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会南昌，地处“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的中心位置，是中原通往南粤的枢纽重镇，因而自古繁华。
始建于唐永辉4年（公元653年）的江南名楼滕王阁，临江屹立、瑰伟绝特，是城里的佳景胜地。更有初唐四杰之一的才子王勃，在滕王阁上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滕王阁序”，为滕王阁增辉添彩，自此，人以阁名，阁以人名的滕王阁蜚声海外，长盛不衰。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人文与自然景致的相互辉映，更让南昌披上了内涵丰富、钟灵毓秀的美丽色彩。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枪声骤起，震惊世界的八一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人民军队的第一面军旗在南昌城头高高飘扬，从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南昌起义诞新军，喜庆工农始有兵。革命大旗握在手，终归胜利属人民。”这是当年起义主要指挥者之一的朱德同志，为纪念八一建军节写的诗。八一南昌起义使南昌又成为一座极具英雄本色、闻名世界的英雄城。
而鲜为人知的是，1936年南昌就有中国与意大利合资建立的飞机制造厂（后改为第二飞机制造厂），国民党航空委员会还在此设立了航空机械学校，专门培养空军机务人员，首任校长是钱昌祚，教育长是清华大学教授王士倬。这个学校虽然在南昌只办了一年多，由于日军轰炸被迫西迁，但也从中走出黄志千、徐昌裕、昝淩、梁守槃、熊焰、张开畉、许明修、周鹤龄和油江等一批搞航空的专业人才。当年他们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青年，不满国民党的统治，毕业后纷纷辗转赴延安和其他解放区，这些同志在新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中发挥了专长，成为重要的领导和骨干，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初期，南昌还是全国抗日的一个重要空军基地，当时全国有作战能力的250架飞机几乎都聚集在这里，后来根据作战需要，部分飞机调往周家口、南京、扬州等地，但南昌仍有80余架飞机，这些飞机不断升空，飞临日军占领区，轰炸其机场和军舰。1938年2月初，基地起飞9架轰炸机、8架战斗机奔袭杭州的日军军用机场，炸毁日机30余架。特别是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来到南昌后，大大加强了我空军作战能力，经常升空与日机对抗，并主动出击。1938年2月23日，基地起飞9架轰炸机，远奔中国台湾袭击台北松山机场，炸毁正在组装的日机40架，烧掉日军3年的油料储备，一时大快人心。25日上午，日机40余架分批次到南昌进行报复，基地大编队升空迎战，又取得击落敌机3架、击伤5架的战果，令日军大惊失色。抗战初期，南昌作为全国重要的空军和飞机修理基地之一，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后来，由于抗战失利，南昌告急。无奈之下，基地的飞机被迫转场武汉，致使日空军又在南昌上空横行，甚至出现日军飞机直接降落在基地机场，用机枪水平扫射，把机场设施打得起火后才扬长而去的嚣张场景。1939年3月27日，南昌陷落于日军之手。此后国民党南昌空军基地就一蹶不振、风光不再。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国家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南昌也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各种工厂、企业纷纷建立，坐落在城市南郊占地5千米 2的国家首批大型航空工厂——洪都集团就是其中之一。石屏正是分配到这个厂工作。
