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丙鹤

    何香凝为美老撰墓志

    辛亥革命老人、美洲爱国侨领、洪门致公堂总监督司徒美堂先生，因患脑溢血，1955年5月8日病逝于北京北池子83号与紫禁城为邻的住宅。首都各界人士在中山公园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遗体土葬于西郊八宝山。其后，何香凝女士为之亲撰墓志，勒石于墓旁，保存至今。全文如下：

    司徒美堂先生，广东开平人，生于一八六八年。十四岁赴美国，十七岁加入洪门致公堂，其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帮助筹款，并组织安良堂，被选任为总理，先后达三十年，对团结华侨、互助互济，兴学办报，都有良好影响。抗战爆发，发动美洲华侨捐款，出力很多。一九四一年皖南惨案爆发，先生发表通电向蒋介石政府表示抗议。太平洋战争时期，先生行抵香港，被日本侵略军当局拘捕，先生表现了高度的民族气节，拒绝伪命，化装逃走。一九四二年任重庆华侨参政员时，出席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欢迎会，发表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言论，并揭露反动政府祸侨害侨的罪行。一九四三年，先生赴美洲各国，报道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英勇抗战的真实情况。一九四五年三月，先生在美改组致公堂为“中国美洲洪门致公党”，并被选为主席。同年四月，被聘为联合国筹备会中国代表团的华侨顾问。抗战胜利后，先生偕美洲华侨代表返国，参加当时的民主政治运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破坏和平，先生愤而去香港，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声明，上书毛主席致敬，愿意接受共产党领导。一九四八年冬，先生再度赴美，发动华侨支持祖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全国解放，先生代表美洲华侨回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先生经常游历祖国各地，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对国外侨报发表言论，号召华侨团结在祖国的周围，为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为解放台湾，为保卫世界和平而贡献力量。

    先生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司徒美堂先生旅居美国六十九年，一直站在爱国立场，进行各种工作。先生为人慷慨侠义，急人之难，热心华侨公益事业，他是美洲方面的爱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先生一生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华侨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走的道路。国外华侨这新的一代对于他们老一代华侨的开路先锋作用，对于他们所起的先行者的作用，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何香凝撰

    我记得，这是由何香凝口述，着我笔录，经廖承志过目，转交国务院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去刻石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两位革命老人的战斗友谊。

    时光流逝，不觉31周年。美堂老人爱国忧民的精神，永远活在广大华侨的心中。年来，广东开平县侨乡的人民，发动筹建“司徒美堂纪念馆”，使美老的光辉事迹得以昭垂后世。因为我任美堂先生的秘书多年，乡亲来函询及有关革命文物史料，从而使我又一次重温美堂老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往事。

    漫长曲折的道路

    1948年秋，我在香港启德机场送走了美堂老人；1949年夏，我又在同一地方迎接他自美国飞来。那时，他已83岁高龄，手持黄兴夫人所赠的特制手杖，步履有些不便，但精神饱满，耳聪目明，记忆力强。

    1880年（光绪六年），14岁的司徒美堂离乡，在美居住69年。在漫长的岁月里，他参加了反清复明的洪门；组织了致公堂和安良堂，并长期担任领导工作；追随孙中山先生搞辛亥革命；又和宋庆龄女士联络，捐款支持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争；后来，上书毛泽东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飞越半个地球，归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据我所知，这中间他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有人对他支持，但也有人反对；甚至离美前夕，孔祥熙还劝他“慎重考虑”；致公堂和安良堂的弟兄，发生各种不同意见。他力排众议，发扬“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义侠除奸”的洪门精神，奔向爱国大道，诚非易事。正如廖承志在悼词中指出：“司徒美堂先生所走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侨胞自鸦片战争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又如习仲勋在中国致公党成立60周年纪念会上所指出：洪门致公堂元老司徒美堂先生是爱国华侨的杰出代表人物。

    有关美堂老人的旅美69年的历史，1950年我曾根据他的口述，笔录十余万言，连载于北京《光明日报》，后来由香港《文汇报》辑成《祖国与华侨》一书出版。1960年，我再写了《司徒美堂与美洲洪门致公堂》长文约四万言，刊于《文史资料选辑》第38辑上。不过美老晚年居住京华丰富多彩的政治生活，尚语焉不详。

    时至今日，我也由壮而老，不觉到了古稀之年，为了不让史料随日月消逝而泯灭，乃欣然命笔。

    上书毛泽东的经过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国外华侨的热烈响应和拥护。

    8月12日在香港建国酒店七楼航空厅，司徒美堂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中央社》、《华商报》、《大公报》、《华侨日报》、《工商日报》、《星岛日报》等十多个新闻单位的记者，发表了“国是主张”，这是他1946年自美国回国，拒绝参加国民党单方面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愤然来港隐居多时之后，用美洲洪门致公堂元老身份第一次公开发言。大意说，自去年底来港，格于环境，未能向新闻界诸君见面请益，十分抱歉。当前国内形势大变，谁为爱国爱民，谁为祸国殃民，一目了然。本人虽然年迈，但一息尚存，爱国之志不容稍懈。中国乃四亿五千万人之中国，非三五家族所得而私，必须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本人即将返美参加洪门大会，讨论国内形势，提出政治主张，以贯彻洪门革命目标。

    这番话出自一位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的爱国华侨领袖之口，马上成为港报的头条新闻，轰动一时。

    招待会过后，司徒美堂与李济深、蔡廷锴、陈其瑗、陈其尤、连贯等人有所接触。

    司徒美堂返美前夕，1948年10月，连贯设宴为之饯行，地点在香港铜锣湾沈钧儒先生的空房中，出席作陪的有谭天度、饶彰风、罗理实等人。司徒美堂叫我起草，即席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衷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润之先生致敬，郑重表示：“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原信签字盖章，认真严肃。托为转呈。当时南北交通未恢复，投递费时，据后来所知，此信写于1948年10月23日，隔了80多天，即1949年1月20日才由毛主席作复。据回忆，毛主席复信到达纽约之日，解放军已经渡过长江，南京政府覆灭了。

