的经史学者臧荣绪。《南齐书》卷五四《高逸·臧荣绪传》载其东莞莒人，祖臧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国子助教，“荣绪幼孤，躬自灌园，以供祭祀。母丧后，乃著《嫡寝论》，扫洒堂宇，置筵席，朔望辄拜荐，甘珍未尝先食”。从这一记载看，臧荣绪笃孝如此，当有优良之门风传统。其学术成就主要在史学方面，本传载其“纯笃好学，括东西晋为一书，纪、录、志、传百一十卷。隐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举秀才，不就”。萧齐立国后，萧道成征之不至，司徒褚渊寻之，建元中上启太祖曰：“荣绪，朱方隐者。昔臧质在宋，以国戚出牧彭岱，引为行佐，非其所好，谢疾求免。蓬庐守志，漏湿是安，灌蔬终老。与友关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书，撰《晋史》十帙，赞论虽无逸才，亦足弥纶一代。臣岁时往京口，早与之遇。近报其取书，始方送出，庶得备录渠阁，采异甄善。”齐太祖答曰：“公所道臧荣绪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禄，甚佳。”由此可见臧荣绪一支世代侨寓京口。他在经学方面也颇有造诣，《南齐书》本传载：“荣绪惇爱《五经》，谓人曰：‘昔吕尚奉丹书，武王致斋降位，李、释教诫，并有礼敬之仪。’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经序论》。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陈《五经》拜之。自号‘被褐先生’。又以饮酒乱德，言常为诫。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臧荣绪虽入齐，但其经历与学术活动主要在刘宋。
（三）东海何氏家族
东海何氏，代表性学者主要有何承天等人。《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载其“东海郯人也。从祖伦，晋右卫将军。承天五岁失父，母徐氏，广之姊也，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义，儒史百家，莫不该览。”此外，何氏又与东莞刘氏通婚，《宋书》卷八一《刘秀之传》载：“刘秀之字道宝，东莞莒人，司徒刘穆之从兄子也。世居京口。秀之少孤贫，有志操。东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关于何氏之侨居地，这里虽未明载其居京口，但从其家族与世代“家于京口”的东莞徐氏、刘氏联姻的情况看，东海何氏当世代侨居京口。此外，作为北府人物，东晋末何承天参与政务；在仕宦方面，元嘉时期，官至御史中丞，但其“为性刚愎，不能屈意朝右，颇以所长侮同列”，早年在荆州任职地方，“与士人多不协”，后在朝廷为权臣殷景仁所不平，晚年又与出自高门的谢元交恶，“二人竞伺二台之违，累相纠奏”。可以说他与高门人物的关系并不融洽，除了性格关系外，也许与其门第相对低微不无关系。不过，宋文帝对何承天颇多优遇，“承天好弈棋，颇用废事。太祖赐以局子，承天奉表陈谢，上答：‘局子之赐，何必非张武之金邪。’承天又能弹筝，上又赐银装筝一面。”在仕宦方面更是如此，与何承天交恶的谢元“长归田里，禁锢终身”，而何承天仅“坐白衣领职”，元嘉二十四年欲以其为吏部尚书，“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于家，年七十八”。何承天母为著名经史学者徐广姊，“聪明博学”，何承天“幼渐训义，儒史百家，莫不该览”，其学术渊源来自徐氏家族。在刘宋学术史上，何承天是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之一，涉及经、史、历法和教育等诸多方面。义熙年间，曾除太学博士，“高祖在寿阳，宋台建，召为尚书祠部郎，与傅亮共撰朝仪”；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后设儒、玄、史、文四学，以何承天领史学；[170]元嘉十六年，其任著作佐郎，“撰国史”；元嘉十九年，“立国子学”，何承天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执经”。何承天主持有关《礼论》的删节和《元嘉历》的制作，学术贡献甚著。
何承天之后，其家族子孙在南朝多有以文学显名者，尤其在齐梁之间相继出现了何逊、何思澄等人。《梁书》卷四九《文学上·何逊传》载其“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何逊八岁即能赋诗，后来颇得范云、沈约等著名文人的赏识，范云称曰：“顷观文人，质则过儒，丽则伤俗；其能含清浊，中古今，见之何生矣。”沈约赞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梁世祖亦著论云：“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又，《梁书》卷五〇《文学下·何思澄传》载其“少勤学，工文辞”，以文学才能深得沈约等人赏识，“初，思澄与宗人逊及子朗俱擅文名，时人语曰：‘东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闻之，曰：‘此言误耳。如其不然，故当归逊。’思澄意谓宜在己也。”又载何子朗“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与其谈，服其精理。尝为《败冢赋》，拟庄周马棰，其文甚工。世人语曰：‘人中爽爽何子朗’”[171]何承天之后，齐梁间何氏学人主要工文辞，善谈论，而在经史学术方面则无特殊建树，这与南朝之文化风尚及其门风转变不无关系。
