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导师讲演风采的说服力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然要求贸易自由来适应，已经有了相当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贸易自由的呼声尤其强烈。因此，1847年9月16日—18日，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了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国际经济学家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英、法、荷、意等国著名的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工业家和商人，共150人。工人代表维尔特、马克思、恩格斯等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会议。

    会议的头两天，讲坛上充满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名流们不切实际的连篇废话，他们根本没敢深入到真正的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去。会议第三天，在讨论“实行自由贸易是否对工人阶级有利”的问题时，工人代表维尔特作了发言，他指出工人阶级虽然赞同自由贸易，但否认自由贸易会给自己带来好处，因为自由贸易制度与保护关税制度一样，都不能改变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

    维尔特的发言博得了会议的工人代表的热烈欢迎，却吓坏了参加会议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本来马克思已经登记要求发言，但会议主持者却突然宣布停止辩论，不给马克思发言的机会。他们意识到，如果让马克思发言，肯定会把讨论引向社会革命的结论。

    会议结束后，恩格斯在《北极星报》上发表了《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详细介绍了维尔特和马克思讲演的内容。9月29日，比利时《民主工厂报》发表了马克思准备在会上讲演的一部分内容《保护关税、自由贸易和工人阶级》。1848年1月9日，布鲁塞尔又召开了民主协商会议，马克思在会上作了讲演，内容就是三个多月前受到阻挠的自由贸易问题。

    马克思的这篇讲演，以严谨的逻辑推论摆事实、讲道理，在明辨理论是非上体现了很强的说服力。

    首先，讲演的内容有明确的针对性，矛头直指在自由贸易问题上混淆是非的骗人言论。实行自由贸易本来是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最为有利，但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却大肆宣扬：他们要求自由贸易，是为了改善劳动阶级的处境，因为自由贸易的结果是廉价的粮食、高额的工资，等等。马克思的讲演毫不留情地揭穿了这种骗人的谎言，指出：“先生们，不要受自由这个抽像的字眼的蒙蔽！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在对待另一个人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压榨劳动者的自由。”

    其次，马克思的讲演完全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说话，从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目的出发揭露了自由贸易的实质。马克思列举了大量的事实和相关的数据讲到：工人的工资不过是劳动力的价格，粮价下降，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格也必然随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仅没有得到好处，处境反而更加恶化。这一方面是自由贸易加速了资本的积累和集中，促进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广泛的使用，从而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另一方面，当粮价和工资同样处于较高水平时，工人节省少许粮食就足以满足其他需要，而当粮价下降因而工资也大大降低时，工人几乎不能用节约粮食的办法来购买其他东西了。工人们清楚地知道，资本家希望降低粮食价格的目的是为了降低工资；同时也知道，由于地租随着粮价的下降而下降，地租下降多少，资本的利润也就上升多少。他们非常明确地指出：“要是地主出卖我们的骸骨，那么，你们这些工厂主就会首先买去放到蒸气磨中去磨成面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自由贸易的实质是什么呢？马克思把问题的分析引向深入地讲到：所谓自由贸易“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

    再次，马克思的讲演中把对自由贸易本质的揭露进一步扩大到世界的范围。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资本家不仅剥削本国的雇佣工人，而且还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却把这种剥削关系叫做友爱关系，对此，马克思讲道：“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马克思还讲到：自由贸易论者所鼓吹的“国际分工”，实质上就是使英国等资本主义的强国永远统治世界市场，而使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永远处于落后的经济地位。事实清楚地说明，资产阶级不仅靠牺牲本国的工人阶级而致富，而且靠牺牲别国的利益而致富。随着自由贸易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扩大，资本主义制度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

    最后，马克思的讲演以辩证的思想方法分析了工人阶级为什么不反对自由贸易的原因，将讲演的导向引出社会革命的结论。马克思认为：实行自由贸易，资本家与工人的对立不仅不会消除，反而会更加尖锐。如果说在保护关税制度下，谷物法、海关、城市进口税等制度曾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工人贫困的真正原因，那么，在自由贸易制度下，这些偶然情况全部消失了，一向掩盖工人阶级真正敌人的帷幕被揭开了，这就不能不使两个阶级的对立更加显著。因此，马克思讲道：“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不反对自由贸易。