洪都始建于1951年4月，当时抗美援朝战争进行得异常激烈，我国刚刚成立的空军，在战场上经受着巨大的考验，人民空军急需大量飞机和飞机修理厂的支持。在此背景下，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颁发了《关于航空工业建设的决定》。这个决定规划了建国初期航空工业建设的方针、原则和步骤，同时明确指出，航空工业建设在当前阶段的任务是全力保证中国空军所有飞机的修理，尔后再向制造方向发展……其后，指令将空军原来所辖的工厂和全部人员、设备等，移交给政务院重工业部所属的航空工业局。随即，航空工业局根据全国的部署指示南京某厂迁往南昌，组建新厂。得知这一消息，时任江西省人民政府的邵式平主席，在工厂领导到达南昌的当晚就亲自接见了他们，并高兴地说：“江西是老革命根据地，南昌又是八一起义的地方，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在南昌打响，新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飞机也要出在南昌。”还诚恳地表示：“你们要人给人，要物给物。”“成立建厂委员会，我当主任，前台是你们，后台是我。”这给当时艰苦建厂的职工以极大的鼓舞。
新厂虽说是建在国民党第二飞机制造厂和航空研究院的基础上，但由于国民党临走前的清产破坏，加上长时间闲置不用，已经是破败不堪，杂草丛生，一片荒凉了，甚至连喝的水、用的电都没有，可以说是一片废墟。
但在航空工业局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市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全厂职工以苦为荣，齐心协力，一面建厂，一面生产，很快形成了一定的修理能力。1951年10月1日，开工修理第一架飞机，到年底共修好38架雅克-18飞机，其中交付部队19架，这在洪都建厂初期，条件设备非常简陋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巨大的成绩。
1954年4月8日，是洪都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这天全厂开始了自己试制新中国第一架飞机的工作，这一天意味着洪都的角色从修理厂转变为自行研制飞机的航空企业。经过紧张的生产、试飞，7月 20 日，国家试飞委员会做出鉴定结论：“该厂制造的 02号雅克-18型飞机性能符合苏联资料及技术条件要求，可作为空军航校教练机之用，并可以进行成批生产。”自此，新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架飞机诞生了，它的制造成功标志着新中国航空工业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1954年8月1日，毛主席给洪都全体职工发了嘉勉信。
石屏来到洪都时，工厂作为第一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建的全国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经过5年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不仅修理了大量飞机，还成功试制了新中国第一架飞机，全厂呈现出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
一进洪都，石屏便急切地等待着，他想知道自己会被分配到哪个部门，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这种热切的期望，是一名大学毕业生走向社会时角色转变的最真实写照。
没几天，石屏便被分配到工艺实验室。当时，工艺实验室还没有建成，处于筹建阶段。石屏还参与丈量厂房面积，画厂房布置图。经过半年的筹建，工艺实验室的框架便搭起来了。工艺实验室是根据苏联专家的意见设立的一个新单位，也是一个重要的生产环节，当时在全国的航空工厂中洪都是第一家设立工艺实验室的工厂。实验室的负责人是工程师匡映东，还有另外两名新大学生，一共4个人。尽管对大家来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什么经验，并且与飞机设计没有直接联系，但石屏还是跟着老师和同事们一起刻苦钻研、摸索。
实验室人员逐渐增加了，于是分成两个研究组，石屏在钣金装配工艺组。随后，石屏便开始选择研究课题，他做的第一个课题是铝合金加温深压延，这个课题石屏是参照国外杂志上的原理介绍而开题的。
当时，一个普通的铝合金筒形件需要3套模子压成。石屏想通过加温深压延的办法，做到一次成形，减少工作量。由于模子构造非常复杂，加温深压延的阳模与固定阳模的底座之间要密封，不能漏水，石屏花了不少心思画图，直到他认为满意后才确定图样。石屏满怀期待地将这个模子图样放到试验工段加工。一个钳工老师傅看了石屏的图样，摇着头，严肃地说：“你还是大学生！这种东西能做出来吗？”石屏以为老师傅指的是精度问题，他解释说：“我已经注明了公差。”这位老师傅说：“你根本没弄明白，你这是两个淬火钢锥度配合，正是因为有了公差，才会漏水。”