晋宋之际东海何氏学人还有一位何长瑜，《宋书》卷五一《宗室·临川烈武王刘道规传附刘义庆传》载刘义庆招聚文学才士，其中有东海何长瑜，据《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何长瑜长期与谢灵运交往，为其“以文章赏会”的“四友”之一。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先生在《〈世说新语〉 的编纂——元嘉之治的一个侧面》中设“何长瑜与《世说》”一节，推测何长瑜可能是《世说新语》的编纂者：“我的结论是，一般所说的撰者刘义庆仅仅只是名义上的监修者而已，实际上该书成于刘义庆持相反立场的帐下文人之手。至于真正的作者，虽然还不能完全断定，很有可能就是何长瑜，或者说与何长瑜一样具有反体制倾向的人物。”[172]可见何长瑜是晋宋间一个重要的文士。
（四）晋宋间北府地域之隐逸学人与儒学经师
晋宋时期北府地区出现了一些著名的隐逸之士，他们或长于经史，或长于文艺，尤以谯国戴逵父子最为著名。《晋书》卷九四《隐逸·戴逵传》载：“戴逵字安道，谯国人也”。《宋书》卷九三《隐逸·戴颙传》载其“谯郡铚人也。父逵，兄勃，并隐遁有高名”。戴氏南迁后侨寓何地，正史无载，根据相关文献可知谯国戴氏家族在西晋乱亡后自淮北迁徙丹徒。戴逵有兄长戴逯，《世说新语·栖逸篇》注引《戴氏谱》曰：“逯字安丘，谯国人。祖硕，父绥，有名位。逯以勇武显，封广陵侯，仕至大司农。”[173]唐梁肃《戴叔伦神道碑》载戴逵父戴绥曾为金城太守，“始金城当晋乱，自谯沛徙于丹徒，厥邑既分，遂为金坛人”。唐权德舆《戴叔伦墓志铭》则说：“（戴）逯后南渡，始居丹徒”。又，宋米芾《画史》说：“戴逵观音亦在余家，家山乃逵故宅，其女舍宅为寺”。米芾本襄阳人，后定居润州丹徒。这都说明戴逵自父辈南迁后确实曾侨居北府之丹徒。[174]关于戴逵家族之门户特征与地位，《戴氏谱》虽称戴逵之“祖硕，父绥，有名位”，但具体仕宦情况未有明载，《戴叔伦神道碑》则载戴绥为金城太守，戴逯“位大司农，从谢玄破苻坚，封广信侯，与其兄安道，或出或处，焯于当时”。实际上，戴逵祖、父辈名望不显、仕宦不著，戴逯位至大司农，并受封侯，在于淝水战功，并非门第依托。可以说，谯国戴氏人物地位之提升，与北府社会势力之发展及刘宋统治者关系甚为密切。根据相关材料，戴氏家族与北府兵颇有渊源。《晋书》卷七九《谢安传附谢玄传》载：“始从玄征伐者，何谦字恭子，东海人，戴遁字安丘，处士逵之弟，并骁果多权略。逵厉操东山，而遁以武勇显。谢安尝谓遁曰：‘卿兄弟志业何殊？’遁曰：‘下官不堪其忧，家兄不改其乐。’遁以军功封广信侯，位至大司农。”[175]可见戴遁为谢玄北府重要将领。田余庆先生曾就此指出：“谢玄所募北府诸将，有些人原来就是北府旧将，久战江淮。从谢玄征伐的北府将戴遁，谯国人，晋隐士戴逵之弟。戴遁原为北府镇帅荀羡参军。《晋书》卷七五《荀羡传》，荀羡攻慕容俊还，留‘参军戴遁、萧鎋二千人守泰山。’戴遁自受荀羡之命守泰山，至从谢玄征伐，其间二十年以上，事迹不见于史籍。估计荀羡死后戴遁即脱离北府建制，拥众于江淮间，独立活动。《谢玄传》附戴遁，谓遁以武功显，封侯，位至大司农，当为随谢玄立功以后之事。”[176]可见谯国戴氏家族之门第显然属于非高门士族，当属次等士族。戴遁早入北府，显名于谢玄时期，正说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戴遁兄戴逵则隐逸不仕，从表面上兄弟二人志业“何其太殊”，但其出处选择都体现出其门第特征。在门阀政治背景下，他们难以正常发展，故戴遁致力武事，而戴逵则以隐逸求名。在高门陈郡谢氏经营、掌控北府的背景下，戴氏兄弟之名位皆有所提升：戴遁在北府的军事活动，提高了其家族的政治地位，而戴逵、戴颙父子奠定了其家族高隐门风，特别是借助其突出的文艺才学，结交晋宋士族与皇室，扩大了其家族的文化影响。[177]
谯国戴氏以隐逸著名，在学术文化上也有突出的表现，其中尤其是戴逵儒玄兼修，在经学方面具有突出表现。《晋书》本传载其“少博学，好谈论，善属文，能鼓琴，工书画，其余巧艺靡不毕综。性不乐当世，常以琴书自娱。师事术士范宣于豫章，宣异之，以兄女妻焉。”戴逵长期隐于会稽剡县，太元二十年卒。戴逵素以艺术著称，涉及绘画、雕塑、音乐等，而对其儒学修养，则少有关注。其实他在儒学方面颇有建树，晋孝武帝重儒学，其一再征引戴逵为国子博士、国子祭酒，这正与其儒学修养相关，《晋书》卷九四《隐逸·龚玄之传》载孝武帝诏文，其中称“谯国戴逵、武陵龚玄之并高尚其操，依仁游艺，洁己贞鲜，学弘儒业，朕虚怀久矣”。可见戴逵之“学弘儒业”，本质上具有儒者特点。戴逵之儒学及其隐逸，除家族文化特征外，颇受其师范宣影响。[178]戴逵在经学方面有著述，《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载其著《五经大义》三卷。又，《通典》卷九一载范宁与戴逵书信往还，就马融、郑玄关于《礼记·丧服篇》中“以日易月”的解释进行探讨。范宁是东晋时期最杰出的经学家之一，他主动致函戴逵请教经义，可见戴逵确实具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当然，在玄风盛行的时代背景下，戴逵也入玄，与诸多玄学名士有交往，《世说新语·雅量篇》“戴公从东出”条注引《晋安帝纪》载其“少有清操，恬和通任，为刘真长所知。性甚快畅，泰于娱生，好鼓琴，善属文，尤乐游燕，多与高门风流者游，谈者许其通隐”。但由于他具有儒学之根底，在行为举止与思想风貌上，都与任诞名士不同，《晋书》本传称其“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并著《放达为非道论》，对西晋元康士人的放达风气进行批判，以为他们未得竹林名士的精髓，“捐本徇末”、“舍实逐声”、“徒贵貌似”，实际上有害于“名教之体”。
