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明理

    司徒美堂先生是近代美洲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在他诞辰120周年临近之际，我想起了他与陈嘉庚先生初次会面的一些往事。

    美堂先生漂泊美洲，嘉庚先生久居南洋，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的数十年间，他们天各一方，追求光明，共赴国难，尽管彼此早已敬仰，但却始终未曾谋面。

    抗战胜利后，又经过3年的解放战争，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即。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秋，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华侨民主人士正式代表15人，候补代表2人，嘉庚、美堂两位先生德高望重，在17人的名单中居于榜首。这反映了当时海外1000余万侨胞的心愿。

    作为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我于1949年5月5日陪同嘉庚先生乘海轮离开新加坡取道香港回国，6月4日到达北平。6月7日陪同嘉庚先生往西山会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6月15日到中南海出席政协第一次筹备会。随后又到东北观光、视察，直至8月30日才回到北平。

    美堂先生8月9日才乘飞机离开纽约取道香港回国，由于在香港为摆脱不怀好意者的跟踪，又担搁多时，直至9月4日才抵达北平。他比嘉庚先生正好晚3个月，所以没有赶上第一次筹备会。出席会议的华侨代表都下榻北京饭店，偏巧嘉庚先生住112号房，美堂先生住114号房，这样两位侨领便成了隔邻。

    一天上午，美堂先生的秘书司徒丙鹤先生兴冲冲地跑过来对我说，美堂先生要来拜会嘉庚先生，我旋即将这个消息报告正坐在沙发上的嘉庚先生。嘉庚先生闻后十分兴奋，“还是我们过去看望美堂先生才对”。说着他便站了起来向外走去，但这时美堂先生已手持手杖，站立在门口了。

    美堂先生旅美近70年，回国参加政协会议时，已年逾八旬了。那天他西装革履，红光满面，喜形于色，双目炯炯有神，看上去也就是70岁左右的样子。在大客厅落座之后，他们先互相致候，继而亲切交谈，可是美堂先生操广东四邑方言，嘉庚先生则说福建闽南乡音，结果谁也听不懂谁的话，真是令人焦急。幸好我与司徒丙鹤先生都能说北方官话，而且两人又各自熟知闽南和四邑方言，这样译过来译过去，才使交谈顺利进行。这次交谈意犹未尽，午饭后，嘉庚先生还回访了美堂先生。事隔多年，加之当时没有记录，所以这两位侨领初次会面交谈的内容细节，我已记忆不甚清楚了，但对他们双方之间流露出来的相见恨晚的心情，彼此敬重，以及对新中国充满信心的神态，至今还留有很深的印象。

    据司徒丙鹤先生的回忆，在美堂先生到北平赴会期间，有些别有用心的故旧打着洪门的旗号，曾多次到北京饭店求见。由于政见不同，积怨很深，美堂先生以“不到黄泉，毋相见也”加以回绝。与此相反，美堂先生却主动拜访嘉庚先生，足见他晚年确实找到了知己。

    9月17日下午，美堂先生与嘉庚先生一道在中南海勤政殿参加了政协的第二次筹备会。当晚，又兴致勃勃地出席了设在瀛台的宴会，他们二人并有幸与毛主席同席。那天我与司徒丙鹤先生始终陪同在侧，看上去这两位老人心绪极佳。

    席间，毛主席不时地为老人夹菜敬酒，并且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风趣地说：我们这一桌什么人都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有无党派人士、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陈叔老；还有妇女界廖夫人和华侨老人……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

    瀛台盛宴，令我终生难忘。曹操在《短歌行》这首诗中曾有“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名句。事实上封建统治者很难有这样的胸怀，只有中国共产党纳天下仁人志士，结成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才能做到这点。对此，二位老人有深刻的体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9月21日至30日举行。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全国政协的领导机构，制定了国旗，决定了国都、国歌和纪年，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会议期间，嘉庚先生以国外华侨民主人士首席代表身份发言，并联络他人，作了《引至侨胞回国投资》、《救济华侨失学儿童》、《在全国各中学普设科学馆》等7个提案，其关切国计民生之心，跃然纸上。

    美堂先生亦老当益壮，活跃异常。在政协会的开幕式上，他曾代表国外华侨民主人士致词，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他说：“我们华侨相信，我们的新政府是为争取广大人民利益的，我们坚决表示拥护！同时相信，我们既能把三大敌人打倒，我们就有办法把祖国搞好。比如，我们工业落后，要赶紧的生产建设，侨胞在新政府切实保障华侨正当权益的号召下，一定会踊跃投资，返回祖国来。中国有无尽的富藏，尚未开发，协助政府把自己的祖国搞好，这是我们华侨义不容辞的责任。”30多年过去了，美堂先生这番话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振奋，因为它表达了海外炎黄子孙的心声。

    全国政协会议结束后，美堂先生认为应“功成身退”，执意要回美国，后经周总理一再挽留，便搬到紫禁城边的一座四合院住了下来，在那里安了家。嘉庚先生在抽空到新加坡了结有关事务之后，也回国在福建家乡集美定居。此后，由于分处两地，加之言语不通，美堂与嘉庚先生除了有时在京开会见面外，再也没有相聚长谈。但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侨务工作的开展而尽心尽力，这点却是共同的。

    当年初到北平时，嘉庚先生以不懂普通话为憾，但郭沫若同志说：“心通胜于言通。”如果我们借用这句话来说明美堂先生与嘉庚先生的友谊那是十分贴切的。心通就是爱国之心，报国之志。的确，这是可以超越时空的界限，克服言语不通的障碍的。一百年来，海内外炎黄子孙之所以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恐怕心通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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