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流亡到重庆

    一片混乱的南京火车站，到处是为躲避战乱，仓皇逃离家园的南京人。一脸疲惫的逃难人群中，不时传出大人的喊叫和孩子的哭闹声。

    身背简单行囊的陶诗言急匆匆地穿行在慌乱和不时发出吵闹声的人群中，终于，他看到了那列通往汉口的火车，很多人正在奋力往车厢里挤。顾不上多想的陶诗言立刻快步向那列火车奔去。

    挤上火车时，汗水已经湿透了上衣。车厢里仍然是一片逃难的慌乱和嘈杂声，陶诗言随着人流挤了半天，总算是找到了一个容身之地，他赶紧放下背包，一屁股坐在了上面。他知道，如果动作再慢点，这一小块可以栖身的地方就没有了。

    一片乱哄哄的人声中，开往汉口的火车启动了，看不到车窗外，只听见脚底下一阵阵隆隆的车轮声。陶诗言终于松了一口气，这时他才感觉到刚才被汗水湿透的上衣已紧紧地贴在身上，是那样冰凉。

    伴随着隆隆的火车声响，疲惫至极的陶诗言终于半靠半倚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他突然感到火车停了下来，原来汉口已经到了。火车不再往前走了，想去重庆，只有沿着长江乘船而行。望着汉口码头比南京火车站还拥挤混乱的逃难人群，浑身疲惫的陶诗言只能在汉口江边开始更加辛苦地奔走。

    怎奈此时从汉口开往重庆的船只已经非常少，而要逃往重庆的人却越来越多，船票自然是“一票难求”了。费尽周折，几乎用尽了身上的全部盘缠，陶诗言才被“黄牛”送上了一艘小货轮的底舱。

    风云雨雪光风霁月——陶诗言传第三章战争年代的大学岁月载着陶诗言的小货轮终于驶出汉口码头，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缓缓开走了……

    当陶诗言历尽艰辛，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重庆的时候，已经到了1937年12月底。此时的南京早已被日本军队占领，在长途跋涉的流亡途中，陶诗言得知了南京失守的消息，算了算，那时他已离开南京3个星期。

    站在重庆的江边，看到的仍然是来来往往匆忙逃离战乱的人流。望着奔流的江水，想起一路颠簸的漂流之苦，陶诗言不由想起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不知沦陷区的母亲、大哥，还有弟弟妹妹过着怎样的生活，也不知远在大西南昆明的父亲现在如何，更不知道重庆等待自己的是什么，还能够找到一所继续求学的学校吗？孤身一人的陶诗言心中充满了惆怅。

    也许上天赋予陶诗言学习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几天后，在重庆几经奔走的他终于走进了四川国立中学。这是专门招收战时来到重庆的流亡学生的一所中学，在这里，流亡的学生不仅可以得到继续上学的机会，还可以得到免费吃饭和住宿的待遇。

    历经颠簸漂泊、饱受离乱之苦的陶诗言终于重新走进了一直向往的课堂，他渴望继续学习的愿望实现了。

    继续学习的问题解决了，陶诗言立刻就去许家把三弟诗接到了四川国立中学。从此陶诗言边学习边照顾弟弟，陶家两兄弟开始了相依为命的学习生活。为了让弟弟生活好一些，陶诗言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去许静芝先生家帮忙为他家的孩子辅导学习，以挣一些零用钱。说起来，这应该是陶诗言院士求学生涯中的第一次“打工”经历，钱虽不多，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热血青年在逆境中自强不息努力奋斗的精神。

    对于三弟诗来说，更难忘的是当年流亡中两兄弟的无限亲情，因此晚年定居在台湾的陶诗也有一段深情回忆：

    “那一段与二哥在重庆相依为命的日子一直让我难忘，记得有一次我生病总是高烧不退，二哥特别着急，他不但给我买了好多橘子，还守在身边照顾我。远在千里之外，没有父母在身边，吃着二哥买来的橘子，看着二哥坐在身边，那种感觉，真是终生难忘……二哥也是学生，我知道他给我买橘子的钱都是给人家的小孩教功课挣来的，可是二哥从来不对我说，他只告诉我，要努力读书，好好生活下去，我们一起来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

