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63年,惠特曼就认识了布鲁。当时布鲁是财政部的职员,跟太太马苏拉住在华盛顿市内。惠特曼经常早晚光顾它们的红砖小屋,与他们一起吃饭。
也是在这些朋友的支持与鼓励之下,惠特曼完成了两首诗:《哦,船长,我的船长!》及《当去年的紫丁香在庭前绽放》。这两首诗都是为了林肯而作。他把这两首诗收入《桴鼓集》中。《桴鼓集》在1865年10月与世人见面。出版之后,这本诗集的命运同《草叶集》一样,没有造成任何轰动。《纽约时报》这一类拥有众多读者的报纸不屑给惠特曼写评论,小时报的评论也都是贬多于褒。
1866年,惠特曼自费出版了修订版的《草叶集》,并把一年前出版的《桴鼓集》也收了进去。修改的地方并不多,全书456页中只修改了34页。虽然改动不多,但是惠特曼颇用心。他仔细阅读了每一首诗,在遣词造句方面字斟句酌,并慢慢放弃了年轻时爱用口语化字眼的毛病,改用比较有传统色调的词,例如把原来的“生命是吸吮、是洞穴”改成了“生命是个空洞的游戏”。
全书的宗旨也大致与以前一样:
我出这本书确实有一点小小的野心,我想为我们的文学贡献一些东西。它不再是脱胎于外国的思想,也没有空洞的幻象和特定的形式。它只是朴素而真实地表达我们的东西,勇敢地描绘我们国家的生活,并强壮我们的灵魂……
接着,惠特曼回到纽约,希望能找到出版商出版《草叶集》。好不容易找到一家愿意尝试的出版商,但是他们要求惠特曼删除诗集里露骨和不受欢迎的句子,被惠特曼一口回绝。索培基也在波士顿替他活动,结果也是一无所获,惠特曼只好继续自卖自销。索培基开玩笑地说:“我们的莎士比亚眼看是找不着出版商了。”
1867年10月,《草叶集》所在的装订工厂宣告破产,厂家只寄还一小部分《草叶集》给作者,其他的全都失散了。
那个年代,没有人愿意为修订版的《草叶集》写评论,除了《纽约时报》,因为该报纸的主编非常欣赏奥康纳为惠特曼辩护的《白发苍苍的好诗人》,因此他在报纸上刊登了奥康纳对《草叶集》的评论。那篇评论写得非常棒,既得体又有力,也没有受到舆论界的批评,这对《草叶集》帮助很大。
奥康纳又找来了布鲁,由惠特曼提供素材,奥康纳给予意见,布鲁撰写,三人合力完成了惠特曼的传记《惠特曼其人、其诗》。
康威也是一个热心的朋友。他把惠特曼和《草叶集》带到了英国。
康威原本是爱默生的门生,内战时期住在伦敦。他非常欣赏《草叶集》,还亲自到布鲁克林拜访过惠特曼。1867年4月,康威集合了一些英国的评论家和出版商,决定在伦敦出版《草叶集》。但是英国政府对出版物的检查尺度非常严格,他们没有办法一字不漏地印出全书。
一开始,惠特曼并不同意删减。评论家罗塞蒂想了一个办法,他建议由他先写诗集介绍及书评,并借着他的声誉、地位,使英国方面放松对这本书的审查。显然,这篇评论在英国并没有引起注意,反倒是在美国成了抢手货,当时各家杂志纷纷抢印。
罗塞蒂最后提出,不如由他来挑选适合英国读者的好诗,放弃那些不合适的。惠特曼同意了。如果这本书能在英国风行,那么美国读者也一定会欣然接受,毕竟他们中还是有很多人崇拜英国文化的。罗塞蒂选录的《草叶集》于1868年2月出版。出版后,惠特曼发现整本书已经被切割得支离破碎,无法完整地表现原著的精神了。惠特曼虽然伤心,但也不能抱怨,是他答应要删减的,虽然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个错误的决定。
但是不管怎么说,是罗塞蒂将《草叶集》嫁接到了欧洲。经过他的推荐,惠特曼的诗被翻译成丹麦语、俄语,惠特曼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但是美国国内的作家,如罗埃尔等却不以为然地说:“那些欧洲人爱的是经过罗塞蒂删减的《草叶集》,而非惠特曼的《草叶集》。”
尽管国外的人没有看到《草叶集》的全貌,但是这本书还是在那儿生根发芽了!
