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汉武为卫武太子，置博望园，延异能之士，而长安阙下，竟有流血之衅。高祖宠树营阳，恣其嗜欲，群小竞进，亦有金昌之祸。苟不纳于义方，必异世而同失。古者人君养子，能言而师授之辞，能行而傅相之礼。其衣服饮食，则保节其身，三师并辅其志，进退俯仰，如值绳准，骄奢淫佚，无自入矣。故以仪型四海，君临万国，奕世休嘉，不陨令问。宋失教诲，则异于斯，居中则任仆妾，处外则近趋走。太子、皇子，有师傅二职者，皆台隶也。制其行止，授其礼法，则导达臧否，罔克由之，言不及于礼义，识无近于今古，谨敕者能训之以啬陋，愚憨者又诱之以凶慝。兴置太子太傅，而无师保其他职掌，率由旧章，诸王无相，置师一人，多耆大夫领之。王临州，则长史行，宣通教令。又师傅之流，甚有专恣，独擅威权。由是而言，君子勿用，老成硕德，多见严疏，是以本枝虽茂而端茎实寡。嗣君幼主，世淫奸回，虽恶物丑类，天然习则生常，其来远矣。夫木击折轴，水戾破舟，不以水木而过，工匠者，何本其所以然也。降及太宗，举天下而弃之，亦昵比之为力，宋以此终焉。呜呼！有国有家其鉴之矣。
裴子野指出“宋失教诲”，实肇始于刘裕立国之初，贯穿刘宋一代，虽然太子及诸皇子“有师傅二职者，皆台隶也。制其行止，授其礼法，则导达臧否，罔克由之，言不及于礼义，识无近于今古，谨敕者能训之以啬陋，愚憨者又诱之以凶慝”，与儒学世族的教养、训导差异明显。《通鉴》卷一二〇宋文帝元嘉三年也录裴子野此论，[117]胡三省就此论曰：“裴子野究言宋氏亡国之祸，《通鉴》载之于此，欲使有国有家谨于其初也。”确实，刘宋一代，皇族教育严重缺失，与当时士族社会普遍重视家教形成鲜明对比，[118]以致“降及太宗，举天下而弃之，亦昵比之为力，宋以此终焉”。相较于刘宋其他君主，宋文帝刘义隆在位时间较长，对皇族子弟的教育也比较重视，但成效似也有限，沈约在《宋书》卷八《明帝纪》末有论云：
圣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称先王，盖由遗训余风，是以贻之来世也。太祖负扆南面，实有君人之懿焉，经国之义虽弘，而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窥古，本无卓尔之资，徒见昆弟之义，未识君臣之礼，冀以此家情，行之国道，主猜而犹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训之微行，遂成灭亲之大祸。开端树隙，垂之后人。
沈约明确指出宋文帝“经国之义虽弘，而隆家之道不足”。有鉴于此，这里对宋文帝家教之内容、特点及其局限加以专题论述，以见刘宋皇族文化及其门风之一般特征。
一 宋文帝之雅化及其重视皇族子弟之文化教育
与宋武帝刘裕“本无术学”的情况相比，宋文帝刘义隆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素养，《宋书》卷五《文帝纪》载其“博涉经史”，《宋书》卷九五《索虏传》载其诏言中自称“吾少览篇籍，颇爱文义，游玄玩采，未能息卷”。[119]正因为如此，宋文帝对经史学术颇为重视，在元嘉年间创设儒、玄、文、史四学。《宋书》卷九三《隐逸·雷次宗传》载：“元嘉十五年，征次宗至京师，开馆于鸡笼山，聚徒教授，置生百余人。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监总诸生。时国子学未立，上留心艺术，使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凡四学并建。车驾数幸次宗学馆，资给甚厚。”宋文帝“四学并建”，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影响深远。《南史》卷二《宋文帝纪》载“上好儒雅”，其置学兴教，“江左风俗，于斯为美，后言政化，称元嘉焉”。《宋书》卷五五传论云：“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高祖受命，议创国学，宫车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未及曩时，而济济焉，颇有前王之遗典。天子鸾旗警跸，清道而临学馆，储后冕旈黼黻，北面而礼先师，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由所谓“雅风盛烈”、“一代之盛”云云，可见宋文帝元嘉年间对经学文化教育之提倡，造成了宫廷内外浓郁的崇儒氛围，诚如裴子野《宋略·总论》所言：“上亦蕴籍文义，思弘儒府。庠序建于国都，四学闻乎家巷，天子乃移跸下辇以从之，束帛语以劝之。士莫不敦悦诗书，沐浴礼义。于是文教既兴，武功亦著。”[120]
宋文帝“颇爱文义，游玄玩采”，热衷于与玄谈名士交往，并与之谈玄析理。如何尚之，“雅好文义，从容赏会，甚为太祖所知”； [121]谢灵运，为士族社会杰出之玄学名士，具有强烈的政治愿望，但文帝“唯以文义见接，每侍上宴，谈赏而已”。[122]谢庄，“七岁能属文，及长，韶令美容仪，宋文帝见而异之，谓尚书殷景仁、领军将军刘湛曰：‘蓝田生玉，岂虚也哉。'”[123]张敷，以玄谈与容止显名，“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帝戏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124]在与名士交往过程中，文帝还经常附庸风雅，甚至表示有意兴复玄风。如《宋书》卷五四《羊玄保传》载文帝与羊玄保关系至密，羊玄保有子羊戎，“戎二弟，太祖并赐名，曰咸，曰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余风。'”宋文帝以魏晋玄学代表人物的名字为羊玄保儿子命名，并意欲承传“林下正始余风”，其目的显然在于表明其推崇玄学的态度。应该说，宋文帝通过与士族名士的交往与谈论，其性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颇具名士化气质。
