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交通建设
左宗棠从进入潼关，踏上西北土地开始，在全力筹谋军政大计、安排西征事宜的同时，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整修西北道路。随着大军西进，道路不断向西延伸，修建了一条横跨陕甘新三省的战略要道。这条交通要道的兴建，为当时中国平定阿古柏匪帮、巩固西北边防，开发和建设西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左宗棠为什么要在甘肃兴修大道
（1）这是由用兵西北的军事需要决定的。主要目的：“一是调动大队人马；二是转运军实；三是传递文报”《左文襄公在西北》，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28页。当时，陕甘回民起义军充分利用西北黄土高原特有的地形，纵横出没，屡挫清军，几乎控制了大小交通要道。而关外遍布沙漠戈壁，交通更为艰难。因此，要稳定西北，收复新疆，就必须打通道路，保障后勤供应。因为西北用兵空间大，战线长，主要是打后勤保障牌。而后勤保障的关键就是运输问题。左宗棠把这精辟地概括为“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难于筹粮”《左文襄公在西北》，第34页。即运输问题是决定西北军事胜负的要害中的要害。西北用兵的特点，决定了左宗棠必须把道路建设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完成。
（2）这是由甘肃的地理特点决定的。甘肃不通水道，不能航运，在近代交通工具不发达的情况下，“行旅的往还，货物的运转，差不多全靠着车驮”。因此，“道路的修筑，格外重要”《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28页。陆路交通就成了西北唯一的运输手段。
（3）开发和建设甘肃的需要。交通不便，道路不畅，是甘肃与西北贫穷落后的根源之一。因此，收复之后，要开发和建设甘肃，就必须从兴修大路、恢复交通开始。对西北而言，陆路交通不仅是行军打仗的战略资源，也应该是社会稳定、生产发展的经济资源，因为道路建设是经济开发的基础设施。
2．甘肃筑路的措施
左宗棠在甘肃筑路，主要采取了战役前抢修防护和战役后驻兵维护的措施，参与抢修维护的工作主要由兵勇承担。
（1）战前抢修和防护。如左宗棠在派兵进攻河州的过程中，抽出大量的兵力对定西一带的主要道路进行了整修，并根据需要开辟了新的道路。整修的主要道路是陕甘大道，开辟的主要线路是安定至狄道运粮线。另外，此前的“金积堡之役，从平凉经固原到灵州，九百余里间，便连屯三十多营，更番护送军需”。又如“兰州省城北三十里，火烧岩到十门间四百七十里，分扎马步九营，以保秦王川粮源，护运军道，并通凉州、甘州、肃州和关外文报之路”《左文襄公在西北》，第53页。左宗棠所部西征军，有相当一部分是筑路护路的，如“魏光焘一支兵，可以说最善于筑路”《左文襄公在西北》，第43页。
（2）战后驻兵护路。在兰州东路，有“记名提督、借补镇海协副将周绍廉一军分住安定、会宁、静宁一带，现署臬司、平庆泾固道魏光焘一军驻平凉、泾州、隆德一带，频年操防护运之暇，修筑城堡，平治道路，搭架桥梁……”《左宗棠全集·奏稿》（七），岳麓书社，1996年，第641页。可见，左宗棠对筑路兵勇有着周密细致的安排与分工。
3．甘肃筑路的政绩
左宗棠西征，是从潼关开始的。那时，东南运来的军火、军装和军饷，大部分由潼关转口。所以，左宗棠筑路便从潼关开始，由东而西，横贯陕甘两省。后来，大军进入新疆，筑路也继续向西，北路一直到了精河，南路一直到了喀什噶尔。在收复新疆之后的数十年间，这条路线对陕、甘、新交通的通畅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后人将此路尊称为“左公大道”。下面，把这条路分为陕西段、陇东段、定西段、河西段、新疆段，并随大军西进的步伐，依次加以介绍。
（1）陕西段。潼关到西安省城一段，左宗棠一到陕西，就吩咐把路面平整修治。华州“路当要冲”，但知州万家霖“全不关心，迨至阴雨连绵，民夫不愿前进，不得已遂给予重价，聊顾目前，其中耗费已大”。他申饬该州“一面妥将该州大路修治，一面申报兴工日期，仍遵札定章程办理”《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96年，第81页。，使其不敢再行延误。但大体而言，关中地区地势平坦，修整公路较为省力，是左宗棠西北筑路最容易的一段。
（2）陇东段。即由泾州经平凉翻越六盘山至静宁段。此段著名的险隘有“平凉的三关口，就是金佛峡，路到这里，高峰突起，从前路在山上越过，异常危险；这时，则在山脚另辟了一条车路，长约二十里”。过了三关口，路靠泾河走，一经大水，便难涉足。这时，则从蒿店到瓦亭，另筑了石路四十多里。另一个险隘，“就是六盘山，古时叫做陇坂，正为它山高而路陡；这时，则在上坡和下坡两面，另筑了车路二十多里”《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28页。据载，泾州属境修筑大小木桥九座；平凉属境修筑大小木石桥二十九座；固原属境修筑大小木石桥十座《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2页。为了保障西征军的后勤供给，此段大路常年由魏光焘所部勇丁驻防维护，工作非常出色，多次受到左宗棠的嘉奖。此外，“平庆泾固各属驿路，固原北至平远以达惠安堡盐路，均已一律修治平坦”《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3页。可见，陇东地区修筑的道路是各路段中最出色、最模范的。
（3）定西段。即由静宁经会宁、定西到达兰州的大道。此段道路由于经过交通发达、地形复杂的定西地区，因此，陕甘大道中最艰险、最困难的地段位于这里的会宁、安定两县之间，全长三百里。这里沟壑纵横，山高屹多，道路多穿行于屹涧，被商旅视为畏途。同治十年六月，二路大军向洮河集结，战线延长，后路粮运不继。原先行驶在静宁至安定间的十三帮（一帮多少，待考）车骡和重新组织的一百四十辆大车，在这一线很难加快速度。左宗棠便令“刘明蹬军自马营监（今通渭马营）进安定，徐文秀军由静宁进会宁，以次修治兰州大道”朱德棠：《续湘军志·平回后篇》，《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281页。随后运输军火储静宁。八月，左宗棠经过重新整修的大道将行辕由静宁迁往安定。刘、徐两军对所经道路略加整理之后，便通过安定、狄道间的便道开往洮河要津康家崖。整修道路的任务则由周绍廉的五营湘军承担。裴景福在他的《河海昆仑录》中这样写道：“（青家驿）行馆，为李良穆军门建，左厢有碑，记湘军周绍廉修路筑桥缘起。”《河海昆仑录》，第101页。由此可知，前由刘明蹬军整修会宁道路，徐文秀军整修安定道路，后由周绍廉军全部整理而成。
从史料来看，周绍廉的湘军从进入这一地区到撤离这一地区，均未参加过河州战役。河州战役结束后，即由安定开往肃州，仅有的史料都是筑路修桥的情况。可以推断，周绍廉的湘军，在这一带是一支专门整修道路的部队。从开始到结束大体是一年有余。
陕甘大道由平凉越过六盘山，在静宁界石铺进入会宁县境，再由五星桥、青江驿、尚家湾、大山顶、太平店到翟家所。这段路线基本沿古驿道而行。翟家所至会宁城东一段，属祖厉河流域，当地人称“七十二道脚不干”。这里溪涧交错，冬天冰滑难行，夏日满道泥泞，大部分路线又左右徘徊于河床之上。一遇山洪不但阻断交通，而且危及行人生命。自古以来，行旅叫苦连天。为免除夏秋因洪水而发生意外，加快军实的转运，避开河床新筑车路四十三里。