葛槐丝的眷恋
惠特曼在他的国家始终没有得到肯定和尊敬,在英国,有一个跟他同样命运的人,那就是布莱克。不同的是,后来惠特曼因为得到罗塞蒂的赏识而扬名海外,布莱克却郁郁而终。
布莱克去世后,他的妻子安·葛槐丝独自生活了十年。一直到有一天,在老友罗塞蒂的介绍下,她读到了惠特曼的诗。这些诗句句都写到了她的心坎里,她对罗塞蒂说:“我一定要认识这个人。”
罗塞蒂鼓励她写些感想,并在报纸上刊登出来,以引起惠特曼的注意。葛槐丝毫不犹疑地写了一篇文笔流畅的文章,名字叫《一个英国妇人对沃尔特·惠特曼的敬仰》。这篇文章刊登在1870年的《波士顿月刊》上:
据我所知,诗歌一般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诗的内涵包容了作者本身,二者同时达到最高、最完美的境界;另一种情况是,诗与诗人并肩,我们必须承认这世上有一个人,那个人无比高贵、圣洁。那个人可以在宇宙间来去自如,道尽古往今来所有的秘密。快活的美国啊,只有他能有这样的儿子!您看,只有美国这个年轻壮伟的国家才能产生像这些伟大的性格——充满了热情、弹性、永不疲惫的身体、年轻的新鲜感、愉悦感和勇气。
惠特曼看完这篇评论后被强烈地震撼了,尤其是当他得知它是出自一个女性的手笔。罗塞蒂也认为这是一篇“最充实、最不朽、最善辩的”评论文字。连母亲路易莎也称赞这篇评论,她说:“我觉得这位女士比任何一个评论家都要了解你,她好像只一眼就能将你看透似的。”
惠特曼在感动之余,又将自己的照片夹在原版的《草叶集》中,托人转送给这位不知名的女作家(为了维护她的子女的名誉,葛槐丝是用匿名发表评论的)。
这个时候,葛槐丝正缠绵病榻,忍受着更年期及精神衰弱的折磨。她收到惠特曼辗转寄来的《草叶集》和照片的时候,也是病得最严重和最绝望的时候。她望着一本光秃秃的《草叶集》和一张照片,哭笑不得。
早在内战的时候,惠特曼就曾对好友艾尔洛基说:“这几年是我生命中的高潮,以后肯定要走下坡路了。”
1864年的时候,惠特曼常因高血压而感到头晕、耳鸣。到1870年,他灰白的头发已变成银白了。但是,他老得很潇洒。年轻时候的他粗犷而健壮,年老的时候,他那股粗犷中又增加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睿智,因此就更显得飘逸倜傥了。
中年时期的惠特曼仍不乏魅力,甚至他走在街上,也常有害羞的女孩子偷偷地上来塞朵玫瑰在他手里。最有趣的是,有一个女孩子经常跟他同坐一辆车,最初,她只敢默默地望着他,后来终于沉不住气向彼得打听他的背景,才发现原来他就是《草叶集》的作者。女孩子回去之后读了《草叶集》,惊讶地发现原来生命是那么丰富、健康、清新和芳香。她写了张便条塞给惠特曼:
我给您写了这张字条,我并不认为我做的事是值得羞耻的。我想您会了解。明天我就要回哈里斯堡了。我可能没有机会再见到您了。但我希望您能好好生活,并在有生之年获得永恒的爱戴和赞誉。
接到这张便条之后,惠特曼向朋友们炫耀说:“怎么样?这一张便条是否抵得过国王的奖状或国会的退休金啊?”
