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韩幹《照夜白图》

    《照夜白图》

    那是1936年初春，黑夜早早降临。在张伯驹上海的寓所里，显得格外宁静。一向心气平和的张伯驹，显得焦躁不安，似乎有什么心事。他疾步窗前，向外张望，窗外黑沉沉的，没有一丝星光。他回首点燃了一支香烟，只吸了两口，便掷在烟缸里，客厅里的步伐越发显得杂乱无章。

    原来，进入民国以来，满清遗老遗少几乎无不在靠变卖旧物度日。当日，张伯驹听人说清恭王府的袭爵将军溥心畲（即溥儒）所藏唐韩幹《照夜白图》卷画被上海叶某买去，伯驹深恐国宝转徙国外，因而坐立不安。

    这时，随着轻轻的叩门声，好友邓散木来访。邓散木的金石、书法在当时颇有影响。

    张伯驹正在忧虑《照夜白图》，因而邓散木未站稳脚跟，张伯驹就嚷了起来：“《照夜白图》的文献价值，你是清楚的，现在很有可能流往国外，这事怎么办好？”他两手向前摊开，一副焦躁的面容。

    “不要急，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散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张伯驹静一静后，解释说：“我刚从一位朋友那里得知，韩幹的《照夜白图》已被上海一位姓叶的古董商人买去。据说，有可能在近日转手国外。”

    韩幹是唐代一位杰出的画家，他能画高僧、佛像、鬼神、人物、花竹等，尤其画马为最精。他的这幅画张伯驹还未曾见过。这幅画是用水墨画成，简洁有力。一匹马被紧系在木桩子上，缰绳被绷紧了，怒目张口，全身耸动，腾骧四蹄，昂首嘶鸣，有一种“君看此马不受羁，夭矮势欲凌云飞”的气概，韩幹画马，很少在马身上加以渲染，绝大部分是以劲拔、修长的线条勾成，有一种栩栩如生、跃跃飞动的气势。

    张伯驹说，“韩幹的画马艺术对于唐代中后期绘画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在绘画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位置。”话语间流露着对韩幹作品的喜爱。

    “应该立即想办法阻止这件事，千万不能让此宝流往国外。”邓散木说。

    “你想想，商人是以赚钱为目的的，你我能有什么办法？”张伯驹焦虑地说。

    两人终未能商量出解决办法，邓散木走后，已是夜半，张伯驹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从被窝里钻出来，提笔给主政北平的宋哲元将军写信：

    据悉，韩幹《照夜白图》卷，目前已被沪叶某买去，此卷文献价值极为重要，请君设法查询，勿任此宝出境。切盼，切盼！

    张伯驹1936年×月×日

    不久，张伯驹接到复函：《照夜白图》卷被叶某携走之后，已转售英国。听此消息，张伯驹如五雷轰顶，几乎昏厥过去，他痛心疾首，气愤万分。

    张伯驹倾全力挽救画卷，终于无效。

    西晋陆机《平复帖》

    《平复帖》

    因《照夜白图》的流失，张伯驹担心起《平复帖》来。《平复帖》也藏在溥心畬处。20世纪30年代初期，张伯驹在湖北赈灾书画展览会第一次见到国之瑰宝《平复帖》。

    《平复帖》是三国名将陆逊之孙、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所写的一封信札，是我国现有存世最早的书法真迹，历代都奉为至宝。宋徽宗亲自金书标题：“晋陆机平复帖”。信札卷后有董其昌、溥伟、傅增湘的跋文，上面还有唐殷浩印，宋“宣和”“政和”双龙玉玺及明代韩逢禧父子，清代梁清标、安歧、载治等人的鉴藏印，共有几十方，可谓是朱印累累，满卷生辉，被天下视为“墨皇”，辗转流传至今，此帖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比王羲之的《兰亭序》还要早七八十年。

    深知古代书画价值的张伯驹，一看便知这是一幅稀世珍品，他决定倾心竭力确保此国宝不外流。

    张伯驹托人找到溥心畬，婉转表达了要买此帖的请求。溥说目前尚不需要钱，如果张伯驹要买的话，须出价20万大洋。张伯驹虽一时无力购买，但心喜此宝不会外卖古董商，便放下心来。不久，张伯驹即从银行借得大洋6万元，并请张大千先生传话说愿购《平复帖》，但溥心畲未允。

