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康生的“借”画之仇

    康生（1898-1975），原名张宗可，曾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革命战争年代，他长期领导秘密战线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与林彪、江青等相互勾结，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成员之一。

    康生这人在历史上虽然臭名昭著，但在文学艺术方面却颇有些成就，他精于文物收藏与鉴赏，还擅长书法、中国画，有极高的艺术造诣。

    话说有这么一天，高官康生来到大收藏家张伯驹家中。一番客套后，康生抱着膀子，在书房中来回踱了两圈，走到了大书架前，拿起一函线装清版《宋元学案》随意翻了翻，用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说：“总听人讲，张先生收藏了不少古画，不知道能否让康某看一看？”

    张伯驹谦辞道：“多少有一点，不过大都不在这里。”

    “不要紧，随便看一看就是。我这个人革命几十年，虽说草莽，但对古人书画却一直有所偏爱，也爱瞎写瞎画几笔，有时间还望张先生能够指教一番。”康生兴致勃勃地说。

    见实在推辞不过，张伯驹便让妻子潘素从里间小书房中取出了七八幅字画来，这些基本上都是明清两朝画家的作品。张伯驹把画一幅一幅地全挂了起来。康生摘下眼镜，用衣角擦拭几下，又慌忙戴上，凑近一幅明代画家戴进（字文进，号静庵）的山水画卷，眯着眼睛看了起来。

    明戴进《灵谷春云图》

    还别说，这康生看得认真、仔细，甚至有点儿不敢相信，问张伯驹这是否是真迹。当得到张伯驹肯定的回答后，康生若有所思地点点头。于是再看第二幅，这一幅是明代画家吴伟（字仕英、次翁，号鲁夫）的《江夏秋居图》。吴伟于明弘治年间被皇帝赐“画状元”之印，名动一时，笔触恣肆而秀劲，山水画的意境很独到。康生看了，又是不住地点头。再下一幅是清代画家黎简（字简民，号二樵，广东顺德人）的山水画，画风又是一脉，苍润而淡远。康生看得更是如醉如痴。接下来是一幅任伯年的人物和一幅虚谷的山水画。康生看得渐渐入神了，竟情不自禁地连声称赞起来。

    明吴伟《溪山渔艇图》

    清黎简《秋江策杖》

    清任伯年《烹茶图》

    清虚谷《小桥流水图》

    张伯驹站在一边，心下甚是疑惑。康生为人龌龊世所共知，张伯驹未免担心，他不明白康生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这几件东西，能不能借我观赏两日？内人伴竹（曹轶欧的笔名）也喜欢写写画画，让她也欣赏欣赏。”康生终于说出了心底的盘算。

    张伯驹自然不好驳其颜面，只作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夫人潘素去找了匣盒，张伯驹则把画一一取下来，卷好，装进匣盒里。

    然而，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康生那儿却再没有一点儿消息。这时，陈毅从上海调到北京来了。张伯驹和陈毅是莫逆之交，两人之间走动较多。一次，在无意之中张伯驹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陈毅是个耿直性子，最看不惯康生这种小人伎俩，无耻之为，他当下十分生气，后来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周恩来。

    周恩来是“西安事变”时听说张伯驹这个人的。当时，他在张学良的官邸见到了一幅字体很怪的条幅，上面写了这样一段话：

    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官非其任不处，禄非其功不受；见人不正，虽贵不敬；得不为喜，去不为恨；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

    周恩来很欣赏这段话，于是，张学良便把张伯驹的为人细细向周恩来讲了，并把这幅字转赠给了周恩来。

    此番听陈毅这么一说，周恩来想了想说：“此事虽说不是大事，但影响很不好。康生同志或许忘了，不记得有这档子事了，我想个办法提醒他一下。”

    于是某一日，邓颖超找到了康生夫人曹轶欧，说：“小曹啊，听说康生同志借了几幅不错的明清山水画，不知道还了没有？恩来说，想借来看看呢。他那个人，别看忙也喜欢看画。再说看一幅好画，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嘛。”

    曹轶欧一怔，意识到邓颖超话中有玄机，马上反应过来说：“真是不巧啊，那几幅画刚刚还了。总理喜欢，我想办法再借来。”

    邓颖超摆摆手：“既然还了，就不麻烦了。以后若借到什么好的字画，告诉我一下，大家一起观赏。”

