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制“东风”113的日子

    《中国国防科技人才培养纪实》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确凿的记载：“1958年秋冬之际，‘东风’113起步，哈军工三期空军工程系一科学生宋文骢参加了‘东风’项目，分到沈阳112厂设计室，担任该型飞机总体设计组组长。当时负责‘东风’113飞机发动机设计的马明德、罗时钧两位教授也直接参与了112厂的研制。”

    这就是说，宋文骢其实还在大学期间，就在老师带领下，开始参加飞机设计研制工作，并且，他那时就担任了当时国内自行研发的最先进战斗机总体设计组组长！

    一个还在大学三年级读书的青年学生，就担当如此重任，纵观整个世界飞机设计史，恐怕还十分罕见！这让人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事情的缘由是，当时正值“大跃进”期间。1958年3月，第一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制定了15年发展纲要，提出奋起直追，力争15年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奋斗目标。同年7月26日，我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架喷气教练机歼教1首飞成功。受到鼓舞的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上讲：每个公社都要把公路修通，修一条宽一点的洋灰路和柏油路，不种树，可以落飞机，就是飞机机场。

    显然，这个主观愿望是美好的，只是脱离了当时的国情。中国航空工业从修理走向制造，通过苏联帮助和自己实践确实积累了一些经验，有了一批素质较高的航空人才，但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有些不谨慎了，可能认为飞机设计制造非常容易，不切实际盲目追求高指标，还掀起了“超英赶美”、“全民办航空”的热潮。

    作为还是青年学生的宋文骢，自始至终亲眼目睹和亲自参与了这场“全民大办飞机”运动。

    从当时的报纸上，宋文骢连续不断地看到各地造飞机传来的喜讯：1958年9月15日，上海“飞龙”号水上飞机实现首飞；1958年9月29日，哈飞“松花江一号”实现首飞；1958年9月23日，北京航空学院“北京1号”首飞成功……一时间，让人感觉似乎造飞机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这样的气氛下，连非航空系统也跃跃欲试想造飞机了。

    其实，当时造飞机的情形，就有点像农业“亩产一万斤[1]”报喜一样，各地首飞的19个型别的飞机，大都是采用现成的发动机、一部分现成的飞机零件匆匆组装而成。除了在全民中普及飞机知识外，别无重大的实质性成果。

    在这样的形势下，设计制造“东风”104、“东风”107，乃至“东风”113战斗机的方案应运而生，相继出台。战斗机用“东风”命名，意为“东风”压倒“西风”。

    “东风”113飞机，是哈军工空军工程系师生1958年设计的一种高空高速战斗机，确定飞行Ma2、升限高于20千米。开始是作为一种教学活动，并没有打算投入试制，后来得到陈赓、刘亚楼以至彭德怀等军队领导的支持，确定进行试制。接着，按国防科委意见，考虑到其作战对象为美国F-104、F-105及B-58超声速飞机，将设计指标提高到Ma2.4、升限20千米。

    9月完成初步方案论证和方案审查，10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进行审议，会后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并得到正式批准。该机由哈军工师生设计，飞机及其发动机试制任务分别由112厂和410厂承担，与“东风”107飞机的试制同时进行。

    1958年11月，第一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奉命下达了研制“东风”113的决定。哈军工立即行动，决定由空军工程系教研室副主任马明德教授负责学院低速风洞设计建设；院理论力学教研室主任陈伯屏教授负责“热障”攻关；陈教授与空气动力学罗时钧教授、航空发动机教研室副主任董绍庸教授带领一、二、三期学员，约400人下到工厂参加研制。

    宋文骢这一期学员，此时正好完成了大学主要课程的学习，进入毕业设计阶段——宋文骢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来到国营112厂，在第二设计室（“东风”113项目设计室）参与飞机起落架设计。为解决前起落架的收放难题，他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计算尺”式方案，紧接着又让他进行机身第五框的设计（与起落架位置相关）。

    宋文骢的这两项设计，尽管没有经验，但常规计算分析上手快、打样画图有一定的基础，技术上也有独到之处，领导和同志们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很快就让他挑起了总体设计组组长这一重担。

