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高无上的爱

    生命中永远的朋友

    如果你受了伤，朋友是最高超的医生。

    如果你掉进了河，朋友是最勇敢的水手。

    如果你迷失了路，朋友是最负责的向导。

    如果你走红成了大明星，这时的朋友，是最安静的观众。

    至高无上的爱

    ［美国］约翰曼修

    过了片刻，恒停止了哭泣，抬起眼睛询问似的看着越南护士，越南护士向他轻轻点了点头，恒脸上紧张的表情顿时释然。

    越南护士看了看美军军医和护士，然后轻轻地说道：“他以为他快要死了。刚才他误解了你们的话，他以为他们要把他的血全部输给那个小女孩呢。”

    不管他们选择的目标是什么，迫击炮弹还是落到了一个越南小村庄开办的孤儿院里。几个教士和一两个孤儿被炸死，还有几个孤儿被炸伤，其中有个大约8岁的小女孩。

    村里的人到邻近的一个和美军有无线电通讯联系的小镇上去求救。最后，美国海军的一名军医和一名护士带着急救箱，乘吉普车急匆匆赶到村里。他们发现那小女孩伤得非常严重，如不抓紧手术，她就会因长时间休克和失血过多而死亡。

    所以要及时地给她输血，这就需要和她有同种血型的献血者。护士很快地给在场的人进行血型化验，结果，没有一个美国人和小女孩的血型相同，但有几个没受伤的越南孤儿却和她血型相同。

    美军军医和护士一会儿用越语，一会儿用法语，一会儿打手势，试图给这些被吓坏了的孤儿们解释，如果不马上给这个小女孩输血，她将必死无疑，然后他们问孤儿们，有谁愿意给小女孩献血。

    孤儿们听后，一个个瞪着大眼，一句话也不说。过了一会儿，一只小手颤巍巍地慢慢举了起来，很快又放了下来，接着又举了起来。

    “啊，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护士用法语说道。

    “恒。”小男孩答道。

    护士很快把恒安置到担架上，用酒精在他的胳膊上擦了擦，把针头插进他的血管里。恒一声不吭，僵直地躺着。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发出一阵颤抖的抽泣，但很快就用另一只手将脸蒙住。

    “疼吗，恒？”军医问道。恒摇摇头，并又用手蒙住脸，试图不哭出声来。军医又一次问他是不是针头刺疼了他，他又摇了摇头。

    又过了一会儿，恒又轻轻地哭出声来。他紧紧闭着眼睛，把拳头放进嘴边，试图止住抽泣。

    军医和护士感到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正在这时，一个越南护士正好赶到。她看到这种情景后，直接用越语问恒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听了恒的回答后，温柔地对他说了些什么。

    过了片刻，恒停止了哭泣，抬起眼睛询问似的看着越南护士，越南护士向他轻轻点了点头，恒脸上紧张的表情顿时释然。

    越南护士看了看美军军医和护士，然后轻轻地说道：“他以为他快要死了。刚才他误解了你们的话，他以为他们要把他的血全部输给那个小女孩呢。”

    “但他为什么又愿意献血呢？”美军护士问道。

    越南护士用越语把美军护士的话又给恒说了一遍。恒回答道：“因为她是我的好朋友。”

    一个小孩为了朋友，竟心甘情愿地付出自己的生命，世界上还有什么样的爱能比这更伟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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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高无上的爱包含很多，其中一定会有少年时纯洁无邪的友情。因为，少年的朋友是透明的，他们可以彼此交换生命，可以彼此传递欢笑，可以互相慰藉心灵。少年的友情，至高无上，历经劫难日显圣洁。

    患难中的至爱

    ［法国］菲力浦扬西

    有人经常问拜波，她嫁给马尔克姆是否迫于道义的压力，她回答说：“过去我爱马尔克姆，现在我仍然爱他。生活绝不会一帆风顺，伤痕不能改变人的品德。”

    1971年10月1日，炎热的夏天刚刚结束，一对年轻英俊的加拿大人来到哥伦比亚的格兰西尔国家公园，打算一起攀登6700英尺高的巴鲁帕斯山，在这里度过甜蜜愉快的假日。男的叫马尔克姆艾斯皮斯莱特，19岁，女的叫拜波贝克，18岁。他们一路顺利爬上顶峰，不料老天阴错阳差，突然下了一场雪，把二人困在山上。没办法，只好躲进小窝棚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雪停了，这对年轻人立即开始野游。拜波脚上穿着时髦的高筒靴，踩在融雪结成的冰面上不住地闪着趔趄。

    山上有条小道三英里长，顺着小溪蜿蜒伸向山下，一个小时后，两人沿着小路来到山腰，在此停住脚步，靠着被山风吹积而成的雪墙休息了一会。

    太阳出来了，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他们只穿汗衫，把脱下的外衣捆在腰上。不远处有条瀑布，携着融化的冰雪，哗哗啦啦地唱着跳着顺着山势飞流直下。两人跑到水边，撩着凉森森的清水打了一阵水仗，尔后双双重登旅途，马尔克姆在前领路。

    沿着小路走了约莫一百多米人马尔克姆猛地刹住脚步，右方20米处，两头小熊正在山塘旁边嬉戏玩耍。他们昨天从望远镜里看见过一一头母熊带着两头小熊，不过隔着很远，当时只觉着有趣，并不怎么害怕。可是现在说不定就有一头母熊，弄不好就是昨天见过的那头大灰熊，隐蔽在山梁后面的那片桤树林里呢。

    马尔克姆一动不动地站着，心里暗暗盘算该怎样应付眼前的情况。如果不惊动它们，也许能溜之大吉。他刚要抬脚迈出第一步，一头母熊呼地从山梁那面扑过来，同时发出刺耳的尖叫和咆哮。灰白色的皮毛在阳光照耀下油光闪亮，脊背上耸起一道特有的肉峰。拜波知道是碰上了灰熊，别的野兽像这么大的个头没有能跑这么快的。拜波正想到这里，马尔克姆以闪电般的动作一把将她捺倒在一道雪墙之下。

    扑上来的灰熊张开了血盆大口，喷吐着膻腥的唾沫，发出阵阵短促的咆哮。眼看就要扑上来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学着鸭子扎猛，向下一蹲，躲过了狗熊的冲撞，但是却挨了重重的一下。

    他昏了过去。一会醒来抬头一看，发现自己已经被抛出十英尺以外的地方。狗熊撵上了拜波，正站在她的腿上要撕咬她的脖子，如趴在雪地里一动不动。马尔克姆本能地从腰里拔出猎刀，大喝一声，毫不犹豫地冲上去——时间已经不允许他再有丝毫犹豫。母熊直立起来有七英尺高、比他重六百多磅。他跳到狗熊后背上，狗熊纹丝不动。

    马尔克姆听到狗熊牙齿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怒不可遏，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把猎刀捅进狗熊的脖子。又蹬住狗熊肥厚的脊梁向上爬了爬，攥紧刀柄，使劲一豁。“扑”，烫人的鲜血喷将出来，狗熊发出震耳欲聋的号叫，朝后猛一摆头，匕首脱手飞出，刺伤了马尔克姆的手腕。

    这时，狂暴已极的母熊全力对付马尔克姆，它伸出两只巨大的熊掌，把他死死抱住。血的腥气和熊身上的膻臊熏得他直想呕吐。两只大熊掌凶狠地拍打他的身体。第一掌就像摘假发套似的撕去了他的头发，连头皮也活脱脱全都扒得一干二净。

    继而狗熊又抱住他，一块朝山下滚去，一直用到沟底。狗熊露出钉耙似的牙齿一次次地啃他的脸，弯下腰撕嚼他的脖子和肩膀。马尔克姆用拳头有气无力地捶打狗熊鼻子，然而无济于事。

    事情到了这步田地，马尔克姆也就闭上了眼睛，不再挣扎。他心想：完了，全完了。说来让人难以相信，狗熊见他不动弹，忽然大发慈悲，嘴下留情，拍拍他，抓起泥上和枯枝洒在他身上，摇摇晃晃地走开了。

    马尔克姆起初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他的身子一半在水里一半在岸上。除了手腕痛得揪心，别的地方倒没觉着怎么样。他慢慢地挣扎出水塘，用微弱的声音喊着：“拜波，你不要紧吧？”

    拜波害怕狗熊还在附近，没敢回答。她爬到沟边，先看见一团鲜血淋漓的头发，之后又发现了马尔克姆。他的脸部血肉模糊难以辨认，右边的脸皮整个朝后掀过去，肌肉全部裸露在外，一只眼球吊在眼眶外面。她大喊一声：“马尔克姆，坚持住，我去找人！”说完把外衣扔给他，拔脚朝山下的旅馆跑去。

