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几乎被命运“捉弄”

    战争年代的动乱之中，中央大学第一批气象专业学生4年的学业终于如期完成了。这时的中央大学气象专业还没有招收研究生的先例，于是4个年轻人分别走出校门。顾震潮去了兵工署弹道研究所，黄士松去了资源委员会电化冶炼厂，陈其恭则走进了国民政府的中央气象局。

    和顾震潮、黄士松、陈其恭相比，陶诗言毕业后似乎更有一番“大起大落”的曲折经历。最初是国民党军队的气象部门要他去那里工作，工资待遇也很好。于是陶诗言找到父亲认识的一个熟人，想向他了解一些有关这个部门的情况。想不到这位朋友对他说：“你一个中央大学的正规毕业生，还是留在中央大学里规规矩矩教气象为好，为什么要去国民党军队呢？”结果陶诗言没有去国军的气象部门。

    正在这个时候，一个短期培训班招收学员的信息吸引了陶诗言。虽然只是个为期一年的短期培训，但前景却极具吸引力。即培训成绩合格毕业的学员，不仅有出国留学的机会，最后还可以考博士学位。

    这个短期培训班也吸引了当时中央大学的很多学生，又因为培训考试的内容并不难，一下子很多学生都去报了名。陶诗言更是兴奋，他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报名。

    风云雨雪光风霁月——陶诗言传第四章步入气象科研之门那一晚，躺在床上的陶诗言许久都没有睡着，他在想着即将报名的那个培训班，更憧憬着一年后的留学生活，他相信自己一定会更加努力，也一定会取得好成绩……

    也许是上天的有意安排，让还没有走向社会的陶诗言注定要经受一次命运的“捉弄”。就在陶诗言踌躇满志，一心准备参加出国留学培训班考试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第二天报名回来后，不知什么原因，陶诗言突然感到有些不舒服，过了一会儿，竟连声咳嗽起来，接着就吐出了鲜红的血！那一瞬间，陶诗言傻了。

    得了肺病的人才会吐血，这是陶诗言当时的第一个感觉。在那个年代，肺病几乎就是不治之症。民间的老百姓都把这种可怕的疾病称为“肺痨”，一般不幸得了肺痨的人，大都必死无疑。

    年轻的陶诗言仿佛一下跌入了黑暗的万丈深渊，他只觉得眼中的整个世界都变了颜色，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如果生命没有了，还谈什么学习、留学和报效祖国呢？一时间，陶诗言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几天后，报考培训班的同学都去参加考试了，看着他们考试归来高高兴兴的样子，陶诗言忽然醒悟到，自己不能这样“束手待毙”。于是，他去了当时重庆最大的一家医院去做检查，大夫给他照了X光片，做了详细的检查后，一字一句地告诉他：“你的肺部正常，没有任何问题，出血的原因是支气管破裂。”

    医生的话立刻让陶诗言如释重负，仿佛一下从深渊的黑暗回到了人间的光明。这时他才明白，几天来近乎劫难般的经历，不过是上苍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可是这个玩笑开得实在是太大了，玩笑结束了，他最想去的出国留学培训班也与他“擦肩而过”了。

    今后的道路将走向何方呢？被命运足足“捉弄”了一把的陶诗言只感到眼前一片茫然。

    2． 恩师涂长望与赵九章

    这时候，中央大学地理系正好有一个气象助教的名额空缺，系主任经过反复挑选，最后决定留用陶诗言。陶诗言终于不再彷徨，这是大学毕业后陶诗言的第一份工作。

    陶诗言的工作主要是给学生上实习课和辅导学生画天气图。工作虽然繁忙，但他认真努力，并仍然抓紧一切时间看书学习，不断提高自己。

    不久，中央大学地理系迎来了中国气象界有名的涂长望教授，他的到来，不仅为地理系增添了光辉，也改变了年轻的大学助教陶诗言的命运。

    涂长望是湖北人，年长陶诗言13岁。1929年在上海沪江大学科学系毕业后，涂长望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北官费留学英国，不久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地理学，第二年又转入伦敦大学理工学院学习气象学。1932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又于次年进入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留学期间，涂长望热心民主进步事业，曾加入留英进步学生组织的“反帝救亡大同盟”。并参加了第三国际领导的秘密活动，后成为英国共产党华语支部党员。1934年秋，应竺可桢之邀，涂长望回到祖国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

    回国后的涂长望曾当选为中国气象学会理事，担任《气象月刊》总编辑，还曾借聘到清华大学地理系担任教授，又被竺可桢聘为浙江大学教授兼史地研究所副所长。在这期间，思想进步的涂长望组织了中华自然科学社遵义分社，还想方设法对浙大师生进行抗日爱国民主进步的宣传。此外，涂长望还在1942年获得教育部学术成就乙等奖，在1943年获得中华文化基金会天文气象地理特等奖。涂长望不仅在国际上是享有盛誉的科学家，而且十分重视我国的气象教育事业和人才的培养。

    1943年1月，涂长望赴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授。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接触到了年轻的地理系助教陶诗言，并用他的一双慧眼认准了这个工作积极上进、学习努力刻苦的年轻人。他断定，这个年轻人日后必定大有前途，是中国气象事业不可多得的可造之才。因此，他也在心中暗想，今后一旦有合适的时机，一定要让这个优秀的青年走出中央大学，到更广阔的天地为祖国的气象事业奋斗。

    人们常说，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一年后，涂长望教授一直为陶诗言寻找的时机终于来到了。而为陶诗言带来机遇的人，就是同样被他视为恩师的我国著名气象学家赵九章教授。

    年长陶诗言12岁的赵九章教授祖籍浙江吴兴，1929年，赵九章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33年毕业后，叶企孙教授推荐赵九章出国深造攻读地球物理学，随后通过庚子赔款考试，赵九章于1935年进入柏林大学，师从气象学家菲克尔。1938年，赵九章获得博士学位回到祖国后，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并兼任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高空气象台台长。抗战爆发后，赵九章来到西南联大任教授。后经竺可桢的推荐，赵九章主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工作。

