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导师写作风格的深刻性

    马克思本来有很好的家境，他的父亲是德国特利尔的一个有能力的律师，他自己也娶了出身贵族的燕妮为妻，建立了温馨的家庭，他聪明而有才能。如果马克思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他可以平安幸福地度过一生。

    但是，马克思却选择了一条艰难的人生旅途：几乎长达40年的流亡生活，40年的拼命工作，40年的贫困和牺牲。

    所有的反动势力都诅咒他、驱逐他，他不得不携持家小四处转移，其生活的困苦有时达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这一切都源于马克思一生始终抱定的信念：探索人类解放的真理，找到人类解放的道路，实现人类解放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

    早在青少年时代，马克思就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写下这样一段名言：“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所压倒，因为这是为人类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是默默的，但她将永恒地存在，并发挥作用。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马克思的父亲关心自己儿子的前途，希望这个智慧过人的儿子能够将来继承自己的事业，成为一名律师或法学家。中学毕业后，在父亲的安排下，马克思考入了波恩大学的法律系，那里的学习空气不太浓厚，父亲感到不大满意，第二年又把他转学到柏林大学。可是，马克思不管是在波恩大学，还是在柏林大学，都没有按照父亲的意愿一门心思地攻读法律，而是倾心于能够了解社会本质的学科，特别是哲学研究。他曾对父亲讲：“我已经一头扎进了哲学的怀抱之中，深深地被哲学所迷住了。”

    马克思“扎进了哲学的怀抱”并不只是出于对哲学思辨的爱好，而是源于研究社会和人生，为探寻解放的道路而求索真理的抱负。所以，当马克思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并没有陷在概念的推演之中，也没有书斋式地抽像分析问题，而是把着眼点都放在对事物本质的揭示上，力图找到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这使马克思所写的文章和著作都有非同凡响的深刻性。

    马克思的这种写作风格也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刚刚迈入社会的马克思面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就想用所学的黑格尔哲学中关于人类理性的观念去分析，去匡正种种的社会不平等、不公正的现象，试图通过人们对真正理性原则的认识来改变社会现实。但是，马克思很快就认识到这些想法是行不通的，社会上存在剥削与压迫的现象并不简单地是由于人类的理性原则没有得到畅行，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所以，马克思在1842年担任《莱茵报》主编时，就开始注重对社会现实的深层次分析。例如，他在就林木盗窃法案的辩论而撰写的专题文章中，首次接触了物质利益的问题；在围绕摩塞尔农民贫困原因而同莱茵省总督的论战中，开始探求国家赖以存在的真实基础，等等。马克思还在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手稿中，提出了市民社会（即社会物质利益关系）决定国家的著名结论。1844年2月，马克思在新出版的《德法年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两篇重要文章，提出了关于消灭私有制以及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等观点。这些都是马克思完成思想转变过程的标志。

    马克思思想转变的过程，就是由对抽像理性原则的分析进到了对社会深层次的物质原因的研究，即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从而为进一步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这种转变的突出特征就是马克思开始了以唯物的、辩证的思想方法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844年3月起，马克思系统地阅读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萨伊、西斯蒙第、斯卡尔培克、詹姆斯·穆勒、威·舒尔茨、麦克库路赫等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做了大量的摘录和札记。在这些手稿中，马克思认为只有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才能创立真正科学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他提出了劳动异化的思想，把“异化”作为基本范畴来说明历史、批判资本主义，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这些内容后来被汇编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体现着马克思从经济、政治和哲学等方面科学地揭示社会发展本质规律的最初尝试。

    在此之后，马克思所写的文章和著作明显地向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等上层建筑状况的观念上转变，直到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明确地提出了一切社会的变化都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结果，说明马克思真正达到了对社会发展本质规律的深刻认识。

    如何从深层次的经济原因来正确地分析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剥削与压迫的现实，进而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结论，是马克思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后所写的文章与著作的主题。沿着这样一条科学的思路展开的研究是艰辛的，马克思几十年夜以继日地刻苦钻研和奋笔疾书，都是为了探索和解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造成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的原因和过程，进而合乎逻辑地得出必须打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最终胜利的结论。这种长期而艰苦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就是影响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光辉巨著——《资本论》。

    《资本论》语言精彩，有些描写也很生动，如“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其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形像化地展示了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是，《资本论》显然不是文学作品，生动的描写只是道理阐述的辅助说明。

    《资本论》研究内容的突出特色，是把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正如列宁所说：“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马克思运用从抽像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辩证分析，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但是《资本论》毕竟不是一部哲学专著，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运用是为《资本论》的研究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

    《资本论》在本质上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的巨著。它研究的指向直接针对资本主义的深层结构，即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为决定因素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也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揭示了其内部矛盾。他详尽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里最基本、最常见的经济现象——商品交换，从分析商品入手，马克思阐明了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指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和根源，论证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和斗争的最深刻经济根源，合乎逻辑地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与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从而把社会主义的学说置于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广泛地收集各学科的有关资料，甚至包括农艺学、工艺学等，更不用说经济学、历史学和法学了，只要与《资本论》的写作有关，不管多么艰难，他也要寻找下去，研究下去。我们曾讲过英国议会专门发给议员的报告材料，即“蓝皮书”，马克思之所以对这些别人都视为废纸的书籍也潜心研究，就是因为他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本质，而“蓝皮书”中则记录着英国每年、每阶段的经济报告及经济政策，是《资本论》研究弥足珍贵的资料。