听了老师傅的话，顿时，石屏面红耳赤，感到很惭愧。年轻的石屏一时也没了主意，他问老师傅该怎么办，老师傅说：“我只好用研磨的办法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研磨是非常花时间的，石屏问：“那要多长时间呢？”老师傅说：“至少要两个星期。”最后，老师傅帮助石屏解决了这个问题。
尽管后来这个课题受到江西省重工业厅的重视，专门编进小册子，作为新技术在全省展览，但只要一想起这件事，石屏便觉得惭愧。这件事也让石屏终生难忘，至今那位老师傅“训”他的样子仍然历历在目，让石屏难忘，让石屏感激，因为他，石屏认识到向实践学习，向工人学习是多么重要呀！这也成为石屏以后对质量特别重视，对工作特别严格的原因。
1958年初，工厂在仿制成功安-2多用途轻型运输机后，又开始初教1（后改称“红专”502，1964年正式命名为初教6）的试制任务。初教6是由沈阳第一飞机设计室设计的初级教练机，由航空工业局统一部署后，确定由洪都进行后续的详细设计及试制任务。洪都刚刚经过了从修理到仿制的转变，又要迈出自行设计制造飞机的步伐，因而对新机研制十分重视。随后，成立了由副总工程师冯旭、设计室主任高镇宁、副生产长刁长庆组成的研制领导小组，在总工程师苏敏的统一领导下，具体开展新机研制的日常工作，同时，还专门成立了初教6试造车间。
新机研制进入到紧锣密鼓的实施阶段时，设计室急需扩充技术人员，年轻好学、肯钻研的石屏很快就调进了设计室强度组。初教6的试制在“大跃进”年代，是工厂第一个激动人心的任务，全厂上下都为之兴奋。能调进设计室，对石屏来说无疑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因为石屏离自己心中的目标又前进了一步。尽管这个时候初教6的设计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但石屏仍如鱼儿得水般一头扎进了工作中。
在繁忙的工作之际，石屏还接受了一个重要而又特别的任务——高镇宁主任让他给冯安国厂长上物理课。冯安国厂长是1939年就入党的老革命，1949年南下担任江西省九江市市长兼市委书记，1952年，他作为地方优秀干部，受省政府邵式平主席委派到洪都支援建设。冯安国是一个有着大将风度，办事能力很强，深受职工喜爱的厂长。在党中央提出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号召下，全国上下都投入到学习高潮中，洪都同样如此，工人技术业余学校、夜校和业余大学纷纷建立。工作非常繁忙的冯厂长也不甘落后，给自己定下了补习功课的任务。进厂不到两年，还是一个毛头小伙的石屏在许多老师和技术人员面前还嫩得很，突然要给大厂长上课，心里不免有些发紧。
没想到，初次见面时，冯厂长就笑着说：“今后，你就是我的老师，你可要认真教教我这个学生呀！”冯厂长给石屏的第一印象便是平易近人、谦虚好学，这一下子抹去了石屏心中的紧张。他认真为冯厂长写了个授课计划，去书店挑选了一部物理教材，并仔仔细细地备好课，按时给冯厂长上课。为了把一些抽象的概念讲得生动形象些，石屏还动脑筋、想办法做些教具，如讲到力学杠杆原理时，他就带把剪刀做示范，这样的教学方法令冯厂长非常满意。而冯厂长的谦虚好学，也给了石屏启发，且终生受益。每次上课时，冯厂长已经在家里做好了准备工作，等着石屏，天天如此。这一教就是3个月。
1958年6月初，沈阳第一飞机设计室屠基达、林家骅一行20余人，带着方案和有关资料到达洪都，支援刚成立不久的航空工业第二飞机设计室（也叫轻型飞机设计室，现为洪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就此，初教6的详细设计与试制也铺开了。由洪都设计室主任高镇宁任主管设计师，屠基达，林家骅两人任副主管设计师，分别主管结构和系统。6～8月，正是有火炉之称的南昌热气炙人的季节，设计室有如蒸笼一般，但设计人员挥汗如雨，忘我苦干，一个多月就发出了全部设计图样，而试制车间也日夜加班，齐心协力大干快上。原型机在短短72天就飞上了天，给全厂职工很大的鼓舞。
值得提出的是，当时航空工业局副局长徐昌裕，在屠基达来洪都前就叮嘱他说：“这次去，不仅要共同合作把初教6搞出来，更重要的是帮助洪都带出一支队伍来，自行设计只靠沈飞一个点是不够的。”这是领导从全局出发的布置和考虑，是极具远见卓识的。时年30岁出头的屠基达等一行人欣然受命，到达洪都后，言传身教，身体力行。这期间，沈阳第一飞机设计室的徐舜寿主任和叶正大副主任也先后来到洪都指导，这对年轻的洪都设计室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和支持。
