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导师写作风格的生动性

    革命导师所写的文章和著作为各个阶层的人们所热读，在社会上广泛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写的书，即便是哲学方面的内容，也都成为工人阶级的通俗读物；而列宁写的文章和著作一直自觉遵守并被人们普遍誉为是“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效果呢？就是因为革命导师的写作风格还具有面向广大民众的生动性。

    能够使所写的文章和著作具有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生动性，是革命导师自觉努力的方向，这其中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革命导师不是书斋里的思想家，他们所写的文章与著作也不仅仅是为了理论上的学术研究，而是为了要成为动员人民起来革命的战斗号角，这就必须要使读者成为广大民众。而民众具有不同的文化层次，由于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存在，作为革命主力军的工农群众大都没有受过高深的文化教育，他们对于用抽像晦涩的语言所写的东西不可能感兴趣。如果要使人民大众理解和接受文章与著作中的革命道理，写作时就必须要用大众的语言，而大众语言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要有生动性。由此可见，革命导师写作风格的生动性是在民众中宣传革命道理的需要。

    另一方面，用生动的语言来写作基于革命导师对理论表达方式的基本看法。理论的研究需要理性的表达，理性的表达当然不同于抒发情感的文学描述，但由此便认为道理的阐述就必须要用抽像晦涩的方式吗？革命导师都不这样认为，马克思就讲过：“物质带着理性的光辉，对人的全身心发出微笑。”理性的表述并非就得要板着面孔，完全可以绽开让人感到亲切的微笑，这是之所以采取生动性写作风格的深层论据，而理性的东西可以展现出笑容之美，也使在道理的阐述中运用生动的语言成为可能。因此，列宁、毛泽东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都主张用生动、具体、活泼的语言来解说科学的理论，毛泽东更是对那种失去生动性的“八股”文风深恶痛绝，主张要彻底铲除。

    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革命导师写作风格中的生动性不同于文学作品中的生动，而是将革命道理寓于其中的生动，是充满“理性光辉”的生动。我们在前面分析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开头一段，用“一个幽灵”来形容共产主义，肯定是体现了生动性，但这种形容绝不仅仅是字面的含义，而是有着反喻、否定旧世界等层层递进的深刻内涵，并且还有基于对黑格尔辩证法哲学的全面理解。这种理性的生动写作风格贯穿在马克思所写的文章和著作之中，生动性与深刻性在马克思的笔下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马克思如何实现二者的结合呢？主要的方式之一就是大量地引用生动具体的事例，包括为当时的人们所熟知的俗语、传说，以及《圣经》和文学作品中的情节。这就又将写作方式中的生动性与广博性结合起来，或者说是基于广博性来展现其生动性。

    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的第一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能感受到这种用意。涉及黑格尔哲学的东西，道理都是很深奥的，语言也都是很晦涩的，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便通过大量的引用来化抽像为生动具体。文章的开始便有这样的话：“谬误在天国为神所作的雄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马克思在这里要讲的是宗教的批判对现实社会变革的意义，但引用的却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西塞罗所写的《论神性》中的一句话。

    当时与黑格尔的观点相联系的有一个历史法学派，他们借口保持历史传统的稳定性，极力维护贵族和封建制度的各种特权，马克思对此的批判运用了两个生动的表述；一个是《旧约全书·出埃及》中所讲的事：“正像以色列上帝对他的奴仆摩西一样，历史对这一学派也只是显示了自己的后背。”另一个则是英国文学家莎士比亚的作品《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夏洛克索要债务人一磅肉的故事：“这个夏洛克，却是奴才的夏洛克，他发誓要凭他所持的借据，即历史的借据，基督教日耳曼的借据来索取从人民的胸口割下的每一磅肉。”在说明德国的已经过时的封建制度尽管还会以各种方式挣扎但终将灭亡的道理时，又引用了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在埃斯库罗斯的《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中已经悲剧性地因伤致死的古希腊诸神，还要在琉善的《对话》中喜剧性地重死一回。”

    文章的最后，马克思在对德国革命前景的展望中写下这样一句生动而豪迈的话：“一切内在条件一旦成熟，德国的复活日就会由高卢雄鸡的高鸣来宣布。”这又是对典故的借用，高卢是法国的古称，而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是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高卢雄鸡”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时代的标志，是当时法国人民革命意志的像征。这个典故的借用对现今的中国人都是熟悉的。读到这句话，我们都会明确地理解马克思是在说：德国革命高潮就要到来了。