    1959年11月，上级机关为了加快“东风”113飞机的设计进度，采纳了暂停“东风”107项目研制的建议，将第一设计室（“东风”107项目设计室）与第二设计室合并，宋文骢担任新组建设计室的总体组组长，继续“东风”113项目的研制。

    还是一个学生，宋文骢就能直接投入到飞机设计工作中，并且还让他担当如此重任，可见领导当时对他是何等信任，同时也说明他成长很快，确实是空军工程系学生中的佼佼者！

    宋文骢在研制“东风”113工作中，主要负责总体协调、全尺寸样机协调工作。一干就是几年。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在如火如荼的1000多个日夜中，他满怀热情，不分白天黑夜忘我地带领组里的其他同志，埋头于自己的设计研制中。这几年，他基本没有节假日，没有其他年轻人那样的花前月下，也没有回家探望过父母和亲人。在生活困难时期，他们也和全国人民一样，过着节衣缩食的艰难日子，这对于整天处在超强度工作中的一个年轻小伙子来说，其中的甘苦可想而知。

    昼夜兼程，连续苦战。

    就这样，在“东风”113设计研制的几年中，宋文骢领导的总体组完成了总体三面图绘制及全尺寸样机研制。工作中，他不时来到工作现场，拿着设计图样，对比着复杂的样机，认真协调并苦苦思索着。从飞机设计研制的体制到飞机设计的指标，从飞机设计的结构再到飞机的设备配置，他都一一进行着分析。

    到最后，他对飞机设计逐渐入门后，对“东风”113这种先进机型的各种战术技术指标，以及当时我国所具备的工业基础条件，也进行了认真分析对比。分析对比的结果，使他认识到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而这种差距是在短时间内还不可逾越的。如只是一厢情愿地不断提高飞机的战术技术指标，不抓好基础和预研工作，在短时期内要搞出这样高指标的飞机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对于宋文骢来说，整个“东风”113研制过程，使他更深入实际地学习了航空知识，更熟悉和掌握了飞机设计技术，极大地提高了他的专业水平；更重要的是他直接从事了总体设计，经历了飞机设计从气动布局选择、总体方案确定、各主要系统的协调，以及飞机设计全过程真刀真枪的锻炼，摸索并积累了飞机总体设计“着眼全局协调各系统，总体牵头一条龙推动”的一些宝贵经验。

    在那些高强度劳动和经历挫折的日子里，宋文骢的心情也和所有参加研制的同志一样，既存疑惑又异常沉重。在更深入的思索中，他竟然发现我们仿制的苏联飞机结构，还存在不少设计缺陷；我们照搬的苏联飞机研制的体制，也存在着不少不适合中国国情问题——这为他后来作为总设计师时，坚持要打破旧的研制体制，坚持走自己设计的道路，以避免失败，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心里憋着一股劲

    “不按科学规律办事，这是做一切工作的大忌。从事航空工业，特别是搞战斗机，绝不能搞大轰大嗡急功近利，更不能抱任何侥幸心理。飞机上任何一个微小的瑕疵，都可能酿成大祸。所以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才能做到万无一失！”几十年的工作实践告诉宋文骢这个真理，他又把这个真理告诉和他一起搞研制的同事们。

    宋文骢是个尊重科学甚至敬畏科学的人。他对急功近利违背科学的做法，从涉足航空领域以来，就非常反感；对飞机制造领域中惨痛的教训，他都时刻铭记在心——这就是他后来担任总设计师后，所主持的两个新型号飞机，研制全过程中飞了上万个起落，从未摔过飞机，也从未出现过人身伤亡事故的真谛所在。

    在研制“东风”113那段时间，当时112厂正在批量生产米格-19飞机。还是在那个“大跃进”热浪中，由于主观愿望脱离客观实际，片面追求速度和数量，破除了一些合理的规章制度，盲目搞产值翻番，加之这是照猫画虎仿制的苏联飞机，对飞机性能结构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造成飞机质量急剧下降。厂里试飞车间停放着上百架飞机，因为质量事故频繁发生，连续发生多起飞行等级事故，造成飞行员伤亡。工厂因此被迫进行停产整顿。

    此时，宋文骢正在厂里设计室工作，担任总体组组长。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60年6月，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带走了全部飞机图样资料，而且停止了设备和零部件供应，这对刚刚起步的中国航空工业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雪上加霜。