大量的物资源源不断地从平凉运往兰州，大车、驮骡对道路的损坏是相当严重的，再加上雨天车马的辗压、山洪的冲刷，对道路的损坏更是在所难免。所以，常年四季对道路的维修成了留守部队的主要任务。光绪二年（1875年），平庆径固道魏光焘上书左宗棠，拟改修翟家所至会宁车路，左宗棠对此十分称赏，批示：“……此路迂回倾险，役车艰阻，商旅苦之。果能一律修治完善，洵行人之福也。防营将卒踊跃急功，该道复捐廉助之，俾得成兹善举。从此，不知行路之难。披玩再三，形神均畅，仰即勉力图之。工竣赏犒及运脚所需雇匠之费，如需官钱，亦不之吝，可随时禀请刘京堂（即刘锦棠）核酌示知。”《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91页。看来这段路线后来由魏光焘重加整治过。
另外，左宗棠还修整了马营监至安定道，内官营至狄道驮运线，巩昌至狄道线，下面对此简单作以介绍。
马营监至安定道。此道为西汉平襄道之一段，可行车马。明、清达到极盛时期，是一条安定通往秦州（今天水）的重要驿道。马营监设立于明代，是明在西北的养马基地。清初，一跃而成为甘肃四大商业重镇之一，交通十分发达。左宗棠西征至静宁时派少量部队游弋于秦安、通渭、马营至安定一线，并在马营设立粮局。这些部队所需粮料、物资从安定由一帮大车和一帮驮骡承运到马营粮局。部队撤离后，保护商旅行人的任务由马营游击署担任，而道路的整修则由沿线群众承担，所费银一般由山陕会馆以及商旅捐助。这段路线，由马营经油坊、牛营店、红土窑而至安定，是兰州通往秦州的一大捷径。
内官营至狄道驮运线。这条路线是在人行便道的基础上开辟而成的。同治十年，进至狄道的中路军，由于转运不足，粮料供应发生绝大恐慌，不得不向安定大营求援。左宗棠遂在安定的内官营设立粮局、屯储大量粮料，以备中、右两路使用。并在通往狄道要口站摊派平江营两旗（五百人）驻扎，以便护运和往来勇夫歇息。内官营粮局的粮料以及少量的物资皆由平庆泾固各站运来，再由驮骡、驴从这里运往狄道各军。因道路艰险，只作少量修整，河州攻克后，此线由民间驮帮使用，并有独轮车行走于期间。
巩昌至狄道线。这条道路为回民起义军的主要控制线，也是西征军中路部队向河州推进的一条军事路线。巩昌至渭源一段，路线沿渭河左岸而行，较为平坦。渭源至狄道一段，中间隔着险峻的关山梁（即洮、渭河分水岭），道路亦常险阻，不易行走大车。所以，当时左宗棠用驮骡二头抵车一辆的办法来弥补粮运工具之不足。驮骡的多少，根据部队需粮的多少而定，由各州县摊派。但是，这一线上的护运兵力十分单薄，回民起义军多时拦截运粮部队，交通经常中梗，前方粮料不足也就成自然而然的了，这就是中路军向安定大营求援的重要原因。由于是驮骡运输，对这条道路的要求也不甚高，也就没必要进行整修。上述四条路线中，唯有陕甘大道是左宗棠及其将士们苦心经营的。在收复新疆之后的数十年间，陕甘大道一直处于繁忙状态。
西征军在整修道路的同时，于较大的河沟上架起了桥梁。计会宁县境修筑大小砖石、土木桥十九座；安定境内修筑木石桥八座；临洮境内搭成浮桥两座。这些桥梁中，以砖石拱桥修建较为困难。这种桥梁，用砖石跨沟砌成，积土于上，一般土厚四五尺，桥栏也用土筑成。砖石结构的桥梁以会宁县的“利济”、“履顺”、“平政”和安定县的“永定”桥最为著名。
“利济”、“履顺”两桥修建于同治十一年，由周绍廉部属李良穆创建。“利济”桥长十二丈，宽三丈，跨东倒回沟。“履顺”桥长十六丈、宽二丈，跨尚家湾。两桥建成后，左宗棠撰名，刻石立碑纪念，碑云：“会宁属青家驿，迤东七里许，有水曰倒回沟；迤西三里许，有水曰尚家湾。记名提督周绍廉从左文襄公转战来甘，驻军于此。同治十一年春，督其营员李提督良穆于两处各创一桥，并筹垦荒田为修桥永远之费。桥成，文襄为之赐名，倒回沟曰利济，尚家湾曰履顺。是年十一月立石。”朱伯鲁：《西辕锁记》，秦翰才辑录：《左宗棠逸事汇编》，岳麓书社，1986年。
还有一座也在会宁城东数十里的山谷险阻之中，左宗棠题名“平政”。安定宋家沟，乃官商往来要道，清乾隆时巩昌府知府王廷瓉倡议修建一桥，后人称“王公桥”。此桥一遇山洪，即行坍毁，年复一年，劳费民力不少。此次进行了彻底修建，桥型为砖石拱，左宗棠题名“永定”，垂行四十余年，当地人呼为“神桥”。在西南的洮河上，于同治十年八月至十月间，分别在狄道城西门外和康家崖两处搭成浮桥。资料所载，八月己巳，“宗棠檄中、左路自狄道支浮桥先济。庚辰，渡毕”朱德棠：《续湘军志·平回后篇》，《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第283页。所说即此浮桥。
总之，左宗棠极其部属仅在平凉、会宁等8个县境内，就新修桥梁79座。说到修桥，还有一段值得一提的插曲：左宗棠原准备在流经兰州城北的黄河上修建一座横跨南北的大铁桥。当时驻在上海的德国泰来洋行老板福克听到消息后，立即赶到兰州与左宗棠洽谈，表示愿意投标60万两白银承建工程。左宗棠因嫌其索价太高而作罢。当时如果不是因为经费困难，那么黄河上的第一座大桥将会出现在兰州，而且还会提前30多年结束黄河上没有大桥的历史。
（4）河西段。即由兰州经河西走廊至玉门关的大道。此段道路要过黄河，经戈壁沙漠，又距离长，跨度大，是比较艰难的一段。据载“西征军曾在平番县境烂泥湾，修筑石路一道”，“石桥一道”，“车店一区”《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4页。总之，为进军新疆，河西一线道路均经认真修整。光绪六年底，左宗棠由哈密进京路过河西时曾看到：“途中所见，沟洫桥梁，靡不整饬。”还说“安肃道王必达、甘凉道铁珊……兴修水利，平治道路，栽植树株，均能尽心劝督”《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634~635页。甚为欣慰，上折奖叙。应该说这一段公路的修治也是较为成功的。
如前所述，左宗棠修建道路，其主干线是从陕西潼关开始的。到兰州后又分头发展：一路向西修到青海的西宁、大通、湟原等地；一路向北出嘉峪关后再向西进入新疆乌鲁木齐等地，然后又由北疆向南疆发展。这还只是主干线，还有许许多多的支线。其中有些是对原有道路进行修整和扩建，但更多的是新建。这都是在一边打仗一边开荒种地的过程中修建的，其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4．道路配套设施的建设与效果
左宗棠修筑的陕甘新大道，全长三四千里，宽度大抵为三丈至十丈，至少可供两辆大车来往并行，最宽之处，则有三十丈，随地形地势而变化。这条道路在收复新疆及其以后的十余年里，承担了繁重的运输任务。为了保证这条交通大动脉的畅通无阻，左宗棠设置了许多配套设施，来保护和维修这条交通线。
（1）沿途留下了大量的护运和护路的部队，其规模之大是其他路线上没有的。相传是五里一小墩，十里一大墩。光绪三年（1877年），冯焌光在其所著《西行日记》中记载：“自长武西三十里交甘肃界……直抵兰垣，五里一卡，十里一哨，百里一营。”冯焌光：《西行日记》，《宁海纪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4页。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裴景福在其所著《河海昆仑录》中说：“自黄冲（按在平凉境）以西，每十里，建兵房三间，旗竿台一，土墩五，标明里地。”《河海昆仑录》，第95页。裴景福所记，大概便是“一大墩”的规模；而冯焌光所说的“卡”大概便是“一小墩”；至于“十里一营”，应该是当时在用兵的紧要关头防护交通路线的一种军队布防措施，并非常例。但从此也可看出，左宗棠为此花费了多大的代价。
