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丙鹤

    1946年七八月间，国内有些报纸登载了美洲华侨洪门代表在上海参加中国洪门民治党成立大会、司徒美堂被选为该党主席的消息。上海华山路西段（即旧海格路）476号“五祖祠”那座三层洋楼的黑色门口，挂起了民治党的新漆招牌。美洲各地的致公堂和致公党，也纷纷改名为民治党分部或支部。其时，正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玩弄“假和平真备战”反革命两手的严重关头，这个所谓“华侨政党”的出现，引起了关心时局者的注视。过了一年，反人民的内战正酣，司徒美堂忽又登报脱离民治党，悄然赴港。“中央党部”的党员一哄而散，国内党务趋于瓦解。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民治党是个什么样的党，司徒美堂又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党，从出现到消失，有如昙花一现，这是怎么一回事？有关史料，值得一记。

    司徒美堂先生是广东旅美华侨的革命前辈，我久仰其名，但是一直到1948年他在香港发表拥护中共“五一口号”谈话前夕，我才有缘识荆（此后并跟随他当了七年秘书）。那时他已82岁，持杖而行，垂垂老矣。当日民治党组织情况，无缘目击，仅仅从司徒老先生口述回忆、亲友谈话及其所存书信文件中略知梗概。

    一、美洲华侨中的传奇人物

    要谈民治党的历史渊源，必须先谈司徒美堂以及他所领导的美洲洪门致公堂和安良堂。司徒美堂从14岁到83岁（1880年至1949年）旅居美国69年，是美洲华侨社会众所周知的“传奇人物”，任致公堂总监督和安良堂总理数十年，而民治党则由致公堂、安良堂所派生。

    司徒美堂（1868-1955），原名羡意，字基赞，洪门人士多呼之为五叔，是因他行五，而“叔父”则是洪门中的尊称。他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滘堤洲的一个破产农民之家，幼年丧父，赖寡母抚养成人。家贫，读了四年私塾就到新会县城一家小作坊当学徒。因受人欺侮，遂学习武艺，企图报复。14岁，赴美国。17岁，读了《扬州十日》、《嘉定屠城》两书，愤然加入洪门致公堂，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为了谋生，先在旧金山加阑街808号中国杂碎馆会仙楼当厨子，每天工作16小时，月薪美金12元。当时有些美国流氓欺侮华侨，喝酒吃饭不付账，还要打烂盘碗和柜面，动手打人。华侨有些怕事的，也莫可如何。司徒先生少年气盛，为人孔武有力，好打抱不平，手持一刀一棍，十数人莫能近。见有流氓捣乱，三拳两脚，将之打翻，扔到街上。20岁，因为把流氓打得重伤致死，被捉去坐牢（几乎被判绞刑），幸得华侨及洪门人士募款营救，10个月后始恢复自由。其人其事，渐为华侨所传诵。出狱后失业，给洋人管家、看孩子，当“男保姆”。1894年春，他到美国军舰“保鲁磨”号上当厨手，随舰游弋南北美洲和欧洲各地。然后由巴黎返回纽约。海上生涯，使他眼界大开，也交结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后该舰要到菲律宾去和西班牙军作战，争夺那块殖民地。舰长扬言：“凯旋归来，加薪升级。”司徒先生对此不感兴趣，和中国海员相率退职，离开了战舰。他到波士顿当小贩，用小车推着肉类瓜菜满街走。1894年冬，他感到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散漫，指挥欠灵，作用不大，要为华侨做点事还得在致公堂的系统内另立“山头”，乃与阮本万、李圣策等人共商，集合堂内“少年气盛，敢作敢为”之人，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由小到大，渐渐团结了一班洪门兄弟，司徒美堂被拥之为“大佬”，这是他过问洪门事业的始基。

    1904年，孙中山先生以“洪门大哥”身份赴美进行革命活动，得到当地洪门人士黄三德、唐琼昌的大力协助。司徒美堂得见孙先生于波士顿，并任保卫员兼厨师之职，听了许多革命道理，提高了认识。孙先生对司徒的组织能力也深为赞许，给予指导；着意整顿洪门组织，使其带上革命色彩。1905年司徒又从波士顿至纽约，组织“安良总堂”，继续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先生的革命运动。

    纽约是美国第一大城市，当地华侨众多，华侨的堂口也多，保皇党和清朝钦差馆都有相当的反动力量，安良堂能在这个地方立足并成立总堂，标志着这个独树一帜的新山头有了飞跃的发展。影响所及，除了波士顿和纽约两堂以外，在华盛顿、芝加哥、费城、底特律、匹兹堡、榄勿顿（Prouidence）、圣路易斯、巴尔的摩、克利夫兰、明尼阿波利斯、哥伦比亚、奥马哈、新奥尔良、斯克内克塔迪、布法罗、亚特兰大、哈特福德、诺福克、圣安东尼奥、休斯敦、里士满、堪萨斯城、夏洛特、迈阿密、杰克逊维尔、格林维尔、纽黑文、布里奇波特、纽特（New Ark）、奥尔巴尼、托利多31个城市（带英文的地名，译音从广东四邑华侨习惯），先后成立了安良分堂或安良文堂，入堂人数，也随之剧增。

    安良堂内，供奉着“反清复明”的“始祖”洪英，“五祖”蔡德英、方六成、马超英、胡帝德、李式开，“武宗”郑成功，“文宗”史可法，“军师”陈近南等人的神位。香堂日夜灯火不绝，谓之点“长明灯”。“新丁”入会，须跪在先烈神位之前，歃血拜盟，誓同生死（斩鸡头、饮血酒），考试三大信条（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义侠锄奸）、36誓和72例，还要问“书仔”（帮会暗语）。仪式极其严肃紧张，通宵达旦，百问百答，记诵无误，认为合格，方由盟长吸收入堂。

