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年轻的助理研究员陶诗言终于与原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所有科研人员跟着所长赵九章一起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一个月后的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同时开始对前中央研究院24个单位进行接管和调整。不久，赵九章所长把中国一部分地震、地磁和地球物理探矿的科学家以及分散在各处的有关科学组织团结起来，与原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共同把气象、地震、地磁、物理勘探并在一起，经过重新组建，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成为新中国科学院13个研究所之一，原气象研究所的人员组成了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气象研究室。周恩来总理亲自任命赵九章为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此时所址还在南京）。从组建到改名，这一切的发展变化，自然离不开一心为祖国现代气象科学与地球科学拼搏奉献的所长赵九章。
风云雨雪光风霁月——陶诗言传也是在这个时候，留在大陆一心为祖国的气象科学服务的陶诗言又一次得到了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涂长望教授的举荐和重用。而此时，几年前在重庆中央大学担任教授的涂长望，已奉命来到北京筹备新中国的气象工作。
自1944年将自己最欣赏的弟子陶诗言举荐到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后，一直追求进步的涂长望教授也在这一年亲身参加了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举办的“十月革命节”庆祝活动。正是在这次活动中，涂长望亲眼看到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一贯坚持的抗日救国立场，更让他感到，拯救中国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从此涂长望更加积极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和国际和平运动。
这以后，涂长望又牵头组建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科协），并代表中国科协赴伦敦参加科学与人类福利世界大会，担任科协常务理事兼总干事等职务。1948年，涂长望在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安排下，离开南京到上海，继续领导中国科协工作。
风云雨雪光风霁月——陶诗言传第五章新中国气象科学的开拓者1949年11月20日，涂长望奉命来到北京筹备新中国的气象工作。到北京的第三天，涂长望就拿起笔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就建设新中国气象工作方面的有关内容给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写了一份报告。涂长望的报告立即得到了共和国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这一年的12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简称“军委气象局”）正式成立，办公地点就设在当时的北京东城区南河沿25号，有名的“欧美同学会”院内。毛泽东主席亲自任命涂长望为军委气象局局长。
这个时期，正是年轻的共和国刚刚建立，全国还有一些地区没有得到解放，一切都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特别是新中国的气象事业，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差，刚刚成立的中央军委气象局更是因为业务水平达不到要求而急需技术人才，尤其是较高层次的技术人才。于是，涂长望局长与赵九章所长经过商量，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调到中央军委气象局工作，以集中一批技术力量先开展我国的天气和气候业务。