    当晚，康生便让人把那几幅画送到了张伯驹家。原来曹轶欧把邓颖超的话对康生一说，康生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表面上他虽然让人把画送了回去，但心底里却牢牢地记下了这笔账。康生搁下一句话：“别人送给我看，还找不到我的家门呢，你张伯驹太不识抬举了！”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改变了张伯驹今后的命运，使张伯驹的人生之路充满了更多的坎坷和不幸。一种流行的说法是，1957年反右斗争中，张伯驹被打成右派，正是康生派人做的手脚。

    张伯驹被划成右派后，对章伯钧说：“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用我，我是这样；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张伯驹本人无所谓，可夫人潘素很着急，多次去文化部询问：“是不是搞错了？张伯驹刚捐了那么多文物，怎么会反对国家呢？”

    文化部的领导小组说：“他灵魂深处还有一些没落的、腐朽的东西在作怪。可怕的是恐怕你们自己还不太清楚！”

    张伯驹把无法以经济价值计算的国宝无偿捐献给国家，可“反右运动”中，他却成了国家的罪人。1967年，张伯驹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送往吉林舒兰县插队。但公社拒绝收下这个已经70岁、不会劳动还要靠公社养着的老头。曾经拥有无数稀世宝物的张伯驹，一下子成了生活无着的落魄老头。一无粮票，二无户口的张伯驹老两口，靠亲戚朋友的接济勉强度日。

    在“文革”中，张伯驹更是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王世襄说：“在1969年到1972年最困难的三年，我曾几次去看望他。除了年龄增长，心情神态和20年前住在李莲英旧宅时并无差异。不怨天，不尤人，坦然自若，依然故我。”

    张伯驹病重住院期间，因级别不够，不能住单人病房，与7人共挤一室。待女儿费尽心力，终于拿到调换病房的批令时，张伯驹却因感冒转为肺炎，离开人世。

    据传，张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医院门口叫骂：“你们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收藏，对社会有着很大的贡献，对收藏者本人来说，也是一项颇有意义的兴趣爱好，它不但为收藏家打开知识之窗，得到美的享受，而且长期从事收藏的人，文化品位精神高度都非同一般。收藏还有一个最大的益处，寓教于乐，赋予你迷人的乐趣，在收藏天地中填充自己的精神世界。张伯驹在十年浩劫时期，虽然被批斗、抄家、隔离审查，但他的精神是富足的，他早已与古之名士神交，而将世间污秽一笑置之。

    与陈毅的君子之交

    张伯驹与陈毅，一位是旧社会的“贵公子”，一位是新中国的“大元帅”，由于心有灵犀和人格的魅力，彼此走到了一起，成为莫逆之谊。

    1972年1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与世长辞了。陈毅夫人张茜特地派他们的儿女亲家、中国科学院秘书长秦力生来到北京后海南沿26号通知了张伯驹、潘素夫妇。

    张伯驹得知后大哭一场，含泪书就一副长联：“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挽联共七十二字，一气呵成，其中饱含着张伯驹对陈老总深深的爱和沉甸甸的情。秦力生看着张伯驹以他独具匠心与风韵的鸟羽体挥笔而就挽联感慨万千，不住地点头。潘素将挽联仔细地包好交到秦力生手中，哽咽着说：“我们是不会被允许参加陈老的追悼会的，就请把这个带给张茜同志……”话音未落，两行热泪便涌了出来。

    4天后，在八宝山公墓大礼堂，陈毅的追悼会即将举行。休息室里人们纷纷前来看望慰问张茜，要她节哀顺变。这时，忽然有人惊呼道：“毛主席来了！”是的，毛主席出人意料地来参加陈毅元帅的追悼会了！

    这消息在人们的心头轰然炸响，大厅里一片哗然。那天天很冷，毛主席身穿一件呢大衣，下身只穿了一条薄毛裤，从上衣领口可以看出里面还套着睡衣。显而易见，他老人家来得很匆忙。据说，毛主席是1月8日在签发中办送审的关于陈毅追悼会的规格、悼词等文件时，才知道陈毅去世的消息的。

    参加追悼会的许多人都是熟悉的面孔：周恩来、邓颖超、朱德、康克清、宋庆龄、李先念……几十年风风雨雨，共同奋斗的经历，使每个人的心头都凝聚了一种历史的庄严沉重之感。斯人已去，他也就完整了、清晰了，更高大了。时间将会证明许许多多的东西，它会不断地淘汰着，也会不断地诞生着。

