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活动内容与地域

    左宗棠从1869年奉调进入甘肃到1880年离开西北，主要从事的活动有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在甘肃举办洋务事业，系统地对甘肃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生态环境进行治理与建设，收复新疆，奏请新疆建省，等等，内容非常丰富。

    左宗棠在西北的活动虽遍及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五省区，但其治理与开发活动大多集中在甘肃进行。对于这一点，秦翰才早已有所认识：“依清代政制，陕西设有巡抚，本省政治，应由巡抚主持；文襄公虽为陕甘总督，不应多所干预。新疆则收复不久，文襄公即去任，又不及多所顾及。故文襄公对于西北政治，尽心力较多的，只限于甘肃。”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22页。而当时的甘肃，还包括了宁夏和青海的西宁府（主要是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以及新疆的镇迪道（即巴里坤地区和乌鲁木齐地区）。需要说明的是，新疆镇迪道虽归驻节兰州的陕甘总督统辖，但在左宗棠到西北之前，实际上长期由乌鲁木齐都统掌控，甘肃鞭长莫及；新疆收复之后不久又建省了，自成系统。所以本书名为《左宗棠在甘肃》，主要是指左宗棠在甘、宁、青三省的活动笔者在行文中如果没有特别指出，所说的“甘肃”即指甘肃、宁夏、青海三省区。

    2．对左宗棠在甘肃活动的评价

    如何评价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是研究左宗棠在甘肃活动时必须首先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是左宗棠一生最大的罪过之一，应予彻底的否定。但由于甘肃多民族省份的特殊性与特别的历史现实环境，使一切与左宗棠有关的研究都须要十分慎重，以尊重广大回族同胞的感情与感受。为了解决好这一问题，本书在第二部分叙述左宗棠镇压甘肃回民起义和对回族群众的善后安置时，对左宗棠所犯的罪过进行了充分的分析与揭露。

    此外，截取左宗棠在甘肃的活动作为研究对象，不仅在左宗棠评价与研究方面有其典型性与重要意义，而且对近代甘肃地方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晚清时代的甘肃，虽早已设省，且已地处腹地，但仍被清王朝看做边地，行政设施侧重于军事管理，经济文化建设至为荒疏。加上深处内陆、交通阻塞、吏治腐朽、经济凋敝，鸦片战争前后盛行于东南沿海地区的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因素在甘肃几乎近于无，且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亦大大落后于内地的其他省区。左宗棠为安定社会、恢复当地生产与生活秩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在甘肃兴办洋务——创办兰州机器制造局、甘肃机器织呢局、用凿井开河机器治理泾河等推进甘肃早期近代化的活动，恢复和发展甘肃固有农牧业、手工业以及振兴甘肃传统文化教育事业。这些活动构成了近代开发西北的第一次热潮的主要内容。虽然此后在清末新政和抗战前夕，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晚清政府和国民政府相继发起过两次开发西北的热潮，但就治理与开发西北的影响和深度而言，都没有超过左宗棠的规模与程度。因此，从侧重于治理开发西北的角度来看待左宗棠在甘肃的活动，可以说他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做法，显现了他作为近代洋务派巨擘所应有的远见卓识。从这一点来说，左宗棠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颇有作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是具有强烈责任感的爱国者。左宗棠注定是一个不容易被历史忘记的人物，当西北边陲的国防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人们会记起他；当西北需要开发建设的时候，人们会记起他。这正是我有勇气研究左宗棠在甘肃活动的力量之源。

    二、对研究状况的回顾

    在诸多研究左宗棠西北事功的著述中，由秦翰才完成于抗日烽火年代的《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具有学术奠基与开山之作的地位。在此书问世之前，以往史家对于左宗棠的事功并没有全面的记述，不是偏重于记载左宗棠的武功，如美国史学家Ｗ．Ｌ．贝尔斯著的《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美）Ｗ．Ｌ．贝尔斯：《左宗棠：旧中国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上海凯利公司，1937年。，就是偏重于记载左宗棠的洋务事业，如陈其田所写的《左宗棠——中国现代造船厂和毛纺厂的开拓者》陈其田：《左宗棠——中国现代造船厂和毛纺厂的开拓者》（英文），北平，1938年。，更有一些是官样列传、别传、小传以及一些荒诞不经、错误众多的小说。且主要对左宗棠的一生进行论述，甚少专论其在西北事迹的著作。基于此，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不仅主要写了左宗棠在西北的军事活动，更论述了其在西北的财政措施、民政措施、经济设施、教育设施。在以上每一个方面，作者条分缕析，评价甚详。如“民政设施”一节下，既论述了左宗棠的用人之道和整饬吏治、振作政风，也论述了荒政、禁烟和其他惠民之政。在“经济设施”一节下，不仅介绍了传统开发西北的举措如兴修水利、振兴农牧蚕桑，而且介绍了近代甘肃出现的新的经济因素即甘肃洋务运动的几项举措：左宗棠办甘肃织呢总局，用机械治理泾河，筹办祁连山机器采金（这些加上在“军事设施”一节下介绍的洋务军事工业——甘肃制造局的创办情况，就是洋务运动在西北的主要内容了）。对甘肃洋务活动的介绍，是秦翰才“有意为之”，说明了他的史识。该书资料占有之详尽、问题研究之系统、观点提炼之深邃，令人敬佩与叹服。但也宥于时代之局限，有难以遮掩的缺陷，如称陕甘回民起义为“叛回”、采用资产阶级史学观等。该书只限于研究左宗棠在西北的活动，这既是其缺陷，也是其特点。这本书不仅是左宗棠研究和表述左宗棠在西北事功的经典著作，也是重要的研究资料集。

    卢凤阁撰《左文襄征西史略》卢凤阁：《左文襄征西史略》，陆军大学民国36年印行。，系统扼要地记述了左宗棠督师“西征”，特别是收复新疆的全过程；戴慕贞的《左宗棠评传》，重庆文化服务社，民国32年。和张振佩的《左宗棠》，中华书局，民国37年。两书，重点也摆在以上方面。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家政权尚为国民党所掌握，他们敌视人民革命，并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发动全面内战，而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中心陕甘宁边区，恰恰处在左宗棠长期活动过的大西北地区，因而，少数关于“边政”和经营西北的论著，又间或含有反共的内容。它们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地表示，要像当年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那样，来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这显然是荒谬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约30年间，由于存在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倾向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学术界对左宗棠的评价是否定的或基本否定的，研究的人员较少，发表、出版的论著也不多，其间又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初，1951、1952年，东方书社先后出版了马霄石著的《西北回族革命史》

