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天地间的大书”

    冯其庸治学，除了高度尊重文献资料，一切依据史料立论，绝对不作虚夸之说，绝对摒弃无根之谈以外，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就是格外重视实地调查，高度重视出土文物和地面文化遗存，认为书面文献与出土文物及地面文化遗存两者互相印证，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真实。他经常说：“不看实际的东西，光看书本，是很危险的，至少是会有片面化的毛病。”“在文史研究中，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往往许多新的思想、新的发现，是来自实地调查。”因此他既耐得住寂寞，长时间坚坐书城，不知疲倦地搜集书面资料，又常常走出书斋，为了验明某个学术问题而辛勤跋涉，游历四方，去调查出土文物和历史文化遗迹。他认为实地调查和读书一样重要，他把游历称作是“读天地间最大的一部大书”。

    前面曾经提到过，他还在无锡国专读书时撰写的《澄江八日记》就运用了实地调查的方法。那以后，他便更加自觉地把实地考察当作极为重要的一种研究方法而终身加以运用了。

    即便是在政治气氛令人压抑、动辄得咎的时期，他的游历与实地考察也没有停止过。

    1964年秋到1965年暑假前在陕西长安县参加“四清”时，逢节假日，他就抓紧时间四处游历与考察。这里曾经是汉唐王朝政治文化中心，历史文化遗迹特别丰富，他兴趣盎然、不知疲倦地各处探寻，以求同原来所读的书本知识相印证。1965年春节，他和一些同志去爬唐人反复吟咏过的终南山，有些人走了一半怕苦，不肯上了，他一鼓作气登上峰顶。向远处眺望，渭北平原、汉家陵墓历历在目，印象最深的是南面的秦岭，宛如屏风，层层叠叠，冬日阳光照耀之下，颜色像碧蓝色的宝石，漂亮至极。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冯其庸传第七章行走的学者他参观了位于王曲的杜甫祠堂，里面的石刻传说还是杜甫的笔迹；他又访查到附近神禾塬上的香积寺遗址，感受到王维诗“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的意境；他还寻找到王曲地区埋葬玄奘法师及其弟子窥基、测圆灵骨的塔，遥想这些佛学大师的事迹与风采。后来，他又找机会到西安去，调查了唐代大明宫遗址，当时宫阙的两个高墩还在，高得像小山，他爬上去看了，想见到当年大明宫浩大的规模，唐史和唐诗中提到过的兴庆宫、花萼楼遗址他也去看了；他同时调查了汉代未央宫遗址和秦代阿房宫遗址，据说宫前广场可以容纳10万军队，让人依稀领略到盛世时期不同凡响的气势；他还去周至县参谒了草堂寺，当年鸠摩罗什曾在寺内翻译佛经，至今寺内尚有鸠摩罗什舍利塔以及许多早期碑刻，其中一块碑上刻着草堂寺一代代长老的谱系图，里边有一些唐代大诗人的名字，他由此想到这些诗人都是信佛的；他还到了大诗人王维的居处辋川，领略了辋川的风物；他还利用回京探亲的机会顺便攀登了华山，直抵北峰峰顶，当夜即宿于山上，第二天翻越了苍龙岭，先后登上玉女峰、落雁峰和松桧峰（南峰），还有莲花峰（西峰）以及仙掌峰（东峰），俯瞰黄河，体会到李白“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诗句描写之妙……