    与涂长望教授一样，赵九章教授也十分注重对中国气象事业人才的培养。1944年，已经接任竺可桢正式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赵九章来到中央大学地理系找到了涂长望教授，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希望能够在地理系找到一个优秀的年轻人去气象研究所工作。涂长望立刻意识到，陶诗言走出中央大学地理系的机会来了，于是他当即对赵九章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叫陶诗言的年轻人，目前虽然还只是个助教，但他才干非凡，是个很有希望的青年，我的眼睛不会看错，相信他到了你那里以后，一定会大有发展……”

    赵九章更是个爱惜人才之人，听了涂长望的推荐之后，马上就找来陶诗言谈话。结果，半个小时后，赵九章当即拍板：“好，就这样，你今天回去就收拾行李，明天上午有车过来，就坐这辆车，你和我一起到气象研究所。”

    陶诗言没有想到这样快就要动身，他有些迟疑地对赵九章说：“您看是不是时间太紧了，我还得给学生上实习课，如果马上就走，恐怕还不行……”

    一旁的涂长望马上过来对他说：“中央大学这边的事，你就不用操心了，代课和办手续的事全都交给我来负责，你赶快回去收拾好行李，明天就跟着赵所长出发！”

    涂长望的话果断、干脆，透出一股不容置疑的口气，他实在是希望自己喜爱的年轻人能够及时抓住这个良机。陶诗言看着自己敬重的教授，不知说什么好。

    “不要在这里一直做一个助教，要知道，如果总是呆在中央大学，如果总是不能够出国，你就永远是助教，是讲师，永远当不了教授，所以你不要留在这里，记住我的话，你是有前途的……”

    涂长望一边看着他的学生，一边再一次叮嘱，目光中充满了真挚的期望。陶诗言激动得连连点头，唯有在心中牢牢记住老师的每一句话。

    在中央大学当了近两年助教的陶诗言，终于在1944年走进了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成为一名研究实习员。这是年轻的陶诗言命运改变的开始，而这一切，离不开他的两位恩师涂长望和赵九章。

    3． 走进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这个时期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就在距离重庆几十公里外的郊区北碚镇。当汽车载着赵九章和陶诗言来到了气象研究所大院时，他看到的是一片平房。虽然大都是简陋的草房和竹房，但整个院子却异常安静整洁，仿佛每个角落里都散发出一股浓浓的学习与钻研的气息。

    陶诗言立刻感觉到自己走进了一个新的天地，不由抬眼向四周望去。忽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叫着他的名字：“陶诗言，你来啦！”他急忙回过头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竟是大学同窗4载的好友黄士松。原来黄士松毕业后在资源委员会电化冶炼厂工作半年后，就在1943年2月来到了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陶诗言很激动，他没有想到竟在这里见到了分别两年的同窗好友，更没有想到，黄士松能够走进气象研究所，举荐之人竟然也是涂长望教授，不由心中一阵感慨。

    其实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个同样优秀的年轻人也是先于陶诗言走进了北碚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这就是后来与陶诗言共同为中国气象事业拼搏奉献几十年、如兄长般的中国又一位著名气象学家叶笃正。

    叶笃正祖籍安徽安庆，生于天津，比陶诗言大2岁。1935年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清华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叶笃正随清华大学南迁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习。毕业后不久，又于1941年走进浙江大学地学系攻读研究生学位。1943年，在导师涂长望和王淦昌两位教授的指导下，叶笃正获得硕士学位，同时完成并发表了重要论文《湄潭之大气电位》。随后，叶笃正走进重庆北碚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叶笃正的到来，同样离不开他的导师、积极为研究所“招贤纳士”的涂长望教授。这也让陶诗言对涂长望教授更增添了几分敬重。

    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于1928年建立在南京北极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研究近代气象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第一任所长即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竺可桢。气象研究所虽然建所时间不长，但在竺可桢所长的带领下，不仅在抗战前即有重要论文发表在当时出版的《气象研究所集刊》上，而且还与国外开展了学术交流活动。因此，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始终保持着注重研究工作的浓重学术气氛。

    抗日战争爆发后，气象研究所从南京北极阁迁到了重庆北碚镇。正是在这里，年轻的陶诗言在气象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大步迈开了前进的步伐。还是在这里，陶诗言亲眼看到了那些立志科学报国的教授学者，即便是在国难当头的战时后方，仍然在一丝不苟地工作。此外，他还在这里得到了有竺可桢、赵九章等享有国际盛誉的科学家的精心教诲……

    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深深激励着年轻的陶诗言，让他受益匪浅，终生难忘。因此在近70年之后的2010年，91岁高龄的陶诗言院士在接受中国气象局发展研究中心助研员陈正洪博士采访时，仍然清楚记得他离开中央大学来到气象研究所时的情景：

    “……所以第二天我卷了铺盖就跟赵九章走了。那时国民党人事管理松得很，不像现在。涂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他还把黄士松介绍到中央气象研究所，黄士松比我先去气象所。

    涂长望先生是进步的教授，他在中央大学的时候教气候学。那时我是小助教，他的课我是旁听的，因为我很敬佩他。他说你不要留在中央大学，应该到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去。他讲的是对的，我一到气象所，感觉很好。我记得德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量子物理学家马克斯·普朗克（MaxPlanck），他自传里写到当时到了柏林洪堡大学，好像到了个新天地，我就这感觉，与在中央大学感觉不一样……”

    4． 锻炼与提高

    在气象研究所的乡村院落式的院子里，房子都是用竹子搭起的构架，糊上泥就是墙壁。院子里没有洗澡的房子，房子里没有电灯，没有电话，到了晚上，大家只能用柴油灯照明，研究所的生活仿佛回到了古老的年代。和战时在重庆松林坡的中央大学一样，坐落在北碚镇郊区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就处在这样一个设备简陋，生活艰苦的环境中。