（2）沿路种植了大量的行道树。这些树有的地方只有一行两行，有的地方有四五行。栽种行道树的目的：为了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和夏时供给行旅阴蔽《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28页。据左宗棠自己说：仅从陕西长武境内到甘肃会宁县止，六百多里间，历年种活的行道树，就要26万多株《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2~523页。其奏稿和书信中还有许多更为详细的描述：“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砂碛之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634~635页。
《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62~663页。；“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又“过长武，则别有天地。种树开渠各节，并未遑议及，殊为惜之。值州县与防营来迎，即加指示”《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0页。说明他即使进京汇报途中，也时刻不忘提醒属下种植行道树。对这条绿带的建成和左宗棠首倡之功，时人及后人都赞叹不已。陆无誉《西笑日觚》云：“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0页。甘肃布政使杨昌浚见此壮景，不禁吟诗一首：“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0页。甘肃人民甚至把这些柳树誉为“左公柳”，以表达对倡导者的缅怀之情。为此，当时人们在沿途立一榜示，上面写道：“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侯所植。”这些树都是护路的，爱护左公柳其实就是爱护这条大道。
（3）设置驿站、官店，便于传递信息和商旅往来。中国传统的驿站传递方式有三种，即驿站、军台和营塘，它们共同的作用是传递文报。陕甘境内全部设置驿站；新疆境内情况复杂，这三种方式都存在。但在战乱之后，大多遭到了破坏。左宗棠就充分利用各地驻防护路兵丁节节传递文报，骑马传递叫马拨，步行传递叫步拨。每隔一个月，酌给犒赏。等到驿站制度恢复，然后取消。这样做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左宗棠还在人烟稀少的地段设立官店，尤其是出了嘉峪关，几十里甚至几百里没有人烟的地段很多，无地食宿，给商旅行动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于是，左宗棠“在驿站、军台或营塘旁边，或别的相应地段，用官款兴造简单房屋，置备些柴草，以供赶车人等歇宿。有些还搭着安放牲口的棚圈，也备着绳索、口袋、鞍等什物。也招着木匠和铁匠，使车驮损坏或缺少了什么东西，可以就便添补，省得停顿下来，耽误了行程。这一应设备，叫做官店。公家略略赔贴了些钱，但于大军行进，大有好处”《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2~133页。由于有了这些设施，也吸引了一些随营的商贩，为军队提供了一些日用品。这些商人在军营附近搭棚作买卖，出现了清军取新疆，汉商踊跃追随的景象，促进了经济和贸易的发展，真是一举多得。
（二）城镇建设
城镇无论大小，往往因其位置重要、交通汇注、人口聚居而成为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镇的繁荣景况，总能反映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的破败萧条状况，也会反映一个地方遭受天灾人祸的景象。清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军攻破了不少的甘肃城池，给清王朝在西北的腐败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但也使许多城镇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市政设施受损严重。左宗棠到甘肃以后，组织人力、财力对各地劫后余灰、人口凋残、受损严重的城市进行了修复重建，还在一些地方改设行政建置，新建了一些城镇。
1．兵燹之余甘肃城市受破坏的状况
西北回民起义持续了十余年的时间。在战争中，甘肃全省先后被攻陷的州县城池，约有三十个；先后被围攻的州县城池，也有十多个。其中平凉府城三度陷落，狄道州城、河州城和洮州厅城也都是三次陷落，受损相当严重。三面与河州接壤的兰州省城，也曾两度被攻，常在戒严状态之下。三次被攻陷的城镇，受破坏的程度自不待言。就是一次被攻占的城市，遭受的损失也触目惊心，如庆阳府城，兵燹之后，“郡城一带杳无人迹，城内荒草成林，骨骸堆积，奇禽猛兽相聚为薮”惠登甲：《庆防纪略》（下卷），第70页。面对此情此景，左宗棠命后路“各防军复于暇时平治道路，开浚河渠，助垦民田，广植官树，城堡、驿舍、桥道、河梁凡民力所不逮者，皆防军任之”《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463页。重视对各地受损城堡进行修复。
2．甘肃修治城镇的几种类型
左宗棠修治的城垣遍及全省各地，主要类型分述如下。
（1）新建城市
这类城池主要为新设置的行政建置而修建。左宗棠在战后向清政府建议改革固原、庆阳的行政建置，以加强这一地区的统治效能。“前因甘肃平凉迤北一带，与宁夏所属灵州接界，中间广袤八九百里，山谷复沓，素为逋逃渊薮。原设固原州、盐茶厅，形势辽阔，治理难期周密。”又因“建置太疏，多留罅隙，民间堡寨团庄，距州县治所近者百数十里，远或数百里，又且犬牙交错，经界难明，汉与回既气类攸殊，回与回亦良匪互异，治理乏员”《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460页。“是故欲筹平、庆、宁夏久远之规，非添设县治，更易建置不可。”《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458页。于是，左宗棠把固原州升为直隶州，仍隶平庆泾道管辖。在化平川设直隶厅。在固原城北二百四十里的下马关，设立平远县。在平凉府城东三百九十里的盐茶同知驻地海城，设立海城县，将原平凉府驻此的盐茶同知改为知县。这两个县共同隶属固原直隶州。又在庆阳董志原收复一年以后，因其地“距安化、宁州、镇原各州县治所均八九十里及百余里，地方宽旷”，奏请“添设县丞一员驻于此，会同巡缉，庶资控驭而重地方”《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266~267页。并定名为董志县丞。嗣后，在平庆泾固道台魏光焘的主持下，各新设建置的治所，陆续兴建完工。化平川直隶厅，“城长四百十六丈，高二丈五尺，上宽一丈二尺，基厚二丈；城堞五百五十四枚；城门四；炮台十二”。宁灵厅，“城长一千一百三十丈；东西址宽一丈五尺；顶宽七尺；南北址宽一丈，顶宽三四尺；女墙高五尺；城堞一千二百一十枚；东西两门”。平远县，“城长八百五十丈，城堞七百二十枚；炮台八”。董志原县丞，“城长三百九十六丈；高二丈五尺，上宽一丈二尺，基厚二丈；城堞五百三十二枚；炮台十二；城门四”。《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6页。