    东方书社，1951年。和郭应德著的《维吾尔史略》

    东方书社，1952年。这两本书大体上都认为：阿古柏在新疆的活动，是一次“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而左宗棠督师西征，收复新疆，则是“不义战争”。特别是马著，将左宗棠作了这样的概括，“左宗棠是执行着满清封建思想的专制政策；依靠着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家的侵略帮助，去实现大民族主义的大屠杀的大汉奸”，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阿古柏政权性质的讨论。通过讨论，多数人改变了对阿古柏政权的认识。在此基础上，1955年，范文澜在其《中国近代史》上册修订本中，对阿古柏政权和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作了新的评述：“阿古柏是侵入者，是英国侵略者的工具，是土耳其国王的臣仆，是新疆人民的公敌”；左宗棠出兵新疆，“在击败阿古柏这一点上，阻遏了英国及其附庸土耳其的侵略野心，挽救了祖国的一部分疆土和一部分人民，这个功绩是不可抹煞的”；在这一点上，他同曾国藩、李鸿章“应有所区别”。然而，在总体评价上，该书仍认为：“左宗棠是极端反动的屠夫”，“他出兵新疆，虎狼般杀害南北疆人民，同在关内一样，对人民犯了极大的罪行”

    人民出版社，1955年。，结论仍然是基本否定的。1957年，崔继恩在《史学月刊》第7期上，发表了《左宗棠述评》一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全面评述左宗棠的文章，也大体上持范著同一观点。文中认为：左宗棠率军扑灭阿古柏政权，“实际上也就阻止了英国变新疆为殖民地的阴谋”；他在新疆的开发，“对新疆社会前进，起了推动的作用”；但是，他镇压人民起义，犯有“严重罪行”，不能肯定他“是爱国主义者”

    崔继恩：《左宗棠述评》，《史学月刊》1957年第7期。这些研究主要立足于对左宗棠的评价与定性，对其治理与开发甘肃涉猎较少。稍后，在十年动乱——“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左”的思潮极端发展，“批”字当头，左宗棠又在横扫之列，全盘否定，使研究者们不敢问津，造成左宗棠研究与左宗棠在西北活动研究的十年空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发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进一步贯彻，左宗棠研究迅速出现了复苏的局面，并推向前所未有的高潮。研究者队伍逐步壮大，成果空前增多，争鸣气氛较浓，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也不断有所拓展。截至2000年即上世纪末，22年间，先后发表论文290余篇，出版专著10部

    刘泱泱：《左宗棠平议》，《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这些论著，与前一时期不同，除了大都对左宗棠作了肯定的或基本肯定的评价以外，特别是突出宣扬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高度评价他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以及他举办“洋务”的爱国、进步作用。其中，杜经国著的《左宗棠与新疆》

    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系统地记述了左宗棠收复新疆、建设新疆的全过程和历史功绩，但在地域上仅限于新疆。

    董蔡时著的《左宗棠评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杨东梁著的《左宗棠评传》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王天奖著的《左宗棠评传》

    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注重于对左宗棠的总体评价，对其在西北活动的记述与研究均较为简约。左宗棠的后裔左景伊著的《左宗棠传》

    长春出版社，1994年；华夏出版社，1997年。，写得很有特色，高度赞誉左宗棠为“民族英雄”，但对左宗棠在甘肃与西北的活动的记述，只占了全书七十章中的二十章左右，且未作深入探讨。

    最近出版的一本有关左宗棠的传记是沈传经、刘泱泱合著的《左宗棠传论》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该书不仅使用了一些新资料，而且传论结合、层次分明、内容全面、研究深入，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部好的左宗棠传记。书中对左宗棠在西北的军事活动与经济社会政策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尤其对左宗棠创办西北机器工业的成绩与贡献，深钻细研，令人敬佩。但并未系统对左宗棠在甘肃的活动进行全面的记述。

    在近年来出版的西北地方史著中，以丁焕章主编《甘肃近现代史》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对甘肃回民起义发生原因、失败原由的探讨最系统也最具权威性，对左宗棠治理甘肃经济社会的措施与兰州“二局”的举办，亦有相当篇幅的论述。新近出版的《宁夏通史》（近代卷）

    陈育宁主编：《宁夏通史》（近代部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和《青海通史》

    崔永红、张得祖、杜常顺主编：《青海通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主要记述了左宗棠镇压当地回族、撒拉族起义的经过，对左宗棠在本省的开发与建设活动记述与研究较少。

    专题研究近代西北开发的专著，以魏永理等著《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为代表，该书是目前近代西北开发研究中最系统、最全面的研究成果。其中在相关各章节，对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思想、政策，从水利、工业、贸易、交通、文教等方面作了论述。内容涉及较广，但深度仍嫌不足，尤其没有把左宗棠对甘肃与西北的开发作为一个专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

    专门研究左宗棠在甘肃兴办洋务工业的论文有李守武的《洋务运动在兰州——兰州机器织呢厂历史调查报告》

    李守武等：《洋务运动在兰州——兰州机器织呢厂历史调查报告》，《甘肃师大学报》1959年第1期。，主要论述了兰州机器织呢局办厂的历史。此类研究论文，以上世纪80年代发表最为集中，代表性的有林隆的《中国第一个机器毛纺织工厂是怎样创办起来的？》

    林隆：《中国第一个机器毛纺织工厂是怎样创办起来的？》，《兰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杜经国、张建昌《左宗棠在甘肃经营的洋务事业》

    杜经国、张建昌：《左宗棠在甘肃经营的洋务事业》，《兰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魏丽英的《左宗棠与甘肃近代机器工业的开端》

    魏丽英：《左宗棠与甘肃近代机器工业的开端》，甘肃《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石泰的《左宗棠经营西北农业问题述评》

    石泰：《左宗棠经营西北农业问题述评》，甘肃《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张克非、杜经国《左宗棠在西北的有关经济政策对兰州机器织呢局的影响》