与这些年轻仰慕者不同,安·葛槐丝的性情更开阔,也更坚强。虽然她有成熟的智慧和清晰的头脑,但她比一般的女孩子更热情,更坦率,更急切。
葛槐丝的信中流露着一股真诚及高贵的气息,即使惠特曼再怎么回避,她也不失风度。惠特曼是个心思细致的人,他自然懂得其中的情意,他深觉内疚,因为他无法对她报以同样的情意。
葛槐丝又沉入无涯的等待。
1871年9月,葛槐丝终于按捺不住对惠特曼的思念,她又写了一封长信表白她的心意:
我已不向上帝祈求欢乐,我只是渴望灵魂复活,而滋养我的灵魂的,就是爱情。
亲爱的惠特曼,我的爱里充满了甜美和珍贵的品质——它抓得那么紧,完全依附在我的灵魂和身体上,那么柔,那么美,那么圣洁。
我的爱里充满了浓浓的情意,来安抚你、体贴你,在你的生命中灌注无限的欢乐;它会像你的灵魂一样高贵、炫目、柔弱和清美,令你无法去拒绝它。
如果上帝将对我说——看!你爱的人他今生将不会属于你,他就要航向无涯的海,你愿与他同去吗——我将比初夜的新娘更兴奋地拉着你的手,由岸边跃下……
葛槐丝魂牵梦萦的回信终于姗姗而来:
亲爱的朋友:
我等了很久,想等到我的心情稳定一些再给您回信,因为我希望我的信也跟您的信一样,庄重,附着全然的信念和爱意。但这段时间确实琐事缠身。即使在没有烦恼的时候,快乐也似乎在躲着我。我总渴望能找到一个神圣的日子,在沐浴斋戒后,怀着虔诚的心情给您写一封信。不管怎么狡辩,我至少不应该再三番五次地拖延。对您的感情我并非毫无感受,我也曾以我的方式向您表达我的情意。我上次寄上的书就是我最好的回信和最真诚的解释。我曾将我的生命与灵魂写进这本书里。您应该比任何一个人都更能深刻、清晰地体会到这一点。而我也能体会您信中细腻的情思。若我们两人都能接受这么一层柔美微妙的关系,我就心满意足了!
沃尔特·惠特曼
1870年11月3日
惠特曼虽然婉拒了葛槐丝的情意,但是葛槐丝仍不死心。1872年,葛槐丝给他寄来两张照片,一张是20岁时的旧照片,一张是她的近照。
葛槐丝盼望惠特曼能去英国见她,但是惠特曼认为即使去了,以自己目前的实力,还不足以引起轰动,因此他始终没有前往英国。葛槐丝的愿望再度落空了。
惠特曼见葛槐丝对他仍不死心,只好给她浇一些冷水,告诉她一些事实:
亲爱的朋友:
让我来告诉您一些事实。您不可以自己凭空想象出来一个偶像,将他称为沃尔特·惠特曼,然后又一味地将您的情感投入进去。真实的沃尔特·惠特曼是个很普通的人,他绝对不值得您这样做。
但葛槐丝并未被说服,她仍认为惠特曼就是《草叶集》里的那个英雄。直到生命的尽头,她都坚持这一点。曾经有一段时间,葛槐丝想要与惠特曼结婚,并为他生个孩子,但是她这个愿望一直未能达成。惠特曼曾开玩笑地说:“《草叶集》就是我的大女儿,还有两个小的,分别是《通向印度之路》和《民主前景》。”
民主的想象
战后的美国并没有一夜之间变成天堂,反而丧失了原有的社会秩序。当人民朴实和相互信任的品格渐渐被投机取巧、腐败贪污的恶习所取代,理想中的这块民主净地已是污迹斑斑,许多人已经对民主失去信心,他们仅是感叹、唏嘘地怀念过去。
惠特曼不这么想。他认为美国还太年轻,这些缺点是它成长过程中必定要付出的代价。而在年轻的这段时间里,犯错误也是一种收获,只要能加以改正。在这种情况下,惠特曼完成了长篇文章《民主前景》。这次又是自费印刷的,1871年在华盛顿出版。
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亚于《草叶集》,它在不少方面反映了惠特曼对美国民主制度较之过去有了更为深刻而实际的了解。惠特曼坚信美国是民主的温床,有朝一日民主必能在这个国家大放异彩。
在1870年到1871年间,惠特曼又发表了另外三个短篇,构成了《通向印度之路》这本书。这本书的主旨大意是指英雄的目标必在长久地等待与坚持之下才能实现。这是部精彩的作品,也是惠特曼著作中比较特殊的一部。
接下来的两年里,有许多大学邀请惠特曼去朗诵他的诗。惠特曼可以一边拿酬劳,一边四处旅行,并结识了一些与他相投的朋友。
这期间,他每次到纽约朗诵时,都会抽空去看他的母亲。当时路易莎已经快80岁了,长年患着风湿,已经没法再操持家里以及照顾白痴的儿子艾迪了。乔治结婚后也搬了出去,杰夫已升为圣路易市自来水系统的总工程师。杰西已经在1870年死在疯人院了。路易莎曾对惠特曼说:“想想看,惠特曼!杰西临死的时候,没有一个亲人陪在他身边。唉!可怜的孩子,要不是他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也不会落到这般地步!”