1950年10月，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又面临一次严峻的挑战。战争的特殊时期，人民军队无疑更急需气象保障，但这个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气象局却非常缺乏技术骨干。在这个紧急时刻，中国科学院地理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和中央军委气象局局长涂长望站出来了。
2． “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的成立
赵九章所长敏锐地看到，在新中国刚刚诞生又面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的形势下，气象服务的急需已是日益紧迫。于是提笔给中央军委气象局局长涂长望写信，他在信中表明，鉴于目前战争时期的特殊形势以及目前军委气象局缺乏技术骨干的实际状况，建议成立“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与“联合气候资料中心”，以解决我国在抗美援朝时期气象服务迫在眉睫的需求。
涂长望对赵九章的建议立即深表赞同，这正是他一贯主张的“个人搞科研没有出路，一定要解决国家的问题”的观点。这样，经过涂长望局长与赵九章所长互相探讨和共同努力，终于促成了中央军委气象局与中国科学院签订建立“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简称“联心”）和“联合气候资料中心”（即国家气象信息中心的前身）。
接下来的事，就是担当“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行政和业务职责的人选了。两位爱惜人才的气象科学家首先认准的自然是他们最欣赏和喜爱的3个年轻弟子，这就是曾经被他们“招贤”到原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的叶笃正、顾震潮和陶诗言。
这个时候，刚刚从美国归来的叶笃正已被赵九章所长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工作站主任，从瑞典回到祖国的顾震潮则被任命为地球物理研究所二室主任，陶诗言虽然没有得到出国留学的机会，但也早已成为赵九章所长最看重的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科研骨干。
其实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远在美国的叶笃正就接到了涂长望局长写给他的信。涂长望是叶笃正在浙江大学攻读研究生的导师，他在信中殷切希望叶笃正回来为祖国的气象事业效力。正在瑞典攻读博士学位的顾震潮也接到了赵九章所长和涂长望局长分别发给他要他尽快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气象建设的信函。
在祖国的召唤下，叶笃正毅然放弃在美国气象界已经取得的芝加哥学派地位和优厚的工资待遇，冲破各种阻力回到祖国。顾震潮更是放弃了再过几个月即可获得的博士学位和赴美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克服重重困难从瑞典归来。
就是这样的3个有才华的青年，当年新中国气象科学界的精英，被涂长望局长和赵九章所长委以重任，叶笃正代表赵九章所长与中央军委气象局共同领导并负责监督“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筹备工作。1950年12月，由中央军委气象局与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合作的“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正式成立，顾震潮与陶诗言分别被任命为“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的主任和副主任。
接到任命后，顾震潮先期离开北极阁到北京赴任。陶诗言也立即着手积极准备，随同他一起前往北京的，不仅有他率领的地球物理研究所气象组的一批科研人员，还有他的夫人张志伦和1岁的儿子陶礼光。
3． 走进“联心”
随着一声汽笛的长鸣，陶诗言带着夫人和孩子乘坐的从南京开往北京的列车终于缓缓驶进北京前门火车站。此时的北京，已进入隆冬季节，到处都是天寒地冻，冰雪一片。随着列车门的打开，一股冷风刮进了车厢。从小在南方长大的陶诗言顿时感受到了北京冬天的寒气袭人。