    与此同时，在香港的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及郑天保、陈演生、黄鼎臣等人也先后设宴欢送司徒美堂。席间，陈其尤请司徒美堂以“洪门老人”身份发一声明，原稿措词晦涩，未能达意，美老又指示我另拟一文，签字盖章交给陈其尤，约定于10月30日美老抵达美国之后在香港各报发表，这就是“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声明中说：“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表示热烈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该声明签署的时间是1948年10月18日，公开发表在报上。

    秘密经过台湾海峡北上

    司徒美堂接到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通知，1949年8月9日乘飞机离开美国纽约，8月13日抵达香港启德机场。那时香港已发生工会领袖朱学范坐汽车在街上被人撞伤，国民党黄杰将军被人暗杀等事件。因此，美老坐的飞机一降落，香港政府就派出警车前来“保护”。以后住在旅店或家里，就有人在周围“站岗”；一出街头，就有车子跟在屁股后面；上茶楼饮茶，也有人在对面桌上“奉陪”，如此半个月。真是“前呼后拥，形影不离”。

    直至美老乘坐太古公司的岳阳轮北上，警车也送到码头，看见轮船起航为止。美老幽默地对我说：“真应写信感谢港督葛亮洪阁下的盛情照料。”海轮要通过台湾海峡，诚恐有人暗算，北航是采取秘密形式的。我们被告知，应作最坏打算，准备毁灭一切身份证明。甚至有被国民党战舰拦截拘留到台湾的危险。因为半年前民主人士李济深、郭沫若、蔡廷锴、陈其尤等人的突然秘密离港，那些负责监视的人事前竟无所觉，闹了“笑话”，现在变得几个方面都“从严”，空气有点紧张。至于饱经风浪的美老，却一直处之泰然。他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头等舱的，有黄琪翔将军、李承儒教授等人。我们慢慢混熟了，什么都说。航行多日，风浪滔天，也经常遇到一些战舰，彼此交换了电讯旗号，就过去了，未有人上来搜查。6日之后，我们平安抵达红旗飘扬、有解放军守卫的塘沽港口，天津市交际处连以农处长前来迎接。我们下榻于天津旅店，翌晨早饭后即转往北京，受到中共首长的欢迎，住在北京饭店114号房。

    政协会议时的北京饭店

    北京饭店原是英国、法国商人经营几十年的“豪华”饭店，沦陷期间被日本人强行收购，抗日胜利后由旧市政府接管。楼高八层，有新旧两幢，坐落于王府井南口，面对东交民巷，曾是北洋军阀花天酒地和逃避政争的“租界”。侍应生必须着长袍马褂、瓜皮小帽而口操英语。来北京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各方代表人物，大部分住在这里。

    北京饭店警卫森严，我们办好住房手续，领了出入证，还领了饭票。早、午、晚三餐采取10人共席制，五菜一汤，外加咸菜点心。每人把饭票放在席上，由服务员收走，人满开饭，随便就座，不分等级。

    我是长期在粤、港当记者的人，在大餐厅一眼望去，很多是旧识的“新闻朋友”，更多的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的知名人士，也先后在餐厅上“同台食饭”。每天我陪着美堂先生和大家会面握手，互道“久仰”之意。我们见到了李济深、张澜、黄炎培、许德珩、谢雪红、章伯钧、李德全、史良、蔡廷锴、李子诵、马叙伦、李书城、李烛尘、梅兰芳、周信芳、张奚若、郭沫若、茅盾、许广平、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

    侨领两老的会见

    南洋侨领陈嘉庚，恰巧住在北京饭店112号房，中有大客厅，和我们是隔邻。一天，司徒美堂和陈嘉庚正式在大客厅会见了。

    两老年少出洋，走过曲折道路，其后，一成工商巨子，一成致公堂元老。他们都参加了辛亥革命，长期从事华侨团结爱国工作，晚年则一个代表南洋华侨，一个代表美洲华侨，参加政协，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嘉老籍贯福建，为人严肃，生活俭朴，分析时势，则周详缜密。美老籍贯广东，粗通文墨，性格豪放，讲江湖义气，疾恶如仇。两人飘洋过海达半个世纪以上，均不能操国语，只好各带翻译，互以标准的闽南和四邑乡音交谈，于是我和庄明理先生分别当了翻译。

    两位侨领老人带来了华侨对于祖国富强的祝愿。嘉老年已76，美老则是80有3，老当益壮，万里迢迢，回归北京，这行动本身就叫人感动。就晚年生活言，美老滴酒不饮，大抽吕宋烟，无时或停，喜穿西装而少穿唐装。嘉老每餐则半杯甜酒，一碗地瓜粥，几块蚝煎，坚不吸烟，见人吸烟亦加劝戒，甚至为文反对开会时吸烟。他衣着随便，中西合璧，下穿唐裤，上穿西装。两老均为爱好读书、自强不息之人。嘉老案头喜以《史记》、《古文观止》、《聊斋志异》和《验方新编》自随，终年翻阅，许多章节能够背诵。美老喜读《水浒传》、《三国演义》和戏剧故事，而且每晚必读内部发行的《参考消息》，借以了解世界时事。

    自此以后，我和两老时有过从，受益不浅。美老去世时，我侍立床前。嘉老于1961年8月12日零时病逝北京协和医院时，我和钟庆发先生也恰恰侍立床前。两老的丧礼，十分隆重，我也从旁参加了治丧工作。几十年来，爱国老人的高风硕德，时刻鼓舞指引着我知所奋勉！

    瀛台之宴

    1949年9月17日，星期天，下午2时半，政治协商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这时，我的任务是政协联络秘书，指定协助美老工作。在这里，我们第一次会见了56岁的毛泽东主席。他头戴列宁帽，身穿灰色军上衣，草青裤子，黑色皮鞋，身材魁伟，前额发亮，向与会者挥手，坐在第一号席位上。由于事务繁忙，长期熬夜，他脸上稍露疲劳之象。他不停地抽烟，阅读文件，思考问题。

