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伯驹出生的六年前，张家老五张镇芳考中进士，离开家乡做了京官。张伯驹的这个伯父作为袁世凯哥哥的内弟，自然官运亨通，无往不利。但人生不可能让张镇芳如此如意，在两个子女先后夭折后，年过四十的张伯伯，眼看生子无望，传宗接代的事令他十分苦恼。
按照咱们中国的老辈规矩：人若膝下无子，兄弟中儿子多的就该过继给他一个，为他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同时继承他的家业。此种做法既解无后之苦，又使肥水不流外人田，可说是两全其美也。于是，1905年，7岁的张伯驹离开河南项城老家，来到天津卫，成了长芦盐运使张镇芳的儿子。
张伯驹自小生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当用浓浓的河南腔改叫伯父伯母为“爹娘”时，张镇芳夫妻顿时喜上心头。在以后的日子里，文静、俊俏、懂事的张伯驹，深得夫妇俩的疼爱。
没多久，张镇芳就开始考虑儿子的教育问题。当时科举考试刚刚废除，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作为官员的张镇芳虽然大力捐款兴办新学，但对自己的儿子，他仍旧沿用旧式家塾教育，请来名师为张伯驹开蒙。不过两年，刚刚9岁的张伯驹已能写诗，一部《古文观止》倒背如流，一时赢得“神童”之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袁世凯处在了风口浪尖。当时袁世凯的家属多在项城，传闻有人欲对他们不利，袁世凯即命全家分批迁居天津，并将族中子弟教育之事托付给近代著名教育家严修及亲戚张镇芳。袁世凯的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桓、七子克齐、八子克轸都进入天津的新学书院读书。这是一所完全按照牛津大学模式创办的新型学校，袁世凯曾为之捐过巨款。
为了获得与袁氏家族亲近的机会，张镇芳让张伯驹走出私塾，入读新学书院，与袁氏诸子成了同学。日后，他们真的成了很好的朋友。虽然后来袁世凯倒台，这种政治资源不复存在，不过，张伯驹的收藏事业和名士生涯与诸袁大有关联。
张镇芳混迹官场多年，一度显赫。他对温文尔雅、才学过人的儿子喜爱有加，更有望子成龙之心，所以一直在为其精心选择继承父业，大展宏图之路。然而，张伯驹离开项城与张镇芳一起生活已历十个寒暑，这位少爷平时寡言少语，尤其对父亲的政事毫无兴趣。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做父亲的张镇芳隐约感到，让不爱政事的孩子先在军界做事，或许更能出人头地。经过多番思量，张镇芳决定将张伯驹送入军旅，望其有所作为。
巧的是，正好1914年袁世凯在军事上实行了一项重大措施--建立一个旨在培养亲信军官的陆军混成模范团。模范团的军官均从北洋各师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和细选，士兵年龄在22岁至26岁之间，要求必须是素日忠诚，且身强力壮，当过正目，经过战役的勇士。
是年，张伯驹年仅17岁，又非行伍出身，显然不符合条件，但在父亲的安排下，他被破格编入混成模范团的骑科。
父亲意欲张伯驹尽早承袭父业，不仅送他到模范团学习，还利用与袁家的戚谊，创造张伯驹与袁世凯接触的机会。1915年元旦，正值张伯驹休假居家。父亲将其唤至身旁说：“你年已弱冠，父甚操劳，今后家中一些事情需你代行。”张伯驹看了一眼父亲，微微点头。“车和礼品均已备好，你自行整理一下，驱车赴京给你姑父拜年。”
张镇芳交代完毕，仍不放心，又嘱咐道：“这是你首次独立出面办事，一定要谦恭有礼，大方得体，路上千万要谨慎小心。”张伯驹又点了点头。之后，张伯驹迅速收拾妥当，起程赶赴北京。
北京城里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闻人报说，天津表亲张镇芳的大少爷张伯驹前来贺年，忙叫人召来相见。
