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社教分团把工厂的干部队伍看得一团黑，认为工厂的阶段斗争形势非常严峻，三番五次动员群众“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干部自我检查不能过关的就叫没有“下楼”，将他们“挂”起来，既不通过又不作结论，甚至调离工作岗位，下放车间劳动，造成许多干部思想混乱，队伍不稳定。
作为组长和支部委员的石屏自然不能幸免，也被贴了大字报。当时，石屏迎来了第一个小孩，由于小孩患黄疸，石屏每天晚上都要抱着小孩不停地走，才能哄着让他入睡，石屏非常疲惫。在“下楼”过程中，石屏经常会打瞌睡，引起“群众”不满。他们质问石屏说：“你是什么态度，还打瞌睡？！站起来讲。”石屏只得站着进行自我检查。
由于干部思想混乱，队伍不稳定，严重影响生产，使很多工作处于半停顿状态。哪知这仅仅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前兆，不久，更加猛烈的风暴席卷了全国，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汹涌而来。
1966年6月17日，洪都大门口贴出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第一张大字报，攻击厂党委执行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拉开了工厂十年动乱的帷幕。围绕第一张大字报，在对待厂党委的态度上，职工中产生了两种不同观点，就是所谓的“保皇派”和“造反派”。很快厂里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群众组织，而工厂原来的各级组织遭到冲击，生产秩序完全乱了套，工厂受到严重的破坏，完全不能正常工作了。石屏起初是“保皇派”，后来什么派也不参加了，做了“逍遥派”的他，已经无事可干了。
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发展”，1969年初，“革命”终于革到石屏头上。不知是担任组长还是当了党支部委员的原因，他也成了黑班子成员，不仅抄了家，还要下放到车间劳动。这年5月，又将他下放农村，名义上是“支工”，实际上是扫地出门。无奈的石屏拖家带口来到下放点——高安县农机厂。
说是一个制造厂，实际上只是一个修理厂，几幢老旧昏暗的厂房，报废产品随处可见。石屏看到这一切，脑子里一片混乱与迷茫。这是石屏大学毕业以后第一次离开航空事业，自己的事业还只是刚刚起步，正值年富力强、奋发图进的时候，却突然被抛到了这边远的地方，从小就追求的蓝天梦一下子破灭了，他的心绪冷落到了冰点……
可是，工厂革委会主任对石屏却非常热情，见面就叫他老石，并安排石屏当了一名钳工，石屏的爱人当了车工。这让石屏很意外，他没想到在这里没有受到歧视。不久，工厂准备研制一款转子发动机，派人到杭州参观学习，革委会主任让石屏与一名工人前往。石屏不愿去，因为他认为自己不熟悉拖拉机的发动机，对转子发动机这种新东西更加不懂。另外，原先是搞在空中飞得那么快的喷气式飞机，现在却要搞地上跑得那么慢的拖拉机，这个心理落差让石屏难以接受。
革委会主任讲：“我们县技术员中只有你一个人是党员，我不找你找谁？你不懂，总比我要强。”主任的这句话，似一把重锤敲得石屏心里咯噔一下。这几年听到的都是些虚浮的口号和盛气凌人的腔调，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种朴实而有分量的话了，也很久没有人在意过党员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员的身份是相当尴尬的。
就因为这句话，石屏接受了这个任务。通过石屏与工人的共同努力，不久，图样便有了。事实上，当时石屏还没有完全搞懂技术关键，然而，没过多久，工人便照着图样竟然做出缸体和活塞来了，装上汽车还真运行了。这让石屏很意外，也很吃惊，他感叹工人中有能人啊！但后来，因为转子发动机的关键技术很难解决，所以没有继续下去。
但是，这件事情却让石屏在高安县农机厂当了一把名人。没过多久，革委会就任命石屏为工厂“抓促组”（抓革命促生产）的组长，统管全厂的生产技术。