宋文帝善属文，有论者以为“南朝诸帝多能文，宋文帝实为嚆矢。”[125]《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著录“《宋文帝集》七卷。梁十卷，亡。”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卷一收录其诗歌3首。从《宋书》等文献的相关记载看，文帝与臣属、子弟等信函往来，常亲自书写，而且很注意文采，以此竞先争胜。据《宋书》卷五一《宗室·临川烈武王道规传》，刘义庆“爱好文义”，其幕府中招揽了不少杰出的文士，“并为辞章之美”，因此，“太祖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126]宋文帝对士族文学名士之文章才艺极为推崇，如谢灵运，“灵运诗书皆兼独绝，每文竟，手自写之，文帝称为二宝”。[127]《南史》卷三四《颜延之传》载：“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悬绝。文帝尝各敕拟《乐府北上篇》，延之受诏便成，灵运久之乃就”。颜延之与谢灵运为元嘉时期文坛之领袖，文帝让他们竞技，其影响自然不言而喻。文帝常普诏群臣作文，如元嘉二十九年，“时南平王铄献赤鹦鹉，普诏群臣为赋。太子左卫率袁淑文冠当时，作赋毕，赉以示庄，庄赋亦竟，淑见叹曰：‘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遂隐其赋。”[128]不仅如此，宋文帝还召集义学高僧与群臣共同聚会创作诗文，《高僧传》卷七《义解四·宋京师道场寺释慧观传》载：“元嘉初三月上巳，车驾临曲水宴会，命观与朝士赋诗。观即坐先赋，文旨清婉，事适当时。”这种文学雅集，造成了诗文创作的活跃局面，对当时的文学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129]
由上述可见，宋文帝在经史学术、玄学修养、文学才艺等方面都具较高的水平，与乃父刘裕相比，明显文雅化了，这是他长期与士族名士交往并接受其文化教育、熏陶的结果。对此，《宋书·文帝纪》末“史臣曰”论云：“太祖幼年特秀，顾无保傅之严，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禀君人之德。”所谓“天授和敏之姿，自禀君人之德”，固然无谓，然“顾无保傅之严”，则确为事实。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一五“宋武帝”之三条中论及宋初之宫廷祸乱，曾批评刘裕不重视儒家教育，贻害子孙：“举宗社子孙之大计而与人谋之，必其人之可托，而后可征之色而见之辞，不然，则祸自此而生。故有天下者，崇儒者以任师保，若无当于缓急，而保宗祊、燕子孙、杜祸乱者，必资于此。诗书以调其刚戾之气，名义以防其邪僻之欲，虽有私焉，犹不忍视君父之血胤如鸡鹜，而唯其疈磔。”有鉴于此，宋文帝受到高门士族家族教育观念的影响，开始重视对其家族子弟进行品德和文化教育，希望通过儒家文化风尚的训诱，陶冶皇族子弟的性情，即所谓以“诗书以调其刚戾之气，名义以防其邪僻之欲”。[130]
关于宋文帝以儒学教育皇族子弟，《宋书》卷九三《隐逸·雷次宗传》载：
后又征诣京邑，为筑室于钟山西岩下，谓之招隐馆，使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次宗不入公门，乃使自华林东门入延贤堂就业。二十五年，卒于钟山，时年六十三。太祖与江夏王义恭书道次宗亡，义恭答曰：“雷次宗不救所疾，甚可痛念。其幽栖穷薮，自宾圣朝，克己复礼，始终若一。伏惟天慈弘被，亦垂矜愍。”
宋文帝命雷次宗“为皇太子、诸王讲《丧服》经”，显然是效仿世族社会重视丧服礼仪的风气，目的在于训导皇族子弟以整饬其家族伦理。又，《宋书·文帝纪》载元嘉十九年，其下诏建国子学，“胄子始集，学业方兴”；元嘉二十二年，皇太子刘劭讲《孝经》；不仅如此，宋文帝本人常亲临国子学，《宋书》卷一四《礼志一》载：“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释奠，采晋故事，官有其注。祭毕，太祖亲临学宴会，太子以下悉豫。”[131]《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载：“十九年，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执经。”可见宋文帝为国子学和诸皇子聘任了当时著名的儒者何承天等人充任学官。[132]
此外，宋文帝还鼓励其家族人物与名士交往，按照玄化名士的标准培养其子弟。《宋书》卷七二《文九王·建平宣简王宏传》载：“文帝第七子也。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食邑二千户。少而闲素，笃好文籍。太祖宠爱殊常，为立第于鸡笼山，尽山水之美。”玄学名士无不标榜自然，文帝如此培养其爱子，显然是受玄化风尚影响所致，希望其子弟具有名士风流雅致的特点。
宋文帝也注重培养子弟之文才，刻意安排善文之士为诸王僚属，诗文唱和。《宋书》卷九九《二凶传》载始兴王刘濬母潘淑妃为文帝至爱，“濬人才既美，母又至爱，太祖甚留心。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绰、中书侍郎蔡兴宗并以文义往复”，宋文帝命诸位士大夫与刘濬“文义往复”，目的在于提升其文化水平。又如《宋书》卷八二《沈怀文传》载其“少好玄理，善为文章，尝为楚昭王二妃诗，见称于世。隐士雷次宗被征居钟山，后南还庐岳，何尚之设祖道，文义之士毕集，为连句诗，怀文所作尤美，辞高一座。以公事例免，同辈皆失官，怀文乃独留，随王诞镇襄阳，出为后军主簿，与谘议参军谢庄共掌辞令，领义成太守。诞当为广州，欲以怀文为安南府记室，先除通直郎，怀文固辞南行，上不悦。”沈怀文、谢庄皆为当时著名文士，文帝以文士为刘诞僚佐，“共掌辞令”，浓郁其幕府文学气息，进而熏染刘诞。又，《宋书》卷五一《宗室·临川烈武王刘道规传附刘义庆传》载刘义庆先后出镇荆州、江州等地，一度“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卫军谘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太祖与义庆书，常加意斟酌”。宋文帝对刘义庆如此，显然有以此引导宗室子弟崇尚文学的用意。
应该说，宋文帝重视提升皇族子弟之文化素养，在当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宋书·二凶传》载太子刘劭自幼便“好读史传，尤好弓马”；又载始兴王刘濬“少好文籍，姿貌端妍”，这都反映出当时宫廷中文化教育经史并重、倡导文学的风气，其目的在于培养皇族子弟治国安邦的能力，提升其文化素养。