    洪门入会问答，开宗明义第一句，问：拜会何事？答：反清复明。问：有何为证？答：有诗为证，诗曰：“反斗英雄在木阳，清君无道甚猖狂；复得洪门兴社稷，明兵发动灭蛮邦。”至死不屈是第二问，问：剑与颈谁硬？答：颈硬过剑。同甘共苦是第三问，问：兄弟吃的三分米七分沙，你能捱得？答：兄弟能受，我亦能受。有何本领是第四问，问：你有何武艺，敢来投军？答：我有十八般武艺，件件皆能，文武全才。洪门最忌“鬼头”（即叛徒与奸细），如发现即处以极刑。36誓中第四誓规定：“洪家兄弟闯出事来，有官差捉拿，须当打救兄弟出头，不得阻挡……如违反，查出打108棍。”符四、田七和陈文耀是破坏洪门的罪人，因此洪门中连“四”字也认为是“臭四”，对“七”忌讳，入堂时发誓要“先斩陈文耀”（以后又发展到再斩康有为、汪精卫和蒋介石）。“开堂”仪式，严禁外人参加，如有混入，认为是“风仔”（侦探）“走风”（刺探军情），必以严厉手段对付。

    “新丁”入堂，初当“散仔”，办事出力以后，逐步升为管事、先锋、旗手、五虎将、师爷等职位，以盟长为最高。在新地区开辟分堂，须得总堂盟长的允许，并给予上面书有“洋洋中国，荡荡天朝。千邦进贡，万国来朝。夷人占夺，此恨难消。木阳起义，剿灭清朝……”的招军牌。堂内之人以兄弟相呼，主张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第27誓规定：“洪家兄弟，凡二京十三省州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到尔家中，须当以礼相接，如有不法之人，不认兄弟者……查出打72棍。”下级可以批评上级，即所谓“么满有理服龙头”。堂员每月要为本堂交纳香油费，少则一元几角，多则一百几十元，用以维持堂务开支及救济兄弟。如遇失业，无地居留，可在堂内食宿。经营洗衣馆、餐馆缺少资本，亦可请求兄弟用“标会”方法筹集，定期归还。受人欺侮，可回堂报告，请求解决。逢有患难打斗之事，人人须勇敢向前，不得畏缩。苟不幸身亡，由堂内拨重金抚恤，并按时祭扫，以志不忘。既已入堂，即不便退出，虽退出亦不能另入别堂而与本堂为敌。堂内兄弟对堂外之人保密甚严，即令亲如夫妇，亦噤口不谈堂内事。总之，秘密性、宗派性和排他性是很强的。我非洪门，跟随司徒先生当秘书多年，几乎什么都可以谈，独是洪门中的“暗话”和有关仪式，他则绝不吐露。这是由于传统习惯使然。司徒先生本人对“生为洪门之人，死为洪门之鬼”一语，几成口头禅，一有感触或遇重大问题之时，即不免重复这句不知说了多少万次的老话。

    司徒先生有一副义侠心肠，年轻时喜欢打抱不平，又好读旧小说，过目不忘，对华侨社会的人事动态、姓名籍贯都记得清楚，遂以其“初生之犊不怕虎”的态势，很快成为华侨堂口中的实力派。而安良堂也就成为致公堂老组织中的“龙子”，对致公堂事务每起决定性作用。致公堂与安良堂两个组织，一老一少，一旧一新，互为作用，互壮声势。从20世纪初叶到50年代，司徒美堂、阮本万、李圣策等人交替轮换被选为致公堂总监督和安良堂总理；其余如陈光耀、李礽俊、江昌缨、陈益迪、陈礽昌、刘恩初、黄纪实、余茂中、司徒俊侠、伍时祥、麦兆森、陈孔方、梅宗廪，余臻中、曹喜光、余参中、陈燊德、李礽义、黄起勋、余新和、黄国年、陈光明、廖永树、黎观春、蔡翊吾、谢汝信、周道选、赵荫贻、刘孔积等，也分别掌握各地安良堂领导权，或当致公堂的办事人员，数十年而不变。华侨社团的大小活动（小而至排难解纷，大而至抗日募捐各项爱国活动），他们都有所涉及，司徒美堂还被选为中国出席联合国代表团的华侨顾问。致公堂和安良堂的集堂决议有时甚至成为当地华侨所必须遵守的规矩，有些事情只要他们赞成，则凡事顺利；他们反对，则障碍丛生。致公堂、安良堂是一贯和清朝钦差、保皇党，其后则和国民党当权派对立的。例如：清朝钦差伍廷芳1908年到波士顿唐人街时，几被华侨喝打，康有为的保皇党党徒欧榘甲、徐勤混入《大同日报》被发觉，几乎送掉性命；1933年国民党派张发奎赴美进行活动，一次宴会上华侨向他清算镇压广州公社杀害华侨子弟的血账，弄得他狼狈而逃，国民党党棍萧吉珊赴美骗钱，主持抗日集会，致公堂反对挂国民党旗，并不念“总理遗嘱”，国民党的外交官也无可奈何。而蔡廷锴、杨虎城、陶行知、冯玉祥等先生赴美时，得到司徒美堂的保护以及关照，蒋帮特务也无法捣乱。安良堂的组织比致公堂严密，举办的互助互济事业也很多。它有钱，有武器，有许多间自建的堂皇大厦（纽约、芝加哥、波士顿三地楼产，就各值50万美元），有相当多的社会群众，还聘有美国名律师作为法律顾问，如富兰克林·罗斯福1932年未当总统以前，在纽约当律师，曾任该堂法律顾问达10年。