（2）重建、修复的城市
这是就原有城垣扩建、修复的一类。先是兰州城，光绪元年，左宗棠在外城的西北隅，创建了一座贡院，在院外包筑了一段外城，长二百四十丈。光绪二年，左宗棠又把原有的外城彻底大修。城根深一丈多，宽一丈数尺，城高三丈七尺，顶宽八尺多。又掘城濠，深宽各有二三丈。皆由营防修竣。还兴修了城外的四墩堡。四墩堡是指四个方形的碉堡，排列在城西龙尾山上。四墩堡基址每边长一丈多，高约二丈。
其余州县城垣，含光绪五年地震时塌陷的，都得到了修复或重建。如河州城，修整城堞二千三百四十九枚，更房一百四十座。狄道州城，修筑炮台六十三座，城堞二千零八枚。秦州城，先后加筑中城，小西关城，西关城炮台和东关城，又在南门外修耤水新堤，长三百五十丈，高八尺，厚二丈；吕二沟新堤，长三百零四丈。阶州城，长百余丈，高三丈，宽八尺，炮台二，城堞一千一百六十八枚；并修筑南堤，长一百二十丈，宽一丈三尺；北堤长四百余丈，宽一丈三尺。阶州白马关，重筑石城，长二千八百十一丈，高一丈九尺，炮台四，城堞四十二枚《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6页。这是陇中、陇南各重镇的重建情况。
陇东除前述新设的县城以外，又先后承修平凉、庆阳、隆德、合水、镇原各府县城垣、衙署及各祠庙、堡寨、驿馆。“所需经费皆由各营随时捐发，并由魏光焘陆续捐给经费银八千七百余两，以上各工，业经委员勘验，均已完竣坚固。此关内东路一带兴作工程之著有成效者也。”《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3页。
左宗棠初次驻节肃州时，发现西北要塞嘉峪关年久失修，边墙已有四处坍毁，大车尽可自由通过，“因命防营一律修整，每日按时开闭关门；手题‘天下第一雄关’横额；安置关头，字大于斗”《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5页。左宗棠第二次驻节肃州时，又修整了积沙淹没城墙的安西州城。把东西两面积沙，从城头掘下二丈二尺，直到城根。至于肃州城，曾被重炮轰毁，当时就已修复。这是河西走廊各城的情况。
这些工程全靠后路驻防兵勇修建。经费除少量向清廷报销，即由朝廷拨给外，相当一部分由左宗棠自筹。像重修兰州城的工程，历时一年，用工一百七十多万人次，是由十一个防营合力作成。“估计价值，非十多万两银子不办；事实上只为购买绳索、箕斗、芨草、石灰、砖瓦，花去了三千三百九十七两多。这样一个便宜的城工，报销上去，却给工部驳下。”《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4页。左宗棠只能设法另外报销。其他各地方经费，都由各营旗随时捐发，用的都是自己节余下的经费，没有使用正款。对此，左宗棠总结说：“兵燹之馀，百废肇兴，不资民力，不耗官帑，难矣。而论其实济，则皆承平时所未经见者。非诸将士来自田间，习惯工作，而皆知以勤民为重，其效或未易臻此也。至诸工程皆设防护运之馀率作兴事，未可与工部例章并论，且不列款请销，自可免由部议。而工成犒劳酒食，本与军需赏耗不同，为数又微，业经酌提各营截留款下支用，并未开报正款。臣等现咨商刘锦棠、张曜，转饬善后局各员酌量划拨荒绝地亩，招佃承租，以作岁修经费，庶可保固而规久远。”《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525~526页。总之，各工程不光花费极少，且多为自筹。
3．市政设施建设
左宗棠除重修城垣、炮台、城堞，加强军事设施建设外，还非常注重市政设施的建设。
（1）植树绿化。植树绿化是美化和保护城镇的重要手段，也是城市最基本的市政设施。左宗棠非常重视在其驻兵的城镇周围种树，绿化城镇。光绪二年（1876年），他移节肃州、于修整安西州城时，号召军民“引疏勒河水，环城挖壕，既深且阔，两岸遍栽杨柳，不光是形成严疆形势，还饱和着江南景色了”《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5~136页。！修筑秦州城，下令广造堤岸防护林，出现秀丽的景致：“夏之日，红的是堤内的荷花，绿的是堤畔的柳树，衬着堤上的白沙，何等风光旖旎！”《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6页。又重修阶州城，“环城沿堤，栽树数十万株”《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6页。
在兰州，光绪六年四月左宗棠要求帮办甘肃新疆善后的杨昌浚在兰州莲花池——小西湖侧种桑千余株。同时还在附近的东校场、河壖和总督衙门后的空地亦栽满桑树。还在给杨昌浚的信中满怀信心地说：“十年之后，可衣被陇中矣，幸何如之！”《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595页。他自己也在清明这一天，于肃州分栽桑秧数百株。左宗棠提倡植桑虽主要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在城中植桑，也有美化城市环境的作用。
（2）饮水工程。供水问题是城市的大问题。左宗棠在平凉时，曾命人修葺柳泉湖，并凿暖泉，供民汲用，并立碑题识。十年之后，左宗棠奉召入京，路过平凉，访寻旧迹，发现此泉已被道台魏光焘用围墙圈入书院之中，阻断了老百姓的汲用之便。左宗棠不同意这样做，且道：“此泉向本用灌地，旱时尤为急需，与其私之院中为乐饥之用，曷若引之田畔为救稼之用乎？”《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63页。立命另开墙门，恢复人民的汲用。还写信嘱杨昌浚，叫转告已升调甘肃按察使的魏光焘：这是左宗棠的意思，不要责怪后任者。这件事说明，左宗棠对居民的饮水问题极为重视。这还只是很小的一件事，值得一书的还在后面。
为了解决兰州市民的饮水问题，同治十一年，左宗棠在陕甘总督衙门前面左旁，开凿了一个饮和池。从衙门后的黄河引水，春冬两季用吸水龙（抽水机）抽水入池，夏秋两季用水车引水入池。还给饮和池题写楹联：
空潭泻春，若其天放；
明漪绝底，饮之太和。
他在任陕甘总督时，常常亲自灌园种菜。民国时甘肃省府曾悬有左宗棠所题的联语：一幅是：“八月船横天上水，连畦菜长故园春。”另一幅是：“五风十雨岁其有，一茎数穗国之祥。”从这几副联语中，足见左宗棠严以自律，艰苦朴素又随时随地关心民瘼的本色。
同治十二年，左宗棠又在总督衙门的右边，开凿了挹清池。水从玉泉山西南水磨沟，经西城门通过渠道引入。开凿这两个池子，就是因为左宗棠感到兰州人民饮水不卫生，以此改善饮用水水质，同时也为消防提供了水源，两池所用吸水龙都派专人管理。这为兰州市民生活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3）城市园林。园林或公园，是一个城市标志性的建筑。左宗棠在重建甘肃的一些城市时，也兴建和开放过城市的园林胜景。
左宗棠第二次驻节肃州时，于料理军务之暇，捐出廉银200两，将酒泉疏浚成湖。湖中留有三个沙洲，并建了一些亭台楼阁。环湖筑堤，周围三里，种上杨树和花树，堤外拓出肥田数百亩。这给荒凉的西北大地带来了一派生机盎然的江南风光。左宗棠还专门为酒泉湖赋诗一首，以记其胜：