    在实地调查中，冯其庸和另外一位老师还发现了一处原始社会遗址，地点在王曲北堡寨一带。那里发现很多陶器碎片，那位老师不知道这些陶片有没有价值，就拿给他看。他原来教授古代文学史时一直想弄明白中国文学共有的民族性是怎样形成的，因此特别注意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读了许多有关著作，也参观过仰韶、斐李岗、河姆渡、良渚、红山、城子厓、大河村等新石器文化遗址，所以仔细察看了这些陶片后马上判断这些应当属于仰韶时期文化遗存，是五六千年以前的东西。于是他们一起到北堡寨、南堡寨、藏驾庄一带勘察，意想不到地发现了一个灰坑，采集到陶片数百片和近二十件复原后完整的陶器，其中一种黑底带白釉的陶片非常罕见。他们还挖出多种石器、骨器、蚌器和几只已经形成化石的鹿角。此后他们又多次到这一带调查和采集，陆续发现了多处文化堆积和一座大型周代墓葬，获得了石凿、石锛、骨箭头、骨簪、陶纺轮等遗物。冯其庸将这些发现一一作了详细记录，并报告给陕西博物馆，引起了考古专家的重视。返回北京时，他带回一些陶片，考古专家苏秉琦先生专门到他的住处来看这些实物，认可了这一发现。同时也请郭沫若院长看了这些文化遗存，得到了郭沫若院长的大力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后，1981年，他根据当年的材料写成了《陕西长安县王曲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一文在《文物》上发表。像这样的由非专业人士写成的颇为内行的考古调查报告是很少见的。

    “文化大革命”中干校三年，是冯其庸又一次大游历时期。当时尚不能完全得到自由，读不成书，写不了文章，于是他便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四处出游，去读那本“天地间的大书”。他主要是利用节假日和探亲假，这里让我们把他这几年中比较集中的几次游历简略地记录在下面，足见其足迹之广了。干校第一年（1970）：9月5日，返京探亲，6日至杭州，居停二日，游览了灵隐寺、西湖、虎跑泉、六和塔、石屋三洞诸名胜，对许多古代遗迹被毁甚感惋惜。8日至无锡，之后三日，重游已经阔别八九年的太湖、惠山。12日经泰安，登泰山，一路寻幽览胜，尤留意于石刻碑刻，如金刚经刻石、唐玄宗摩崖碑、传为秦始皇的无字碑等等。翌日晨观日出。当日午抵达济南，游大明湖、趵突泉。14日回到北京。10月7日，离家折返江西。经南京、芜湖，绕道至黄山。从汤口入山，在山上二日，饱览天都峰、莲花峰、鳌鱼峰、始信峰等，深为黄山胜景所陶醉。15日，返回干校，继续劳动和参加政治学习。

    干校第二年（1971）：1月24日农历除夕乘火车赴桂林，次日晚始抵达。第二天一早去阳朔，下午2点坐木船由阳朔返桂林，沿漓江逆水而上，船行缓慢，两岸美景让人目不暇接。船工示以水道图，他将沿途所经险滩和山峰一一抄记。上岸后，冒雨上七星岩和芦笛岩，记录了岩壁上的题记和诗。29日晨，到达长沙，前往船山学社、清水塘毛主席湖南区委旧址、第一师范等处参观，然后上岳麓山，至爱晚亭，至麓山寺寻找李北海所书碑文。30日，赴韶山参观毛泽东故居。31日晚回到干校。

    5月15日大休，下午即从鹰潭出发，晚上到浙江金华。翌日上午赴新安江、梅城，梅城即旧建德，亦即古严州。17日晨乘船去杭州，过严子陵钓台、乌龙山、七里泷，两岸大山夹峙，江流曲折，风景秀丽，过七里泷后山水尤美，他以为正如《与宋元思书》所写者。当晚到达杭州。18日，至灵隐寺游览。当晚返赣，次日回到连里。