    苏联人说走就走了，连“再见”都不愿多说一句。国营112厂试飞车间里不论是装好还是没装好的飞机，像被人随手抛弃的一堆钢铁垃圾，只能可怜兮兮地躺在厂房角落里，做着浑浑噩噩的梦，盼着云开日出的日子。

    在那些日子里，宋文骢经常心情抑郁地徘徊在试飞车间的机群里。望着这些长着翅膀，却飞不上天；即使飞上天，又不能保证其安全的飞机。他惋惜，他痛心，有时甚至感到愤怒：难道我们就只能永远这样照着葫芦画瓢，只能仿制别人的飞机？

    “长年啃别人嚼过的冷馒头，就只能永远当个可怜的乞丐；一辈子照猫画虎，至多成就个高明的画图匠，而永远成为不了一个艺术大师！”

    1960年春天，按原先的协议，苏联派出一组专家来华咨询，这是我国设计人员第一次接触苏联的飞机设计专家。大家本着虚心求教的心情，对“老大哥”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但有的专家在中国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居高临下目中无人的神气，那种不容置疑的说话口气，让宋文骢始终不能忘记和释怀。他记得有一次，和几位苏联专家一起开会讨论问题，一位专家发言时掏出一个工作证大小的本子，上面用俄文记着一些符号，我们一位同志无意识地凑过头去，这位专家对我们的同志睨了一眼，立即就神秘兮兮地把小本子合上，好像生怕中国人偷看了他上面的什么秘密似的。会后，苏联专家竟还小题大做提出了抗议。

    这件事让年轻的宋文骢受到很大的刺激，以至几十年后的今天，他还念念不忘这件小事。

    从那时起，宋文骢就暗暗悟出了一个道理，别人的儿子再威武再英俊，毕竟是别人的儿子，光羡慕没有用，光嫉妒也不行，只能下决心自己也养出个威武英俊的儿子来！别人的东西可以学习借鉴参考，但总是如履薄冰似地照别人的脚印走，是没有出路，没有不失败的。

    他立下志向，决心要走出一条中国人自己设计研制飞机的路来。

    但，宋文骢既没啃过洋面包，没进过哈佛剑桥，头上也没有戴过博士、硕士的帽子，他是不是有些想入非非、不自量力？

    还好，宋文骢是个低调的人，当年他没对人声张他的这些想法。他只能把这想法深深埋在心里，在心里暗暗憋着一股劲，暗暗在往这方面做着准备而已。

    成就和塑造一个卓越的人才——

    人的天赋是客观存在的；

    成长的环境与历史的机遇也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我们绝不要轻视了宋文骢这个人的毅力、耐力、智力和顽强的战斗力。

    到六院一所报到

    1959年11月，国防科委提出必须加快“东风”113飞机试制，争取向党的40周年献礼的建议后，有关方面决定暂停“东风”107飞机的研制。将第一设计室与第二设计室合并，在组建新的设计室里，宋文骢仍然担任总体组组长，继续“东风”113项目的研制。

    由于苏联撤走专家，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次研究解决航空发展问题，最后决定由国防工委、国防科委和空军等有关部门，集中现有的设计研究技术力量，组建国防部第六研究院。1961年6月国防部第六研究院正式成立。8月新组建的国防部第六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在沈阳诞生，该所集中了当时国内有限的飞机设计力量，由112厂飞机设计室、哈军工参加“东风”113飞机设计的师生和空军第一研究所组成。该所部队番号为总字922部队，代号601所，即六院一所。

    六院一所第一任所长是刘鸿志，政委瞿曾平，副所长徐舜寿、叶正大、郭屏、周景良，总设计师是黄志千。

    8月，宋文骢接到上级通知，到六院一所报到。

    在此大的背景下，宋文骢所在的研究室，正式归属沈阳六院一所。他的工作也有新的调整，担任气动布局组组长。

    说是报到，其实宋文骢还是在原来的地方上班。当时新组建的601所还没有自己的所址。直到1962年8月，沈阳炮兵侦察学校调整到重庆后，601所接收了该校的地盘，才正式有了落脚之地，结束了两市三地分散的状况。