但是接下来的一幕，却在刹那间让陶诗言从心底里感到了温暖。刚刚走出车厢，就看到远远站台上几个身穿大衣的人，其中一个人正在向他频频招手。原来，涂长望局长竟带着“一队人马”亲自到火车站接他来了。
涂长望局长一边兴奋地和他几年没有见面的得意弟子打招呼，一边向他的弟子一一介绍与他一起走进站台迎接的军委气象局的各位司长。看着满脸高兴的涂长望局长和几位热情的司长，陶诗言不由心中一热，自己不过就是地球物理研究所气象组一个小小的助理研究员，可是涂长望局长却顶着冬天的严寒，带着各位司长亲临火车站进入站台迎接，那一瞬间，他感到了一种被尊敬的爱护。这无疑是莫大的鞭策和鼓励，就如当年走出中央大学奔赴重庆北碚气象研究所一样，陶诗言又想起了涂长望局长那充满了爱惜和期待的目光……
感慨之余，陶诗言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工作，为祖国的气象事业作贡献，无愧于涂长望局长的关心和培养。
刚刚建立的“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就坐落在中央军委气象局设在北京动物园西部院内在3月份才成立的中央气象台，这个地方也是新中国诞生前老华北观象台的旧址。因此这个时候“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的办公用房还是一排根本谈不上现代化的大平房。
在这一大排包括通信报房、机要室以及预报会商室的平房中，整个设备都非常陈旧，尤其是报房设备更是落后，大都是国民党时期遗留下来的12灯真空管收报机，有的还是型号杂乱的战利品。那时平房的条件也比不上楼房，夏天太阳直晒室内闷热，只能靠电风扇降温。冬天没有暖气，唯一的取暖方式就是生上煤火炉子。
刚刚从南方来到北京的陶诗言在感受到北方冬天的寒冷后，也很快就看到了新建立的“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比南京北极阁相差很多的气象科研环境和气象设备条件。直接受到影响的，还有他的生活待遇。相比之下，调到北京的陶诗言，工资待遇只相当于南京工资的70%。
此外，由于直接受中央军委气象局领导，这时的“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属于军事单位，因此按部队编制，生活也按军事化管理。这对于已经习惯了以往气象研究所自由研究的陶诗言来说，既难免有些不适应，也会有一些思想负担。
但是陶诗言知道，现在正是国家需要自己的时候，自己唯一的选择就是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亟待发展的气象事业建设中，这样才能报效祖国，才不辜负求贤若渴的涂长望局长。
对于当年从南京走进北京“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的情景，陶诗言院士曾回忆说：
“我记得是1950年的冬天从南京搬到北京的，我带了家眷一起来北京。来到北京后，最开始我住在军委气象局给我们租来的房子，就在现在中央气象台的后面，现在已经拆掉了……
那个时候气象工作的条件很差，没有气象卫星，没有数值预报，没有computer（电子计算机），没有气象雷达。这些都是后来慢慢建起来的。刚来北京的时候，北京这边的条件比在南京工作的条件还要差，工作比较艰苦。
“联合中心”是个军事单位，要求军事化生活，开始时我有思想包袱……当时军委气象局是个师级建制，‘联心’应该是个团级建制，但是刚刚解放嘛，干部也不多，所以实际上是个营的建制，最高的干部是指导员，到团才是政委嘛。我记得1953年以后才派来政委。当时办公地点是在现在的动物园，当时叫西郊公园，所以我们每天都可以到公园里玩。1954年我们才从西郊公园搬出来。那个房子后来变成气象局的托儿所，变化很大。那时我们的工作环境简陋的很，后来才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气象台。
刚解放的时候，中央军委气象局的气象业务水平很差，就靠科学院派人去，所以我们那时候工资是拿地方的工资，组织领导都听涂长望局长的……”
工作条件艰苦，生活待遇低，还有部队建制的军事化生活，这让来到北京后的陶诗言看到，他将面临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全新环境的挑战。虽然会有诸多困难与不适应，但是为了祖国急需人才的气象事业，陶诗言没有犹豫，他带着在南京北极阁精心绘制的芝加哥学派的高空图和天气图，带着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同人，义无反顾地走进了北京西郊的“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