    张克非、杜经国：《左宗棠在西北的有关经济政策对兰州机器织呢局的影响》，《西北民族研究》1986年第1期。等，主要研究左宗棠在甘肃举办洋务工业、恢复农业生产的贡献与得失。研究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但可惜没有继续下去。

    总之，检视近五十余年的研究成果，迄今尚无一部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专门论述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著述。这种空缺给我一种呼唤，加上受省内一些前辈学者的鼓励、指点，我便跃跃欲试了。具体做法是先列出提纲，然后分撰论文，三四年的时间累计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使本书粗具规模。全书共分十个部分。第一、二部分简要介绍了左宗棠度陇之前的主要活动和镇压甘肃回民起义的过程，以此作为全书的开篇与铺垫。后九部分则分别从左宗棠与甘肃吏治的整饬、军制的改革、基础设施的建设、农业经济的恢复、机器工业的创办、经济社会环境的整治、文教事业的兴办、生态环境的治理、经验教训的总结等几方面，对左宗棠在甘肃的活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探讨与总结。另附“大事记”作为了解左宗棠在甘肃活动内容的记年表。本书致力于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建树：

    第一，在体例上，力求形成以治理与开发甘肃为重心的研究建构，力图揭示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程度与概貌。

    第二，在内容上，分门别类，对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诸多领域从思想、政策、成效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细致的梳理，力图进行理论化、系统化的分析，得出较为可信的结论。

    第三，部分章节，如左宗棠对甘肃水利的建设、甘肃生态环境的治理、对开发甘肃经验教训的总结等内容，是作者近年辛勤研究的结晶，对当今西部大开发及甘肃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由于本书不是为左宗棠立传，对其一生进行评价，而是重点研究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贡献，因而在写作中，军事与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均有涉猎，但侧重于经济社会活动的研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左宗棠对甘肃的开发是其事功的重要方面，但左宗棠在甘肃办的事情很多，贡献是多方面的，不只限于开发活动。由于本书是在整合各专题研究论文的基础上形成的，较多地注意了各专题内部的逻辑联系与时空次序，总体上没有以时间递进为纲目进行写作，所以本书更像是一个专题研究文集，每章分开来可以单独成文。有些问题，比如左宗棠在甘肃兴修水利、栽种护路树、推行桑蚕业、推广植棉等，因有多重功效，在研究时，不同章节从不同的角度都有涉及，看似重复，实则不然，这正说明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许多项目具有综合效益。左宗棠的某些治理与开发政策，其活动重心虽在甘肃，但有时也推及新疆。研究时，虽主要着眼于甘肃，但也不能不提及新疆，因为不如此，就无法了解该项政策的全貌或看出在两地的差异，从而更好地看清左宗棠对甘肃的治理是否产生效果。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的运用

    1．研究思路与方法

    就研究思路而言，本课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系统研究论述了左宗棠自1869年到甘肃至1880年离开西北止的十二年间，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方面所从事活动的思想与政策、经验与教训、政绩与影响等，剪影式反映洋务运动中前期甘肃的社会历史风貌、经济文化状况与民族宗教、生态环境等问题的截面与片段，深层揭示左宗棠开发甘肃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描绘其开发甘肃的宝贵成就，探索其开发西北的轨迹与规律。

    就研究方法而言，本书主要采用是传统的史料论证的方法，即尽量搜集历史文献与档案史料等较可靠第一手资料，进行分析考证，以探求历史的真相。有的地方采用历史地理学甚至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当然，在现今的学术研究中，各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趋势日益明显，学术创新需要借助多种思维视角与研究方法。具体到本课题，由于研究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民族、社会、生态环境等诸多领域，还要适时适当地吸收其他社会科学，诸如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史学等学科的成果与方法，来加强本课题的研究。

    2．资料的运用

    在基础资料的运用上，《左宗棠全集》是本课题研究的核心资料。研究中，采用了刘泱泱先生主编的目前收录文稿最全的《左宗棠全集》（共十五册）

    岳麓书社，1996年。其他基础资料有白寿彝主编《回民起义》（三、四）

    神州国光社，1952年，张灏主编《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上、下册）

    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下）

    科学出版社，1957年。，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

    三联书店，1957年。，钱基博著《近百年湖南学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马长寿

    著《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袁林著《西北灾荒史》

    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清时期）》（第五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刘锦藻编《清朝续文献通考》

    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清实录·文宗实录·穆宗实录·德宗实录》

    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奕讠斤等编《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

    中国书店，1985年影印本。，《清史稿·列传》

    中华书局，1977年。，《曾国藩全集》（共三十册）

    岳麓书社，1995年。，朱孔彰著《中兴将帅传》

    岳麓书社，1983年。，《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

    岳麓书社，1983年。，王定安著《湘军记》

    岳麓书社，1983年。，张集馨著《道咸宦海见闻录》

    中华书局，1981年。，慕寿祺著《甘宁青史略》

    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九十六册第二一、二二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1990年。，等等。在基础资料上要超越前人，显然是有难度的。以《左宗棠全集》为例，尽管最新版的全集收录了许多散遗的奏稿、书信、批札（其中不少就是秦翰才辑录的）等，但要超过像秦翰才这样的前代学者，仍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秦翰才不仅使用已出版的萃文堂本《左文襄公全集》，而且他自己还广泛收集与搜求散佚于各处的左宗棠的各类手迹，在当时就已占有了较为丰富的左氏遗稿。因此要想在左宗棠有关西北活动的研究方面有所突破，在资料的使用上，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在地方史资料上寻求突破。广泛地搜罗秦翰才尚未使用过的各类方志，在这点上，应该感谢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他们编辑的《西北文献丛书》

    兰州古籍书店影印，1990年。当中，收录了大量的同光以来编纂的各级各类方志，还有诸多平时稀见的相关文献。另如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中国西北稀见方志》

    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中，也有一些可供使用的方志，如光绪《泾州乡土志》，光绪《陇西县志》，光绪《陇西分县武阳志》，光绪《肃州新志稿》，光绪《合水县志》等。另外，也要注意搜罗散见于地方上的一些重要资料，比如由经历过当时历史事件的惠登甲著的《庆防记略》

    庆阳县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内部刊印。，对研究当时陇东的社会历史，就很有价值。