    7月1日，获假回京探亲。2日至庐山，步行四五小时，始达山顶，当天游仙人洞、花径，住牯岭。第二天去含鄱口，远看鄱阳湖、长江，黄紫缤纷，云雾时时飞掠。复至白龙潭、乌龙潭、三宝树，随即下山，晚上到九江。4日，在九江游，寻找名胜琵琶亭，然亭已废毁。见到了相传为三国时所建的烟水亭。5日，经武汉、郑州，至洛阳。6日凌晨，赴龙门，参观西山之潜溪寺、奉先寺，摩挲石刻，辨识碑文，其中有武则天捐资建造奉天寺碑。复往东山，寻白居易墓。7日，回到家中。8月1日，离京回江西干校。2日上午到镇江，即前往北固山，参观甘露寺，随后登船渡江到焦山，觅瘗鹤铭残碑，游定慧寺，观赏彭玉麟梅花刻石，复至山顶吸江亭眺望长江，觉胜概无穷。3日，上午游金山寺，复寻天下第一泉。5日经上海，赴绍兴。次日晨抵达，随即去会稽山参观禹陵，然后往游秋瑾故居、东湖、越王台等处，又至蕺山寻觅王羲之遗迹。7日，前往兰亭，徘徊流连于九曲流觞处、鹅池亭。午后到青藤书屋参观，然已荡然无物。面对历史文物惨遭毁坏的情景，流露出无限怅惘和伤感。8日，返回干校。

    10月6日补休，拟再赴庐山，晚上至南昌。7日上午，到星子县，寻访陶村和渊明醉石，所谓醉石，是在庐山南麓山中，有一特大方形巨石，面积可达十米余见方，高约二至三米，传说陶渊明常偃卧石上作诗。此石四周都是元明以来的题字。之后依次找到玉帘泉、王羲之墨池、秀峰寺，晚上住秀峰寺内，查阅《庐山志》。8日，继续沿庐山寻访古迹名胜，在青玉峡欣赏米芾等人书法题刻，观看黄岩瀑、龙潭，至香炉峰，攀登到峰顶，看飞瀑奔泻而下。之后往游相传为李璟读书处——读书台，再至万松寺、观音桥、栖贤寺、白鹿洞、海会寺，一路贪看香炉峰瀑布、五老峰巉岩雄姿、鄱阳湖浩渺气象等等胜景，随笔记录下古人碑刻题记。从晨至暮，始终徒步跋涉，虽疲累，但兴致盎然。9日，再至星子县，访周瑜点将台、周敦颐爱莲池、黄庭坚书题落星寺诗的落星墩等，墩在湖中，尚存旧貌，至此读山谷《落星寺诗》，则洞然可解矣。然后乘轮船前往湖口，游览石钟山。此特为体会黄山谷哭东坡诗而来，诗末有“赖有霜钟难席卷，袖椎来听响玲珑”之句，诗中所说“霜钟”，即指石钟山，先生因坐小船穿石钟山，并以石击之，发现确实能做金石声也。10日，赶回南昌。11日，重游东、西湖，见到徐孺子墓。次日，回到干校。至于利用星期天等短假在干校附近地区游览或考察就更不在话下了。当时出行条件并不很好，火车坐硬座，住宿多在小旅社，有时找不到旅社，胡乱租一间茅草房，随便就过夜了，有一次竟是在草堆里过夜的。那时很多地方不通交通工具，走路全凭两条腿，时间长了，会相当疲累，但是冯其庸通过游历获得知识与学问的兴趣压倒了一切。他越来越感到“行万里路”同“读万卷书”一样重要，他知道，那些了不起的古代先贤几乎都是“车迹、舟船半天下”。孔子、司马迁、李白、杜甫、苏轼、顾炎武……无不曾周行四方，地理学家徐霞客、佛学大师玄奘等等更是足迹远至天涯绝域。他们在舟车劳顿的行走中，更深刻地认识了社会，体悟了人生。如果仅仅有书本知识，而缺少“行万里路”这一课，其知识结构就会有缺陷，绝然成不了大家。“文化大革命”中，纸本书籍读不成，冯其庸就更多地去读“天地间的大书”，以求获得阅读纸本书籍时所缺少的实感，以求丰富人生阅历、完善知识结构。