不过，对宋文帝加强皇族子弟文化教育之成效也不可夸大，一方面当时刘宋皇族子弟教育的相关制度、措施等尚未完善，另一方面则在于刘宋皇族子弟之雅化绝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文化进步需要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就宋文帝对诸子弟的启蒙教育而言，其早期侍读多为门第卑微、粗通文史的寒士，据《宋书》卷九四《恩倖·徐爰传》载其“微密有意理，为高祖所知。少帝在东宫，入侍左右。太祖初，又见亲任，历治吏劳，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转南台侍御史，始兴王濬后军行参军。复侍太子于东宫，迁员外散骑侍郎。”又载“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颇涉书传，尤悉朝仪。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预参顾问，既长于附会，又饰以典文，故为太祖任遇。”又，《宋书·恩倖·戴法兴传》载“鲁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兴王濬读书，亦涉猎文史，为上所知”。刘裕用寒士徐爰辅侍太子刘义符，宋文帝依然以其辅侍太子刘劭和始兴王刘濬，又以“人士之末”的巢尚之“侍始兴王读书”。这些寒士尽管“颇涉书传，尤悉朝仪”、“涉猎文史”，但他们的身份、性情、气质与品德方面，则难以充当师傅之重任，这正是前引裴松之所批评的“宋失教诲”，“居中则任仆妾，处外则近趋走。太子、皇子，有师傅二职者，皆台隶也”。刘宋统治者出自寒微，对高门士族心存隔阂，反映在皇族教育上，尽管他们也任用一些高门士族人物充任学官和师傅，实际上他们更信任那些出自寒门的文士。但这些人学术文化修养相对浅薄，其身份迹近“仆妾”、“趋走”，位列“台隶”，难以真正履行培养皇族子弟的职责。可见在皇族教育制度上，宋文帝仍然延续着刘裕的某些传统。又，《宋书·恩倖·王道隆传》载其“吴兴乌程人。兄道迄，涉学善书，形貌又美，吴兴太守王韶之谓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无所少。’始兴王濬以为世子师。以书补中书令史。”可见元嘉时期，诸王府邸也援引寒士教导其子弟，成为刘宋家教的一个显著特点，“宋失教诲”的现象并未在制度上得以根本改变。
元嘉时期，刘宋皇族子弟粗鄙化之表现依然甚为普遍。如宋文帝四弟彭城王刘义康，一度深得文帝之信重，位列宰臣，然其文化修养极差，《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彭城王刘义康传》载其“素无术学，暗于大体，自谓兄弟至亲，不复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无猜防。”其总揽大权，自以为是，自觉不自觉地凌驾于皇权之上，这不仅表现在政治权力的争夺上，而且常常表现在日常生活琐事方面，一再违背礼制，如“私置僮部六千余人，不以言台。四方献馈，皆以上品荐义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尝冬月噉甘，叹其形味并劣，义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还东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他后来之所以“不复存君臣形迹”，甚至有篡夺之心，与其“素无术学，暗于大体”，一贯“率心而行”不无关系。《南史》卷一三《宋宗室及诸王上·彭城王刘义康传》便明载：“义康素无术学，待文义之士甚薄”，如《宋书》卷七〇《袁淑传》载袁淑为当时著名的士族文士，曾为刘义康僚属，而“义康不好文学，虽外相礼接，意好甚疏”。可见刘义康轻视文化的态度。他后来因不臣言行而被流放，问僧人释慧琳曰：“弟子有还理不？”慧琳答曰：“恨公不读数百卷书”。他确实是缺乏教养，“暗于大体”，不明事理。及至他后来在流放地读书，“见淮南厉王长事，废书叹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为宜也。'”刘义康至死似乎才体会到读书明理之意义。[133]
不仅如此，即便宋文帝年少诸子中，其品德修养也多有粗鄙之表现。《宋书》卷七九《文五王传》载庐江王刘祎，文帝第八子，“太祖诸子，祎尤凡劣，诸兄弟蚩鄙之”。武昌王刘浑，文帝第十子，“少而凶戾，尝出石头，怨左右人，拔防身刀斫之。元凶弑立，以为中书令。山陵夕，羸身露头，往散骑省戏，因弯弓射通直郎周朗，中其枕，以为笑乐。”孝武帝时，以刘浑为雍州刺史，“浑至镇，与左右作文檄，自号楚王，号年为永光元年，备置百官，以为戏笑。长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世祖。”刘浑不知礼度，荒诞如此。桂阳王刘休范，文帝第十八子，“素凡讷，少知解，不为诸兄所齿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谓王景文曰：‘休范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贵。释氏愿生王家，良有以也。'”刘祎、刘休范固然凡鄙，但诸兄弟竟皆以此取笑作乐，则表明刘宋皇族严重缺乏孝悌友爱之道。由此可见，尽管宋文帝注重皇族子弟文化教育，但收效甚微，其家族之鄙陋风尚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改变。
二 宋文帝对皇族子弟有关军政活动与生活作风之训诫
晋宋之际，社会政治局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在门