    马尔克姆静静地躺了一会，他很想查看一下身上的伤势：手腕已经不能动弹，肯定是断了；一只膝盖脱臼；用舌头舔舔，嘴里靠前的牙齿全都没有了。一只眼睛还勉强能看见东西，但是却不敢看，因为他看见自己的脸皮软软地垂耷下来。他希望这场生死搏斗根本不曾发生，仅仅是一场噩梦。

    马尔克姆倚着一截树桩坐了一个半小时，救护人员赶到出事现场，马尔克姆精神仍很镇静他说：“我很好，就是肚子有点饿。”他的好友高迪赶来后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一个毫无血色的白生生的头髅赫然映入他的眼帘。急救站的医生迅速用纱布包好他的头部和腿上被狗熊咬烂的地方，用无线电招来直升机，把他送到利佛尔斯托克的维多利亚女王医院。

    手术进行了7个小时，医生们在他身上缝了一千多针。“给他修脸简直就是玩拼板游戏。”一个医生事后这样说。

    后来，马尔克姆转到家乡艾德蒙顿的一家医院里。头几个星期处在绝对镇静状态之中，几乎丧失了记忆力，身上共植皮41处。

    顽强的生命终于开始复苏。医生保证他将安然无恙。圣诞节前的一天，护士为他换纱布，他乘护士暂时走开的时候艰难地挪到浴室的镜子前面，刚刚向镜子里瞥了一眼就几乎晕过去：医生用胳膊上的肌肉为他安上了假鼻子，又把腿上的皮贴在脸上；没有头发，满脸疮疤。他一连几个星期拒不见人。拜波的来信积成了堆，他也不再理睬。

    但是拜波并不气馁，她一直按时给马尔克姆写信。

    圣诞节以后，拜波千里迢迢赶到了医院，马尔克姆内心受到了不小的震动。两人隔着纱布推心置腹地做了长谈。马尔克姆很固执，可是拜波比他更“拗”。马尔克姆心想，也许她真爱我。

    一月，一封催婚的情书飞来，驱散了他心中的阴云。二月，在这次不幸事件五个月后，一个步履蹒跚，体质孱弱，一脸疤痕的人在福特兰格利火车站下了火车，一位姑娘笑容满面地急步迎上去几天之后，一对年轻人来到珠宝店，男的为女的买了一枚结婚戒指，姑娘悲喜交集，完全被爱情陶醉了。1973年7月21日，两人举行了婚礼。

    马尔克姆舍己救人的事迹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加拿大和欧洲。伦敦皇家人文协会授予他斯坦霍普金质奖章，加拿大政府授予他英敢之垦勋章，并由政府出钱，请这对年轻人赴渥太华，在首都度蜜月。隆重的婚礼上，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英国女王亲手把这枚勋章授给马尔克姆。哥伦比亚卫生部把2035美元赠给他作医疗费用。

    今天，夫妻两人居住在雪雷，马尔克姆开饮食店，拜波做行政工作。他们相敬如宾，美满和睦。

    有人经常问拜波，她嫁给马尔克姆是否迫于道义的压力，她回答说：“过去我爱马尔克姆，现在我仍然爱他。生活绝不会一帆风顺，伤痕不能改变人的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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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情是生活中的一盏明灯，可以照亮人的灵魂，使我们的生命充满光彩。友谊是人世间最美的东西，能够慰藉人的心灵，使我们的人生充满愉悦。真正的友情和友谊，只有在经历患难的考验之后，才更显无比珍贵。

    朋友和其他

    杏林子

    就让生命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吧。犹如窗前的乌桕，自生自落之间，自有一分圆融丰满的喜悦。春雨轻轻落着，没有诗，没有酒，有的只是一分相知相属的自在自得。

    朋友即将远行。

    暮春时节，又邀了几位朋友在家小聚。虽然都是极熟的朋友，却是终年难得一见，偶尔电话里相遇，也无非是几句寻常话。一锅小米稀饭，一碟大头菜，一盘自家酿制的泡菜，一只巷口买回的烤鸭，简简单单，不像请客，倒像家人团聚。

    其实，友情也好，爱情也好，久而久之都会转化成亲情。

    说也奇怪，和新朋友会谈文学、谈哲学、谈人生道理等等，和老朋友却只话家常，柴米油盐，细细碎碎，种种琐事。很多时候，心灵的契合已经不需要太多的言语来表达。

    朋友新烫了个头，不敢回家见母亲，恐怕惊骇了老人家，却欢喜地来见我们，老朋友颇能以一种趣味性的眼光欣赏这个改变。

    年少的时候，我们差不多都在为别人而活，为苦口婆心的父母活，为循循善诱的师长活，为许多观念、许多传统的约束力而活。年岁逐增，渐渐挣脱外在的限制与束缚，开始懂得为自己活，照自己的方式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不在乎别人的批评意见，不在乎别人的诋毁流言，只在乎那一分随心所欲的舒坦自然。偶尔，也能够纵容自己放浪一下，并且有种恶作剧的窃喜。

    也越来越觉得，人生一世，无非是尽心。对自己尽心，对所爱的人尽心，对生活的这块土地尽心。既然尽心了，便无所谓得失，无所谓成败荣辱。很多事情便舍得下，放得开，包括人事的是非恩怨，金钱与感情的纠葛。懂得舍，懂得放，自然春风和煦，月明风清。

    就让生命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吧。犹如窗前的乌桕，自生自落之间，自有一分圆融丰满的喜悦。春雨轻轻落着，没有诗，没有酒，有的只是一分相知相属的自在自得。

    夜色在笑语中渐渐沉落，朋友起身告辞，没有挽留，没有送别，甚至也没有问归期。

    已经过了大喜大悲的岁月，已经过了伤感流泪的年华，知道了聚散原来是这样的自然和顺理成章，懂得这点，便懂得珍惜每一次相聚的温馨，离别便也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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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谊是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是人生中最深挚的情感。拥有真正的友谊，你就能从朋友的身上看到未来人生的希望，就能从他们的帮助中医治心灵的创伤和挽救心灵的堕落。

    朋友是本好书

    王泽民

    朋友是好书。实际，差不多周围的每个人都是一本可读的活书：父母是教科书，爱人是工具书，同事是参考书，街坊邻里是报刊杂志，顶头上司是大众菜谱，妙龄女郎呢，则是些读不尽的连环画……我爱读书，尤爱读好书。好书也者，朋友是也。

    朋友是好书。其中有些只有几页，有些却洋洋洒洒。有些是精装书，有些是袖珍本。但读到最后，总是这样或是那样的一句浓缩的话，这些话足以在意志最薄弱的时候支撑人生。

    树新曾与我抵足四年。他生病时，在西安上学的妹妹特地寄来10元钱要他注意身体。他呢，又添加了5元，把钱退寄给了妹妹。我不解其意。他便说道，“这是父母给她的生活费，她自己从口边省下来的。我，怎么能要呢！更何况，我们，”他做了个手势，意思是，男孩子们，“对凑起来比她们更容易。”“嘿，真有你的！”我拍他一掌。

    这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好书。这本书教会了我什么叫自立。

    朋友是好书。凡这类书，都必是由可爱的品性和独特的个性写成的。

    志超也是同窗好友。思想解放，感觉敏锐，属于新派人物。衣着打扮，常常独出心裁，引人注目。举手投足之间，充满灼灼活力。毕业分手，大家纷纷赠言：天生你材必有用！

    在我眼里，这是一本优美而热情奔放的散文诗集。这本书教会了我“人是血肉之躯”的道理，也使我真正理解了“生活之树常青”的名言。

    朋友是好书。但这类书是非“悟”不能读的。

    初识汪宁时，并不拿她当一本好书看。她见别人争长论短，也只是随和地笑笑。所以，在我的印象中，她是属于那种可以一览无余的小说类的。有一天，她来还书，一本诗集。于是我们便谈起诗来。她信口说道：“……拜伦洒脱、随意、决断，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泰戈尔的诗情感浓得能从笔尖上掉下来……叶赛宁像个天真的孩子，他的诗我只喜欢‘死了并不更新鲜’一句……”这些都是我平时读诗时感到而还道不出的，一经点破，恍然大悟。我由是顿悟到眼前的汪宁原来是一本真正韵味独具的好书。如水一般的看似平淡，如水一样的万千情趣。我后来从这本书中读到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诸如诗性与风度，情趣与理智，洒脱与淡泊等等。最难得的是我因这本书而懂得了诗性的生活是最高的生活这样一种价值观念。