初教6的设计、试制给所里年轻人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学习、实践机会。他们不仅学到了老设计师们传授的知识，也亲身感受到老一辈航空人为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团结协作、肯吃苦、能拼搏的精神，体验到了大家不甘落后、自强不息的工作氛围。正如航空专家、工程院院士屠基达在《自行设计初教6飞机》一文中回忆：“初教6原型机的研制很有特点，不仅速度快，更令人感动的是，人们似乎都溶化在一起了，如设计与工艺，技术人员与工人，领导和群众，沈飞的设计人员和洪都的设计人员等。总之，凡参与研制的人们之间，关系密切，相互支持，遇事商量着办，没有扯皮，没有门户之见和‘版权’之争，出了事故，也没有互相埋怨，正如我们最老的设计师之一林梦鹤同志所说的那样，‘虽然非常紧张，但这是我参加研制机种中，心情最愉快的一次。’这大概代表了很多当事人的心情。”
往后的事实证明，初教6飞机不仅是洪都集团，也是中国成功自行设计制造，并大量装备空、海军使用的第一个机种，标志着洪都已经从修理、仿制开始发展到自行设计的新阶段，对培养部队飞行员，加强国防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而从更重要、更长远的意义来看，它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新的飞机设计和工程技术人员，大大增强了工厂的发展后劲。
在这批年轻的设计人员里，石屏是佼佼者之一，当时，石屏参与了初教6飞机发动机安装的强度计算工作。他对航空事业热情，执着；他精力充沛，总有使不完的劲；他对工作专注、投入、严格，为了一个疑问或不确定的数据会反复计算论证，直到弄清为止；他不浮躁，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他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对设计中出现的问题，总喜欢问这问那；他思想单纯，待人随和，除了工作和学习，生活上要求很简单，甚至有些太过马虎……这些飞机设计师必须具备的品质和职业精神，在参加初教6设计的过程中，他都在自己的行动中不断展现出来，得到前辈和同事的肯定，也引起了工厂和设计室领导的关注和重视。
1958年3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向航空工业局提出，空军急需一种较先进的强击机。沈阳第一飞机设计室据此开始搜集资料，进行研究，拟定了超声速喷气式强击机（即强5）的设想和方案。8月12日，航空工业局向洪都发出“苦战三年，将洪都改变为喷气式飞机制造厂”的指示，要求洪都设计并试制新的喷气式强击机。这对正在紧张自行设计制造螺旋桨飞机——初教6的洪都来说，又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洪都在建厂之初被定位为5000人的教练机厂，然而，强5落户洪都，使洪都从研制螺旋桨飞机跨入到研制喷气式飞机的行列之中，这是一个质的飞跃。对设计人员来说，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为了支持新的型号研制，设计室引进了大批年轻的设计员，同时，洪都从上海紧急调集了大批知青，培养工人队伍，强5的上马使洪都的规模迅速扩大。
航空工业局将沈阳第一飞机设计室的陆孝彭调到洪都担任强击机的主管设计师。陆孝彭认为：“我们是搞螺旋桨教练机的，要搞喷气式强击机，跨度太大，应该在米格-19的基础上改。”于是，根据他的建议，报局里批准，工厂又开始米格-19的仿制工作。作为“先行部队”的设计室，在初教6原型机顺利飞上蓝天后，又调集大部分力量去熟悉、消化米格-19的图样资料，要求设计人员摸透，吃透，做到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不久，便开始了强5飞机的设计，设计人员干劲很大，连续作战，苦干2个月，就发出了部分图样，与此同时，部分生产准备工作和零部件制造也展开了。这时正处在“大跃进”的年代，上上下下热气腾腾，层层加压。这样，形势逼人，人逼生产，出现了浮夸风。加上工厂过去几年仿制工作比较顺利，形成了一股仿制思潮，大部分人对自行设计喷气式飞机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没有思想认识，而是认为只要把图样画出来，就可以试制，飞机就能上天。全厂上下都提出了“奋战一年，飞机上天，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等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