阀势力日渐式微背景下，皇权之强化和皇族势力之上升。刘宋立国之后，不仅在中央确立起了以皇权为中心的集权体制，而且明确规定以皇族嫡系子弟充任强藩要镇。《宋书》卷五一《宗室·临川烈武王刘道规传附刘义庆传》载：“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诸子居之。义庆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南郡王刘义宣传》也载：“初，高祖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不仅上流荆州如此，其他重镇也莫不如此，《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载：“先是高祖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宋文帝主政后，一方面严格遵循乃父之遗诏，另一方面鉴于刘裕死后，顾命集团一度操控政局，废杀少帝刘义符和庐陵王刘义真，危害刘宋皇权，于是进一步强化皇族权势。对此，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一五“宋文帝”之十四条有论云：“营阳弑，庐陵死，而文帝之心戚矣。環任诸弟以方州，而托国政于彭城，非但以为不拔之基也；顾瞻兄弟，不忍为权臣所屠割，相奖以共理，冀以服天下而保本支；衰世之君能尔者鲜矣。”然而，当时出镇之皇族嫡系子弟大多年少，难以实际掌管地方军政，自刘裕以来，便任用有事功之能的士大夫为长史，辅佐诸王处理地方事务。这些长史受命于皇帝，不仅实际主持地方军政，而且也负有管束、监督、限制诸王的责任。至于后来地位日渐突出的典签，更是皇帝监控藩府的耳目，诚如钱穆先生所指出：“宋、齐之制，诸王出为刺史，立长史佐之，既复立典签制之。诸王既多以童稚之年，膺方面之寄，而主其事者皆长史、典签也。”[134]
刘宋前期，按照这一制度设计，州镇长史既有辅佐幼王、管辖地方的实际职责，同时还肩负着训导、教育藩王的使命，必须具有良好的品德和精干的能力。《宋书》卷六三《王昙首传》载：“太祖为冠军、徐州刺史，留镇彭城，以昙首为府功曹。太祖镇江陵，自功曹为长史，随府转镇西长史。高祖甚知之，谓太祖曰：‘王昙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刘裕以王昙首等人为刘义隆荆州僚佐，明确要求“每事咨之”。后来顾命集团擅行废立，宋文帝得继大统、稳定局势，正与王昙首等人的活动密切相关。[135]《宋书》卷六九《刘湛传》载刘裕以第四子刘义康为冠军将军、豫州刺史，留守寿阳，“以湛为长史，梁郡太守。义康弱年未亲政，府州军事悉委湛。庐陵王义真出为车骑将军、南豫州刺史，湛又为长史，太守如故。义真时居高祖忧，使帐下备膳，湛禁之，义真乃使左右索鱼肉珍羞，于斋内别立厨帐。会湛入，因命臑酒炙车螯，湛正色曰：‘公当今不宜有此设。’义真曰：‘旦甚寒，一盌酒亦何伤。长史事同一家，望不为异。’酒既至，湛因起曰：‘既不能以礼自处，又不能以礼处人。'”刘湛自刘裕以来相继辅佐刘义康、刘义真，以礼法约束其言行，可谓诸王长史之典范。
宋文帝尤重诸王长史之遴选，充分发挥其辅助、约束诸王的作用，维护其权威。如刘义康出镇荆州，《宋书》卷五二《谢景仁传附谢述传》载其元嘉三年“出为武陵太守，彭城王义康骠骑长史，领南郡太守。先是，述从兄曜为义康长史，丧官，述代之。太祖与义康书曰：‘今以谢述代曜。其才应详练，著于历职，故以佐汝。汝始亲庶务，而任重事殷，宜寄怀群贤，以尽弼谐之美，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义康入相，述又为司徒左长史，转左卫将军。莅官清约，私无宅舍。义康遇之甚厚。”宋文帝以高门人物谢曜、谢述为刘义康长史，责令刘义康“宜寄怀群贤，以尽弼谐之美”。《宋书》卷五三《庾登之传》载：“元嘉五年，起为衡阳王义季征虏长史。义季年少，未亲政，众事一以委之。”这方面最典型的是刘湛，《宋书·刘湛传》载：“抚军将军江夏王义恭镇江陵，以湛为使持节、南蛮校尉、领抚军长史，行府州事”，后刘湛子死，“湛求自送丧还都，义恭亦为之陈请”，文帝于是答义恭曰：“吾亦得湛启事，为之酸怀，乃不欲苟违所请。但汝弱年，新涉庶务，八州殷旷，专断事重，畴谘委仗，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二三，未获便相顺许。今答湛启，权停彼葬。顷朝臣零落相系，寄怀转寡，湛实国器，吾乃欲引其令还，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庆赏黜罚，豫关失得者，必宜悉相委寄。”文帝以为刘湛“实国器”，“八州殷旷，专断事重，畴谘委仗，不可不得其人”，故而任之。后来刘义恭与刘湛发生矛盾，文帝维护刘湛的威信，《宋书·刘湛传》载：
义恭性甚狷隘，年又渐长，欲专政事，每为湛所裁，主佐之间，嫌隙遂构。太祖闻之，密遣使诘让义恭，并使深加谐缉。义恭具陈湛无居下之礼，又自以年长，未得行意，虽奉诏旨，颇有怨言。上友于笃素，欲加酬顺，乃诏之曰：“事至于此，甚为可叹。当今乏才，委授已尔，宜尽相弥缝，取其可取，弃其可弃。汝疏云‘泯然无际’，如此甚佳。彼多猜，不可令万一觉也。汝已年长，渐更事物，且群情瞩望，不以幼昧相期，何由故如十岁时，动止咨问。但当今所专，必是小事耳。亦恐量此轻重，未必尽得，彼之疑怨，兼或由此邪。”
由此可见，当刘义恭与刘湛“主佐之间，嫌隙遂构”时，文帝“密遣使诘让义恭，并使深加谐缉”，并亲自下诏刘义恭，劝导其尊重长史，“宜尽相弥缝，取其可取，弃其可弃”，以为矛盾所生，主要在于刘义恭。宋文帝此诏显然是进一步确认刘湛辅政的权威，要求刘义恭主动改善与刘湛的关系，服从其训导。
对于出镇之幼王，宋文帝不仅任用干能与品德俱佳的士族人物为长史加以监管与训导，而且他本人也时常亲自予以教育与训诫。宋文帝《与彭城王敕》曰：
皇帝敬问彭城王：礼贤下士，圣人垂训，奢侈矜尚，先哲所去。豁达大度，汉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汉书》称卫青云：“大将军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同异；关羽、张飞，偏任俱弊，行己举事，当深鉴此。西楚殷广，宜勤接时。府舍池堂，无求改作。讯狱决当，择善从之，不可专意自决。凡左右所陈，不可泄漏。或相谗谤，勿轻信受。每有此事，宜善察之，官爵赐与，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曰少恩，如闻外论，不谓为非。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渔猎，一切勿为。供奉一身，皆令有度。奇服异器，慎不可兴。宜与佐吏为数，不数则不亲，不亲则视听不博，于言事者不得自尽，皆急务也，尔其慎诸。[136]
此文当是宋文帝对荆州刺史刘义康的训诫，[137]要求他“礼贤下士”，勤于政务，刑罚公平，特别告诫他避免“奢侈矜尚”，注意节俭。在这方面，尤以宋文帝对其弟刘义恭的训诫为典型。《宋书》卷六一《武三王·江夏文献王义恭传》载“义恭涉猎文义，而骄奢不节”，元嘉六年，刘义恭出镇荆州，文帝特与书诫之曰：
汝以弱冠，便亲方任。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王业，大惧负荷。今既分张，言集无日，无由复得动相规诲，宜深自砥砺，思而后行。开布诚心，厝怀平当，亲礼国士，友接佳流，识别贤愚，鉴察邪正，然后能尽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