路易莎越来越孤单了。每当惠特曼回家,她都像对待一个小孩子那样对待他。她喜滋滋地给他做面包、煎蛋、煮咖啡。惠特曼总是称赞说:“妈妈煮的咖啡是世界上最好喝的。”惠特曼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喜欢跑来跑去了,他总是坐在家中陪母亲看报、聊天,看着她做家务。
去达特茅斯学院朗诵诗歌的时候,惠特曼又顺路去看了哈娜。哈娜与海德吵闹了一辈子,惠特曼去的时候,两人宣布暂时休战。海德搬到了城里的画室住,惠特曼就住在哈娜家里听妹妹诉苦。
惠特曼一生提倡善待黑奴,反对政府在新并入的州省设立黑奴制度。惠特曼经常和几位老友争辩黑奴制度,而且总是吵得面红耳赤。奥康纳的妻子奈妮总是担心他们因为意气用事而伤了和气。她害怕的那一刻终于到了。1872年8月的一天,奥康纳与惠特曼又争辩起来,他们越辩越激动。奈妮因为多年来一直倾心于惠特曼,所以便站到了惠特曼这一边,跟奥康纳争论起来。奈妮这一举动可谓是火上加油,奥康纳气得暴跳如雷,拂袖而去,之后的十多年,奥康纳都没有回来,直到1888年,奈妮病危的时候,他才回到她的身边。
惠特曼中风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奥康纳也没有去探视他。这个打击对惠特曼来说不算小,他失去了他的好朋友,失去了热闹的生活。
冬天的时候,惠特曼的老朋友布鲁离开了华盛顿,全家移居纽约,这令惠特曼非常伤心。接着,母亲路易莎也搬去与乔治同住,离惠特曼非常远。这时候的惠特曼像被抽空了似的无所寄托,一向豪放的诗人开始对人生有了倦意,他突然心血来潮地立了一份遗嘱,遗嘱里声明将所有的东西都留给艾迪。
1873年1月23日,惠特曼在华盛顿办公室的沙发上看书,突然觉得一阵眩晕,他挣扎着起来,由看门人把他扶上马车。回到寓所后,他自己奋力地爬上四楼,昏昏沉沉地回房去睡了。夜半醒来,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左半身发麻,接着他昏然睡去,直到第二天清晨也没有好转的迹象。门房为他请了医生,诊断后说是中风瘫痪,惠特曼就这样成了一个行动不便的老人。
这段时间里,他的老朋友布鲁和彼得都来探望过他。朋友的探望令他得到了一丝安慰,他的病情也有了一点起色。休养到5月,他才渐渐地恢复,可以勉强地每天上一两个小时的班。
就在这个时候,母亲又来信了,信中充满了绝望:“我常常觉得头不舒服,也会觉得心悸、颤抖……不过你不要担心,等到完全好了再来看我。”
1873年5月23日,路易莎去世了,惠特曼赶回弟弟乔治的家,去为母亲送终。母亲身后没有留下什么遗物,只有一个小信封,里面装着一张小便条,上面写着:
不要太哀伤了,我的孩子们。永别了!我的沃尔特。
临终的这一刻,母亲终于表明了她偏爱惠特曼的私心。惠特曼在灵柩前守了一夜。
葬礼过后,惠特曼回到华盛顿,将自己的东西收拾了一下,很快又返回乔治的住处,整日端坐在母亲的房内,面对着她生前的一景一物,回忆往昔与母亲相聚的快乐时光。
他也在母亲生前睡过的床上睡觉,靠在母亲为他缝制的枕头上沉思,在她的桌前看书,坐在那张他买下来送给她的红木椅上发愣。他对朋友说:“每一件家具、每一件衣物都引起我对她无限的眷恋。”他觉得非常内疚,在母亲最需要人照顾、最困窘的十年里,他不但没有陪在她身边,反而远离家乡,在外漂泊。
8月的时候,他把戴在手上的戒指摘下来,送给了安·葛槐丝。这并非什么定情信物,只是惠特曼留给葛槐丝的纪念罢了。惠特曼或许是嗅到了死神将近的气息。葛槐丝回信说:
我能感受到这只戒指给你的几许压力,现在你把它给了我,由我来承受这个压力,直至我生命的尽头。如果我握住你的手,你是否会康复得快些呢?