    第二，在档案资料上寻突破。直接与左宗棠治理甘肃有关的档案资料很少见，但可以找到许多间接的档案资料，比如，在甘肃档案馆可以查阅民国时期甘肃各级政府保护“左公柳”的相关档案资料。

    第三，广泛收集近人的游陇行记、日记、考察报告、新闻通讯等。由甘肃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和2004年印行的“西北行记丛萃”系列丛书，已出两辑，其中诸如冯焌光著《西行日记》，裴景福著《河海昆仑录》，陶保廉著《辛卯侍行记》，阔普通武著《湟中行记》，袁大化著《抚新纪程》，林鹏侠著《西北行》，陈赓雅著《西北视察记》，高良佐著《西北随轺记》等书，可供参考。

    第四，参考近年来海内外出版的有关研究左宗棠的论著，从中既可以搜求珍贵的资料，又可以收集研究信息，汲取研究经验，开阔眼界，拓展思路，从整体上提升本课题的研究层次。

    一、左宗棠来甘之前的活动简介

    1866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1867年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曾在兰州创办兰州机器织呢局等新式企业，该书主要研究了左宗棠在1869～1880年期间甘肃的经济政策、文化建设、社会措施、全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甘肃的社会历史状况。

    左宗棠在晚清“中兴名臣”中是颇具特色的一位，就其一生的成就与功业而言，可谓大器晚成。然而一个人的事业，与其所处的时代、所受的教育、个人的性情及阅历关系非常大。这如同搞建筑一样，没有坚实的基础、完备的材料及精心的施工，难以期望有坚固大厦的矗立。如果把左宗棠的一生以1860年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则其前期正是为他后期建立功勋奠定基础的时期。下面从时代与士林风气、师友渊源、学问和阅历等几个方面，谈一谈左宗棠前期的主要活动。

    （一）左宗棠的师友、学识和经历

    左宗棠1812年（清嘉庆十七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他出生与成长的年代，正是清王朝由盛转衰之时。这表现为“孕育和蓄积于上一世纪的种种社会矛盾，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人口、财政、武备、吏治的种种难题。人心在变，士风也在变。民间的揭竿造反与士大夫的经世议论，表现了朝野皆为忧患所苦”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7页。值得注意的是伴此时代之新特点，士林风气也出现了重大变化。正如有人所概括的那样，“清治至道光而报敝，清学至道光而始变”。

    钱基博、李肖：《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第6页。

    1．时代风气

    中国传统的士人，从来都是把读书做学问和治国平天下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对于士人、读书人而言，最佳的出路就是“学而优则仕”。从本质上说，“经世致用”从来就是读书人的传统精神，即“君子为学，明道经世”。但秦汉以来，由于封建统治大一统的需要，迫于政治的高压，读书做学问与经世致用的联系被割裂了，结果“吾儒之学，以经世为宗，一变训诂，再变词艺，而儒名存实亡矣”

    转引自萧一山《曾国藩传》（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4年）第26页。所以，历代盛衰循环之际，士人中每每出现返本求源的经世思想。

    在“康乾盛世”时代，清朝统治者出于稳固政权的需要，采取高压与怀柔并用的政策。读书人为“文字狱”所苦，投向故纸堆，不敢面对现实，士林风气一片死寂。当清王朝由盛转衰之时，统治者被长期蕴积的矛盾所纠缠，对整个国家的控制能力大大削弱了。面对统治者无所措手的严重形势，那些极为关心国家命运和“世情民瘼”的有识之士，开始发出不满现实而要求变革的呼声，进而演进成一股经世思潮，并成为当时的士林风气。自此，士林出现了学术与政治，即做学问与解决现实问题相联系的新动向。他们逐步摆脱宋学空谈性理和汉学繁琐考据的学风，走上了讽议时政的道路，力求联系实际，以期解决实际问题。英国军舰的炮声，打掉了天朝的威仪；《南京条约》的签订，扫尽了“上国”的灵光，也惊醒了时人，更多的读书人开始把读书做学问与关注国家命运联系起来，推动了经世思潮的发展。

    2．湖湘文化

    就历史和地理环境而言，湖南历史上一直是个经济文化落后之地。即使到清代的道光年间，它在全国各省中仍属不发达省份，地位无足轻重。王闿运说它“财赋全盛时，才敌苏、松一大县。院司之选，在直省下等”王闿运、郭振墉、朱德裳：《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1页。语虽简略，但情形却属实。湖南在地理上“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造成了它“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不过同时也造就了其地“民性多流于倔强”，而能够“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

    钱基博、李肖聃：《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第1页。的特点。

    湖南有两个名气很大的书院，“皆肇自宋代”，一个是岳麓书院，另一个是城南书院。清代乾嘉以来，这两大书院的几代山长都讲习宋学，注重实用，对后来培育和形成湖南独特的学术风气起了很大的作用。

    这种地理环境和人文状况，造成湖南学术风气的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程朱理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一是注重经世致用。首先是理学对湖南的思想学术影响很深，无论是心学、实学的变迁，还是清代汉学的兴起，都对湖南士林影响甚微。乾嘉以来汉学风行海内，“而湖湘尤依先正传述，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屏去汉唐诸儒书，务以程朱为宗”

    罗汝怀：《绿漪草棠文集》，光绪九年版，首卷，第5页。转引自朱东安著《曾国藩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页。湖南士人习理学者多，习汉学者少。再者，无论治理学或者治汉学，都注重探讨有用之学、研究社会实际问题。湖南士林这一学术传统，适逢清学道光的转折，由是遂开一代风气。

    3．师友渊源

    就在左宗棠成长的关键时期，遇到了当时几位极力讲求有用之学的有识之士，这些师友对他一生的学问事业影响很大。

    首先是贺熙龄（字蔗农，湖南长沙人）、贺长龄（字耦耕）兄弟二人。左宗棠二十岁到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时，贺熙龄“以侍御家居，主讲席”。贺乃“宿学名儒，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对左宗棠很是赏识。左宗棠在给友人信中称：“稍长，从贺侍御师游，寻绎汉宋儒先遗书，讲求实行。”

    罗正钧：《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3年，第8页。后来左宗棠更有“十年从学”之语，可见贺熙龄对他的影响之大。