    601所区远离市区，位于沈阳后塔湾。这里原是日伪时期的兵营，1952年由炮兵学校接收修建起来的。说起来，这里虽说交通不便，但环境还算不错。进入前塔湾，抬头就可看见矗立于高岗之上，建于辽代的高33米、八角飞檐13层的无垢净光舍利宝塔，此塔是沈阳的重点文物；旧时这里还东连昭陵，南临沼泽，古色苍苍，气韵不凡，是著名的游览之地（“塔湾夕照”还是沈阳八景之一）。

    宋文骢到这里时，601所大本营还驻在小河沿，条件还十分艰苦。后来620所徐钧的一段经历就是生动的写照：

    “601所那时根本没有什么招待所。我到所部后，他们让我住进了一间二三十米的大房间，房间里空洞洞的只有我一个人。4张长条的课桌一拼，就算一张硬板床，虽然高了点，但还算宽敞，可怜的是没有蚊帐。当时正值8月盛暑，沈阳的气温也相当炎热，小河沿的蚊子多而大，晚上睡觉时一群群‘蚊式战斗机’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群起而攻之，实在无法安眠。我从‘床’上跳了下来，还是到外面转转凉快凉快吧！已经是深夜12时，夜色深沉，四周静悄悄的。该所科技人员用来学习和工作的像我住的‘招待所’那样的‘研究室’里，却依然灯火通明，透过那没有帘子的窗户，可以看见好些同志仍正襟危坐着在看书学习或绘图什么的。我不禁肃然起敬！”

    “我们新中国的科技人员，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对事业依然孜孜不倦，这是什么样的精神啊！我回到招待所，爬上‘床铺’，穿好长裤和袜子，脱下军服蒙住脑袋，以防止蚊子的袭击，半睡半醒地直到天明……”

    当时徐钧同志是代表上级机关从北京来所里作调查的客人，他所遇到的情形如此，对宋文骢他们这些刚到此地的青年职工来说，他们的生活工作情形就可想而知了。

    工作条件尚且如此，生活的条件就更艰难了。

    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整个国家都处在极度的饥饿之中，从国家领袖到一般平民，都在勒紧裤带过苦日子。像宋文骢这样属军队编制的科研人员还好一点，原地方职工每月的供应粮食只有27斤，其中苞米等粗粮占大多数，每月供应的油和副食品十分稀缺。那时，营养不良患水肿病的科研人员比比皆是，挽起裤腿，腿上一按就是一个窝；下班回宿舍时，走着走着眼睛就发黑。

    所长刘鸿志回忆道：“那时正值三年灾害后期，粮食短缺，物资供应困难，各类人员供给标准和待遇各不同，地方职工粮食定量低，许多人吃不饱，不少同志身体素质差，身患各种疾病，各项工作都受到影响。当时我们一是多方奔走，请求沈阳军区调拨了一批粮食，以解燃眉之急；二是在苏家屯办起了农场，种植粮食和蔬菜，使职工能得以吃饱肚子；三是开展医疗服务，使有病职工得到及时治疗……”

    宋文骢和他的同事们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自始至终参与了研制“东风”113的工作，对手里的工作一刻也没有松懈。但随着研制过程的深入，遭遇的问题实在太多，1961年7月1日向党的生日献礼计划失败后，国防科委和空军最终只能面对现实，忍痛放弃“东风”113研制，继而转入基础研究，积蓄力量准备东山再起了。

    从几十年后的今天来看，客观冷静地讲，尽管当时“东风”113的研制脱离了我国国情，最后以下马告终。但我们没有任何值得讥诮它的必要和理由。我们且不说当时国家下决心研制它的初衷是好的，它的研制过程蕴涵和振奋了民族自强自立的精神；就是对一种新机型而言，它是一匹横空出世的领头骏马，由此带动了我国一批前沿性技术的发展，积累了飞机设计研制丰富而宝贵的正反面经验，一批像宋文骢这样后来的飞机设计大师的设计生涯也从这里开始。

    “几年的‘东风’113研制，虽然艰难，对我而言，是获益匪浅。如果是爬山，至少使我爬上了一个山头。站在这个山头上，不敢说一览众山小，至少使我开阔了视野，看到了更高更远的地方。”宋文骢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时，他客观地总结道。