夏天结束以后,惠特曼开始有力气四处活动,他去了一趟费城,仍然觉得人生无趣。回来之后他住在乔治家中,抱怨自己好似行尸走肉一般了无生机。没事的时候,他就会修改遗嘱和整理信件,随时在准备离开这个世界!
到了1873年年底,惠特曼的身体却又有了康复的迹象。可喜的是他又开始提笔写诗了。他写了一篇《哥伦布的祈祷》,但是这首诗远远不如以前那些活力四射,或许这才是惠特曼真实的心迹。
葛槐丝看了《哥伦布的祈祷》之后,安慰他说:“和哥伦布一样,你也战胜了无数的风暴,也曾被讥讽嘲笑的人围攻。为此你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包括你的健康。”
1874年7月,他决定搬到卡姆登的乔治家中长住。没过多久,在惠特曼病情稍有起色的时候,他便用积蓄在卡姆登小镇的米格尔街买了一幢两层楼的房子。虽然乔治不屑地认为那是贫民区,但固执的惠特曼还是搬了进去。
在很小的时候,惠特曼便与乔治格格不入,乔治与他完全是两种人,乔治追求现实与物质,而惠特曼却是完全属于精神领域的人。
米格尔街是一条交通要道,窗子一开,渡船的笛鸣、街车的嘈杂和工厂排出的煤烟便传了进来。唯有后院中盛开的紫丁香、梨树以及葡萄藤架上的葡萄能稍微缓解一下这些困扰。
由于行动不方便,起居无人照料,惠特曼便请来邻街的戴维斯太太打扫房子、服侍一日三餐。戴维斯太太年轻的时候没有正式和丈夫结婚,丈夫死后,她不能继承遗产,也没有固定的地方住。等她得到这份工作时,她干脆带了她的猫狗、家具、衣物等,搬到惠特曼这儿来长住。当时的邻居都议论纷纷,但戴维斯太太倒很大方地搬了进来,并任劳任怨地为惠特曼服务了七年,直到去世。
戴维斯太太住在楼下,楼下还有一屋子的家具和惠特曼没卖完的书。楼上是惠特曼的住处,卧房布置得像水手的舱房,墙上挂着各地的纪念品。房间内则是一张简陋的板床、几把没有垫子的椅子和两张大桌子。桌子上堆着厚厚的书籍和文稿。窗前还有一把大椅子,惠特曼常坐在那里与经过的邮差打招呼,或者将一些硬币投向正在门前玩耍的孩子。
1875年3月,惠特曼再度中风,他叹息道:“我只觉得这几年每况愈下,天知道我是怎么挺过来的!”
辛酸的出版
1876年,美国上下举国欢腾,庆祝建国百年大典。在这个隆重而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惠特曼推出了集他一生心血的作品——《惠特曼全集》。《惠特曼全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草叶集》,第二部分收集了《民主前景》、《通向印度之路》及一系列庆祝百年开国的诗。
出版的过程是辛酸的,因为没有一个有声望的出版社愿为他出版,惠特曼只好自己发行、排版、印刷、推销这些书。
一个一生从事写作的人,居然在年老的时候,还要靠邮局预约的方式来销售书籍,其中的辛酸也不足与外人道。
咬紧牙根出版了全集之后,惠特曼的积蓄只剩下600美元,他对友人感叹道:“我已山穷水尽了!”