4． 新中国早期的天气预报工作
与顾震潮、陶诗言一起走进“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的还有地球物理研究所的杨鉴初、刘匡南、朱抱真、章振越等气象专家。此外，在抗战胜利那年与陶诗言共同接收北极阁气象研究所的副研究员张宝堃也被任命为“联合气候资料中心”主任。如此的人才济济，也就难怪当年有人评论说，为了新中国的气象科研事业，赵九章所长为当时刚刚成立的“联心”和“联资”派出了80%的气象专家，这两个机构也因此而成为当年新中国气象预报骨干力量最集中的地方。
在当时的形势下，刚刚成立的“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主要任务就是两项，一个是完成抗美援朝战争的军事气象保障，一个就是向国内发布天气预报。因此，作为“联心”的主要负责人，顾震潮与陶诗言在做好抗美援朝的军事气象保障工作之外，就是带领“联心”全体工作人员钻研创建新中国的天气分析预报业务。
那个年代的天气预报员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尤其是在1950年代初期，天气预报工作几乎都是手工操作，当时的气象信息传输主要是通过电报交流。因此，通信室、预报室和会商室就是他们的主要工作间。
整个工作程序从预报室开始，当预报室收到气象信息的电报后，很快就由专业填图员填在天气图纸上，接着由预报员画出等压线、锋面以及天气区，以供预报使用。为了争取时间，一般情况下是不能等到每个程序全部都完成再按顺序往下进行的。所以往往是先把一张图纸按站点分布剪成几大块，由几个填图员同时填图，预报员则在每块图没有全部填完时争先看到记录，以初步勾画出主要等值线，这样才能做到心里有数。
待每个程序完成后，再把剪开的几大块图纸迅速粘贴在一起，为下一步的会商和发码广播提供当日天气图。当填图员和预报员全部完成这一系列紧张又细致的工作后，他们大多已是从早到晚辛苦了一天。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天气形势分析和预报图通过编码后向全国广播和对下面进行指导。一般是每天两次由预报员唱码，填图员在电传机上打码来共同完成发往全国的电报稿。编码的方法是拿一块标有经纬度的透明胶板与填好的图对齐，再顺次念出画好的等值线关键点的经纬度。地方的气象台或气象站接到电报后，就能够把这些等值线的关键点顺次点描在空白天气图纸上，然后连成线，就可以了解到天气形势与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意见了。
天气预报工作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就是会商，当时“联心”有一个专门用来会商的电话室，就是预报作出后通过电话同地方台站和在北京的其他台站会商的地方。因为电话只能是对讲，所以在那样的条件下，不能做到集体会商，只能选择对当时天气变化影响比较大的气象台站征求意见。
这些，可说是新中国早期天气预报工作的掠影，说起来，的确是环境设备落后，预报员工作辛苦。但是走进“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的陶诗言却在刻苦钻研业务的同时，认真担当起他从没有做过的天气预报员工作。
5． 难忘的“预报员”时光
刚刚建立的“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虽然只有几十人的编制，却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年轻集体。主任顾震潮与副主任陶诗言都是30岁出头，最大的中央气象台台长也还不到40岁。预报员除个别将近40岁外，大多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六七岁，担任填图员、报务员、观测员的也都不到20岁。
由于“联心”是军队编制，因此陶诗言与顾震潮虽然是副主任和主任，但是他们却无需担当太多的行政工作。这也让他们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天气预报的主要业务工作中。
作为“联心”的副主任，32岁的陶诗言和20多岁的年轻人一起过上了军事化管理的集体生活。他们集体住进“联心”，一起睡上下铺，每天轮流当班，只有星期六晚上才可以回家。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下，陶诗言一直严格要求自己，从填图到分析预报，他不辞辛劳，身体力行，为“联心”的所有工作人员做出了榜样。