这个时候，石屏在强度组负责强5机身机翼对接接头、对接框、机身中部壁板以及航炮的强度计算。计算的工作量很大，每天加班。由于机身中部的切面经常更改，强度计算也要相应地跟上，更换一次切面，就要重新计算一次，有的甚至要计算10多次。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飞机设计，一般人看来似乎是件浪漫而又有趣的事，但实际上，具体的设计过程非常严格细致，有些甚至刻板单调。而强度计算这项工作就是成天与一部手摇计算机（全室共用）、一把计算尺、一个算盘（做加减法）打交道。成千上万的数据需要反复计算，要核实。一旦有差错，就算是一个小小的差错，往往前面的工作都会白做。一天下来，桌上就会堆上一沓厚厚的计算稿纸，而真正有用的，或许只是几页纸，几个数据，这项工作对人的意志和耐心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采访中，石屏深有体会地说：“搞过强度的人，做任何事情都会认真对待数据。”
在工作之余，为了在设计室普及强度知识，根据领导的要求，石屏依靠强度组的人力和资源，创办了《强度通讯》，他和强度组的成员编辑稿件，并翻译国外强度知识方面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强5的设计工作暴露出大量问题。前面讲过，为了强5的设计研制，洪都新招了大批设计员，当时，这批设计员平均年龄只有22岁，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参加飞机设计工作。由于缺乏经验，技术难度大，强5设计进展比较慢。在这种情况下，上级部门让徐舜寿陪同苏联米高扬设计局副总设计师谢米尔诺夫到洪都，帮助审查强5的设计图样。谢米尔诺夫非常认真，他站着看了两个星期的图样，看完后，这位老人语重心长地说：“我不放心，我睡不着觉呀！”针对强5设计中机翼和机身连接的方式，他提出建议，改用米格-19的“元宝”式接头。其实，当时洪都不是不知道要采用这种方法，但由于国内没有万吨水压机，现有工艺水平做不出这样的接头，必须到国外采购。后来，又发现发动机的安装有问题，强5的设计工作不得不暂停。
经过一段时间的总结与梳理，洪都决定对强5重新进行发图。
1959年9月的一天，设计室主任高镇宁把石屏叫到办公室谈话，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想调你到总体组担任组长。”语气不容置疑。这个时候的石屏，到设计室工作只有一年时间，连副组长也没当过，到总体组任组长，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石屏面显难色。高镇宁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和气地说：“大胆去干吧！年轻人得有闯劲，我看你能行！”
高镇宁主任是石屏非常敬重的一位领导，他技术全面，经验丰富，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重视培养和发展新人，又注意发挥老同志的传帮带作用。他待人和气、热情又没有架子，深得人心，带出了一支作风过硬、能征善战的设计队伍，为洪都从建厂初期修理、仿制，再到自行设计飞机的跨越式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也为后来洪都飞机设计所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后来他调到航空工业部担任领导，之后又担任国家科协副主席和党组书记。
在强5重新进行发图的时候，石屏调入总体组。身为组长的他，不仅要迅速熟悉业务，还要协调并带领全组完成任务，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强5飞机要重新进行外形定线，石屏带领全组的人到模线室画1∶1的理论外形。当时没有计算机，只有一个手摇计算机，设计人员要将理论数据一个一个画在模线台上，用透明胶条连成一条线。这个工作特别繁琐，经常要返工，工作量很大。1960年元旦，石屏和组员们仍然工作在现场。当天晚上，领导到现场看望慰问大家，并鼓舞士气，石屏和组里人员的情绪也很高。这些年轻人聚在一起，以苦为乐，大家一边工作，一边聊着家乡的事情，兴起时，还会一起唱唱歌，鼓把劲。
进入总体组，石屏与主管设计师陆孝彭的接触更多了，关系更近了，这让他很高兴。陆孝彭是中国著名的航空专家，1941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1944年，陆孝彭和徐舜寿、高永寿、虞光裕等到美国麦克唐纳飞机工厂实习，1946年，他又被派到英国格洛斯特飞机公司继续实习。1949年，时年29岁的他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到祖国，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的航空事业中，一直活跃在飞机设计战线的最前沿，是一位具有丰富飞机设计理论知识，而且经历过飞机设计的专家。