    长达200多万字的鸿篇巨著《资本论》，对于受价值规律支配的生产和交换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但是，马克思的研究没有落入庸俗经济学研究的俗套，他在经济上的研究仍是为了得出政治上的结论。因此，《资本论》任何方面的具体研究都围绕着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本质的主题，每个细节上的解说都是为了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会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的必然性。这就完善了从经济基础上解说社会上层建筑所有政治、思想、文化现象的分析和论述方法。

    用这种方法写下的文章和著作真正论及了社会深层结构的本质规律，因而具有着前所未有的深刻性。恩格斯在评价《资本论》的重要意义时曾讲过：“每个字都贵似金玉。”

    马克思创立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研究方法很快地得到了公认而迅速地普及起来，成为写作社会政论文章和著作是否具有深刻性的衡量标准。但是，在马克思逝世后，这种强调经济原因起决定作用的写作方法出现了庸俗化的倾向，造成了对其他社会发展因素的忽视。针对出现的这种情况，晚年的恩格斯承担起了匡正的责任，在给友人所写的书信中全面阐发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纠正了对马克思研究方法的歪曲。恩格斯指出：在唯物史观创立的初期，由于当时反对唯心史观斗争的需要，马克思和他本人着重论述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运动过程，其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既有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也有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像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

    恩格斯对马克思所创立的研究方法的重要补充和进一步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是在批判对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作僵化的、教条式的理解。这种认识方式在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被尤其强调。

    列宁所写的文章和著作中以马克思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论述为基础，坚持了马克思所提出的革命原则。但是，在列宁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已经进入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如何针对资本主义这一最高发展阶段的新特点，确定俄国革命的战略方针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列宁审时度势，认为首先应当写出对帝国主义阶段的本质进行科学分析的文章。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就已经开始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特征，即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集中进行认真的研究，连续写下了《第二国际的破产》《论欧洲联盟口号》等文章，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初步的概括，批判了当时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分子考茨基之流在这一问题上所散布的谬论。1916年初，列宁又在瑞士苏黎世州立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资料，摘录了148本书和刊登在49种刊物上的230篇论文，记了15本有关帝国主义的笔记，写成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篇深刻揭示帝国主义本质的光辉著作。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阐述了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从剖析帝国主义的现实表现出发，指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特别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形成历史及其主要内容。此外，列宁还通过分析资本输出、国际垄断同盟以及殖民制度等现象，说明了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中揭示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中总结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中指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这部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标志着帝国主义理论的全面创立，是《资本论》在新时代的真正续篇，也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奠定了理论基础。列宁在这部著作的写作中，没有拘泥于已有的对资本主义分析研究的定论，也没有被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敏锐地抓住变化的趋势，透过大量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概括出变化的共性，一步步地深入到对帝国主义本质特征的揭示。这部著作是列宁写作风格深刻性的典型体现。

    尤其重要的是，列宁的这部著作中在坚持马克思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开了创新发展的先河。在通篇的写作中，列宁所运用的仍然是马克思所创立的从经济基础来分析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研究方法，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由自由竞争进到垄断的经济现象分析中来研究其本质，但正是由于对这一研究方法的坚持，通过对经济现象新变化的概括，列宁得出了对马克思的观点有所发展的结论。这说明了写作风格的深刻性不能是僵化的，必须要有与时俱进的要求。

    也正是在这点上，列宁所写的文章与著作同一些机会主义分子的观点有了原则的界限。当时第二国际的考茨基与伯恩斯坦之流，以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自居，僵化地、教条化地曲解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提出了一系列阻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创新发展的错误言论。尤其在对俄国革命形势的评论中，认为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不应当发动夺取国家政权的武装斗争，并且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来宣扬这些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对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客观分析，曾提出过“共产主义革命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考茨基、伯恩斯坦之流，包括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都曲解这句话的内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动才能胜利，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讲过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也能够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并认为这样的革命在俄国即便胜利了，也不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因此，他们激烈反对列宁所领导的俄国革命斗争，尤其反对无产阶级组织的武装起义。这些观点搞乱了人们的思想，严重地干扰着革命的进程。

    为了肃清这些机会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明确俄国革命斗争的方向，列宁写下了一系列的文章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于机会主义分子的攻击，列宁并没有就事论事地直接批驳，而是从理论基础上正确解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论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首先胜利说”。在《论欧洲联盟口号》《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等文章中，列宁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中所提出的思想观点为基础论据，从两个层次上进行了引申的分析。

    其一，从“资本主义已经变成国际的和垄断的资本”这一事实出发，提出“世界已经被少数几个大国即依靠大规模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而强盛起来的国家瓜分完毕”，但是，“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会经济实力大增，超过那些落后的、已经老朽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这样，在世界已经瓜分完毕的情况下，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就会对于“这种瓜分殖民地的状况感到极端委屈”，要求实现新平衡的强烈愿望必然引发新的争斗，其结果就是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