    1937年，张伯驹应故宫博物院之邀来京鉴定古代字画，恰听得溥心畲母亲病故急需用钱，便找到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请他做中间人，终于以4万元大洋的价码将《平复帖》购买到手。

    从此《平复帖》便与张伯驹形影不离，他欣喜若狂，将自己在北平的寓所命名为“平复堂”，以纪念此宝未被商贾转手卖于国外。有了《平复帖》，“平复堂”满室生辉，为丁丑年的春节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张伯驹逢人便说：“《平复帖》伴我度过了新春佳节！”

    张伯驹收得《平复帖》的消息很快传到几个深知中国文物价值的日本人耳中。他们千方百计通过古董商找到张伯驹索要。

    正月里，一位不速之客来张伯驹家“拜访”。此人就是古董商人白坚甫。白曾向日本人盗卖了大量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告身帖》就是通过他转手日本人的。日本人得知《平复帖》的下落，便交代他前来登门拜访。

    “我喜欢《平复帖》，愿以20万甚至更高的殊价购买，愿张先生割爱让之。”白坚甫自认为出价高昂，定能得手。

    “《照夜白图》《告身帖》等国宝均已被民族的败类转手洋人，如今你又打起《平复帖》的主意。可惜此帖已在我的手中，只要我张伯驹在，任何人也休想得到它。”张伯驹得知白坚甫居心不良，有几分气愤，话说得很不客气。

    见此情景，白坚甫顿时现出鼠相，连忙向张伯驹告饶。然而张伯驹已忍无可忍，对白下了逐客令。白坚甫狼狈而走。

    20世纪40年代初的中国大地，风雨飘摇，仍被黎明前的沉沉夜霭包围着。张伯驹、潘素夫妇视祖国文物比自家生命还珍贵。在那腥风血雨的动乱年代，为了保存珍贵的国宝，夫妇俩常避险地而居。他们深知国宝非同小可，事关重大，往往深居简出，格外劳神费心，生怕有个闪失。然而，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1941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张伯驹在上海乘车上班之时，突然遭日本人绑架，绑匪索价300万元伪币，才能赎出张伯驹。此时的他，虽有偌大家业，可是为了收藏真迹古画已囊空如洗。但此时的张伯驹早已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深知绑匪的目的是要敲诈他的名墨字画，他悄悄地关照自己的妻子，宁可自己死在魔窟，也决不允许变卖所藏的古代书画来赎身。绑匪扣押张伯驹8个多月，也未见其心志动摇，最后无奈，写一封信给其夫人说，如果从即日起七日之内不拿出40根金条来赎身，请做好收尸准备。

    张夫人见信泪如泉涌，深感问题的严重，于是求亲告友，四处筹借，终于感动了一些亲朋好友，大伙解囊相助，最后终于凑足40根金条，将张伯驹赎出，而古代书画却一张未动。

    抗战期间，张伯驹为安全计，将《平复帖》藏在衣被之中，虽颠沛流离，几经劫难，但《平复帖》却是安然无恙。

    这种置生命于不顾而痴心保护祖国文物的高尚事迹，被世人广泛流传，赢得一片赞誉声隋展子虔《游春图》。

    《游春图》

    《游春图》画卷长二尺有余，运笔精到，意趣无限，素有“天下第一画卷”的美称。《游春图》的作者展子虔是北齐至隋之间的大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展子虔被认为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一方面继承了魏晋时代的技法，一方面预演了新的画风。在他之前，绘画对自然景物的表现主要是象征性的；他开始了中国画家恢复自然秩序、利用空间感表现自然山水壮美的尝试。历代学者都认为，《游春图》“写江山远近之势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展子虔的出现结束了中国山水画“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稚拙阶段。有人因此认为，展子虔“可为唐画之祖”。

