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生逢离乱，恨少读书，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有訾笑焉，不悔。”张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自述。
收藏，一要有财，二要有才，张伯驹都具备，他仿佛就是为收藏而生的。论“财”，张家积蓄深厚，又是当时最大商业银行的大股东；“才”更不必说，张伯驹自幼聪慧，有惊人的过目不忘本领，又长期浸润于传统文化，素养深厚。喜欢上收藏后，张伯驹全情投入，逐渐成为鉴赏大家。
对于收藏界来说，张伯驹所处的时代有着很好的机遇。清朝灭亡后，王公贵族大多失去生活来源，靠变卖家产为生。他们阔绰惯了，有了钱随手就花，花完了再卖东西，家藏的古字画便流散市场。更多的藏品出自清廷。早在袁世凯死后，清室优待费就被取消，1924年，溥仪被逐出皇宫，生活更是窘迫，只好大量变卖从宫中带出的字画。大约1927年，溥仪让人将宋李公麟《五马图》、黄庭坚《诸上座帖》等四件字画拿到天津盐业银行抵押。当时，张伯驹正好在天津，力劝银行经理收下。此后，盐业银行又先后收买到文征明《三友图》等多件大内珍品，这些古字画后来大多为张伯驹购得。此时的张伯驹本已锻炼出一副好眼力，又通过收藏大内珍品，鉴赏字画的功力更是炉火纯青。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收藏界，张伯驹的学识和眼力世所共知，他是当时公认的最著名的收藏家、最优秀的鉴赏家，古字画只要经他的手，肯定升值无数。但众所周知，张伯驹的收藏是只“入”不“出”。很多文物，张伯驹收藏不几天后就有人出数倍的价钱上门求购，都被张伯驹一句话轻轻打发：“伯驹旨在收藏，贵贱不卖，恕君海涵。”
那时，中国政局混乱，许多古董商唯利是图，致使大量国宝流落国外，张伯驹对此深为痛惜。他的收藏不是投资，不为赚钱。最初收藏，就是出于兴趣和爱好，藏品给他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令他欣赏到“古往今来的月光”；他对藏品倾注的情感，对藏品的珍视、珍惜、珍爱，只能用“醉心”“痴迷”这样的词汇形容。尔后国家罹难，伯驹以挽救国宝、传薪昌大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倾家荡产誓将名家珍品“永存吾土”。
或许，这样的境界，是张伯驹收藏文物的最大动力，也是他捐献文物的最重要原因。张伯驹被誉为“天下第一收藏家”，却是收藏家中的另类，他颠覆了“收藏家”的概念，“收”而不“藏”，凡“收”必捐。
还珠于民
1956年，张伯驹将自己珍视、珍惜、珍爱几十年的价值连城的八件真迹墨宝捐献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
当时国家发行公债券，号召人民购买。张伯驹与潘素商量，要为新中国建设献一己之力。潘素满脸犯愁，眼下除了尚在居住的一所住宅外，凡是能变卖的都变卖了，还负债数万。“难道真是罗掘俱穷了？”张伯驹为难地搓着双手。
但是，张大公子的富名在外，许多人都盯着他呢。这天，他接到了北京市民政局的通知，参加各界知名人士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就是认购公债，许多人都表现得很积极，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商界大王，捅了捅他，“张先生也报个数吧，给大家树个榜样。”
这件事张伯驹已盘算了很久，但一直下不了决心，现在被这一促，牙一咬，站了起来，声音十分洪亮：“支援建设匹夫有责。伯驹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只是手头一时乏钱，但可以将予一生所藏书画尽数卖给国家，所得款项全部购买国债。”
此语一出，掷地有声。全场顿时掌声雷动，谁都知道张大公子一生的心血都系在他的收藏上。
回到家中，潘素问他开会的情况，张伯驹欲言又止很是为难。他是表现进步了，完成了还珠于民的夙愿，但却是对潘素的失信。