    2． 迈入大学校门的保送生

    在四川国立中学，原来高三年级只上了一个多月的陶诗言直接进入了高三第二学期的学习。虽然这一次不能说是“跳级”，但不得不说，曾经两次“跳级”的陶诗言在学习道路上又迎来了一次“跳跃”式的学习。

    但这一切，似乎对一心努力读书的陶诗言没有什么影响，尽管战争耽误了学业，尽管远离了亲人和家乡，陶诗言却始终不忘专心读书。很快，和在家乡的学校读书时一样，陶诗言又成为四川国立中学成绩名列前茅的好学生。

    6月份，成绩优秀的陶诗言毕业了。按照国立中学的规定，每年可以选出成绩优秀、占毕业生5%名额的学生保送上大学。虽然满打满算，陶诗言整个高三在校学习的时间也不过只有半年多点，但他仍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并因此成为四川国立中学的保送生。

    接下来就是选择读哪所大学了，陶诗言的成绩优秀，完全可以选择在抗战爆发后迁到昆明的由清华、北大、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当时西南联大名气最大，又是名教授云集。但如果选择去西南联大，不仅路途遥远，而且途中的花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陶诗言自己是拿不出这笔钱的。于是他选择了当时已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因为他毕业的四川国立中学在重庆的郊区北碚，从北碚到重庆只需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了。

    中央大学在旧中国也是一所比较有名气的大学，原名为东南大学。最早创建于1902年，当时为“三江师范学堂”。1921年，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基础正式建立东南大学。1928年，东南大学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大学迁到重庆嘉陵江附近的松林坡。

    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仍然保有文、法、理、工、农、医、师范七个学院的44个系或是学科组，因此，即便是在动乱的战争时期，中央大学仍然保持了其院系齐全、教授学者云集的一贯风貌。

    陶诗言选择了中央大学水利工程系，从此，这个20岁的爱学习的才俊跨进大学校门，开始了4年的大学学习。这一年是1938年。

    在陶诗言走进水利工程系的同时，中央大学的数理系也迎来了一位同样优秀的来自上海的学生。这个优秀的青年，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数值天气预报事业的奠基人，中国大气物理研究领域的开拓者”的新中国著名气象学家、大气物理学家顾震潮。

    顾震潮比陶诗言小1岁，出生在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教育家，母亲则是一个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顾震潮从小勤奋好学，喜爱自然科学。1938年春，父亲为他在香港谋得了一份记者工作。但不喜欢继承父业搞新闻工作的顾震潮只干了6个月就奔赴重庆并考上了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数理系。

    走进数理系的顾震潮与陶诗言一样，很快投入到紧张的大学学习中。

    3． 转系学习的“风波”

    一年后，原本在水利工程系学习，成绩又十分优秀的陶诗言却忽然决定要转系了。其实水利系的学习条件还是不错的，由于当时国民政府的水利部门曾经给予中央大学水利系拨款和补助，因而相比较之下，水利系不仅师资充实、设备也比较先进。但此时的水利系却无论如何留不住决心转系的陶诗言了。

    原来升入二年级后，在学工程的课程中新增添了“投影工程”和“画画”两门课，正是这两门令陶诗言十分头疼的课程，让他下定决心不再继续水利工程系的学习。

    与此同时，在数理系学习的顾震潮也开始不“安分”了。和他的“同门”学伴陶诗言一样，顾震潮也做出了转系的决定。只是他们都还没有想好要转到哪个系。于是，两个优秀青年聚到了一起开始商量。

    顾震潮说：“我觉得去物理系比较好。”陶诗言听了，点了点头，没有提出不同意见。但后来俩人还是改了主意，因为他们发现，当时物理系的学生比较多。

    再聚到一起时，陶诗言说：“我想应该考虑学气象，这个专业是地理系刚刚单独分离出来的，别人也对我说，气象是冷门学科。我想现在是冷门，但未来可能会有发展。另外我自己好像也对气象更感兴趣些，也许是我从南京来重庆一路上天气的反复变化让我吃的苦太多了……”

    顾震潮听了，立刻表示同意。很显然，这个聪明的年轻人也和他的同伴一样意识到，气象科学将是一门很有发展前途的学科。

    他们终于决定，转到地理系刚刚成立不久的气象组学习。分手后，陶诗言立刻去找系主任谈出自己要转系的想法。

    那个年代，国民党政府对在校读书的大学生管理并不严格，大学生很自由，不但在读书期间可以随意转系，即便是念了两年大学以后，还想回到高中学习再重新考大学，也都可以任你选择。