不久，工厂开始试制“丰收”45型拖拉机。当时，南昌柴油机厂有两名设计员也下放到了高安农机厂，还有一名清华大学的学生也下放到这里劳动。由于缺乏条件，既没有材料，也不会制造齿轮，于是，由他们3个人到上海将“丰收”45型拖拉机的全套图样拿来，并协作制造全部的齿轮。工厂只生产拖拉机的底盘。
清华大学的学生通过熟人从上海引进滚齿机，这时，高安县农机厂改名为宜春拖拉机厂，石屏负责“丰收”45型拖拉机的试制项目。这型拖拉机研制难度很大，当时，江西拖拉机厂只是生产“丰收”35型，而宜春拖拉机厂却大胆提出了这个项目，事实上，它主要是依靠协作。由于这型拖拉机准备用于当年的五一献礼，所以进度要求很高，加上石屏同时兼顾了齿轮外协全部调回工厂的任务，以及底盘生产和方向机的设计工作。这对石屏来说，工作强度特别大。
经过半年的努力，“丰收”45开始总装。此前，石屏设计了方向机，画了图样，但工人看不懂这个图样，把方向机的方向给做反了。由于时间很紧，有人说：“没事，注意点就行了！”石屏坚决反对，他说这容易出事故。于是，他只好日夜抓紧返工。五一那天，拖拉机还真“突突”地开到专区报喜了。
拖拉机成功了，石屏却累倒了，他遭遇了他的第一次肺炎。当时，他高烧不退，还伴有咳血症状。工厂的医生用大剂量青霉素给他退烧，结果，石屏大汗淋漓，被子都湿了，后来甚至虚脱了。
革委会副主任赶紧将他送到县医院。当时，一位早年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王医生接诊了石屏，当得知用过青霉素时，他很不客气地质问那位工厂医生，说：“他这种情况，怎么能急着用青霉素退烧呢？”
王医生马上给石屏检查，并配药，那天晚上，王医生整晚没睡，陪在石屏身边，观察他的血压，不让它降下来。经过精心护理，石屏才慢慢好起来。
工厂医生心里很不服气，过了两天，他对石屏说要找王医生争论，他说王医生成分不好，没资格说他。石屏赶紧调解，他说：“你（工厂医生）也是为了我好，想给我止烧，就算虚脱我也感激你；王医生也是出于责任心，也是为了我好，我也感激他。你们的目标实际上是一样的。”这么多年了，石屏一直记得这名“成分不好”的医生。
在高安，石屏一待就是3年。这期间，他和工厂上上下下打成一片，大家都非常敬重他。家里的生活也安定下来，爱人和孩子也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厂里给石屏配了两个大房间，妻子后来也转入技术组，孩子还小，在这里既可以带孩子又不影响工作。石屏的工资是从洪都带来的，比厂长还高一大截。这里吃的东西又多又便宜，比南昌市还好。但这相对安定、舒适的生活，还是解不了石屏想搞航空、搞飞机设计的心结，他始终渴望着回到自己的飞机设计岗位上。
1971年，三机部在湖南大庸（现张家界）搞了一个013基地，洪都有一位干部叫贺志勇，调到了这个基地。出于工作需要，他到高安告诉石屏说那里需要人，准备调石屏过去，而且他将这件事告诉了宜春专区负责政工的王实先（王实先原来是洪都的厂长）。石屏便去找王实先，要求开调令。王实先将这件事布置给下面的办事员，办事员说，这件事似乎应该通知高安县。王实先严肃地说：“程世清（时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这样做是不对的，把搞航空的，有经验的专业人才下放到农机厂，他们迟早是要归队的。不能经过县里，县里肯定不会放人的，直接开调令到013基地！”说这样的话，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
不久，厂里得知石屏要走的消息，革委会主任劝石屏说：“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跑“三线”去，你知道“三线”有多苦吗？要不你自己先去看看，把你爱人和孩子留下，过去待几天，不适应再回来。”石屏说，我的档案已经调走了。革委会主任说：“没有档案没关系，不用档案，我们知道你就行了。”
对这种信任与挽留，石屏很感激，但他仍然决意要走。在石屏心里，重新燃起了一种渴望，这种渴望如同点亮了一盏熄灭的灯，如同重圆了一个破碎的梦，让石屏向往并追逐。于是，已近40岁的石屏满怀着希望和热情，拖家带口，踏进了偏远而又荒僻的湘西大庸的深山老林里。