    追悼会后，毛主席在灵堂里缓缓地走了一圈，看了那些送花圈的人的名字。其中一副用别致的鸟羽体书写的挽联颇为精到，尽管它被有意悬挂在一个很不显眼的角落里，但主席还是一眼就注意到了。作者的文思敏捷、诗情才气全都溢于其中。毛主席的脚步就在张伯驹写的挽联前面停下来。他低声吟诵着，怆然的脸上露出赞许的神色。“好出色的文笔呀！”老人家啧啧称道。

    张伯驹的鸟羽体

    是的，只寥寥几十字，就生动、准确地勾勒出这位大元帅的一生；用字讲究、语韵铿锵，而挽联里面的话，也正是主席自己许久以来想说的话，此刻他怎能不感慨万千呢？

    “这个张伯驹是什么人哪？”毛主席问身边的周恩来。周恩来略一思索答道：“他是一位民主人士，是陈毅同志生前的好友。”张茜接过话茬上前对毛主席说：“主席呀，他就是送您李白《上阳台帖》的那位张伯驹先生啊！”此刻毛泽东似有所悟地说：“是他！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啊？他人来了没有？”

    张茜得了机会一股脑儿告诉毛主席：“张伯驹是陈毅生前非常要好的朋友。但今天的追悼会却不允许他参加。张伯驹就是那位把‘传世第一字’和‘传世第一画’都捐给国家的那个人。1969年，他被吉林省博物馆退职，送往舒兰农村插队落户。舒兰地区因张伯驹夫妇年老而拒不接收，两位老人无奈，只好回到北京。张伯驹夫妇回到北京后，一没户口，二没工作单位，经济上没有了来源，只好靠出卖家里的劫余物资度日，最后连家具也卖了。他们老两口现在在北京一无所有，很狼狈……”说到此，张茜两眼已经又含满了泪，哽咽不能语。

    毛泽东扭过头，对总理说：“对这样的人应当保护，给出路，让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作用嘛！像张伯驹这样的人完全可以安排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去嘛，他们本人便是一部历史呢！”毛主席此刻真是感慨良多啊，他最后叹了一声，转身关照周恩来总理过问一下这件事。

    追悼会后，周恩来马上责成童小鹏对张伯驹的事进行了具体的安排。其实，陈毅生前在病榻上就曾对周恩来说过张伯驹的困境，文史馆的章士钊也向周恩来汇报过张伯驹的事，而周恩来早已作过“予以安排”的批示，但因阻力太大，终未能落实。现经毛主席亲自过问，张伯驹终于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的馆员，并落户北京了。

    次日，张伯驹又收到小战士送来的陈毅夫人张茜同志的亲笔信和一幅小巧玲珑的玉质围棋，张伯驹打开信：“……陈毅同志卧榻期间，曾多次询问二老情况，常说二老的爱国热情十分可贵，嘱咐我一定要转告周总理多关照你们。如今二老问题喜得解决，若九泉之下的陈毅同志有知，也会得到慰藉。现将陈毅同志生前最心爱的一副围棋赠送二老，留作纪念。”

    张伯驹满含热泪的目光从信上转移到那副围棋上，他打开大理石棋盒，盒内是南洋玉精研细磨的黛绿和漆黑两色棋子。黄杨木雕的棋盘。他手托棋子，昔日这位驰骋疆场的元帅正在与自己对奕的情形又浮现眼前。

    原来张伯驹与陈毅元帅有着深厚的友谊，那是从1957年开始的。那年初夏，陈毅元帅参观了由张伯驹等收藏家会同中国书法研究社共同举办的明清书画作品展览会。在参展的作品中不少真迹都是张伯驹捐献的，陈毅对他大加赞扬。

    不日，陈毅特将张伯驹请到家中做客，一见面，陈毅就握着张伯驹的手说：“你为保护国家文物做的贡献令人敬佩。展览会办得也有意义，能唤起参观者的民族自豪感。”还说，“你的词很有北宋风度，精彩可观，不可多得。”

    张伯驹诚挚地说：“陈老总过奖了，其实我一直很喜欢陈老总的诗，非常羡慕陈老总那豪爽、旷达、开阔的诗风，今日相见恨晚。”

    “噢！原来我们两个神交已久！”陈毅大笑道。

    陈老总是个爽快人，说话也风趣，张伯驹为人坦坦荡荡，两人一文一武都是一心为国响当当的人物，他们两人确实神交已久。于是，在陈老总家的客厅，他们两个人热烈交谈了很久。陈老总爱下围棋，张伯驹亦爱，不知不觉两人又对奕几局。