我心如白云，舒卷无定着。身世亦如此，得泊我且泊。
昔岁来兰州，随槎想碧落。黄河横节园，牛女看约略。
以槎名其厅，南对澄清阁。走笔题一系，乡心慰寂寞。
今我访酒泉，异境重湖拓。杖適出新泉，堤周三里廓。
洲渚妙回环，树石纷相错。渺渺洞庭波，宛连湘与鄂。
扁舟恣往还，胜蹑游行屐。邦人诧创见，旁睨喜且愕。
吾党二三子，时复举杯杓。
频年南风竞，靖内先戎索。出关指疏勒，师行风扫箨！
强邻壁上观，弭伏一丘貉。老我且婆娑，勉司北门钥。
桓桓夫子力，盛美吾敢掠？西顾幸无它，吾归事钱鎛。
水国足鱼稻，笋蕨耐咀嚼。梓洞暨柳庄，况旧有丘壑。
一觞酹飞仙，有酒盈陂泺。不饮酒不溢，十日饮不涸。
仙来笛悠扬，我来歌且咢。丰年醉人多，仙我共此乐。
他年倘重逢，一笑仍夙诺。《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464页。
诗的上半部分，描述了节园和酒泉湖的胜景，泛舟湖中，仿佛见到了洞庭湖的滔滔波浪。下半部分述明了他在西北征战的目标、步骤和决心，重申夙愿，事平之后，要回到梓木洞和柳庄，去度那悠游的岁月。
他还为酒泉前的清励楼撰写了楹联：
中圣人之清，有如此水；
取醉翁之意，以名吾亭。
楼后为一方厅，题额“大地醍醐”。厅后明廊可俯瞰酒泉，泉水甘洌如酒。厅前又有左宗棠所书楹联一副：
甘或如醴，淡或如水；
有既学佛，无即学仙。
生活环境的美化，园林的建设，既有利于优化西北城镇的人居环境，同时还可以保护西北生物的多样性。肃州池塘，向不产鱼。左宗棠在修浚酒泉湖时，曾命人在湖中养鱼一万余尾。
相传左宗棠听人说外国有公园，待他搞清是怎么回事以后，便把兰州总督衙门后花园开放两个月，供市民游玩。酒泉湖的兴建，大概也含有这个用意吧，这可算作是西北城市公园兴建与开放的开端了。
左宗棠还给兰州的几处名胜景点题写了很有气势的楹联。他给兰州拂云楼题的楹联是：
积石导流趋大海，
崆峒倚剑上云霄。
并题“大河前横”四字为横额。
左宗棠给兰州澄清阁题写的楹联是：
万山不隔中秋月，
千年复见黄河清。
经过几年的建设，甘肃的城镇和其他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左宗棠在一份奏折中概括说：“凡设防置戍之处，虽残破至极，频年次第完缮，农安其野，商出其途，东自泾州，西至安西、哈密，盗贼衰息，诸废渐举，均欣欣然而有生气。是无兵屯、民屯之名，而实效固有可睹也。”《左宗棠全集·奏稿》（六），第380页。总之，战后的各项恢复与重建工作，均已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对各地城垣的建设，使老百姓有所“居止”，为人民生活的改善提供了基础条件。从军事方面讲，在当时近代化武器尚未发达的情况下，大大加强了甘肃各地的军事防御能力。而且在和平时期，重建各州县城垣的政治意义显然大于军事意义，它对清王朝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兰州城重建以后，人们见到特别雄壮的西门城楼，“真足表显西北重镇的姿态，对于西路来的人，踏进第一个省城，便给他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4页。
（三）水利建设
左宗棠在青年时代就高度重视农田水利事业，认为“王道之始，必致力于农田，而岁功之成，尤资夫水利”《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427页。到西北以后，他清楚地看到，“西北地多高仰，土性善渗，需水尤殷”。《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518页。没有水源或不兴修水利，就无法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沙漠戈壁地区，无水草、无民人、无牲畜，其生态环境尤其恶劣，更需兴修水利，以改善西北各族人民的生存环境与条件。因此，在西北十余年当中，他特别重视水利建设，把兴修水利作为恢复和发展当地社会经济的头等大事。
1．对兴办甘肃水利的几点认识。
首先，从水利与屯田的关系上看，他认为“开屯之要，首在水利”《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515页。，即水利是推行屯田的基础。屯田是左宗棠收复失地以后恢复和发展当地生产，解决军粮和老百姓口粮的首要措施。而且“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六），第288页。《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25页。据载，左宗棠在甘肃，“一路进兵，一路屯田，便从泾州一直到了敦煌”；《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55页。其部将刘锦棠、张曜等人也在新疆大规模推行屯田。而屯田政策要取得成功，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解决水源和水利灌溉的问题。为此，他认为“水利为屯政要务”《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518页。把兴修水利作为屯田垦荒、辑边安民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主要有三层含意：第一，解决水源或兴修水利是搞好屯田的基础，这是由西北农业发展的特性决定了的。第二，选择靠近水源或便于灌溉的地方屯田垦荒，集中在屯田面积成片的地带兴修水利，“新增屯垦均在新开渠工两岸”。《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518页。第三，水之多少决定地之肥瘠和发展生产之潜力。他说：“水足者地价倍昂，以产粮多也；水歉少收，价亦随减。将欲测壤成赋，必先计水分之充绌，定地方之瘠饶，科粮赋之轻重。”《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518页。以水利是否便利来判定当地发展农业生产的效益和潜力。
其次，从水利对西北开发和发展的影响来看，左宗棠认为“水利兴废，关系民生国计”，若“不得水之利”，“则旱潦相寻，