戴逵子戴勃、戴颙也是晋宋之际著名的隐逸高士，特别是戴颙，一度隐居京口，并深得宋文帝等刘宋皇室人物之赏爱。《宋书·隐逸·戴颙传》载其“父逵，兄勃，并隐遁有高名。以父不仕，修复其业。父善琴书，颙并传之，凡诸音律，皆能挥手。颙及兄勃，并受琴于父，父没，所传之声，不忍复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颙十五部。颙又制长弄一部，并传于世”。东晋末，戴颙一度隐居吴地，宋武帝、宋文帝一再征辟，后衡阳王刘义季镇京口，长史张邵“与颙姻通，迎来止黄鹄山。为义季鼓琴，并新声变曲，其三调《游》、《广陵》、《止息》之流，皆与世异。太祖每欲见之，尝谓黄门侍郎张敷曰：‘吾东巡之日，当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长给正声伎一部。颙合《何尝》、《白鹄》二声，以为一调，号为清旷。”元嘉十八年，戴颙卒，“景阳山成，颙已亡矣，上叹曰：‘恨不得使戴颙观之。'”[179]
刘宋立国后，京口地区相继出现了一些隐逸儒学经师，如前述宋齐间的臧荣绪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里不再赘述。又，《宋书》卷九三《隐逸·关康之传》载：“关康之字伯愉，河东杨人。世居京口，寓属南平昌。少而笃学，姿状丰伟。下邳赵绎以文义见称，康之与之友善。特进颜延之见而知之。晋陵顾悦之难王弼《易》义四十余条，康之申王难顾，远有情理。又为《毛诗义》，经籍疑滞，多所论释。尝就沙门支僧纳学算，妙尽其能。弃绝人事，守志闲居，时有闲日，辄卧论文义。”宋顺帝昇明元年卒，时年六十三。《南齐书》卷五四《高逸·臧荣绪传》载：“（关）康之字伯愉，河东人。世居丹徒。以坟籍为务。四十年不出门。弟子以业传受。尤善《左氏春秋》。（齐）太祖为领军，素好此学，送《春秋》、《五经》，康之手自点定，并得论《礼记》十余条。上甚悦，宝爱之。遗诏以经本入玄宫。”关康之也是当时著名的经师。[180]
辛普明，《南史》卷七五《隐逸·关康之传》载：“时又有河南辛普明、东阳楼惠明皆以笃行闻。”普明字文达，“少就康之受业，至性过人”，后侨居会稽。辛普明从关康之受业，也当一度隐于京口。
诸葛璩，《梁书》卷五一《处士·诸葛璩传》载：“诸葛璩字幼玟，琅邪阳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征士关康之，博涉经史。复师征士臧荣绪，荣绪著《晋书》，称璩有发擿之功，方之壶遂。”诸葛璩后也隐居，以讲学授业为务，本传载“璩性勤于诲诱，后生就学者日至，居宅狭陋，无以容之，太守张友为起讲舍。璩处身清正，妻子不见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讲诵不辍，时人益以此宗之”。其所著文章二十卷，门人刘蹾“集而录之”。可见诸葛璩先后师从关康之与臧荣绪，可谓京口经学的主要传人，他“勤于诲诱”，生徒甚多，对京口学术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北府武将后裔之学人与北府系统之寒门学士
晋宋之际，北府尚武将门子弟虽多以军事勋功显名，但作为次等士族阶层，其中有些人物依然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与刘裕同起之北府人物如诸葛长民，《晋书》卷八五本传载其琅邪阳都人，“有文武干用，然不持行检，无乡曲之誉”；何无忌，《晋书》卷八五本传载其东海郯人，“州辟从事，转太学博士”；魏咏之，《晋书》卷八五本传载其任城人，“家世贫素，而躬耕为事，好学不倦”；刘穆之，《宋书》卷四二本传载其“东莞莒人，世居京口。少好《书》、《传》，博览多通，为济阳江敳所知。”刘怀肃，《宋书》卷四七本传载其“彭城人，高祖从母兄也。家世贫寠，而躬耕好学”。朱龄石，《宋书》卷四八本传载其沛郡沛人，“家世将帅”，弟朱超石“亦果锐善骑乘，虽出自将家，兄弟并闲尺牍”。特别是刘毅，《晋书》卷八五本传载其“与刘裕协成大业，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受到刘裕的打压。相较而言，刘毅的文化修养要好一些，《南史》卷一七《胡藩传》载有胡藩谓刘裕曰：“夫豁达大度，功高天下，连百万之众，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于涉猎记传，一咏一谈，自许以雄豪，加以夸伐，搢绅白面之士，辐凑而归，此毅不肯为公下也。”这里说刘毅“涉猎记传，一咏一谈，自许以雄豪”，具有较高的接近士族社会的文化修养，因此士族社会人物“辐凑而归”。刘毅爱好书法，据《法书要录》卷二所录虞龢《论书表》，“刘毅颇尚风流，亦甚爱书，倾意搜求，及将败，大有所得。”刘毅常读史，《晋书》本传载“毅骄纵滋甚，每览史籍，至蔺相如降屈于廉颇，辄绝叹以为不可能也。尝云：‘恨不遇刘、项，与之争中原。'”刘毅能赋诗，《晋书》本传载：“初，裕征卢循，凯归，帝大宴于西池，有诏赋诗。毅诗云：‘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自知武功不竞，故示文雅有余也。”显然，他是以风流名士自居，崇尚“正始风流”的。又如孟昶，平昌安丘人，世居京口，《世说新语·企羡篇》载：“孟昶未达时，家在京口。尝见王恭乘高舆，被鹤氅裘。于时微雪，昶于篱间窥之，叹曰：‘此真神仙中人！'”可见孟昶对高门士族名士风采颇为仰慕。《通鉴》卷一一三《晋纪》三五安帝元兴三年载：“平昌孟昶为青州主簿，桓弘使昶至建康，（桓）玄见而悦之，谓刘迈曰：‘素士中得一尚书郎，卿与其州里，宁相识否？’迈素与昶不善，对曰：‘臣在京口，不闻昶有异能，唯闻父子纷纷更相赠诗耳。’玄笑而止。昶闻而恨之。”孟昶“父子纷纷更相赠诗”，显然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这些北府尚武之勋贵，虽然不可能专心治学，但随着其政治、社会地位上升后，其子孙有机会接受较好的教育与学术训练。《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上》载萧道成南兰陵人，萧氏与刘宋有姻缘关系，萧道成生于元嘉四年，“儒士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太祖年十三，受业，治《礼》及《左氏春秋》”，其“博涉经史，善属文，工草隶书，弈棋第二品。虽经纶夷险，不废素业”。[181]向靖，《宋书》卷四五《向靖传》载其河内山阳人，“世居京口，与高祖少旧”，其子向柳“有学义才能，立身方雅，无所推先，诸盛流并容之。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东扬州刺史颜竣皆与友善”。这些有学养的勋贵子弟也出现了一些经史学者。