    当时贺熙龄的哥哥贺长龄正丁忧在籍，一经引见，居然推认左宗棠为“国士”，两人交往频繁。左宗棠常向贺长龄借书，阅毕则互相交流心得，考订得失。他在后来忆及此事时说：“臣弱冠时颇好读书，苦贫乏无买书资。贺长龄居忧长沙，发所藏官私图书，借臣披览。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齗齗，无稍倦厌，其诱掖末学，与人为善之诚，大率类此。尝言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至今每一思及，犹耿耿于怀，不能自释。”

    《左宗棠年谱》，第8页。而贺长龄正是经世致用之学主要文献《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

    其次，对左宗棠有较大影响的是林则徐和陶澍。林、陶是当时很有政声的封疆大吏，读书为官者多目之为楷模。他们敢于正视现实，对清王朝的衰退之势有清醒认识，对种种弊端深为不满，极力讲求经世致用之学，企图通过对政治及农政、河工、漕运、盐政、币制诸务的整顿与变革来挽救已呈衰相的清王朝。左宗棠在渌江书院做山长时，以联语得到当时路过此地的两江总督陶澍的召见，“一见目为奇才，纵古论今，为留一宿”

    《左宗棠年谱》，第15页。此后交往较多。林则徐当时因在广东抗英禁烟而遭贬，在士人中影响颇大。左宗棠虽只在林则徐由云南引疾还闽途中在长沙见过一面，但对他的政治见解、思想作风、治事态度则由衷钦佩。近人秦翰才在其所著《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评说陶与林二人对左宗棠的影响时道：“文襄公一生景仰陶、林二公，以后一切设施，可说很模仿这两人。他在平定陕甘后，变更建置，控制形势，便是则徐在云南处理回事的善后办法；在新疆开渠和教民司蚕缫丝，也便是追踪则徐在伊犁的往事；在两江积极举办河工，发动导淮入海，推行改引为票的盐政，也都是依仿陶、林二公的规模。”

    《左文襄公在西北》，第8页。这正是对这一渊源的生动描述。

    除林则徐外，左宗棠对魏源也尤为心仪，目之为既袭承湖南经世学风，又极力倡导并发扬此风而开“清学之变”的第一人。他对魏源感于海警，以激励后人振作精神，效法祖先而著的《圣武记》深为赞叹：“默翁《圣武记》序次有法，于地道、兵形较若列眉，诚著作方也。后四卷附武事余记，其谈掌故，令人听之忘倦。”

    转引自杨东梁著《左宗棠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1页。而对贺长龄主持下由魏源所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这一“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对经世学风有重大影响的重要文献，也是认真研读，勤加批注，深受其影响。

    另一位对左宗棠后期成就功业关系甚重的人物是他的好友，也是中兴名臣的胡林翼。二人同庚，两家父亲又是好友，交往甚密。诚如胡林翼所言：“林翼之先人与先生之先人交最厚，林翼与先生风雨连床，彻夜谈古今大政，前后十余年。”

    《左宗棠年谱》，第22页。这是一方面。另外，后来太平军兴，胡林翼任湖北巡抚，荐左宗棠入张亮基幕，互相前后援引提挈，为湘军稳固后方，供应补给，共同对付太平军，使之尽展才能与抱负。后左宗棠涉“樊燮案”，多赖胡林翼从中斡旋，多方运动营救，才免遭不测。而左宗棠的受赏识与得重用，也正因为胡林翼联合曾国藩竭力举荐。左宗棠得以由举人擢为疆吏，胡林翼的鼎力推举之功不可没。

    此外，还有郭嵩焘、郭昆焘兄弟。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历官翰林院编修、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史、署广东巡抚，后出任驻英、法公使。其弟昆焘，字仲毅，号意诚，举人，长期居湖南抚幕，后由国子监助教晋内阁中书。郭氏兄弟与左宗棠同是湘阴人（郭家住城关西门），彼此从小相识，时相过从。太平军入湖南，他们共同避居湘东青山，可谓患难与共。稍后，郭氏兄弟又共同努力，敦劝左宗棠出山。左宗棠先后入居张亮基、骆秉章幕府，郭昆焘一直是与左宗棠协力共事的幕友。而身居北京、入值南书房的郭嵩焘，则在左宗棠因樊燮京控案处于危难之际，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只是后来左宗棠与郭嵩焘的关系出现裂缝，“凶终隙末”。这些，都是后话了。

    4．学问与志趣

    社会思潮由于时代的需要而喷涌，加以有识之士的推波助澜，成了激荡一时的士林风尚。左宗棠生逢其时，又处在倡导这一风尚的中心之地湖南，追随当时极力推求经世之学的人为师友，所以其学问便深受经世思潮的浸染。

    左宗棠在少年时期，随其祖父、父亲读书，走的是追求科名之途，但他并没有把精力集中于猎取“功名”的制艺上，而偏好“有用”之书。十八岁那年，有一次从书铺购得一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如获至宝，“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后来又读了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这是他读有用之书的开始。虽然“见者笑以为无用，公为之益勤”

    《左宗棠年谱》，第7页。，以后积累成他学问的一个主要部分，即地理之学。第二次参加会试失败后，居住岳丈周家，“肇事方舆家言”

    《左宗棠年谱》，第12页。，研究地理，绘制全国各省地图。第三次会试再罢，对他求功名的信心打击颇大，开始表示出对功名之途的失望与淡漠，转而更加倾注极大兴趣于地理之学。抄《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各省通志，按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别类，订成数十册。在从事舆地图说过程中，除绘成各代地图外，更把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和历代军事的关系，逐一考订说明。后来在陶家教书时，又利用陶家藏书，考订他自绘地图之误。鸦片战争发生后，他“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记官私各书有关涉海国故事者，每涉历及之，粗悉梗概”

    《左宗棠年谱》，第20页。由于他一直关注并悉心研究地理之学，于中国地理非常熟悉，以后军事上屡建功业，实在有赖于此。

    1839年第三次会试落榜后，开始留意农事，并“拟长为农夫没世，于农书探讨颇勤”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99页。因受贺长龄的影响与启发，对“区田”问题颇为注意，作成《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

    《左宗棠年谱》，第16页。，亲自在柳庄试验他的区田方法。对于种桑、养蚕、种茶、种竹诸艺，亦实地实践。还悉心遍阅历代讲农事诸书，分门别类抄录，计划编写一部《补存阁农书》，“以诏农圃”