    可是陶诗言的转系却没有那么顺畅，因为系主任舍不得放走这个成绩优秀的学生。

    “为什么要转系？你在水利系不是很好吗？唉，如果你真的转了，我们系的好学生就没多少了……”

    系主任的口气里充满了对他喜爱的好学生的挽留，陶诗言不由心中一热，但想起不喜欢的“投影工程”和“画画”两门课，他觉得自己还是比较适合学习理科。结果，系主任仍未能留住他。

    就这样，数理系的顾震潮与水利系的陶诗言，两人一起转入了理学院地理系气象专业。从此，怀着努力学习、报效祖国的共同愿望，陶诗言与顾震潮不仅成为中央大学出类拔萃的学生，更成了几十年的好朋友、好同事。也因此而成就了中国气象界“两个‘师出同门’的气象专家共同为新中国的气象事业拼搏奉献”的一段佳话。

    对于当年转系学习的那一段经历，70多年后，93岁的陶诗言院士回忆说：

    “我1938年进了中央大学，那个时候最先进了水利系，后来我觉得学工程的‘投影结构’和‘画画’很头疼，那时候转系很方便，人家劝我，气象是冷门，刚刚开始，所以我就进了这个系……”

    4． 中央大学第一届气象专业学生

    虽然在1928年国民政府就已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内成立了气象研究所，但这个时期的气象学仍可说是一门新兴的亟待发展的科学。在那时的大学里，气象学归在地学里，早期属于地理的分支。差不多在1930年代末，国际上气象学从地理学科分出来，当时中国的东南大学地理系有地理和气象两个专业组，西南联大叫地质地理气象系，中央大学就是地理系。也是在这个时期，中央大学地理系成立了气象组。

    陶诗言和顾震潮转入当时的地理系班级总共有学生20几名，他们所属的气象组则有4名学生。除了他们两人之外，另外两名学生分别为黄士松和陈其恭。当年正是这4名学生，他们不仅组成了一个气象专业，更成为近代中国大气科学第一批本科毕业的大学生。

    巧的是，和陶诗言、顾震潮一样，黄士松和陈其恭也都是转系过来的学生。4个学生中唯一的女生陈其恭是化学系转来的，黄士松原来是航空系的。

    关于黄士松，在这里也要多写上一笔，因为他不仅和陶诗言、顾震潮一样有着近乎“传奇”般的转系经历，更和他们一样后来成为新中国的气象学家。

    出生于浙江金华市的黄士松与顾震潮同岁，在父亲的培养下，黄士松从小学习勤奋，做事认真，因此深得父母钟爱。1938年，天赋聪慧、学习努力的黄士松在浙江省立金华高中部毕业后，参加了全国第一次统考，考取了已经由南京迁到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走进大学不久，黄士松不慎刺伤手指，想不到受伤部位很长时间没有收口，竟至溃烂。一时让学习航空的黄士松在制图、翻砂等动手课程的学习中无法“展露身手”。

    正好在这个时候，一个在中央大学地理系的学生，也是黄士松的同乡对他说：“你现在这样的状况，不如去学气象，要知道，航空是脱离不了气象的……”

    正在对自己受伤的手指“无可奈何”的黄士松觉得他的同乡说得有道理，因为航空确实离不开气象条件。于是，学航空的黄士松也转到了地理系气象组，从此与陶诗言、顾震潮以及陈其恭并肩开始了他们在战争年代的大学学习生活。

    当年，这4个优秀的年轻人选择了气象专业的时候，也许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他们选择的这个被人称为“冷门”的小学科将在未来的科学发展中具有何等深远意义。今天的我们已看到，从4个年轻人踏进这个新兴的领域那一刻开始，中国气象发展的大道上，就已经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就如晚年的陶诗言院士说的那样：“我当时选择这样的一个冷门学科是蒙对了，假如我还是去学水利学物理，能干的人比我多，高明的人比我多，物理学已经发展很多年，老一辈的人很多，我不会有今天的成就，这个给我蒙对了……”