刘谦之，《宋书》卷五〇《刘康祖传》载：“刘康祖，彭城吕人。世居京口。伯父简之，有志干，为高祖所知。简之弟谦之，好学，撰《晋纪》二十卷，义熙末，为始兴相”。刘谦之在晋末已著《晋纪》，这在北府将门中实属难得。[182]
檀道鸾、檀超叔侄，《南齐书》卷五二《文学·檀超传》载其高平金乡人，祖弘宗，宋南琅邪太守，其祖姑乃刘裕弟长沙王刘道怜妃，宋孝武帝孝建年间因事徙梁州，“孝武闻超有文章，敕还直东宫”。檀超是一个颇为名士化的人物，“超嗜酒，好言咏，举止和靡，自比晋郗超，为‘高平二超’。谓人曰：‘犹觉我为优也。'”南齐立国，他与江淹共掌史职，“上表立条例”，但因遭流放，未竟其业。《南史》卷七二《文学·檀超传》载：“超叔父道鸾字万安，位国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学，撰《续晋阳秋》二十卷。”檀道鸾、檀超叔侄之文史业绩，体现出一部分北府将门子弟在学术领域的成就。[183]又如《梁书》卷五〇《文学下·刘勰传》载其东莞莒人，祖刘灵真，宋司空刘秀之弟，“勰早孤，笃志好学”，著有《文心雕龙》。
除了一部分北府武人勋贵子弟逐渐学者化之外，北府地区一些原本社会地位低下的北府寒门学人也有机会浮现到前台，参与国家与社会的学术活动。可考者如鲍照，《宋书》卷五一《宗室·临川烈武王刘道规传附刘义庆传》载刘义庆“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除了“文冠当时”的袁淑，“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鲍照、何长瑜籍贯东海，显然二人当为京口侨寓人士，属于北府系统人物。关于鲍照的生平，《宋书·刘义庆传附鲍照传》载：“鲍照字明远，文辞赡逸，尝为古乐府，文甚遒丽。元嘉中，河、济俱清，当时以为美瑞，照为《河清颂》，其序甚工。世祖以照为中书舍人。上好为文章，自谓物莫能及，照悟其旨，为文多鄙言累句，当时咸谓照才尽，实不然也。”虞炎《鲍照集序》记载鲍照生平曰：“鲍照字明远，本上党人，家世贫贱。少有文思。宋临川王爱其才，以为国侍郎。王薨，始兴王濬又引为侍郎。孝武初，除海虞令，迁太学博士，兼中书舍人。出为秣陵令，又转永安令。大明五年，除前军行参军，侍临海王镇荆州，掌知内命，寻迁前军刑狱参军事。宋明帝初，江外拒命。及义嘉败，荆土震扰，江陵人宋景因乱掠城，为景所杀，时年五十余。”[184]这里说鲍照为上党人，与《宋书》所载东海人不同，实际上上党为鲍氏祖籍，后鲍氏有支系迁移到东海郡，两晋之际南迁后，当寓居于南徐州的南东海郡，鲍照本人自应出生于京口，所以其诗文中称京口为其“旧邦”。鲍照家族经济上虽“家世贫贱”，但其颇重视文化教育，鲍照以辞赋著名，在文学史上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为“元嘉三大家”，而且其妹也有文集。[185]不仅如此，在当时，鲍照不仅以辞赋显名，而且也是一个博通的“学士”。[186]
丘巨源，《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丘巨源传》载其“兰陵兰陵人也。宋初土断属丹阳，后属兰陵。巨源少举丹阳郡孝廉，为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国史。帝崩，江夏王义恭取为掌书记”。丘巨源为北府地域寒门具有文化素养的学人。
刘宋时期北府系统的寒门学术人物中地位最突出的当属徐爰。《宋书》卷九四《恩倖·徐爰传》载其字长玉，南琅邪开阳人，晋末义熙年间入刘裕军府，“微密有意理，为高祖所知”，历经文帝、孝武帝、前废帝、明帝诸朝，“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尤其在宋文帝时期，特见“亲任”，参与重大军政事务。在学术领域，孝武帝以其主持修撰国史：“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创国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请山谦之、南台御史苏宝生踵成之。”孝武帝“又以爰领著作郎，使终其业。爰虽因前作，而专为一家之书”。此外，徐爰擅长礼仪，本传载其“颇涉书作，尤悉朝仪。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预参顾问，既长于附会，又饰以典文，故为太祖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礼仪注，非爰议不行，虽复当时硕学所解过人者，既不敢立异议，所言亦不见从。”[187]可见徐爰在当时的影响。徐爰一生著作颇丰，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礼记音》2卷，梁有徐爰注《周易系辞》2卷，《宋书》65卷，《徐爰家仪》1卷，《杂逸书》6卷、梁有22卷，宋太中大夫《徐爰集》6卷，梁有10卷，梁又有徐爰合编《皇览》50卷，梁有徐爰注《射雉赋》1卷。可见其涉猎广博，著述甚勤。不过，徐爰作为权倖，毕竟学植不深，对朝典礼仪常有随意处，《宋书》本传载：“世祖崩，公除后，晋安王子勋侍读博士咨爰宜习业与不？爰答：‘居丧读丧礼，习业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又咨爰，爰曰：‘小功废业，三年丧何容读书。’其专断乖谬皆如此。”[188]徐爰作为与刘宋皇权密切的北府旧属，尽管原本门第寒微，但凭借皇权的支持，在学术文化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晋宋更替，除了京口地域学人地位明显上升，一些有一定学养的寒门人物也相继进入宫廷和诸王藩府，其活动不仅影响到当时的政治，而且也影响到了学术文化等方面。[189]