    这就是司徒美堂这个传奇人物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

    二、致公堂的“改堂为党”和美洲洪门代表的返国

    1941年冬，司徒美堂因被聘为“华侨参政员”之故，自美返港，适逢太平洋战争，陷于日本特务头子矢崎之手（一说是井崎）。日寇对他威胁利诱，迫当维持会长，企图利用司徒先生组织香港帮会，以巩固日寇的“占领秩序”。司徒时年已七十有五，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气节，拒绝了日寇的要求。他在爱国洪门兄弟帮助下，化装脱险离港，足跛不良于行，手扶木杖，步行200里至东江游击区，经曲江、桂林，安抵重庆。初时，下落不明，美洲洪门人士颇为“大哥”担忧。阮本万说：“我与美堂相交多年，不死则逃，决无降理。”待司徒平安到曲江之电抵美，众人为之大慰。司徒在重庆，蒋介石夫妇企图利用他。初时颇加青眼，到访必迎，出则搀扶，送到“第三道门”，据说这在当时是一种“殊荣”。蒋介石叫吴铁城以“国务委员”作饵，引诱司徒美堂加入国民党，司徒坚决不干。翌年，司徒经印度飞返美国，蒋介石并给以“宣慰美洲华侨”名义，嘱多多努力。司徒于是分赴南美洲十余国，对抗日做过一些宣传，同时交结了各地的洪门人士，威信也因此更高。

    1945年初，司徒等致公堂领导人感于苏军攻势展开，柏林不日可下，祖国抗战形势有巨大发展，抗日胜利局面即将来临，乃思组织“华侨政党”，以便胜利后回国参加政治活动。又思组党另起炉灶，不如将致公堂改堂为党更有群众基础，事半功倍。倡议不久，群起附和，筹备就绪，是年3月12日“美洲洪门恳亲大会”遂在美国纽约举行。加拿大、美国、古巴、墨西哥、巴拿马、巴西、秘鲁、牙买加等9国的致公堂组织均派代表出席。会议结果，洪门致公堂改称为中国洪门致公党，司徒美堂被选为该党全美总部的主席，古巴的朱家兆、加拿大的陈宜显、墨西哥的甄显炽被选为副主席，并设组织、宣传、联络、财务各部。大会还通过了党纲和对时局宣言，表示要“以华侨资本和人力参加复兴中国的建设”。洪门人士主持的报纸如美国《五洲公报》，加拿大《大汉公报》、《洪钟时报》，古巴《开明公报》、《民声日报》，秘鲁《公言报》等，又联合其他爱国华侨报纸，发出《十报宣言》，号召“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各国致公堂跟着改组为致公党，致公堂的堂员也就成为致公党的当然党员。

    然而这一改组对于刷新党务实际上没有多大意义，致公党仍然是一个由致公堂换过一个招牌的“封建帮会”组织，党内会场还是挂着“五祖神位”，点着“长明灯”，挂着洪门旗帜，党内办事人员及其领导人则一仍其旧。某些地方如旧金山、檀香山、菲律宾等地，还保留致公堂名称，没有参加改堂为党的活动。阮本万、李圣策等洪门元老，则依违两可之间，没有表示积极态度。

    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朱家兆等人过问祖国政治的兴趣很浓，致公党当即作出相应的决议：各地派出代表，由司徒美堂率领回到上海，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回国之前，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蒋介石，中共和民盟均复电欢迎，唯蒋介石不予答复。1946年4月，司徒美堂（美洲）、朱家兆（古巴）、甄显炽、曹履孚（墨西哥）、朱金石、谢志如（加拿大）、吕超然、杨天孚（美国）、蔡杰则（秘鲁）、吴克泮（巴拿马）10人便代表各自地区的洪门致公党组织从纽约乘坐邮船，兴致勃勃地到了上海。

    司徒美堂等人从少年到老年，长期以洪门大哥身份生活于美洲的唐人街，很少回国，对国内的爱国革命运动虽然间接有些接触，但对真实情况则相当隔膜，对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虽然极为不满，但对蒋介石则抱有幻想。只有在后来的实际的政治斗争中，才使他们的认识一步步向前发展。

    这班远离祖国的老华侨很天真，以为美洲致公堂过去对辛亥革命有贡献，8年来也为祖国抗日出钱出力，特别为蒋政权募捐卖力，海外归来，一定会得到蒋介石的热情招待。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遭到冷遇。蒋政权忙于准备内战，四大豪门忙于劫收发财，美国兵则到处横行，国内到处民不聊生，哀鸿遍地。

    司徒美堂等归来之后，有过一番政治上的接触和活动：

    （一）1946年6月21日司徒美堂由吴铁城陪同见到了蒋介石，听说只是寒暄一番，话不投机，一切没有着落。过了两天，6月23日，司徒美堂到南京梅园新村30号拜会了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时彼此认识）。7月25日，司徒还出席了中共代表陆定一和上海民主人士马叙伦、黄炎培、陶行知、郭沫若、沙千里、梁漱溟、沈志远、张云山、孙宝毅等在来喜饭店所举行的欢迎茶会。陶行知早年赴美与司徒美堂建立了友谊。当日早晨，陶行知即因愤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而气得脑溢血，急病而死。半天之差，不及在会上相见，这使司徒美堂大吃一惊。此后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共又亲到司徒寓所谈过两次话，还邀请他到解放区参观。

    （二）当时上海的洪门帮会和“白相人”，对司徒美堂等美洲华侨洪门大哥的归来，不明底细，也有一番猜测和试探。

    首先，赖在上海五祖祠二三十年之久的赵昱，一则以惧，一则以喜，心情相当复杂。他自称“代表五洲洪门”，其实只是靠五祖祠房租过活，老招牌无人理睬，想借司徒美堂之力以光耀门楣。但司徒来自美洲，有致公党和安良堂作后盾，用洪门大哥身份莅临斯土，名气很大。赵昱实在无法凌驾司徒之上，陷于“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局面，最后则站到CC派一边，与司徒对抗。