    会上，周恩来报告政协筹备经过，他富于辩才，精神焕发，语言铿锵，解说复杂问题条理分明。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有关文件，并通过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电。这次会上，毛主席没有发言。会毕，毛主席步出会场，司徒美堂迎上去和毛主席握手。毛主席笑着说：“老人家，欢迎您！”毛主席还问了我的名字怎么写，在手掌上比画着，态度从容亲切。

    为了庆祝政协筹备工作的胜利结束，迎接政协的正式召开，全体代表参加了毛主席设在瀛台大殿的晚宴。瀛台是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被囚禁的地方，当年陈设，依稀可辨。

    宴会时，和毛主席同坐第一桌的，有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叔通、许德珩、郭沫若、李立三等，庄明理和我，则以翻译资格同席。

    毛主席富于幽默感，谈笑风生，并不断为老人夹菜敬酒。他说：“我们这一桌什么人都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有无党派民主人士、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陈叔老；还有妇女界廖夫人和华侨老人……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

    他接着说：“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革命斗争，第一个反抗英帝国主义的英雄是林则徐，其后是太平天国、义和团、戊戌政变、辛亥革命以至现在的解放战争。历史学家、文学家们把这一段时期的人物写成一部有系统的作品，我看是蛮好的。”他提到了康有为、梁启超，提起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毛主席说：“梁思成很有学问。”提议由他设计改建怀仁堂，作为政协会场。

    主席还问美老多少高寿。美老答：“已经83岁，在美国生活69年。”主席说：“好呀，老当益壮。干一杯！”美老送给主席一支吕宋烟，主席当场吸起来，烟灭了，又放回口袋里。听人说，他的口袋里常常有一截截的烟头，这是艰苦战斗岁月的遗习。

    饭后，全体代表到怀仁堂观看京剧《野猪林》，由李少春、袁世海和吴素秋主演。主席坐在第三排中央，美老与我坐在第四排中央，我眼见戎事半生的毛主席对京戏真是全神贯注，一直看到深夜1点钟，散场时还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彬彬有礼。

    国号之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决定，有一场争论。1949年9月21日政协已经开幕。9月25日深夜，收到周恩来、林伯渠两人联名的午宴请柬：“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是日上午11时，我随司徒美堂坐汽车从北京饭店前往。人陆续到齐了，一看多是70岁以上的老人，大约二三十位，计有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考怀）、符定一、马寅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茅盾、车向忱等。

    周恩来开始讲话：今天请来赴席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三几个人不是，来听取长者的发言。我国有句老话，叫做“就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在讨论三大文件时，各位看见“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对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的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第一个发言的是民建的黄炎培。他说由于老百姓教育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他还说，政协5年一届，5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第二个发言的是辛亥革命老人何香凝。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以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辛亥革命后“归隐”38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20多年来更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听了我的口译，站起来要求发言。他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更给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5年之后才改。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语言响亮，听者都报以热烈掌声。

    马寅初站起来，拥护司徒美堂的主张，并加以补充，说简称实在不伦不类，不像话。张澜、陈叔通、车向忱也赞成此议。车向忱还从教育群众方面阐述说，关于人民一时不能接受，这只是宣传教育问题，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法律家沈钧儒从法律观点来解释简称问题。他说，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

    陈嘉庚发言，他讲厦门话，由庄明理翻译。他同意不用那个简称。他说，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落后的人会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候就好了。

    最后，周恩来作小结。他说：“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送给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下午1点半吃饭。黄炎培和简玉阶是素食者，另设素席。简玉阶每饭必祷告上帝，今天午宴，也是如此，外表十分严肃。这也算是在一场严肃争论之后的一个“小插曲”。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在红旗似海的天安门广场上，首都50万人民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我随美老在天安门城楼东侧第二个大灯笼下，参加这个开国盛典。

    9月30日晚上8时，人民政协胜利闭幕，美老被选为由63人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委员，被通知留下吃晚饭。饭后已经10时，在勤政殿举行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预备会议，讨论明天开国大典的程序、文告和阅兵等事项。会议由毛主席主持，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报告了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晚上12时半始散会。回家途中，准备10月1日阅兵和游行的队伍已在开始集中。街上锣鼓喧天，灯火通明，一片欢腾气象。北京饭店门前东单广场上战马嘶鸣，坦克车移动，炮衣已经褪下，做了充分的准备，迎接检阅。

    10月1日下午2时，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到会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李济深、宋庆龄、周恩来、陈毅、司徒美堂等51人（12人缺席）。

    毛主席红光满面，特别兴奋，服装整齐，站起来说：“我宣布，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全体委员现在就职了。”他解释说：“为着革命斗争，实际上早已就职。”大家欢笑鼓掌。毛主席再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即在今日成立，向全世界发出成立的公告。”

    宣告完了，通过下列各案：

    （1）选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2）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3）任命毛泽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4）任命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5）任命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6）任命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7）责成上列人员从速组成各项机关，开展工作；（8）决定接受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针；（9）决定向各国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上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

    会议毕，全体委员乘车出中南海东门，经故宫西华门上天安门城楼。这时是下午2时40分，我陪着司徒美堂随着大家，在城楼栏杆边放眼远望，真是壮观呀！50万人分布在千步廊“且”字形广场上的四周，红旗、标语、提灯、气球、化装表演，像一个海洋在翻浪。当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主席台时，突然，有如地动山摇一般，50万个喉咙放声向他高呼“万岁”！

