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凶手应该是我认识的人，或认识我的人。”

    七月二十一日，我坐回信义分局六楼侦讯室里那张曾经让我如坐针毡的老位子，但这回不再是嫌犯，而是协助警方办案的关系人。身份的改变让我有点飘飘然，得意忘形时甚至站起来，两手搭在散置着一堆资料、照片的桌上，煞有介事地说出想法。那模样真像资深干练的刑警，要是套上一组吊带裤，嘴里叼支烟斗，则神似苏格兰神探了。

    信义分局局长向上级请示后第二天便答应我的条件。王组长虽极力反对，坚称此乃天大错误，无异引狼入室，可他官小声音小，抵不过高层以庭外和解为优先考虑的决策。据可靠消息，我之所以如愿以偿的另一个因素是，警方的意见分歧不一，有些刑警赞同王的看法，另有一些却认为我是无辜的。后者的思维不外是，真如王组长所言，整起案件由我和同伙一搭一唱、里应外合，在媒体凝视下跟警方跳着恐怖的死亡之舞，则吴诚这家伙应是台湾犯罪史上最病态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怪胎。纪录和几率对我有利，台湾从未出现这种案例。

    王组长拒绝和我合作，我自然也不想与他共事。局长应我要求，由分局侦查组赵科员和卧龙派出所的小胖负责和我沟通。除外，局长硬是塞进位阶比赵、陈高出一截的女巡佐，名叫翟妍均：三十岁上下，个儿瘦小，蓄着短发，两眼炯炯有神，说话直来直往。

    翟巡佐负责主持会议，坐的位子就在我正对面。开会之前她直言无讳，向我坦承，她的责任是“听那个人胡说八道，随便写个报告”。

    “吴先生，请坐下，这里不是讲堂。”

    我乖乖坐下。

    “凶手可能是你认识的人这我懂，”翟说，“但什么叫凶手可能是认识你的人？你自以为很有名吗？”

    打初次照面，她便充满敌意，一丝浅笑也吝于施舍。她八成是王组长派来卧底搞破坏的抓耙仔（暗地通风报信者）。

    “我名气很小，这一两年更是沉寂，早已自我淘汰或被人淘汰，但我曾经是老师，十年来教过很多学生，多到我不能记住每一位，其实我几乎把他们忘光了，但他们可能记得我。”

    “因为你教得太差了么？”

    这么幼稚的抬杠居然逗得赵科员和小胖发噱，我只好跟着傻笑。

    “或许吧。”

    如此委曲求全，翟却仍保持冷面。执教多年，遇过比她更为刁钻的听众，这种场面从来难不倒我。

    “翟巡佐，如果你对于被派来听我胡说八道很不爽，建议你马上出去跟你上级抱怨，要求转调，否则请你闭嘴让我把话说完。”

    她坐着不动，两道寒光从眼眶朝我直射而来，我亦不甘示弱，死盯着她看。两人用眼力搬演一出金光布袋戏。有那么一刹那，我以为她要拍桌大骂，但那神色闪过即逝。

    她没反击，我算是赢了第一回合。

    “王组长怎么想我管不着，这个房间只有一个假设，那就是有人先布局陷害我，后又犯案让我脱离罪嫌，结论只有一个：凶手不是在玩警方，他在玩我。依此推断，这个凶手如果不是跟我有过接触，我还真想不出其他可能性。再来，就是时间点的问题。我五月一日搬到六张犁，凶手可能从那之后便开始跟踪我，因此我需要过滤自那时起到七月十一日我被卧龙街约谈那天之间你们找到的所有和我有关的监视器录像带。”

    “这些我们都有，”赵说，“而且我们的技师已经把你的行踪按照日期的顺序剪辑成很多带子。”

    “太好了。我需要一个个仔细看过，重点是要找到我觉得眼熟或似曾相识的人。同时，我相信凶手一定跟踪过那四名受害者，因此我们需要比对我的带子和四位受害者的带子。”

    “这些我们都做过了，”翟说，“我们找到的唯一交集就是你。”

    “甚至第四名死者？”