    气象研究所人不多，总共只有16人，赵九章所长虽然刚刚继任不久，但整个气象研究所仍然沿袭了竺可桢所长开创的精神，每个科技人员都认真从事日常气象观测工作和刻苦钻研业务，所内一切井然有序，科研氛围浓厚。

    从南京搬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偏僻的北碚，研究所几乎完好无损地带来了大量科研仪器和可观的图书。尤其是占房子最多、面积最大的图书馆，更是聚集了大量的书籍，在这里不仅有几千余册的气象专业书籍，还有当时比较先进发达的欧美各国几十种气象杂志，以及中外气象报告100多部。此外，这里还能够按期与世界各气象台交换出版物。如此大量的气象资料、新杂志，即便是藏书丰厚的中央大学图书馆也无法与之相比。因此图书馆也是气象研究所人最爱去的地方，陶诗言更是在这里阅读了大量的气象专业书籍、资料以及最新的气象科研信息。

    赵九章所长的管理非常严格，赏罚也极为分明，对下属人员采取一年一聘。每年到了夏天都进行考核，对考试合格者发聘书，如果考试不合格，将拿不到聘书，那就只有走人。所以大家都很积极努力。这样的环境中，年轻的陶诗言更加发奋努力，对赵九章所长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北碚气象研究所浓重的学术氛围，他更是牢牢记在了心中。

    陶诗言院士曾深情地回忆当年在北碚气象研究所的难忘经历：

    “……气象研究所位于离重庆60公里的乡间。研究所有良好的学术风气，有丰富的图书和设备，这对我来说是进到了一个新天地。赵先生对学生的要求甚严，他的家就住在北碚气象所的后面，所以每个星期赵先生都会有几个晚上到我的住房查询我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我们在一盏柴油灯下，会交谈一两个小时。有时候我们也会聊天，海阔天空地聊，所聊不是聊生活，是聊科学的问题，这是他在观察你有没有进步，到底行不行。有时候在谈话中我反驳了赵先生的观点，他就非常高兴，说学生应该敢于反驳老师。从这样的多次交谈中，我得到不少教益。

    气象研究所规定，研究实习员每两周有一次文献阅读报告讨论会，每人两个月轮到一次，文献是赵先生指定的，每次讨论会赵先生和后来来到气象研究所的傅承义先生必到。在讨论会中，他们指出我们报告的缺点，教导我们怎样做学术报告，怎样抓住文章的要点，怎样从文献中发掘值得研究的问题。有时有的学生因为没有好好准备，结果讲的不好，这时赵先生就会生气并拂袖而去……

    我记得，赵先生不来管你具体研究什么，你自己写好文章，写好英文，全部完成了就拿给他看。我在北碚气象研究所交给赵九章教授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东亚地面气流的流行。记得我是在1月到2月间画出了流线段，写成文章后拿给赵先生看，他看后修改了就发表了……

    帮赵九章先生计算数据，是我的一项重要工作。那时没有计算机，我们都是用算盘计算。我们所里有一个气象站，我每天给气象站的风速仪换纸、读数，读完后将数据交给搞资料的人员。那时我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每隔两个礼拜放一次气球（用于高空探测，收集气象数据），这需要自己制氢，一直到气球放上天去。

    ……竺可桢是我的太老师，我与太老师接触不多，竺先生每年来研究所一两次，每次来必定找我们谈话。在北碚的时候，有一次我刚写好一篇将要发表的文章，他要去看了后，说我英文不够流利，他在稿子上作了多处修改。竺先生与我交流和指导不多，主要是赵九章先生管得严，我们不敢不努力。我们对气象研究所的老师们是有几分畏惧，又十分敬爱的。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有严师教导，有良好学术风气以及有丰富的图书设备的环境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如果说我今天在大气科学研究上有一些成就，首先应归于气象研究所的老师们的精心指导和严格要求。”

    5． 北碚生活“小插曲”

    1945年，来到气象研究所一年的陶诗言又遇到了一个惊喜，大学同窗4载的又一个好友顾震潮也来了。原来顾震潮毕业后去了兵工署弹道研究所工作后的第二年，就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大研究生院研习理论气象学（即动力气象学），而担任他研究生的导师正是大名鼎鼎的赵九章教授。

    顾震潮曾攻读数理系，他的数学、物理基础非常好。而赵九章则是把数学、物理引入气象的中国第一人，这也让顾震潮能够很快领悟和把握导师的科学思路。因此，在西南联大研究生院，顾震潮与导师共同努力，配合默契，师徒二人合作发表了充分体现把数学、物理引入气象这一科学思路的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蒸发方程及其新解》。

    因此，顾震潮1945年在西南联大研究生院刚刚毕业就被赵九章教授招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门下，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这样，当年中央大学第一届中国气象专业的4名学生中的3名都聚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研究近代气象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在赵九章所长的带领下，3个优秀青年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更可喜的是，3个人后来都成了为新中国气象事业做出卓越贡献的20世纪中国一代气象学家。

    这些虽然是后话，但不得不说，当年能够让陶诗言、顾震潮和黄士松3个中国第一批气象专业大学生共同成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离不开涂长望和赵九章两位中国著名气象学家对培养中国气象人才的注重和执着努力。

    在中央气象研究所浓重的学术氛围中，年轻的陶诗言也会在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刻苦读书学习、埋头认真工作的同时，“偷闲”为自己安排一个小小的“轻松”活动。