    《游春图》距今1400多年，被认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此卷前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后有元冯子振、明董其昌、清乾隆帝等人的题跋，又有宣和内府诸玺，清廷内府以及明清诸位大收藏家的鉴藏朱印。历代书画界都将其奉为绝无仅有的极品，堪称镇国之宝，《游春图》由张伯驹捐赠现存故宫博物院。

    张伯驹为抢救这一稀世珍品，当年曾卖掉自己的豪宅，经过情形颇有可述者。

    20世纪30年代溥仪到东北当伪满洲国皇帝时，带走故宫1200件珍贵文物。1945年，随着日本的战败，一些珍贵字画开始流于市面。时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认为，“吾人即建议故宫博物院两项办法：一、所有赏溥杰单内者，不论真赝，统由故宫博物院作价收回；二、选精品经过审查价购收回。”那批文物中有价值的精品约四五百件，按当时价格，不需太多经费，便可大部收回。可惜张伯驹的建议未被采纳。

    1946年，北平古玩界传出消息：琉璃厂一位叫马霁川的老板正为一幅古画寻找买主，这幅古画正是稀世珍宝《游春图》。张伯驹原本建议故宫博物院出面买下，并表示如果经费不够，自己的盐业银行“愿代周转”，但故宫方面仍未有回应，无奈之下张伯驹决心个人出面。

    张伯驹立即驱车赶到古董商马霁川处，进门便大声吼道：“展子虔《游春图》可在你手里？”

    马霁川原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稀世珍品转手于洋人，牟取暴利，不料却被张伯驹看出漏洞，已料到大事不妙，他便狡黠地点头说：“张先生息怒，您真是料事如神，确实在我这里。”

    张伯驹的脾气京城闻名，兴之所至，一掷千金，对他急于收藏的国宝，更不会吝惜金钱。于是，马霁川就来了个狮子大开口说：“张先生不必打听货在何处，您只要拿出800两黄金，一手钱，一手货，这无价之宝就归张先生您了。”

    张伯驹心知当时自己手里还没有这么多黄金，但他也不能坐视奸商将我国存世最早的古代名画盗卖给洋人。他找到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要他一定将《游春图》收回故宫，同时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游春图》出境，可是当时政府用于故宫的经费并不很充裕，故宫也无力出巨资从民间买回此国宝。

    张伯驹心急如焚，他觉得眼下最要紧的是阻止《游春图》出境。于是他开始到北京各地的古董商行和书画店等地去游说。每到一处，他都表示：“《游春图》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

    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全北京城沸沸扬扬，再转手洋人很困难，再加上张伯驹又愿意购买，也就同意降价让与张伯驹。

    消息传来，张伯驹又是喜又是忧，喜的是《游春图》不会再转手洋人，忧的是要价仍很高，一时恐难凑够金子数。经过再三同马商谈，最后马决定要220两黄金。张伯驹当即拍定，并立了字据，以防止奸商变卦。

    但那个时候这个数字对张伯驹来说已显吃力。十几年里，他因屡收宋元墨宝，万贯家财已经用尽。在此之前，他刚刚以110两黄金收购了范仲淹的《道服赞》。当年一掷千金的富公子，已手头拮据，实在无力凑足这么多黄金。

    所谓国事是大，家事是小，此时的张伯驹想到了自己弓弦胡同1号的家，张伯驹为了这幅《游春图》要变卖豪宅。

    弓弦胡同1号占地15亩，原为晚清大太监李莲英的宅院。李莲英得宠于慈禧太后，是晚清时期数一数二的人物，他虽为太监，但在清末却是权重一时。在李莲英的众多宅院中，弓弦胡同1号是最为豪华奢侈的。这所宅院是模仿颐和园排云殿规模建造的，整座宅院精巧中不失大气。宅院建成后，据说慈禧太后还曾亲来此地，并对宅院大加称赞，正因为此，这座宅院成为京城名宅。

    弓弦胡同1号也是张伯驹最喜爱的宅院，这里雕梁画栋，亭台楼阁，游廊婉转，果树葱郁，花草繁茂。听闻张伯驹为了收藏《游春图》要卖掉这所宅院，很多人都为张伯驹不遗余力抢救国宝的精神所感动。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知道这件事后，决定以2.1万美元买下此宅。