013基地是三机部根据1970年全国计划会议拟定的“四五计划”纪要，按照备战和“内地的工业建设要大分散、小集中，不在大城市，工业布点要靠山，分散、隐蔽”的要求而筹建的，计划在大庸建设一个大型直升机制造厂，下面又分总装、部装、机加工、旋翼等4个分厂。
一路颠簸，从长沙出发，经过中途休息，汽车跑了4天，在大山里绕行，终于到达了基地。石屏立刻被这里的景色迷住了，这是一条长长的峡谷，四面都是连绵起伏的大山，山上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大树。天空碧蓝得有如水洗，空气清新而带着花草的芬芳，远处传来山风吹拂森林的涛声，更显得谷底原始的安宁与深幽，这真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呀！
等石屏到达工厂时，他发呆了，除了简陋的宿舍，什么也没有，周围没有平地，不能骑自行车，水在很远的沅江，烧的是山上砍来的树木，这里不要说造飞机，就是造拖拉机都成问题。在这交通不便的深山老林里，要建立一个庞大的航空工业基地，是一件极不现实的事情。后来，事实印证了石屏的忧虑。
在这里，人们的生活状态也不如意。由于物资匮乏，交通不便，吃、穿、用的物品都由单位出车，一个星期一次，一户派一个代表，到镇上统一购买。大山里的地下水，碱性特别重，洗衣服都不用打洗衣皂，而用这样的水做饭，石屏吃了经常胃痛。由于是自用柴油机发电，因此每天只能供电到晚上8时。在这里，什么都缺，唯一不缺的就是时间。由于工程受条件限制，进度非常慢，职工也就无事可干。在迷惘的等待中，一部分人将心中的理想与事业放逐在这散漫而又封闭的大山里，打扑克、下象棋成了他们消磨时光的主要方式。
石屏也迷惘过，但他不甘心就在这大山里从此消沉下去。于是，他告诉自己，无论生活怎样苦闷，无论人生怎样失意，都不要轻易放弃努力，都不能轻言没有希望，这是石屏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得出的结论。他也经常跟同事和爱人说，事情不会总是这个样子，总会有转机的。
石屏把自己的“活儿”安排得满满当当，他锯树劈柴，垦荒种菜，施肥浇水，甚至学会了木工，家里的桌椅板凳、碗柜衣橱全是石屏亲手做的。自从上次得了肺炎后，石屏的体质一直不好，原来没有时间锻炼的他，开始练起了太极拳。没有老师教，步伐不会走，他便看着书在地上画方位图，然后按图练习。一段时间后，竟然无师自通，至今他仍在坚持练习。
当然，最重要的是学习。一大箱从南昌带来的技术书籍，是他重要的精神食粮。同时，石屏敏锐地感觉到，苏联老大哥已经走远，英语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他继续攻读英语。由于大山里信息不通，收音机收不到信号，听不了英语广播，加上晚上停电早，石屏经常在煤油灯下阅读、沉思。事实证明，学习英语对石屏后来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73年，生活在大山里的石屏得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收到信时已经是母亲去世后十几天。石屏悲痛欲绝，以泪洗面，那段时间脑子里总是映现着母亲的身影。由于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加上石屏当时也生病了，因此，直到今天，石屏仍然为不能给母亲送终而悲痛。
石屏有了小孩后，便将乡下的母亲接到南昌共同生活。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这让石屏开始担心起母亲来。有一次，“造反派”要抄石屏的家。石屏知道，在母亲的心里，儿子是完美的，是正派的，她肯定承受不了自己的儿子被人抄家的事实。于是，石屏请求让自己母亲带小孩出去后再进行，以免母亲受到惊吓……后来，每天都有人被戴“高帽子”，由于担心母亲，石屏想办法将母亲送回了乡下。石屏怎么也没想到，这竟然是他与母亲的永别。
人说父亲是山，母亲是河，可在石屏心中，母亲既是山，又是河。早年丧父的他，少时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在石屏的印象中，母亲满手是茧，一脸的皱纹，指甲厚厚的，没有读过书，是典型的农村妇女。然而，正是这个平凡普通的女人，却支撑起了一个濒临破碎的家庭。丈夫去世后，她历尽磨难，抚养了8个孩子。