    “目前没有。”小胖说。

    第四名被害人叫许洪亮，三十五岁，经营一家早餐店，和家人住在信和街上的公寓。警方查不出他和先前死者有任何关系，而且从录像带里也找不到我和他有何交集之处。据警方分析，许应是傍晚爬山时被凶手袭击，躯体被凶手弃置在富阳公园东侧步道旁的草丛里。死因也是后脑遭钝物重击，不过他死前曾奋力挣扎，双手伸出抵抗时抓到了凶手的手臂或颈项。警方在他右手中指指甲深处挖出不属于死者的皮下组织，里面还带有一点血丝。这是目前最大的突破，只要找到嫌犯，经过DNA比对确认无误后，案子自然破解。

    虽然命案当时我被关在牢房，警方为求谨慎，还是拿它和我的DNA比对，结果当然不吻合，若吻合，那可真的有鬼了！

    局长对我并非有求必应，他特别交代不能让我直接看到鉴识或其他关键报告，只能提供可以让我知道的信息，但小胖仍向我透露不少。据他所言，警方已排除省籍因素，四名死者里有两名是台湾人，一名客家人，一名陕西籍退伍军人。除外，被害有男有女，性别因素也不在考虑之列。因为第四名被害人只有三十五岁，“老人杀手”的理论因此站不住脚，目前只剩一个共通点：他们都是六张犁居民。

    “我知道你们比对过录像带，否则不会找上我。但是，你们找到我之后就停了。我建议重新过滤，重新比对，但这次的重点是找到第三者。找到那个人，我猜，我们就要找到凶手了。”

    “可以下课了吗？我们还有其他正事要办。”翟举起右手说。

    “我还没说完。”

    “不，你说完了。”

    砰！我用力拍桌。

    “你给我出去！回去告诉王组长我不需要你帮忙。”

    这一拍把赵、陈惊得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又跌回去。翟巡佐也吓着了，但她故作镇静，脸色铁青地瞪着我。

    “出去！你不走我走！”

    我在课堂上常用这招，屡试不爽。有一回上课，全班四十几位同学只有三分之一带课本，我一怒之下要求没带课本的同学滚出教室，那些同学却死皮赖脸地坐着不动，我只好一个人走出教室。那天我偷得浮生半日闲，在肯德基买了一杯中杯可乐，坐在人行道水泥座上看报纸吹凉，实在惬意。

    “吴先生，你要搞清楚，这里是警察局，只有我叫你出去，轮不到你发飙！”

    闻此，我忿忿收拾桌上的东西，塞进背包，骚起一阵风地迈出侦讯室，把门狠狠关上。虽然架势十足，但出了门后却茫茫然，一时不知下一步该如何是好，悻悻然往电梯口的方向迈步时，暗骂自己太意气用事。

    这时，赵科员从后面追来。

    “吴先生，你要去哪？”

    “我要去找局长，跟他理论。这不是我们当初讲好的条件。”

    “吴先生，请不要生气，翟姐其实人很好，她个性就是这样。”赵打圆场地说。

    “她个性如何不关我事，可是她摆明就是来吐槽（唱反调）的这点我受不了。”

    “翟姐请你进去。”

    我迟疑了半秒后，跟赵科员往回走。

    走进侦讯室时，发觉赵没跟进来。

    翟巡佐先看我一眼，然后用眼神向小胖示意。小胖站起，朝我的方向走来，和我交错时拍一下我的肩膀，走出侦讯室。

    “我需要跟你单独谈谈。”翟说。

    “好。”

    “请坐。”

    “我要站着。”

    “随你。我首先要申明，吴先生，我不是王组长的人马，也不是他派我来找碴的。找碴完全是自动自发。”

    “我不懂为什么。”

    “我平常的工作是外勤，根据线索在外头查访。整天窝在警察局开会让我窒息。我之所以被派过来是因为局长认为外勤单位需要一个人知道你在玩什么花样。结果我的主管不派行动力较差的过来，却把我调来，只因为他想喝酒的时候我不参加，他讲笑话的时候我没有笑，却说得很好听，说他需要一个资深的巡佐观察你。”

    “所以你忿忿不平，气往我身上发？”

    “不只因为那个原因。你要搞清楚，我从一开始就反对让你这种身份的人参与办案。”

    “什么身份？私家侦探？”

    “什么私家侦探？你只是个老百姓！而且，”翟稍微停顿后，重重说出，“你还是个嫌犯。”

    “原来你就是王组长的人马。”

    “王组长的判断很少出错。”