出版之后,文学界有名的杂志社几乎都订购了他的全集,但却没有一个好评。一家杂志社的主编称惠特曼为“可怜的老骗子”“也是一条毒虫,更是令人憎厌的东西”。有名的文人也没有给他任何赞赏或鼓励。一些有名的诗人都对他及他的作品持冷漠的态度。爱默生也因为以前的种种瓜葛而对他失望了。
1870年,爱默生曾在与朋友讨论惠特曼的为人时说道:“我觉得惠特曼不但情感丰富,而且有些自大,他对一般的传统教养是不屑一顾的,有他自定的粗犷的生命价值。他总是过分地高估自己的表现能力,而不肯接受旁人的忠告。他受过一些教育,也读过许多诗,实际上说来,他不能算是一个完全靠自然禀赋写作的诗人。”
1876年元旦,《波士顿日报》批评惠特曼的全集是一本臭气四溢的作品。该报纸还批评惠特曼的支持者罗塞蒂,指责他们将这样下流的作品介绍给广大群众,实在是一大罪行。惠特曼在读完这些令他心悸的评论之后,匿名写了一篇介绍自己、推广自己诗文的文章,文中写道:
在这个国家内,惠特曼的诗丝毫没有受到重视。这些诗篇被美国诗人、作家、出版商及主编以现实、庸俗的眼光来衡量,再加以嘲笑、轻视,因而扼杀了它们的价值。
惠特曼更将他自《草叶集》问世之后的辛酸娓娓道来:
评论界给予的永远是苛刻的评论、严厉的指责。尽管作者无意追求金钱和声誉,但长期的困顿、精神的折磨都是导致作者失去战斗力的原因……惠特曼之所以在人生的战场上苍老,或多或少都是人为的原因。但是,他至今仍试图卓然屹立。
最后,他道出了出书的目的:
苍老、可怜又瘫痪的惠特曼——在过去的12个月中,这位老人一直固执地忙着出书的事。一方面他是想赚些稿费以度余年,另一方面是想在临终之前,将他一生的思想作个妥当的交代。
这篇文章被发表在1月26日的《新泽西日报》上。惠特曼也顺便寄了一些到英国,让罗塞蒂拿到各大报章去发表。
3月11日,罗塞蒂节录上述文章的片段,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诗人近况的报道。两天后,一个苏格兰作家在《每日新闻》写了一篇为惠特曼辩护的文字,指责美国亏待了他们的天才诗人:“一群嘈杂的乌鸦却不知天高地厚地评论一只闪闪发光的雄鹰。”他更建议英国人组织一个委员会到美国去,为惠特曼伸张正义。
这篇文章掀起了一场论战。英国人和美国人站在两条战线上,开始为惠特曼其人、其诗展开争论。
美国《民报》的主编泰勒首先反击说:“惠特曼粗鲁、没有韵律的调调正投合英国那些贪图享乐、无所事事的上层阶级及无聊人士的胃口,美国是不需要这种诗人的。”
这种无休止的争论终于把惠特曼炒成了热门人物。最后,惠特曼的美国老友不再冷眼旁观,开始站出来为他说话。奥康纳虽然已经与他多年未联系,却仍然在《民报》上赞赏他的才华。
经过长期的争论,美国人终于不再对惠特曼进行攻击,而是专心地研究《草叶集》本身的价值。这正是沃尔特·惠特曼希望看到的。
自然,经过报纸杂志的大肆渲染,潦倒、困顿的惠特曼成了热门话题。为了解决诗人的经济问题,而又不伤及他的自尊心,订单源源不断地从英国寄来,暂时解决了诗人眼前的困难。
这件事使惠特曼重新燃起对生命的热情。他又开始与人交往,与孩子嬉戏,到小区朗诵诗篇,到外面喝酒聊天。一切都恢复了往日的模样。
葛槐丝在母亲去世、儿女成人后,终于决定要赴美与惠特曼相聚了。
1876年9月10日,惠特曼在记事本中写道:“葛槐丝夫人今日平安抵达费城。”
葛槐丝来的时候带了许多家具、画像及书籍,看样子她是希望在费城住下来了。惠特曼替她在北二十二街租了房子,将她安顿了下来。
这之后,惠特曼就成了葛槐丝寓所的座上客。葛槐丝干脆替他准备了一个干净的小房间,房子里布置了各式家具,还装了一个小炉子。冬天的时候,惠特曼会准备许多木材,在朋友来访的时候,他会生起炉子,和朋友坐在火边看书聊天,布鲁、卡班德、弟弟乔治都曾去做过客,大家都很满意惠特曼的这种生活方式。天气暖和的时候,惠特曼就搬了他的竹椅坐在门口。在与邻居闲话家常之中,将美国社会的一般习俗介绍给葛槐丝。葛槐丝也跟他聊诗歌、文学,由莎士比亚、雨果、艾略特、乔治·桑到当代的爱默生、梭罗,无所不包。
此时的惠特曼看起来精神很好,也很有活力,但他始终跟葛槐丝保持距离。当然,惠特曼对葛槐丝很好,很照顾,但他们两人的友情从未超过朋友这个界限。葛槐丝是个聪慧的女人,自然懂得爱情是不能强求的。甚至连惠特曼的朋友也看出来了,安·葛槐丝因为不能得到惠特曼的爱而倍感痛苦。