    那是一天的傍晚，气象研究所的人大都已吃完晚饭，简单的食堂里只剩下最后才匆匆赶来的陶诗言和顾震潮两个人。

    “喂，听说了吗？陶诗言，北碚镇上这两天要举办音乐会，还有马思聪的小提琴独奏呢。”顾震潮一边吃饭，一边压低了声音悄悄说着。

    陶诗言不由睁大了眼睛，特别是听到有马思聪的小提琴独奏，更是觉得心中一振，他立刻小声问顾震潮：“真的吗？什么时候？”两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很低，似乎心里都明白，在人人都努力工作、刻苦钻研的气象研究所，如果谁要是走出去听音乐，那绝对会被视为近乎“叛逆”般的“不敬”了。

    怎奈音乐会实在是太有吸引力了，两个年轻人终于无法割舍。最后他们商定，偷偷去，为了免遭他们的严师赵九章所长的批评，一定要悄悄出发。

    当时的北碚虽然地处偏僻郊区，却是当地很有名的文化小镇。战争时期，能够欣赏到悦耳的音乐和著名音乐家马思聪的小提琴独奏，自然是北碚小镇独具的特色，对于顾震潮和陶诗言两个忙于科学研究的年轻人来说，就更是一次难得的休闲和音乐欣赏的机会了。

    第二天吃过晚饭，陶诗言和顾震潮悄悄地走出了气象研究所，他们步行走了3里路，来到了充满文化气息的北碚小镇，终于如愿听到了马思聪的小提琴独奏。当然，对一向严格要求的赵九章所长，两个年轻人似乎也完成了一个“不敬”之举。

    这是中国当代两个著名气象学家青年时期的一段往事，也是他们在共同为中国气象事业拼搏奉献的科研道路上的一段生活“小插曲”。回想起来，或许当年严厉的对他们近乎家长式管理的赵九章所长真的没有发现他喜爱的两个优秀弟子“偷偷走出去听音乐”的“欺瞒”行径，但无论是严格有加的赵九章所长，还是努力刻苦的陶诗言和顾震潮，无疑都让我们感受到他们身上那令人钦佩的20世纪中国气象学家的治学精神。

    6． 年轻的学术报告主讲人

    在家长般的严师赵九章所长的教诲下，在刻苦努力的工作学习中，陶诗言的业务水平在稳稳地一步步提高。北碚的科研与学习的时间虽然并不长，但这个时期，勤奋的陶诗言已开始了对“太平洋、大西洋活动中心问题”的研究，在这之后不久，他又与老师赵九章教授共同研究“东亚大型涡旋运动”。

    1945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第八个年头，饱受战争摧残蹂躏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即将胜利的时刻。此时与全国人民共同经历了战争风雨的北碚气象研究所仍然是一派苦读钻研的浓重学术气息。

    5月8日的清晨，北碚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贴出了一张醒目的通知，上面清清楚楚地写道：

    本所三十四年度第四次学术讨论会

    日期：五月八日下午三时

    地点：天气组办公室

    主讲人员：陶诗言先生

    讲题：欧亚大陆大气环流之型种

    卅四年五月八日在通知最后标注的日期“卅四年五月八日”的上面，是清清楚楚的大印：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这是在当年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内，一张由陶诗言作学术报告的通知，通知上的日期“卅四年五月八日”，即公立1945年5月8日。如今这纸通知早已成为一份难得的历史资料，并完好地保存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民国档案全宗号为393的《中央研究院档案》中。那个时候，是27岁的陶诗言离开中央大学来到北碚气象研究所的第二年，这一纸通知无误地告诉我们，此时的陶诗言已开始成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学术报告的年轻主讲人。

    事实上，除此次学术报告外，陶诗言还分别担任了“中途岛战役之天气”、“东亚大型涡旋运动之研究”及“北半球活动中心气压梯度之分析”等学术报告的主讲人员。一年的时间，年轻的陶诗言已从一名大学助教成长为中国气象科学最高学术机构学术报告的主讲人，足见走进北碚气象研究所的陶诗言在学术研究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些当然离不开陶诗言的刻苦努力，但提起来，陶诗言仍是十分感谢他的严师赵九章教授：

    “……他管得严，家长式的管理，不过这使我们得益不少，这样学术能力慢慢提高上来，所以这两年对我技术方面很有促进作用。”

    7． 从重庆北碚到南京北极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坚持了8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随着抗战的胜利，当年由南京迁到重庆北碚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也开始做迁回南京北极阁的准备了。

    此时气象研究所的年轻人也在抗战胜利的鼓舞下积极为自己选择了新的学业，已经在浙江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的叶笃正远渡重洋，进入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黄士松也离开了气象研究所，他通过了国家公开考试，被公费选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气象学系和美国天气局实习一年。

    顾震潮刚刚来气象研究所时间不长，但他也在积极准备出国攻读博士学位。陶诗言自然也十分想继续攻读学位，但接下来事情的发展却显然没有如他所愿。

    那一天，赵九章所长把陶诗言叫到跟前，郑重其事地对他说：“抗战胜利了，气象研究所也要派人去接收北极阁了，所里派的接收人员是张宝堃副研究员，你的任务是做他的助手，以你的能力，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协助张宝堃把这次的接收工作完成好。”

    在赵九章的眼里，凭陶诗言的能力，完成接收北极阁的工作是绰绰有余的，但他毕竟只有27岁，虽然已经是助理研究员，但论资历，仍然还是显得太年轻了。因此他才派了副研究员张宝堃，让陶诗言做他的助手。这样的安排，自然让赵九章既满意又放心。

    对老师的叮嘱，陶诗言觉得自己的选择就是一切听从老师的安排。对于自己做助手跟随的副研究员张宝堃，他更是视为老师一样尊敬。副研究员张宝堃与陶诗言在中央大学学习时教授气象专业的老师黄厦千、胡焕庸、朱炳海等师出同门，都是当年竺可桢教授亲手培养的中央大学优秀的毕业生。因此，自走进北碚气象研究所以来，刻苦学习的陶诗言一直视张宝堃为老师，以老师为榜样，虚心向老师请教。而他的谦虚与勤奋好学也同样得到了张宝堃的喜爱。也许这些，才让所长赵九章如此放心地安排27岁的陶诗言做张宝堃的助手来共同担当接收任务吧。