    张伯驹将美元换为黄金，凑够220两付与马霁川。马借口金子成色不佳，又要增加20两黄金补差，否则《游春图》另寻买主。此时的张伯驹确实已凑不出哪怕一两黄金了，张夫人潘素毫不犹豫地将首饰变卖，换了20两黄金交给马霁川。张伯驹这才得到《游春图》，挽救了国宝，了却自己心中夙愿。

    哪知事情又有波折，购《游春图》后不久的一天，夫妇二人正在家中欣赏，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自称是南京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派来的，并将张群的亲笔信交给了张伯驹。来人说：“张秘书长来北平视察工作，听说你花费240两黄金买下了《游春图》，张秘书长愿出500两黄金，求兄让出。”张伯驹不由得暗暗想到，张秘书长可真够出手大方，500两黄金视若等闲，而故宫博物院申请的收购文物经费却不能如数拨给。想到此，伯驹不禁怒上心头，但还是忍住性子对来人说：“请转告张秘书长，说我张伯驹收藏的东西，永不再转卖。”

    在张伯驹《春游琐谈》里曾有一段，记述了《游春图》始末：“余屡收宋元巨迹，手头拮据，因售出所居房产，付款将卷收归。月余后，南京政府张群来京即向询此卷，四五百两黄金不计也。”

    张伯驹对《游春图》爱不释手，他为自己起的别号“游春主人”，正是因为他得到了被称为“中国第一画卷”的《游春图》。他不仅自号游春主人，还将所居承泽园更名为“展春园”，词集定名《游春词》，杂记也冠以《春游琐谈》。如此这般，不仅因《游春图》极其珍贵，更因他费尽心力留藏这件国宝之后，心中实在欣喜万分。这幅让张伯驹倾家荡产的画，在1952年被他捐给了国家。大收藏家的气魄足可见之。

    夫妻砚

    柳如是砚

    世间有些事很是绝巧，以至于令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它们青睐的，常常是有缘人。

    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的一日，张伯驹去拜访名士溥雪斋，谈兴正浓时，溥雪斋取出他珍藏的一方叫作“柳如是砚”的古砚请张伯驹鉴赏。看着手上的古砚，张伯驹真是又惊又喜。

    柳如是乃明末清初丰姿艳丽、品貌双佳的才女，诗词歌赋样样不凡，尤长于作七言诗，有《湖上草》和《河东君集》传世。她14岁入文渊阁大学士周道登府为侍妾，周死后流落风尘，从此立誓自救，后成为名满江南的名妓。当时的风流才子，都巴望为她赎身与其永结秦晋。但她只景慕钱谦益，发誓“非才学如钱学士虞山者不嫁”。钱谦益是明代万历38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后遭人算计罢官。清兵入关后，顺治3年被召为礼部侍郎领秘书院事。钱谦益对柳如是早有爱慕之心，得知柳如是盟誓非他不嫁，深为她的深情和对自己才学的推重所感动，冲破世俗的重重阻力，将柳如是迎娶回府。这一年，柳如是24岁，钱谦益59岁。因二人都有诗词书画的爱好，便各制一方石砚，日常挥毫泼墨，各有各的文房用物。

    当时摆在张伯驹眼前的正是“柳如是砚”，此为一方四眼端砚，质地极为细腻，上面有云状花纹，四眼作星月形排列。砚背携刻有篆书铭文：“奉云望诸，取水方渚。斯乃青虹贯岩之美璞，以孕兹五色珥戴之蟾蜍。”下面隶书“蘼芜”小字款，阳文“如是”长方印；右上镌“冻井山房珍藏”印。砚下侧镌隶书“美人之贻”四字；左草书“如是作”三小字。砚右侧镌隶书“河东君遗砚”五字；左侧书“水岩名品，罗振玉审定”等等铭文分布在砚的各个部位。而钱谦益的那方砚，砚背铭文：“昆岗之精，璠玙之英。琢而成研，温润可亲。出自汉制，为天下珍。永宜秘藏，裕我后昆”，左下款为小字篆“牧斋老人”，下刻阴文“谦益”方印。可以想见，当年夫妻二人一个写字一个作画，一个填词一个赋诗，一定其乐融融。夫妻双亡后“夫妻双砚”劳燕分飞，散落民间不知所终。