    《左宗棠年谱》，第23页。在农学上的理论与实践，可说是左宗棠讲求经世之学的特殊而又重要的一部分，这些学问在他后期规复陕甘及新疆的农业生产中得到了体现。历史表明，左宗棠40岁前所习的这些“有用之学”，在他往后30余年的历史活动中，确实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5．两度幕湘

    清王朝内外交困的形势，驱使有识之士于有用之学中探求挽救之法。他们既恨当权者无所措手，又叹自己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既然时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它必将为经世之才提供用武之地。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的发生，为左宗棠等人安邦卫道的渴求提供了机遇，自四十一岁至四十八岁间的八年幕府生涯，便是他经邦济世学问的大见习阶段。

    左宗棠第一次幕湘（1852年10月至1853年2月）和幕鄂（1853年3月至1853年10月），都是在巡抚张亮基幕中度过的。时间总计整整一年，这是他初展身手的一年。一年来的活动，既是他早期所获学识的初步的和部分的运用，也为他以后有所作为积累了经验，增长了信心。所以，1853年夏击退由河南南下湖北的太平军之后，他在给陶桄的信中颇为得意和自负地说：“仆自去年佐制军平浏阳土匪，解长沙重围，今年平通城、广济土匪，剿此股贼匪，颇有阅历。然其实亦只与平昔所论相合，尚有见到而未能行者。若朝廷与制军以钦差大臣剿贼，吾与岷樵佐之，老贼（指太平军）何遂猖狂至此！”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一），第90页。同时，左宗棠在张亮基幕府的作为，还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因而不久又有被礼聘。

    左宗棠第二次幕湘时间近六年之久（1854年4月至1860年1月）。由于他所表现的才能和施展的作为，越来越受到巡抚骆秉章的信任和倚重。后来他在答郭嵩焘的信中写道：“骆文忠（骆秉章谥号文忠）初犹未能尽信，一年以后，但主画诺，行文书，不复检校。”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779页。在当年的家书中，他说得更明白：入幕后，“中丞（骆秉章）推诚委心，军事一以付托，所计画无不立从，一切公文画诺而已，绝不检校。”左宗棠是位恃才傲物、敢于任事的人，“遇事有不可者，必力陈之”，但骆“不以为忤”。对于左及其同僚们的敢于任事，有些妒忌心重的人曾造谣挑拨，说什么“幕友当权，捐班用命”；骆则明白予以辩护驳斥，认为他们所办的事，都是“本官裁决定夺而后施行”的，“至人才量能器使，本无科甲、捐班之分，则又不足言也”

    《骆文忠公奏稿》卷六，第38页。甚至还有这样的传说：有一天，骆闻见辕门炮响，顾问何事？左右答：“左师爷发军报折。”骆点头说：“盍取折稿一阅！”由于这样，“惟时楚人皆戏称左公曰‘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左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

    薛福成：《庸盦笔记》卷二，《骆文忠公遗爱》，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页。这当然不无渲染之处，但骆对左的倚任之专和左的权势之盛却是事实。所以，后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写道：“巡抚专听左宗棠，宗棠以此权重，司道、州县承风如不及矣”；“骆秉章委事左宗棠，湖南诸将伺宗棠喜怒为轻重”

    见《湘军志三种》第8、51页。《湘军志》作者王定安则总括地说：“骆秉章专听左宗棠，吏事、军事，咨而后行。宗棠毅然任劳怨，谤议颇起，然未尝稍自卸。秉章自度才智不逮，信之弥坚。时论以宗棠善谋，秉章善任，两贤之。”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第17页。《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7页。

    由于左宗棠卓越的学识才能，又由于骆秉章的高度信任，放手使用，加上任职时间较长，左宗棠在第二次幕湘期间，确实施展了一番作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的作者秦翰才曾经概括地说：左宗棠在此差不多6年的时间里，“他帮助骆秉章的策略，只有八个字：‘外援五省，内清四境。’”

    《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7页。这个概括主要是就军事方面而言，也就是左宗棠自己所说的“自军兴以来，内固疆圉，外救邻封”。而在经济、政治方面，我们还可以补充两句话：“筹饷备械，整饬吏治。”总之，实践考验了他的学识与能力，也丰富了他的政治实践经验，历史给他提供了契机，他有备而来，抓住了这个机会，从而历史也承认了它所需要的人物。诚如有人所评说的那样：“八年的幕府生活，是左宗棠生平事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如果说，左宗棠早期的四十年，是他生长壮大，积累学识，接触社会，因而成为往后事业发展的准备阶段；那么，幕府时期的八年，则是他生平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发端，是他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的转折阶段。”

    刘泱泱：《左宗棠在幕府时期》，湖南师大文史研究所编《左宗棠研究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7年内部印行，第66页。的确，左宗棠正是以区区一幕客，以他的实力获得“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宗棠”

    《左宗棠年谱》，第70页。的声望，并成为一名封疆大吏的。从此开始了他的创建功业之路。

    （二）来甘之前的主要军事与政治活动

    如果说，左宗棠在幕府时期，还是“八年戎幕坐啸，未克亲履行间”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一），第385页。的话；那么，此后六年，他则是驰骋疆场，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了。在这个过程中，太平天国起义虽然继续有些局部的胜利，但总的来说处于衰败阶段；左宗棠的地位则迅速上升，先是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继而巡抚浙江，最后总督闽浙，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左宗棠在这一阶段所做的事有两项：一是襄办江南军务与进军江西皖南；二是攻陷杭州与镇压福建太平军余部。左宗棠直接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已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后期，由于两军长期拉踞厮杀，特别是由于官军的蹂躏，所至赣、皖、浙、闽、粤各地，早已成为“糜烂”之局。但左宗棠比一般昏庸顽劣的官僚们高明和有远见的地方，在于他清醒地看到，人民的反抗是由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所造成的。因而他师行所到之处，较为注意纪律；在战时和战后都十分重视赈济抚恤工作，恢复和发展生产；同时，大力整饬吏治、革除弊政，提倡和奖励文化教育事业。他在浙江和福建的时间较长，在这些方面的作为也较为突出。由于本书主要研究左宗棠在甘肃的活动，这些方面只略微提及，不再做详细介绍。