    毛主席脱了帽子，向群众挥手致意，然后也跟着鼓起掌来。台上台下“万岁”之声不断，使得天安门上的大红灯笼也为声浪所震动了。

    3时整，庆祝大会开始，毛主席一按天安门上的电钮，天安门前的国旗——五星红旗冉冉上升，迎着灿烂的阳光和清爽的金风飘扬。接着，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54门礼炮，齐放28响。炮声震动了天安门。毛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每一句话都为掌声和欢呼声所打断。阅兵式开始，由朱德总司令任检阅司令员，聂荣臻任总指挥，两人乘坐无篷敞车检阅队伍，有的人笑说：“这是机械化时代，可用车代骑了。”检阅毕，朱德总司令回到城楼，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命令，命令全体指战员，解放全中国，并高呼“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受检阅的部队从天安门前作分列式行进，由东而西，历3小时。以海军两排为前导，其次是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行进中途，天空中飞翔着战斗机、蚊式机和教练机共17架，并散发庆祝传单。大家仰空而望，向人民的新空军鼓掌致敬。在阅兵3小时中，鼓掌与欢呼，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站在天安门国旗下的铜管军乐队自始至终，轮流演奏《你是灯塔》、《团结就是力量》、《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东方红》等乐曲，没有中断过。

    天色已晚，群众游行开始，高举火炬和灯笼。广场上的霓虹灯大放光明，交相辉映。全场一片红光泛荡，五彩焰火在天空中放出灿烂的火花。群众从早上到现在，已经欢腾了12小时，吃着带来的干粮和开水，热情旺盛，通过天安门，高呼“万岁”。毛主席向台下的人挥手，回答：“同志们万岁！”这时深秋夜凉，按规定，一些年老的委员可以自由休息了。司徒美堂偕我和政协代表李子诵，退出天安门城楼，同到东安市场里的“东来顺”，吃了一顿极其可口的北方食品涮羊肉。开国大典的兴奋加上酒兴，三人为之同醉。

    紫禁城下六年

    1949年10月19日下午，我随美老在北京饭店礼堂倾听指挥解放军解放上海、当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将军《关于上海之战的经过及目前上海情况的报告》。一天，素有“功成身退”思想的美老，忽然对我说：“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叫我做官，我没做。现在大会已经开完，我也要回香港、美国去了。”他把此意向周恩来反映。周叫人极力挽留，说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国家的战争创伤很重，要大家同心协力，恢复经济，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美老被说服留下来了。我们从北京饭店搬到了北池子83号的一个四合院。住宅西邻即是雄伟的紫禁城和澄碧的筒子河。推窗一望，坚实城墙与辉煌角楼相映成趣，晚霞与归鸦点缀黄昏的静寂。看来美老很满意这种深有“思古之幽情”的去处来安度晚年，于是他在这儿一直生活了下去。

    我随侍在侧，住在院内的西厢，很为眼前美景所迷，因名自己的房子为“筒子河书斋”，产生了筒子河之恋。

    紫禁城与筒子河，一年四季，从早到晚，呈现在我们这些广东人眼中的是神奇的世界，也激发了美堂老人的童心复苏。院子边开了一个门，可以下河。晨光熹微，我们正恋着热被窝，就为众多的京剧演员面向城墙“吊嗓”所吵醒，流水行云，大有“声裂金石”之势。美堂老人喜看戏剧，对我们说，你看京剧名角所下的功夫多么苦、多么硬！冬天，河结冰了，许多天真烂漫、精力旺盛的小孩，在冰上用自造冰橇溜冰，笑语声喧，其行如飞。还有不少人蹲在河上凿冰垂钓，冰封之下的鱼儿容易上钩，一两小时，垂钓者就满兜而归。

    春天化冰，河底暖流经常发出轰然的碎冰之声，把人吓一跳，初时不知是什么事情，后来也就习惯了。严寒将尽，树枝抽芽，本是光秃秃的，忽然染上了浅绿，忽然又长出了叶子，又忽然满树郁郁葱葱，有的还开了花，古人所谓“忽见陌头杨柳色”者是。我们看惯南方四季常青景色，此刻很不领略这种天然奥秘，见了心醉。夏天，服务员用长绳鱼钩要上鱼饵（牛肉）去钓鱼，晚上放钓，明早一拉绳，就是一条几斤重的大鱼上钩。美老很欣赏这种钓鱼的功夫的老辣。

    秋天明月当空，河水倒照蓝天月影，特别明丽，是美老和家人赏月的好时光。盛夏中午浓荫覆地，宫柳婆娑，远处透出阵阵的蝉声，幽静、悠扬而又带点疲乏。这每每是美老午睡初醒，我们喝着咖啡，讨论《参考消息》的时候。每逢“五一”、“十一”之夜，推开西窗，黑夜中忽见繁花万朵，掠天而过，这里是看天安门焰火的闹中带静的好地方。还有大门外各种叫卖的“市声”：打小鼓的、剃头挑子、卖金鱼的、卖驴肉、炒灌肠、酸梅汤和冰棍的……都以他们各自的叫卖“号子”来吸引顾客，奇怪而新鲜。

    这位幼小离乡，旅美69年的美老，常常用特别亲切的心情，和家属、儿童及青年警卫员来享受这种民族风土的陶醉。第二年冬天，抗美援朝发生，美老很激动，口述旅美69年的生活回忆，来揭发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面目，叫我笔录，连载在北京《光明日报》上。不少报纸加以转载，并印成单行本出版，得到各方重视。毛主席多次当面称赞美老：“老人家，写得好呀！”此书由谢觉哉和何香凝作序言，司徒乔插图，《光明日报》总编辑邵宗汉看大样。在那个时刻，书虽小，而意义则不简单。