由“今既分张，言集无日”云云，可见文帝对诸弟是经常“动相规诲”的，希望其“深自砥砺，思而后行”，告诫其治理地方，必须“亲礼国士，友接佳流”。
宋文帝所诫刘义恭书文字甚长、内容甚多，涉及德行修养、为政之道和日常生活等各方面。其中要求刘义恭应不断“进德修业”，云：“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进德修业，未有可称，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说如此。性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在，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应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赞世成名而无断者哉。今粗疏十数事，汝别时可省也。远大者岂可具言，细碎复非笔可尽”。文帝明确告诫刘义恭“进德修业，未有可称”，而“性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在，从物回改，此最弊事”，要求他必须“慨然立志，念自裁抑”。而提高德行修养，一个重要方法在于“礼贤下士”，诫书言：“礼贤下士，圣人垂训；骄侈矜尚，先哲所去。豁达大度，汉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汉书》称卫青云：‘大将军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又云：“以贵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这都涉及与士大夫相处之道。
宋文帝要求刘义恭必须勤政，诫书云：“西楚殷旷，常宜早起，接对宾侣，勿使留滞。判急务讫，然后可入问讯，既睹颜色，审起居，便应即出，不须久停，以废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余闲。”又云：“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汝复不习，殊当未有次第。讯前一二日，取讯簿密与刘湛辈共详，大不同也。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万一如此，必有大吝，非唯讯狱，君子用心，自不应尔。刑狱不可拥滞，一月可再讯。”这里要求刘义恭勤奋从政，处理政务要及时，特别是司法刑狱之事，关乎民生，性命攸关，必须与僚属充分商量，“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归自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在从政方面，文帝特别告诫刘义恭要妥善处理与僚属的关系，云：“凡事皆应慎密，亦宜豫敕左右，人有至诚，所陈不可漏泄，以负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或相谗构，勿轻信受，每有此事，当善察之。”又云：“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又诫之云：“宜数引见佐吏，非唯臣主自应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则无因得尽人，人不尽，复何由知其众事。广引视听，既益开博，于言事者，又差有地也。”这方面的训诫，文帝不厌其烦，要求刘义恭在具体事务上要充分与下属沟通，但也必须把握“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的原则。
此外，宋文帝训诫刘义恭，特别要求其注意节俭。诫书云：“今既进袁太妃供给，计足充诸用，此外一不须复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唯脱应大饷致，而当时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又云：“府舍住止，园池堂观，略所谙究，计无当须改作。司徒亦云尔。若脱于左右之宜，须小小回易，当以始至一治为限，不烦纷纭，日求新异。”又诫云：“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汝嫔侍左右，已有数人，既始至西，未可忽忽复有所纳。”宋文帝要求刘义恭在荆州的“供用奉身，皆有节度”，不许大兴土木，“日求新异”，“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
宋文帝希望通过对刘义恭的严厉训诫，使其在德行修养、从政能力等方面有所提高，以承担未来掌管国家之大任。文帝诫令中有言：“若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祗顺之理。苟有所怀，密自书陈，若形迹之间，深宜慎护。至于尔时安危，天下决汝二人耳，勿妄吾言。”[138]司徒是指彭城王刘义康，文帝要求刘义恭在其身后配合刘义康共同辅政。文帝当时正值年轻气盛之时，何至有此托孤之思呢？这恐与其身体状况不无关系，《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彭城王刘义康传》载：“太祖有虚劳疾，寝顿积年，每意有所想，便觉心中痛裂，属纩者相系”。由于文帝“有虚劳疾，寝顿积年”，可谓痼疾缠身，他特别希望诸弟能够尽快成长，以担负国家军政要任，维系刘宋国祚。
以上详细引述、分析宋文帝训诫其弟江夏王刘义恭之材料，可见宋文帝仿效士族家诫之风气，十分重视对皇族子弟的教诲。对此，以往史家已有所评论，如宋人叶适对此有评论，《习学记言序目》卷三一“宋书·江夏文献王义恭传”条云：“此宋文帝《诫义恭往荆州书》中语也。宋文帝多恕人之言，此亦他人主所不能，宜其致元嘉之治也。佳流谓时之名胜，然未必有干用之实，正人主励精者所简薄，而帝能亲接之，盖加于人一等也。”《通鉴》卷一二一宋文帝元嘉六年也节引此训诫文字，胡三省注论云：“详观宋文帝此书，则江左之治称元嘉，良有以也。”这都是从文帝改变政治风尚的角度着眼，似未见文帝此举根本目的在于训导家族子弟，以改变其皇族之门风。