    朋友是好书，读通了便为知己。

    朋友是好书。朋友们常聚不散当然求之不得。一旦离别，珍本善本就自然读不到了。这时候，只好鱼雁传书，读读这些活书的影印本。虽然不及珍本带劲、真实、有收获，但也足以解书馋的。

    龙茵出洋留学，从此天各一方。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好友离别，恰如一本好书正读到精彩处时被人劈空夺去一般的滋味，说不清是悲是喜，是惊是怒。

    朋友是好书。实际，差不多周围的每个人都是一本可读的活书：父母是教科书，爱人是工具书，同事是参考书，街坊邻里是报刊杂志，顶头上司是大众菜谱，妙龄女郎呢，则是些读不尽的连环画……活书读多了，忍不住要写出来。写固然有写的乐趣，但一写出来，就把活书化成了死书。所以，这种时候，心中不免幽幽的。

    生活离不开读活书、读好书。三日不读，必定“语言乏味，面目可憎”。我愿好书源源不断，更愿朋友们青春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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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少朋友的人，是最可怜最孤独的人，没有友谊则人世不过是一片荒野。不去读书的人，是最贫穷最落魄的人，没有知识则心灵不过是一片沙漠。所以，朋友和书，才是幸福人生中最不可少的两样珍宝。

    君子之争

    胡志成

    杰西欧文斯举起另一只手来答谢。等观众安静下来后，他举起鲁兹朗的手朝向天空，声嘶力竭地喊道：“鲁兹朗！鲁兹朗！鲁兹朗！”全场观众也同声响应：“鲁兹朗！鲁兹朗！鲁兹朗！”

    1936年的柏林，希特勒对12万观众宣布奥运会开始。他要借世人瞩目的奥运会，证明雅利安人种的优越。

    当时田径赛的最佳选手是美国的杰西欧文斯。但德国有一位跳远项目的王牌选手鲁兹朗，希特勒要他击败杰西欧文斯——黑种的杰西欧文斯，以证明他的种族优越论——种族决定优劣。

    在纳粹的报纸一致叫嚣把黑人逐出奥运会的声浪下，杰西欧文斯参加了4个项目的角逐：100米、200米、4×100米接力和跳远。跳远是他的第一项比赛。

    希特勒亲临观战。鲁兹朗顺利进入决赛。轮到杰西欧文斯上场，他只要跳得不比他最好成绩少过半米就可进入决赛。第一次，他逾越跳板犯规；第二次他为了保险起见从跳板后起跳，结果跳出了从未有过的坏成绩。

    他一再试跑，迟疑，不敢开始最后的一跃。希特勒起身离场。

    在希特勒退场的同时，一个瘦削、有着湛蓝眼睛的雅利安种德国运动员走近欧文斯，他用生硬的英语介绍自己。其实他不用自我介绍，没人不认识他——鲁兹朗。

    鲁兹朗结结巴巴的英文和露齿的笑容松弛了杰西欧文斯全身紧绷的神经鲁兹朗告诉杰西欧文斯，最重要的是取得决赛的资格。他说他去年也曾遭遇同样情形，用了一个小诀窍解决了困难。果然是个小诀窍，他取下杰西欧文斯的毛巾放在起跳板后数英寸处，从那个地方起跳就不会偏失太多了。杰西欧文斯照做，几乎破了奥运纪录。几天后决赛，鲁兹朗破了世界纪录，但随后杰西欧文斯以些微之优势胜了他。

    贵宾席上的希特勒脸色铁青，看台上情绪昂扬的观众倏忽沉静。场中，鲁兹

    朗跑到杰西欧文斯站的地方，把他拉到聚集了12万德国人的看台前，举起他的手高声喊道：“杰西欧文斯！杰西欧文斯！杰西欧文斯！”看台上经过一阵难挨的沉默后，忽然齐声爆发：“杰西欧文斯！杰西欧文斯！杰西欧文斯！”

    杰西欧文斯举起另一只手来答谢。等观众安静下来后，他举起鲁兹朗的手朝向天空，声嘶力竭地喊道：“鲁兹朗！鲁兹朗！鲁兹朗！”全场观众也同声响应：“鲁兹朗！鲁兹朗！鲁兹朗！”

    没有诡谲的政治，没有人种的优劣，没有金牌的得失，选手和观众都沉浸在君子之争的感动里。

    杰西欧文斯创的8.06米的纪录保持了24年。他在那次奥运会上荣获4面金牌，被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之一。

    多年后杰西欧文斯回忆说，是鲁兹朗帮助他赢得4面金牌，而且使他了解，单纯而充满关怀的人类之爱，是真正永不磨灭的运动员精神，所创的世界纪录终有一天会被继起的新秀突破，而这种运动员精神永不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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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谊必须以坦诚的胸怀为基础，心底无私，保持君子之风，才能够结交到真正的朋友。在金牌和朋友之间进行选择，唯有君子，才会明智地选择朋友；唯有友谊，才可以打破人类的一切界限感动着所有的人。

    短暂的友谊

    ［俄国］C弗尼沃斯

    从远处看，他们好像在谈心：老狗说它年轻的日子和光荣的往事——在篱笆下掘地道，长途跋涉，遭比它大得多的狗的伏袭时所表现的勇敢和坚忍不屈。丹尼则眉开眼笑，威廉是他自己交的第一个朋友。

    威廉是街对面一只脾气很坏的小猎狗，以人类的年龄为比例，应该有八十多岁了。

    街坊都知道，小孩要是太接近了，它便会龇牙咆哮。

    威廉像退休的老将，不和别的狗来往，宁可独自散步，它每天一定在早上七时和晚上六时出去，煞有介事地环绕街区一周，从不变更路线。

    它步伐从容，态度威严。它的短腿，特别是后腿，因为患关节炎而僵硬了，变成两个不对称的人字形骨架，与其说在走，不如说在跳，跑是谈不到了。它对来往的人和狗都保持距离，常咕噜低吠，表示对周围事物不满意。

    我们的小儿子丹尼碰到威廉时，只有一岁多点。这正是他因为发现自己会单独跑路而感到快乐的时候。他断断续续地说跑就跑，常常跌跤，擦破了膝盖，但从不泄气。

    威廉初见到丹尼，照例咕噜低吠，但丹尼是天生的乐观者，只当那是一种表示友善的声音。

    威廉不愿意和一个显然比自己幼小的东西接触，便闪开去。但当丹尼追上去跌个脸扑地时，它却好像觉得很好玩，跳了几步，又回头来看那孩子是不是还在跟着。

    丹尼冲上去想抓威廉的尾巴，跌倒了。老狗连跳了两步，尾巴没有给抓着。丹尼爬起来再追上去，连跑了几步又跌倒。老狗一面向前跳，一面把头转回九十度来看丹尼跑得多近。

    几米后，双方都停下来，累了。

    以后几星期内，街上的其他孩子看见威廉和丹尼一起玩，都觉得奇怪。有些一向可靠的人说他们亲眼看见那老狗居然跑起来，丹尼和它追逐竟达30米远，老狗左旋右转地躲开丹尼，并狺狺猛吠，不过吠声里并不含恶意。

    他们玩完后，并坐在威廉屋前坡度很陡的车道下面，丹尼的手搁在威廉颈部的老伤疤上——那是大人和小孩都不敢碰的最敏感的地方。

    从远处看，他们好像在谈心：老狗说它年轻的日子和光荣的往事——在篱笆下掘地道，长途跋涉，遭比它大得多的狗的伏袭时所表现的勇敢和坚忍不屈。丹尼则眉开眼笑，威廉是他自己交的第一个朋友。

    后来我们离家度假三星期。回来时，丹尼已能一直奔跑到街角而不跌跤。他不等威廉，威廉也追不上他，只能跟在后面呼呼地喘气。也许是威廉生气，也许是丹尼已不需要停下来休息，他们彼此不再并坐谈心了。

    老狗恢复踽踽独行的习惯，丹尼则参加较大孩子们的追逐奔跑，寻求新的和更有刺激的玩意。上升的生命曲线不再和下降的交叉了，莫名其妙的短暂友谊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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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谊是哀伤时的疗伤药，是压力下的释放剂，是灾难时的庇护所。真正的友谊不是用时间长短来衡量的，只要真诚坦荡，哪怕简单也足以动人，哪怕短暂也将成为永恒。