    美老长期担任美洲致公堂和美国安良堂的领导职务，社会交游广阔，本人又慷慨仗义，急人之难，有豪侠作风。现在这个北京住宅，遂成为不少归侨、侨眷及友好的“望门投止”之所。我记得，这里住过的人士有：从美国归来的艺术家司徒乔、冯伊湄夫妇及其三个女儿、岳母，美国留学生金冬日，范绮华夫妇及其女儿，孙中山的侍卫长、加拿大归侨马湘夫妇及其两个儿子；粤剧泰斗薛觉先、唐雪卿夫妇；马列学院研究生梅重清；北京大学学生黄国忠，人民大学学生赵元铭、司徒行、司徒光，协和医院护士卢小鹏，外语学院院长刘仲容、张嘉华夫妇，美国留学生飞机师司徒芬，天津市副市长许建国、方林夫妇及其岳父，美国安良堂人士梅友新等。来访座谈的各方人士也不少，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理分别来过一次。经常的座上客有：名导演司徒慧敏，蔡楚生的太太陈曼云，李公朴夫人张曼筠，美国归侨干部林棠、何植芬、陈其瑗、唐明照、余光生，社会名流叶恭绰、章士钊，京剧演员梅兰芳，北京画家汪慎生，张学良的部下荆有岩，粤军宿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辛亥革命老人何香凝、张难先，彭泽民，大学教授梅龚彬、邓初民，评剧演员新凤霞，鲁迅夫人许广平，文艺家黄苗子、郁风、吴祖光，香港报界费彝民、李子诵等等。至于各地侨领就更多了，如菲律宾黄长水，泰国蚁美厚，缅甸徐四民，印尼司徒赞、黄洁，新加坡庄希泉、李铁民、王源兴等。真是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美老的社交是广阔的。

    有人到访，美老都热情接待，时间方便的话，便邀同上馆子吃一顿。逢节日、星期六或星期天，家中客饭常常是三五桌，热闹得很。我帮忙美老接待客人，变成一件“大差事”。至于各方的来信来访，每月有两三百件，真是复不胜复。

    解放初期一两年，百废待兴，人民政府的会议特别多。美老是“逢会必到，逢到必早”，而且坚持到散会才走。由于毛主席通宵工作，中央人民政府的会议大部分都在每日下午3时后才召开，到黄昏谈不完，周恩来总理向毛主席请示。毛答：“吃了晚饭再开。”于是我们就在中南海勤政殿餐厅吃饭，l0人一桌，随便就座，不分等级，许多时候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同桌（独有林彪，总不见面）。吃过晚饭再开会到深夜12时。会议每每长达8小时，美老总是坚持到底，决不中途退席，其坚韧精神，使人惊奇！

    有两件生活小事，使美老永志难忘。第一件是政协开会时，由于美老年老足跛，不良于行，而中南海里的大殿堂，汽车又不能开到门口，周恩来总理指示大会秘书处为美老特制藤椅，由工作人员抬着走（相当于轿子）。有人称这种待遇叫做“特赐金銮殿乘舆”。美老表示心中受之有愧，但深为感激。第二，天气严寒，美老匆忙自美归来，衣服不足。周恩来又命人带美老到前门大栅栏瑞蚨祥，特制名贵的水獭领子狍毛大衣一件相赠。中共当局对华侨老人的尊重关怀，美老深感为殊荣。老人去世后，其家人坚持要将这件大衣转送给我，作为当秘书多年的纪念。“文革”期间，我家被抄，此大衣秘藏于别处，由我在《工人日报》工作的儿子保管，得免于难。时至今日，我准备将它送到开平司徒美堂纪念馆，作为一件革命文物传之后世。

    亲到广东侨乡视察土改

    1951年3月初，司徒美堂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的身份，自北京南下，到广东侨乡新会、江门、开平、台山、鹤山等地视察土改，叫我随行工作。到广州时，受到广东省主席叶剑英的款待。到江门时，受到粤中专员谢创及中共粤中地委书记关山的迎接。对于土地制度的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美老是衷心支持的。他表示：“土改是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生死攸关的大事，不土改，中国无出路；不土改，国家无法富强；不土改，中国革命未算彻底成功。”早在1950年6月全国政协会议上，美老就提出“关于华侨土地问题的几点意见”，指出两点：

    “第一，就过去百年情况看来，所谓华侨，其实是破了产的贫雇农，逃到海外，靠出卖劳动力，获得微薄的工资，积蓄了一点外汇，返回祖国，买田养老，与封建地主的田租剥削大不相同。

    第二，华侨地主中，有的还兼有自建乡村洋房，这些东西最好不要分。洋房之来，是来自他本人的血汗所得，与专靠封建剥削的地主洋房不同。”

    时隔30多年，回头一看，当年广东侨乡的土改工作确实搞得太粗糙了。有的干部连广东话也听不懂，地方情况也不了解，不分青红皂白，用北方土改的经验来处理广东侨乡的土改问题，特别是没收华侨地主房屋这一点，更加不讲区别，追求“果实”。政策界限，闹得很乱。当时主持华南分局土改工作的方方同志，心明眼亮，力排众议，惜乎却被打成右倾分子，无功而退。

    1979年拨乱反正以来，政府按政策退还了不少华侨房屋给原户主，但费时甚长，花钱很多，伤人不少，教训深刻。于此，我深感这位华侨长者是非分明，看出问题，有敢于提早讲话的勇气。如果当时真能慎重一点，土改房屋的“欠账”就不会那么多，这不是“事后诸葛亮”，而是“事前诸葛亮”。美老结束粤中土改之行回京后，在《光明日报》再以其见闻写了《粤中侨乡的土改》长文，连载一月，后由该报印成专书发行。

    各地土改翻身的农民，纷纷上书毛主席致敬，并赠送一些烟叶、凉薯之类土产，美老拜托致公党的黄鼎臣先生专程带到北京中南海转呈，同时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详告粤中侨乡情况。不久，毛主席亲笔复了一信，原文如下：

    广州叶剑英同志转司徒美堂先生

    美堂先生：

    四月十四日来信收到，甚慰。鹤山农民同志们送来的礼物也收到了，请先生转告他们并致谢意。先生在南方暂留一时期，很好。希望先生能于六月上旬返京，面聆教益。敬祝

    健康

    毛泽东

    四月廿七日

    当地的粤中报纸及广州报纸，都影印刊出了这封信，粤中农民还举行庆祝大会答谢毛主席的关怀。这在当时，确是一件政治大事。侨乡土改的偏差，伤了华侨，海外纷纷来信上诉，初时很使美老恼火，心情十分矛盾，后来也就慢慢平复过来。他认为，大凡社会上进行一件改革，总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若是受益者人多，损失者人少，他就支持多数人这一边，于心无愧。