    收集分析敌机残骸

    1961年8月2日，蒋军一架美制侦察机窜扰我福建省上空，被我空军部队击落。

    8月中旬，国防部六院值班室突然接到军委空军司令部通知，要六院参加空军对敌机残骸的收集分析工作。凌晨3时，六院负责此项任务的副院长韩顾三明确指示601所派一名专家前往福建现场。

    当天，宋文骢正式接到上级命令，要他立即赶到福州机场。

    刚到601所的宋文骢简单收拾了一下，立即出发匆匆赶往南方。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收集分析敌机残骸的这项工作对宋文骢来说，它的意义真是太大了。他早就意识到，只有对敌人的装备摸透弄清，才能扬我之长，攻敌之短，方能克敌制胜。从他在航校接触飞机起，以后当机械师、搞总体设计，接触的绝大多数都是苏联飞机，对当时美国的飞机基本没有接触过。收集这些飞机的残骸，就可以从中分析出这些飞机的设计思想、外形结构、性能装备和特种材料等，这对和苏联飞机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研究设计我们自己的飞机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作用。

    这是他第二次参加对敌机残骸的收集检测工作，此前他就代表总体设计单位参加了我空军击毁的美制RB-57D敌机的残骸收集研究。

    那几年，美蒋的飞机经常对大陆进行侦察骚扰，不时就派遣飞机对大陆纵深目标实施高空侦察，因其飞机性能好，飞行范围广高度高，很少受到打击。1958年10月，一架RB-57D敌机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由浙江温岭窜入大陆，高度19千米、时速750千米，沿津浦铁路径窜华北。当夜被我新组建的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击落。

    那次，宋文骢参加对这架飞机残骸的收集检测工作，让他开了眼界，了解了一些美制飞机的结构性能情况。

    8月的南方，天气还很炎热。六院韩顾三副院长和宋文骢一赶到福州，立即就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听取了空军部队汇报这次战况，随后乘坐部队准备好的一辆军用吉普车，一路奔波当天就赶到敌机残骸现场。

    这架飞机同样是RF-101电子侦察机，属美制蒋机，当时台湾只有3架，机身上装有众多电子干扰与侦察设备。同时这种飞机是一种上单翼、翼展较长较大的双发飞机。当时，这种飞机经常在夜间从台湾起飞，潜入大陆飞行，偷录和偷拍我军地面雷达、通信等电子设备波段和信号等。这次该机在大陆上空被我空军部队成功拦截。

    宋文骢他们赶到现场时，部队已有人员在清理现场，飞机已面目全非，发出难闻的焦臭味。

    宋文骢等人立即分头紧张地收集和整理各种残骸和设备。

    尽管RF-101是一架侦察机，在当时来讲技术也比较落后，但它是在F-101A战斗机基础上改装的，因此它具有很强的战斗机设计的技术特点。该机后半部机身燃烧破坏严重，但前、中机身和部分机翼还大致保持外形。经过紧张工作，飞机内部大批电子设备被陆续清出，各种电子设备品种繁多，摄影设备、红外摄影胶片盒还比较完好——几天工作下来，宋文骢觉得这次的收获还真的不小，比前次收获还大得多。

    后来，该机运回北京南苑空军机场，集中有关部门和单位展览参观后，除电子干扰、摄影、侦察等设备由空司情报部门进行分析处理外，飞机其余部分就由研究设计单位进行处理分析了。

    后来，我空军和海军航空兵、防空部队，先后击落美制蒋军RF-101侦察机、美军U-2高空侦察机和F-4B飞机等。在几次对美制蒋机残骸进行收集测检工作中，宋文骢对这些飞机的布局设计、设备，乃至飞机蒙皮的厚薄，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不分白天黑夜，都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反复来琢磨它们、研究它们。通过较长时间的分析研究，使他对美国飞机的材料、构造、性能、装备、设计理念和思想，都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这为他从事飞机设计提供了很好的理性和感性认识。

    外机研究与自行设计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在后来的设计中，宋文骢的不少研究心得，都灵活地运用到了新机的设计中。如在研究F-4的气动布局，对其吹气襟翼、平尾、发动机位置等设计特点，他都颇有心得。