三 京口地域学人的社会群体特点与学风特征
通过上文对晋宋之际出自京口地域之学术文化人物比较细致的考察，可以说，自东晋后期以来，随着以京口为核心的北府军政势力的崛起，京口地域的学术文化人物也逐渐浮现到历史前台，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的地域与社会阶层特征的学术文化群体，对此后的学术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往人们论述东晋南朝学术文化史，对其重要学者、文士的仕宦状况、具体的文化表现等，皆有所涉及，但并非将其作为一个具有地域性、阶层性社会特征的学术群体来认识。
（一）京口地域学人几个突出的群体性特征
首先，晋宋之际京口地域学人的相继涌现形成了一个具有地域性特征的学术群体。关于出自京口学术人物的地域性特点，北府本为东晋重要之军镇，加以此地流民普遍尚武，因而人们长期忽视从学术文化角度考察这一地域的相关问题。但由上文所考，可知在高门士族陈郡谢安、谢玄叔侄等再建北府兵团以抵御前秦的过程中，北府地域学术人物也同时被引荐到晋孝武之朝廷，似乎可以说，北府学人之显现与北府兵团之崛起几乎是同步的。早期的北府学人徐邈、徐广兄弟和臧焘等之进入朝廷和国学经师行列，皆缘于谢安、谢玄的引荐。此后，随着北府武人逐步掌控军政，其代表人物刘裕代晋建宋，北府学人更是层出不穷，其中既有东莞徐氏、臧氏和东海何氏等文化家族之学人，也有原本不以文化显名的寒门学人。毫无疑问，北府地域学术群体的兴起，与东晋后期北府军势力的兴起和晋宋变革存在着内在关联。
我们知道，刘宋立国后，对京口发祥地多有优遇，[190]这也惠泽及其学者。《宋书·臧焘传》载刘裕起兵反桓玄后，“高祖镇京口，与焘书曰：‘顷学尚废弛，后进颓业，衡门之内，清风辍响。良由戎车屡警，礼乐中息，浮夫恣志，情与事染，岂可不敷崇坟籍，敦厉风尚。此境人士，子侄如林，明发搜访，想闻令轨。然荆玉含宝，要俟开瑩，幽兰怀馨，事资扇发，独习寡悟，义著周典。今经师不远，而赴业无闻，非唯志学者鲜，或是劝诱未至邪。想复弘之。'”刘裕主政之初，欲意整肃儒学教育，他明确对其姻亲经师臧焘说“此境人士，子侄如林，明发搜访，想闻令轨”云云，显然主张首先在京口地域聚徒授业，兴复儒学。《宋书·徐广传》又载，刘裕于永初元年下诏曰：“秘书监徐广，学优行谨，历位恭肃，可中散大夫。”徐广上表曰：“臣年时衰耄，朝敬永阙，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坟墓在晋陵，臣又生长京口，恋旧怀远，每感暮心。息道玄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随之官，归终桑梓，微志获申，殒没无恨。”刘裕“许之，赠赐甚厚”。[191]刘裕立国后即表彰出自京口的著名学者徐广，显然也有推崇乡邦学人及其学术之用意。因此，晋宋之际北府地域学术群体之聚集、其学术代表之凸显，正与北府军政势力日渐壮大及其推动的社会之变革密切相关。
其次，就京口地域学术人物的群体性特征而言，相对于两晋以来主导社会文化风尚和政治局势的高门士族，他们在社会地位与门第方面明显相对低下，其主要学术家族当为日趋衰落的低级士族，刘宋立国后更出现了一些寒门化的学人。
从京口一些崇尚学术的家族如东莞徐氏、臧氏和东海徐氏人物的仕宦和婚姻情况，依据当时的门第标准，应当属于低等士族。在仕宦上，徐广“父藻，都水使者”。据《宋书》卷四一《后妃·武敬臧皇后传》，臧焘“祖汪字山甫，尚书郎。父儁字宣乂，郡功曹”。这种仕宦处境，与高门士族迥异。在门风上，这些北府学门之文化风尚也出现蜕化的现象，如臧熹便因“兵革屡起，熹乃习骑射，志在立功”。在婚姻方面，东莞徐氏与东海何氏通婚，而何氏又与东莞刘氏联姻，东莞臧氏则与寒微化的彭城刘氏通婚，臧氏还与北地傅氏通婚。[192]由此可见，以上所谓北府之学门，其家族门第当与刘裕、刘穆之诸北府武人基本相当，属于寒微化的低级士族。正因为如此，在他们地位有所上升后，受到一些高门旧族的鄙视。如《宋书·何承天传》载何承天除著作佐郎，撰国史，“承天年已老，而诸佐郎并名家年少，颍川荀伯子嘲之，常呼为奶母。承天曰：‘卿当云凤凰将九子，奶母何言邪！'”表面上看，荀伯子似乎以何承天年老，而其诸佐郎皆年少，故讥笑其为“奶母”，但实际上这些年少之佐郎出自“名家”，皆为高门士族子弟，而荀伯子本人出自魏晋高门，素以“旧族”自傲，对“新出门户”的陈郡谢氏尚且不以为然，故对门第更为寒微的低级士族东海何氏表示轻视。[193]其他入宋后显名的京口地域学人，如北府武人子孙，自然多属于低级士族子弟。至于那些隐逸高士和佞幸“学士”，其中肯定有人属于纯粹的寒门子弟，但由于史籍不载其家世，难以确考。可以大略推测的是鲍照。关于鲍照的门第地位，一般认为其出自寒门，钟嵘《诗品中》“宋参军鲍照诗”条有“嗟其才秀人微，故取凐当代”的评论，所谓“才秀人微”，则正是指鲍照门第寒微。鲍照本人诗文中一再自称“臣孤门贱生，操无炯迹。鹑栖草泽，情不及官。”（《解褐谢侍郎表》）、“臣自惟孤贱，盗幸荣级”，“臣田茅下第，质非谢品”（《谢解禁止启》）、“臣北州衰沦，身地孤贱”（《拜侍郎上疏》）云云，至于其家庭经济生活，更是贫困聊倒。《南齐书》卷五六《倖臣传序》载：“宋文世，秋当、周纠并出寒门，孝武以来，士庶杂选。如东海鲍照，以才学知名，又用鲁郡巢尚之，江夏王义恭以为非选。”这里固然将鲍照与出自“寒门”的“倖臣”对称，但又暗示着他的士人特点。从当时的门第制度与鲍照个人仕宦而言，可以推测“鲍照无疑属于低级士族之列”。[194]确实，以鲍照家族之文化承袭等方面看，当属于门第日益微贱化的“寒士”，晋宋之际的社会变革，使他们有机缘凭借某种文化特性而得以浮现出来。鲍照之门第如此，其他以学术见长的隐逸高士恐也大致相类。因此，总体而言，晋宋之际兴起的京口地域学术群体的社会门第大体以寒微化的低级士族阶层为主体；由于时值风云际会，社会急剧变革，也有个别寒门才学之士参预其间，可谓凤毛麟角，且其阶层总体上学术积淀与成就毕竟有限，其个别才学之士究属难得。
再次，京口地域学人总体上表现出明显的隐逸倾向与旨趣。