    戴茜和皮那特

    ［美国］帕里斯佩门特

    生活恢复了平静。没有了戴茜，皮那特好似失去了以往的热情。它不再对生人叫了，不去给他们添麻烦了。对跑过的小松鼠也视而不见，整天呆在冬天的太阳底下打着瞌睡。

    “送给你只小鸭子，喜欢吗？”4月里的一天，一个朋友来问我。“当然喜欢”。

    我边说边双手捧过黄毛茸茸的小东西，当即取名叫它戴茜。

    那年我13岁，家住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小镇，房子周围用栅栏圈着一个大院子。戴茜在院子里不会出错儿，可妈妈要我先把戴茜放在后廊中，说她还太小。这都是因为有个皮—那—特。

    皮那特是一只德国种小猎狗，调皮捣蛋的事够你数一阵儿的。因为它总是见人就攻击——咬人家的小腿，所以就被关在院子里了。

    “要是戴茜见到皮那特，恐怕身上剩不下几根毛。”妈妈对我说，“等戴茜一长大，后廊关不住时，就送到你约翰叔叔的农场去。”

    春天的天气一天天暖和了，戴茜也一天天长大了。到了5月，它已对外面的世界跃跃欲试了。

    一天傍晚，刮起狂风，下起暴雨。突然，一个垃圾桶的盖子在雨水中漂过院子。我冲出去把它盖好，戴茜跟着我也跑出来了。我又转身去追它，可皮那特却抢先跑到戴茜的跟前。

    “皮那特！别动它！”我大声吼道。

    我心想，戴茜这下儿准是羽毛横飞了。可当我赶过去时，两个小家伙平静地相互对视着，皮那特的小鼻子在戴茜身上嗅来嗅去，而戴茜也用小嘴儿轻轻啄着它的耳朵。

    一个炸雷响过，地动山摇。我把戴茜搂在腋下，另一只胳臂夹着皮那特跑回房子里。

    打那儿以后，小鸭和小猎狗再不分开了。戴茜搬到了后院和皮那特做伴儿。除了在水盆里戏水之外，它总是陪着皮那特趴在大橡树的树荫下打盹儿。

    夏天就这么过去了。皮那特和戴茜已经形影不离。

    秋天的一个早晨，我发现皮那特在它们合住的小房子里低声呻吟着。原来它瘫痪了。我们焦急万分，忙带着他去找兽医。

    “皮那特的脊椎断了。”医生说，“我明天给它做个手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几天以后你们就可以把它领回家了——但它需要重新学习走路，你们要为它活动腿脚，叫它走路。否则它就只能卧床了。”

    我们含着泪水走出兽医所，连看都不敢回头看看皮那特。我们开车回家，一路上默默无语。刚进院子就看见戴茜扇着翅膀在院子转来转去寻找着它的朋友。

    皮那特的手术很顺利。一星期以后，我们把它抱回了家。戴茜正呆在它们的小房子上，汽车一进院子，它就飞也似的狂奔过来。可惜我们不能把皮那特还给它，因为皮那特得呆在后廊中等到伤口愈合才能出来。

    皮那特趴在一条旧棉被上，只能晃晃脑袋，动动前爪，后半个身子好像还不是它的。可至少它已经回到家了。

    第二天，皮那特被移到纱门旁。戴茜趴在门前的台阶上，一边啄着纱门，一边声声地叫着，好像是在为病中的伙伴鼓劲。

    过了一星期，我们带着皮那特去复查。“它着急走路了吗？”医生问。

    “还没有。”

    “一定要在皮那特的肌肉萎缩之前锻炼它的后腿。再过两周还不能走路的话，它就永远也站不起来了。”

    回家的路上，我们买了一个铁皮大盆，足够皮那特在里面划水的。我灌满了一盆水，放在太阳下面让晒热。

    晒了一个小时，我抱着皮那特来到水盆旁。戴茜瞧见了，扇动着翅膀，嘎嘎叫着穿过院子跑来。皮那特也“汪汪”地叫着，可怜巴巴地想用无力的尾巴召唤朋友。

    戴茜瞧着我慢慢把皮那特放进水盆。皮那特见水就烦，高高地扬着脑袋。戴茜要进去游泳，看它那个急劲儿，我只好把它弄到后廊去，好让皮那特独自活动活动。

    我扶着皮那特的肩部在水中游着，眼睛盯着后腿，看有没有活动的迹象。我和妈妈忙了1个小时，前后摆动着它的后腿，模仿着走路。可这一切都白搭了。

    妈妈把皮那特抱出来，放在浴巾上说：“让戴茜来吧！别就这么把水倒掉。让她来玩一会儿。”

    后廊纱门一开，戴茜便直奔皮那特，高兴地叫着，然后“扑通”跳进水中。

    看着戴茜在水中溅着水花，高兴地叫着游来游去，皮那特用前腿支撑着身子，拖着瘫痪的躯体向水盆挪动着。

    “我见皮那特是想下水！”我叫了起来，小心翼翼地又把皮那特放进水盆，让它和戴茜待在一起。

    皮那特学着戴茜的样子，用前腿划着水，我就用一只手托着它。戴茜不停地嘎嘎叫着，催促着皮那特在水中游了几个来回，我就借此为它活动后腿，模仿走路。

    这一对儿在水中又玩了1个小时。最后我抱出皮那特，戴茜自己也从水中跳了出来，在我旁边找个地方瞧着我仔细地为皮那特擦干身体。

    一会儿，戴茜用嘴一下下地啄着皮那特的耳朵，我看见皮那特竟能缓缓地摇动尾巴了。

    以后，我们天天采用这种疗法，当然每次都少不了戴茜陪着，情况一天好似一天，一星期内，皮那特就能自己游水了！后腿前后运动自如。到了两个星期，皮那特活蹦乱跳地跑进了兽医所。医生笑呵呵地向我们谈起当时的忧虑：“那时真想不到皮那特会有今天。”

    夏天过去，天气一天天凉快了。秋天的凉爽使这一对儿益发活泼可爱。它们在院子里相互追逐嬉戏；冲着来访的客人，一个汪汪吼，一个嘎嘎叫。若是碰到个小松鼠，更是穷追不舍。

    戴茜来我们家有1年了，皮那特患病时的痛苦和焦急也在我们的记忆中淡漠了。两个宝贝的这种特殊关系在我们眼里是那么自然，那么合乎情理，就像我们人类相互爱慕，依存一样。

    一天上午，我们发现戴茜仍旧躺在小房子里，皮那特在旁边轻轻地舔着它那无力的脖子。这只非同寻常的小鸭子欢快的一生结束了——戴茜由于皮那特无意的挤压已窒息而死。

    爸爸把戴茜缓缓抱出来。皮那特低声哀鸣着跟我们来到大橡树下，看着我们把戴茜埋葬在下面。它曾两次用爪掘地试图找回它的朋友。

    生活恢复了平静。没有了戴茜，皮那特好似失去了以往的热情。它不再对生人叫了，不去给他们添麻烦了。对跑过的小松鼠也视而不见，整天呆在冬天的太阳底下打着瞌睡。

    到了5月份，皮那特似乎老了许多。那使人揪心的事情又发生了。一天早晨，它蜷曲着趴在小房子的昏暗角落里。它又瘫痪了。

    皮那特又一次动了手术。经过一周的恢复，我们抱它出来，来到铁皮大盆边——我们与戴茜共同度过美好时光的地方。皮那特拒绝合作。“听话，皮那特。快！游泳！”我强忍住泪水，催促着皮那特。

    一天又一天，我们抱皮那特来到盆边，放它下水，活动它的后腿。整整两个星期，每天哄着它，让它像从前那样在水里游动。

    很快，我们不得不正视现实：皮那特再也不能动了。失去了戴茜的激励和陪伴，皮那特残废了，直至最后拒绝进食、饮水。

    手术后的第三个星期，皮那特被带到兽医所，这是最后的一次。我们大家禁不住泪如泉涌，与它告别，就连医生也是眼闪泪花地把皮那特抱出去的。

    皮那特和戴茜早已成为多少年前的往事。可我至今仍愿意想象：一只小鸭，一条小狗，它们仍旧在什么地方跑着、叫着，重温着昔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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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之间必须是患难相济，那才能称得上真正的友谊，你有伤心事，他也哭泣；你睡不着，他也难安，不管你遇上什么苦难，他都心甘情愿和你分担。有了这样的朋友，将是你一生的财富。

    真正的好友

    佚名

    我迷迷糊糊，直到葛罗狄斯轻轻拍我的头盔，才猛然觉醒。他说：“谁赢谁输，大家不就忘得干干净净了。不过自己的成绩怎样、自己有数。你今天打得再好也没有了。这才是你要记住的。在我看来，你赢了。”