    这期间，宋文骢就像一个坚韧不拔的钻井工人，咬定青山，不停息地往地下钻去；往下钻得越深，他就对地层深处的地质情况就了解得更透；只有对地下的地质情况了如指掌，才能发现和开采出有价值的富矿来。这就应了古人一句话“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也！

    摸透米格-21飞机

    中国飞机发展历程中的一些重大事件或决策，往往都离不开当时国内国际的大背景。

    1961年3月，中国和苏联两国政府在莫斯科签订技术援助协定。苏联同意给予中国米格-21飞机及其发动机特许生产权，提供生产技术资料和20架米格-21飞机的散装件。国内的规划是在米格-21飞机资料到达后，即开始仿制工作，负责仿制的112厂在1961年上半年就研究提出了试制安排计划。

    由于当时正在仿制的米格-19飞机出现了许多质量问题，六院院长唐延杰中将根据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意见，率有关人员到工厂调查了解米格-19生产情况，认为应该推迟米格-21仿制工作，集中力量突击解决米格-19的问题。

    国防科委批准了这个建议，同意暂缓米格-21仿制工作。要求一方面继续解决米格-19生产问题，一方面对米格-21进行技术摸透，为仿制做好准备，也为今后自行设计战斗机创造条件。

    六院和第三机械工业部（简称三机部）下达了《关于62式机摸底指示》，具体要求是以六院为主摸透米格-21飞机，摸透设计思想、掌握设计技术、吃透设计原理、搞清其设计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为我国自行设计比米格-21性能更好的飞机创造条件、奠定基础。

    就这样，六院系统上上下下掀起了摸透米格-21和学习基本功的高潮。601所技术副所长、著名飞机设计师徐舜寿提出学习基本功要像“熟读唐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那样下功夫，实际上是要求大家深入学习后博采众长。宋文骢听了传达，他隐约感到，从这个报告和指示中可以看出，此时航空工业已从发热的状态中冷静了下来，进入到实事求是研制飞机的正常轨道。这对早就想搞我们自己的战斗机的宋文骢来说，无疑是一大喜讯。

    宋文骢立即组织布局组的同志开展工作。熟读米格-21各册说明书、规范性能计算程序、摸透气动布局、研究作战使用，进而深入研究米格-21的各种布局参数及改变参数的敏感性影响。这些工作为后来的新机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这项工作刚开始并不一帆风顺。有的同志嘀咕道：“盲人摸象，何必劳民伤财，直接仿制不就可以了吗？”“以前米格-17、米格-19，也没有完全摸透，不是也照样仿制出来了吗？”“真是无事找事，摸透摸透，何时何样为透？”

    一个哲人曾经说过：“观察和思考就像一对智慧的车轮，载着睿智的人不停地去捕捉大自然中无尽的奥秘。”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是搞科研工作最大的忌讳。

    宋文骢当了几年的机械师，又系统学习了几年专业知识，再搞了几年的“东风”113，说起来，他既有理论的素养，又有实践的磨练，对飞机应该是比较熟悉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飞机的了解越深，越是觉得飞机这东西身上蕴涵的学问太深了，就是倾尽毕生的心血，也未必能完全摸透它。

    “飞机特别是战斗机这东西，它是一匹难以驾驭的野马。驾驭它的人，稍不留心，就会被它从背上摔下来，再尥上你两蹄子！”一位搞飞机设计的老同志告诉我们。

    对于摸透米格-21飞机，宋文骢有自己的想法，他对组里的同志开诚布公地谈过自己逐步形成的一些观点。他认为：摸透的目的不是为仿制而仿制，在全面摸透摸深后，要为自行设计打好基础，为研究自己新的机型做好准备。摸透不能只孤立地强调几个战术技术指标，而要注意飞机全面综合性能的研究，才谈得上将来的自行设计，特别是我们搞气动布局的。但不能就事论事，孤立地来摸自己范围的技术。

    其实，宋文骢对摸透飞机的想法与做法，已大大超出了他工作的范围。

    当然，他也有自己还没来得及告诉别人的目的——有朝一日，自己一定要设计出属于中国人的飞机来。

    所以他付出了常人不可想象的时间和辛苦。

    “这就好比一只蚕儿，你要一口一口去啃桑叶，然后慢慢长大；长大之后，你才能吐丝结茧成蛹；再经过痛苦的蜕变，你才能破茧成蛾！”同志们都说，宋文骢对摸透飞机的看法的确有些标新立异、别出心裁。