    其次，上海滩地头蛇青帮头子杜月笙，和司徒美堂在重庆相识，听说还有点帮会交情，也无利害冲突，但这时眼见司徒企图在上海搞洪门山头，打乱上海码头的阵脚，当然不再客气。杜月笙初时采取拉拢手段，试探司徒在上海要搞什么行当，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没有，洪门恳亲大会怎样开法，怎样请人来参加，等等，一旦摸清门路，则实行拆台。

    第三，上海虹口地区的洪顺堂、群义堂杨文道之流掌握了一批广东籍的洪门兄弟（共有6个堂口），久久不得出头，想借海外洪门之力以壮声势，对司徒执弟子礼甚恭，建议他主张“青洪合流”，即与青红帮组成“统一团体”，平分上海码头。

    第四，军统分子王铁民、杨庆山、向松坡、邵景惠也来拜访，很快就称兄道弟起来。

    第五，司徒雷登的秘书陶履中（又名陶心泉，中国人）也奉命前来联系，探听虚实。

    司徒美堂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下，真是穷于应付，加上自己偕来的几位代表又不合作，很快就陷于各种势力的重围之中，使得洪门恳亲大会迟迟不能召开。

    司徒美堂等华侨洪门人士归国之初，带回一笔不算小的筹备费。他们先住在上海云南中路扬子饭店招朋呼友，不到一个月穷到付不出房租，才由杨文道帮忙搬到四川路横浜桥脚福德里2号作临时居所。

    抗战后期，司徒美堂曾为蒋介石在美洲宣慰华侨，用了3万多元美金旅费。这时有辛亥革命人物朱兆莘之子朱树楠从中怂恿，司徒美堂乃偕同朱树楠前往南京向蒋介石讨债。蒋不还，着吴铁城应付。吴以司徒在美年来不听指挥，自行组党，早已安排梅友卓为国民党中委，夺取安良堂总理之职，倒了司徒的台，彼此关系本来已经很坏。吴铁城当面拒绝说：“政府的钱不能给异党去用。”又说：“你们组党，可到美洲去搞，为什么要回来！”司徒美堂闻言，勃然大怒，拍桌子、摔茶杯，要用手杖打吴铁城，后来由众人劝开，悻悻而去。

    这位在美国唐人街本来“满有办法”的洪门老人，这时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回美洲，无以向洪门兄弟交代；待在上海，则寸步难行。何去何从，煞费思量。

    三、洪门民治党在CC派卵翼下“出窝”

    1946年7月25日，“中国洪门全球恳亲大会”于上海贵州路湖社举行预备会，并由此产生了“中国洪门民治党”。这其间也夹杂着复杂斗争，需要从头说起。

    早在是年4月6日，司徒美堂等人回上海之前，上海虹口的洪门头子杨文道即与华北区的帮会头子张书城、段剑青，上海滩的帮会头子吴纪舜（是一位博士）、陈亦康（商人）等30余人商谈过举行“全球洪门恳亲大会”，争取“青洪合流”等问题，电告美国司徒美堂等人，并欢迎他们归来。但是这个“青洪合流”的问题，为青帮头子杜月笙所反对。司徒美堂抵沪之后，洪门恳亲大会成立了筹备会，发函邀请国内洪门人士前来参加，因种种原因，响应的人却不多。正当青帮、洪帮、军统、赵昱和美洲洪门等人纷争未已之际，陈立夫、陈果夫先在一旁冷眼相看，最后则攫为己有，派入大批CC特务，并收买了一些中间动摇分子，把司徒美堂包围孤立起来，玩弄于股掌之上。

    为什么CC要攫取这个东西呢？原来，国内的帮会组织过去都为军统特务戴笠通过杜月笙加以控制和收买，CC没有打得进去，也号召不起来。这时戴笠已因飞机失事摔死，军统组织形成“树倒猢狲散”状态，CC派想收拾帮会作爪牙，通过民治党来实现打入美洲洪门组织的阴谋，正是机会。“洪门恳亲大会”遂由迟迟不能举行，到忽然锣鼓紧密，有人出钱，卒于7月25日开戏，这是主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当时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50万军队由安徽的来安至江苏的南通800里战线上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CC头子陈立夫于7月30日公开发表了“解决中共问题如治盲肠炎，应当施用外科手术”的谈话。反动派为了制造“民主”、搜集喽啰，拼凑出一些“民主”党派，乃有洪门民治党的产生。

    洪门民治党成立之前，先有洪门恳亲大会之召开。这个洪门恳亲大会的开会仪式具有浓厚的帮会色彩。礼堂门口挂有“义气待兄弟，忠心报国家”的对联。场内正中高悬象征仁、义、礼、智、信的绿、白、紫、红、黑的洪门旗帜一方；还有巨幅横额，上书“洪门是我们的家庭，要情同骨肉，亲如兄弟”和“我们要行侠仗义，除暴安良”。到会的有300余人。主席团名单中有15人，即杜月笙、向松坡、赵昱、徐朗西、郑子良、司徒美堂、杨啸天、韦作民、杨庆山、张书城、程壮、张子廉、陈其芬、杨文道、杨天孚。但代表青帮的杜月笙（军统）和代表美洲洪门的司徒美堂（华侨）两人均称病未赴会。这就是说，杜月笙还不肯买陈立夫的账；司徒美堂也觉得事有不妙，不如看一看风向再说。

    恳亲大会代表名单中有：美国吕超然，加拿大谢志如，檀香山张鹏一，澳洲赵文藻，古巴朱家兆，秘鲁蔡杰则，巴拿马吴克泮，印度何劲洲，非洲麦群玉，香港王志圣、洪少植，澳门陈文川，上海郑子良、张子廉、程壮、石振江、杨啸天、徐逸民、杨文道，以及西北、山东、河北、重庆、南京、华北、河南等地区的代表。来宾中有洪深、姬觉弥、祝平、赵祖康等。大会工作人员有秘书长姜豪、总务组长陈瑞华、登记组长高仁绂、交际组长陈培德、宣传组长葛肇基、警卫组长王铁民。