    2.“行走的学者”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冯其庸就更是纵意东西，到各处去游历和进行实地考察，其足履远及海疆与边塞，哪怕严寒凛冽，炎暑蒸人，劳碌饥渴，也乐此不疲。得现代交通工具之便，如今，其游历的路程与范围早已远远超过了古代先贤。全国除西藏外，足迹已经遍及各省，有些地方还反复游历过，尤其是那些有着丰富历史文化内涵的遗址，更是往复多次。因此人们称他为“行走的学者”。

    那时候出行条件改善了不少，但是冯其庸的考察路线常常离开城市与大路，深入到偏僻之地，因此往往遇到预想不到的坎坷与困难。然而为求得真实情况，他从不畏缩不前。1984年曾经随着他一起考察的研究生回忆说，有一回去乡间考察，不通公交车，搭乘了一辆手扶拖拉机，一路上下颠簸，尘土飞扬，60多岁的冯先生和他们年轻人一起，双手紧紧攥住车栏，走了十几里路，才到达目的地，至今那一幕仍让他记忆犹新。白帝城博物馆馆长也有过陪同冯其庸考察的经历，他说冯先生三游三峡，他都随行，发现冯先生对每一个细节都非常认真。1991年那一次给他印象最深，当时去寻访与屈原有关的遗迹，从秭归乘一条很小的轮船到神女峰下，目的是去最近的地方考察神女峰。那里没有正式码头，船长本不同意停靠，经向船长解释考察需要，才获允。抵达时，已是晚上九点多，登岸处仅有二三尺见方的几块大石头散在长江边，下船时只能站在石块上。到船开走后，才知道实际上是把他们放在了绝壁之下的石堆上，根本没有上山的道路，上距山顶上的村落还有好几百米，且都是壁立的悬崖，只有借着天空微弱的星月之光，往上攀登。幸岩壁上都是杂树，可以攀缘上升。先生嘱咐只能向上看，不能向下看，因为如果俯瞰奔腾的大江，就可能害怕失手。先生和他们一起，手脚并用，终于攀援到了山上的小村，那时已是夜里11点多，大家都累得走不动了。住宿条件极简陋，草草睡下。谁知第二天拂晓，先生就已经起身，一出门，见十二峰尽收眼底，神女峰就在对面，仿佛触手可及，兴奋地忘记一切，坐观良久，连说不虚此行。再找昨夜上山的路径，根本毫无踪迹，真想不到是怎样攀登上来的。当时所有人都为年近七十的冯先生的这种精神所感动。

    冯其庸大多数游历都有着明确的学术目的，是为学术研究服务的，他总随身带着笔记本和照相机，每考察一处，一定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以和文献互相印证。他在饱尝艰辛的同时，也在不断收获着新发现，解决学术难题的无量喜悦。

    对“辽阳三碑”学术价值的考察与论证以及“曹家大坟”的发现就是鲜明的例子。

    前面说过，冯其庸研究曹雪芹的家世是从《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入手的。他首先要做的工作是证明这部宗谱的可靠性，查实谱中人物是否都于史有证。结果查出来一系列重要的文献资料和谱中的有关记载完全相合，有力地证明了这部宗谱是完全真实可信的，证明了曹雪芹祖籍确为辽阳。为了寻找更多的有力证据，他还曾经多次前往辽阳。第一次是在1976年，当时他刚刚在《文物》杂志和《文艺研究》上发表了《曹雪芹家世史料的新发现》一文，文中提到康熙年间所修地方志上的两篇《曹玺传》，里面都明确记载曹家“著籍襄平”（辽阳旧称襄平）的问题。不久即收到了辽阳同志的来信，告诉他辽阳现存着《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碑阴上就有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的名字。他接到信，非常重视，立即前往辽阳验看此碑。验看后，他请当地同志仔细查一下，看是否还有有关曹家的碑。之后不久，又收到了辽阳同志的来信，说找到了另一块有曹振彦署名的碑。他再次赶去验看，此碑碑名叫做《重建玉皇庙碑》。验看的同时，辽阳的同志说小学校门口还有一块碑，不知道与曹家有没有关系？于是他立即请他们带去验看。碑很高大，他站在课桌上才能看得清碑阴的人名，果然发现了曹得先、曹得选、曹世爵三个人的名字，这都是《五庆堂谱》上的人名。这块碑的名字叫做《东京新建弥陀寺碑》。以上三块碑现在统称为“辽阳三碑”，它们均建立于清入关之前，成为曹雪芹祖籍辽阳的极其有力的佐证。加上后来又查到曹振彦在顺治年间《职官表》上的记载，都记“奉天辽阳人”，与以上三碑及《曹玺传》“著籍襄平”、《辽东曹氏宗谱》上的世系记录等等一系列有关早期曹家的确切文献，曹雪芹祖籍辽阳说遂成定论。以后他又去过辽阳多次，经过他的实地考察与论证，“辽阳三碑”的巨大学术价值被发现并得到广泛承认，现在已经作为非常珍贵的文物资料，被当地政府妥善地保存在博物馆中了。