    建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坐落在南京鸡鸣山北极阁。接受赵九章所长的派遣后，陶诗言与张宝堃在1945年12月从重庆北碚抵达南京北极阁，从而完成了抗战胜利后对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接收工作。历经战争风云和日本侵略者霸占的耻辱，有着悠久气象历史的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

    终于走进了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望着曾经被日本侵略者占领、肆意掠夺践踏的中国第一个研究近代气象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年轻的陶诗言心中一阵感慨，不由浮想联翩……

    他想起当年被日本飞机炸毁的镇江中学，想起了逃亡到重庆的一路艰辛，想起了在中央大学的苦读，想起了北碚柴油灯下与严父般的赵九章所长的交流，还有涂长望教授，还有为建立北极阁气象研究所付出大量心血的竺可桢所长……

    置身在鸡鸣山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内的陶诗言暗暗在心中告诫自己，一定要在这座由竺可桢教授亲手创建的中国最高的气象学术研究重地发奋努力，为祖国的气象事业做出贡献。

    8． 生活的新起点

    走进北极阁气象研究所的陶诗言，也在回到南京的同时，开始了完全不同于重庆北碚的新生活。抗日战争8年的时间，陶诗言与三弟诗在重庆靠“贷学金”努力读书，毕业工作后仍然刻苦攻读。这期间，跟随国民党空军来到昆明的父亲陶传鼎也曾从自己不算丰厚的薪水中拿出一些钱来资助他一心求学的二儿子，但陶诗言却从来没有收下父亲的一分钱。他知道父亲也不容易，更何况还有远在千里之外南京的母亲和几个正在上学读书的弟弟妹妹呢？他始终相信，凭自己的能力，一定能够自己养活自己。

    而由于战争的原因，生活在艰苦环境中的陶诗言更是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一直未能与南京的母亲和弟弟妹妹通信联络。

    现在终于回到南京的亲人身边了，想到马上就可以见到分别8年的母亲和弟弟妹妹，完成了北极阁气象研究所接收工作的陶诗言，心中不由一阵阵激动起来。回家的路上，他的脚步一阵阵加快，心情也越来越轻松愉快，几年来经历的战争苦难，对亲人的思念，仿佛都随着离家越来越近而全都抛到脑后……

    母亲仍然是那样温柔慈祥，或许是一直相信她的二儿子会平安归来，母子相见的那一刻，陶夫人没有像一般亲人久别重逢时那样痛哭流涕的大喜大悲，只是用她一双含泪的眼睛久久地看着她的二儿子。看到母亲的额头已印下了深深的皱纹，原来黑亮的一头乌发，已经从两鬓间生出了银丝，那是8年来母亲付出的艰辛，陶诗言不由心里一阵发酸，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大哥诗训已经娶妻生子，比起8年前，已经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变化最大的还是弟弟妹妹，四弟诗谋，六弟诗诏，还有老五诗谕，也是陶家唯一的女孩，也都上了中学。当年自己离开南京的时候，他们几个还都那么小……

    历经8年战乱离别的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弟弟妹妹争着向他们学业有成的二哥汇报各自的学习成绩，让陶诗言深感欣慰的是，四弟诗谋、六弟诗诏还有妹妹诗谕，不但学习成绩优秀，每个人还都立下了考大学的志向。

    热闹的团聚中，一直看着陶诗言的母亲忽然把她的二儿子叫到跟前问他说：

    “离家这么多年，你都这么大了，怎么还没有把媳妇领回家里来呢？”

    陶夫人的声音并不高，可是大家都听到了，一下子弟弟妹妹都不说话了，几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陶诗言。母亲的话虽不多，陶诗言却不好意思了，他不知道如何回答母亲。是啊，离开母亲这些年，除了上大学，就是一头扎在图书馆苦读学习，怎么就从来没考虑过自己的终身大事呢。

    陶夫人接着说：“不管怎么样，到了这个年龄，也该结婚成家了。”没容得陶诗言说什么，几个弟弟妹妹全都乐了。

    陶夫人说到做到，和先生陶传鼎商议后，立刻就忙着为陶家的二儿子张罗终身大事了。按照当时社会的风俗和陶家的传统，自然是要先找媒人，再通过媒人介绍。不久，陶传鼎和夫人终于为陶家的二儿子定下了亲事。

    他们为陶诗言选中的是嘉兴城里张家的女儿张志伦。张志伦比陶诗言小7岁，是当年陶诗言曾经就读过的嘉兴集贤小学的音乐教师。张家也是嘉兴城里的一个大户人家，不仅有很多产业，还是一个文化人家。张志伦的父亲在绘画和艺术方面都造诣颇深，他和张大千当年都是西冷画室的成员。

    家境富裕的张家还思想开明，注重子女教育。这也让张志伦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曾经担任当地秀洲中学美术教师的父亲更是培养张志伦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钢琴和英语。

    在父母的精心筹办下，陶诗言与张志伦于1948年在北极阁举办了婚礼。说起来，这桩由父母一手促成的婚姻可算是典型的旧中国家长包办形式。但是在婚礼那天，新娘张志论手捧鲜花，身穿白色婚纱，新郎陶诗言则系着领带穿一身整齐的西装。这固然与一直在外工作的陶传鼎先生及崇尚新文化教育的张家有关，因此，对于两个有文化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婚礼似乎更融进了新思想的现代文明意识。

    对于自己的婚姻，晚年的陶诗言院士曾回忆说：“抗战胜利那年，我回到家里，母亲见到我就说：‘你怎么都快30岁了，还没有结婚？所以说，我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约……”

    虽说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但陶诗言与夫人张志伦结婚后，感情一直非常好，生活上，他也得到了夫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对他的科研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这自然是后话。