    马克思的讲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在当时的欧洲，保护关税还是自由贸易问题的争论已进行多年，争论双方也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论著，但马克思的讲演内容新颖、论述精辟，无论对于保护关税论还是自由贸易论，都是最深刻的揭露，最有力的驳斥。马克思作讲演时，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会议厅座无虚席，听众对这个精彩的讲演十分赞赏，当场就通过了由协会出钱出版这篇讲演的建议。1848年2月，马克思讲演的全文在布鲁塞尔正式出版。后来，以《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为标题收入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之中。

    马克思之所以能在针对“自由贸易”这样具体问题的讲演上表现出足够的说服力，并能取得征服人心的效果，最基本的前提在于马克思的讲演观强调科学思想的指导，注重冷静的理性思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初期，以魏特林为代表的平均共产主义者热衷于工人集会上发表鼓动性的讲演，但却只是用一些庸俗的理论来影响工人群众。针对这种倾向，马克思严肃地指出：“如果没有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的学说来号召工人，那就等于玩弄空洞虚伪的传教把戏。”他辛辣地讽刺魏特林演说时的情景：一方面是一个慷慨激昂的预言家，另一方面只是一些张着嘴巴听他讲话的人。指出他完全是在欺骗工人群众，只会把受苦受难的人引向最终的毁灭，而不能拯救他们。

    那么，什么是讲演中应当严格遵循的科学思想和正确学说呢？第一，它应该是群众革命实践活动的科学指南，有助于引导群众进行正确的行动。在与魏特林的辩论中，马克思连续地质问他：“你根据什么来证明你的活动是正确的，你根据什么来确定将来的活动？”这两个“根据”一针见血地批判了魏特林之流是靠空想而缺乏科学理论指导的演讲家。

    第二，它应该来自冷静的理性思考。马克思认为魏特林观点的荒谬来源于“有害的感性冲动”，“无非是想激动民众”。在以后对德国的机会主义分子拉萨尔的批判中，马克思也表明了他对以冲动的感情来吸引听众的讲演风格的厌恶。他讽刺拉萨尔“用假装激动的声音不断地唠唠叨叨，装腔作势地做出各种动作来引人注意。”恩格斯也有与马克思类似的观点，他说：“英雄气概只是一句无聊的空话，一个普通的士兵是根本不放在嘴上的，拿破仑只要不是发表宣言和长篇演说，总是冷静地说话，他从来不说什么‘光荣’，不屈不挠的勇气等等，至多不过说‘他打得好’。”

    第三，它应该不受主观偏见影响地从客观实际出发，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马克思认为，一个真心实意帮助听众解决问题的讲演者，必须把自己的见解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反之，一切怀有私心和偏见的讲演者，无一不在掩盖事实上下功夫。马克思曾批判资产阶级政客罗素：“由于头脑里充满了狭隘的自私观念……他的见解从不以实际事实为依据，相反地，在他心目中事实本身是由他对事实的说法来决定的。”马克思还借此对英国资产阶级政府的首相格莱斯顿和帕麦斯顿的演讲风格作以评论，说他们出于迷惑人的需要，一个用带有经院色彩的“演说术”故意把事实弄得“看起来很深奥”，另一个则让事实停留在“显然是表面”的东西上。

    明确了科学思想和正确学说的要旨，讲演过程中的逻辑推论就能够真正形成发动群众的说服力。列宁的讲演同样遵循着正确导向的原则，斯大林说列宁的讲演“有一种强大的逻辑力量”，就是因为在从客观事实出发的前提下，将科学的行动指南和冷静的理性思考贯彻始终，才取得了深入人心的讲演效果，而且越是处于复杂的讲演环境中，列宁讲演风采的说服力体现得就越突出。