    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随便斜倚着一株大白杨树，穿的是泥迹斑斑的汗衫和褪了色的破烂牛仔裤，后裤袋只剩了一个，袋口吊着一把弹弓，从刻工看来，显然出自高明的少年勇士之手。他赤着脚，用脚趾从地上夹起石子，一颗一颗地甩出去。

    这种本事，要不是赤脚练习多月，是学不会的。他既不高，也不矮，但肩膀很宽，腿和臂晒得黑黑的，就一个8岁的孩子来说，肌肉似乎过于发达。

    我是刚到这得克萨斯州中部市镇的孩子，不免用自卫的眼光打量他，想探个明白，这里的孩子要用什么方式来管教我——摔跤、斗拳、赛跑还是斗嘴。我心里害怕，不知如何是好。他只管静静地望着一只鸟鼓翼钻入白杨树丛。他聚精会神地望了一会，然后转头向我咧嘴一笑，笑得脸儿好像上下分了家。“这只鸟蛮好看的，”他说，“不过等到养小鸟的时候，你再看这个老聒聒，可凶得要命。”

    说着，他懒洋洋地向我走来，在我前面几码的地方蹲下。“我就住在那边，”

    他说，“我叫葛罗狄斯。葛——罗——狄——斯。先告诉你，我妈妈最喜欢读书，这个名字就是她从书上看到的。你别问我是哪一本书，因为我不知道。”

    又是几分钟，他动都不动，两眼盯住一只蚂蚁扛着重东西在没修剪的草里爬。

    然后他站了起来，动作之灵巧犹如夏天随风飘扬的风筝。他一手遮着额头，对着太阳一望。

    “看太阳，两点钟了，早该吃饭了。”他说。我望了望手表说：“跟我来吧，我家冰箱里还有些冷鹌鹑肉。”

    在他看来事情就这么简单。我们是朋友了。

    此后六年，葛罗狄斯满足了我童心最大的需求，我可以指着他告诉别人说：“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在他看来，友谊是忠实无私的誓约，友情既无条件，亦无动机。他把知道的都非常爽快地讲给我听，绝没有一般儿童的那种自夸自大和盛气凌人。他告诉我山坡上各种野花的名字；教我吊在藤枝上荡到小河上空，在恰好的地方跳下，让水流把我们冲到下游400公尺外滑溜溜的河边泥地上。

    我第一次学荡的那天，心里怕得呆住了。有些同伴嘲笑我道：“看，他怕得连试都不敢试了。”“你不是胆怯吧？”

    葛罗狄斯从泥泞的河边走过来，站在我身边，低声说：“准备干的时候才会怕，干的时候就不会怕了。”他又对着河里那些嘲笑我的孩子高声道：“你们在下面留神！我们就要做一件没做过的事了。我们要一起抓着这条细藤荡出去，再一起坠下来。我敢说你们谁都没有这个胆子。”

    我们提气凹肚荡到水上，藤蔓吊着两人的重量，几乎扯得快要断了。一松手，像是在噩梦中往下直坠，一直沉到水里，又浮了上来，随着激流冲向下游的岸边停住。第二天，我们惊险的表演已经传遍了。

    一天下午，我们几个同学在一起懒散无事闲聊天，谈到小学同学打架的本领而争辩不休。我虽然并不特别壮，但很能持久。这是练出来的，因为我父亲在橄榄球风气极盛的市镇里作中学的橄榄球教练。这就使我常须保卫自己和父亲的面子，输球的季节尤其有此需要。我们胜过很多次，颇有名气，完全是因为我有一股傻劲，下巴和鼻子上的疤痕都是我有本领的明证。葛罗狄斯有一次被迫和班上个子最大的孩子打架，把那个欺侮人的家伙打得躺在操场上，可是自那次以后，他就再没有被人逼着显露本领了。

    大家越闹越凶，一定要我和葛罗狄斯比试高下，逼得我没有办法，只好说，就比赛摔跤吧，因为好朋友是不应该拳头相向的。大家争辩时，葛罗狄斯一声不响，然后才慢吞吞站起来，脱去衬衫，说：“来吧，不过我真不懂这是何苦。”

    3小时后，大家说我们和了。我们身上都抓破了，血汗交流，周身是草。葛罗狄斯转身回家，我却还留着听那些凑热闹的叫好。葛罗狄斯只望了我一下，露出失望的眼光轻声说：“好朋友不必较量给别人看，更不必跟好朋友称好汉。”

    年岁渐长，我渐渐懂事，才知道那次摔跤如果他真正使出全身气力，3小时的比赛恐怕15分钟就结束了。

    我家迁居，葛罗狄斯和我分手，那时我们都只有十几岁。我们为了保持友谊，每年夏天都见面，圣诞节则互寄礼物——我给他的多半是买的，他给我的总是亲手做的好东西——偶尔我也寄封信给他。他从不写信。他解释说他不写信是因为“朋友之间，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又不知道对方会不会明白？”

    有一天，中学举行橄榄球锦标赛，我坐在热气腾腾的更衣室里等候第一场开赛，心里好不紧张，葛罗狄斯忽然来了。原来他特地从125里外搭便车来看这场比赛。他长高了，就一个17岁的青年来说，他的腿和臂实在是异常健壮。

    教练作了最后指示，我们都忐忑不安地等着出场，葛罗狄斯弯着身子，脸上堆着笑容，又笑得好像把脸分成上下两截，对我说：“你等着瞧那些傻瓜抢到了球的样子吧，可凶得要命。”

    这句话使我的忧虑尽消，观众的叫喊，乐队的大吹大擂，我全不在乎了。

    比赛结束，我跪在球场中心，又累又麻，动都不想动。我的一只眼睛眼圈发红、泪水盈盈，另一只眼睛已经青紫，肿得睁不开。我们输了，19：18。

    我迷迷糊糊，直到葛罗狄斯轻轻拍我的头盔，才猛然觉醒。他说：“谁赢谁输，大家不就忘得干干净净了。不过自己的成绩怎样、自己有数。你今天打得再好也没有了。这才是你要记住的。在我看来，你赢了。”

    我们一起步出球场，一个是周身汗臭的球场败将，另一个则昂首阔步，好像是跟冠军球手在一起走。

    对葛罗狄斯和得克萨斯的那株老白杨树，我已经20多年没看见了。从我留心听模仿鸟的啁啾和铁罐子被光脚踢起的声音那时算来，也有20多年了。

    不过，就在昨天，我还对一个青年提出劝告：“好朋友不必较量给别人看，更不必跟好朋友称好汉。”也就在今天，我还在再度提醒自己：“准备干的时候才会怕，干的时候就不会怕了。”

    还有，我自己的成绩怎样，我自己有数，因此有许多次觉得自己是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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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谊不但能帮助你走出暴风骤雨的感情世界，进入和风细雨的春天；还能帮助你摆脱黑暗混乱的胡思乱想，走入光明和理性的思考。真正的朋友，从来“不必较量给别人看，更不必跟好朋友称好汉。”

    我的五瓣丁香

    紫薇

    她们把花递给我：“快找你的五瓣丁香吧！”我一时语塞，为她们的热情、真诚所感动，懊悔刚才对她们的妒忌……顿时，我感到自己整个儿沐浴在友爱结成的温馨之中。

    入春以来，一直惦念着丁香。

    听人说，若能在结着多如云霞的四瓣丁香树上找出一朵五瓣丁香，就会得到好运和幸福。女子都是虔诚的，我这个穿军装的女子也一样。

    同病室的几个病友几乎每天傍晚都去医院的后山坡上探看丁香。带回来的消息一天比一天惹人心动：“冒出新绿了”，“生出嫩叶了”，“结花蕾了”……可我们仍然嫌慢，埋怨丁香的疏懒乏情。

    昨天晚饭后，她们又结伴去了，留下我一个。看看自己仍打着石膏的腿，再看看白色的病床，白色的墙壁，仿佛一切都变得苍白起来。心想：这条伤腿一定害我误了花期，不能去找五瓣丁香，寻不着它，那么好运和幸福也就与我无缘了。自己把心情弄得灰灰的。

    她们回来了，个个兴高采烈，争着向我炫耀她们的“幸福”——五瓣丁香。有白色的，紫色的，小小花朵很是美丽，花瓣儿更是精致、娇巧、细柔。她们有人要分给我一朵，而我也十二分地想拥有它，可我还听人说：别人送的五瓣丁香不具有神奇的魔力，于是我谢绝了她们的好意。看着她们都如同真寻得幸福一般的喜悦，我的心羡慕得微微有点发疼。

    晚上我早早地蒙上被，除了想找一朵五瓣丁香，好像别的一切都不重要了。人有时就会有一些非常非常小的希望，由于太希冀，太向往，我甚至做了一个丁香梦：我的腿好了，来到一个好大的丁香园里找五瓣丁香，可到处都是四瓣的，无论我如何努力，也没有找出一朵神秘的五瓣丁香。