中南海居仁堂里，袁世凯立在案前，威风凛凛。张伯驹见之即行跪拜礼，袁世凯急忙上前将侄儿扶起，细细端详。只见侄儿个头足有一米八，风度翩翩，举止文雅，面容英俊，一双眼睛闪射着聪慧之光，袁世凯不禁挽起侄儿的胳膊，拉他坐在自己的身旁。
因初次见面，袁世凯不免问道：“侄儿多大了？”张伯驹对曰：“刚刚18岁。”“到我这里来当差，好不好啊？”对曰：“侄儿正在模范团学习。”袁世凯对这位仪表堂堂的侄子寄予厚望，他说：“你一定好好学习，业满就到我这里来。”叙后，张伯驹起身施礼告辞。回到天津，刚刚跨入家门，袁氏所赠礼物已先行到达，内有金丝猴皮褥两副，狐皮、紫貂皮衣各一套，书籍四部，食物四包。
袁世凯待人礼数有加，尤其对后辈提携关照，不摆架子。袁世凯死后被评为“窃国大盗”。张伯驹虽反对帝制，但对姑父始终保持着尊敬。袁世凯大公子袁克定不择手段地要当“皇太子”，张伯驹与袁克定在政治上形同水火，但私交又非常好，帝制失败后袁克定很快潦倒了，晚年全靠张伯驹接济，直到1958年在张伯驹家里去世。这是后话。
张伯驹于模范团骑科毕业后，先后在曹琨、吴佩孚、张作霖部下任提调（秘书，从未到任）。21岁时，他任安徽蚌埠安武军全军营务处提调。这就是张伯驹的“宝马金鞭，雕冠剑佩，年少英姿，意气豪横”的早年军界历史。
然伯驹虽身栖军旅，心却在营外。他早年与袁寒云过从甚密，谈文论史，而心都不在政治。张伯驹的乐趣就是读书，古代的经典，给了他一方天地，浸润其中，足以远离喧嚣。3000多卷的《二十四史》，他20多岁时便已读了两遍；354卷的《资治通鉴》，他可以从头讲到尾，如数家珍；唐诗宋词，更是脱口而出。深厚的文学积淀，为后来张伯驹收藏、鉴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伯驹最感兴趣、读得最多的书是古代典籍《老子》《庄子》等。读着老庄，回想父亲的官场沉浮起落以及清朝的瓦解、袁家王朝的崩溃，超然物外的意绪逐渐深入骨髓，张伯驹眼前天高地阔，很多原本以为重要的事情变得微不足道了。张伯驹生活在政治大家族里，却对政治势力始终保持距离--跟哪一派的人都算认识，却都不深交。
张伯驹终于因为不满军阀混战和行伍中的尔虞我诈而退出军界，进入父亲创办的盐业银行任监事、董事、经理等职。此后张伯驹一直在盐业银行工作，直到新中国成立，盐业银行公私合营，张伯驹以个人无股票不宜任董事为由，辞去董事之职。
身为当时最大的商业银行--盐业银行的董事、总稽核、老板，张伯驹却对“毛票换大洋”的生意经丝毫没有兴趣，完全是个甩手掌柜，总经理有事来问，他不住点头：“是，是，是；好，好，好；可以，可以，你看着办吧。”
张伯驹摒弃世俗，全身心投入自己喜欢的事情：填词做诗，学唱京剧，写字作画……他自幼聪颖多才，凡是喜爱的事情都一心钻研，无不做到极致。在欣赏他的人眼中，张伯驹是位“翩翩佳公子”，“面庞白皙，身材颀长，举手投足间，不沾一丝一毫的烟火气”，“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
20世纪20年代初，“民国四公子”之说在南方出现，并逐渐被京津沪上层社会公认。“四公子”之说有不同的版本，流传最广泛的是张伯驹、溥侗、袁克文、张学良四位，他们都是豪门子弟，而且都多才多艺，潇洒风流，具有传奇色彩。
溥侗是溥仪的族兄，道光皇帝的曾孙，别号“红豆馆主”。他7岁就被授予二等镇国将军，但他对政治毫无兴趣，是“生就的闲散人”。工词翰。擅书，善画，精于鉴赏，更以皇亲贵胄身份，向众多京剧、昆曲艺人学习，集众艺人绝艺于一身，很多著名的专业演员都要向他请教，号称“票界大王”。他生、旦、净、丑全能，曾一人在《群英会》中演周瑜、鲁肃、蒋干、曹操、黄盖五个角色，且都技艺精妙，出神入化，轰动京津。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二公子。其生性散淡，一生无意政治权位。诗词楹联、琴棋书画、文物鉴赏等无所不能、无所不精，尤其一手好字，行草篆隶各体均擅长，是当时最为重要的书法家之一。他为人风流倜傥，过的是“有诗有酒不羡仙”的日子。
张学良是人所共知的人物，曾数次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他在文物鉴赏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但与其他三位相比，作为不同，传统文化素养有很大差距。大约因为是当时的风云人物，张学良被拉进了“民国四公子”。