由上文所考列诸位晋宋之际京口地域之学术人物，晋宋之际著名的隐逸之士戴颙居于京口，刘宋时代的关康之、臧荣绪等经、史学者，都是当时隐逸不仕的著名高士，一再拒绝朝廷之征辟。《南齐书·高逸·臧荣绪传》载：“初，荣绪与关康之俱隐在京口，世号为‘二隐’。”《南史》卷七五《隐逸上·关康之传》载其“征辟一无所就，弃绝人事，守志闲居”，刘宋时“特进颜延之等当时名士十许人入山候之，见其散发被黄布帊，席松叶，枕一块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又载其“性清约，独处一室，希与妻子相见，不通宾客”。臧荣绪之隐逸大体与关康之相似，一再拒绝宋、齐朝廷之征辟。二人不仅同隐京口，有“二隐”之称，而且都聚徒讲授，使这一且隐且学的风尚得以传承，后隐于京口的诸葛璩便是他们的代表性传人；还有弟子游历异地，传播其风尚，如关康之弟子辛普明后侨居会稽，隐逸不仕，便是如此。不仅如此，早在东晋后期显名的京口经史学者，虽然并非隐士，但其生活态度都表现出一定的谦退和隐逸的情趣。如徐邈，《晋书·儒林·徐邈传》载其“少与乡人臧寿齐名，下帷读书，不游城邑”。徐广在晋宋易代后，拒绝刘裕的任命，表示“端居都邑，徒增替怠。恋旧怀远，每感暮心”，要求返回京口，读书终老。《宋书·臧焘传》载晋孝武帝时其虽一度入仕，但“顷之，去官。以母老家贫，与弟熹俱弃人事，躬耕自业，约己养亲者十余载。父母丧亡，居丧六年，以毁瘠著称。”后来刘裕掌权，臧焘“虽外戚贵显，而弥自冲约，茅屋蔬食，不改其旧，所得奉禄，与亲戚共之。”可见京口诸儒也曾有“俱弃人事，躬耕自业”的经历。何以如此呢？对于京口学者的这一地域群体普遍的隐逸情思，应该说这与其门第与社会地位不无关系。由前文考论，京口地域代表性学者多出自寒微化的低级士族，甚至有的已沦落至寒贱之境。众所周知，东晋以来高门士族垄断政局，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的格局，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高门士族普遍崇尚玄学风尚。在这一背景下，京口地域学人的门第身份与学术品格自然受到鄙视，难以合流，从而无法与高门士族社会正常交往，仕途艰困，这必然导致一些人或以隐逸养名，或以谦退自持，甚至以此自保。[195]不仅如此，早期京口学人在政治领域也颇为谦抑谨慎，如徐邈，据《晋书》本传，其年至四十四岁才由谢安推举出仕，位至散骑常侍，“前后十年，每被顾问，辄有献替，多所匡益，甚见宠待”，然而面对晋孝武帝朝廷皇族内部与朝臣之间的复杂斗争，“邈孤宦易危，而无敢排强族，乃为自安之计”，曾表白：“邈陋巷书生，惟以节俭清修为畅耳”，故司马道子“以邈业尚道素”，孝武帝也“嘉其谨密”。徐邈的这一谨慎从事的为政作风，正是由其“孤宦易危”的门第地位所决定的。
（二）京口地域学人的学术业绩及其学风特征
纵观晋宋之际京口地域诸学人的学术活动，其学术业绩主要体现在经、史领域。根据《晋书》、《宋书》、《南史》诸人传记、志及《隋书·经籍志》等相关文献著录，后来学人据之汇总诸人著作名目，由此大体可见京口地域学人所涉猎之学术领域及其学术业绩的基本情况。
徐邈之著作，《晋书·儒林·徐邈传》载其“撰正《五经》音训，学者宗之”；“所注《榖梁传》，见重于时”。[196]据《隋书·经籍志》和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等所载，徐邈有《周易音》一卷；《古文尚书音》一卷；《毛诗音》，《隋志》云：“梁有《毛诗音》十六卷，徐邈等撰；《毛诗音》二卷，徐邈撰，亡”；《周礼音》一卷；《礼记音》三卷；《左氏春秋音》，三卷；《春秋穀梁传注》十二卷；《春秋穀梁传义》十二卷；《论语音》一卷；《庄子音》三卷、《楚辞音》一卷，《徐邈集》九卷，《隋志》云：“梁有二十卷，录一卷”。[197]
徐广之著作，《宋书》本传载其撰《车服仪注》、《晋纪》四十六卷、“《答礼问》百余卷，用于今世”。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辑录其著作：《毛诗背隐义》二卷；《礼记答问》五十卷；《史记音义》十二卷；《汉书音义》、《晋纪》四十六卷；《车服杂注》一卷；《晋尚书仪曹新定仪注》四十一卷；《孝子传》三卷；《弹棋谱》一卷；《既往七曜历》；《徐广集》十五卷，录一卷。
何承天之著作，《宋书》、《南史》本传载其撰朝仪、删并《礼论》三百卷、宋国史及《前传》、《杂语》、《纂文》、论、文集，“并传于世”，“又改定《元嘉历》”。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辑录其著作：《礼论》三百卷；《分明士制》三卷；《注孝经》一卷；《春秋前传》十卷；《春秋前传杂语》九卷；《合皇览》一百二十三卷；《宋元嘉历》二卷；《历术》二卷；《验日食法》三卷；《漏刻经》一卷；《何承天集》三十卷；《陆机连珠赋注》一卷；《纂文》三卷；《姓苑》十卷。[198]
以上三人为晋宋之际著述最丰、影响力最突出的京口地域学者之代表，其他京口学者之主要著作已在前文中叙及，不再一一考列。由以上诸人著作目录，并结合相关事迹，可以对其学术活动状况及其特点略作分析。
第一，京口地域学者治学范围广泛，内容丰富，但其核心内容则在儒家经术之学。
在经学方面，北府诸儒虽众经并治，在研究内容上既有经注，也阐发义理，更致力音训，但其最突出者，则在于礼学领域。徐邈、徐广、臧焘、何承天等人皆精于礼学，晋、宋正史典籍中诸人本传、礼志和《通典》等文献，记录了他们参议当时礼制建设的大量议礼文字，涉及当时礼制的各方面。其中徐广有《礼论答问》、[199]何承天整理《礼论》三百卷，可谓这方面的代表成果，也是当时礼学的集成性著作。皮锡瑞《经学历史》之六《经学分立时代》指出，自西晋之后，南北分裂，经学亦有“南学”、“北学”之分别，“南学之可称者，惟晋、宋间诸儒善说礼服。当崇尚老、庄之时，而说礼谨严，引证翔实，有汉石渠、虎观遗风，此则后世所不逮也。其说略见于杜佑《通典》。”[200]皮锡瑞又说：“汉魏六朝诸儒，多讲礼服，《通典》所载，辨析同异，穷极深微，朱子谓六朝人多精于礼，当时专门名家有此学，朝廷有礼事，用此等人议之。案六朝尚清言习浮华之世，讲论服制，如此谨严，所以其时期功去官，犹遵古礼，除服宾客，致罣弹章，足见江左立国，犹知明伦理，重本原，故能以东南一隅，抗衡中原百余年也。”[201]皮氏所谓“南学之可称者，惟晋、宋间诸儒善说礼服”云云，当主要指徐邈、徐邈、何承天诸人。