    在研究曹雪芹家世的过程中，冯其庸经过实地考察，还意外地发现了“曹家大坟”所在地，那一番调查格外有意思。他在翻阅《五庆堂谱》时，看到曹氏三房中的曹德先的名字下，有“葬顺天府房山县张坊镇西涞水县之沈家庵村北，铁固山阳，玉蟒河西”的记载，就想，地名写得如此详细具体，是否有可能找到这些地方呢？想到这一点，他马上找了一份较老的地图，很快找到了张坊镇，离镇不算太远，真还有一条河流，只不过不叫玉蟒河而是叫拒马河。于是他决定再去作一次调查。1977年的冬天，他和朋友驱车200多公里到达了张坊镇，之后一路询问，几经周折，真的找到了沈家庵村，当时叫沈家庵大队。访问了该村的大队书记，问村里有没有姓曹的，回答是没有姓曹的，但是确实有曹家的墓地，当地习惯叫它“曹家大坟”，已经在平整土地中平掉了。在书记带领下，他们到“曹家大坟”原来所在的地点去查看，见这块地高出于周围的麦地有一米多，因此坟地的原地型仍很清楚，总面积有七亩多，它背靠铁固山，前临拒马河，也就是《五庆堂谱》中所说的“玉蟒河”，因为河道刚从壁立的两山夹峙中而出，估计发大水时一定很汹涌，故有“玉蟒河”之称。书记还引导他们见到了“曹家大坟”的原守墓人，是一位姓言的老太太，已经69岁，说是民国十六年发大水那年来接差守坟的。问她这是谁家的坟地？她说这是北京五庆堂曹家的坟地。问她还记得有几个坟堆吗？她回答有七个坟堆。这就对上了，因为谱上写明曹氏三房有七个人葬在这里。又向书记打听平整土地时，是否挖掘过？书记说挖过，但没有棺材，只挖出一个小匣子，内装几块骨头。这又对上了，因为谱文记载，曹德先全家都烧死在了顺治九年李定国发动的广西桂林之役，后皇帝赐祭葬，只捡回几块骨头，不可能有大棺木。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经得起核实，往往连细节都合榫合卯对得上。这次调查愈加证明了《五庆堂谱》毋庸置疑是完全靠得住的。冯其庸还听说墓地周围原有四块汉白玉的界石，已经砸碎砌入墙内。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去作了一次调查，意外地得知还保留着一块未曾砸碎的界石，刚刚砌到水库上。去验看，果然见到这块界石，其一侧可以看得清“曹宅茔地”四个字，另一侧则刻着“五庆堂”三字。他随即拍了照片，并请求村干部将这块界石保留，不要再砌在水库上。以后，他又陪同朋友们去过沈家庵村三次，最后取回了界石，保存在红楼梦研究所的院子里。这块界石也成了一件有意义的历史文物了。