    从重庆北碚到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是年轻的陶诗言在气象科研道路上迈开步伐的又一个里程，而与夫人张志伦喜结连理，则是陶诗言在生活上的新起点。

    9． 北极阁的“小不拉子”

    “1945年前北极阁都是日本人占着，1945年那个时候我们主要是修理房子，我是一个‘小不拉子’，我就管看房子……”这是陶诗言院士在回忆他当年在抗战胜利回到南京北极阁气象研究所工作时的一段话。

    “小不拉子”是嘉兴地区人们比较熟悉的词语，一般指涉世不深、缺乏经验的年轻人。陶诗言在这里称自己为“小不拉子”，显然是他努力学习、勤奋谦虚的一贯谦词。由于先期回到北极阁气象所做接收工作的只有副研究员张宝堃与助手陶诗言，所以接收后很多“脑力与体力并重”的工作，都让年轻的陶诗言担当起来。

    在抗日战争长达8年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整个北极阁气象研究所，一直到抗战胜利，日本人才撤走。因此，完成接收任务后的陶诗言与副研究员张宝堃来到北极阁的首要任务就是整顿和修理气象研究所的房子。

    此时北碚气象研究所的大队人马还仍然“兵马未动”，因而“驻扎”在北极阁气象研究所的人员很少，有的时候，尤其是到了晚上，偌大的北极阁气象研究所只剩下年轻的陶诗言一个人孤零零地守着研究所的房子。

    虽然如此，陶诗言却充满了活力，更对迁回到南京北极阁的气象研究工作充满了信心。当年中央研究院的好几个研究所都在南京鸡鸣山，最上面的气象研究所有一幢楼房和一座气象观测场，陶诗言工作在山上，吃饭要到山下。小山虽然不高，但每天都要山上山下地来回奔跑。

    每天从山上到山下，上上下下奔跑，陶诗言总是高高兴兴，从不知疲倦，尤其是抬眼看到山上遍布着枝叶茂盛郁郁葱葱的雪松时，心情更是格外轻松愉快。

    终于有一天，自称为“小不拉子”的陶诗言打定主意要为山上的北极阁“装饰”一番了。那天下山吃过午饭后，回到北极阁的陶诗言就扛起铁锨匆匆下山了。他要挖两棵最喜欢的雪松，亲手栽到北极阁的台前。

    这个行动是自打他山上山下来回奔跑时喜欢上了郁郁葱葱的雪松后就“制定”好了的。两棵小雪松也是在他每天经过的路途中千挑万选早就看好的，雪松既不能太高大，也不能太瘦弱，高大的雪松挖不动也扛不动，不壮实的小雪松也不好成活。

    正是大中午，鸡鸣山上上下下几乎没有一个人影，大汗淋漓的陶诗言终于挖出了两棵小雪松，当他终于把两棵小雪松在北极阁前精心栽好后，心情真是说不出来的好极了。

    为北极阁栽雪松的事，让陶诗言非常高兴也十分难忘，因此在90岁高龄以后，他对此仍然有一段愉快的回忆：

    “鸡鸣山下就是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有几个所，我们气象所在上头，那个时候矮树多得很，我去挖树人家都认识，我自己挖栽到我们所，他不会干涉的。栽了两棵树，现在一棵树还非常茂盛的，你自己去看看……

    ……那时我看见山坡底下有很多雪松，就‘偷了’两棵小雪松，自己栽在北极阁台前。1980年我到南京去看，其中一棵长得很好，另一棵死掉了。最近我打电话问我儿子，他说那棵还在呢，你可以去看看。”

    10． 在北极阁成长

    在南京北极阁气象研究所“驻扎”了一年多后，远在重庆北碚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大队人马终于在赵九章所长的带领下，全部迁回了南京北极阁。至此，气象研究所也结束了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漂泊”在大后方的日子，重归北极阁开始工作。

    这个时期，气象学和大气科学的发展在国际上已基本形成两大学派，一个是以皮叶克尼斯父子为首的挪威学派，另一个便是以罗斯贝为首的芝加哥学派。

    挪威学派也称卑尔根学派，是20世纪初到30年代的国际气象学界的主流学派。其创始人是皮叶克尼斯。挪威学派的重要成果有：确定了巴（bar）为气压的单位，提出了冷云降水学说，确定了气旋结构；提出了多元方程斜压大气的环流理论、惯性波动理论和锋面气旋学说等。

    芝加哥学派是指以罗斯贝为首的一批大气科学精英，该学派从1940年代开始流行。基本上代表了大气科学的一个时代，同时为现代气象学和大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那个时期，芝加哥学派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欧美一些发达的国家，其中包括中国、日本以及印度等国家的气象科学研究也都受到了芝加哥学派的影响。

    受国际上挪威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影响，赵九章所长对他领导的中研院气象研究所也提出：不仅要在理论上紧跟芝加哥学派，而且要办成芝加哥学派的气象研究所。与此同时，赵九章也不断刻苦钻研芝加哥学派首要代表人物美籍瑞典气象学家罗斯贝提出的现代气象学基础性的长波理论。

    长波又称行星波，是在1930年代后气象科学界对高空的大气运动形式新的认识。由于那个时期对无线探空仪的使用，让气象学者发现了中纬度高空的大气环流在自西向东的绕极运动（指北半球）之上，叠加有波长达数千米的波动。这些波动除有自身的结构和运动规律外，还与低空的锋面气旋存在内在的联系。对于这一发现，罗斯贝在1939年首先提出了这是由于科里奥利参数随纬度变化造成的长波理论。

    罗斯贝这一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动力气象学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更由此引出了一系列研究。赵九章就是经过刻苦学习和不懈钻研，在罗斯贝这一理论基础之上提出了长波（即行星波）的不稳定性概念。

    1946年，赵九章所长在访问芝加哥大学做学术报告时首次指出，由于实际大气是斜压的，长波在斜压大气的状态下可以是不稳定的，即振幅将随时间增长而形成天气图上观测到的气压场的槽、脊分布和发展。