第二，京口地域代表性学者之治理经学，在学风上与当时以建康为中心的高门世族社会倡导的玄儒交融的学风有所不同，显得相对保守，较多地保存着汉儒学以致用的学术风尚。
晋、宋之际，京口地域诸儒参与礼制建构，不仅在礼制上有严谨的承袭，[202]而且也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如晋末刘裕掌权，臧焘等人议太庙制度，“时学者多从焘议”； [203]何承天“与傅亮共撰朝仪”， [204]这都当涉及当时制度兴替和王朝更迭。尤其能体现京口地域学人务实学风者，当以何承天经律并治，长于断狱，《宋书》本传载多则事例，如抚军将军刘毅镇姑孰，版为行参军，刘毅出行，鄢陵县吏陈满射鸟，“箭误中直帅，虽不伤人，处法弃市”，何承天议曰：“狱贵情断，疑则从轻。昔惊汉文帝乘舆马者，张释之劾以犯跸，罪止罚金。何者？明其无心于惊马也。故不以乘舆之重，加以异制。今满意在射鸟，非有心于中人。按律过误伤人，三岁刑，况不伤人乎？微罚可也。”又，“时有尹嘉者，家贫，母熊自以身帖钱，为嘉偿责。坐不孝当死”。何承天详细分辨礼律关系，以为应当“降嘉之死，以普春泽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隐之宜”。又，“吴兴余杭民薄道举为劫。制同籍期亲补兵。道举从弟代公、道生等并为大功亲，非应在补讁之例，法当以代公等母存为期亲，则子宜随母补兵”。何承天依礼制议之，以为“代公等母子并宜见原”。又，“时丹阳丁况等久丧不葬”，何承天依礼法议之，以为“臣愚谓况等三家，且可勿问，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当即纠言，三年除服之后，不得追相告列，于事为宜”。礼律合一、礼律并重，这是汉儒之务实风尚，魏晋以降，高门名士普遍崇尚玄谈，尤轻吏治法术，而何承天则精于此道，显示了京口地域学者相对传统与务实的学术特色。之所以如此，从地域上说，京口地域在东晋并非文化中心地，相对封闭；从阶层上说，京口次等士族学术群体，受到社会地位的限制，少有与高门士族名士交往的机会，自然与玄学风尚存在隔膜；从学术传授而言，京口学术家族多在本族之内和姻亲家族间进行学术传授，其传统得以保持和延续。[205]
第三，京口地域代表性学者多通览渊博，经术之外，涉猎广泛，尤精于天文、律历。
关于诸人学识之广博，前述徐邈“勤于励学，博涉多闻”；徐广“家世好学，至广尤精，百家数术，无不研览”； [206]何承天“幼渐训义，儒史百家，莫不该览”。[207]后来的臧荣绪、关康之等，出入经史，也可谓博通之士。经学之外，他们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史学领域，大多参与晋、宋历史编撰。如徐广受命主持编撰《晋纪》四十六卷，何承天受命修刘宋国史纂述。这两位京口大儒分别受命刘裕、刘义隆修晋、宋历史，这具有政治含义，与当时现实政治变替当不无关系。至于北府学人私自撰史者，据前述有刘谦之，撰《晋纪》二十卷；臧荣绪撰《晋纪》百一十卷，其弟子诸葛璩也助其事；檀道鸾撰《续晋阳秋》，其侄檀超后来受命修齐国史。此外，何承天的《春秋前传》十卷、《春秋前传杂语》九卷等实际上属于历史研究著作。如果将当时刘宋皇族人物如刘义庆等人的史学著述再加汇聚，可见晋、宋间京口学人在史学著作方面十分丰富，特别是北府武人之后，史著颇丰，构成了中古学术史上一个富于地域特色的史家群体。
谈及北府学者之渊深广博，尤以律历方面的建树为典型。由以上何承天著述目录，有《宋元嘉历》、《历术》、《验日食法》、《漏刻经》等，可见其在历法、天文方面的成就。《宋书》卷一〇〇《自序》称何承天始撰《宋书》，其中“其所撰志，唯天文、律历，自此外悉委奉朝请山谦之”。《宋书》卷一一《律历志序》称：“天文、五行，自马彪以后，无复记录。何书自黄初之始，徐志肇义熙之元。今以魏标汉，式遵何氏。”又云：“元嘉中，东海何承天受诏纂《宋书》，其志十五篇，以续司马彪《汉志》，其证引该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马迁共为一家者也。”何承天撰《宋书》，自撰天文、律历二志以接续司马彪，上承司马迁、班固的传统。何承天精于天文、律历之学，不仅表现在历史文献记录方面，更在于他创制《元嘉历》。《宋书》卷一二《律历志中》载“宋太祖颇好历数，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何承天上表进其所撰《元嘉历》，宋文帝诏曰：“何承天所陈，殊有理据。可付外详之。”尽管当时对何承天之历法多有议论，但有司上奏：“承天历数，合可施用。宋（元嘉）二十二年，普用《元嘉历》”，文帝诏可之。《建康实录》卷一二《宋太祖文皇帝纪》载元嘉二十一年十一月，何承天上《元嘉历》外，“又奏改刻漏二十五箭，帝并从之”。可以说，何承天所制《元嘉历》，在以往历法的基础上，达到了相当精密的程度。
何承天在天文、历法方面具有深厚学养。《宋书·律历志中》载其言曰：“夫历数之术，若心所不达，虽复通人前识，无救其敝也”。关于何承天历学之承继，他在《上元嘉历表》中自述：“臣授性顽惰，少所关解。自昔幼年，颇好历数，耽情注意，迄于白首。臣亡舅故秘书监徐广，素善其事，有既往《七曜历》，每记其得失。自太和至太元之末，四十许年。臣因比岁考校，至今又四十载。故其疏密差会，皆可知也。”可见何承天之天文、律历之学，其渊源在于其舅徐广，徐广“素善其事”，其“有既往《七曜历》，每记其得失”，何承天承袭其学，“自昔幼年，颇好历数，耽情注意，迄于白首”，终得大成。[208]南朝裴子野论此曰：以往历法有随意穿凿的毛病，“削远以附近，毁雅以敦俗，多鄙俚之说，乱采索之旨，由是，缙绅先生不以阴阳为学。及何承天能正累代遗术，博物君子也”。[209]不仅如此，何承天继踵徐广之历学，得其大成，引发了南朝历学的热潮。《宋书·律历志下》载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上表，以为“古历疏舛，颇不精密，群氏纠纷，莫审其要。