    如今“柳如是砚”竟然出现在溥宅，怎么能不叫张伯驹惊喜交加？他久久把玩舍不得放下，连声恳请主人割爱。溥雪斋见他如醉如痴，不忍拒绝，只好成人之美。

    张伯驹双手捧着“柳如是砚”如同母亲怀抱十月婴儿，欢天喜地回到家里。这个晚上，他挑灯玩味，默默地为“柳如是砚”的主人梳理着离愁别绪，几乎无法成眠。

    第二天是个暖晴的日子，张伯驹正在似醒非醒之中，忽听有人敲门，来的是琉璃厂一位相识的古玩商人。说是新近获得一方古砚，特地来请张大爷鉴定鉴定。

    张伯驹知道，古玩商人来请他鉴定，实际上是来做买卖，但他还沉浸在喜获宝砚的兴奋之中，对别的东西尚无兴趣。只是碍于礼节，他请古玩商人客厅喝茶，漫不经心地看古玩商人从包裹中取出一只紫檀砚盒。接过古玩商递过来的温润古砚，张伯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方白玉砚台，雕作凤形，刀工古拙，一望而知至晚也是明代制品。

    这正是他苦苦寻觅的钱谦益“玉凤硃砚”！

    张伯驹深谙古玩商人的生意经，倘若言明要成双配对，他非得狠狠敲你一笔不可。于是伯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不露半点声色，只以古砚论价，宝砚很快易主。

    古玩商人未走，他即取出“柳如是砚”与“钱谦益砚”放在一起，绘声绘色地对古玩商人讲述“夫妻双砚”的来历和它们主人的传奇故事。古玩商人大惊失色，顿足痛责自己知识浅薄，竟错过了这么个赚钱良机……张伯驹是民国四公子之一，身为盐业银行大股东家财万贯，又以收藏鉴赏闻名，琉璃厂的正规古玩商得到好东西，一般都先通知张大爷，张伯驹看不上的方才售予他人。张伯驹一听到消息，也会尽快联系古董商一睹为快，并且张伯驹出手阔绰，他看上的东西都不会少给，张伯驹跟琉璃厂的很多古董商关系要好，他早年在北平的收藏颇有佳话。

    《张好好诗》

    唐杜牧《张好好诗》

    张伯驹对收藏“痴迷”，只要看中的，他会想尽一切办法收藏，甚至借钱也要买。他常常是先付对方一部分钱，余下的分段付清。如此一来，他得到的佳品越来越多，有时欣喜难抑，无以表达，就将自己的名号一加再加。张伯驹自号“好好先生”，不是想当好好先生，而是因得到了杜牧的《张好好诗》。

    由于年代久远，唐人真迹传世极少，名诗家手迹更是寥若晨星。李白的《上阳台帖》、杜牧的《张好好诗》等真迹能传承至今，简直是奇迹，而《张好好诗》背后还有一个优美而感伤的故事。

    这是一首58行的长诗，但诗人仍意犹未尽，结句为：“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

    杜牧26岁中进士后，在江西结识了歌伎张好好，此女善唱，用时下的话说，就是能发出“中国好声音”。其歌声响遏行云、穿街越衢，令杜牧大为倾倒。十多年后，杜牧又在洛阳街头偶遇张好好。此时，她已嫁作他人妇，当垆卖酒，不复当年清纯模样；而杜牧自己也人生不得意，亲朋飘零，鬓发已苍，不由大为感慨，回到居处，就写下《张好好诗》。