这个时期，中国的气象科学由于基础薄弱，气象资料也十分缺乏，因此国内的天气预报工作准确率还很差。陶诗言认识到，虽然在这之前自己一直在研读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罗斯贝的前沿理论，但是还必须在天气预报的实践中检验并运用这些理论。而中国的天气又有自己的特点，所以还不能把国外的一些预报方法完全照搬使用，必须做开创性的工作，走中国自己的道路。
为了亲身实践总结经验，陶诗言与顾震潮在刻苦钻研的同时，不仅担当了他们从没有做过的预报员工作，而且为“联心”建立了很完整的规章制度，业务工作也开展得井井有条。
为保证预报的质量，陶诗言与顾震潮首先对每一项工作都制定了十分严格的检查制度。在一般情况下，检查工作由下一个班担任。他们按照规定，对每个站、每个符号、每条等值线以及发出的每组电码都要仔细查看，如果检查出错误，则分等级逐一进行登记，最后再统计出总的评分。这样的检查制度，从客观上促进了大家为保证预报工作质量而认真努力的积极性。因而在设备简陋的条件下，每个人都能够把工作质量放在第一位，很少出现责任性错误，也保证了天气预报的质量。
此外，他们还为“联心”制定了同样十分严格的交接班制度、会商制度、发警报的程序和格式、叫班制度、班会制度及各类总结。在“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每月、每季、全年台风等灾害天气以及每一次特大灾害都有详细的总结。
陶诗言与顾震潮还把“联心”所有天气预报工作人员分成3个大班，每个班都有1/3的填图员和预报员，由预报员领班负责指挥每个班的工作。
陶诗言则与顾震潮认真地担当起最基层的填图员和预报员的工作，对此，他也曾回忆说：“我当时负责‘联心’的工作主要就是负责天气预报，就是当预报员，每天发布预报，顾震潮也是这样。我在此之前没有当过预报员，但是我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画了5年的天气图，我们从1950年代就开始画北半球的地面观测天气图。在‘联心’我就是忙着做预报，做好预报就行了……”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做好预报员的工作是十分不容易的，这主要是源于那个年代的技术水平和预报条件。那时的“联心”，既没有雷达，也没有数值预报，更谈不上气象卫星。唯一凭借的，就是当时不多的几个地面观测站的观测资料，以此来发布包括警报、寒潮、台风等未来天气的预报。
由于当时抗美援朝的特殊需要，“联心”每天向朝鲜前线发布的天气预报和气象情报是保密、不能公开的。“所以当时的气象预报是两头加密，要经过机要科加密”。
观测组每天24小时观测，每3小时发一次绘图报，把编好码的纸条送到机要科，机要科管保密，由于都是用摩尔斯码，所以预报的工作量很大。这个时候的陶诗言也是经常亲自加班，上夜班更是经常的事。遇到有灾害性重大天气事件时，大都是他负责签字发布天气预报。因此，陶诗言深深体会到预报员工作的辛苦，对于经常亲身参加的夜班工作，他更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一天晚上，是陶诗言值夜班，当他带着几个年轻人紧张地忙完一阵后，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忙了半天，肚子提‘抗议’了。”一句话立时让几个人都觉得肚子真的饿了。可是大家根本没有饭可吃。原来，最近炊事班一直人手不够，等到他们上夜班时，劳累了一天的炊事员早已下了班，偌大的“联心”就只剩下了他们几个值夜班的人。
天色已晚，北京西郊的大街上，只有动物园门外马路对面的一家小饭馆还闪烁着微弱的灯光。陶诗言只好让两个年轻人去买些吃的。不一会儿，两个年轻人只捧着一些烧饼回来了。原来天太晚了，马上就要关门的小饭馆也只有这些卖剩下的烧饼了。
那一晚，从小在家乡吃米饭长大的陶诗言吃的是北京小饭馆的烧饼，睡的是用两条长木凳拼在一起的“木板床”。冰凉的烧饼已经有些发硬，木板床也越发显得冰冷……
这样的夜班，当年在“联心”的陶诗言不知上了多少个，其中的辛苦，自己更是有着深刻的体会。但无论是经常的加班，还是辛苦的夜班，陶诗言都是一心扎进预报员的工作中埋头苦干。为报效祖国刻苦努力，为自己能够实现涂长望局长“一定要解决国家的问题”的诺言，陶诗言从来都是毫无怨言兢兢业业。
6． 建国后第一次大寒潮侵袭
在顾震潮与陶诗言的带领下，预报员的水平在一天天提高，我国自己的天气预报方法在通过实践的不断总结中逐步建立。1952年，由于工作出色，陶诗言晋升为副研究员。与此同时，陶诗言也开始了对冬半年入侵东亚的寒潮进行系统研究。
新中国气象科研的道路上，副研究员陶诗言正在迈开前进的步伐……
然而时过不久，刚刚取得一些成绩的陶诗言就经历了一次挫折，这就是在1953年时，年轻的共和国遭遇到了灾难性寒潮侵袭，而陶诗言对此次大寒潮没有及时做出预报。