    冬去春来，燕来雁归；日起月落，早晨黄昏——这一摸，宋文骢就整整摸了3年多，又是1000多个日夜！

    尽管如此，对一个建所不到两年，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的科研机构来说，在摸透2倍声速这样一个复制机种的任务中，鼓干劲、用脑子、高标准、严要求、边摸索、边前进，大练基本功，新老设计人员的技术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许多老同志都十分怀念那一段迅速成长的岁月。

    “米格-21飞机的摸透时期，自己逐步走上了正规的自行设计轨道，并对本专业的创建打下了技术基础，为后来的自行设计建立了专业，培养了人才，结合‘东风’113号机的教训得以从实际出发，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歼8方案，算是做了一点贡献……”这是宋文骢对自己那一阶段工作的小结。

    这就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宋文骢！在摸透米格-21飞机工作中，他不但为本专业的创建打下了技术基础，为下一步自行设计飞机建立了专业，而且还培养了专业方面的人才，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新型号飞机的方案！

    前面说过，我们不能轻视了宋文骢这个人的毅力、耐力、智力和他顽强的战斗力。

    从开始摸米格-21时，宋文骢刚好是30岁出头小伙子，到他摸透结束时，已经是快35岁的壮年人了。像他那样年纪的人，人家早就安家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了。他还每天抱着图样资料，拿着一只碗，形单影只地上办公室或职工食堂，和他同时上学、同到单位的同学、战友，他们的孩子早就上小学、甚至初中了——可直到这时，宋文骢竟然还是单身汉一条！

    “是啊，那些年，宋文骢把他的全部心血和智慧，乃至青春年华，都献给了他的理想，献给了中国的飞机……”在采访他当年的战友们时，大家都这样评价他。

    创建战术与布局专业

    飞机是人类仿生学的产物。

    宋文骢进了航校之后，这才知道，尽管人类很早就有了模仿鸟类飞行的愿望，并试图按照鸟类生理构造设计制造飞行器，但都没能获得成功。但可喜的是，人们后来终于意识到，他们对作用于穿过大气物体表面上的升力和阻力一无所知，并进一步认识到，要想在天上飞行，就必须要了解飞行器周围空气的运动状态。这就是空气动力学研究的问题。

    搞飞机设计，必须学习掌握空气动力学的知识。

    宋文骢领导的气动布局组就属于空气动力学这门学科的范畴。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的战斗机研制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如何迈好自行设计的第一步，将直接影响中国今后战斗机研制的发展道路。

    在研制“东风”113飞机的过程中，宋文骢渐渐意识到，飞机气动布局设计不仅限于飞机的气动外形设计，还包括各种气动参数的选择，以及一些与气动特性有关的综合设计。“我们中国要自行研制超声速的飞机，首先要解决和突破气动布局问题”，他的想法，与搞气动力研究的方宝瑞等同事一拍即合。

    尽管这个学科领域也有一些气动力的理论公式和分析方法，但在工程型号设计中，仍然还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研究、需要探索、需要澄清；尽管缺少资料，缺少试验条件，甚至缺少一些基本的工程经验，困难重重，但这是飞机总体设计的一项基础性、实践性和工程综合性很强的必不可少专业技术。不管再艰难，都必须在这个地方摸索前进。

    同时，在研制“东风”113飞机的过程中，宋文骢还注意到，战斗机作为一种武器系统，有其特殊的作战用途，在设计上与一般飞机有所不同。首先必须明确这种飞机的作战环境、作战目标、作战方式的要求，这是战斗机设计的基本依据，也是衡量战斗机设计成功与否的重要准则之一。

    是呀，战术技术和气动布局，应当是一个关联性很强的整体，怎么能分开呢？一架性能优良的战斗机，既是当时航空技术水平的最高综合，又必然是航空技术与作战使用需求完美结合的产物。可是，在我们照搬苏联的飞机设计机构中，并没有战术气动布局专业——飞机的使命任务、战术技术要求论证、气动布局选择，以及总体方案设计等，都不是在飞机设计局做的。