    5． 战时的大学生活

    战争的年代，人民面临的生活环境都是非常艰苦的。而此时的重庆，更是物资匮乏，生活条件恶劣。走进中央大学的陶诗言，就在这种战时艰难的生活环境中，开始了大学的学习和生活。

    在抗战时期的重庆，国民党政府曾经对流亡的国立大学学生实行“贷学金”念大学，以鼓励青年学子们攻读学业。所谓“贷学金”念大学，就是学生申请到“贷学金”后，在大学里吃饭、住宿不用自己掏钱，这笔费用可以等到将来毕业后再偿还。

    从四川国立中学升入中央大学读书的陶诗言靠的就是“贷学金”。只不过，与一般申请到“贷学金”的学生不同的是，陶诗言不仅吃饭不用花钱，每个月还可以从学校领到一些零花钱。按照中央大学的规定，对学习优秀的学生，经过申请批准，可以再补助一些零花钱。陶诗言一贯学习成绩优秀，自然符合条件，受之无愧。

    虽然陶诗言申请到了“贷学金”，也有一些零花钱，但是仅有这些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于一个边求学边照顾弟弟的大学生来说，两个人的学习生活费用，都是一笔开销。因此，大学期间的陶诗言仍然去做家庭教师。再有时间，也会去找几个同学互相帮忙摆个小地摊卖些杂货挣点钱。这些钱可以让陶诗言购买一些自己和弟弟的生活必需品，以及学习用的书籍。

    比起窘迫的资金，学校里糟糕的集体伙食更让陶诗言和同学们体会到战时大学生活的艰苦不易。虽说是吃饭不用自己掏钱，但战时的重庆经济混乱，物价飞涨，学生有限的“贷学金”更是难以支撑。面对每天几乎见不到荤腥，甚至蔬菜也很少的劣等伙食，饥肠辘辘的大学生们唯有多盛上几碗大米饭才能果腹。但有时大米饭也不能多盛上几碗，只能吃个半饱是常有的事。

    战时的中央大学住宿条件也很艰苦，年轻的学子们住的全都是木板房的宿舍，100多个学生挤在一间大宿舍，屋子里全部是上下两层床挨着床的大通铺。如果夜间谁要是想去厕所行个“方便”，只能走过大通铺，再步行将近10分钟才可到达。

    此外，由于打仗，水也停了。为了生存，学生们只好从松林坡走到下面的嘉陵江弄水回来。战时的生活如此艰辛，学子们都在顽强地忍受，更为不易的是，他们还要时刻提防日本飞机的疯狂轰炸。

    有一天，忽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大家知道，日本飞机又来轰炸了。两个热心的教授立刻吹响了哨子，他们一边吹着哨子，一边紧急地招呼大家赶快躲到防空洞里。同学们急急忙忙地往防空洞跑去，当最后的同学刚刚赶到防空洞口时，日本飞机的炸弹就响了，霎时间，中央大学校园淹没在火光烟雾中……

    警报解除后，同学们赶回校园，看到他们100多人住宿的那间“大通铺”已经全部被炸成了废墟……

    6． 奋发读书的学子

    战时的生活条件如此艰苦，西迁的中央大学在教学上却丝毫没有放松，各科的专业课和基础课依然如战前一样正常进行。由于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初期就迁到重庆，所以中央大学保存了完整的实力。这也使得中央大学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仍然坚持开课几百门，为松林坡校园奋发读书的学子们营造了浓重的学习氛围。

    陶诗言学习的教室坐落在重庆的三里坝，这时他所学的气象专业已开设了气象学、普通气象、天气学、气候学、大气观测、气象观测及理论气象等课程。虽然限于年代和条件，当时天气学和观测学比起当今课程的内容要少，学生们画出的天气图也不多，但是老师教课认真，学生努力刻苦，再加上中央大学在西迁时完好地保存了地理系的各种仪器设备，这些无疑都为学生们提供了有利的学习环境，一心努力读书的陶诗言更是在这个时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气象专业讲课的老师不但认真负责，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更难得的是，好几位老师都是当年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竺可桢教授亲自培养的中国第一批气象学和地理学研究及教育的人才。象吕炯、黄厦千、胡焕庸、朱炳海等教授，他们在中央大学不仅师从竺可桢系统地学习了地学通论、气候学及气象学等气象专业课程，而且个个都成为竺可桢教授在这个时期培养成才的优秀学者。特别是教普通气象和理论气象的朱炳海教授，不仅是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更被誉为中国气象科学与气象教育事业的前辈和奠基人之一。