1953年4月，正是中国的农历三月，早已告别了冬天严寒的中国北方，复苏的大地迎来了春暖花开的时节。长高的冬小麦已经开始拔节，春耕时播下的豌豆、蚕豆、黄豆以及高粱也长成碧绿的秧苗，眼看着大片庄稼长势喜人。
却不料在农历三月十二日这一天，一股强冷空气突然从北方向中原大地袭来。骤然间，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安徽及江苏等省降温10—15度，致使这些地区的主要农作物冬小麦受到了严重的晚霜冻害，豌豆、蚕豆、黄豆以及高粱等庄稼更是几乎全部冻死。据后来统计，那一年粮食减产约300万吨。这一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就是建国初期震惊全国的1953年大寒潮。
这次罕见的大寒潮给我国的农业和经济各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究其原因，则是由于当时我国的气象部门在灾害来临之前没有发出足够的预警。而这一次的天气预报就是由“联合天气分析和预报中心”副主任陶诗言亲笔签字发布的。一时间，陶诗言感到了重大的压力。
其实在大寒潮来临之前，陶诗言根据当时近期的气象资料已经做出了相应的预警，但是负责值班的同志却持不同的观点，结果最后虽然是报了寒潮，但是却没有报出降温降到摄氏0度的严重程度。
这个罕见的自然灾害带来更严重的后果是一大批受灾的农民因没有粮食而无法生存，而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建成，还没有那么富强，一时拿不出那么多资金救济。于是政府号召受灾的农民投亲靠友或是自己想办法。
严重的寒潮灾害和庞大的灾民队伍惊动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很快，周恩来总理下达了命令，要立即彻查这一事件，为什么之前没有报出来？
这一下，陶诗言感到了更加巨大的压力，在上边正式派人来调查后，陶诗言开始做检讨，一遍接着一遍，没完没了地做检讨。一连两个多星期，直弄得他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吃不下饭。终于在一个多月后，总政治部又派了一个人来对陶诗言说，不作为一个责任事故，免予处分，检讨的事情也终于告以结束。
这一次大寒潮的事故虽然过去了，陶诗言却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他从此严厉要求自己对每一次的天气预报都做总结、认真记录，并一直坚持下来，养成习惯。
50余年后的2005年8月，年近九旬的陶诗言院士在做客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时，曾对当年亲身经历的那次大寒潮预报失败进行了回忆：
“那时我只有三十几岁，所以当初我做预报，没有那种压力，也没有想到严重性，在那次大寒潮之前，可以说一直都没有那种压力。其实那个时候现在看起来，我们的技术没到这个水平，那个时候刚刚建国，北面是蒙古人民共和国，一个记录都没有，国内没有什么，就是地面少数几个气象台，那个时候同现在比水平差的远得很……
那个时候各个国家都要发布气象资料，全世界有一个合同的，你每天收来许多的资料，画一个气象图，一天大概有4次，看气象图上面气压怎么分布，看它怎么移动，看坏天气怎么移动，就这样估计坏天气……而北边蒙古国一个记录都没有……
就是这次之后，我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每一次做预报，我都要总结经验，实际上我有一个小本子记下来，这次报对了，为什么报对了？根据我的理由是什么，也许这个理由是错误的。但是这样反复多少次，就对我提高很大。所以现在好多年轻人说，我怎么对我们中国的几次大的天气事件，都能不忘记，那是因为我都记下来了……”
7． 教训与经验
这一次大寒潮预报失败的教训，也让陶诗言认识到，天气预报不能只报模糊概念，一定要报出具体情况，这样才能让人有所应付。经过反复的思考和不断领悟，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作为天气预报肯定是要有冒险的，天气预报至少有30%的风险，因此只有更加认真接触实践，及时总结，才可能少犯错误。但是同时，陶诗言更意识到天气预报工作的巨大难度，尤其是重大灾害的天气预报更是难上加难。