    我们都知道列宁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革命胜利后，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和广大的俄国民众中有崇高的威信，成为工人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但是，在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局势风云突变，错综复杂，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所提出的武装夺取政权的主张在起初并没有得到革命党内部和民众中大多数人的支持，常常是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列宁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扭转了人们对俄国局势的看法，将最广大的工农兵群众聚集在武装起义，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旗帜下，就是因为列宁以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方式将革命道理的精神力量迅速化为变革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这种特殊时期的宣传教育一方面体现在列宁写下的一篇篇战斗檄文的广泛传播，另外一方面就是列宁在关键时刻所作的一系列讲演所具有的强大说服力。

    1917年的“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之后，俄国出现了工农兵苏维埃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革命运动何去何从？多数人都处于迷惘之中。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流大肆宣扬民主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应当把工农兵苏维埃归附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他们反对列宁提出的举行武装起义，以“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来解决两个政权并存的主张。如果以这些人的观点为指导，俄国革命的大好局面将被葬送，但是他们的观点却有着极大的欺骗性，得到了大多数受蒙蔽群众的支持。

    1917年4月初，列宁从国外回到了俄国，在随即召开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工作人员会议上，列宁作了题为《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即“四月提纲”，提出了不给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任何支持，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一切银行收归国有，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等要求。在“四月提纲”的指导下，由于布尔什维克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宣传鼓动，革命的形势出现好转，一些民众开始觉悟，但是在总体上仍是机会主义的思潮占据着主导地位。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6月3日—24日，召开了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1090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822人，有发言权的代表268人，777名代表声明了自己所属的党派，其中，社会革命党的代表285人，孟什维克的代表248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只有105人，其余属各小团体和派别。列宁率领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出席了会议，并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演。在如此代表构成的大会上，列宁的讲演要面对复杂的局面，因为多数代表的政治主张与列宁的观点并不一致，但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列宁讲演风采的说服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在这次会上给列宁的讲演时间很短，而且与会代表多数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人，当列宁在开始陈述布尔什维克的观点时，会场上便出现喧哗。但是，随着列宁讲演内容的展开，站在反对立场上的许多代表逐渐被列宁的观点所说服，喧哗声变成了会意的笑声。当给予列宁发言的时间已经到了的时候，会场上许多人要求继续讲下去，经过表决，“大多数人赞成延长”，列宁的讲演得以继续进行。当列宁陈述完了自己的观点之后，许多代表转变了观念，支持列宁的主张，并对列宁的讲演报以热烈的掌声。

    列宁是怎样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下，以自己的观点影响了代表的思想，改变不利的局面，取得讲演成功的呢？

    首先，列宁利用有限的时间，开门见山便抓住问题的关键。在讲演的开始，列宁就讲道：“在给我的短短的时间里，我只能谈一谈执行委员会报告人和随后几个发言人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和原则的问题，我想这样比较恰当。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开的是什么会议，现在召开全俄代表大会的苏维埃是怎么一回事，有人在这里大谈特谈的革命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列宁提出要搞清的这两个“怎么一回事”，正是当时人们最关注的核心问题。1917年的俄国各党派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就是要不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问题，为什么苏维埃政权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不能两个政权并存下去呢？为什么苏维埃要通过继续组织武装斗争来取缔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呢？都是当时亟待搞清的，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试图以空谈“革命民主”来回避这一关键问题，所以列宁指出：“对这些问题一字不提，同时却想要取得民主派的称号，真是怪事。”列宁在讲演中明确地提出：“苏维埃，这是任何一个通常类型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所没有的机构，而且是不可能与资产阶级并存的机构。这是一种新的、更民主的国家类型。”抓住关键所在，列宁的讲演便排除干扰，紧扣主题，围绕最应解决的主要问题展开。