民生日蹙，其患将有不可胜言者”《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25~26页。为此，他指出：“甘肃治法，以……兴水利为首务。”《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58页。“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即把水利作为振兴经济的关键。把兴修水利作为开发西北优先发展的要政，表现了左宗棠与众不同的眼光和超越其他官僚的才干。光绪四年，他给坐镇新疆的刘锦棠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就西北兴修水利的重要性系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蔬、棉专赖渠水，渠水之来源惟恃积雪所化及泉流而已，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不易之理。惟修浚沟洫宜分次第，先干而后支，先总而后散，然后条理秩如，事不劳而利易见。此在勤民之官自为之，令各知其意，不必多加督责，王道只在眼前，纲张斯目举矣。其要只在得人，勤恳而耐劳苦者，上选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387页。信中包含了对西北兴修水利的重要性、步骤、方法等问题的认识，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后来，他总结治水经验说：“治水之要，须源流并治。下游宜令深广，以资吐纳；上游宜多开沟洫，以利灌溉。”《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26页。这些思想，对其在西北大兴水利，整体推进开发西北的各项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再次，从水利与养民、安民的关系方面看，左宗棠认为：“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以此为最。”《左宗棠全集·札件》，第104页。即把水利作为养民安民的根本。他之所以特别重视水利，除他一贯的重农思想外，主要出自重民思想。在他看来，既要维护国家利益，就要重视赖以维持这个国家存在的民众。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他深谋远虑，提出了“保民”、“养民”、“爱民”和“民可近不可狎”的一系列正确观点，认为“保民之道，必以养民为先”《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759页。，“诚心爱民，其为
民谋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716页。对于在西北治理旱灾，他坚持“若从养民之义设想”，非兴修水利不可的主张《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695页。左宗棠心系于民，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是他兴办西北水利取得成绩的先决条件。
2．甘肃兴办水利的灌溉类型和兴工方式
西北地区土地广袤、气候干燥、地形复杂、水资源的分布极度不均。水源紧缺是西北干旱的主要症结。因此，河流、水泉、地下水、雪水就成了西北水利工程赖以兴建的基础。左宗棠根据不同地区可资利用的水源地的差异，因地制宜兴修不同种类的水利工程，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
（1）沿河开渠灌溉型。西北地区除新疆外，甘宁青诸省区的水系多属黄河流域。所谓沿河开渠灌溉型主要是指在靠近黄河及其支流的一些地方开渠引灌。左宗棠到西北后，首先进行治理和开发的是贯穿宁甘陕三省的泾水。在洮河流域，兴修沫邦河水利工程。在宁夏，左宗棠支持宁夏道陶斯咏修复汉渠。先是，金积堡收复之后，左宗棠拨马化龙缴出的部分余款，整理各渠，主要是唐、清、汉三渠，因为避险省工，新修不久又出事，左宗棠十分不满。同治九年（1870年），宁夏道陶斯咏要求拨款万两修复汉、唐、清旧渠时，左宗棠正处于“饷项万分支绌”的困境，但他认为“事关水利农田，未便任令荒弃”。因而，“于无可设想之中筹备湘银三千两”。并指示陶斯咏，“照引水灌田之户计亩摊捐”办法，将官办改为官助民办，“令附渠各庄堡回、汉绅民从公拟议，开造某户应摊银数，悬榜通衢，限日呈缴”《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36页。这项工程进展很快。但在完工后就发现渗漏，野狐坝外堤坍塌，需载石修复，左宗棠对此“殊深系念”，要陶斯咏“赶紧设法修筑，务期坚实耐久，毋许草率贻误”《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68页。光绪元年，左宗棠拨银一万两，兴办宁夏垦务，又以半数银两整治境内渠道。大约光绪五年，固原州代理知州廖溥明向左宗棠“禀办固原海城水利，似尚切实”《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515页。，得到了左宗棠的肯定。可见，左宗棠在宁夏兴办水利的工作从未间断过。在西宁湟水流域，左宗棠于同治十一年冬命各厅县详细调查境内荒废的古代渠道，并于来年修复，计有西宁城西阴山崩裂时压坏的渠道约一里许；新修碾伯棲鸾堡一带沟渠二十余里。以上所引，均为投工投料较多、影响较大的引河开渠的灌溉工程，小规模的水利工程尚未计算在内。
（2）川塬凿井灌溉型。西北多数地方降雨稀少，极易发生旱灾。大旱之年，河水干涸，无水可资灌溉，何况还有许多本无河流的旱塬就只能靠掘井汲水灌田。光绪三年，针对这种情况，左宗棠在陕甘两省受旱灾影响严重的地方，总结前人掘井灌田的经验，推广掘井方法，掀起了一个掘井运动。查阅左宗棠这一时期与同僚下属的来往函件，多涉及这个问题。在给陕西巡抚谭钟麟的信中说：“民间开井，虽可以工代赈，不必另为筹给。”对赴工之人，“则宜察酌情形，于赈粮之外，议加给银钱，每井一眼，给银一两或钱一千数百文，验其深浅大小以增减之。俾精壮之农得优沾实惠，而目前之救奇荒，异时之成永利，均在于此。计开数万井，所费不过数万金。如经费难敷，弟当独任之，以成其美。”《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77页。陕西平川较多，凿井历史悠久，适宜大规模掘井，他把陕西作为凿井的重点区域。而甘肃只有陇东的部分地区适宜掘井，对此他也大加督责，作了不少的安排。他说：“甘肃各州县，除滨河及高原各地方向有河流、泉水足资灌润外，惟现办赈之庆阳、宁州、正宁等处川地较多，尤宜凿井。兹已将成法刻本，会列台衔，札发司道转饬各州县仿照陕西开井加赈办法，迅即遵办……计富者出资，贫者出力，两得其益，民当乐从。”他认为如能抓紧抓好，乘现在“正当农隙之时，地方尚无饥馁之苦”的有利条件，“赶速图之”，甘肃“当较陕西尤易集事”《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79页。，取得成效。而且他还大力推广“区种”法。具体做法是将地亩划片作成小畦，谷物种在一行行沟内；灌水时由渠内引水入沟，好处是“捷便省水”。他认为推行凿井灌田之法，必须与推广区种法同时并举，才能收到实效。因为“开井、区种两法本是一事。非凿井从何得水？非区种何能省水。但言开井不言区种，仍是无益”《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77页。
（3）河西井渠灌溉型。甘肃祁连山麓连绵千里的河西走廊，自古号称戈壁瀚海，气候干燥，环境艰苦。但凡能汲引由雪山融水形成的内陆河水和凿井开渠、导引丰富的地下水灌溉的地方，往往成为当地发展农业生产的膏腴之区。自汉代经营西域以来，历代在西北迭有屯垦之举，兴建了一些水利设施。这些水利工程可称为河西井渠灌溉型。即开渠导引由雪山融水形成的河水灌溉或充分利用地形，开渠导引由雪水形成的地下水入田灌溉。左宗棠到河西走廊以后，先安抚百姓，使之着地生产，不再流徙；对最穷荒的安西、敦煌、玉门三州县，拨给赈银二万两，寒衣一万套《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9页。，拨专款兴办军屯民屯，整治河渠。张掖、肃州旧有的水利设施得以修复，农业生产逐渐恢复起来。