    宋文骢陷入长久的苦闷和思索中。

    在不断的比较和分析中，年轻的宋文骢认定苏联这种体制的做法不一定是金科玉律，并不符合中国国情。他翻遍国外的技术文献资料，然而也没有“战术技术论证、气动布局”这样的专业——但，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它呢？

    在苦闷和思索中，宋文骢决定不顾领导的误解，同志们的规劝，想在战斗机研制中创建一个专业。他给这个专业取了个名字，叫做“战术技术与气动布局”专业。

    当时有不少人认为，战术技术论证和战斗使用研究是空军的事情，说他们是不务正业。

    “算了，人家外国人干飞机几十年了，人才济济，专业设备齐全，都没设这个不伦不类的专业。我们对飞机的研究毕竟起步时间不长，对它的认识也还有限，你就别别出心裁搞什么新的专业了。”有同志这样善意地劝他。

    据和宋文骢打交道几十年的同事讲，宋文骢这个人很倔强，他一辈子最不愿听的就是两种话：一是哪个权威曾经说过一句什么什么话；二是哪本书上又曾经写过一句什么什么话——仿佛只要是权威人士或书本上曾经说过或写过的话，就是不能触动的上帝的经典。

    “但，那样一来，岂不是像孙悟空用金箍棒在地上画了个圈，外面的人不能进去，里面的人不能出来了么！那也就是又钻进了人云亦云、照猫画虎的怪圈里了呀，还谈得上什么创新呀、突破呀！正因为这是一条无人走过的路，才需要有人去探索。鲁迅先生就曾经说过，路，因为走的人多了，才成其为路呀。”

    宋文骢横下一条心，决心走这条无人走过的路。经过努力终于得到领导认可。而且，让宋文骢担任布局组的组长，这是一个人数不多的专业组（10人左右），主要任务是承担飞机型号发展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开拓工作。

    宋文骢自己创建专业，自己当组长。

    作为该专业第一任组长，宋文骢深谙研究所的技术基础在专业，专业技术的深入程度决定着研究所在某一个领域的水平，而专业的发展在人才。他坚持不懈地做着3件事情。

    一是重视发展。在摸透米格-21飞机的同时，以该机作为蓝本，进行了战斗使用分析、基本性能分析、气动布局分析和参数选择分析。他身先士卒开创性地完成了歼8飞机的作战使用分析、多种布局参数研究和总体方案论证，为我国迈好自行设计战斗机的第一步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二是重视基础。在专业技术建设上，给每一位成员确定研究课题，进行基本功开发，广泛开展使命任务和战术技术要求论证、发动机选择和指标要求论证、武器系统要求论证、性能计算、初步总体布置、战斗使用等研究，逐步摸索出了一套战术技术论证、气动布局和性能分析方法。在后来几十年的航空生涯中，宋文骢对该领域相关技术发展一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三是重视队伍建设。宋文骢主张技术民主，鼓励创新，经常在组内进行某一方案或想法的研讨甚至争论，学术气氛活跃。在年轻人眼里，他既是领导又是专家，为人敦厚、性格开朗，加上新点子又多（常被同志们戏称为“宋老鬼”），这个组，逐步成为了一个积极进取、团结向上、协作精神良好的集体。

    实践证明，战术技术论证、气动布局和方案设计等顶层工作对飞机研制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在飞机总体设计部门开展这些工作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即使现在空军有了论证机构后，仍然需要空军与设计部门反复讨论和迭代。

    宋文骢创立“战术技术与气动布局”专业，到现在40多年了。1970年到成都后“布局组”更名为“战术性能和工程发展组”，组长也已经换了多任，设计人员走了一茬又来一茬。但是，第一任组长宋文骢奠定的专业理论基础和工作作风一直得以保留，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个专业组的发展。这个专业组具有前瞻性的技术储备和创新活力，牵引着一个又一个的新型号发展，成为中国飞机设计史上的一大创举，其影响已被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所证明。

    战术布局专业组可谓人才辈出、群星璀璨。从这个专业组里成长了许多航空领域的技术专家。

    阅世事变迁，看大江东流。

    当年，一个貌似常规的业务技术专业，构筑了中国战斗机研制史上的一道独特绚丽的风景。

    注 释

    [1]. 1斤=500克。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