事实上，天气预报确实难于做到绝对准确。后来在1960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洛伦兹在研究“长期天气预报”问题时发现的“蝴蝶效应”就是很好的说明。当时，洛伦兹教授在计算机上用一组简化模型模拟天气的演变，试图利用计算机的高速运算来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性。但是多次计算表明，即便是初始条件的极微小差异，都会导致计算结果的很大不同。由于气候变化是十分复杂的，所以在预测天气时，输入的初始条件中不可能包括所有的细小因素，而这些细小的因素却可能对预报结果产生极大的影响，导致错误的结论。洛伦兹教授认定：尽管拥有高速的计算机和精确的测试数据（温度、风速、气压等），长期的天气预报仍不可能准确。
洛伦兹用一种形象的比喻来表达他的科学发现：一只小小的蝴蝶在巴西天空中扇动翅膀，一个月后可能会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引起一场风暴。这就是著名的“蝴蝶效应”。洛伦兹的这一发现说明，用确定性理论建立的模型（或系统），它们的行为也会表现为不确定性，无规则而不可预测，这种现象后来被称之为“混沌”。后来科学家给混沌下的定义是这样的：混沌是指发生在确定性系统中的貌似随机的不规则运动，一个确定性理论描述的系统，其行为却表现为不确定性，不可重复、不可预测，这就是混沌现象。正是由于混沌现象的存在，天气预报不可能100%的准确。
除了“蝴蝶效应”的发现，在我国还有地面气象观测台分布不均造成实况信息不完备，地理状况不同，尤其是中国西部的青藏高原使得气流的运动和辐射状况发生很大的改变等，都大大增加了我国天气预报的难度和准确性。
谈起这次大寒潮预报失败总结教训时，陶诗言院士说：
“那次农历三月十二，虽然我报出了寒潮，但是那次给了我一个教训，天气预报不是好玩的，你一错是要死人的，将来就是要犯罪嘛，所以这给了我一次很大的教训……
这碗饭不好吃，所以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气象比方，说一个南美洲的蝴蝶，只是它的翅膀扇动一下，很可能就会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风暴。打这个比方，当然是厉害得很，过分一点，但就是有这种效应，非常复杂。因为一个很小的影响，一下子可以变得很大。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的预报报不准，24小时报垮的多得很。但是作为我，我非常谨慎，因为天气预报有什么呢？是八分把握、两分冒险……
它不可能是100%的正确，所以你下判断的时候，你至少把握的能够有多少？冒险的有多少？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一般我平时遇到重要的天气，那我就要把这个冒险性尽量减小，一般减小到20%或者到15%。
作为一种责任心，我为自己总结的这些经验就是，不要漏报，空报尽量减小。”
8． “武汉保卫战”的胜利
虽然经历了建国初期大寒潮预报的失败，但是陶诗言一心扑在新中国气象科研事业的决心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协同顾震潮带领“联心”全体人员在艰苦的环境下努力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我国的气象预报业务在一天天提高，新中国第一代气象工作者的队伍在一天天成长、壮大。
在与“联心”一起为祖国的天气预报奉献的同时，陶诗言仍然一直在坚持对气象科学的钻研。几年间，他的刻苦钻研又取得了新的成绩。1952年，陶诗言撰写的论文《冬季从印缅移过来的高空低槽》在气象学报发表。1953年，他的论文《苏联的中期预告法》又在气象学报发表。
不久，陶诗言又迎来了气象预报工作中的一次更为重大的挑战，这就是在大寒潮事件过去一年后我国长江流域遭遇到的特大洪水。
1954年7月，长江流域遭到连日暴雨的袭击，几天接连不断的暴雨引来了特大洪水的爆发。这场被专家称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立即给长江流域的城市和农田带来巨大的威胁。尤其是地处长江岸边的工业重镇武汉，更是首当其冲处在最危险中。
到了7月18日，特大洪水已造成武汉的长江水位涨过了历史上1931年28.28米的最高水位。进入8月中旬时，水位已上升到29.73米。这个数字已高出有测量史以来的最高纪录1.45米，更为紧迫的是，这个最高纪录已经持续6天居高不下，具有诸多工业设施的武汉已是危在旦夕。
在这样高水位的威胁下，如果水势继续恶化，中央政府就必须下令采取荆江分洪的办法，以保护工业重镇武汉。但是这样的分洪将会让大片农田和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在这十分危及的形势下，“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宣布全中心进入紧急状态，同时要求全体人员一个月内不放假、不休班，不准走出“联心”大院，每个人都做到随叫随到。