    感觉天亮了，懒懒地不肯睁开眼睛，心中仍存着没有五瓣丁香的遗憾。做晨检的护士来了，问我：“别的人都去哪儿了？”我这才发现她们一个都不在。大概都因为太兴奋睡不着而早早地跑出去疯闹了吗，疾病竟使我变得有点妒忌她们了。

    门被轻轻地推开了。只见她们个个手里拿着一大束丁香花，原来她们一大早去替我折花了。她们把花递给我：“快找你的五瓣丁香吧！”我一时语塞，为她们的热情、真诚所感动，懊悔刚才对她们的妒忌……顿时，我感到自己整个儿沐浴在友爱结成的温馨之中。

    我细心地从她们采摘来的一束束丁香华中，找到了一朵白色的五瓣丁香，而我更在她们中间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五瓣丁香——好运、温暖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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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谊能增进快乐，减轻痛苦，因为它能倍增我们的喜悦、分担我们的烦忧。没有比充满智慧和美感的亲密友谊，能更好地磨砺和锤炼我们的生命情感了。不论过了多少年，当我们细细回味那份珍贵友谊，都能嗅出五瓣丁香的浓郁暗香来。

    友谊的对话

    ［美国］比特柯林斯

    第二年夏天，我还继续在医院留医，但我却在海滩度过了另一个周末。那时我已经新装上了一只假臂和一条木腿。我费力地通过了到达沙滩的路。

    乘救护飞机从菲律宾起飞的航程真是累得人筋疲力尽。我们先是在日本、然后在阿拉斯加、再在伊利诺伊等各空军基地停留，直至最后降落在首都华盛顿。

    我从华盛顿给住在纽约白原的亲属打了个电话。我知道，明天我就要被送往新泽西州的迪克斯堡，然后，在1967年那个7月4日的周末后再被送到费城郊外的溪谷福治总医院。

    就在我挂断电话之前，我对母亲说：“妈妈，你最好给迪基打个电话。”他会给我的朋友传话，告诉他们我已经从城南回国，丢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他会负起责任的。

    我俩是在幼年童子军相识的，也许是小学四年级吧。从那以后我们就总是顶牛。他至今还说，那是六年级的事。

    第二天，我母亲和两个姐妹到迪克斯堡医院来探望我，这是我们六个月以来第一次见面。我没什么可看的：体重只剩下102磅，在幸存下来的那条腿上有许多大伤口，双眼深陷进眼窝里，全身到处都插满了管子。总之，我再也不是他们在我第二次去越南前所见到的那个身高6.2英尺，体重180磅，头戴绿色贝雷帽的我了。

    在我的家人离开之后，我的房间里挤满了迪克埃利希以及由他集拢来的几位朋友。即使我当时的外貌使他感到震惊，他也没有流露出来。一年后他告诉我：“你当时看上去就像是被单上的一条卷纹，真是显得太瘦小了。”我所能记住的，只是当他腋下夹着装有六个瓶装食品的纸匣大步流星跨过门口时，我的泪水禁不住直往下淌。

    当他们要离去时，我的一位朋友牛蒂说：“你得准备好过劳动节，我们要把你带到长岛的家里。”对于我来说那是很遥远的事，当时我只希望能把我的疼痛止住。

    在以后的两个月里，只要有可能，迪克就从老远到医院来看望我，在路上要花掉他三个半小时。其他朋友也常来。他每个星期都给我打电话。他想象不到，在我的家人和熟人面前装作若无其事之后，伏在他的肩膀上哭泣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只要他在那里，那就意味着比什么都重要。

    劳动节到来时，我的朋友们按原定计划要我和他们一起去度周末。我吓坏了，我还是得离开医院这个安全地带了。于是我开始编造各种借口，但是他们来了，好歹要把我带走。

    周末过得很愉快，看来生活还不是完全那么糟糕。我甚至鼓起勇气叫迪克替我把腿部残肢上的敷料换掉。他并没有畏缩。我怀疑，如果换了我，我是否也能为他这样做。

    迪克开车把我送回医院。劳动节那天在路上颠簸了四个小时之后，他把车停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饭店前面。我态度强硬起来。迪克假装没有注意到我的偏执，只是说：“想吃点什么吗？我饿坏了，开车回家还有好长一段路呢。”

    “我不饿，”我答道，“我在车里等你好了。”

    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双眼直视着我的眼睛。“瞧，尽管我痛恨那场战争，但你还是我的朋友，我为你感到骄傲。好了，让我们试试吧。你单脚跳着坐到轮椅里，我把你推到餐厅的座位前，你再从轮椅里跳出来，坐下，然后我们就吃东西，好吗？如果这令你太难受，我们离开就是了。我答应你，我向你保证，事情不会弄到你想象中那样槽的，不会完全是那样的。”

    事实的确像他所说的一样，情况根本就不是那么糟糕。这时我来说无疑是又一次炮火的洗礼，是第一次跳伞，第一次交火，我没有被生活淘汰。

    第二年夏天，我还继续在医院留医，但我却在海滩度过了另一个周末。那时我已经新装上了一只假臂和一条木腿。我费力地通过了到达沙滩的路。

    迪克还记得，在我们还是十多岁的孩子时。我是多么喜爱作冲浪运动，所以他问我：“杨冲浪吗？”

    “不，我想，看看书就行了。”

    “冲浪会令你心烦吗？”他问道。

    “那么，看来我们最好还是干吧。”

    我把假臂和假腿拿掉，扶着他的肩膀，然后单脚跳进浪涛中。我一往无前。

    就在那一年我迁到加利福尼亚读大学，然后又进了法学院。在后来的几年中，每当有什么事令我“心烦”时，我都像那次冲浪一样，决不退缩。我学会了滑雪，又可以跳降落伞了，并用了三个夏季环游世界。

    从1979至1981年，我经管加州自然资源保护队，那是为18到23岁的年轻人作出的工作安排。在“基础训练”结束时，我总是问那些队员，他们是否看过《猎鹿人》，那些知道这部电影的人全都认为，那是一部与越南有关的电影。

    而我则总是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不对，那是一部关于友谊的电影，是一部描述那些毫不犹疑地为你做一切事情的人的电影。”

    37年前我遇上了我的猎鹿人。

    谢谢了，迪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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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谊具有这样的神奇作用：如果你把快乐告诉一个朋友，你将得到两个快乐，而如果你把忧愁向一个朋友倾吐，你将被分掉一半忧愁。有朋友携手患难，苦难也将会变成幸福。有友谊伴随人生，生活永远充满阳光。

    师生花中情

    佚名

    我一路哭着回家。心里难过的倒不是因为被停学，是因为意中人惨遭不幸。我又跑到野树林里摘了一些野葛叶子，拿回家去给妈妈看，“您看，我手上根本没有戴什么呀！”我忍着泪水说。

    在我的心目中，唯有她是世界上最慈祥、最可亲和最美丽的人。她是我二年级的老师，我长大了，一定要和她生活在一起——只要她肯等我。在教室里，我常常整个上午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想去厕所又不肯举手，因为我一秒钟都不愿意离开教室，不愿意失去和她在一起的珍贵时间。然而，每逢她问谁愿意擦黑板或者把作业收齐送到讲台上去时，我总是第一个举手。这是最好的差使，我可以接近她，把全班同学都撇开。我会把作业理了又理，放得整整齐齐，然后才恋恋不舍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新学期开学不久，我就老缠着妈妈在我的饭盒里多放一个苹果或桃子。我始终没有敢对妈妈说是要给老师的；也不敢当面递给她。

    带去的好东西，总是偷偷地放在讲台上，而她的反应每天都一样：

    “同学们，早。”

    “林老师早。”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哦，真好！”她拿起当天的贡品，四下打量全班同学。“是哪位小朋友想到给我带来的？”

    谁也没有承认，我就更不必说了。我只是低下头，眼睛直盯着书桌。

    “难道有人喜欢我，而又不肯说，是吗？”她问道。

    我只觉得自己的脸越来越红。我相信大家都在看着我。等到林老师把水果摆到一边，开始上课时，我这才松一口气。

    我总是在林老师面前过不去，当然这不是故意的，是我自己常常心不在焉。我望着窗外的天空。我和她站在森林中的一块空地上，我们紧紧地靠在一起。突然，一只发了蛮性的大象奔出松林，一直向我们撞来。我不慌不忙地举起猎枪，一枪打在大象两眼之间。大象慢慢地倒下了，它那大鼻子落在了她小巧玲珑的鞋子上。她无限温存地抱着我，说：“我的恩人，你救了我的——鱼”