    其次，有理有据地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在提出了上述“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之后，列宁提出：苏维埃政权“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不能后退，也不能停在原地，只有前进才能生存。”而前进就意味着要实现“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目标。当有人提出当时的“俄国没有一个政党会表示有决心要掌握全部政权”时，列宁在讲演中代表布尔什维克党果断地宣布：“有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这样做，它每一分钟都准备掌握全部政权。”接着，列宁便用通过揭露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罪行来讲明之所以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原因。指出那个要把“获得高达500%—800%的骇人听闻”利润的资本家老爷们拉入内阁，并且“玩弄帝国主义的把戏，玩弄人民财产，玩弄几十万人生命”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必须要废除的。

    最后，列宁从俄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提出结束帝国主义战争的策略。这是在讲演中对听众疑惑问题的澄清。当时的俄国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这场战争的性质是帝国主义的战争，作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应当是站在反战的立场上，而机会主义分子的观点则表明他们已经堕落成为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本国的资产阶级政府站在了一边，与会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与孟什维克就主张要支持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在“保卫祖国”的旗号下，继续发动进攻的战争。列宁在讲演中以坚决的态度驳斥了这种观点，明确地指出：“现在举行进攻，就是继续进行帝国主义大厮杀”，“只有在不转入进攻的时候，苏维埃才会继续存在。”他提出了一条结束战争的正确之路，那就是进行夺取政权的革命：“一旦你们取得革命政权，你们就可以通过革命道路来达到和平，向各国人民发出革命号召，用你们的例子来说明策略。那时在你们面前就会展开一条用革命方法取得和平的道路。”

    这次代表大会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据了代表的大多数，最后还是通过了代表他们意愿的决议案。但是列宁的讲演犀利、透彻，直指当时的敏感问题和关键问题，科学地解答了人们的疑惑，有很强的说服力，对于用革命的思想启发人们的觉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当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开始用暴力镇压民众的“七月事变”发生后，很多工人和士兵的态度立刻就转到了布尔什维克一边，参加到十月革命的队伍中。

    上述事例鲜明而生动地体现了列宁讲演的说服力，成为他讲演风采的最主要特点。这与他的讲演观也是一致的，列宁一贯主张：“每个宣传员和鼓动员的艺术就在于用最有效的方法影响自己的听众，尽可能地使某个真理对他们有更大的说服力，更容易领会，留下更鲜明、更深刻的印像。”列宁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有效的说服力，是精彩讲演的精髓所在，列宁能够被人们称为“世界十大杰出的讲演家”之一，具有打动人心的说服力是其主要原因。

    毛泽东的讲演也有着非同一般的说服力。他的讲演既满怀豪情、高瞻远瞩，又审时度势，切中时弊，雄辩而入理的讲演激励士气，鼓舞人心，使听众无不心悦诚服、茅塞顿开。

    翻开《毛泽东选集》，其中的许多文章本身就是讲演稿修改而成的，专门论及文风的《反对党八股》，就是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的一篇讲演稿。毛泽东痛斥“党八股”的种种罪状，其中的第一条就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毫无说服力而言。所以，毛泽东讲道：“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而毛泽东是一贯强调讲演要有说服力的，也是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指出：“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所谓讲演的“效力”，就是取得了说服人的效果，而说服人的办法就是“好好地说理”，毛泽东不仅强调了讲演要有说服力，而且指出了说服力的要旨就是“说理”，讲演风采上的说服力必须是以理服人的。

    《毛泽东选集》中所收入的讲演稿中，最长的一篇是《新民主主义论》，这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对国民党加紧采取政治上诱降的政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开动所有宣传工具，大肆贩卖反共理论，鼓吹“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在中国没有存在的必要”，等等，高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法西斯老调。这就使“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党内和民众中的不少人也陷入了迷惘，没能认清上述言论将会把中国拖向黑暗的危害，毛泽东的这次讲演就是为了针对当时的局势，解决在大是大非上出现的重大问题而作出的。