    两人相见恨晚，以后就经常互相走动，并且相谈甚欢。陈毅视张伯驹为知己，请他每周日来家做客。日子久了，陈毅夫妇请张伯驹把夫人也带来共进晚餐，于是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和张茜也熟了。困难时期，张茜还常把国家“特供”部门供给他们家的食品，分一部分给张伯驹夫妇带回去。

    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张伯驹被定为右派。张伯驹百思不得一解，他说：“我父亲任过直隶总督，又是民族资本家，你说我是资产阶级，有些道理。但我平生不会赚钱，全部积蓄包括卖字的钱，都花在收藏上了。这些东西捐献国家之后，我已成了没有财产的教授，靠劳动吃饭，说我反党，实在冤枉。”他本想见见周总理和陈老总，一吐为快，可是戴上右派帽子之后，想见两位领导人就极难了。

    很长时间以后，陈老总才得知这一消息，他甚为不安。他跟章行严先生说：“张伯驹是个读书人，何必给他戴上右派帽子？”陈毅还在其他场合向很多人谈过类似意见，但都未能解决问题。

    1960年，陈毅的老下属、吉林省省委宣传部长宋振庭赴京开会。两人见了面，陈毅对他说：“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张伯驹，目前境遇不太好，吉林省能不能给他安排一下工作？”

    宋振庭得知张伯驹夫妇都是不可多得的文艺奇才，当即高兴地答应下来。回省后他立即指示吉林省文化局速拍电报给张伯驹，又安排了吉林艺术专科学校负责人赴京相请。

    1961年初春，无人问津的张伯驹夫妇，突然接到长春发来的一封电报，内容为：张伯驹、潘素夫妇，热烈欢迎你们来吉林工作，若二位应允，我们随即派员前去商谈。落款是吉林省文化局。夫妇俩捧读电报，惊喜了半晌，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此时。夫妇俩还不知，这是陈毅元帅亲自推荐的。

    临行前，陈毅又派人把张伯驹夫妇接到家中。

    “你戴了右派帽子，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陈老总拉着张伯驹的手一起坐到沙发上，言语中似有埋怨。

    “事先我自己也未想到，开始时是有些想不通，但我不想打扰陈老总啊！不过受受教育也好。”张伯驹答道。

    陈毅继续说；“我是了解你的，党和国家也是了解你的，你把全部的书画珍宝都无偿地捐献给国家，你是热爱祖国的。”

    张伯驹被打成右派已有4个春秋。4年里他第一次听到这温暖如春的话语。此情此景，使他激动不已，眼睛一热，泪水夺眶而出。紧接着，陈毅又深情地说：“北京不能待了。我写信给吉林省，告诉他们把你的结论改为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你是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今天我专门设宴，为张先生和夫人饯行。”陈毅边说边拉着张伯驹的手向餐厅走去，张茜夫人挽着潘素跟在后边。

    席间，陈毅元帅说：“拥护社会主义，拥护毛主席，这是中国革命实践得出的千真万确的真理。我跟随毛主席几十年，都是听毛主席的话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啊！”

    “我们一定记住陈老总的话。”张伯驹不停地点头。

    陈毅送走了张伯驹夫妇之后，仍不放心，不久，他又打了电话嘱咐吉林省委，要团结和照顾好这两位耿直正派的爱国老人。不久，张伯驹被任命为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潘素任吉林艺术专科学校美术老师。夫妇俩尽心竭力地工作，掀开了晚年生活的新篇章……张伯驹为报知遇之恩，1964年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期间，将《百花图》卷捐赠给吉林省博物馆收藏至今。

    宋杨婕妤《百花图》（局部）

    《百花图》是已知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件女性画家的作品，乃南宋女画家杨婕妤所作。它是一件流传有绪的书画作品，曾著录于《石渠宝笈初编》、吴其贞《书画记》和张伯驹《丛碧书画录》。该画卷乾隆时期收入清内府收藏。清朝灭亡后，《百花图》散失于民间，幸被张伯驹收藏。张伯驹曾经这样表述：“我终生以书画为伴，到了晚年，身边就只有这么一件珍品，每天看看它，精神也会好些。”但这样一件被他视为精神慰藉的作品，最后也捐了出去。

    真正的收藏家以藏品为乐，以人为主体，以精神愉悦为主。有些哪怕别人出高价也决不卖出去，因为他们太爱自己的东西了，舍不得。藏品是不能吃不能喝的东西，它带给藏家的是一种高级的永恒的精神享受。张伯驹爱他的藏品，更爱国家，他最大的愿望是国宝世传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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