    对于与曹雪芹家世的调查研究，还不仅仅是上面所说的这些，冯其庸还走遍了关涉到曹家上世历史的许许多多地点，如山海关、关外的威远城、烽火台；曹寅在南京“楝亭”的遗址、在扬州任巡盐御史衙门的遗址以及苏州织造府的遗址等等。在北京做的调查就更加细致了，从城内的平郡王纳尔苏府、右翼宗学遗址到西郊香山传说为曹雪芹所居之地，还有东郊张家湾一带曹家的遗址、曹雪芹的好朋友敦敏诗中提到的潞河与庆丰闸等等，都根据相关文献记载一一寻访，做了认真的考证，并拍摄照片。后来他将与曹雪芹的家世和《红楼梦》有关的文物图片收集起来，汇印成《曹雪芹家世·红楼梦文物图录》一书，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这部书图文并茂，成了广大“红学”研究者与爱好者十分喜欢的一部资料集。

    3.实地考察

    对于项羽死亡之地的考证，也是冯其庸成功运用书面文献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法的精彩范例。

    关于项羽之死，长期以来有一种影响很大的说法，说他自刎于乌江。因为《史记·项羽本纪》最后一段就是这样说的：于是项羽乃欲东渡乌江。乌江亭长舣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自刎而死。《汉书·项籍传》最后一段与此相似，后来的小说、戏曲也普遍采用了这一种说法。

    可是《史记·项羽本纪》“太史公曰”那一段却又说项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史记·高祖本纪》也明确说“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而《汉书·高帝纪》也说“灌婴追斩羽东城”。这岂非矛盾？两种说法孰是孰非？项羽究竟死于乌江还是死于东城？乌江和东城究竟是什么关系？

    冯其庸很早就注意到文献记载的这种矛盾，对此他并不轻下判断，一方面继续寻找和细读文献，另一方面则认为想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结合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对楚汉之争最后阶段所发生的地域进行实地考察。他带着疑问，从1982年起开始调查《项羽本纪》的一些史迹和地理位置，调查了“下相”（今江苏宿迁，项羽的出生地）、古盱眙（项羽立楚怀王孙心为义帝处）、东阳城（东阳少年聚众起事处）等等，后来又调查过鸿沟（在今河南郑州，楚汉相争以鸿沟为界处）、彭城（今徐州）等处。1986年的5月和7月，又两次前往项羽在垓下之战之后所经过的地点做集中调查，从垓下到灵璧，再到定远的东城、阴陵、虞姬墓，也去了乌江，对各个地点的方位、地形地貌以及各地点之间的距离进行了考量。之后他就一直思考这个问题，但是并没有急于写成文章，他继续查阅史书以及《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大清一统志》、《和县志》、《定远县志》等等有关历史地理的书籍，并且在20年后的2005年11月，再次到安徽定远调查了东城、阴陵、大泽等遗址。那一年他已经81岁高龄，当时又赶上连阴天，道路泥泞，非常难走。陪同他的定远县文化局局长担心他的身体，并且考虑1986年已经考察过了，就提出有的地方是不是不再去了，但是他说不再考察一番不会放心，说着脱下鞋子，挽起裤腿就要走。局长只好找来一架犁水田用的犁田机，让老先生坐在上面。犁田机嘭嘭嘭地冒着青烟，摇摇晃晃，有一段路程就是这样完成考察的。