1877年12月,葛槐丝表示想要返回英国。第二年的春天,她退掉了北街的房子,在东北部游玩了一阵,6月份的时候,她踏上了返英的归程。
1879年,惠特曼60岁了。他去纽约待了三个月,在林肯的纪念悼会上朗诵诗歌,然后又去西部访问。
由纽约的繁华,到华盛顿医院的凄苦,直至农场的健康和宁静的美,这是一条艰辛却终于苦尽甘来的道路。
重归自然
1882年,惠特曼出版了《典型的日子》。这之后,他便经常坐在米格尔街的房子里回忆过去,并将那些片段系统地记录了下来。
戴维斯太太看到惠特曼每天跛着脚,哪儿也去不成,就请求他的老朋友为他筹集资金,买辆马车给他。这时候,奥康纳、布鲁的经济状况都已经相当不错了,大家凑了一笔钱,买了一匹马及一辆四轮的敞篷马车送给惠特曼。
有了马车之后,惠特曼再度活跃起来,他驾着马车自由地来来去去。1885年到1886年之间,他还多次出城,在纪念林肯的聚会中发表演讲。
除了这几次远行,其他时间里,惠特曼还是待在自己的房子里。
当时照顾他的还有戴维斯太太的养子威瑞、邻居托培基以及他的医生布克先生。在他们的轮流照顾下,惠特曼过着平静的生活。
就在这段平静的时光里,他接到了葛槐丝去世的消息。虽然他们无缘结为夫妇,但他始终记得他们共处的时光。
1887年,惠特曼68岁了,他虽然忙着准备新书《十一月的枝桠》的出版,但仍然每日驾车出游。
1888年,惠特曼又出版了《十一月的枝桠》,算是对他的人生及他的写诗生涯的一个交代。
1888年5月31日是惠特曼68岁的生日。那一天,他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就是刚刚排好版的样书《十一月的枝桠》。
惠特曼爱惜地抚摸着书说:“我的宝贝书今天终于诞生了,这本书简直比金子还要珍贵。你们看到了吗?我今天要庆祝两个生日呢!”
6月2日那天,惠特曼一个人驾着马车去看布克医生。在返回的途中,黄昏的美丽景色深深吸引了他,他看着倒映在波光里的点点夕阳,完全忘记了自己正在驾车,直到马车掉进了水里。
回到家里之后,惠特曼又一次中风了。但是他忍着,不肯向人求助。第二天,戴维斯太太来看他的时候,他已经连话也说不清楚了。
戴维斯太太叫来了惠特曼的老朋友,一群人聚在一起,开始商量他的后事。惠特曼的小弟弟艾迪也被从疯人院里带了过来。惠特曼紧紧地握着艾迪的手,简单地说了几句话。艾迪临走的时候,惠特曼在床上说:“再见了!好孩子,我会叫人来接你的,你什么时候都可以来。”
惠特曼并没有离去,他又坚持了三年。
1889年,当朋友们在酒店为惠特曼庆祝生日的时候,传来奥康纳去世的消息,惠特曼沉默地接受了这个惨痛的事实。
就在这个时候,圣路易又传来他的弟弟杰夫去世的噩耗。在惠特曼的记忆里,杰夫一直是个年轻、健康、热情、英俊的小伙子,杰夫曾陪着他由东部到南部的新奥尔良,最后又回到东部。
朋友和亲人的相继去世,令惠特曼的生活更加孤寂了。
72岁生日那天,虚弱的惠特曼已经没有力气外出欢庆生日了。
朋友们便弄了一桌酒菜,送到米格尔街的房子里替他过生日。饭前,他又抽筋了,但很快就没事了。戴维斯太太的儿子将他背下楼,托培基早已准备好一瓶香槟在那儿等着他开怀痛饮呢。
那些不能到场的名人,如爱默生、朗法罗、丁尼生等都发来电报庆贺,惠特曼看了十分高兴。
生日之后,他的身体就每况愈下,日夜都在痛苦中挣扎。他的身体不能移动,而且头疼、头晕。他向右侧睡的时候,甚至无法喘气,向左侧睡的时候,身体的重量会压得他的四肢疼痛不堪。苦痛和缺乏运动使他各个器官的功能渐渐退化。
1892年3月26日下午6点,惠特曼对戴维斯太太的长子威瑞说:“帮我翻一下身,威瑞。”说完这句话,他轻轻地吐了口气,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很久以前,惠特曼曾在描述一个水手的死亡时写道:“他乘着潮汐和夕阳离去。”如今,他自己也随着潮汐与夕阳,返回到他热爱的大自然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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