原来1941年他遭到绑架获释不久的一天，为了感谢夫人的奔走相救，也是为了尽一个男人的责任，他提笔写下了遗嘱：“自潘素嫁我以后，我未曾给她一文钱。卢沟桥事变后，我的家境已经中落……民国三十年，我又突然遭到汪精卫伪军绑架，这时奉养我生母、营救我的都是潘素一人……我为了保存国家文物，潘素也变卖了自己的首饰。……所以，我把我的书画（名称列后）给予潘素。一、陆机《平复帖》卷；二、隋展子虚《游春图》卷；三、李白《上阳台帖》卷……共十八件。”见证人有婶母崔氏、王冷斋、陶心如，并签字画押。张伯驹写下这份字据是有含义的，他比潘素年长近20岁，考虑到自己的身后，潘素作为一介女子，不稼不穑，总得要有一点生活的依靠，而现在，他除了手上的这些字画，可说是一无所有了。
半晌，张伯驹方抬起头来，满是歉意地告诉夫人，自己擅自做主，将所藏珍品卖给了国家，用以购买公债。潘素柔声安慰丈夫，“快别这样说，我有一技之长，难道还养活不了自己？你能有这片心，能想着我，我已满足矣。其实，你还可以做得更彻底，不必要通过购买公债的形式，直接将字画捐献给国家更好。”
一阵长时间的沉寂，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张伯驹只在心中重复他一生常挂在嘴边的话：“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既然都已同意，夫妇俩就捡出了藏品中的几件极品，有晋陆机的《平复帖》、唐杜牧的《张好好诗》、宋范仲淹《道服赞》、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吴琚《杂书诗帖》、元赵孟頫《章草千字文》等等，决定捐赠。
一字摊开后，夫妻俩并肩而立，最后一次地抚摸，最后一次地欣赏，如骨肉之离散，如至交将永诀，张伯驹的精气神仿佛都消耗殆尽。最后，是潘素将这些字画收拾停当，扶着丈夫登上车的。
在文化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等人接待了他们，张伯驹的一句话，让他们个个感动得落泪，“我一生收藏之精华，都在这里，现在都属国家了。”
此语朴实无华，却是举重若轻，张伯驹的一生心血，泼天的家产，不懈的追求，全凝聚在这几张字画上。然而这一切的归宿，张伯驹就只寥寥数语。他的这番举动，虽然不似抛头颅洒热血般壮烈，但也是撼人心，震烁古今。近年来，中国书画拍卖市场，天价与钞票齐飞，假拍共黑幕一色。在这些传世珍品演绎的荣耀和财富传奇之外，张伯驹的名字似乎显得遥远而落寞。
国家为张伯驹的行为所感动，将其赠送的珍品作价人民币20万，但张伯驹与潘素分文不取。“我不是古董商人，20年前我在上海被绑架，性命交关，也没有出卖一张字画为求赎身。这些文物我看得是比生命还要重的。”张伯驹如是说。
为了表彰张伯驹夫妇的爱国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沈雁冰给他们发了褒奖状：
张伯驹、潘素先生将所藏晋陆机《平复帖》卷，唐杜牧之《张好好诗》卷，宋范仲淹《道服赞》卷，蔡襄《自书诗册》，黄庭坚《草书》卷等珍贵法书等共八件捐献国家，化私为公，足资楷式，特予褒扬。
--部长沈雁冰
沈雁冰书写的褒奖状
褒奖令中的“等”字，包含的另外三件作品是：宋吴琚的《杂书诗帖》、元赵孟頫的《章草千字文》，元俞和的《楷书》。
这个褒奖令，虽只是薄薄的一张纸，却是沈雁冰亲笔全文书写；难称华美，却弥足珍贵，因为它是在褒扬“一个深爱中华文化的人为保存本民族文化遗产所做的伟大贡献。”
此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字画中，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市场价格，都“罕有能超过1956年张伯驹无偿捐献之物”，“他捐献的任何一件东西，用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它的价值，都不为过。”1965年，张伯驹再次把三十多件珍品捐给他所任职的吉林博物馆，其中包括宋代杨婕妤的《百花图》。这是一件被他视为最后的精神慰藉的作品，却也捐了出去。
对于一个收藏家来说，送出任意一件藏品，都会忍受“割肉”般的痛苦；要将自己最珍贵的藏品悉数送出，那简直是“刮骨剔肉”了；而对醉心于藏品的收藏家来说，这样的选择，只好用上“情何以堪”四个字了。但张伯驹似乎不同，费尽心思、来之不易的《游春图》等都被他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他捐得洒脱，捐得愉快，捐得如释重负、如偿夙愿。
