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照

    美堂伯的大名很早以前就听说了。但我一直到1937年才第一次见到他。他老人家给我的总的印象是一位积极主张抗日的爱国侨领。“七七”事变以前，他就主张抗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原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出洋来到美国。美堂伯组织华侨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活动来迎接他，表示了他对抗日爱国将领的支持。抗战以后，他在华侨中间积极宣传一定要抗战到底，并号召华侨踊跃捐款支援抗日。那时我们党提的三个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他都是拥护的。

    那时纽约华侨中的政治力量分三股：一股是致公堂，一股是国民党，一股是共产党影响下的进步群众。三股力量中，司徒美堂老人和进步力量团结在一起，孤立了国民党顽固派。皖南事变后，以致公堂各地的报馆为首的十家华文报（包括我们的《美洲华侨日报》，还有旧金山的《世界日报》），共同发表了“十报宣言”，反对蒋介石搞分裂自毁长城，要求团结一致坚持抗战，务必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司徒老人的态度是非常明朗的，他主张团结抗战，一致对外，反对内战。那时我们的《美洲华侨日报》同致公堂的《纽约公报》合作得很好，国民党反动派用种种方法挑拨我们两家的关系，但他绝不上这个当。记得有一次《美洲华侨日报》的报贩被国民党反动派打了，我们派去交涉的人又被抓了。第二天我有事到老先生那里去，当时他的挚友阮本万也在座。谈到侨报的人被打事时，老人很气愤，对我说：“要不要帮忙呀？”我感谢他的好意，但说明这件事我们自己可以对付。这不仅说明他关心我们，而且主持公道，大义凛然。

    司徒老先生为了加强“公共合作”（致公堂和共产党），还邀请我和当时《美洲华侨日报》的总编辑冀贡泉加入了致公堂。按照致公堂的规矩，他就成为我的“舅父”。他坚持团结抗日还表现在另一件事上。有一次，进步的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召开大会，向华侨宣传抗日，请他参加。开会的地方是在五层楼上，没有电梯，他也要去，硬是以70多岁的高龄爬上了楼。他就是这样一个意志顽强的人。

    汪精卫投降日本的时候，他发表声明声讨汪，态度慷慨激昂。抗战几年后，他当了国民党政府的参政员，回到重庆。他对国民党消极抗战，制造分裂和贪污腐化极为不满，公开表示反对。抗战胜利后，他返美国，反对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和贪污独裁。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国要召开政协会议，国内写信给我，叫我请司徒美堂老先生回国参加政协会议。我去看他，没说几句话，他就说：“我当然去。”为防止敌人知道这个消息后从中阻挠破坏，他警惕性很高，除了阮本万、吕超然等几个身边最亲近的之外，他一律保密。他回国的时候，我亲自由纽约送他到旧金山，一直看到他上了飞机之后，才返回纽约。过两天他到了香港，很快就由组织安排北上到了解放区。

    我所接触到的司徒美堂，是个坚强的爱国老人，坚决主张抗战，对那些消极抗战的人，骂起来可厉害呐！但他并不是因为你是某党的党员而骂你，只要你真正主张抗战，他就和你合作。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的统战原则就是看你是否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我是在1950年回国的，回来后第二天就去看望老先生。他那时候住在北池子，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后来又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逝世以后，我递补他的名额当了美洲华侨方面的代表。

    美堂伯去世已经32年了，但他作为爱国侨领的光辉形象一直深印在我的心中。

    198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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