这个时候，距离1953年的大寒潮事件刚刚过去一年，经历了失败和教训的陶诗言决心在这一年特大洪水的预报工作中打一个“翻身仗”。他与顾震潮带头严格遵守“联心”关于“紧急状态”的规定，和大家一起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为保障武汉能够安全渡过汛期和尽量减轻沿长江一带地区的灾情，他们一起严密监视天气，反复研究分析，情况紧急时，就连夜召集大家进行紧急会商。这期间，一直关注汛情的涂长望局长还陪同副总理邓子恢前来看望“联心”所有人员。
最紧迫和最难以决断的事情就是究竟要不要分洪的问题。如果分洪，结果就是无数的农田和国家财产将会被淹没。但是如果不分洪，很可能就会造成决堤，而一旦决堤的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这场大雨到底还会不会下？一直居高不下的水位到底还会不会涨？这样的问题摆在了顾震潮和陶诗言的面前，而他们的预报也将直接影响中央的最后决策。如果这个时候能够做出准确的天气预报，那么无疑可以减少领导决策的不确定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时候做出的天气预报必然是要承担预报不准的风险的，因此谁也不敢轻易做出预报。
就在这紧迫危急的时刻，陶诗言果断地判定说：“洪水即将终止，不会再继续了，长江水不会再涨了！”他一口气说出了这些话，语调不容置疑，目光更是充满了坚定。
关键时刻的果敢预报，让很多人在对陶诗言的精湛业务和高度责任心充满了敬佩的同时，也都深深为他捏了一把汗，谁都知道，此时陶诗言的一句判断，意味着他的肩上是一副无法估量的关乎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的重担。
但是这一次陶诗言的预报成功了！过了几天，到了8月18号，一直连下不停的暴雨果然如陶诗言预报的那样停止了！长江水再没有上涨，工业重镇武汉成功脱险了。
关键时刻陶诗言果断正确的预报，让长江上游避免了分洪的损失，武汉和其他几个城市的安全都保住了，武汉人民终于摆脱了无情的洪水。
著名的“武汉保卫战”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胜利的果实中，有陶诗言为祖国和人民献出的辛勤汗水以及他对国家财产及人民生命的高度责任心。
胜利的喜讯传到了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欣然亲笔题词，为武汉人民摆脱了1954年特大洪水灾害表示祝贺。不久，国务院发布嘉奖令，嘉奖在取得胜利的“武汉保卫战”中立下卓越功绩的陶诗言。
几十年后，陶诗言院士对当年“武汉保卫战”中自己的“首功”却只用“那次预报的不错”几个字轻轻一带而过，更多的，则是谈到了当时他做出“暴雨不会继续”的一些依据和难度：“1954年的时候长江有场大洪水，那次预报的不错。长江的水，梅雨一般是6月中旬到7月中旬就结束了。那时已经到了8月份，梅雨已经是强弩之末。以后来的水主要是川水，是上游来的水，那个时候最怕7月中下旬以后，长江上游来水最危险。现在水文方面也好，气象方面也好，就是怕碰头水，这几年没碰头，只有1954年、1998年碰头了，其他年份没碰头，没碰头就是上游来水的时候，下游没水……洪水灾害预报到现在都很难，因为我们不像美国、英国那样气压系统非常明显，没有哪个气象员能预报的，洪水预报很难……”
也曾有记者在访谈时曾对陶诗言院士提问道：“最后预报这场暴雨即将终止时，你们当时的把握性有多大？”
陶诗言一句“这下蒙对了”的回答，语调中仍然充满了自谦：“我觉得当时有70%的把握，剩下30%就是风险了，这下蒙对了……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意识到洪水的严重，一直到事后，8月过了，总结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个气象对洪水预报非常重要……”
在国家遭遇到罕见的特大洪水时，如果真的有雨而没有报出来，就会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明知自己至少要承担30%风险的陶诗言却没有想得这么多，他只想着凭借自己在几年间积累下的天气预报经验以及翔实可信的数据分析，做出比较有把握的天气预报。这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年轻的科学家一心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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