    第一，毛泽东的讲演开宗明义，将“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和盘托出，将“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目标明确宣告。与列宁在关键时刻所作的讲演一样，毛泽东的这次重要讲演也是首先亮出自己的基本观点，申明讲演的核心思想，而主题明确的方式也同样是问题的提出，毛泽东开篇讲道：“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特别是文化人和青年学生，感觉锐敏，首当其冲。于是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那么，中国向何处去呢？毛泽东随即就作出了奋斗目标的回答，那就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他进一步解说道：“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关于社会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的讲演中像列宁、毛泽东这样的开篇方式是必要的，讲演的效果也证明是成功的，因为问题导入法会立刻抓住听众心理，引起听众的浓厚兴趣，而将主题开宗明义，则使人们在聆听讲演的过程中能够把握主线，有一个基本的遵循，这样一来，讲演的说服力不仅有的放矢，而且实现了一语中的。

    第二，毛泽东从历史和国际两个角度，纵横捭阖地阐述了新国家和新文化的背景根源与性质特点。从历史的角度，毛泽东讲道：“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自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中国社会又逐渐地生长了资本主义因素以来，中国已逐渐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从国际的视角上看，毛泽东认为：分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的“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所以，“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人们在听讲演的时候与读书时不一样，不太容易把握系统的推论过程，必须要对听众给出基本的理解脉络和思路，像毛泽东的讲演这样从纵横两个方面展开，是能够使听众把握要旨的很好方法。

    第三，用对比的方式，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无论是写文章还是作讲演，核心内容都是其主干部分，这部分的语言表达要求必须清晰、准确，因此，经常采用的方式就是分条列出，逐条阐述。但是，毛泽东的讲演则用了更能为听众所理解的方式，即把分析的对像同其他同类相邻的范畴对比阐述，使听众在由此及彼的对比分析中，达到由表及里的本质认识。在谈到新民主主义政治时，毛泽东讲道：“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在谈到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的区别时又进一步明确：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对比的分析，使听众更清楚地明白了新民主主义的先进性所在。

    第四，毛泽东的讲演在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正面观点的同时，对各种反面的言论痛加批驳。对于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相对立的形形色色的观点，毛泽东首先加以划类：一类是“左”倾空谈主义，一类是极右的资产阶级顽固派的言论。然后分别加以驳斥。在驳斥“左”倾空谈主义中，毛泽东经过分析后指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在“驳顽固派”中，毛泽东也是经过透彻分析后指出：“明白了这些之后，就可以明白，资产阶级顽固派要求‘收起’共产主义，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制主义，就是毫无常识了。”正面阐述辅之以反面驳斥，是讲演中经常采取的方式，毛泽东的讲演以透彻而犀利的语言，在这一点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使听众清楚地了解到错误言论的实质。

    毛泽东在作出这次《新民主主义论》的长篇讲演之后不久，又于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对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作了专题讲演。这次讲演的背景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这些“历来反对宪政的人，也在口谈宪政了。他们为什么谈宪政呢？因为被抗日的人民逼得没有办法，只好应付一下。”但是党内的一些同志却为蒋介石的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所迷惑，以为国民党真的会实行宪政。毛泽东的这次讲演就是为了揭露蒋介石的这种欺骗，将促进宪政变为启发人民觉悟，向蒋介石要求民主自由的一个武器。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毛泽东的讲演首先讲清了我们所要的是什么样的宪政：“宪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它不是旧的、过了时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民主政治；同时，也还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政治。”之后，通过进一步阐述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就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宪政的真实面目：“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随便骂他们，我的话是有根据的，这根据就在于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最后，毛泽东回到“宪政促进”的主题，一方面强调“真正的宪政决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经过艰苦斗争才能取得的”；另一方面又讲到希望，坚定人们的信心：“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办好，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为了这个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们的事业是大有希望的。”

    围绕新民主主义的主题，毛泽东所作的这两次讲演，是以科学的理论与清晰的脉络，教育和说服民众转变思想的典范。从此以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在越来越广大的范围里深入人心，成为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指导思想。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尽管我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初期处于弱势，但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精神支撑，不仅指明了方向，也鼓舞了斗志，坚定了信心，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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