检点史籍，可见宋文帝不唯对刘义恭如此，对其他诸弟多有教诲，可谓循循善诱。其中在从政方面，文帝则要求诸子弟善于守成，稳定地方。《宋书》卷六八《武二王·南郡王义宣传》载刘义宣作为文帝六弟，本应早刺荆州，文帝以其“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直到元嘉二十一年才任其为荆州刺史。文帝特赐中诏曰：“师护以在西久，比表求还，出内左右，自是经国常理，亦何必其应于一往。今欲听许，以汝代之。师护虽无殊绩，洁己节用，通怀期物，不恣群下。此信未易，非唯声著西土，朝野以为美谈。在彼已有次第，为士庶所安，论者乃谓未议迁之，今之回换，更在欲为汝耳。汝与师护年时一辈，各有其美，物议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脱一减之者，既于西夏交有巨碍，迁代之讥，必归责于吾矣。复当为师护怨，非但一诮而已也。如此则公私俱损，为不可不先共善详。此事亦易勉耳，无为使人动生评论也。”所谓“中诏”，胡三省曾释：“诏自中出，不经门下者，谓之中诏，今之手诏是也”。[139]宋文帝在刘义宣出镇荆州时，以“中诏”的特殊方式，对其提出明确要求，以为其一旦施政不当，舆论不仅对刘义宣不利，而且以为文帝所任非人，即所谓“迁代之讥，必归责于吾矣”，以致“公私俱损”。文帝如此训诫刘义宣，真可谓苦口婆心。
在军事上，宋文帝时期，与北魏多有冲突，战事频繁，文帝以诸弟领兵，一再勉励他们勇于应战。《宋书·武三王·衡阳王义季传》载其出镇为徐州刺史，元嘉二十三年，“索虏侵逼，北境扰动，义季惩义康祸难，不欲以功勤自业，无它经略，唯饮酒而已。太祖又诏之曰：‘杜骥、申怙，仓卒之际，尚以弱甲琐卒，儌寇作援。彼为元统，士马桓桓，既不怀奋发，连被意旨，犹复逡巡。岂唯大乖应赴之宜，实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轻汉，将自此而始。贼初起逸，未知指趋，故且装束，兼存观察耳。少日势渐可见，便应大有经略，何合安然，遂不敢动。遣军政欲乘际会，拯危急，以申威援，本无驱驰平原方幅争锋理。又山路易凭，何以畏首尾迥弱。若谓事理政应如此者，进大镇，聚甲兵，徒为烦耳。'”刘义季坐镇徐州，处于抵御北魏之前线，文帝要求他“应大有经略”，严厉批评他身为元统，“不怀奋发”，“实孤百姓之望”。对于惧怕胆怯者，文帝也严加批评，《宋书·武三王·江夏王义恭传》载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寇豫州，太祖因此欲开定河、洛。其秋，以义恭总统群帅，出镇彭城。初虏深入，上虑义恭不能固彭城，备加诫勒，义恭答曰：‘臣未能临翰海，济居延，庶免刘仲奔逃之耻。’及虏至，义恭果欲走，赖众议得停，事在《张畅传》。”又，《宋书·武二王·南郡王义宣传》载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侵，义宣虑寇至，欲奔上明。及虏退，太祖诏之曰：‘善修民务，不须营潜逃计也。'”确实，宋文帝时期应对北魏之南侵，间有北伐之举，多以诸弟充任前线之统帅，深知其怯懦惧敌，故多有勉励、诫勒之言。
在生活方面，文帝劝导诸王节俭。《宋书》卷六一《武三王·衡阳文王义季传》载元嘉十六年，刘义季出任荆州刺史，“义季素嗜酒，自彭城王义康废后，遂为长夜之饮，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诘责，义季引愆陈谢。上诏报之曰：‘谁能无过，改之为贵耳。此非唯伤事业，亦自损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谙。近长沙兄弟，皆缘此致故。将军苏徽，耽酒成疾，旦夕待尽，吾试禁断，并给药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节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晋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导之谏，终身不复饮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厉，乃复须严相割裁，坐诸纭纭，然后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门无此酣酒，汝于何得之？临书叹塞。’义季虽奉此旨，酣纵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诏之曰：‘汝饮积食少，而素羸多风，常虑至此，今果委顿。纵不能以家国为怀，近不复顾性命之重，可叹可恨，岂复一条。本望能以理自厉，未欲相苦耳。今遣孙道胤就杨佛等令晨夕视汝，并进止汤食，可开怀虚受，慎勿隐避。吾饱尝见人断酒，无它慊吸，盖是当时甘嗜罔己之意耳。今者忧怛，政在性命，未暇及美业，复何为吾煎毒至此邪。’义季终不改，以至于终。”衡阳王刘义季嗜好饮酒，宋文帝一再下诏劝诫。元嘉二十二年九月，衡阳王刘义季出刺徐州，文帝饯于武帐冈，《通鉴》卷一二四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九月条载：“上将行，敕诸子且勿食，至会所设馔；日旰，不至，有饥色。上乃谓曰：‘汝曹少长丰佚，不见百姓艰难。今使汝等识有饥苦，知以节俭御物耳。'”对此，司马光引裴子野论曰：“善乎太祖之训也！夫侈兴于有余，俭生于不足。欲其隐约，莫若穷贱！习其险艰，利以任使；为其情伪，易以躬临。太祖若能率此训也，难其志操，卑其礼秩，教成德立，然后授以政事，则无怠无荒，可播之于九服矣。”[140]可见宋文帝之训诫皇族子弟，非常重视节俭之道。
三 宋文帝对皇族子弟训诫之局限及其失败
上文介绍了宋文帝效仿高门士族社会盛行的家教方式以训诫其子弟的大概情况。不过，从文帝之训诫内容看，虽然也涉及其文化修养方面，但主要体现在其诸弟的军政活动方面。因此，就训诫特色而言，宋文帝之家教表现出鲜明的务实风格，而与高门士族重视家族伦理与学养的家教风尚有所不同。这是由刘宋皇族出自寒门的身份背景及其文化风尚所决定的。上文已指出，尽管宋文帝本人在文化上有所雅化并重视对其子弟的文化教育，但其家族子弟在文化修养上的整体提升，则并非易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历长时间的积累。世家大族的传承与延续，关键在于其家教，而家教之核心在于礼仪法度与伦理纲常。从这一角度看，宋文帝之训诫，则流于表面，并未触及本质。钱穆先生曾概述南朝皇族文化特征，他指出：
南朝的王室，在富贵家庭里长养起来，（但是并非世家，无文化的承袭。）他们只能稍微熏陶到一些名士派放情肆志的风尚，而没有浸沉到名士们的家教与门风，又没有领略得名士们所研讨的玄言与远致。在他们前面的路子，只有放情胡闹。
