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璀

    我初次认识司徒美堂老人，是和陶行知先生一起，在1936年11月到达美国纽约以后。

    那正是国难方殷、国亡无日的时刻。日本帝国主义在攫取了我东北四省后，又觊觎我华北，明目张胆地策动所谓“华北自治”，企图在这个幌子下进一步占领我华北五省，而蒋介石则仍然采取对日步步退让，对内积极“剿共”的政策。中华民族真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北平的学生响应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号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35年12月9日和16日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喊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有名的“一二·九”运动。顿时，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了全国，而蒋介石则仍力图加以镇压。要求抗日救国和坚持投降卖国的两种力量进行着激烈的搏斗。

    就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学联”）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救国会”）在1936年5月末相继在上海成立了。这是全国学生和各界人士要求抗日救亡的爱国力量的大汇合。我国著名的大众教育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陶行知先生是救国会的发起人之一。救国会成立后，他被选为常务委员。他在那年7月出国，先到英国伦敦去参加世界新教育会议，然后前往日内瓦。我本是清华大学1936年的应届毕业生。参加“一二·九”运动后，因反动当局大肆逮捕爱国学生，我名列黑名单，在学校里不能再待下去，北平学联就派我到上海去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全国学联成立后，我担任宣传部长。1936年8月31日至9月6日，第一次全世界青年和平代表大会在日内瓦召开。全国学联应世界学生联合会的邀请，派我作代表前往参加。大会后，救国会和全国学联就委派陶行知先生和我作代表，前往法、英、美、加等国去向海外华侨和国际友人宣传抗日救国，推动和促进海外侨胞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争取国际友人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援。这样，陶行知先生和我，就在到了法国和英国之后，于1936年11月9日抵达美国的纽约。

    当时欢迎我们去的，除了美国的朋友外，在华人中，主要是留美中国学生和华侨中的爱国进步分子和同情抗日救亡运动的团体，司徒美堂先生领导下的纽约洪门致公堂就是其中之一。

    陶先生和我到了纽约后，遍访纽约的华侨社团和报社，不论其为左、中、右，都一视同仁。当时不少华侨的社团，因受国民党的影响，对我们的到来，采取冷淡或敷衍的态度。而司徒美堂先生领导下的洪门致公堂和中共领导下的衣馆联合会则热情友好地接待我们。

    记得我们到纽约不久，长期旅居美国的陈其瑗先生就陪着陶先生和我，去拜访司徒美堂先生。从陈其瑗先生的介绍中，我们了解到，司徒美堂先生是一位富于爱国精神和主持正义的老人。果然，老人十分热情亲切地接待并宴请了我们。虽然我们彼此讲的方言不同，因而在对话时，还要经过陈其瑗先生的翻译，但初次见面，司徒老人那种和蔼可亲、笑容可掬的神态和他的爱国热忱，就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不久，陶先生和我再一次去拜访他，向他进一步阐述救国会和全国学联关于团结御侮、抗日救亡的主张，他都表示完全同意和十分赞赏。

    11月23日，国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救国会以沈钧儒先生为首的七位著名领袖竟被蒋介石悍然逮捕入狱。陶先生和我得知此消息后，就动员美国几位知名的学者如杜威、爱因斯坦等人致电蒋介石政府表示“不安”和“严重关注”。同时，我们又和陈其瑗、冀朝鼎等在侨胞中发起援救“七君子”运动并发表旅美华侨告海外同胞书，揭露南京政府镇压抗日运动的罪行，要求释放爱国主义七领袖和对日抗战。司徒美堂先生也义愤填膺地签了名。陶先生这些活动更激怒了蒋介石，他就悍然下令通缉陶行知。蒋介石明知陶先生当时正在美国，不可能把他“缉拿归案”，但还是明令通缉他，这是有意打击陶先生在美国的活动，给他制造困难。当然，这是吓不倒陶先生的。但是，在派别林立的侨团中，原来对我们冷淡的，当然就更加疏远我们了。这确实给我们在华侨中开展工作增加了困难。

    就在这样的困难时刻，司徒美堂老人却向我们伸出了热情相助的手。首先是他邀请陶先生和我参加洪门致公堂。陶先生和我考虑到要在华侨中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必须在华侨中有一个依靠的力量；而洪门致公堂正是以忠诚爱国、义气团结和互助互济为宗旨的侨团，而且它的组织遍布全美洲各地，它的领袖之一司徒美堂先生又正是一位大义凛然的爱国老人。因此，陶先生和我就欣然同意了。1937年2月，陶先生和我经过一个相当隆重的仪式，加入了洪门致公堂。从此，司徒老人对我们就更亲如一家了。

    由于国内七位爱国领袖的被捕，以及蒋介石政府对爱国运动的加紧镇压，救国会和全国学联的组织都已被迫转入地下或半地下，陶先生本人又遭通缉，因此，陶先生和我暂时不能回国了。我们就决定争取时间，到美国各地去进行活动，介绍国内救亡运动的情况，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争取华侨与国际友人的同情和支援。这时，司徒美堂老人又给了我们以宝贵的支持和帮助。他慷慨地资助我们路费，并通知我们所去各地的致公堂给我们以接待和资助。正是在他老人家的支持和帮助下，陶先生和我才得以成行。我们到了从美东到美西的许多重要城市，如华盛顿、波士顿、底特律、芝加哥、费城、西雅图、旧金山等。在所有这些地方，都受到当地致公堂组织和堂友们的热烈欢迎和接待，使我们在华侨中的宣传工作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这首先应当归功于司徒美堂这位爱国老人对我们的工作的大力支持，而这也就是他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力支持。必须指出，在当时相当困难的形势下，这种支持尤其难能可贵。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全面抗战开始。华侨中的爱国热情高涨，出现了救国大联合的局面，我们的工作也比较好做了。那年8月，我离美赴欧。陶先生则继续在司徒美堂先生和致公堂的大力支持下，在美国、加拿大和拉美等地执行其“国民外交使节”的任务，直到1938年10月才回国。

    为了纪念司徒美堂先生诞辰120周年，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向我约稿。我考虑到，现在陶行知先生早已去世，当时和我们常在一起工作并了解上述情况的陈其瑗、冀朝鼎、余光生等同志也都已不在人间。我作为一个幸存者，感到自己有责任把上述情况写下来，作为对司徒美堂老人的纪念，也用以表彰这位爱国老人支持抗日救亡运动的功绩。但因手边全无当时的报刊及有关资料，故只能凭记忆所及，写下这篇短文。不足之处，请司徒老人的亲友故旧指正。

    1987年盛夏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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