张伯驹与“四公子”中的其他三位都有交往，尤其与袁克文意气相投，过从甚密，一起快意诗酒，其逸事颇为当时上层社会称道。张伯驹那时所经历的生活，被人形容为中国现代最后的名士生活圈。
张伯驹这个“末代王孙”，实在与人们所想象的有天壤之别，他不仅生活上朴素得令人难以置信，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穿丝绸，长年一袭长衫，而且饮食非常随便，有个大葱炒鸡蛋就认为是上好的菜肴了。他对汽车的要求是，只要有四个车轮而且能转就行了，丝毫不讲派头。
张伯驹的盐业银行在北京的西河沿路，紧邻琉璃厂。大约在1926年，一个偶然的机缘，张伯驹爱上了收藏，并一发不可收，将自己的精力、财力尽数投入其中，最终成为“天下第一收藏家”。
那年他偶然到琉璃厂游玩，看到一块“丛碧山房”匾额，文化底蕴深厚的张伯驹一眼便看出这是出自康熙皇帝御笔的真品。细看那匾额底子残破，缺损“房”字，笔意纵放，正中“康熙御笔”朱文印尚好。张伯驹十分喜爱，当即买下，如获至宝，因“丛碧”二字繁茂葱茏，从此以之为号。
就在这个“偶然”之后，100多件蕴含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国宝级文物因张伯驹的出现，避免了流散海外的命运。它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时，民族文化自豪感想不油然而生都不可能。
有人说，收藏、观赏古董，好似留意和观赏月色。李白的字，不拘一格，范仲淹的字，一丝不苟。蓦然看到，令人顿时足不能动，身不由己地沉醉，沉醉于那久远的字迹、绝代的风采之中。这正是因张伯驹而长留吾土的李白《上阳台帖》、范仲淹《道服赞》。
唐李白《上阳台帖》
宋范仲淹《道服赞》
《上阳台帖》，雄奇飘逸，恣肆不群，风云之气溢满古纸，似乎在宣扬着李白“豪则我有可盖乎世，放则物无可羁乎我”的洒脱。《道服赞》结字端谨，笔墨清健，浩然之气充沛，“观之若侍其人之左右”。《上阳台帖》是李白传世的唯一真迹，而《道服赞》是范仲淹传世的唯一楷书作品，都弥足珍贵。
隔着遥远而沧桑的岁月，古人的墨迹极难留存下来，即便是片纸，也十分难得，更何况是名人佳作。所谓字如其人，两位前贤的诗篇文章为人熟知，但其人相貌神情、风华气度却无缘目睹，看到他们个性迥异的字迹，先贤的音容笑貌顿时生动起来，令观者大感亲切。
生于王侯官宦之家，张伯驹天生就有一种贵族气质，逢国家糜难之时，张伯驹自视匹夫有责，以保护文物不外流为己任。他一生为了让更多古字画留在国内，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智力、财力，不惜卖掉家产，不惜举债，不惜被人斥为“败家子”。
张伯驹自言：“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卖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幹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畲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三十岁到六十岁，一直在收藏名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这是张伯驹一生收藏所遵循的信念，他用他的行动兑现了他的诺言。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张伯驹试图阻止珍贵文物流往国外，单凭赤子之心，勉力而为，不惜变卖家产，甚至将个人生命置之度外，其人其事，堪称收藏界甚至整个中华民族温暖人心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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