何承天所奏，意有改革，而置法简略，今已乖远。臣生圣辰，逮在昌运，敢率愚瞽，更创新历。”祖冲之也为门第寒微之人士，数术世家，他自称“少锐愚尚，专功数术，搜练古今，博采沈奥，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汉朔，咸加该验。罄策筹之思，究疏密之辨”。就学术风尚而言，祖冲之与何承天而言，则有其一致性。宋代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卷三一“《宋书·律历志》”条中论云：“自蔡邕、杜预用新术治历，至何承天、祖冲之，考索愈精。承天以月蚀之冲推日躔次，冲之言古术之作在汉初周末，所谓求详于未差之前，盖刘歆、班固所不能到也。”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五宋文帝之十七条有论云：“历法至何承天而始得天，前此者未逮，后此者为一行、为郭守敬，皆踵之以兴而无能废承天之法也。承天之法，以月食之衝，知日之所在；因日躔之异于古，知岁之有差；以月之迟疾置定朔，精密于前人。天之聪明，以渐而著，其于人也，聪明以时而启，唯密以察者能承之。”这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的角度，高度评价了何承天历法的地位。又有论者称何承天治学广博，然“厥功最巨者，则在于律历、天文”，由其所撰历法等，“可窥见承天造诣之深，南朝一百七十年中，足与祖冲之相颉颃焉”。[210]从徐广、何承天等精于天文、历法，也可见京口儒者群体在学风方面承袭汉代传统与偏于保守的特点。[211]
论及京口地域儒者之学风，他们在社会地位有所提升后，在生活方式、思想文化方面自然不可能完全排拒高门士族社会风尚的影响。《宋书·隐逸·戴颙传》载其“述庄周大旨，著《消摇论》，注《礼记·中庸篇》”， [212]可见戴颙在学术上是礼玄兼治的。这可谓戴氏家族的一个特色。戴颙父戴逵是一个名士化的隐士，与高门玄化名士交往甚多，但他在吸收玄风的同时，对任诞玄风则加以批评。《晋书·隐逸·戴逵传》载其“性高洁，常以礼度自处，深以放达为非道”，其著论以为“然竹林之为放，有疾而为颦者也，元康之为放，无德而折巾者也，可无察乎”！其论中辨析儒、道关系，实际上强调儒、道互补、礼玄双修。又，前引文称关康之治经，“晋陵顾悦之难王弼《易》义四十余条，康之申王难顾，远有情理”，顾悦之为江东本土学人，其“难王弼《易》义”，很可能是出于学风之不同，对王弼玄化经学存在隔阂，而关康之“申王难顾，远有情理”，则说明他对王弼《易》学甚为熟悉，其治经可能是推崇魏晋以来之玄化经学的。当然，总体而言，由上文所论，京口地域诸儒之学风旨趣是相对保守持旧的。
第四，京口地域诸儒及其学术之兴起与晋宋之际统治者之倡儒政策不无关系。
我们知道，自魏晋以降，玄风昌炽，经学衰微，《晋书》卷九一《儒林传序》称：“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驰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沈约在《宋书》卷五五传论中说：“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因此，总体而言，魏晋六朝可谓经学衰微时期。不过，在此过程中，随着政局的变动，晋宋之际学风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田余庆先生论述东晋门阀政治之兴衰过程所揭示，随着东晋高门士族的日渐腐化，晋孝武帝时期“皇权有振兴之势，门阀政治出现转折”，“就士族地位和皇权状况言之，孝武帝一朝伸张皇权，正是由东晋门阀政治向刘宋皇权政治的过渡”。[213]东晋孝武帝之振兴皇权，在用人标准与思想文化上也有表现，“孝武帝力图伸张皇权，还可以从他用儒生、兴儒学这两端得到说明”。孝武帝时重用的徐邈、范宁、王雅等三人“在士族中门第都不很高，都以儒学事孝武帝，与江左前此玄风流煽、名士纵横的情况大不一样”。[214]与此同时，孝武帝着力恢复国子学，整顿太学，尽管成效并不很明显，“但却为南朝开通风气，铺陈道路”。[215]由于孝武帝重儒学和儒生，当时执政的陈郡谢氏便尽力推荐儒生，前引文称“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士”， [216]谢安举徐邈应选，谢玄又推荐徐广。[217]东莞徐氏徐邈、徐广史弟以精于儒学而为晋孝武帝所用，臧焘也在此时由谢玄所荐入国学任助教。[218]作为晋宋之际最早显名的一批京口地域儒学之士的代表，其地位上升之背景正在于此。
自东晋义熙以来，北府武人代表刘裕凭借其军功与实力，掌控朝权，并最终代晋建宋。在此过程中，门第寒门的刘宋统治者在政治上压制高门士族，大力强化皇权，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倡导儒学。沈约《宋书》卷五五传论说：“高祖受命，议创国学，宫车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未及曩时，而济济焉，颇有前王之遗典。臧焘、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并服膺圣哲，不为雅俗推移，立名于世，宜矣。”刘裕本人虽“素无术学”，但其强化专制集权必然在思想上提倡儒学。此后宋文帝更是大力恢复国子学，重视儒学教育，征辟名儒。在此过程中，对京口乡邦儒者自然倍加重视。从社会阶层兴替的角度看，由于重视经学风气的影响，一些门第寒微的经学之士必然受到提携。刘宋立国后，京口地域儒者政治、社会地位明显提升，学术方面日益活跃，著述日渐丰富，一些家族还子孙相延，成为南朝时代新的学术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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