    同样，马克思写作风格中的生动性也体现着斗争性的精神，这便是马克思的文章与著作中大量可见的主笔调——辛辣的讽刺与抨击。这也出自于他对丑恶的旧世界的极端的轻蔑和憎恨，即使在一些严肃的学术著作中，马克思也常常用嘲讽的口吻和幽默的笔调，不时地讽刺一下批判的对像。

    在马克思的写作中常常出现“这只是……罢了”的句式。如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这无疑是他的轻蔑态度在叙述上的一种习惯表达。当然，更多的还是在揭露本质时的生动描述，仍是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在批判封建的社会主义时写道：“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却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福格特先生》两篇文章中，马克思的讽刺笔调发挥得尤为淋漓尽致。在讽刺利用立宪的狡猾手腕来欺骗人民的共和派时，马克思写道：“这些共和派只要从自己的理想共和国的高空云层间俯瞰一下罪孽的尘世，就可以看到：他们越是接近于完成他们那个伟大的立法艺术创作，保皇派、波拿巴派、民主派和共产主义者的倔强逞性以及他们自己不负众望的程度，也就与日俱增。”马克思在这里用“高空云层间”和“罪孽的尘世”的夸张对比挖苦共和派的自欺欺人。在讽刺民主派的进军喧嚷时，马克思又写道：“民主党人是相信使耶利哥城的墙壁应声倒塌的喇叭声音的力量的，每当他们站在专制制度的墙壁面前时，他们都力图重复这个奇迹。”用夸大喇叭的威力来暗喻民主派对宣传的迷恋，当然是再恰当不过了。

    马克思对旧世界的这种辛辣的讽刺笔触，在涉及揭露资产阶级的贪婪与残暴时，就会转化为锋芒毕露、鞭辟入里的抨击。在《法兰西内战中》，这种愤怒的鞭挞是自始至终的。当梯也尔一面使巴黎工人血流成河，一面却用谎言加以掩饰时，马克思愤怒地写道：“巴黎全是真理；凡尔赛全是谎言。”并且直截了当地斥责道：“梯也尔是一个玩弄政治小骗局的专家，背信弃义和卖身变节的老手，议会党派斗争中施展细小权术、阴谋诡计和卑鄙奸诈的巨匠。”全面彻底地揭露了这个反动头子的丑恶嘴脸。

    马克思写作风格的生动性，在经典巨著《资本论》中得到了综合的体现。《资本论》研究的是比较抽像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需要解说大量的专业术语和逻辑论证，但是，马克思在阐述这些理论的时候，却以多彩的笔触融合了诸多形像生动的比喻，用生活常识或自然现象来解释抽像的概念、区分其中的差别，力图使自己创立的理论观点，既全面深刻，又易于被人理解。

    在阐述难解的商品拜物教的本质秘密时，为了使读者了解在商品物的形式背后潜藏的社会因素，马克思运用“木头”和“桌子”为例来说明：“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可感觉的物。但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变成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了。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它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这一比喻，从人们易于感知的桌子的自然属性入手，解释了商品的社会属性就是人们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用桌子的“木脑袋”、“自动跳舞”、“狂想”等词汇，说明商品的背后孕育着社会关系的变动。

    《资本论》的核心思想是要阐述剩余价值学说。为了说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质，马克思使用暗喻等多种修辞方法，比如，在论述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时，运用的比喻相当巧妙，马克思写到资本“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与这种生动的比喻相呼应，马克思又做过这样的分析：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本主要用于雇佣工人，而每个工人都是给企业主生产金蛋的勤劳的母鸡”。这就既解释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创造价值的结论，又为进一步阐述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打下了基础。

    在探讨剩余价值的生产时，为了说明人类劳动与动物本能的区别，马克思列举了习以为常的动物活动与人们的劳动加以比较并写道：“蜘蛛的活动和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这一段话以丰富的想象，将人类劳动的计划性、目的性和创造性与动物的本能区别开来，让人一目了然。“蜜蜂和蹩脚建筑师”的说法已经成为人们说明劳动与动物本能差别的经典比喻。

    写作不同于其他的社会活动，写作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恒定的心态、意志和境界，这些思想因素对一般人来说常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但革命导师写作风格的发挥则能够超越外界环境的制约，他们生动性的写作风格尤其体现这一点。马克思立志献身于工人阶级解放的事业，就注定了自己生活的贫困，有时甚至到饥寒交迫的程度。在如此困苦的环境下仍能写出具有生动性的文章和著作，更显示出马克思乐观主义的心态和超越环境影响的境界。列宁也具有这样的思想品格和写作风格。在亲自领导俄国革命的实践中，列宁面临着严峻的斗争环境，但是，列宁有着与马克思同样的心态和境界，写作风格上也同样有着生动性的特点。