左宗棠在甘肃兴办水利工程，主要采取了防营独办、兵民合力和官贷民办等三种出资兴工的方式。
（1）防营独办。这是左宗棠在甘肃兴修水利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主要集中在军屯要地或防营驻地附近。由左宗棠筹资出钱，勇丁出人出力完成。据载，在甘肃境内，“各地防营所修灌溉工程，则有河州三甲集的新挖水渠四十余里，祈家集的兴修水渠一道；狄道州的疏浚旧渠两道”。《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90页。在新疆境内，自张曜在哈密兴修石城子渠给予成功示范以后，其他地方如镇西厅、迪化州、绥来县、奇台县、吐鲁番、库尔勒、库车等地所修各渠及坎儿井等，“皆各防营将领饬兵勇轮替工作”《左宗棠年谱》，第378页。，独立完成。
（2）兵民合力。即由左宗棠拨款，兵勇和老百姓共同兴建的水利工程。在甘肃境内主要有王德榜主持的军民共同开挖抹邦河的水利工程。在新疆，不少水利工程都雇用民夫，据载：“其兼用民力者，给以雇直。地方官募民兴修者，亦议给工食。”《左宗棠年谱》，第378页。特别是“库车阿寺塘，工程尤大，驻扎库车统领……易开俊督率弁兵，辅以民夫，修筑通畅，增开支渠，灌溉称便”。《左宗棠年谱》，第384页。
（3）官贷民力。就是由官府出资，由地方官督率农民兴建的水利工程。这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种是由官府直接拨款，由地方官督办兴建的水利工程。如宁夏修复秦、汉、唐三渠，左宗棠曾三次拨给款银，还曾小规模地推行过由灌田户计亩摊捐集资的办法，但修复渠道的效果都不佳，左宗棠很是不满。另外，收复西宁后，左宗棠曾命地方官“准备夫料，以待来年实施春工兴修”《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9页。，修复了一些古渠。第二种是以工代赈，兴修水利。光绪三年，西北大旱，左宗棠想利用以工代赈办法开泾，还嘱托平庆泾固道魏光焘去筹划，未果。但以工代赈的方法却在当年的陕甘凿井运动中得到了某些实施。左宗棠“督各守令劝谕有力之家一律捐资开井，计富者出资，贫者出力，两得其益”。而且，他认为“以工代赈”，“多兴水利，似所费少而为利多”《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79页。，值得大力提倡。陕甘的一些地方，就是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凿井，应付当时的大旱荒年。
3．泾河治理——虎头蛇尾的工程
（1）左宗棠为什么重视泾河治理？
首先，力图通过治理，使泾水“复郑、白之旧”，重新发挥灌溉功效。郑国渠和白渠是古人分别在秦和西汉时期在陕西境内的泾水下游开挖的两条最早的引泾灌溉的水利工程，曾产生过很好的经济效益。后来，由于黄土高原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日见严重，河渠淤塞，水量渐小，加上年久失修，逐渐失去了灌溉功能。左宗棠看到这种情况以后，经多方考察，决定从上游着手，对泾水进行治理，使其发挥旧有的功效。
其次，从现实情况来看，对泾水上游进行治理，开渠灌田，既可使泾水正流水势变小，减少下游的涝灾，又可使泾水流域“得腴壤数百万倾”《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205页。，最终实现避害趋利，综合开发的目标。泾水治理是一件让人伤脑筋的事，主要是因为“泾流之悍激性成，自高趋下”，岸高水急，且“来源既长，收合众流，水势愈大，但于其委治之，断难望其俯受约束。若从其发源之瓦亭、平凉、白水、泾州一带，节节作坝蓄水，横开沟洫，引水灌平畴，则平、泾、白水、泾州一带原地，皆成沃壤；而泾之正流受水既少，自可因而用之。泾州以下，均属陕辖，再能节节导引溉地，则聚之为患者，散之即足为利，而原田变为水地，泾阳南乡可无涝灾”《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79页。这是左宗棠驻节平凉期间经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包含了他决心治理泾水的基本意图，而贯穿始终的目的则是意欲“为关陇创此永利”《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205页。，使当地人民群众永获实惠的思想。
（2）治理泾水的几点设想。
同治四年（1865年），左宗棠的重要助手——帮办陕甘军务的刘典，在郑、白渠的遗址上，重修了龙洞渠土渠一千八百丈，渠堰和石渠长五十七丈二尺。还有一条渠道叫利民渠，是明代成化末年修的一条引泾灌溉的渠道，可以灌田三百余顷。由于民间用这条渠道运转水磨，所以又叫做头道磨沟。左宗棠于同治年间对之进行疏通，还改名为“因民渠”。左宗棠并不满足于这种修修补补的小规模治理，他把着眼点放在对泾水全流域的治理上，力图使泾水通过治理发挥避害趋利的综合效益。他把治理重点放在泾水上游，并提出如下几点初步的设想。
第一点，“节节作闸蓄水，并可通小筏”。左宗棠设想在泾水试行通航，并以湖南老家的一些河流为例，进行比较。他给正在泾阳疏导泾水的袁保恒的信中说：“吾乡湘（水）、资（水）之水，均可于源头通舟楫；醴陵渌水，小筏可至插岭关下。弟驻平凉久，常览形势，知郭外泾流大可用，若浚导得宜，何以异乎？”《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205~206页。他认为只要治理方法科学、正确，在河上节节作水闸蓄水，是能通木筏的。
第二点，“速开支渠，治其上源”《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95页。左宗棠认为“平凉西北数十里，为泾水发源处，南数十里为汭水发源处，至泾州合流水势渐壮。若开渠灌田，可得腴壤数百万倾”《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205页。如果从开发水利，发挥优势上着眼，“从其发源之瓦亭、平凉、白水、泾州一带，节节作坝蓄水，横开沟洫，引水灌平畴”，则平凉至泾州一带川地“皆成沃壤”《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79页。，可收避害就利之效。而从根治水患、克服劣势上看，泾水“水性悍浊，不但泾川、平凉受患之烈较他处为最，甚至由于干流狭急，无支渠宣泄以杀其势，故遇涨发，则泛滥无涯涘，积潦难消，足以害稼”。他认为若从上游“多开支渠以资宣泄”，则泾阳以下无水灾，又可收减灾免祸之效。因此，“益见支渠开浚之工不可缓也”。《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95页。
第三点，先开挖二百里正渠，以作示范。光绪三年（1877年），西北大旱，严峻的旱情使左宗棠下决心对泾水进行治理。他打算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开渠，并安排平庆泾固道魏光焘实施。但治理泾水工量大，耗资多，加以“泾流之悍激性成，自高趋下，宜非人力所能施”《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79页。于是，左宗棠决定采用先进机器开河，打算开一条长二百里的正渠，以作示范。这就是左宗棠从国外引进新式掘井开河机器之源起。这样，前述三种初步设想，最后只落实为机器开渠一种方案，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