    《张好好诗》是杜牧的手稿，长达162厘米，不仅诗篇文笔委婉，书法也称杰作，写得奇肆跌宕，潇洒自如，一派清新刚劲之气流溢于字里行间，正与诗篇相得益彰。一如李白，杜牧也是诗名太盛掩书名，千载之下唯以诗名传世，岂不知小杜却是诗书双绝。此诗创作于唐大和九年（835年），书写时当略晚于此。此帖墨痕淡淡相间，时有枯笔飞白，书风古朴流畅。明代书法、鉴藏大家董其昌赞誉此帖“深得六朝人气韵”。明代另一位大鉴藏家顾复在所著《平生壮观》中称赞“牧之此帖，纸墨颇佳，书欲成舞”。

    杜牧本来就是书法大家，董其昌云：“颜柳以后，若温飞卿、杜牧之，亦名家也。”在唐代以法相胜的风气里，杜牧凭其才气，将《张好好诗》写得潇洒飘逸，笔势飞动，直逼晋人之韵，古人评为“牧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相表里”。

    杜牧的这份珍贵手迹，由宋徽宗赵佶题名，见于《宣和书谱》卷九，并钤有宋徽宗诸玺印，保存着当时内府装潢式样。后曾递藏于宋代贾似道，明代项元汴、张孝思，清代梁清标等人，乾隆年间入藏内府，后被溥仪携出宫外流散民间。张伯驹最终有幸得到，欣喜若狂，从此自号“好好先生”。

    《上阳台帖》及二王法帖

    张伯驹收藏国宝，乐在其中，但很多时候他为了保护祖国的文物，冒着一次次的风险，经历着收藏生涯的一次次艰辛……《上阳台帖》及二王法帖原为清宫旧物，溥仪寓居天津张园时，将其卖于袁世凯宠臣郭葆昌。所谓二王法帖即《三希堂法帖》的其中二帖：王献之的《中秋帖》和王珣的《伯远帖》。第三贴为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当时仍藏故宫博物院。

    《上阳台帖》则为李白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历代皆为皇家藏品，在这纸本墨迹上，宋徽宗为之题跋称：“字画飘逸，豪气雄健。”卷首徽宗又亲笔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清代乾隆皇帝当年收藏此帖爱若至宝，并亲笔题书“青莲逸翰”以赞之。

    晋王献之《中秋帖》

    郭葆昌购此三帖企图转手渔利，张伯驹得知后恐他卖于洋人，即前来郭府。

    “《中秋帖》与《伯远帖》如张先生愿收，郭某愿以20万人民币让出。”郭葆昌毫不客气。

    “岂只是这两帖，其他文物我也愿收，我将差人来与郭先生再议。”郭葆昌愣了一下，他心里在想，张伯驹名不虚传，真是出手不凡。

    其实，张伯驹在未来之前就为此事伤透了脑筋，他深知，郭旨在图利，非为收藏，国宝在他的手里，早晚终有不测。但是，索价如此昂贵，张伯驹也无此财力呀。张伯驹唯恐两帖流落海外，《三希堂法帖》就再也不会有延津剑合之望了。不日，他请惠古斋的柳春农居间，与郭葆昌复商此事。

    柳春农向郭葆昌提出了这样一个意见：二帖并李白《上阳台帖》、唐伯虎《孟蜀宫妓图》轴、王时敏《山水》轴、蒋廷锡《瑞蔬图》轴，议价20万让于张伯驹，但因财力不足，先付6万，余款一年为期付竣。出于柳春农的情面，郭葆昌勉强应允。

    然而天不遂人愿，1937年夏天发生了“七七”事变，随后北平城金融封锁，余款到了第二年也不能支付。张伯驹四处筹措无望，无奈之下，只好将二王法帖退回郭氏。其他的留抵所付之款，仍由居间人柳春农协调结束。而《上阳台帖》此后已归张伯驹。

    不久，郭葆昌去世，珍品由其子保有。日寇铁蹄南下，战争席卷全国。张伯驹偕妻携女，从此颠沛流离，但一直挂念此事。日本投降，他从西安返回北平，第一件事就是继续委托柳春农向郭氏后人郭昭俊询问二王法帖。

    柳春农回复，尚在郭家。张伯驹表示，还愿收藏。郭昭俊让价，二帖为3000万联币，当时折合黄金1000两。居间人柳春农往返数次，磋商于郭昭俊，看价能否再低一些。郭昭俊没有松口，但伯驹并未罢休。