当时，洪都飞机设计室只有陆总一个人设计过飞机，有经验，因此，各个系统、各个专业有了问题，都会向陆总请教。能师从这样的老师，石屏认为是一种幸运。陆孝彭也逐渐熟悉了这位做事仔细、干练、好学的青年，并将许多工作交给他做。石屏总是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做好每一件事，让陆总放心。这种交往，不仅让石屏学到了许多飞机设计理论和实际技能，也学到了陆总热爱祖国、倾心航空、专注事业的优秀品格。陆总习惯站着看图样，思考问题，一上班他就入神地站在图样前，全神贯注，经常一站就是一天，听取汇报也是如此。他对工作非常认真，一旦发现问题，决不放过，一定要设计人员讲清楚，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给石屏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对石屏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今天，石屏总会动情地说：“一个高镇宁主任，一个陆总，他们成为我进行飞机设计和管理的楷模，他们使我终生受益。”
此时的洪都正处在一个繁荣时期，不仅生产蒸蒸日上，职工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也很不错。相对省、市的其他工厂来说，职工工资高，生活环境好，在全省可说是一流水平。生活区里有崭新、整齐的家属楼，单身职工楼，有学校、医院、食堂、新华书店，还有足球场、灯光球场、电影院、俱乐部、图书馆等，一应俱全，犹如一个繁华的小城镇。
厂里的足球、篮球、乒乓球等运动非常活跃，水平也很高，经常到省里去比赛，甚至参加国家级比赛。厂里还成立了“海燕”文工团，下设歌舞团、民乐队、话剧团、越剧团、京剧团等，其水平也相当高，也经常参加省、市和全国的文艺汇演。每到晚上和周末，生活区里又是放电影，又是开舞会，还有排练、训练及各种演出、比赛……文化体育生活比南昌市里还丰富多彩，吸引着厂里大批职工，特别是年轻职工，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南昌流传着一句民谚：“听到洪都，跑都跑不赢。”足见其吸引力、影响力之大。
正值青春年华的石屏，却不被这些热闹所动，满脑子仍是工作、学习。参加工作后，石屏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课本知识与实践工作结合的重要性，也意识到自己学的东西太少，因此，总是抓紧时间学习。石屏给自己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自学计划。为了打下扎实的基础，他专门买了数学习题集来“啃”，有空就做习题。当时大部分技术资料是俄文，他又坚持每天学习俄语，同时，还自学了空气动力学、结构强度等专业知识。
石屏几乎将全部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相比外面热闹、轻松的业余文化生活，他将自己约束在清淡与寂寞之中。但他的内心世界却是丰富的，他心中有一个早已坚定的目标，就是学好本领，能自己亲自参加飞机设计工作，为祖国的航空工业做出自己的贡献，这种强烈的愿望，使他全身充溢着青春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成为驱动他工作和学习的不竭动力。他心系蓝天，却不沉湎于幻想。他知道，要实现和达到这一人生目标，必须心无旁骛、踏踏实实地行动。这种行动，庄严有如人生大厦的根基，决定了他今后一生事业的高度。
经过近20个月的设计修改，强5逐步趋于完善。1960年5月，设计室第二次发出全套图样。这次发的图全是设计室设计人员完成的，院校来协作的师生都已经撤回了。经过上级批准，试制工作恢复进行。这次修改设计发图为设计室的年轻人提供了锻炼的机会，培育了一支熟悉强5的设计队伍。
正当强5试制工作大面积铺开，逐渐进入高潮之时，由于受“机弹（飞机和导弹）之争”的影响，强5又面临了一次生死考验。
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后，一些人提出了以后空战中飞机的作用不大，导弹可以代替飞机的论调。国内一部分人受到这种观点的影响，这种观点也影响了全国航空工业布局。其实当时影响航空工业发展的直接原因是航空企业由于受“浮夸风”的影响，一味赶进度，产品确实出了不少质量问题。1960年12月，国防工业委员会召开了国防工业三级干部会议，做出全行业开展质量整风运动，重点整顿质量问题的决定，并指定初教6为洪都唯一的研制任务，其他新机试制要让路或暂停进行。这样，强5的研制工作不得不冷却下来。1961年7月，国防工委北戴河会议就明确决定：“自行设计的强5飞机是否试制，待观察半年后再定。”强5的试制工作再次受阻。