    许多人都看过列宁“吃墨水瓶”的故事。那是在1895年12月，列宁和其他一些革命者被捕了，关在彼得堡的监狱里长达14个月。

    监狱的环境非常恶劣，又有看守的监视，可列宁却决定要写一本书。把字用牛奶写在要归还的书的空白处，干了以后一点也看不出来，然后趁家里来探望时把书带出去，用火一烘，字迹就显现出来了。他又用面包做成“墨水瓶”，里面灌上牛奶，偷偷地用它来写东西，如果被看守发现，他就把“墨水瓶”吃了下去。列宁曾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今天吃了六个‘墨水瓶’。”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列宁同敌人斗争的机智勇敢，而且看到了他不怕困难的乐观主义心态。列宁在狱中用这种特制的“墨水瓶”写的是什么书呢？就是对俄国革命进程起到重要指导作用的光辉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部著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俄国革命的深层根源，批判了民粹主义的思想影响。同时，以乐观主义的心态完成的写作，也使这部著作有许多生动的表述。

    书中在批判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倾向时写道：“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又会把他曾经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此外，书中还有对古希腊人赫罗斯特拉特的提及，用以说明机会主义分子为了追求个人荣誉而不顾其他；有《路加福音》第23章中“从本丢推给彼拉多”内容的引语，用来说明错误的言论推来推去不解决问题的弊病，等等。在语言的表述上，也能看到“这是想逃避不愉快的但却是明显的现实而耽于浪漫主义的非非之想”，“民粹派不能用‘资本家不能消费额外’的几句陈词滥调来把这个原因支吾过去”这样的生动语式。

    列宁的文章与著作论及的是俄国革命的重大问题，写作方式上却不拘于严肃与凝重，常常见到鲜活的笔触。在《国家与革命》这部政治学的重要文献中，列宁就引用了《圣经》中为了一点饼和红豆汤而出卖长子权的故事，批判机会主义分子“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的行径。在《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中，列宁则引用了古希腊神话传说中比喻极肮脏地方的“奥吉亚斯的牛圈”，来形容“迁就机会主义的各国社会党”已经“堆满了庸俗、近视和叛变的秽物”。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列宁再次引用了这个比喻，提出要把“各种背叛社会主义行为的奥吉亚斯的牛圈打扫干净”。

    甚至在阐述高深哲学理论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也运用了寓理于物、言浅意深的写作方式。在第五章“最近的自然科学革命和哲学唯心主义”中，列宁科学而形像地揭示了现代物理学的前进与发展：“现代物理学是在临产中。它正在生产辩证唯物主义。分娩是痛苦的……，它必然会产生出一些死的东西，一些应当扔到垃圾堆里去的废物。整个物理学唯心主义，整个经验批判主义哲学以及经验符号论、经验一元论等等。都是这一类怪物。”在第一章第四节“在人类出现以前自然界是否存在”中，列宁则这样形像地描绘了阿芬那留斯、彼得楚尔特和维利这三位经验批判主义的算命先生“他们正满头大汗地竭力把自己的哲学和自然科学调和起来，把唯我论的一些漏洞弥补起来”。如此辛辣入骨的笔伐，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把握哲学理论上的是非曲直。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列宁生动性的写作方式也体现在鼓舞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上，在《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中，列宁就形像地比喻“从一匹马跨到另一匹马上”，并解说为“从农民的、庄稼汉的、穷苦的马上，从指靠破产的农民国家实行节约的马上跨到无产阶级所寻求的而且不能不寻求的马上，跨到大机器工业、电气化、沃尔霍夫水电站等等的马上”。

    革命导师写作风格上的生动性，都体现为经典文学作品中精彩语言的引用，列宁的写作也是如此，特别是俄国民众耳熟能详的俄国文学家的作品，其典型的人物形像和语言在列宁的文章和著作中大量可见。例如，《怎么办？》中对果戈里《死魂灵》中一个喜欢争吵、招摇撞骗的地主诺兹德列夫人物形像的引用；对高尔基早期的一篇短篇小说标题《趾高气扬的作家》的引用；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对冈察洛夫的小说《奥勃洛摩夫》中怠惰成性、对生活抱消极态度的主角形像的引用；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对契诃夫的《套中人》中因循守旧的人物形像的引用；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处世之道》中对一个贼喊捉贼的老骗子的处世哲学的引用；以及屠格涅夫的小说《烟》中的一个假装博学的书呆子伏罗希洛夫人物形像的引用；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中对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代人受过》中自私自利、不学无术、刚愎自用的主角基特奇人物形像的引用；而在《当前的主要任务》一文中则引用了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的名句：“俄罗斯母亲啊！你又贫穷又富饶，你又强大又软弱。”至于克雷洛夫的寓言，列宁则数十次的引用，生动形像地解说其深刻的道理。