庄、老放言，破弃“名教”，复归“自然”，本来不教人在家庭团体、政治组织里行使。魏、晋名士，一面谈自然，一面还遵名教，故曰名教与自然“将毋同”。南朝的王室，既缺乏礼教之熏习，（因其非世家。）又不能投入自然之朴素。蔑弃世务的，则纵荡不返；注意实际的，则残酷无情，循环篡杀，势无底止。
魏、晋以下世运的支撑点，只在门第世族身上。当时的道德观念与人生理想，早已狭窄在家庭的小范围里。南朝诸帝王崛起寒微，要想推翻门第世族的旧局面，却拿不出一个新精神来，结果只有更恶化。[141]
钱穆先生以为出自寒门的南朝皇族子弟只能效仿名士的皮相，无法领会其“家教与门风”的精髓，于是“只能放情胡闹”。
刘宋皇族子弟尤其如此，以致“其宫闱之乱，无复伦理，尤为前史所无”。[142]前文已指出宋文帝诸子弟多缺乏孝友之道，宗族仁爱意识淡薄。在这方面，就家教风尚而言，宋文帝不仅重视不够，而且在具体政治活动中，他对诸弟并不信任，多加防范，甚至有杀戮兄弟之举。对于宋文帝之品格，旧史称其“聪明仁厚，雅重文儒”， [143]以为宋文帝有“仁厚”之德。《文苑英华》卷七五四录梁裴子野《宋略·总论》有云：“思皇武（当作武皇，指刘裕）之节俭，追太祖之宽恕”，周一良先生以为以“宽恕”二字称刘义隆，“可谓诬矣”。[144]前引宋文帝诫刘义恭自谓“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其实，宋文帝不唯对左右刻薄寡恩，对宗族子弟也如此，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他对彭城王刘义康的处置。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五四“宋文帝君臣”条论云：“宋文帝一朝，君臣之间不可解者甚多，帝之为少帝、义真报仇，似能友爱矣。彭城王义康已流之广州，仍不免赐死，又何意？此皆不可解者。”彭城王刘义康长期执掌朝政，其性好吏事，有干能，然粗鄙无学，不识大体，与刘湛等交结，倾动朝野，引起宋文帝嫉恨，以致元嘉十七年被罢免，一再流徙，并最终于元嘉二十七年被处死。刘义康事件给当时的刘宋宗室造成了巨大的震慑，《宋书·武三王·江夏王义恭传》载自刘义康有罪出藩之后，征刘义恭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领太子太傅，二十一年，进太尉，领司徒，位列诸王之首，“义恭既小心恭慎，且戒义康之失，虽为总录，奉行文书而已，故太祖安之”。可见刘义恭鉴于刘义康之祸，绝无揽权尽职之念，“虽为总录，奉行文书而已”，这正是宋文帝所需要的。前引《宋书·武三王·衡阳王义季传》载其主政荆州，“自彭城王义康废后，遂为长夜之饮，略少醒日”，且终不改。可以说，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之后皇族内部的权力斗争明显激化，宋文帝的诸多手段有违仁恕之道。[145]《宋书》卷三三《五行志四》明言：“（元嘉）十七年，废大将军彭城王义康。骨肉相害，自此始也。”这是很深刻的论断。
宋文帝在家族伦理教化上最大的失败表现为父子相害。吕思勉先生曾指出：“宋世宗戚之祸，实始于义康之谋夺宗，而发于元凶之弑逆”，刘劭弑父篡夺，其“杀机一启，而后来者益变本加厉不可止矣，哀哉”！ [146]据《宋书·二凶传》载，宋文帝太子刘劭与刘濬兄弟“并多过失，虑上知”，与巫女严道育等勾结，“后遂为巫蛊，以玉人为上形像，埋于含章殿前”，后事发，文帝对江夏王刘义恭说：“常见典籍有此，谓之书传空言，不意遂所亲睹。劭虽所行失道，未必便亡社稷，南面之日，非复我及汝事。汝儿子多，将来遇此不幸尔。”宋文帝对刘劭这种明显的僭逆之举，并没有作出当机立断的处置，反而不断“加劭兵众，东宫实甲万人”，以致最终引发刘劭的军事政变，元嘉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夜，刘劭率兵入宫，将宋文帝杀害。刘濬母潘淑妃颇得文帝宠爱，“时六宫无主，潘专总内政”，刘濬与太子共行巫蛊，文帝“惋叹弥日，谓潘淑妃曰：‘太子图富贵，更是一理。虎头复如此，非复思虑所及。汝母子岂可一日无我耶。’濬小名虎头。”此事最能体现文帝家族伦理教育之失败，刘劭、刘濬罪行昭然若揭，而文帝优柔寡断，甚至将相关废黜的密谋透露给潘淑妃，“淑妃具以告濬。濬驰报劭”，刘劭则加快准备谋反。潘淑妃劝刘濬中止为逆，刘濬根本不以为意，说：“天下事寻自当判，愿小宽忧煎，必不上累”，表明弑逆已定。[147]后刘劭入宫杀潘淑妃，谎称“潘淑妃遂为乱兵所害”，刘濬竟曰：“此是下情由来所愿”，其悖逆如此。刘劭、刘濬之乱，不仅是宫廷权力之争夺，而且演出了弑父杀母的闹剧，可谓惨无人道。[148]此后，刘宋皇族内部的自相残害日益严重。对此，沈约在《宋书·二凶传》论中感叹：“甚矣哉，宋氏之家难也。自赫胥以降，立号皇王，统天南面，未闻斯祸。”[149]这种骇人听闻的“家难”，根本原因在于其家族伦理的严重缺失。[150]
此外，宋文帝之训诫尤重节俭，这是其家教的突出特色之一。我们知道，自刘裕主政以来，便大力倡导节俭，可谓刘宋皇族之门风传统。《宋书》卷四一《后妃·武敬臧皇后传》载“高祖以俭正率下”，不仅身体力行，对其后宫、诸子弟的生活有严格限制，而且十分重视节俭教育，《南史》卷一《宋高祖武皇帝纪》载刘裕“微时躬耕于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颇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于后。及文帝幸旧宫，见而问焉，左右以实对，文帝色惭。有近侍进曰：‘大舜躬耕历山，伯禹亲事土木，陛下不睹列圣之遗物，何以知稼穑之艰难，何以知先帝之至德乎！'”又，《宋书》卷七一《徐湛之传》载徐湛之母为刘裕长女会稽公主，刘裕死前对其委以教训诸皇子之重任：“初，高祖微时，贫陋过甚，尝自往新洲伐荻，有纳布衫襖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贵，以此衣付公主，曰：‘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可见刘裕非常惧怕其子孙“骄奢不节”，因此将自己早年劳动工具与衣物保存起来，作为家族内部教育的实物，以警示后人。[151]据此，可见刘宋家教之重节俭，实始于刘裕，宋文帝则是延续乃父之陈规。