    赵九章所长在此提出的长波斜压不稳定概念立刻引起国际气象学家们的高度重视，从此这一概念也成为现代天气预报的理论基础之一。从世界气象学发展来看，赵九章首次提出的这一概念，比美国气象学家查尼的工作早发表了一年。由此可以想见，赵九章在我国气象科学界占有的举足轻重之地位。

    因而无论是赵九章所长的执着拼搏与努力钻研，还是他在动力气象研究上的高深造诣，都使得他成为中研院气象研究所青年一辈气象工作者的表率。回到北极阁的陶诗言更是深受鼓舞，在勤奋刻苦，努力工作，紧跟芝加哥学派学习钻研的同时，他在这个时期也开始了对“中纬度大气环流”以及“中国近地面层大气运行”等专题的研究。

    看到不断进步，工作越来越出色的陶诗言，所长赵九章深感欣慰，他终于看到，这个被他亲手领进气象科研之门的年轻人已经羽翼丰满，很快就会在气象世界里翻飞翱翔。他决定，该让这个一脸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优秀年轻人在北极阁挑起一些工作的重担了……

    不久，赵九章给他最欣赏的年轻助理研究员陶诗言派去了3名助手。这个时候，在一向严格培养下属的所长赵九章的眼里，陶诗言已经不仅是北极阁所里最勤奋刻苦又极具天赋的年轻助理研究员，更是所里工作最出色的业务骨干。

    在北极阁繁忙紧张的气象科研工作中，年轻的陶诗言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别样”的不同经历。有一天，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迎来了一位从美国来南京访问的搞热带气象学的教授，所长赵九章把接待这位美国气象教授的任务交给了英语纯熟的陶诗言。从交谈中，陶诗言得知这位搞热带气象学的美国教授是一位犹太人，不由涌起一丝好奇心，谁都知道，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与人交往中，犹太人的精于算计和吝啬是出了名的。

    果然在陪这位教授去游览中山陵的时候，犹太教授数出一沓美金很认真地对陶诗言说：“年轻人，你是否可以拿着它帮我去blackmarket（即黑市）换钱，这样应该对我对你都会更实惠一些的……”

    美国教授的话，让陶诗言亲身领会到了犹太人的精明和对金钱的看重，不过一心钻研气象科学的中国小伙子可从来没有把金钱算得这样精细。于是陶诗言也学着犹太教授的口气很认真地对他说：“去blackmarket换美金，真的没有多少钱可赚的。”

    事后，每当陶诗言想起那个犹太教授有些失望和看着他满脸不解的神情时，就会觉得很有趣。有时他也会把这段犹太人要他去blackmarket换美金的事讲给同事们听，笑声中，为北极阁气象研究所学习研究的紧张气氛增添了不少轻松。

    从抗战胜利后由重庆北碚回到南京北极阁，一直到1949年迎来祖国的解放，再至1950年离开南京到北京，陶诗言在中研院气象研究所工作了5年。回忆这几年在南京北极阁的工作经历和体会，晚年的陶诗言院士依然清晰如昨：

    “北极阁这5年我收获很大。在美国，芝加哥学派1940年开始流行，那时赵九章所长要我们气象所办成芝加哥学派，理论上要紧跟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不是只专门研究天气，过去我们气象所用的天气图都是东亚的、亚洲的，而芝加哥学派是用全球的、半球的眼光看问题，所以那时我就画北半球的地面高空天气图。我记得我有3个助手，虽然我也是‘小不拉子’，但是底下我还带着3个人。那个时候世界范围内气象学出现挪威学派、芝加哥学派，我们紧跟着芝加哥学派、挪威学派。我们只注意天气、动力气象、经典气候，还根本没考虑到气候变化，当时大气科学发展还是初级阶段。

    我一直跟着世界大气科学发展的潮流，不跟潮流不会有现在的成就，这个很重要。中央大学把地理系分成两个系，一个地理系，一个气象系，也可以看成是国内大气科学发展的转折点。我在北极阁这5年最大的收获是开始慢慢独立工作……”

    11． 迎接全国解放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响，人民解放军已经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正在一天天走向衰亡。国民党的军队虽然还在作最后的挣扎，但终究已无力回天。看到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政府已开始往台湾撤退。身处南京北极阁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也接到了国民政府直接下达的命令：全所迁往台湾。

    而这个时候，已经不堪一击的国民党军队仍然在作最后的抵抗，他们在南京城到处修筑工事，北极阁附近也都被国民党军队的士兵挖掘了许多战壕。

    虽然已经接到撤往台湾的命令，但赵九章所长早已下定决心带领气象研究所的全体人员留在祖国大陆，此时他最尊敬的老师竺可桢也早已表明，坚决留在大陆。赵九章不仅跟老师一样坚决留在大陆，而且他还要带领气象研究所的所有人员一起积极保护好包括一大批珍贵的气象资料和图书在内的、凝聚着竺可桢教授大量心血的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所有财产。

    看着鸡鸣山下被国民党士兵挖出纵横交错的战壕，赵九章知道，这里很快就会燃起战火的硝烟，为了让竺可桢教授一手创建的气象研究所物资不受损失，他决定先把气象所的宝贵气象资料和图书搬到上海。负责此次运输任务的，正是他最欣赏和信任的年轻助理研究员陶诗言。

    在所长赵九章的领导和安排下，气象研究所的所有人员一个都没有迁往台湾，陶诗言也终于把气象研究所这些宝贵的资料和图书完好无缺地运抵上海。这一切，无疑离不开赵九章的努力和贡献。因此，在2011年出版的由钱伟长任总主编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一书中，在“20世纪中国知名大气学家”赵九章的文章中对他的这一段经历是这样评述的：

    “解放战争后期，气象研究所奉命迁往台湾，赵九章顶住压力，想尽各种办法，终于和所内科学家们一起留下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为祖国气象事业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选自科学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的《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105页）