    恰好此时，“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王世襄到达北平，专门调查重要文物损失情况，他第一个找到张伯驹商议。王世襄意见，德国籍某人所藏铜器和郭昭俊所藏瓷器应归于故宫博物院。张伯驹极为赞同。

    正在磋商之中，宋子文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来到北平视察，经王世襄申请宋子文亲自介入“郭瓷”归公一事。消息传开，郭昭俊备感焦虑，已知瓷器必定要归公了。他找朱桂莘引荐，也找宋子文说情，经几次接触，一桩交易，双方默契。

    郭昭俊公开将所藏瓷器捐献故宫博物院，由行政院发给奖金10万元美金，并委派郭昭俊为中央银行北京分行襄理，暗地却将二王法帖献给了宋子文。故宫博物院的陈列专柜里陈列着郭昭俊所献瓷器，室内悬挂着郭葆昌的遗像。不知情的参观者无比景仰郭氏父子；知情的参观者会心一笑。

    张伯驹深知内情，对此事气愤不已。他和朋友商量，想登报揭露此事。朋友劝他：“宋家势力之大，不可轻举妄动。”张伯驹即终日寡欢，积郁难平，无时无刻不在担心二帖的命运。

    一年以后的一日，张伯驹忽然接到上海潘伯鹰来函，约其撰稿。为了不致使国宝流落散佚，他冒着风险，挥笔写了一篇《故宫散失书画见闻记》，不久，《新民晚报·造型》副刊刊出。文中以翔实的文字列举了故宫散失书画的一些轶事，尖锐地揭露了二王法帖的不幸经历。上海文化界人士极其重视此事，各种场合，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宋子文见事不妙，恐惹物议，急忙派人将二帖退还郭昭俊。

    《新民晚报》的艺坛通讯载：“稀世珍品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前由袁世凯差官郭葆昌之子献与宋子文。据悉，宋不敢收已还郭子。刻原件存中南银行。郭子待价而沽。国宝之下落如此！”张伯驹看后，稍感欣慰。他依然密切注视着二帖的去向。

    北平解放前夕，郭昭俊携二帖逃往上海，再从香港转至台湾。这时，已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的张伯驹日夜伏案疾书，连续撰文各报刊，披露故宫博物院书画散佚之惨重，大声疾呼国家应全力抢购国宝，免得外流。

    张伯驹热爱文物、保护国宝的精神受到各界人土赞扬。然而，他也受到一些人的责备。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曾说：“张伯驹身为本院专门委员，不为院里之事隐讳，反而还大肆宣传。”张伯驹听后，一笑了之，表现出淡然无极、八风不动的气度。他的眼睛继续盯着二帖，颇有穷追不舍的劲头。

    经多方打探，张伯驹得知郭昭俊最终定居在了香港，将二帖押在英国某银行。张伯驹又是各方呼吁，以免其流散海外。此事后来报告给了周总理，总理指示故宫博物院应以重金收回。故宫博物院这才下定决心，几番辗转在香港以重价收回了二帖。

    张伯驹自1937年第一次见到二帖，这颗心就悬了起来，悬了整整13个春秋。岁月悠悠，一颗为国家民族的赤诚之心天地可鉴。当他这颗心落下来时，他长嘘了一口气，说了一句极其普通却是发自内心的话：“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好啊！”

    20世纪50年代初，新中国展现的生机和活力，让张伯驹对政府产生了信赖和热忱，他先将《游春图》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又通过统战部部长徐冰将李白的《上阳台帖》送给毛泽东。对于一向游离于政治之外的张伯驹来说，这是很不寻常的举动。

    张伯驹当时交中央统战部部长徐冰转呈毛泽东的信中，特别写明其中另一件珍品--李白《上阳台帖》是赠送给毛泽东个人的。张伯驹知道毛泽东对李白诗篇特别推崇喜爱，故将“上阳台”赠送毛主席鉴藏。因毛泽东自己立下规矩，党和国家领导所收礼品一律缴众，所以他保藏欣赏一段时间后还是割爱把《上阳台帖》送给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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