    江山如此多娇

    司徒美堂热爱祖国的河山，常有“落叶归根”，“把骨头埋在祖国大地上”的想法，因而居京6年，每逢假期，都漫游名胜地区，叫我偕行。

    1953年夏，我们在杭州西湖的西泠桥畔小楼中住了一个多月。这儿面对岳坟，右邻文澜阁（现为浙江图书馆，藏有《四库全书》一部）。美老对我表示，生平崇拜几个人，辛亥革命元勋的孙中山是其一，尽忠报国的岳飞是其二，义烈千秋的关云长是其三。今日果然到了“湖山有幸埋忠骨”的岳王庙，而且与忠烈为邻，心情是激动的。他讲述一门忠烈的岳飞故事，了如指掌：岳飞的部下牛皋及张宪，两员战将，与岳飞一样被卖国贼秦桧害死。岳飞的五个儿子叫岳云、岳雷、岳霖、岳震、岳霆，就是现在庙内的“五侯祠”，其侧“五夫人祠”，则是五侯的太太，一同受难。那时封建皇朝采取“瓜蔓抄”的株连形式，又名“满门抄斩”，鸡犬不留。岳王坟前跪着的铁像，就是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四奸臣。万俟读音是“莫其卸”。他们卖国求荣，受到千世唾骂！当时美老肃穆地对岳王坟三鞠躬而退。我们这些后辈在旁，很受教育。

    水碧山青的孤山上，有文澜阁《四库全书》一部。与此书相处20多年的毛春翔先生接待美堂先生的访问，介绍有关情况。他说，在中国，图书集成巨制有三：一是宋的《太平御览》，二是明的《永乐大典》，三是清的《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在清乾隆时编纂，用人工手抄了7部，另副本1部，分藏于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副本则藏北京翰林院。眼前这个文澜阁，有书橱94个，79070卷，编成36219册，总共99700万字。当时每册书由钞、校、纸、墨到装，要花白银一两，另建书阁和造书楼，共用了18年时间。所谓四库，是把浩繁的中国古今图书，按经、史、子、集四大类（四库）加以编纂。

    参观一周，处处闻到书香，这是因为用樟脑麝香藏书，以防虫蛀，人称“世代书香”者即此理。巡游一遍过后，我请示美老同意，每日下午如果无事，就到文澜阁内翻阅《四库全书》。这样，我泡在书海里足足一个月，贪婪地翻阅一轮，有时，向美老说说奇特的书库见闻。美老感叹：“中国的封建文化如此灿烂，我是头次才知道。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西湖的特点是：湖大，山多，泉清，洞奇，鱼鲜，蟹肥，瓜甜，茶香。西湖的美景是天下无双的，古今中外人士均有同感。美老对我表示，他走遍半个地球，无处能胜西湖。唐代诗人白居易说：“一年杭州离不了，一半勾留为西湖。”80多岁的美老在这里也被荷香、柳莺、游鱼、流泉、钟声、皓月所浸润，迟迟未肯离开。

    一天，杭州市委统战部请我们到“楼外楼”去吃饭，我们更为杭州美酒（绍兴老年花雕）所陶醉了。

    原来这种花雕埋于地下已经20年，战争频仍，世事变迁，长期被人遗忘，至今才以“土改翻身”而再现于世。日久蒸发，一坛酒只留2/3，辣味全消，只剩下香醇味道，故易于入口。但喝多了人也会烂醉如泥。过惯记者生涯，我原是能喝酒的，看不上这种带甜味的酒，今日也竟为陈雕攻倒。景美、书多、酒好，这是我们对西湖所留下的印象。

    接着，美老又带我们游了南京的玄武湖和无锡的太湖，完成了江南“三湖之行”。

    “六朝金粉忆秦淮”，和秦淮相连的玄武湖也是阅尽人间沧桑的。在钟山毓秀、龙蟠虎踞的南京，司徒美堂留下了拒绝蒋介石迫当国大代表伪命的回忆。当时他愤而赴香港，然后发出反对蒋介石打内战的声明。美老感叹说：事隔6年，大江东去，“天低吴楚，眼空无物”，白浪已不知淘尽了多少英雄人物。他对我多次表示：有不少老朋友现在局处台湾一隅，不知如何打发日子，颇以为念。台湾迟早是要和平统一的。

    美老瞻仰了中山陵和雨花台革命烈士纪念碑，献花致敬，再游了明孝陵、莫愁湖、中华门、鸡鸣寺等地。睹物怀人，美老心情欠佳，匆匆离开了热如火炉的南京，转去三万六千顷烟波浩荡的太湖。我们下榻于无锡市后湾山江南大学的宿舍里。山高楼大，开窗远望，湖风卷着松涛，水鸟掠面而过，白帆片片，水与天齐。湖中有72山峰，迷蒙缥缈，不可捉摸。太湖具有天下山水的奇秀。美堂老人不禁赞曰：“祖国湖山有如锦绣。”

    我们随后游了美丽的鼋头渚、渔庄、寄畅园和古迹蠡园。蠡园是当年范蠡使用美人计献西施，灭了吴王夫差之后，再偕西施扁舟归隐太湖的地方。美老说：“历史难考，但美人计的教训深刻，应久久勿忘。不少英雄丧在美人手上。”

    无锡是个工业区，所以能办得起大学。江南大学解放前是由面粉大王荣德生创办的。荣德生列名全国政协委员，但赴香港未归，以后改由其子荣毅仁充当。无锡有“荣家巷”，是荣的故乡；又有梅园，内刻“一生低首拜梅花”石碑，是荣的座右铭。美老对我说：“看来这位大产业家是有抱负、有骨格的，他的成就并非偶然。”

    无锡市长设宴接待美老，无锡的佳肴适口充肠，引人食欲，不愧江南胜地。市长们及一些干部都是当年在太湖72山区坐船打水上游击的战士。他们用电船载我们游湖，讲述当年斗争，绘影绘声。解放了，接管了政权。他们刻苦肯干，只是行政经验和生产经验少了一些，每与美老对话，问非所答，答非所问。我们所接触到一些基层干部，大抵如此。美老认为，“这些干部重新学习，十分迫切”。