    在会上主席团主席程壮致开会词，大意是：洪门成立300年，此为第一次公开地聚集一堂。此次大会任务只为检讨过去光荣历史，本洪门“有功不居，有利不取”之精神，将于大会发扬而光大之。赵昱发言中，报告了洪门历史，大部分是为自己吹嘘。杨天孚代表美洲洪门发言，报告了美洲洪门的情况。主席团成员之一的郑子良发言，透露了大会的冷落状态，他说：“海外洪门领袖司徒美堂此次万里归来，满怀热情，而各地代表未能如所期望之踊跃参加，甚为歉仄。除交通阻梗外，大家对此次大会之意义认识不足，亦为一个原因。”

    秘书长姜豪报告了如下提案，请大会追认：（1）建立洪门先烈祠一座；（2）筹办光洪中学；（3）上海设立洪门总通信处两处，海外：华山路476号致公总堂（五祖祠）；国内：威海卫路207号洪兴协会。临时动议有二：一是用大会名义向蒋介石致敬；二是用娱乐方式筹募洪门福利基金。

    会上，警卫组长王铁民还提出“洪门应如何团结不受分化”一案，要求：（1）成立总机构，以求团结，使成为不受分化之唯一政团；（2）确定总纲领为“复兴民族，安定世界”；（3）重整洪门家规，加以条文规定，共同遵守。会上来宾洪深讲演“洪门历史考证”。最后欢呼口号散会。

    这个会是不伦不类、奇形怪状的，但可以看出这样几点：

    （1）大头子杜月笙与司徒美堂对此均不大热情；赵昱则借此吹牛一番，以壮自己的声势；

    （2）初时本无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的议程，这是以后发展而成的，即CC头子当时不讲，开了会之后才逐步安排，看到各地代表名单中CC分子已占多数；

    （3）王铁民是军统分子，提出“不受分化”一案，系指CC收买分化而言，CC与军统在这里已由暗争而至明斗，但这时军统力量实在很弱，非CC对手；

    （4）美洲华侨洪门代表被挤在一边，朱家兆等人都不讲话表示态度；

    （5）各地帮会头子来得不多，反应冷落。

    这个恳亲大会以后又搬到丽都花园举行，一直争吵到8月2日才闭幕。CC布置好了力量，最后用多数表决的办法，决定成立“中国洪门民治党”。司徒美堂曾在会上坚决表示反对，认为致公党的招牌不能改，改了是出卖祖宗，但反应寥寥。大会还通过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各个机构。主席、副主席、六部、一处、四委员会的人选如下：

    主席司徒美堂，副主席赵昱、朱家兆，宣传部部长骆介子，组织部部长杨天孚，生产部部长黄守中，社会运动部部长甘纶，训练部部长高仁绂（尚缺1部）。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陶履中，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谢志如，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朱家兆，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建中，秘书处处长吕超然（一说是姜豪）。不久这个名单又重新改变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取消主席制，由司徒美堂、赵昱、朱家兆3人担任执行委员。各部人选是：秘书长陶履中，组织部部长张书城，联络部部长吕雒九，宣传部部长骆介子，财务部部长任荣野。工作委员会一律取消。事实上内部已全部由CC特务所控制，把来自美洲的洪门人士都挤掉。

    洪门恳亲大会还决定“中国洪门民治党”于8月1日正式成立，发表了所谓“对时局之五项主张”：

    （一）民主政府要以民意为依归，现在人民公意所要求者为和平统一。因此本党主张国内军事冲突即应停止，在和平统一原则下从速解决一切政治、军事问题。

    （二）改组政府，为过渡时期办法，其目的在依各党派协调，解除人民痛苦。本党对此甚表赞同，唯各党务须推选贤能人士参加中枢组织，切实革新政治，不应垄断名额分配问题，延阻和平实现，加重国家危机。

    （三）关于军队整编，应由各党派推选代表组织整编委员会，依照既定整军方案，切实执行，以期达军队国家化之目的。

    （四）现有争执区可划分若干“新政治实验区”，由政府选派无武力之政党人士合组“新政实验委员会”，暂行负责治理。一俟宪法颁布，各级民选政府成立，此项临时治理权仍应移交于民选之地方政府。

    （五）任何党派均应顾到国家民族利益，尤其保持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本党不同意将任何内争问题交联合国讨论，或要国际间作直接间接之干预。

    过了10天（8月13日），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海外洪门各团体发出快邮代电一通，大意是：“国步方艰，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正义，我洪门同志，本当仁不让之义，当不避艰险，挺身奋斗。大会集五洲洪门代表于一堂，热心讨论各项方案，顺利进展，业于8月2日圆满闭幕，并经一致决议组织中国洪门民治党，中央党部及各部、会亦已组织完成。今后决本本党政纲、政策，协力迈进，望团结各洪门团体，戮力同心，统一本党步骤，实现本党决策，有厚望焉！”

    虽然这些对时局主张和代电一拆即穿，但洪门恳亲大会在上海的举行和民治党的成立，对美洲各地洪门组织不能说没有什么影响。当时美洲各国和菲律宾的洪门报刊都刊登了大会的消息，公布了5项主张和领导机构人选名单，大部分拍来贺电，有的洪门侨报还发表社论。绝大部分的致公堂或致公党都改称为“民治党”。CC企图打入美洲致公堂的阴谋实现了，他们利用司徒美堂在上海强组民治党，然后派出干部控制党中央各部，发号施令，进而指挥美洲各地的组织。解放后，CC分子张书城、吕雒九及陶履中等人纷纷逃美，以民治党领导人的身份，利用民治党作为对华侨进行欺骗、讹诈和迫害的工具。