    （三）左宗棠的主要洋务活动

    左宗棠参与洋务运动20余年之久，颇多建树。虽然他不像曾国藩那样在洋务运动中起过创始人和奠基者的作用，也不如李鸿章那样全面完整地经历了洋务运动的全过程，但他在近代化建设的某些方面，如造船、纺织（特别是毛纺织业）、水利、文化教育和创建近代海军等方面所起的开拓作用，却是不可否认的。由于左宗棠在来甘肃以前和离开甘肃以后都从事过洋务活动，且本书将重点介绍左宗棠在甘肃举办的洋务事业，为了更好地了解其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下面就左宗棠一生参与洋务活动的主要阶段、内容及突出特点，略作评介。

    1．左宗棠兴办洋务事业的内容与阶段划分

    左宗棠一生所从事的洋务事业与他政治职位的变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其在每个时期所举办的洋务活动的内容，也具有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的明显特色，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担任闽浙总督时期（1863—1867），主要活动有创建福州船政局和福州船政学堂。左氏从事洋务活动，推动中国近代化是从造船开始的，而造船思想起源于鸦片战争。1840年，当英国以其坚船利炮发动鸦片战争时，他就提出“造炮船火船”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一），第16页。这个问题。1864年，他在杭州把试制的蒸汽轮船放在西湖中试航；又和法人日意格与海疆官绅屡谋造船，最后乃在1866年6月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设厂造船的奏折。这个设厂造船方案的酝酿与筹划过程，正如他自己所说：“思之十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一），第719页。从而把造船思想转化为实践活动，创办了福州船政局。为了迅速办好该厂，他不走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缓慢发展的道路，而向法国购买机器，雇聘工程技术人员。在马尾迅速建成我国第一个近代造船的综合企业，使中国造船业由旧式木质风帆船一跃而成为近代机器动力船。这是中国造船业的转折点。

    在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左氏深感中西科技的巨大差距和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性。因此，他在购置机器，雇聘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时，特别重视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他说，福州船政局“所重在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故在设厂造船时设立“求是堂艺局”，后称船政学堂，“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洋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画法”。并明确规定：“设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即能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曲尽驾驶之法”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第24页。，就不能算是完成任务。他的目的是，“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28页。在他同日意格所订的合同中，亦把“开设学堂教习英法语言文字、造船、算法及一切船主之学，能自监造驾驶”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第43页。作为主要任务。这正反映了左宗棠重视学习科学技术和注重开办学堂，以求迅速掌握该门技术，力图自立自强的正确的思想。1866年12月，船政局破土动工兴建时，“求是堂艺局”就已招收学生，暂以城内白塔寺和城外定光寺等处开学。求是堂分学习法文制船和学习英文驾驶两个部分，后称前后学堂，是我国最早的近代工业（制船）和军事（海军）专门学校。可见，左宗棠创办的“求是堂艺局”是中国最先以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为主要目的的近代学堂，是中国旧式的封建传统教育走向近代化的真正起点之一。

    第二阶段是在担任陕甘总督时期（1867—1880），在西安、兰州、阿克苏设立制造局和兰州、库车火药局。通过这些活动，将在福州船政局的单一军用造船，发展到制造枪炮、弹药等多种军用产品，并因制造纺织机器和抽水机，将军用工业推向民用工业，成为西北工业近代化的开端。其中，特别是甘肃织呢局的创办，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为创办近代纺织业，虽是李鸿章在1875年最先提出的，但上海机器织布局于1880年成立后，在1890年才部分投产，而甘肃织呢局提出虽晚一些，可在1880年9月正式开工生产。因此，它使我国传统手工纺织业最先发展成为近代机器纺织业，更是我国毛纺织业近代化的起点。与此同时，左宗棠还在肃州等地用机器探矿，试采金矿，由近代工业迈向矿业。此外，左氏在治理泾河时采用开河凿井机器，开了中国近代用机器治河之先声。将甘肃织呢局的呢绒直接投入市场销售，成为商品生产，使资本主义性质大为增长，他还从肃州官办采矿中认识到“官开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提出“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的正确主张。这种主张是左氏长期强调官办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越过当时的官督商办的民族资本主义的重大发展。当时，他要乌鲁木齐铁厂“招工筹造”，要“招商办理，乃期便利”，并说：“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他对金河采金亦说：“听民自采”，对库尔勒铁矿亦准商民“自行垫发成本”

    《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55页。试办。可见，他在70年代任陕甘总督时举办的洋务工业的内容比60年代要更广泛，并有新的发展。这部分将在第七章做专门的论述。

    第三个阶段是任两江总督和督办福建军务时期（1880—1885）。如果说他任陕甘总督时所从事洋务事业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的话，那么，他在这一时期所从事的洋务活动则具有向纵深化发展的特点。主要内容有：

    一是支持与发展原有洋务企业。如派习制造懂洋务的潘露、聂缉规为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总理或会办，加强对原有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对轮船招商局的营运水脚“按里匀摊”，“运费较多，水脚亦需增益”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279页。更重要的是，他在加强江海防务时，让福州船政局代造开济、镜清、寰泰等铁肋双层快轮，不仅使船政局所造轮船与当时向英德购买船舰比较，“似尚足以相埒”，造船技术向前提高一步。同时，船政局因此出现三船并造，“船台鼎峙，合此而三”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676页。的繁荣兴旺的可喜局面。

    二是军用工业向民用工矿、交通、轻工业的广泛发展。左宗棠允许兴办规模较大的工矿、交通和轻工业。如1882年，他准许胡恩燮开采徐州利国驿煤铁矿，认为，“集资试采，延矿师巴尔勘识，复购觅机器”，“似有把握”，“应准开采”

    《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95页。1884年，对池州煤铁局，除原开煤铁外，准许商董“加招股本”，“兼采铜铅”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408页。驾设电线是通讯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当英国要将上海水路电线引向陆路时，左宗棠要盛宣怀招商筹资架设长江至汉口陆路电线，并派干员协助，“以期得力，而免贻误”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352页。随后，他于1885年的奏折里提出：“铁路宜仿造”。他认为铁路关系到国内的商务军事，“一经造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并主张先修清江浦至通州的铁路。至于“推广西北一路，尤为日后必然之势”。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595页。这显示他看到铁路的重要性，且不乏远见。在轻工业方面，他于1885年2月提出派熟知糖务的人员赴美参观，“购小厂机器，兼雇洋匠工数名来华”，先在福建试办糖务，“著有成效，既先扩充，不惟内地各口，可以一律照办，台湾产蔗尤多，军务一平，即须加意仿办”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539页。这是中国近代发展机器制糖工业的最早设想。