    “偏巧这次他错得离谱！”我因动了气，呼吸急促。

    “整件事荒唐到极点，”翟接着说，“就因为你要告我们，上层就吓得屁滚尿流，一点脊椎也没，凡事只想到公关、公关，完全没考虑到让你加入侦办违反程序这件事。”

    “难道你敢说你们完全不需要我吗？”

    “我们是需要你，但不是找你来指挥办案。我告诉你，你这三脚猫想得到的我们早就想到了。”

    走了王组长，来了翟巡佐，日子并没好过些，我仍只是有嫌疑的死老百姓。

    我软化了。

    “你们需要我做什么？”

    “我们需要你过滤所有监视器录像带，找出你可能认识的人或可能认识你的人。”

    “这句话我好像讲过。”

    “我说的才算数。”

    “所以我只能消极配合？”

    “你终于了解了。”

    “我总可以发表意见吧？”

    “可以。”

    “需要举手吗？”

    “随便你。”

    2

    与翟巡佐对峙败阵后，我乖乖坐在侦讯室看录像带。小胖坐在我左侧，盯着另一台机器，翟巡佐和赵科员则忙进忙出，也不知在忙什么。

    为了让我看录像带，小胖特地搬来设备，来回搬了好几趟，我想帮忙，但他一直说没关系。为了这个大案子，局里特别在六楼腾出空间，另辟一间“侦查中心”，每天至少有七八位干员在那里没天没日地工作。我问他，为何不直接过去加入他们。他说，王组长吩咐，不能让你进入那个房间。

    我只能苦笑。王组长的侦查目标是找到我的同伙人，我的则是找到陷害我的人，双方的动机虽南辕北辙，目标其实一样：揪出可疑的第三者。若两边能互通有无，交换心得，则效率倍增，像现在各搞各的不是办法。

    看着录像带清单，苦笑变成惨笑。警方大费周章，把我每天的作息剪辑成一张光盘，从五月一日到七月十一日，一共七十二张。要看到何年何月！坐在屏幕前，观看由我主演的连续剧，感觉怪异，仿佛那个人不是我，而是我的分身或过去的幽灵，漫无所以地漂泊于街道巷弄中。

    拜天罗地网录像监视系统之赐，每一集都仿佛巨细靡遗的纪录片，从我清晨走出巷口踏上卧龙街，走进富阳街口的便利商店，购买东西，出来后走向富阳自然生态公园爬山，之后走出公园，回家，出门，走向和平东路，走到公园……几乎没漏掉什么。我生活在欧韦尔笔下“大哥”虎视眈眈的世界。

    台湾监视器之多你无法想象。内政部早已花了十亿元执行“录像监视系统整合”计划，而警政署正如火如荼地利用监视系统的设置，在全台湾建立所谓“电子城墙”。日前台北市政府宣布将撒下十六亿元在台北市架设一万三千部“智能型录像监视器”。市长拍胸脯保证，“画面只有公安部门可以调阅，不会造成隐私权问题。”言下之意就是公安部门绝无监守自盗的败类，就是数据绝对不会外泄。正值“维基解密事件”，美国外交部机密文件如蒲公英冠毛随风散落全球的当下，市长的保证反而令人不安。

    台湾人权促进协会及一些学者为此忧心忡忡，认为全面监控系统违反民众的表意自由。打击犯罪，必须牺牲隐私权？一位学者如此诘问。尽管如此，电眼的经费逐年追加。警政署拿出统计数字为政策辩护，“二〇〇八年借由监视系统而破获的刑案共有六千三百六十一件，较去年的三千七百一十五件，大幅提升了两千多件，显示监视器的确有助于警方破案。”民众似乎支持警方的做法。一份民调显示，百分之四十五受访者认为装设监视器对于侦防犯罪“非常有帮助”，仅百分之四民众认为“非常没有帮助”。

    人总是自私自顾，只要有助于治安，监视器不嫌多，可一旦自己隐私遭受侵犯，高调便唱将起来。我的心情也很矛盾，一方面看到自己无所遁形于电眼之下而备感无助、受尽愚弄（算哪门子韬声匿名、遗世独立？），另一方面却不得不仰赖这些录像带来洗刷冤屈。