    四、不参加伪国大，登报脱离民治党，悄然去港

    民治党成立后，在上海华山路五祖祠正式办公，党内划大小事务，均由张书城、陶履中、吕雒九三人把持。CC派对卖身投靠的赵昱固然不放在眼内，连对老态龙钟、落入牢笼的司徒美堂也以木偶看待。司徒心知上当，1946年9月间忽对各报记者发表了如下谈话：“本人主张联合各党派和爱好和平的人民，建立民主统一的政府，然后再以经济从事于建设。我们并不是任何党派的尾巴，我们愿以人民的意志为行动。”

    陈立夫闻讯，怕事情闹翻对实现他们打入美洲洪门组织的计划不利，乃婉转向蒋介石建议，由蒋出名于10月间把司徒美堂和杨天孚找去，设宴招待一番，也即是安抚一番。并由宋子文通过上海的劫收机构，准许司徒美堂等人接办一个德国人在真如经营的颜料厂，搞点费用（后未成功）。

    1946年冬，国民党伪国民大会开锣前夕，民治党的部长麇集南京。民治党以为以一个党的声势，可得一份肥肉，与民社党、青年党平分秋色。不料蒋军那时占领了张家口，正在得意扬扬之中，认为这些小党派的能耐有限，且近之则不逊，不如暂时搁在一边不理，以免今后增添麻烦。加之这时其他反动党派在“国大”名额上正与CC斗争尖锐，无法解决，于是把民治党一脚踢开（因为民治党只是御用工具，而不是他的实力），只肯给司徒美堂伪国大一席和特别费美金3000元。司徒见事无可为，表示不干。蒋介石、陈立夫叫江征卿、杜月笙等人前往劝驾，请司徒勉为其难，并恐吓说：“蒋为人翻面无情的脾气你难道不知道？他一不高兴，你老人家会吃亏。”司徒美堂勃然大怒说：“司徒美堂的为人你们也知道，我何曾是一个好惹的人！”结果不欢而散。驻蒋政权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得闻此讯，考虑到司徒美堂对美洲华侨有一定影响，也来劝和，由其秘书陶履中相约司徒美堂到南京美大使馆吃饭。这场会见很恼火，两个司徒争论不休。这场约谈自然也无任何结果。司徒美堂这时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拒当伪国大代表，还叫朱家兆、谢志如、杨天孚等9位美洲洪门代表全部先行离沪返美，他老头子“再顶一阵”，好让大家平安走脱。他估计蒋介石、CC派是不敢奈何他的，天大的事，也不过拼一条老命。

    美洲华侨洪门代表走了之后，上海发生了“摊贩惨案”。司徒美堂代表小商贩说了不少公道话，反对国民党特务对劳动人民的迫害。也可说是他一年胡混中的一次清醒，在实际政治斗争中提高了认识。

    1947年4月中旬，上海洪门帮会及青帮等人，又有为司徒美堂发动“庆祝8l寿辰”之举。在用红纸印成的长长的“寿序”中，签名的计有：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吴铁城、于右任和民主人士黄炎培等150多人。祝寿地点设在上海宁波同乡会，各方都有送礼，大摆宴席两天。CC派为什么在这时还为司徒搞这场“拜寿”把戏，其用意之恶毒是很明显的。拜寿过后不久，“和谈”全面破裂，内战达于高潮，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也达于极点，中共代表团从国民党统治区撤退，民主人士纷纷去港，而民治党内的牛鬼蛇神也愈益猖獗。

    司徒美堂感到非走不可，1947年7月乃叫其子司徒健庭执笔，起草了一个《脱离民治党声明》登在上海各报。声明的大意是：本人对民治党年来所作所为，不表赞同，自即日起脱离民治党的一切职务，转赴香港，重返美国，致力于华侨福利工作。各方友好，不及一一走辞，请为原谅。

    登报后不久，司徒美堂就摒挡行李，乘“普乐总统号”轮船悄然去港。到了香港，洪少植、林乃棠等洪门人士在湾仔六国饭店开会欢迎，场面已经十分冷落。司徒美堂旋又返回一别数十年之广东开平故乡。蒋介石对司徒美堂一直不放心，以随侍人员派在司徒身边寸步不离者，有张我军（土匪出身）及军统分子谭子源两人，形同监视者达半年之久。司徒自乡下返港，借住朱树楠罗便臣道1号家中，如是数月，闭门少出，几与世相违，陈其瑗等美洲老友相访，亦不欲纳。这时他的思想苦闷已极，对蒋介石虽已不再存幻想，但个人下一步要走什么道路，还未下决心。

    五、拥护中共“五一口号”，回到祖国，度过幸福晚年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这个号召马上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南洋的华侨团体和在香港的民革、民盟、民进、农工、致公、救国会、民促、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和其他民主人士也纷纷通电拥护。

    正是在这个全国解放形势急转直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有些人正在换脑筋”的时候，我和另外两位乡亲以宗侄的身份，去敲“美堂五公”香港寓所的铁门。我们的交谈是以“四邑话”讲家常、谈乡情进行的，有时也到中环的新光、建国等茶楼饮茶，闲扯港澳“社会新闻”。当时司徒美堂身边除了张我军、谭子源继续“保护”之外，又多了梁创仲、江醒民、冯苍我、任毕明等可疑之辈。我们好容易才能“言归正传”。原来，这位洪门长者外表上已几月未谈国事，其实心里盘算琢磨，只是苦于无可谈话之人。我们越谈越深，他也逐步表明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的态度。其基本精神是：中间道路走不通。人民苦难深重，本人也势难袖手旁观。