一年四季，她总是忙碌在田头灶旁。她含辛茹苦，把深沉的母爱倾注在子女身上，她从不责骂子女。她心地善良宽容，从不与邻里红脸吵架，每当女儿们回娘家，她都要嘱咐她们，尊重自己的公公婆婆，不要与丈夫吵架。在她的影响下，4个女儿的家庭都很和睦。
对体质较差的石屏，母亲更是呵护有加。石屏10岁时，左脚痛，不知道是什么病，因为痛，石屏使劲地抓着母亲的手臂，以减轻痛苦。母亲从来不躲，她的手臂上全是指甲印。母亲整天陪着石屏，向神佛祈祷。后来，听说城里能看病，她到处筹钱，丢下她从未离开过的家，陪着石屏去城里治病，前前后后两个月，她一步也没有离开石屏。
因为石屏体质一直比较虚弱，因此，母亲是非常支持石屏读书的，因为她不希望石屏待在农村干农活，她担心石屏受不了这个苦。
石屏有了小孩后，母亲非常高兴。有一天，不知什么原因，石屏的爱人张雪佩打了小孩一巴掌，母亲知道后非常生气，她很严厉地冲着石屏发火：“你们30岁才生了一个孩子，你们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还打孩子，这么小的孩子，他知道什么？”石屏知道，母亲真的生气了，在石屏印象中，这是母亲最严厉、语气最重的话。
母亲的善良无私、宽容大度以及坚强，对石屏的成长有着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也正因为如此，石屏对母亲有着深厚的感情。
从小到大，石屏从来没有对母亲说过一句重话，也严格要求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这样做。中学写信，他便时刻叮嘱哥哥们，不让母亲吃馊掉的剩菜剩饭。从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起，石屏就坚持给母亲寄生活费，无论生活多难，也是如此，几十年不变。石屏交女朋友时，向对方（后来的妻子）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能接纳自己的母亲……
可就在这大山中，在石屏孤寂落寞时，母亲又不幸去世了。这个阴影，这份愧疚，一直萦绕在石屏心中，久久难以挥去。在大山里，有一次石屏看到一个老妇人，年纪与母亲相当，也是小脚，也是满脸的皱纹，身高体型也很像，弯着腰背个背篓。她还逗石屏的两个小孩子，说他们长得真好。看着她的背影，石屏不禁潸然泪下，他想念他的母亲……
石屏说，母亲宽阔的胸怀容纳了她一生的艰难困苦、喜怒哀乐，包容了8个子女的一切，她的眼神和语言表达了天下母亲对子女的无私的爱。
山里的日子，白天黑夜单调轮替，石屏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读的生活，在这深邃的空旷和宁静之中，他充满了期盼……
一晃就是5年，在这大山般寂寞而又凝重的日子里，他没有放弃，没有退缩。他也因祸得福，过着平静而充实的日子，不仅避开了外面世界的纷纷扰扰，少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是是非非，还充实了自己，提升了自己。在这静寂的大山里，他积蓄着，默默地等待着，等待着喷发的那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76年10月，党中央执行人民意志，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举杯庆贺。接着，召开了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自此，全国的政治局面也趋于稳定、正常，经济建设开始走向正轨。
1977年，随着“洪都问题”的逐步解决和013基地的解体，石屏也被调回南昌，来到了长江机械厂。回到南昌他才明白，当时江西将洪都近3000名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下放到各县农机厂，事先并未请示中央，也未得到中央的批准，这些人被白白折腾了好些年，石屏也在外耗掉了8年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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