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以陆孝彭为代表的洪都职工不折不挠，凭着对国家航空事业负责的态度，多次向上级提出不能停止强5试制的请求。高镇宁、冯旭等技术领导也一再向工厂反映意见。最后，洪都党委在冯安国厂长的提议下决定，由工厂自行组织成立试制小组，采取见缝插针的办法，在不影响工厂任务的前提下坚持试制。就这样，强5线上最后只留了以陆孝彭为主的14人试制小组。
此后的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非常有远见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强5在空军领导和第三机械工业部（三机部）六院的支持下，又成功上马。经历长达十几年艰难曲折的磨难，强5终于成为洪都集团的主打产品，不仅大量装备部队，成为中国空军的主力机种之一，还出口到许多国家，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并载入英国《简氏航空年鉴》。当然，这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随着强5进入见缝插针的试制阶段，由于没有设计新飞机的任务，总体组也就解散了。其中，一部分人并入气动组，一部分管重量的人跟着石屏进入了强度组，石屏任强度组组长。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重新计算初教6的强度，整理强5的计算报告，并准备强度试验任务书。
初教6的进展并不顺利，一是原来选型的发动机与螺旋桨不匹配，二是后续出现的四大故障，使研制进度比较缓慢。后来，针对发动机和螺旋桨不匹配以及四大故障进行了攻关，经过3年的努力，试飞成功，1961年，洪都对初教6重新设计画图。
这期间，很多结构强度资料需要重新整理或计算，草算报告要整理成册，并要准备强度试验任务书。石屏又转入了繁忙的工作之中。对石屏来说，这种工作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对设计思想和经验的一种全面提升和积累，这种积累为石屏后来的K-8及教8设计研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改进的初教6是一款性能和质量优良的飞机，不仅满足了国内海军、空军的需要，还批量出口，生产了2400多架，并获得了国家颁发的质量金质奖章。
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1961年，初教6、强5设计试制处于紧张、关键的时候，国家遇上了天灾，农业歉收，市场副食品供应显著减少，粮食、食品定量降低，大部分生活必需品都凭证供应，而且数量很少。石屏和设计室的年轻设计人员正是身强力壮，急需营养之际，由于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加上连续加班，不少人患了浮肿与肝炎病，石屏也一样，就是在这样的困境中，石屏仍和同事们坚持设计发图工作，还经常深入到车间、实验室，解决试制中的具体问题。
1962年1月5日，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根据国家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报告，正式批准初教6飞机定型，投入成批生产。当石屏参加工厂召开的“庆祝初教6飞机制造成功大会”时，看到空军曹里怀副司令员为飞机剪彩，看到飞机在蓝天翱翔，他开心地笑了。这种发自内心的笑容，是对自己付出的艰辛有了一份回报的喜悦。当然，石屏这时意气风发的精神状态也与一个人有关，那就是他的女朋友张雪佩。
石屏与张雪佩的相识很简单。1958年，强5刚刚上马进行设计时，由于洪都的人手不够，便从南京航专调了一批师生来帮忙，这其中也有强度计算专业的。一个名叫张雪佩的女孩被安排坐在石屏对面办公，事实上，在学校的时候，石屏便见过她，那时，张雪佩刚进入大学，她们班组织了一次与高年级结对的联欢会，而这个班正是石屏所在的班。后来，石屏偶然得知，张雪佩是校舞蹈队的。
经过几个月的相处，彼此都比较熟悉了。1959年春天，她回学校了。当然，这个时候，他们俩只是停留在相互认识的阶段，没有小说里描写鸿雁传书的情节，他们也从来没想过会有下文。
1960年，张雪佩毕业分配到洪都安-2组工作，后来又被分到飞机性能组。