    是年8月12日，在建国酒店七楼的航空厅里，司徒美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对华商、大公等报记者发表了“国是主张”，这是他沉寂多时之后，再用美洲洪门致公堂耆老身份的第一次公开发言。大意是：来港九月，格于环境，未能与新闻界诸君见面请益，很抱歉。国内形势大变化，谁为爱国爱民，谁为祸国殃民，已经了然。他虽老迈，但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出国族于危亡，救人民于水火者，则热诚祝颂之。中国为四亿五千万人之中国，非三五家族所得而私，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本人即将返美参加洪门恳亲大会，讨论国内形势，提出主张，以贯彻洪门革命目的，云云。

    司徒美堂这时的态度还不够明朗，但好像比过去前进了一步。香港十多家报纸都把这次招待会当作一件政治要闻刊登出来。

    招待会过后，司徒美堂分别拜访了李济深、蔡廷锴、陈其瑗等先生和陈其尤、陈滨生等洪门人士，有所交谈。接着就以“出席在加拿大召开之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为理由，到南京去要出国赴美的护照。蒋介石因闻司徒在港行动有些“不稳”，初时本拟不发，无奈这个老头到处叫喊吵闹，又拿不到什么“不稳”的证据，最后不得已还是发了。

    司徒美堂返美前夕，中共连贯同志为之设宴饯行，席上交谈甚欢。司徒并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有“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之语，托代为转呈。与此同时，司徒美堂还出席了香港中国致公党的饯别会，陈其尤先生希望他发表一篇声明。他在席上未置可否，宴罢返回寓所，情形还有点僵。最后他叫我重新起稿，斟酌字句，才在声明上郑重签名盖章，并嘱咐我等他到了美国之后，再在香港报上公开发表。后来司徒于10月26日自港乘飞机经上海返美，10月30日安抵纽约，这篇声明也就于当日在香港各报刊登，全文如下：

    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

    美堂于1946年春自美返国，适逢当时之政治协商会议，为之大慰。奈因蒋介石玩弄阴谋，背信弃义，行独裁之政治，置民主于不顾，一手撕破政协决议，发动剿民内战，美堂乃愤而赴港，视蒋介石如寇仇。窃思谋国之道，旨在和平，剿民内战，元气大伤。今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表示热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

    陈其尤同志等所继续组织之中国致公党，民国二十年在港组织中央党部时，美堂已亲自出席，加以签字赞同。今能彻底整理，奋发前进，揭民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当随处呼吁洪门兄弟，予以声援，俾将洪门忠诚救国之精神发扬光大。美堂复郑重声明：中国致公党之民主工作，乃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以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成功。

    司徒美堂（签字、盖章）

    1948年10月8日

    事后据传：蒋介石对司徒在香港的活动已有情报，当司徒坐飞机经上海去美国时曾下令拘留，不知因何耽误了，特务赶到机场，飞机已经起飞1小时。真如《汉书·张良传》所云：“虽有矰缴，尚安所施？”CC派特务头子叶秀峰还为此到港调查，只说“朱树楠勾引司徒美堂投共”，对于真情底细，却一无所知。司徒美堂身边本有监视之人，自己也不良于行，讲话还得靠人翻译（他只懂四邑话和英语），但是有关政治问题的暗中活动，则超脱利落，不留痕迹，连特务也检不到什么证据。

    司徒美堂离开美国两年多，这次回去，在致公堂、安良堂的元老地位虽然还很崇高，但时移势易，他的环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一，根据地安良堂早已为国民党中委梅友卓所侵占，司徒原有的势力，已被有计划地拔除干净。

    第二，致公堂自改为民治党后，CC分子逐步渗入，内部陷于四分五裂的涣散状态，一时难以收拾。

    第三，古巴朱家兆当了民治党美洲总部主席，要走中间道路，不同意司徒“倒向中共一边”。

    第四，旧金山爱国华侨所领导的致公堂虽无变化，但实力有限，不起作用。

    第五，安良堂元老阮本万两目俱瞎，李圣策昏沉不问世事，陈光耀等忙于发财，他们虽与司徒手足情深，但手上无权，爱莫能助。

    第六，美国政府与国民党特务加紧勾结，镇压防范爱国侨胞，用“拉册”、“查册”（检查护照、制造口实，拘捕后驱逐出境）等手段，恐吓一般华侨；胡适、赖琏之流，积极拉拢和分化留美华侨学生；李宗仁等又在华侨中上层分子中培植第三势力。

    第七，洪门人士对“老大哥”在沪组党备受CC派打击破坏的底细不明，埋怨他没有把事办好，上了人家的当，有不满和抵触情绪，威信有所降低。

    这时，国内阶级关系由于解放形势所冲击而起剧烈变化，这对于美洲华侨的社会亦然。爱国与卖国，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势力在展开尖锐斗争，而胜负未分，右派号召不起群众，爱国分子的主张则受到压制，也拿不起大旗。在这种情势下，所谓“美洲洪门恳亲大会”本拟于1948年10月在加拿大举行也就无法召集起来。司徒美堂在进步华侨青年的支持下，分别到美西各大小城市唐人街去访问演讲，报道祖国解放形势，也解释民治党组党失败原因，还在报上发表了《致美洲全体洪门人士书》，要点如下：

    （一）本人17岁入洪门，今年80有余，服膺三大信条，36誓，72例，未尝须臾忘怀。从辛亥革命以至抗日，为洪门办事，唯革命是从，问心无愧，或可告慰于五祖之灵，至于我美洲洪门叔父昆仲视美堂为功为罪，不愿过问。

    （二）抗战胜利后，奉昆仲之命代表洪人回国组织民治党，其目的欲求促进祖国和平，实现民主政治。结果毫无成就，殊感歉仄。本拟在全美洪门恳亲大会上说明经过，吸取教训，奈以大会不克如期举行，诚属憾事。