    我猛然惊醒，发现梦中情人正在轻轻地拍着我的小肩膀。“我刚才问你，‘鱼’字怎样写？也许我该问你‘梦’字怎么写吧？”

    顿时，全班同学哈哈大笑起来，我一下子满脸通红了。放学之后，我被留在教室里罚写二十五遍“我不该白日做梦”

    说真的，这种处罚真开心。就只有我和她俩人在一起。我能写多慢就写多慢。

    秋天，有一个上午。全班同学乱哄哄的。有人发现第二天星期五刚好是林老师的生日。每人都想送点礼物给她。我的心怦然一动，现在有机会当面送东西给她了。那天下午，我一直在田野里找野花，这个季节开的花不多，但我还是在灌木丛中找到了几种鲜艳的浆果，一个绽裂后细丝茸茸的乳草荚，和一些干蓟的头状花。最后我又找到一簇艳丽无比的红叶。我摘了一大把，连同野山桂和浆果扎成一束鲜花。

    第二天早晨，大家纷纷献上礼物，我故意挨到最后。终于轮到我走到讲台前，我把鲜花献给她。她接过鲜花，欣喜地叫了一声，举起来在脸上轻轻贴了一阵。我得到的奖赏是她的嫣然一笑。但更大的奖赏是让我抱花瓶，插花。

    可是到了下星期一，林老师没有来给我们上课。十点左右，校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我走进去，想不到妈妈也坐在那里。桌子上放着我送给林老师的鲜花。花已经凋谢了。

    “你可知道林老师今天在哪儿？”校长问。

    “不知道，校长，”我回答。

    “林老师，”校长一字一顿、慢条斯理地说，“她在医院里，是你害了她！”

    我站在妈妈身边，吓得直发愣。

    “你知道你给她的是什么吗？”校长接着问。

    我点了一下头。“浆果，干蓟，还有好看的大红叶。”我如实地报给他听。

    “小朋友，那大红叶是野葛，是黄栌的一种，皮肤碰到了就会发严重的疹子。”

    他越说越生气。“你摘果的时候用什么来保护自己的手？戴了手套吗？”

    我摇了摇头。“真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是野葛。”我哭了。

    校长站了起来。“现在我决定，罚你停学十天，将来怎样，要看你回来以后的表现再决定。”

    我一路哭着回家。心里难过的倒不是因为被停学，是因为意中人惨遭不幸。我又跑到野树林里摘了一些野葛叶子，拿回家去给妈妈看，“您看，我手上根本没有戴什么呀！”我忍着泪水说。

    妈妈看着红叶，说：“好了，宝宝。赶快把叶子扔掉，然后把手洗干净。”

    我洗完手回来，妈妈坐在她那摇椅上，张开双臂，让我坐到她的怀里，抱着我摇了一阵。“我们找点东西玩玩吧！”她终于说，“你最想干什么？”

    “我想去看看林老师。”我迫切地说。

    我们到了医院，只见林老师坐在病床上，脸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双眼睛，双手也密密层层地缠着绷带。

    “我不知道那是葛叶子，”我冲口而出，“我不是有意想要害您生病的。我只想送给您一点东西……”我再也说不下去了，差点没哭出声来。

    林老师打量了我一阵，然后说：“你是想送我一点特别的东西，对不对？”我点点头。

    “那些苹果是你送的，对不对？”我又点点头。

    “等我这些绷带都拆掉以后，我要紧紧地抱抱你。”林老师说。

    “还有，我还要告诉你一个秘密，”她接着说，“我结婚以后，假使有一个儿子，我希望他长大了和你一样。”

    妈妈牵着我走出病房时，我仿佛看到林老师的眼里含着热泪。她很感动，也许是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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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的师生之情，虽然说不清楚，却是一种人生的宝贵财富，会沉入人的心灵深处，陪伴一生。珍惜每一次相遇，善待每一种缘分，努力把握住青春年华，这才是对可敬可爱的老师最好的回报。

    最后一片叶子

    ［美国］欧亨利

    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样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唉，亲爱的，这片叶子才是贝尔门的杰作——就是在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

    在华盛顿广场西边的一个小区里，街道都横七竖八地伸展开去，又分裂成一小条一小条的“胡同”。这些“胡同”稀奇古怪地拐着弯子。一条街有时自己本身就交叉了不止一次。有一回一个画家发现这条街有一种优越性：要是有个收账的跑到这条街上，来催要颜料、纸张和画布的钱，他就会突然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原路返回，一文钱的账也没有要到！

    所以，不久之后不少画家就摸索到这个古色古香的老格林尼治村来，寻求朝北的窗户、18世纪的尖顶山墙、荷兰式的阁楼，以及低廉的房租。然后，他们又从第六街买来一些蜡酒杯和一两只火锅，这里便成了“艺术区”。

    苏和琼西的画室设在一所又宽又矮的三层楼砖房的顶楼上。“琼西”是琼娜的爱称。她俩一个来自缅因州，一个是加利福尼亚人。她们是在第八街的“台尔蒙尼歌之家”吃份饭时碰到的，她们发现彼此对艺术、生菜色拉和时装的爱好非常一致，便合租了那间画室。

    那是5月里的事。到了11月，一个冷酷的、肉眼看不见的、医生们叫做“肺炎”的不速之客，在艺术区里悄悄地游荡，用他冰冷的手指头这里碰一下那里碰一下。在广场东头，这个破坏者明目张胆地踏着大步，一下子就击倒几十个受害者，可是在迷宫一样、狭窄而铺满青苔的“胡同”里，他的步伐就慢了下来。

    肺炎先生不是一个你们心目中行侠仗义的老的绅士。一个身子单薄，被加利福尼亚州的西风刮得没有血色的弱女子，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有着红拳头的、呼吸急促的老家伙打击的对象。然而，琼西却遭到了打击；她躺在一张油漆过的铁床上，一动也不动，凝望着小小的荷兰式玻璃窗外对面砖房的空墙。

    一天早晨，那个忙碌的医生扬了扬他那毛茸茸的灰白色眉毛，把苏叫到外边的走廊上。

    “我看，她的病只有十分之一的恢复希望，”他一面把体温表里的水银柱甩下去，一面说，“这一分希望就是她想要活下去的念头。有些人好像不愿意活下去，喜欢照顾殡仪馆的生意，简直让整个医药界都无能为力。你的朋友断定自己是不会痊愈的了。她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呢？”

    “她——她希望有一天能够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苏说。

    “画画？——真是瞎扯！她脑子里有没有什么值得她想了又想的事——比如说，一个男人？”

    “男人？”苏像吹口琴似的扯着嗓子说，“男人难道值得——不，医生，没有这样的事。”

    “哦，那么就是她病得太衰弱了，”医生说，“我一定尽我的努力用科学所能达到的全部力量去治疗她。可要是我的病人开始算计会有多少辆马车送她出丧，我就得把治疗的效果减掉百分之五十。只要你能想法让她对冬季大衣袖子的时新式样感兴趣而提出一两个问题，那我可以向你保证把医好她的机会从十分之一提高到五分之一。”

    医生走后，苏走进工作室里，把一条日本餐巾哭成一团湿。后来她手里拿着画板，装作精神抖擞的样子走进琼西的屋子，嘴里吹着爵士音乐调子。

    琼西躺着，脸朝着窗口，被子底下的身体纹丝不动。苏以为她睡着了，赶忙停止吹口哨。

    她架好画板，开始给杂志里的故事画一张钢笔插图。年轻的画家为了铺平通向艺术的道路，不得不给杂志里的故事画插图，而这些故事又是年轻的作家为了铺平通向文学的道路而不得不写的。

    苏正在给故事主人公，一个爱达荷州牧人的身上，画上一条马匹展览会穿的时髦马裤和一片单眼镜时，忽然听到一个重复了几次的低微的声音。她快步走到床边。

    琼西的眼睛睁得很大。她望着窗外，数着……倒过来数。

    “12，”她数道，歇了一会又说，“11，”然后是“10，”和“9”，接着几乎同时数着“8”和“7”。

    苏关切地看了看窗外。那儿有什么可数的呢？只见一个空荡阴暗的院子，20英尺以外还有一所砖房的空墙。一棵老极了的常春藤，枯萎的根纠结在一块，枝干攀在砖墙的半腰上。秋天的寒风把藤上的叶子差不多全都吹掉了，几乎只有光秃的枝条还缠附在剥落的砖块上。