1961年，石屏已经27岁了，却一直单身，高镇宁所长很关心。此前，他已经给石屏介绍过几次对象了，可都没有结果。一天，高镇宁又找到石屏，他在石屏面前好好地夸了张雪佩一番，石屏自然知道他的意思，在心里暗笑。高镇宁让石屏好好考虑一下。
工作一忙，加上他当时还没有做好谈朋友的思想准备，过后石屏便忘了这事。
1962年，高镇宁又找石屏谈话，问他为什么还没有行动，石屏这才开始考虑这事。事实上，经过进一步的了解，石屏知道张雪佩的身世与自己非常相似，因此，他也开始注意她了。
石屏与张雪佩的第一次约会很简单。一天，石屏趁下班没人的时候，走到张雪佩跟前小声地说：“张雪佩，下班后我到邮局门口等你。”张雪佩也很平静地回答说：“好。”然后，他们一边散步一边谈起了各自的家庭和工作，石屏也对张雪佩有了更深的了解。
张雪佩是宁波镇海人，自幼丧父，母亲带着两个女儿做小生意，张雪佩的弟弟小时候便送给人寄养，她哥哥在上海做学徒。张雪佩跟着母亲在宁波长大，她聪明文静，性格朴实，由于成绩好，考上了南航。
由于两人都是自幼丧父，共同的身世使他们俩产生了情感的共鸣。石屏说：“正因为如此，我们俩在以后几十年的相处中，在涉及到重大问题时，意见总是一致的。”
因为他俩的工作实在太忙，特别是石屏，非常迷恋工作，张雪佩似乎在恋爱之初就宽容地接受了他忙的习惯。他们俩的恋爱过程很平淡，如果说有什么浪漫，那就是在工休时一起看看书、聊聊天。对于张雪佩的为人，用石屏的话来说，就是：“我心里有一个择偶的原则，就是要能共患难，能容纳我乡下的母亲。我觉得她能做到。尽管她在城市长大，但她不喜欢吃零食，不爱打扮，不爱逛街，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心地善良，不嫌贫爱富。她知道我是个农家子弟，家里非常贫穷，还要赡养母亲，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但她仍然愿意和我在一起，这让我很感激。”
1962年，石屏因关节炎被单位派去温泉疗养。张雪佩正好回家探亲归来，带了一罐她最爱吃的葱油饼。动身前，张雪佩找到石屏，将这罐葱油饼塞给石屏，让他带上，石屏不肯，他想让张雪佩留着自己吃。没想到，张雪佩生气了，石屏只好带上，好长时间舍不得吃。当时，正值自然灾害期间，伙食非常紧张，石屏一个月只有26斤[1]定量，又没有菜，也没有油。起初，石屏和其他同志们一样经常买酱油伴饭吃，后来，连酱油也买不到了，石屏便买来白萝卜，吃饭前先吃萝卜垫底，然后再吃饭，生活非常艰苦。但这些却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
1962年底，两人打算结婚了，但当时他们俩都没有房子。1963年夏天，洪都集团分给石屏一间10多米 2的集体宿舍，两人便登记结婚，领了房子。1963年9月30日，两人举办了结婚典礼。说是结婚典礼，其实很简单。那天，下了班，石屏与张雪佩匆匆忙忙跑回宿舍冲了个澡，然后拿出石屏从上海托人买的5斤高价糖，准备迎接他们的朋友和同事，这是石屏与张雪佩结婚时唯一置办的东西。在集体宿舍里，一帮朋友为他们祝贺。他们的结婚照是很久以后，在南昌照相馆照的，只有2寸[2]大。就这样，简简单单结婚了。
从此，石屏与张雪佩相互关爱，风雨同舟几十年。在两人相濡以沫的日子里，他们建立了一个相互依存、幸福温馨的家，筑起了一座生活的避风港、事业的加油站。
成家后，从小就习惯了干活的石屏非常疼爱妻子，不是很忙的时候，石屏会很自觉地干一些重活，如买菜、做饭、买米及修车等。石屏烧得一手好菜，很合妻子的口味，因此做饭时，通常是妻子摘菜、洗菜，石屏掌勺儿。妻子喜欢让石屏给她修自行车，因为石屏干活细致。石屏只要去北京出差，每次都要给妻子带她喜欢吃的酥饼。
而石屏也非常感激妻子对自己事业的支持，感激她待自己的母亲和兄姐如一家人，感激她在以后几十年里，与他风雨同行，不离不弃。
1964年5月，蛰伏3年，只能见缝插针推进的强5，在三机部和空军领导的支持下，重新列进了部生产试制计划中，这意味着强5正式恢复了研制工作。几上几下的强5，终于在夹缝中找到了生路。
初教6、安-2进行生产，强5飞机进行试验试飞，设计室组织三条战线，工作有条不紊。为了强5定型和工厂的进一步发展，工厂报三机部批准，在原设计室的基础上扩展，成立了飞机设计所，充实了一批大学生，成员增加到了200多人，石屏仍担任强度组组长。
但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设计所兵强马壮，意气风发，与全厂职工一起热火朝天地进行强5等多种机型的研制生产时，一股政治暗流开始涌动，并逐渐演变成一场可怕的浩劫，使全国都陷于混乱之中，也使石屏及其家人过着动荡不安，一波三折的日子。
注 释
[1].1斤=0.5千克。
[2].1寸=3.3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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