    许多理论研究者写作中往往顺着自己的逻辑思路一直推论下去，并不顾及读者是否能理解，革命导师的写作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们不是为理论研究而研究，宣传教育民众的使命让他们在写作的时候总是要更关注民众的接受和掌握，生动性的写作风格就是为了适应这一需要而形成的。同时，他们的博学与丰富的阅历又使生动与形像的写作成为可能。列宁大量地引用俄罗斯文学家作品的人物形像和语言，就是为了实现此目的，而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的写作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毛泽东在理论上对生动性的写作风格有过系统的阐述。他一贯倡导要“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而对于“不生动，不形像，使人看了头疼，也不讲究文法修辞”的文风则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必须要根除的八股腔调，并且专门写了《反对党八股》这篇著名的文章，把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作为延安整风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在列举党八股的罪状时指出：党八股“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

    如何克服这种令人憎恶的文风呢？毛泽东在强调了“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语言的前提之后，列为首要的办法就是“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并具体说明：“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同时指出，也要吸取“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总之是要在废除八股文风的基础上，“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去做的，在毛泽东写作的文章和著作中，生动性是其突出的特点，具体的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固定的语式灵活运用，即突破词语的一般用法，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显示出其特殊的意义。例如，在《质问国民党》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这也是国民党人说的话呢！我们常常觉得，这一类（物以类聚）国民党人的嘴里是什么东西也放得出来的，果不其然，于今又放出了一通好家伙！”“放”本系中性词，没有褒贬意义，但在这里的灵活运用，却使之具有了强烈的感情色彩，表明这“一类”国民党人是在“放屁”，既含蓄又辛辣。又如，关于重庆谈判的问题，毛泽东指出要针锋相对，他写道：“‘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去谈，也是针锋相对。从前不去是对的，这次去也是对的。”这段文字，通过成语“针锋相对”的活用，生动有力地说明了重庆谈判的必要性。

    二是传统的辞格巧妙运用。传统的汉语修辞中辞格很多，在毛泽东的写作中大都得到了创造性的巧妙运用，使所写的东西形像生动、溢彩流光。如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写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这段文字运用“暴风骤雨”的比喻辞格，形像地说明了中国农民运动崛起的态势及其发展方向，“迅猛”、“压抑”、“冲决”、“迅跑”等一系列语汇，也增加了行文的色彩。再如，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写道：“这里叫空洞抽像的调头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这里叫教条主义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文中运用比拟辞格，将“教条主义”这一抽像概念人格化，赋之以“起床”的动作，使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三是形像描绘充分运用。毛泽东的写作中根据内容表达的需要，有时还出现生动的人物形像描绘和情节建构，使文章异彩纷呈。如，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这种极其生动的形像描写给人们以立体感，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又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写道：“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这段文字采用漫画式勾勒形像的方法，夹叙夹议，把蒋介石抢夺胜利果实的企图呈现在读者面前，具有鲜明的讽刺意味。

    四是口语表达独特运用。毛泽东的文风之所以生动活泼、通俗易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书面语言的口语化表达，并根据主题的需要独特地运用。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通篇都是口语的形式，委婉含蓄而又柔中带刚，如“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下去，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消灭的。”这样的表达，明快犀利，耐人寻味，达到了与促降书主旨和情境相协调的效果。

    毛泽东生动性的写作风格是以他的博学为基础的。为了使阐述的道理易于为民众所接受，毛泽东的文章与著作也引用了大量的为中国民众所熟知的典故和名言，如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用“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来形容小资产阶级的发财观念极重；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用“叶公好龙”来形容革命阵营中一些人嘴里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用“围魏救赵”来说明对敌斗争的战术原则；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来说明在深入工农兵群众之中的提高和普及相统一的问题等等。《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四大名著”中的人物形像和语言也经常被毛泽东在写作时运用。特别是孔子、孟子、孙子等诸子的著作以及《战国策》、《山海经》、《史记》等古代典籍中的内容和观点，更是被恰如其分地大量地引用到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中，使毛泽东的书既理深意切，又丰富多彩。