    1954年7月，美老带着我们一群（秘书、警卫员、服务员）从上海溯江而至九江，登庐山小住一月。其时适值长江大水，九江街上水深没腰，我们坐小船到山脚，改乘汽车登山。九江距山脚16公里，登山公路长24公里，1953年8月才由解放军建成。车路迂回曲折于翠谷白云之间，乘车而上，恰如腾云驾雾，共有三四百个转弯处，所谓“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者是。九江炎热如火，上到半山，天气骤凉，要穿毛衣。山中晴雨无时，忽然间白云缭绕，阵雨骤至，忽然阳光普照，青山如洗，“人在画图中”，确是奇妙。车到山顶，有一片大平地，名叫牯岭，一座座白墙红瓦的小洋房呈现在面前。庐山避暑特区建设于19世纪90年代，河东路西侧是外国租界，过去中国人不能进入，游人上山，要领许可证。现改庐山管理局，门前挂起国徽和国旗。我们被安置在河东路181号中央卫生部疗养院的两层小洋房内，隔邻180号，即宋美龄的“美庐”所在。

    宅的四周，涧水潺潺，树木浓郁，蝉声聒耳，白云绕窗，驱之不去。庐山之奇，在于云海、风雨、瀑布、石洞、巨树、古寺，还有四特产，即石鸡（爬在石上的青蛙）、石鱼、石耳和云雾茶。蒋介石曾以此为避暑胜地，也以此为政治活动、培养特工人员的地方。国共和平谈判时什么“马歇尔六上庐山”即在此地。旧日的特务训练所现已改为中南民族学院和中南体育训练班，设有很好的球场及运动器械。

    美老的游兴很浓，山路崎岖之处，乃用轿子代步。他对大天池和仙人洞特感兴趣。大天池是远望山谷之中，白云聚而不散，泛腾激荡，茫无崖岸，故名“天池”。太阳晴朗，白云消失，只余寂静山谷，下有历历可数的村落、河流和树木，诚为奇观。立足天池悬崖峭壁上，可见九江市房屋。仙人洞则以明代朱元璋在此遇到神仙献策打败其对手陈友谅而出名。洞内曾产灵芝草，李烈钧题壁：“嘱老道好生看守，勿被嫦娥偷走。”据老道答云：洞内确有灵芝草，异香扑鼻，沦陷时不幸被日人掠去。洞侧有“访仙台”，建于羊肠小道的深山悬崖上，凭栏远眺，山谷下是白云泛腾，又神秘又壮观。黄龙寺已倒，寺前只余击之有声的“龙眼石”。

    黄龙潭有小瀑布，泉水清冽，入口甘甜，煮水泡云雾茶，饮之止渴生津。其旁有巨树，名娑罗，高达20丈，直薄云天，枝叶瀪茂，树干粗大，四人始能合抱。树下有碑，模糊难认，只见万历年间字样，又传为晋代所种，则已达1700年，可名之为“树王”。杜甫吟咏“花径不曾缘客扫，篷门今始为君开”的花径名胜，今辟为公园反不为人注意，因时过境迁已失历史意义。含鄱口，在长江与鄱阳湖之间。其中有五老峰，下临万仞悬崖，人立其中，颇有“风云变色”之感，本是晴天，忽然之间风大、雨大，人难立足，亦无处可避。有台湾人林某建风雨亭于此，自刻石云：“生平曾三游五老——少年随父执来，壮年偕妻子来，老年携儿孙来，今后会否再来，不得而知，故建亭纪念”云云。

    司徒美老因足跛不能游五老，经我一说这个故事，他很有感触地说：“我们此次一游，也不知今后能否再来？浮生逆旅，一纵即逝，只能作如是观。”

    经过上海时，司徒美老还领我们参观中共建党会议地址、鲁迅纪念馆、孙中山上海故居等地。祖国美不胜收的河山，加上丰富的文化遗产，勤劳勇敢的老百姓，以及革命先行者的流血牺牲这种种因素，构成了一个“江山如此多娇”的概念。在美老的晚年生活中，爱国怀乡的感情是强烈的。他爱国，而且能够随着历史的步伐前进，其原因就在于此。

    几件重大的政见

    除了上述的“国号之争”、“土改华侨房屋处理要慎重”的重大政见外，司徒美老还有几件重大政见值得一提：

    一是坚决拥护“抗美援朝”的主张。当时有的人认为，中国刚刚解放，自顾不暇，何必惹是生非，解衣抱火。有的人认为，美国很强、很霸道。中国目前的国力有限，难以抗衡，不打为上。有的人认为，美国人是讲道义、讲友谊、主张和平的，应该争取他为我之助，防苏谋我。总之，有恐美、崇美、亲美思想。美老力主不打不相识，勿以中国人为可欺，打了之后，才有和平可谈。

    二是关于批判梁漱溟。1953年9月16-1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第27次会议期间，忽然发动了“批判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斗争，来得很突然，大家一哄而起，也不让梁漱溟有答辩的机会。美老赴会三天，心中啧有烦言，不很服帖，几次想发言，我是从旁劝止了。因为内情不明，不妨看一下再说。

    梁漱溟是北大教授，是李任潮的老师，广西人。祖父、父亲在北京做官，是世代书香人家。辛亥革命后，其父投水死于什刹海。美老回忆抗日在重庆时他与梁老有往来，抗日胜利后在上海梁也出席民主人士欢迎司徒美堂自美归国酒会。美老认为：“梁本来可以出洋或退到台湾讲学，生活是不成问题的。梁留下来并参加政协，毋宁说是一种爱国进步的表现，应该欢迎。他以政协委员身份到农村视察回来，在政协会上说了些‘农民生活还很苦’的话，这是事实，也未对外发表。共商国是，并无恶意，即算言过其实，也可供参考，何以一下子就打棍扣帽，组织围攻，把人搞臭？”后来，美老找了李济深重提此事。李感慨说了一句：“梁老夫子书读得太多了。”含义不明，从此美老也就搁了下来。

