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觉天

    司徒美堂老人是中国致公党的创始人之一，曾经长期担任致公党美洲总部主席，对中国致公党的建立、发展、改组，起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深受致公党人的敬仰和爱戴。

    中国致公党是1925年在美国旧金山（三藩市）举行的一次“世界洪门恳亲大会”上决议成立的。

    早在1923年，在加拿大维多利亚举行的一次“世界洪门恳亲大会”上，来自美洲各地的洪门组织致公堂的代表们就酝酿建立政党。他们深深感到，美洲致公堂大力支持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皇朝的统治，但孙中山的革命宗旨并未得到实现，中国仍然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的苦难深渊中，民不聊生，国外华侨也依然被歧视被压迫。因此认为华侨应另立政党，干预国家政治以保护华侨、侨眷的权益。当时对政党的名称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以称“民治党”为宜，意即要求民主政治；一种则认为称“致公党”更为合适，理由是致力为公，不但有民主内容，还包含着一切为国为民大公无私的意思，并且符合致公堂原来的宗旨，适合致公堂昆仲的习惯，因为堂、党两字只变动原来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即Tong改为Dong罢了。司徒美堂是极力主张改致公堂为致公党的主要人士之一。由于司徒美堂在美洲洪门组织的巨大影响，改“致公堂”为“致公党”的主张得到绝大多数代表的同意，并由大会授权负责下一届恳亲大会的金门致公总堂进行筹备工作。1925年10月，在旧金山举行的第四次“世界洪门恳亲大会”上，顺利地通过了改致公堂为致公党的决议，并通知世界五大洲的致公堂改名为致公党。

    致公党成立之后，得到南洋及非洲、欧洲、美洲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洪门组织的赞同，至1931年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时，据说已拥有“遍布五大洲”的300多个支部和近20万党员。这次代表大会，司徒美堂也亲自参加了。会议决定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并把原设在旧金山的致公党总部迁到香港，仍以陈炯明为总理。旧金山原址则称中国致公党美洲总部，以司徒美堂任主席。

    1933年陈炯明在香港逝世，致公党香港总部虽然在秘书长陈演生主持下与各地致公党支部仍保持着通讯联系，但实际上已成为一个空架子了。抗日战争爆发后，致公党香港总部即通电各国各地区支部，号召致公党员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进行抗日救国，并宣告香港致公党总部停止活动。各地致公党员虽然以不同形式进行抗日斗争，但彼此已没有任何联系。在此期间，司徒美堂在进步人士协助下，在美洲各地奔走呼吁，号召美洲各地华侨为抗日战争出钱出力，号召各地洪门组织本着洪门忠心爱国宗旨，为祖国的抗日战争尽力以赴。他的奔走活动，得到美洲洪门人士和华侨的大力支持。

    1942年，司徒美堂不避艰险回到重庆。在重庆逗留期间，国民党反动派极力拉拢他，并且严加监视，但也阻止不了他与进步人士接触；同时，中共重庆办事处也设法与他联系。在重庆的陈其尤（致公党老人，与司徒美堂在1931年有过联系）也在这期间和司徒美堂见了面。所有这些，使司徒美堂深深体察到国民党的腐败害国。尤其是国民党反动派千方百计压制民主，扼杀抗日力量，更为其所痛恨，使司徒美堂更加深信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才能救中国。同时，他也觉得很有必要恢复海外致公党的组织，团结华侨爱国抗日。

    司徒美堂回美国后，经过酝酿，乃于1945年3月在旧金山举行世界洪门恳亲大会（美洲洪门恳亲大会每两年在美洲各国轮流举行一次）上，倡议恢复致公党组织。大会决议命名为“中国洪门致公党美洲总部”，司徒美堂被推选为总部的主席。中国洪门致公党美洲总部明确提出团结抗日的口号，并加强原已设立的“筹饷局”（公开称筹赈局）机构，公开筹款支援祖国抗日。

    1946年，中国致公党在香港筹备恢复总部工作，并开始与致公党原各支部进行联系。国民党反动派对此甚为戒忌，初则对致公党原负责人拉拢收买，受到拒绝，继而想利用个别致公党员进行分裂，又遭失败，便利用上海洪门五祖祠（世界各地洪门组织合建）主持召开全世界洪门恳亲会，进行阴谋活动。这是抗日胜利后在祖国举行的全世界洪门的聚会，许多海外洪门团体均派代表参加，司徒美堂作为美洲有巨大影响的洪门老人也被邀请社会。可是真正把持会议的是国民党的CC特务，其用心是想消除或削弱致公党组织对海外洪门的影响。因此，提出了组织中国洪门民治党，并将海外原有中国致公党组织一律改为中国洪门民治党，企图以此来控制海外华侨洪门组织。当时，司徒美堂表示反对，但绝大多数不明国内政治真相的代表却表示同意，并推举司徒美堂为中国洪门民治党主席。处在这个险恶的环境下，司徒美堂只好闭门不出，国民党反动派耍尽利诱威迫手段，他毫不动摇。几经周折，司徒美堂转到了香港。

    在香港，司徒美堂多次与中共南方局和进步人士接触，同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47年5月在香港召开，美国支部也派代表参加了）选出的几位主要领导人频繁接触。1948年秋，司徒美堂发表了拥护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声明，在声明中特别提出：“陈其尤同志等所继续组织之中国致公党，民国二十年（即1931年）在港继组中央党部时，美堂已亲自出席，加以签字赞同。今能彻底整理，奋发前进，揭民主政治之大旗，为新政治协商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坚决奋斗。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深表同情，并竭力赞助。当随处呼吁洪门兄弟，予以声援，俾将洪门忠诚救国之精神发扬光大。美堂郑重声明，中国致公党之民主工作，乃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以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成功。”

    司徒美堂这个声明，给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利用海外洪门组织破坏新民主革命运动以沉重打击。海外洪门组织虽然大多数改悬“中国洪门民治党”的牌子，但绝大多数拒绝与国民党反动派合作，很多地方的中国洪门民治党公开反对国民党祸国害侨的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海外很多中国洪门民治党的高层人士一入国门便与致公党进行联系，表示真诚的洪门昆仲之谊。这都反映了司徒美堂的巨大影响。

    1949年秋，司徒美堂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并被推选为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为了更广泛地联系影响美洲华侨，司徒美堂以美洲侨领身份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虽然不参加致公党的组织活动，但很关心致公党的工作。1950年4月，在广州举行致公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司徒美堂不辞旅途劳顿，特别从北京来广州亲临指导。在此次大会中，不少人热切要求司徒美堂参加致公党的工作，表示拥护司徒美堂为致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而司徒美堂老人对此表示极大的不满。他说：陈其尤同志是代表中国致公党参加新政协共同纲领签名的领导同志，那些另有企图的人，违背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统一战线精神，并且是企图陷美堂于不义。他还狠狠地批评了那几个积极活动者。以后致公党中央从广州迁到北京，司徒美堂对致公党的每次会议，都表示了极大的关怀。他老人家虽然在建国后没有参加致公党的组织活动，但他关怀和帮助致公党组织，对致公党的工作是起了很大的影响的。我们中国致公党人永远怀念他，并以他一生致力为公的崇高爱国精神作为学习榜样，为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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