    （三）组党失败，由于蒋介石反动派醉心独裁，不独不许洪人问政，代表甫抵国门，即遭CC派之肆意破坏。张书城、吕雒九之流侵入民治党中央党部，用暗度陈仓毒计，先执中央党部大权，进而挑拨离间，无所不用其极。

    （四）组党期间，美堂自亦为CC派威逼利诱之的，处此困难境地，仍奋力抵抗，绝不屈服。外受政敌构害，内因组织涣散，意见分歧，对外尚可支撑，内讧则痛不忍言矣。组党一事，未见其利，先蒙其害，连我美洲海外洪门皆受其累。然吃一堑，长一智，事诚痛心，亦获教训。

    司徒美堂的声明还指出“美洲洪人当务之急者三事”：

    第一，促进洪门团结。经历既多，更应长进，前车可鉴，后辙自安。洪人必须与CC派一刀两断，将CC分子全部肃清，促进洪门之真正团结，与国内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联合起来，齐一步骤，集中力量，分工合作，担任新中国之建设事业。

    第二，实行彻底革命。全国解放在望，我旅美华侨之家乡华南亦即将解放。洪人必须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势力。

    第三，支持祖国建设。中共领导全国人民谋求解放之目的，乃在求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及富强之新中国，此与我洪门数百年之奋斗目标完全符合，故吾人须以远大锐利之眼光，准备贤能，挑选人才，领导我美洲洪人回国参加建设。新中国前途光明，凡我洪人庶毋负于五祖当年立会之旨，各宜勉之。

    司徒美堂这些访问、演讲和文章的发表，登在美洲许多华侨报纸上，这时全国解放胜利消息如雪片飞来，互相配合，对于团结爱国洪门人士，澄清是非，打击国民党在洪门中的活动，曾发生过相当大的作用。他于惨遭CC派围攻之后，返美居留十个月，不辞老迈，四出奔走，爱国精诚，至为感人。

    人民政协开幕前夕，司徒美堂被推为美洲华侨代表，即将返国。消息传到孔祥熙的耳中，这个逃到美国的四大豪门头子，特别为此找司徒美堂吃饭（通过曾任国民党政府广州市财政局长司徒宽的老婆相约），劝他不要受人利用，年纪大了，何必跑来跑去，留在美国，生活不必过虑等语。司徒坚决拒绝，说他是激于爱国之心，必须回去，全出自愿，未受任何人利用。饭后，他恐事久生变，有人向美国政府告密，乃于8月9日坐飞机离开美国，8月13日返抵香港。旋即叫我偕行，同乘岳阳轮北上。9月初，投入了祖国温暖的怀抱——北京。

    司徒美堂抵京，下榻北京饭店114号房，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挂着民治党的招牌、继续招摇撞骗的赵昱、张书城、陶履中等人，又像游魂般地齐集北京，企图再找司徒美堂搞个什么名堂。他们几人是一伙，同穿一条裤，却分头活动：

    首先是赵昱偕施伦佐、麦群玉，手持“拥戴司徒美堂大哥为民治党整理委员会主席呼吁书”，上盖大印，到北京饭店求见。来了许多次，还拿出上海洪门帮会的请求书和快邮代电。司徒只是把头一摇，拒不见面。过了一些时候，才嘱我到赵昱住的小客栈回话，说“不必再来了。不到黄泉，毋相见也”。其后司徒美堂八过上海，直至去世，始终不肯与赵昱相见，可见其积怨之深。

    第二个来访问的人是陶履中，在北京饭店114号房间神色不安地谈了30分钟，看来无从入手，即匆匆辞去，没有留下地址，以后也未再来。

    第三，任荣野来请他到南池子河边一间四合院里吃饭，席上说：“黄守中打算拜会老先生，不知什么时候有空？”司徒美堂回答：“不必来了，我懒见这样的人。”可见这顿饭不是平常的应酬，而是企图为黄守中等人问路。

    第四是邓云章在张书城的操纵下前来拜访，也是最后的一计。邓是加拿大洪门致公堂的老人，和司徒本是老手足，可以谈得来的。邓正与张书城同来同往，动向可疑。司徒劝邓赶快离开CC分子的控制才好谈别的事情，邓不以为然，拂袖而去，以后偕张书城离京去港，病死在那里。

    司徒美堂对这些当年在上海民治党当权的人，真是疾首痛心，一个也不饶恕。他晚年中一提起陈立夫，陈果夫就咬牙切齿，恨恨不绝，认为80来岁的人，上的那一次当真大，被两陈打那一棍也最狠。而这一小撮反动分子张书城、吕雒九、陶履中等人，最后也逃到美国继续与人民为敌，至死不悟。司徒美堂从1904年组织安良堂起，到1946年组织民治党止，这几乎是半个世纪的经历，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他为华侨做了不少互助互济、团结爱国的工作，但是最后的一场政治活动，却使美洲华侨洪门组织打开了缺口，CC派分子得以乘虚而入，遗患无穷，这是很为痛心的失着。

    从1949年10月到1955年5月，司徒美堂先生一直住在北京北池子筒子河边的宁静的四合院里，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担任着人民政府的工作和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生活安乐，受人尊敬，度过幸福的晚年。这段期间我也追随在这位爱国华侨长者的身边，谈工作，讲新闻，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目睹祖国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他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人，经历了许多世变，记忆力强而且健谈，绘影绘声，滔滔不绝，一说就没有完。和他老人家相处真是一个莫大愉快。从那些说不尽的离奇古怪的人生经历中，我得到了许多知识，许多教益。

    司徒美堂先生那种热爱祖国、老当益壮的精神，终于使他排除困难，回到祖国，参加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良好的楷模，对于团结教育华侨，一直发生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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