《南史·宋太祖文皇帝纪》载文帝“性存俭约，不好奢侈。东府令尝以辇篷故，请改易之；又辇席旧以乌皮缘故，欲代以紫皮，上以竹篷未至于坏，紫色贵，并不听改。其率素如此云。”《金楼子》卷一《兴王篇》载宋文帝“及南面负扆，深以子民为先。台殿堂宇，无所改易。为吏长子孙，居官成姓号，明法令，时人谓有建武、永平之风。每至诸侯宴集，必先论国家政务，自朝讫晡，乃设食。既而语人曰：‘千乘之君，幼居人贵，吾所以未便设食，令此辈稍知饥寒也。’经巡历至上库，谓左右曰：‘此库内大有钱，殊可羡愿。’左右曰：‘此县官之物耳，何羡愿耶？’帝曰：‘此皆国家之物。吾奉先帝之祀，常惧羞之。四方丰稔，仓粟皆红，省租赋米五钱也。'”不过，尽管宋文帝有俭朴之誉，并一再倡导其子弟节俭，但实际上，其生活心态已有明显变化。上述其见刘裕故居所存劳动工具，竟“色惭”，可见其似已难理解乃父早年之生活了。[152]《宋书·后妃·文帝袁皇后传》载：“上待后恩礼甚笃，袁氏贫薄，后每就上求钱帛以赡与之，上性节俭，所得不过三五万、三五十匹。后潘淑妃有宠，爱倾后宫，咸言所求无不得，后闻之，欲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万钱与家，以观上意，信宿便得。因此恚恨甚深，称疾不复见上。”由此可见，文帝对后宫赏赐数额巨大，与乃父在后宫中“以俭正率下”的情况相比，简直有若霄壤之别。《南史》卷一一《后妃上》载：“潘淑妃者，本以貌进，始未见赏。帝好乘羊车经诸房，淑妃每妆饰褰帷以候，并密令左右以卤水洒地。帝每至户，羊辄舔地不去。帝曰：‘羊乃为汝徘徊，况于人乎。’于是爱倾后宫。”据传晋武帝有此举，[153]可以推测宋文帝有效仿晋武帝风流雅韵的心理，体现其生活心态的变化。《宋书》卷五三《张茂度传附张永传》载张永多才艺，“又有巧思，益为太祖所知。纸及墨皆自营造，上每得永表启，辄执玩咨嗟，自叹供御者了不及也”。正可见其对士族生活方式的羡慕心理。元嘉中后期，文帝喜游幸，《宋书》卷六六《何尚之传》载“时上行幸，还多侵夕”，何尚之上表谏曰：“万乘宜重，尊不可轻，此圣心所鉴，岂假臣启。舆驾比出，还多冒夜，群情倾侧，实有未宁。清道而动，帝王成则，古今深诫，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将犯颜切谏，但臣等碌碌，每存顺默耳。伏愿少采愚诚，思垂省察，不以人废，适可以慰四海之望。”《宋书》卷一〇〇《自序》也载：“时上多行幸，还或侵夜，（沈）卲启事陈论，即为简出”。不仅如此，当时文帝还大肆兴造，《宋书·文帝纪》载元嘉二十三年“筑北堤，立玄武湖，筑景阳山于华林园”。《宋书·张茂度传附张永传》载元嘉二十三年，“造华林园、玄武湖，并使永监统。凡诸制置，皆受则于永”。文帝此举，工程颇为巨大，引起朝臣的批评，《宋书·何尚之传》载：“是岁造玄武湖，上欲于湖中立方丈、蓬莱、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谏乃止。时又造华林园，并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谏，宜加休息，上不许，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为劳。'”由此可见，所谓宋文帝“性存俭约，不好奢侈”云云，多有过誉，不足为信。宋文帝无论在内宫还是在政务方面，都表现出了奢侈化的倾向。[154]
宋文帝自身生活作风如此，其对皇族子弟的节俭教育自然存在局限，流于形式，难以严格要求。如江夏王刘义恭出刺荆州，文帝诫书中要求他“一月日自用不可过三十万”，“供用奉身，皆有节度”，但实际上，刘义恭生活颇为奢侈，《宋书·武三王·江夏王义恭传》载其元嘉十七年，“大将军彭城王义康有罪出藩，征义恭为侍中、都督扬、南徐、兖三州诸军事、司徒、录尚书，领太子太傅，相府年给钱二千万，它物倍此，而义恭性奢，用常不足，太祖又别给钱年千万”。元嘉中后期，刘义恭极力纵奢，文帝在“年给钱二千万，它物倍此”的基础上，又补贴“别给钱年千万”。即便如此，仍然无法满足刘义恭的巨大开支，他还要挪用国库资产，《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载：“承天与尚书左丞谢元素不相善，二人竞伺二台之违，累相纠奏。太尉江夏王义恭岁给钱三千万，布五万匹，米七万斛。义恭素奢侈，用常不充，二十一年，逆就尚书换明年资费。而旧制出钱二十万，布五百匹以上，并应奏闻，元辄命议以钱二百万给太尉。事发觉，元乃使令史取仆射孟顗命。元时新除太尉谘议参军，未拜，为承天所纠。上大怒，遣元长归田里，禁锢终身。”刘义恭竟然“逆就尚书换明年资费”，一次私自挪用竟达二百万之巨。刘义恭如此，其他皇族子弟当也不同程度地骄奢淫逸。对刘义恭的这一违法乱纪的行为，文帝并没有严厉处置，而只是罢免了具体办事的官员以塞责。在宋文帝看来，只要诸王不存心违抗其统治，其生活上的奢侈，则可听之任之。至孝武帝时，刘义恭更是“性嗜不恒，日时移变，自始至终，屡迁第宅。与人游款，意好亦多不终。而奢侈无度，不爱财宝，左右亲幸者，一日乞与，或至一二百万，小有忤逆，辄追夺之。大明时，资供丰厚，而用常不足，赊市百姓物，无钱可还，民有通辞求钱者，辄题后作‘原’字。善骑马，解音律，游行或三五百里，世祖恣其所之。”[155]刘义恭生活作风的奢侈化，可谓刘宋第二代人物的典型。再如徐湛之，其母为刘裕长女，其父早年战死，故自幼长于刘宋宫中，如同宗室，《南史》卷一五《徐湛之传》载：“湛之善尺牍，音辞流畅；贵戚豪强，产业甚厚，室宇园池，贵游莫及，伎乐之妙，冠绝一时。门生千余，皆三吴富人子，姿质端美，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途巷盈满。泥雨日，悉以后车载之。文帝每嫌其侈纵。时安成公何勖，无忌之子，临汝公孟灵休，昶之子也，并名奢豪，与湛之以肴膳器服车马相尚，都下为之语曰：‘安成食，临汝饰。’湛之美兼何、孟。”徐湛之纵奢如此，其他北府勋贵子弟如何无忌子何勖、孟昶子孟灵休等，也极力追逐奢华。这表明北府寒门集团在其政治与社会地位上升后，成为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他们利用其特权，耽于生活享受。可以说，元嘉时期，包括刘宋皇族子弟在内的整个北府群体上层生活已普遍奢侈化。在这一背景下，宋文帝试图以家教的方式督促其子孙延续节俭风尚，不仅因其自身行为不端、管束不严、处置不力，而且更在于社会环境的变化，皇族子弟必然日渐骄奢淫逸，宋文帝的空洞说教难以付诸实施，从而必然导致其节俭教育的失败。[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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