    第三是出席第一届人大与参与制订宪法。1954年9月15日在北京怀仁堂，举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人民的第一部宪法。毛泽东主席在开幕时，号召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他说：“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

    我在会场目击，司徒美堂和许多老人一样，都是热泪盈眶地在倾听这种号召的。他写了一篇文稿，叫做“为了人民幸福，投毛泽东一票”，选举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讨论宪法，极其周详慎重。大会发了许多参考书，如清朝宪法，中华民国宪法，袁世凯宪法，英、美、法、苏、日本等国宪法。各阶层各行各业对制宪工作讨论了半年之久，我们则参加华侨单位的讨论。大会集中了全民意见，然后由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庄严地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美老对我说了一句话：“立宪易，行宪难。”其意是：中国这个国家，实行宪法还要一个很长时间才能办到。30年过去，中间经“文革”大乱，实践已证明这一点。

    肃穆隆重的丧礼

    美堂先生的身体本来很健康，安居京华6年，只是呼吸系统偶有小恙。感冒发烧，住院数日，或请彭泽民老先生开几味中药吃了就又痊愈，照常生活，抽他的大雪茄和每日早午晚喝三次浓咖啡。我随侍在旁，不觉也嗜咖啡成癖，不喝咖啡，晚上不能睡觉。

    1955年5月5日，晚饭过后，美老和我在京寓谈论万隆会议的新闻。原来，4月间亚非会议要在万隆开幕，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其先遣人员11人，不幸于香港启德机场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时被炸身亡，国内外舆论哗然，一致谴责特务暴行。初时，我们很担心周总理的安全，后来才知道他另乘飞机，绕过香港，得免于难。在万隆会议期间，他发扬高度外交才华，团结各国首脑，胜利完成任务，终于发表了“和平共处”的万隆会议公报。

    周恩来和陈毅元帅一行，在万隆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和周密保卫，场面是动人的。正如陈毅元帅后来所报告：“我平生流过两次眼泪，一次是解放上海入城时，目击人民的热烈欢迎情况，一次是万隆会议时，目击华侨的热烈欢迎情况。”

    当日，一大本《参考消息》，新闻很多，一时读不完，美老习惯地拿了放大镜，回到床上再看一会才睡。我们互祝“晚安”，各自回房就寝。不料到了凌晨，美老突然鼻子出血，陷于昏迷状态。急请北京医院的大夫诊治。据说是老人脑溢血，不能移动，就在大厅上安置了病床，由中央保健局一个医疗队小组进行抢救。中央卫生部部长傅连暲也上门诊断来了。病情一直没有起色，延至5月8日下午8时10分，洪门老人司徒美堂心脏停止了跳动，安静地长眠不起，享寿89岁。

    周总理从印尼回京，刚下飞机，聆讯就急忙赶到北池子83号住宅来，跟美老作最后的告别。周总理当场指示华侨事务委员会的廖承志、方方及友好陈其瑗、陈其尤等，组织司徒美堂先生治丧委员会及安排有关治丧事宜。当晚由新华通讯社向全世界发出了讣告，并公布治丧委员会名单：

    林伯渠、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陈叔通、李维汉、习仲勋、何香凝、陈嘉庚、蔡廷锴、彭泽民、邵力子、罗隆基、章乃器、邢西萍、廖承志、张苏、于毅夫、陈其尤、陈其瑗、蒋光鼐、陶铸、朱光、严希纯、黄鼎臣、官文森、伍觉天、方方、李铁民、庄希泉、连贯、王雨亭、唐明照、司徒慧敏、司徒乔（共37人）。

    5月9日，司徒美堂先生灵柩移到中山公园中山堂，上午入殓。灵前摆着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送的花圈。亲视含殓的有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毅、李济深等。

    10日上午，首都各界人民在中山堂公祭司徒美堂先生。公祭大会由周恩来主持。陪祭的有：陈云、林伯渠、李济深、董必武、沈钧儒、彭真等。参加公祭的有陈毅、习仲勋、张鼎丞、高克林、张志让，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亲友，共700多人。廖承志致悼词，陈其瑗介绍司徒美堂先生的生平事略。公祭毕，起灵，由周恩来、林伯渠等人执绋。下午1时，司徒美堂先生遗体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安葬，墓穴编号为天字第三号。入殓时，美老穿戴的是中山装和干部帽、布鞋，殉葬品有黄兴夫人赠给美老持用多年的特制手杖及美老的私人印章和玉器。

    这样隆重肃穆的公祭仪式，解放后北京少见，我更是头一次目睹。这是党和国家对于一位“洪门元老，一生爱国”的华侨老人的最高褒扬。

    结束语

    1949年9月，我在报馆请假一月，奉陪美老从香港赴北京开会。会毕走不了，一直留在他老人家的身边工作，直到国家安葬他的遗体在八宝山。美老的高风亮节使我崇拜。他对我和我的小儿女的爱护是至深且切的。对于解决朋友的困难及栽培青年一代的成长，他更是解衣推食，无微不至。对国家大事则是非分明，疾恶如仇。我一直为这位爱国侨领大公无私的火热感情所激动，所感染，自惕自励，知所依从。

    时光荏苒，30多年过去，我是跟许多同代知识分子一样，经受“文革”之灾，老大蹉跎，一事无成，现在退处海隅，能够执笔写回忆录，再记下美老这段晚年历史，感到快慰。但个人学无所进，则又愧对长者！

    1985年10月，中国致公党成立60周年，我被邀赴会，有机会到北京八宝山司徒美堂先生的墓前献花致敬。“文革”时被红卫兵砸烂的美老瓷像，已经重新安好，让人瞻仰，真是感慨万状！兴奋的是，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来，彻底否定“文革”，上下一心，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祖国逐步走向国泰民安的新局面，人民创造历史，谨以一瓣心香，告慰美堂老人的在天之灵！

    1986年3月12日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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