在张伯驹看来，将国宝交与国家永久收藏，代代流传，实为平生最可欣慰之事。正如他自己所说，“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则是予所愿也！今还珠于民，乃终吾夙愿。”
一卷《丛碧书画录》
张伯驹先后共收藏了数百件文物珍品，从1932年开始，就以《丛碧书画录》的形式，著录入藏书画名迹，直至1960年。
张伯驹《丛碧书画录》
中国历代大收藏家必著收藏录，这也是评价一个收藏者是否堪称“家”的重要标准。伯驹在《丛碧书画录》序中开宗明义：“人生若转烛，世事如浮云。惟不可磨灭泯没以与宇宙并寿者，厥为性灵耳。书画皆古人性灵之所托，况夫吾族文化居世界之先位，真可睥睨万国耶！”伯驹将一生对中华民族文化的酷爱之情融于笔端，倍加推崇。他深通祖国文化，因而发出了“真可睥睨万国”的感慨。
《丛碧书画录》首录为曹魏景初二年（戍午，公元238年）的仓慈五王经卷，系敦煌石室藏经中最古老的一卷。随后是晋陆机的《平复帖》，这纸问候朋友的信札写于晋武帝初年（公元281年），是存世最久的纸本法书墨迹。隋代大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创作于公元600年前后，乃存世最古之画迹，以青绿山水和尺幅千里透视技法著称于世。唐代大诗人李白《上阳台帖》。该帖有草书五行，二十五个字：“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非有老笔，清壮何穷。十八日，上阳台书，太白。”整幅作品的布局富有情趣，参差错落，虚实相映，透着明快的节奏和清醇的阳刚之气，字里行间充分显示着李白诗人兼书法家的性格。“太白”二字，以点画相连，正如清代周星连《临池管见》中所说的“摆脱尘气，飘飘乎有仙气”。宋代范仲淹《道服赞》。该帖是范仲淹为“平海书记许兄”撰并书的道服赞并序。此帖楷书有《曹娥碑》遗意，行笔瘦劲，风骨峭拔，观帖如亲睹范老登岳阳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千古风范。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评价范仲淹书“落笔痛快沉着，极近晋、宋人书”。张伯驹以110两黄金，从琉璃厂古玩商蕲伯生手中购得，是时张伯驹内心狂喜，每晚睡觉都置于枕边，如此数日，爱不释手。《百花图》卷，是已知我国现存最早的一件女性画家的作品，为南宋女画家杨婕妤所作，是一件流传有绪的书画作品。《潇湘图卷》是故宫收藏的唯一一件董源真迹，属于一级甲等文物，极为珍贵。此图经明代董其昌鉴定，有嘉庆、宣统内府收藏印。董源是隋唐五代时期著名画家，在中国艺术史上影响深远。他的存世真迹极少，目前国内仅有三件，分别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
此外，宋代蔡襄《自书诗卷》、宋代大书法家黄庭坚的草书《诸上座帖》、宋代画家王诜的《烟江叠嶂图》、宋徽宗《雪江归棹卷》、元代赵孟頫《章草千字文》、明唐寅《孟蜀官使图》，等等，这本小册子是蜡版刻印线装本，序言落款是壬申年（1932年），末页补遗落款是庚子年（1960年），计有张伯驹一生倾家荡产所收藏的全部118件书画，件件珍品。
中国的书画，是华夏民族的聪慧与创造力最集中的表现之一，并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华夏文明在古典文化艺术领域的最高水准。中国乃至东方对宇宙自然的看法，对社会的认识和态度，对美的追求与捕捉，都在中国书画里得到显化和表现，并通过传统文化与书画养育着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也深得东方世界朋友的赞赏。因而，历代以来，名人书画都是藏家最倾慕之物。
洋洋近万言的《丛碧书画录》记载了伯驹一生所藏的文物珍品，成为我国文物收藏宝库里一颗璀璨的瑰宝。这些瑰宝，通过捐赠国家，在中华文化历史长河中终于得到了永久的归宿。而张伯驹亲手编纂的《丛碧书画录》一直在民间辗转流传着，那湖蓝色的封皮，那麦黄的页面，向人们娓娓讲述着这位传奇般的老人永世令人景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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