    看完五六片光盘后，发觉内容大同小异。

    搬来这后生活规律，作息正常，看似萍踪浪迹、无所事事，却颇有照表操课的僵板。不禁暗忖，真的要如此百无聊赖度过余生吗？我所图不多，无欲无求，亦不再钻牛角尖滋养黑色情绪，只盼内心无风无雨，但也不应这般死水一潭，不起波纹吧？

    不行，我得专注。

    专注什么呢？说实话，我毫无头绪。屏幕里，很多人走在我后头，很多人与我错身而过，很多人和我走进同一家餐馆，很多人和我同时坐在公园。个个都有嫌疑，却没一个显示跟踪我或注意我动向的迹象。

    可想而知，小胖那边也一无所获。

    “我们局里已经有了赌盘，”小胖跟我耳语，“一些人赌王组长的判断是对的，一些人赌你是被冤枉的。”

    “你呢？把宝押在哪一边？”

    “屁话，当然赌你是无辜的。”

    原来有了赌盘，不知赌局大小，我很想下注。

    3

    “我们要找的人应该是二十至四十岁的男性。”我再次提醒和我盯着屏幕的小胖。虽这么说，却没把握，我不过是套用国外的统计。遵照翟巡佐指示，我负责过滤和我有关的录像带，小胖负责过滤三位受害者生前的录像带，两人看到“可疑人物”时记下光盘日期与时间并交换意见，反复交叉比对，或许可以找到凶嫌的身影。可疑人物？我想起“疑邻盗斧”的典故：“人有亡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斧也；颜色，窃斧也；言语，窃斧也；动作态度，无不窃斧也。”后来那个神经过敏的庄稼汉总算在山谷找到了失踪多日的斧头。日后又碰见邻居的儿子，再留心观察，不管横看竖看，那人的脸色、表情、说话或走路的模样都没有窃贼的迹象。

    整个过程——历时两天——我和小胖就像两个丢了斧头的村夫，觉得人人可疑，没一个善类。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

    ——你也看看，是不是这个？

    赵科员没别的差事时也会加入我们的行列，也时不时问我们，“是不是这个？”这期间，翟巡佐大多不在侦讯室（我猜她在“侦查中心”玩大人的游戏），只每隔一两个小时走进来，问道有没有线索。我们三个呆子会同时抬头，齐声说，没有。不能说翟巡佐把我们当猴儿耍，因为这起多重命案里录像带绝对隐藏着关键证据——凶手不可能完全躲过监视器——而像这样的苦劳总得有人去做。然而经过两天的折腾，当初对于加入侦办和刑警平起平坐、脑力激荡的浪漫想象已荡然无存。

    第三天，七月二十三日，我决定待在家里，昨夜已打电话向小胖报备，佯装身体不适，得在家休养。这多少有点怄气的成分，但我另有正当理由。没有任何“理论”指引，光是盯着计算机屏幕找线索无异海底捞针。我相信警方目前已经有侦查方向，甚至数个方向，但他们把我蒙在鼓里，一径要我埋起头来做苦工，这只会让我见树不见林，忘了大图像。

    早上起来，出门爬山，才走到巷口即有两名警察拦住去路。这两位和另一组夜间轮班的两名警察，自我于七月十九日出狱后便每天负责我的安全。可想而知，他们的任务同时是监视我的行踪。前两天我往返信义分局就是由他们开车护送的。

    “吴先生，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好点了。”

    “现在要去分局吗？”

    “不是，我想散步。”

    “不好意思，吴先生，为了你的安全，你必须待在家里。”

    “为什么？”

    “组长交代的。”

    “你是说除了警察局，我别的地方都不能去？”

    “没办法，为了你的安全。”

    “我算是被软禁了么？”

    “不能这么说，但请你体谅我们。目前凶手是谁、在哪都不知道，你又可能是他的目标，要是你随处乱跑，我们要花多少警力保护你啊！”

    “我总该吃饭吧？”

    “吃饭当然可以，但最好是我们帮你买回来。”

    我不想为难他们，当下转身，走回家里。

    4

    情绪跌落谷底，连Van Morrison也帮不了我。没心情听音乐，也没心情看书。坐在沙发前盯着电视屏幕。我决定把遥控器修好。装上新的电池，用透明胶带捆住电池盖，遥控器完好如初，却没心情看电视。该做什么呢？