    其二，认为在帝国主义战争的互相厮杀中，必然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链条中出现薄弱环节，在这个薄弱环节上，如果社会革命的主观、客观条件成熟，就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列宁指出：“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一国胜利说”的明确表述，使对帝国主义本质的科学分析，引申为对俄国革命有针对性的思想指导，具有着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使列宁写作风格的深刻性达到了新的高度。一方面，从基本理论上批驳了打着“几国胜利说”的旗号阻挠俄国革命进程的机会主义观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解决新问题上的科学性，进而使人们认清这些机会主义分子貌似马克思主义，实则反马克思主义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极大地鼓舞了俄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斗争意志，坚定了必胜的信心。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首先取得胜利，并建立起人民的政权，俄国革命就有了最根本的理论指导。列宁就是依据这一理论，制定了适应俄国革命斗争实际的战略方针，带领广大民众，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始终把握经济因素决定社会发展的状况这条主线，使所写的文章和著作具有揭示社会本质规律的深刻性，毛泽东也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所贯彻的一条自始至终的红线，就是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的原则。毛泽东在第一段中写道：“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毛泽东依次分析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从其所处的经济地位分析开始，合乎逻辑地得出其不同的革命态度。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初期，虽然建立了井冈山红色根据地，但是中国革命在总体上处于低潮。当时党内的一些同志对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悲观情绪，并给毛泽东写信，表达了对“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虑。毛泽东对此不是简单地予以批评，而是从对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经济状况分析起，有理有据地论述了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够兴起并一定能取得胜利的原因，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重要文章。毛泽东在文中指出：“现在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国落后的社会经济组织之上的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

    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这样的政治势力对比的形式呢？仍然是由于旧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毛泽东在文中详细分析了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经济原因：“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使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拼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

    通过以上的分析，毛泽东充满信心地写道：“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

    毛泽东的这些深刻而又有说服力的论述，且不要说是适应了当时井冈山斗争的需要，解决了一些同志的思想问题，就是从理论研究的角度上看，也堪称是解析社会本质规律的典范。联想到毛泽东写作这些重要文献的环境，不是在安静的图书馆，也不是在舒适的研究室，而是在激烈战斗的间歇时，在被敌人层层封锁的偏僻山村处，真让人由衷地敬佩毛泽东洞察时局、精辟深邃的过人智慧和伟人风采。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同时所进行的理论研究，几乎都是在艰苦的环境下完成那些重要文献的写作。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住在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为了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总是把工作时间排得满满当当，殚精竭虑地忘我工作。面对抗战初期中国时局的复杂状况，以及形形色色的言论观念，毛泽东认真思考，全面分析，写出了一篇篇指导抗战进程的纲领性文章。

    1938年初的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废寝忘食地伏在桌子上不停地写。实在太累太困的时候，就叫警卫员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或走出窑洞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就在躺椅上闭上眼睛养一会儿神，又继续写。饭吃得很少，脸色也不好看。大家深怕毛泽东累病了，都劝他多休息。但是毛泽东仍然茶饭不思地写稿子，睡觉的时间也短得不能再短，两眼布满红丝，宽阔的面颊明显地消瘦下来，病倒了，也在床上捧着资料看。终于，一篇重要的文章完成了，延安的解放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印出来，书名就叫《论持久战》。

    这是一篇对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时局透彻分析的文章，是批判影响抗战进程的各种论调的有力武器，也是指导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行动指南。

    抗战初期，在对中国时局及抗战的前途上存在着两种影响较广的言论：一种是“亡国论”，认为中国的实力与日本相比相差太多，“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另一种是“速胜论”，认为中国很快就能战胜，不用费大力气，甚至认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变化，苏联一出兵，战争就可解决。”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正确的，他对时局和前途的看法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毛泽东之所以清晰而明确地作出回答，其根据就是接下来所作的合乎逻辑、论据充分的深刻分析。在“问题的根据”这一节中，毛泽东对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做了全方位的研究，通过四个方面的分别揭示，毛泽东写道：“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这些分析中，我们又见到了从深层次的经济原因来分析社会状况和发展趋势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式，这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列宁结合俄国革命的实践进一步继承和发展的思想方法。毛泽东运用这一方法对中国抗战复杂局势的透彻分析，再一次证明了这种方法将使对社会问题的研究深入地达于本质的有效性。

    同样是遵循这样的研究方法，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又对抗日战争的阶段性进程做了具体的分析。在“持久战的三个阶段”这一节中，毛泽东详细地阐述了随着持久战的进行，日本侵略者是怎样地被逐步削弱，中国的抗战力量是怎样地一步步强大，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政策来加速这种转化，而各种国际力量将会怎样地对中国的抗战产生影响，等等。因此，毛泽东认为：“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出版发行之后，全国抗战将士和广大民众便争相阅读。透彻的分析、深刻的论述使这篇重要文章适应斗争的需要，迅速地成为深入人心的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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