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猛

    司徒美堂先生本名羡意，字基赞。洪门人士称他五叔的原因是他行五，所谓“叔父”是对“大佬”的尊称。所以，我从来不叫他五叔，而称他司徒叔。我的父亲张云田与司徒叔同是华侨，又同为三合会、兴中会，同盟会成员，且是洪门兄弟，所以家父在孙中山先生指挥的镇南关战役牺牲后，司徒叔一直把我视为子侄。

    身在大洋彼岸的司徒叔对孙中山先生是十分敬重的，做了许多难能可贵的工作，不论人力、物力，他全倾其所有来支援国内革命。记得我在孙中山先生身旁担任交际副官的几年里，孙先生曾多次讲过：“司徒美堂自从1904年我到美国宣传革命，一直是支持我的。推翻清朝帝制后，我请他回国任职，他却不回来做官，他是大好人啊！”

    1932年淞沪抗战，我以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身份参加抗日战斗。在前线，我们收到司徒美堂先生的电报，他组织了华侨筹饷总会，支援我们。

    抗日战争胜利后，司徒叔兴高采烈地回国。这班为辛亥革命、抗日战争都曾出钱出力，功在国家的老华侨住进了当时上海的大酒店扬子饭店。不料想，蒋介石连“革命之母”（孙先生评语）的房钱也不付。结果司徒叔穷到付不起房租，搬进横浜桥福德里暂居。

    八年抗战时蒋介石给了司徒叔一个“美洲华侨宣慰使”的名义，不但不开薪水，而且连路费也不给。因此，我的父执朱兆莘之子朱树楠陪司徒叔向蒋介石讨账。司徒叔讲：“薪水我不要了，宣慰侨胞的旅行路费三万美金用的是致公堂的公款，你得还上。”蒋介石不还钱且不说，却把吴铁城推出来说：“政府的钱不给异党用。”还说，“你们为什么要回来？”气得司徒叔摔了茶杯，大骂蒋介石连人格也没有。

    司徒叔陷于寸步难行、进退两难之境后，我也没有办法尽子侄辈孝道——当时蒋介石已逼我退役，把将军肩章摘了去。不忘旧交的是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副主席两次亲至司徒叔寓所看望他，请他出席中共和民主人士举行的茶会，并邀请他到解放区参观。

    1946年冬天，国大开锣前夕，蒋介石让杜月笙送来3000美金和“国大代表”一柬，司徒叔拒不从命。杜月笙不知深浅地说：“蒋总裁的为人你不知道。他不高兴你就会吃亏。”司徒叔大怒：“司徒美堂的为人你们也知道，何曾是个好惹的！”司徒叔事后说：“天大事，不过拼一条老命！”

    1947年，我们为司徒叔庆祝80寿辰。长长的寿序中签名者有于右任、黄炎培等150余人，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也都签了名。我和谭煜麟（我任孙中山副官时的勤务兵，黄埔一期生）作为发起者之一，自然也签了名。那时，各派政治力量都在拉这条“老命”。此后不久，司徒叔拂袖而走，住进朱树楠在香港罗便臣道的房子，不久转赴美国。离开香港前，他会见了李济深（代表民革）、连贯（代表中共），写了“上毛泽东主席致敬书”，表示拥护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为解放祖国努力。

    1949年9月4日，司徒叔回到祖国的北平，参加政协会议，耄耋老人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夏天，我再次见到了他。

    1950年，南京两广同乡会推选我爱人潘素晴任两广中学校长，主持恢复该校。同时请我和潘素晴北上，请李济深任该校董事长，司徒叔任副董事长。我见到司徒叔后，他十分高兴，当即表示同意，并且亲笔写了同意任副董事长，委托我代行工作的函件。可惜的是，这间学校因很复杂的关系未能恢复。

    我和司徒叔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南京中山陵，当时我任中山陵拱卫组副组长。听到司徒叔要来谒陵的消息，我们安排了一顶四人轿子抬他（因他有脚疾，年事亦高）。司徒叔来到灵堂献花后，向我问长问短，非常关心陵墓的一切，并且问我的生活、学习、工作。我回答说：“您看我这不是很好吗？”他欣慰地笑着说：“孙先生奋斗一生，今天有结果了。好！好！”

    尊敬的司徒美堂先生一生爱国，一生奋斗，新中国成立后，老当益壮，忠于人民；正像廖承志在司徒叔的公祭大会所说：“他一生的道路，反映着国外爱国侨胞从鸦片战争以来所走的道路。”他是我和所有爱国者的伟大楷模。

    1983年6月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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