    三是进一步推行官倡商办，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左氏在倡导兴办民用工矿交通各业时，无不采用官倡商办的经营体制。如胡恩燮招商集股兴办徐州利国煤铁矿，左氏不主张像一般的官督商办那样派总办会办总督其事，而是主张局务应“由总办主持”，“概照买卖常规”

    《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95页。办理。池州煤铁局试采铜铅，亦由商董“加招股本，试行开办”。架设长江电线，亦系“招商集资，购料兴工”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352页。兴修清江浦至通州铁路，亦是“由官招商试办”《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595页。兴办闽台糖务更是官倡商办的典型。他从借款内提银购机雇匠设厂后指出：“认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如官倡其利，民必羡之，有得实之户，不搭洋股，呈资入股者，应准承课充商。官本既还，止收税课，不必派员管厂。”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540页。可见，这一时期左宗棠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变化，标志着左氏洋务思想的日趋完善。

    2．左宗棠兴办洋务活动的特点

    纵观左氏在前述三个阶段中的洋务活动，有四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左氏在倡导引进和学习西方科技时，突出了独立自主的立场。左宗棠主张造船和创设福州船政局，为的就要自立自强，“御外侮”，“敌洋商”，反对帝国主义军事侵略；他创办甘肃织呢局也是为了打破外国毛纺织品对国内市场的控制和垄断。因此，在兴办洋务工业时，他特别强调了独立自主地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重要性。认为，“自强之道，宜求诸己，不可求诸人。”他主张轮船应图自造，“既能造船，必期能自驾驶”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一），第712页。学习外国技术，力求中国人能自行掌握，灵活运用。经营企业，宜图自主，少用洋人，待本国技术增长起来后，可分期辞退解雇洋匠，以免因过分依靠外国人而反受其牵制，力图依靠自己的力量达到“自强”的目的。这种思想是极为宝贵的，在洋务派中也比较突出，值得肯定。

    第二，突出了自强御侮的目的。左氏办洋务具有强烈的自强御侮的性质。当英国以其坚船利炮发动鸦片战争时，左氏认为“及时熟筹通变之方，持久之策”，就把“造炮船火船”作为“制敌”要策的重要内容，以求“海上屹然有金汤之固”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一），第16页。随后，他根据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一直把造船作为御侮良策。1866年，他奏请设厂造船，亦是因国外船舰横冲直撞，直达天津，“无足当之”。他在《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中，更以外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不夺不餍”，“借端要挟”，“若纵横海上，御有轮船，我方无之”，故要“习造轮船，兼习驾驶”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三），第69页。，以防外国侵略。后来，他在西北创办兰州制造局亦是如此。故在1875年为魏源《海国图志》再版作序时说“同、光年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257页。左氏造坚船利炮，不仅“可以制海寇”，而且要“各海口船炮罗列”，“处处铜墙铁壁，以守则固，以战则克，尚何外侮之足虑乎？”

    《左宗棠全集·札件》，第606页。目标就是要抵御外强的侵凌。而且，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确实也在一点程度上增强了中国的国防力量。当时就凭借部分装备自制枪炮，取得了收复新疆的胜利和中法战争清军在陆路战场上的镇南关、谅山大捷。这当中，无疑有左宗棠的一份功劳。

    第三，突出了在边远地区兴办洋务事业的特点。持续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地区。左宗棠担任陕甘总督以后，把新兴的洋务工业推进到了边远落后的西北地区。创办了西安、兰州、阿克苏制造局和兰州、库车火药局等军工企业和兰州机器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使古老的西北地区第一次响起了轰轰隆隆的机器声。从而扩大了洋务运动的范围，使洋务运动具有了全国性的规模。而且，左宗棠在西北办洋务是在为收复新疆而进行军事斗争的战争过程中进行的。西北的地理、气候、物产条件较差，交通特别不便，与沿海相距遥远，办洋务的难度较大；加上左氏已年近七旬，体衰多病，终日忙于战事，没有多少精力为近代化操劳。因此，他在较为困难的条件下推进洋务事业实属难能可贵，而近代化成就如此显著，则更应另眼看待了。

    第四，突出了坚决贯彻“中体西用”方针的某些局限性。左氏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能力强，个性亦强。加上长期处于偏远闭塞地区，其洋务思想表现在“中体西用”上，就是采用西方科学技术方面大胆坚决，维护中体上亦毫不含糊。而且，他采用西方科学技术，推进中国近代化，着眼于反对外国侵略，并且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如1867年11月向总理衙门提出修约意见时，对架电线、修铁路、设行栈、驶轮船、开矿山等，认为“安设地方或防民间出入，或近田畴，或近坟墓，必非民情所愿”，“于商无益，徒招民怨”，“断难允从”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59~60页。1879年，他在上总理衙门书中仍说：“铁路电线本由泰西商贾兢利起见，各岛族遂用以行军，一似舍此别无制胜之具者，实则生计赢绌，兵事之利纯不在乎此。”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66页。因为要反侵略，不仅说这些举措有防民间风俗，甚至说铁路电线于商无益，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直到1885年7月的《复陈海防应办事宜请专设海防全政大臣折》中，他才说电报、轮船，特别是铁路关系商务军事，“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595页。这才对这些近代科技作用给以客观的评论。另外，左氏虽然采西学，制洋器，并在《艺学说贴》里，主张将艺学特开一科。但他又认为：“不能离道而言艺”，应有“本末轻重之分”

    《左宗棠全集·札件》，第606页。，而且，他将农作为本，将农以外事业视为末。强调农业的重要性有其正确性，若说以农为本，比西方工商立国重要，这不仅过分强调了中体的作用，而且这种认识也大大落后于当时世界工商立国的主流发展趋势。这些都应该给以客观公正的批判与总结。

    左氏在洋务运动中的成就与局限并存，他兴办洋务的丰硕成果和显明的特色，给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增色不少，值得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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