    经过几次实地考察，再按文献，最终冯其庸写出了《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一文，文中说：我认为项羽是自刎于东城而不是乌江。《项羽本纪》最后这一段文字可能有错简，因为现存的文字本身前后有矛盾，且容易引起误解。“乌江自刎”是误解这段文字的结果。但只要认真研读《史记》对这一问题相关的记载，就可以看到，项羽“身死东城”是无可怀疑的，在《史记》本身找不出一点与此矛盾的地方。我认为项羽乌江自刎，是民间传说，后来形成了杂剧，这样就广泛传播开来了，但他毕竟不是史实。我于1986年前后曾两次调查垓下，一次调查阴陵、东城，直到乌江。我就是从那里的渡口到南京去的。今年（2005年）11月，我又到东城、阴陵等地做了一次调查，前后相隔20年，但印象却十分深刻。当地还有许多遗址，如阴陵城的遗址，东城的遗址，虞姬墓等都还历历在目，正是因为调查，使我感到东城离乌江很远，还有240华里，项羽从垓下突围出来是800余人，渡淮就只剩百余人，从淮河到阴陵不足100里，百余人就只剩28骑。从阴陵到东城经过激战，还剩26人。这时汉军数千人围之数重，而且项羽已是步行持短兵接战，如何可能再走240华里的战斗路程，这段路程，比渡淮后到东城的路程还长，我认为项羽是实在无能为力了。文中对这一问题的论析详细而缜密，这里不拟详述。但笔者认为应该说明的是，冯其庸之所以能够对这一悬疑上千年的问题做出缜密而有力的分析判断，除了他对于相关的历史文献充分占有、细心梳理和解读以外，还有就是亲临实地进行调查，而不是仅从书本到书本。

    在考察中，冯其庸还附带着解决了另外一个颇为有趣的问题：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讲项羽从东城突围，经由全椒县败退到和县境内的乌江，一日九战，因此人们就把全椒境内的一座山称作九斗山，或称“九头山”。可是他查遍历代《全椒县志》，却有的说山在县西北，有的说山在县东南；查历代舆地志，从唐代《括地志》到清代的《读史方舆纪要》，也是有说在西北的，有说在东南的。一座山怎么能移来移去呢？他经过调查，结果大出意外，全椒县在重修县志时普查全境，根本找不到什么九斗山，所以新的县志取消了这座山。当地人以为这座山应当属于和县，已经改称阴陵山。再往和县实地考察，老百姓说只知道有花山，既没听说过九斗山，也从没听说过阴陵山。根据调查所了解到的这些情况，他同时又撰写了另一篇文章：《千百年来一座有名无实的九头山》，等于是《项羽不死于乌江考》一文的姊妹篇。文中说：除了《史记》所记地理确切外，其他记载都经不起实地查勘，这说明都是千百年来陈陈相因，以讹传讹，积重难返。终于《全椒县志》算是彻底否定了全椒县有“九斗山”的这个谬误，但又不敢彻底澄清旧的谬误，又把这个谬误转移到和县。可见传统习惯势力之难于打破，也可见在史地学的范围里，必须大力提倡求着求实，提倡实地调查的精神。《项羽不死于乌江考》和《千百年来一座有名无实的九头山》两篇论文同时在《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2期发表，很快就引起很大反响。著名学者卞孝萱先生读了这两篇文章，极表钦佩，特别致信给冯其庸，说：“大作二篇，认真研习，正确的结论，源于正确的方法，具体表现在：（一）将《史记》中有关项羽败、死的文字，全部录出，排比梳理，如陈垣所云竭泽而渔。（二）进行实地调查，纠正古籍讹误，发展了王国维的双重论证法。（三）又从文章学角度，解读《史记》，文史结合，使结论立于不败之地。（四）指出《史记》原文叙述上之矛盾以及各家疏解上的矛盾，对项羽‘欲’渡乌江得出正确理解。（五）考出乌江自刎之说，源于元杂剧。二十年前虽有文章，绝不如大文之面面俱到，有说服力，大文出而后项羽死于东城，可为定论。先河后海，信矣。又详论九头山之有名无实，归结到项羽死于东城的主题，相辅相成，毫发无遗憾矣！”

    就这样，冯其庸用实地考察和书面文献相结合的方法，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学术难题，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鲜的学术观点。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他曾经十赴西域，过居延，涉弱水，寻玉关，登昆仑，探冰川，越大漠……对古丝绸之路和玄奘取经之路做大规模的考察，收获更是惊人地丰富。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后面将做专门的介绍。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