    隐隐焦虑。这是因无聊引发的焦虑，若不适度纾解，它会像混沌理论一样导致排山倒海的恐慌。吞下一粒镇静剂后，在客厅来回踱步。同时，我警觉地提醒自己，“不是踱步，是散步。我在散步，我正在运动，虽然只是在客厅来回走着，这也算是运动，绝非因焦虑引起的踱步。”依多年经验，对抗恐慌症，心态很重要，而心态的调适有时得仰赖语言。语言影响情绪，偏偏以前我常常用语言鞭挞自己。如今我学会了，不时充当自己的拉拉队。我没事，只是无聊。

    吃完中饭（条子帮我买来的五十元便当，满盒味精的人工甘甜），拿出记事本，一页一页翻看。我需要赶进度，需要知道目前警方在想什么。翻完后，我写出几项疑点。

    首先，关于第三起命案：若真如分析，凶手袭击看护前发出声响是为了让她回头，以便日后做出对我不利的证词，凶手如何确定看护只是重伤而不致死亡？即便是职业杀手，也不致对自己的力道有那么把握吧。看护昏迷数日恐怕不在凶手逆料之内。换言之，我被警方收押的日期（七月十六日）比凶手预计的可能要晚了好几天。不过话说回头，要是看护不幸丧命，她不就无法指认出“我”了么！

    此点或许透露出凶手带着且战且走的心态。或许，他想，这一起陷害不了吴诚，下一起办到就是了。

    再来，照犯案模式看来，凶手的计划是先让警方怀疑我，而后在我被羁押期间再度犯案并留下证据为我脱罪。先不管动机何在（想破头也摸不着头绪），该问的是：这一切是否照他的计划发展？要不是小胖在录像带看到我和第一、二起命案两名死者在户外的照片，警方无论如何也不致怀疑到我身上。如果没有先前的“约谈”，看护苏醒后的证词也不至于让警方马上想到我。凶手这么有把握？除非，他先在公园看到我和两位死者常于户外不期而遇——与第一位于嘉兴公园，与第二位死者于捷运站旁的凉亭——从而决定下手的对象，唯有如此才能确保警方从录像带找到我和两名死者的关联。从这点看来，我宛如瘟疫，凡与我有所接触的人都有丧命的可能？

    第三，仍是第三起命案：我和中风老妪毫无接触的机会；而且，看护为了照顾老妪，根本无暇散步、逛公园。这一起命案使得“瘟疫说”出现了破绽。或许我和看护曾于某时某地错身而过，只是没出现在录像带罢了。因此，“瘟疫说”仍可保留。

    最后，整个过程，除了于第四桩命案凶手完全达到为我脱罪的预期目的外，前三起命案仍带有太多“意外”的成分：录像带、眼尖的警员、看护幸存。凶手若执意要陷害我，他的王牌是什么？

    写下上述笔记后，我已昏昏沉沉，思路缠绕如麻，而“瘟疫说”更让我浑身不舒服。

    随手拿起茶几上的《大台北地图》，翻到信义区那页，看着之前画出的三角形。加上第四起，范围更大了。我试图在那页找出命案的地点，但无法确定位置。警方只公布命案地点在“富阳公园东侧步道旁的草丛”，而手边的地图太小，根本无济于事。

    走进书房，打开计算机，以Google地图索引碰碰运气。先叫出六张犁的地图，用鼠标点入，找到我要的区域。街道名称与细部的巷弄号码全有了，而且幅员广大的富阳公园亦包含在内。印出那页后，我在第一起命案的位置打上黑点，针对第二、三起命案的位置亦如法炮制，因第四起没有明确地址，只能用猜的。

    一个新的图形出现了：

    原来的三角形换成了看似金鸡独立的正四方形。只能说“看似”，因为第四点的位置未必准确。

    这图形具有任何意义么？正思索时，突然忆及，我先前已实地观察前三起命案现场并记下确切地址，心想，若用地址搜寻，得到的结果必然更为精确。回到计算机，我先后打出三个住址——辛亥路几段几巷几楼、犁弘公园、乐荣街几号几楼——卫星地图依序显现。不但如此，每个地点都出现精确的经纬度数。

    基于谨慎，我按序抄下三组号码。盯着那三组号码，起初看不出什么端倪。然而，当我再三交叉比对时，有了惊人的发现。

    我收拾东西，冲出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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