    “什么呀，亲爱的？”苏问道。

    “6，”琼西几乎用耳语低声说道，“它们现在越落越快了。三天前还有差不多100片。我数得头都疼了。但是现在好数了。又掉了一片。只剩下5片了。”

    “5片什么呀，亲爱的。告诉你的苏娣吧。”

    “叶子。常春藤上的。等到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也就该去了。这件事我三天前就知道了。难道医生没有告诉你？”

    “哼，我从来没听过这种傻话，”苏十分不以为然地说，“那些破常春藤叶子和你的病好不好有什么关系？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这棵树吗？你这个淘气孩子。不要说傻话了。瞧，医生今天早晨还告诉我，说你迅速痊愈的机会是，——让我一字不改地照他的话说吧——他说有九成把握。噢，那简直和我们在纽约坐电车或者走过一座新楼房的把握一样大。喝点汤吧，让苏娣去画她的画，好把它卖给编辑先生，换了钱来给她的病孩子买点红葡萄酒，再给她自己买点猪排解解馋。”

    “你不用买酒了，”琼西的眼睛直盯着窗外说道，“又落了一片。不，我不想喝汤。只剩下4片了。我想在天黑以前等着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去。然后我也要去了。”

    “琼西，亲爱的，”苏俯着身子对她说，“你答应我闭上眼睛，不要瞧窗外，等我画完，行吗？明天我非得交出这些插图。我需要光线，否则我就拉下窗帘了。”

    “你不能到那间屋子里去画吗？”琼西冷冷地问道。

    “我愿意呆在你跟前，”苏说，“再说，我也不想让你老看着那些讨厌的常春藤叶子。”

    “你一画完就叫我，”琼西说着，便闭上了眼睛。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就像是座横倒在地上的雕像。“因为我想看那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我等得不耐烦了，也想得不耐烦了。我想摆脱一切，飘下去，飘下去，像一片可怜的疲倦了的叶子那样。”

    “你睡一会吧，”苏说道，“我得下楼把贝尔门叫上来，给我当那个隐居的老矿工的模特儿。我一会儿就回来的。不要动，等我回来。”

    老贝尔门是住在她们这座楼房底层的一个画家。他年过60，有一把像米开朗琪罗的摩西雕像那样的大胡子，这胡子长在一个像半人半兽的森林之神的头颅上，又鬈曲地飘拂在小鬼似的身躯上。贝尔门是个失败的画家。他操了40年的画笔，还远没有摸着艺术女神的衣裙。他老是说就要画他的那幅杰作了，可是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动笔。几年来，他除了偶尔画点商业广告之类的玩意儿以外，什么也没有画过。他给艺术区里穷得雇不起职业模特儿的年轻画家们当模特儿，挣一点钱。他喝酒毫无节制，还时常提起他要画的那幅杰作。除此以外，他是一个火气十足的小老头子，十分瞧不起别人的温情，却认为自己是专门保护楼上画室里那两个年轻女画家的一只看家狗。

    苏在楼下他那间光线黯淡的斗室里找到了嘴里酒气扑鼻的贝尔门。一幅空白的画布绷在个画架上，摆在屋角里，等待那幅杰作已经25年了，可是连一根线条还没等着。苏把琼西的胡思乱想告诉了他，还说她害怕琼西自个儿瘦小柔弱得像一片叶子一样，对这个世界的留恋越来越微弱，恐怕真会离世飘走了。

    老贝尔门两只发红的眼睛显然在迎风流泪，他十分轻蔑地嗤笑这种傻呆的胡思乱想。

    “什么，”他喊道，“世界上真会有人蠢到因为那些该死的常春藤叶子落掉就想死？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怪事。不，我才不给你那隐居的矿工糊涂虫当模特儿呢。你干吗让她胡思乱想？唉，可怜的琼西小姐。”

    “她病得很厉害很虚弱，”苏说，“发高烧发得她神经昏乱，满脑子都是古怪想法。好，贝尔门先生，你不愿意给我当模特儿，就拉倒，我看你是个讨厌的老——老啰唆鬼。”

    “你简直太婆婆妈妈了！”贝尔门喊道，“谁说我不愿意当模特儿？走，我和你一块去。我不是讲了半天愿意给你当模特儿吗？老天爷，琼西小姐这么好的姑娘真不应该躺在这种地方生病。总有一天我要画一幅杰作，我们就可以都搬出去了。一定的！”

    他们上楼以后，琼西正睡着觉。苏把窗帘拉下，一直遮住窗台，做手势叫贝尔门到隔壁屋子里去。他们在那里提心吊胆地瞅着窗外那棵常春藤。后来他们默默无言，彼此对望了一会。寒冷的雨夹杂着雪花不停地下着。贝尔门穿着他的旧的蓝衬衣，坐在一把翻过来充当岩石的铁壶上，扮作隐居的矿工。

    第二天早晨，苏只睡了一个小时的觉，醒来了，她看见琼西无神的眼睛睁得大大地注视拉下的绿窗帘。

    “把窗帘拉起来，我要看看。”她低声地命令道。

    苏疲倦地照办了。

    然而，看呀！经过了漫长一夜的风吹雨打，在砖墙上还挂着一片藤叶。它是常春藤上最后的一片叶子了。靠近茎部仍然是深绿色，可是锯齿形的叶子边缘已经枯萎发黄，它傲然挂在一根离地二十多英尺的藤枝上。

    “这是最后一片叶子。”琼西说道，“我以为它昨晚一定会落掉的。我听见风声的。今天它一定会落掉，我也会死的。”

    “哎呀，哎呀，”苏把疲乏的脸庞挨近枕头边上对她说，“你不肯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我想想啊。我可怎么办呢？”

    可是琼西不回答。当一个灵魂正在准备走上那神秘的、遥远的死亡之途时，她是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了。那些把她和友谊及大地联结起来的关系逐渐消失以后，她那个狂想越来越强烈了。

    白天总算过去了，甚至在暮色中她们还能看见那片孤零零的藤叶仍紧紧地依附在靠墙的枝上。后来，夜的来临带来了呼啸的北风，雨点不停地拍打着窗子，雨水从低垂的荷兰式屋檐上流泻下来。

    天刚蒙蒙亮，琼西就毫不留情地吩咐拉起窗帘来。

    那片藤叶仍然在那里。

    琼西躺着对它看了许久。然后她招呼正在煤气炉上给她煮鸡汤的苏。

    “我是一个坏女孩子，苏娣，”琼西说，“天意让那片最后的藤叶留在那里，证明我是多么坏。想死是有罪过的。你现在就给我拿点鸡汤来，再拿点掺葡萄酒的牛奶来，再——不，先给我一面小镜子，再把枕头垫垫高，我要坐起来看你做饭。”

    过了一个钟头，她说道：

    “苏娣，我希望有一天能去画那不勒斯的海湾。”

    下午医生来了，他走的时候，苏找了个借口跑到走廊上。

    “有五成希望。”医生一面说，一面把苏细瘦的颤抖的手握在自己的手里，“好好护理你会成功的。现在我得去看楼下另一个病人。他的名字叫贝尔门——听说也是个画家。也是肺炎。他年纪太大，身体又弱，病势很重。他是治不好的了；今天要把他送到医院里，让他更舒服一点。”

    第二天，医生对苏说：“她已经脱离危险，你成功了。现在只剩下营养和护理了。”

    下午苏跑到琼西的床前，琼西正躺着，安详地编织着一条毫无用处的深蓝色毛线披肩。苏用一只胳臂连枕头带人一把抱住了她。

    “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小家伙，”她说，“贝尔门先生今天在医院里患肺炎去世了。他只病了两天。头一天早晨，门房发现他在楼下自己那间房里痛得动弹不了。他的鞋子和衣服全都湿透了，冰凉冰凉的。他们搞不清楚在那个凄风苦雨的夜晚，他究竟到哪里去了。后来他们发现了一盏没有熄灭的灯笼，一把挪动过地方的梯子，几支扔得满地的画笔，还有一块调色板，上面涂抹着绿色和黄色的颜料，还有——亲爱的，瞧瞧窗子外面，瞧瞧墙上那最后一片藤叶。难道你没有想过，为什么风刮得那样厉害，它却从来不摇一摇、动一动呢？唉，亲爱的，这片叶子才是贝尔门的杰作——就是在最后一片叶子掉下来的晚上，他把它画在那里的。”

    美文欣赏

    把生的希望传播给他人，这样的人便是天使；把生的信念注入他人心间，这样的人便是上帝。多把一些希望和信念的“叶子”赠与他人，自己生命的道路也变得更加光明和宽广。不少人都曾读过这篇著名美文，但是否从中真正有所感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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