    体现生动性的写作风格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毛泽东的幽默笔触。只要有了幽默，写作风格上的生动性便随之而生，而毛泽东的幽默则更体现着大气和睿智。其中，有正面性的幽默，如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在讲述创立根据地经济条件时讲道：“现在并不讨论在沙漠里建立根据地，沙漠里也没什么敌人，讨论的是敌后方建立根据地，而一切敌人能到之处，当然早就有了中国人，也早就有了吃饭的经济基础，故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不发生选择经济条件的问题。”本来是阐述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却谈到了沙漠上的事，既是幽默，又是通过极而言之的夸张说法，引申出除了没有人的沙漠以外，都应该建立根据地的含义。这种情况的幽默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也出现过：“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全局，一个地球有一个地球的全局。现在地球以外不去讲，因为交通线路还没有打通，如果发现火星或金星上有人，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交涉关于团结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现在我们是讲党内、国内和全世界的团结问题。”这段话也是在谈广泛团结的问题时，却谈起了地球以外的火星和金星上有没有人，何时与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事，其目的也是为了作极而言之的强调，但又很幽默。

    反面性的幽默在毛泽东的文章和著作中更多一些。例如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写道：“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这段话用幽默的笔触，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失败、失望、失去信任后不得不离开中国的颓丧神态和行为勾勒得栩栩传神，也折射出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大势所趋。

    这方面的幽默毛泽东用了许多语言表达上的技巧。

    1.引申归谬法。毛泽东在《评战犯求和》中针对蒋介石说自己的力量“超过共产党几倍乃至几十倍”的观点写道：“单就‘军事力量’一方面来说，人民解放军现在有三百多万人，‘超过’这个数目一倍就是六百多万，十倍就是三千多万人。‘几十倍’是多少呢？姑且算作二十倍吧，就有六千多万人，无怪乎蒋总统要说‘有决胜的把握’了。为什么求和？完全不是不能打，拿六千万人压下去，世界上还有什么共产党或者别的党可以侥幸存在的呢？当然一概成了粉末。”

    2.过分尊崇法。在进行反驳的过程中，毛泽东经常对论敌冠之以过分的尊称，这是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幽默。例如，除了直呼蒋介石之名外，还称他为“我们的委员长”；称反共顽固派、国民党为“先生们”，特殊情况下也称“亲爱的先生们”、“君子国的先生们”；对于美国的艾奇逊则称为“一位可爱的洋大人”。这些称呼用在论敌头上自然都是一种蔑视性的揶揄。

    3.估断修辞法。毛泽东在对论敌进行反驳时，常常运用诸如“据说”、“多少有点”之类的估计、推断性的词语，也产生了讽刺性的幽默效果。例如，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写道：“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在《“友谊”还是侵略？》中写道：“从1844年定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是为了‘加深友谊’。”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中写道：“他们把自己封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后头一查，他们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而我们这些被他们封为‘机会主义者’的，倒是多少有点马克思主义。”

    4.反语修辞法。毛泽东一般都是在反驳性的写作中运用反语。例如，毛泽东本来认为艾奇逊的反动言论是“谬论”，却要说那是“真理”，这时的“真理”就是反语；蒋介石提出要维持剥削与压迫的社会制度，这也本来是极坏的，但毛泽东在批驳蒋介石时，却用了“美好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这样的反语；其他诸如把帝国主义混乱的逻辑称为“高明的逻辑”，把一钱不值的原则称为“神圣的原则”等，都属于这种反语。此外，毛泽东还习惯于把他的论敌称为“好汉们”或“英雄好汉们”，例如，在《国民党反动派由“呼吁和平”变为呼吁战争》一文中写道：“请问国民党的英雄好汉们，你们为什么要反对惩办战犯呢？”这种反语也时常出现。

    5.可能虚拟法。毛泽东在对某些反面对像进行讽刺的时候，常常超出正常人的思维，把事实上属于不可能的事写成可能，这就是可能性虚拟。例如在《新民主主义宪政》一文中，毛泽东在警告反共顽固派时这样写道：“我们常劝那些顽固分子，不要进攻八路军，不要反共反边区，如果他们一定要的话，那他们就应该做好一个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的第一条写道：‘为了决心消灭我们顽固分子自己和使共产党获得广大发展的机会起见，我们有反共反边区的任务。’”毛泽东在这段话中设想了一个奇妙的细节：让反共顽固分子做一个决议案，在决议案上写下不可能的事，但由于细节设想得具体，便显得有很强的讽刺性。

    写作方式上的讽刺与幽默，使毛泽东的语言不落俗套，生动有趣又耐人寻味，而读者在回味中则更能体会到毛泽东思想观点的新颖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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