    这个时期，竺可桢教授也来到了上海，为了表示自己留在大陆的决心，竺可桢不仅领导浙江大学师生积极准备迎接全国解放，而且拒绝了蒋介石要他去台湾的邀请，他辞去了浙江大学校长的职务，同时电告国民党政府，坚决拒绝迁往台湾，遂自己一人来到了上海。

    对这个时期的经历，晚年的陶诗言院士也曾作过如下回忆：

    “……当时中央研究院只有一个所——历史与语言研究所，是跟国民党走的。赵九章所长为避开战乱，把我们所从南京搬到上海。竺可桢坚决要留在大陆，这里有个思想问题（对新中国的期待）。那时我还年轻，事务都是我干，所里要把南京一批书搬到上海时，我押车去的。

    到了上海之后，我们搞研究大约半年左右，一直到南京解放。竺可桢也在上海，他把夫人、孩子都留在杭州，自己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里。我们到上海都是听竺老的，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记得有一次蒋经国碰到竺可桢问他怎么还不走。竺可桢不愿意跟着国民党走，国民党把上海、南京的图书都运到了台湾，但是气象所所有的资料、人员都留在大陆了……”

    12． 父子兄弟别离

    在决心跟着竺可桢教授以及赵九章所长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时，年轻的陶诗言也经历了与父亲陶传鼎，大哥陶诗训、三弟陶诗的别离。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身在南京国民党空军任职的陶传鼎也接到了撤退到台湾的命令。在这样的形势面前，陶传鼎不得不面临又一次人生道路的选择。

    陶诗言的父亲陶传鼎

    此时的陶家和12年前抗日战争爆发时的境况已有很大的不同。陶夫人带着最小的儿子诗诏正在嘉兴读中学，陶家的大儿子诗训、三儿子诗已去台湾工作。在南京工作并在事业上已取得一些成绩的二儿子诗言，已决定跟随所长赵九章留在大陆，迎接新政权的到来。四儿子诗谋和女儿诗谕已在上海复旦上大学，他们都是复旦大学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女儿诗谕已参加了共产党。

    这让陶传鼎看到，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他们也都有各自的理想和抱负，自己也无须决定孩子们的人生选择。经过反复思忖，陶传鼎最后决定遵从上司的命令，自己一人随军撤退到台湾。

    走之前，陶传鼎最想做的，就是对他心目中陶家聪明能干最有出息的二儿子多说几句话。于是，他特意回到老家嘉兴，又叫回南京的二儿子，父子俩终于面对面坐到了一起。

    父亲说：“现在的形势，国民政府撤往台湾的大局已定。我只能是跟着政府和军队一同前往台湾……，好在老大和老三已在台湾找到了工作。”

    父亲的口气，让陶诗言感觉和12年前一样，仍然没有什么变化。不同的是，比起12年前，父亲的两鬓已经长出了白发，说话的语调中也已增添了几许沧桑。

    “这一次去台湾，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再回来。你现在有了稳定和满意的工作，也已结婚成家，是不用我挂念的。我们走了以后，这边家里的一切，就全要靠你了……”

    陶传鼎一口气对他的二儿子说出这些话后，再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望着他的夫人和孩子，有些无奈、歉疚的目光中又充满了期待。一时间陶家人都被不可改变的离别笼罩在沉默中。

    陶诗言知道，和12年前一样，善良贤惠的母亲又将独自挑起生活的重担。如今自己已经成家，经济独立，完全可以承担起照顾母亲和管理弟弟妹妹的责任了。于是他对父亲说：

    “家中的事您不要担心，我一定会照顾好母亲，诗谋、诗谕还有诗诏，他们没有完成的学业我也一定会负责，他们的学习都很优秀，一定会顺利拿下大学文凭。您到了台湾后，还有大哥和三弟与您在一起，一定要好好生活……”

    陶传鼎只是不断地点头，对陶家这个聪明能干又让他十分放心的二儿子，他实在不知道还应该再说点什么。陶夫人始终没有多说什么，如果从当年陶传鼎第一次带着6岁的小诗言离开家乡王江泾的淀上村开始算起，这一次陶传鼎撤往台湾，则是他们夫妻的第三次离别。陶夫人仍然没有多说什么，她只知道遵从丈夫的意愿，恪守妇道，只是不知道这一次的离别，竟是他们夫妻的永诀……

    怀着对妻儿的歉疚和挂念，无奈的陶传鼎终于于1949年初奉命随国民党军队撤到了台湾。只是他也和陶夫人同样没有想到，此次一别，夫妻竟是天各一方，从此再没能够相聚……

    对当年父亲陶传鼎的人生选择，陶诗言觉得能够理解，而对于当年自己决心留在大陆的选择，从没有感到后悔的陶诗言也始终认为自己是明智地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因此他曾回忆说：

    “我的父亲只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文职官员，他只能跟着国民党走。遗憾的是我父亲到了台湾以后我们再没有见过面，也没有通信联系……

    我的路走对了，特别是解放后，留在大陆对我很有利，如果不解放，我还在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也许我就没有今天的成就。一个人的命运也是由一个转折点决定的，如果我去了台湾，就不会有今天……”

    这个时期，虽然经历了战乱和从北极阁气象研究所到上海的图书转移以及与父亲兄弟的别离，但陶诗言始终没有中断对气象科学的研究。就在静待新中国诞生的1949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刊印了年轻的助理研究员陶诗言与赵九章、高由禧、刘匡南合著的论文《中纬度大气环流之统计研究》，不久之后，陶诗言一人撰写的《中国近地面层大气之运行》以及《中国各地水分需要量之分析与中国气候之新分类》两篇论文又相继在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刊印。

    从慢慢独立工作到带领3个助手，再到发表论文，这让我们看到，走进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的陶诗言，已经在气象科研的道路上迈开了坚定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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