    为了把陶诗言、顾震潮、黄士松、陈其恭这4名第一批中国气象专业大学生培养成才，在教师少，任务重，没有教材，没有现成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安排的情况下，朱炳海认真备课，每一门课程都到图书馆参阅大量国内外资料。凭着埋头苦干和自己的学识，他不仅亲自编写讲稿，而且前后教授了包括《普通气象》、《气象观测》、《气象学》、《气候学》、《天气预报》《应用气象》及《理论气象》等几乎所有气象方面的课程。后来中央大学在1944年终于成立了我国高等学府中的第一个气象科学系，朱炳海更是功不可没。

    作为中央大学第一届气象专业大学生的老师和后来改名为南京大学的气象系第一任主任，朱炳海和他的学生更有着深厚的师生情。新中国成立后，在朱炳海的主持下，第一批从美国归来的黄士松、陈其恭被聘为南京大学气象系的教授，后来他还把已成为新中国气象专家的陶诗言、顾震潮聘为南京大学的兼职教授，为南京大学气象系学生进行短期讲学和开设专题讲座。因此亦可以说，朱炳海教授既是陶诗言的老师，也是他敬重的前辈。

    1941年陶诗言在中央大学求学

    中央大学4年的学习，也给陶诗言留下了难忘的回忆。那时候，他和黄士松在大通铺的宿舍里是上下床。每天早上，当下铺的黄士松睁开眼睛准备起床时，却发现上铺的陶诗言已不见踪影。原来陶诗言每天都是很早就起床，这是陶诗言已养成多年的学习习惯。

    早早起床的陶诗言，每天都会来到松林坡的一片树林中，放声背诵德文单词。自从进入大学二年级后，陶诗言按照学校必须选修第二外语的规定，为自己选修了德语。虽然陶诗言的英语成绩一直不错，但他并不满足，仍然要求自己认真努力学好第二外语。于是就有了嘉陵江畔松林坡的树林里，晨曦的清新静谧中一个大声朗读德语的勤奋青年的身影……

    大学的几年中，陶诗言始终没有放松学德语，他的努力也终于得到了回报。大学毕业时，两门外语都取得了较好成绩的陶诗言已经可以轻松阅读英文、德文的文章了。

    除了上课的大教室，在中央大学校园里还有一个陶诗言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大学4年，陶诗言几乎把每个晚上的时间都留给了图书馆。

    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图书馆就建在松林坡山顶，虽然不过是一座简易的平房，但是中央大学图书馆历来藏书丰厚，西迁时又保存完好，因此仍然吸引着众师生前来光顾，每当学生们上完课，便利用一切可用的课余时间拥到图书馆，他们在这里找到参考书，找到座位后，就开始了课后的又一轮苦读。

    每天晚上是图书馆人最多的时候，来晚的学生甚至都没了座位，只好挤到旮旯处捧起书席地而坐，灯光昏暗的图书馆里，到处是低头专心读书的学子。不难看出，即便是在战时，中央大学的图书馆仍是校园里人气最旺的“风水宝地”。

    中国第一批气象专业的4个大学生都很用功，白天他们在大教室可以碰面，有时也可以在图书馆相遇，但忙于学习的4个年轻人经常是匆匆忙忙，几乎顾不上多说什么。有时候睡上下铺的陶诗言和黄士松见面时间相对多一些，但说话的机会似乎也不太多。因为很晚才从图书馆回来的陶诗言上床不久就发出一阵阵的呼噜声，害得下铺睡不着觉的黄士松只得举起拳头冲着上铺的床板一阵捶打，无奈陶同学早已进入梦乡，只把一阵响过一阵的鼾声“回报”给下铺的黄同学……

    吃不饱肚子的集体伙食，100多人住在一间宿舍的大通铺，嘉陵江畔松林坡的清晨苦读，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这就是当年靠“贷学金”读书的陶诗言的大学生活。虽然饱尝了战乱年代的艰辛，但志向远大的陶诗言始终抱定一个信念，努力读书，用优异的成绩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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