（3）引进开河机器
泾河发源于平凉附近的崆峒山西麓的陇山之中。《甘肃新通志》说：“泾河水，在县城（平凉）西，源出笄头山下。”［清］升允、长庚修，安维峻纂：《甘肃新通志·水利》（卷十），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23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1990年，第562页。《平凉县志》：“泾河水在县西南笄头山。”泾河自六盘山东麓发源后，东南流经宁夏泾源，甘肃平凉、泾川等地，到陕西省高陵县入渭河，全长达四百五十公里。要使这样一条流经三省区、全长近千里的河流为民造福，其上源“平、泾、白水、泾州一带原地，皆成沃壤”，“泾州以下……原田变为水地”，全靠人力治理是困难的。左宗棠原先就听说外国有开河机器，知道“自明以来，泰西水法既已著称”《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97页。他曾在光绪元年托两江总督沈葆桢代为购买掘井、开河机器，同时又让在英法留学的学生顺便研究这样的机器，但均未见答复。光绪三年（1877年）春夏间，泾州一带“旱，麦歉收，至秋旱甚，麦未下种，斗价一千八百文，民大困”《泾川县采访录·灾异》。，更加强了左宗棠根治泾水的决心。他想试行以工代赈的办法来治河。恰在这一年，胡光墉来信说外国有“新出掘井、开河机器”，左宗棠便要胡设法买几台，“并请雇数洋人，要真好手，派妥匠带领来甘，以便试办”。他认为：“此种机器流传中土，必大有裨益，与织呢织布机同一利民实政也。”《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297页。接着，又嘱咐胡光墉，开河、掘井机器，“请先购其小者来”《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356页。还确定“将来开河机器，拟先留之平凉，治泾川正流……”《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481页。事毕再解送兰州。开河、掘井机器是通过泰来洋行从德国买来的。光绪五年（1879年），这些机器和织呢机一起启运来甘。次年开河机器运到泾源工地。左宗棠派平凉府知府廖溥明主持其事，并请了德国技师，其中之一便是曾主持过兰州织呢局局务的福克，打算先开一条长二百里的正渠。左宗棠采用先进机器治理泾水，这在西北乃至中国近代治河史上都是一个创举，在中国水利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泾河工程的营建以左宗棠所部勇丁为主，还征集了部分民工。这些军民都由德国技师指导。但德国技师认为开渠计划有问题，鼓不起干劲。光绪六年冬，左宗棠奉召入京，路过平凉时，亲往开渠工地视察。对德国技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据他说，“洋匠经训饬一番，颇有振作之意”。他还指示平凉知府，新渠应再拓宽，并应再多开几个渠道，“以资容纳，上流宽缓，下流就可没有急溜，实为两利之道”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62页。但工程进展仍十分缓慢。据德国技师说：“渠底多系坚石”，人力施工困难，德国还有一种开石机器，如能买到，工程更可迅速。左宗棠很以为然，打算安排胡光墉再去添购。但不幸的是，光绪七年四月，泾水暴涨，冲毁了河渠，对工程是否继续下去，陕甘总督杨昌浚与左宗棠意见相左。但此时左宗棠对此已鞭长莫及，只是在光绪七年（1881年），在给杨昌浚的信中提到“平凉水利，冬前或可蒇工”一句《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720页。此后，治泾工程似乎再无下文。这里有两件事情需要专门讲一讲。
第一，左宗棠引进的凿井开河机器到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机器？史无明文记载，也很难考稽。只能依据现代人对相关机器类型和机械知识的了解进行推测。但据福克说它不能开坚石，说明它不是开石打眼的钻孔机，似乎是小型挖掘机或铲土机一类的机器。据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的考证和推测，这台机器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还静卧在平凉府署，已锈迹斑斑，零件缺失。他不禁对之产生了“没有英雄用武之地”的喟叹《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7页。
第二，开河的具体地段在哪里？也是史无明文，只是在《平凉县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湟渠，起县城西，绕城北，东注五十余里，清光绪初左文襄公所辟。旋以水低，不能上田，遂寝。”
左宗棠被调回关内后，对西北水利建设依然十分关注。1882年，当他闻知“泾源暴涨”，渠坝被冲毁时，内心痛惜不已。此时左宗棠虽已离任，但仍主张继续修治。他说：“惟泾源猛涨，小有所损，益见平凉支渠修治之功未可缓也。”《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93页。当护理陕甘总督杨昌浚来信向他征询意见，想“以节劳费”为名义，停止施工时，他在复信中指出：“惟思六府之修，养民之道，政典所系，未宜草草。”治泾工程虽“猝遇此灾，致从前已成干渠一并湮塞”，但工程不应就此停止。尽管德国技师福克也主张停工，认为“泾源纷杂，治之劳而见利少”，但这主要只从经济上是否有效益而言；如果站在政治的高度来看，即“从养民之义设想，则多开支渠以资宣泄，实事之不可缓者”《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695页。，泾水不容不治理。不久，在给甘肃按察使魏光焘的复信中写道：“种树、修路，讲求水利诸务，切实经理，必有其功。”并情不自禁地说：“不佞十数年一腔热血，所剩在此，至今犹魂梦不忘也。”《左宗棠全集·书信》（三），第705页。其言谈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表现了左宗棠对在西北经营未竟事业的关切和怀念。
诚然，左宗棠对泾水的治理以失败告终，没有实现他当年治水的一系列设想和理想，留下了许多的遗憾。治泾失败的原因是很多方面的，但最关键的一条还是治理方案缺乏科学的规划和论证。泾水自古以来水文情况就极其复杂，它从六盘山麓的岩石中发源，流经陇东黄土高原地区，已由清清的溪流变成含沙量较大的浊水，古代民谣就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说法。清朝乾隆时期仍是如此，“泾河自邠以上滩浅而流急，故浊”［清］张延福修，李瑾纂：《泾州志·地舆》，《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一辑·42卷），兰州古籍书店影印，1990年。泾河水量变化也很大：冬季流量较小，夏季则猛增；平常年景和洪水暴发时节更不相同，例如泾河的一大支流汭水，“每值暴雨，山洪骤发，河水猛涨，汪洋一片，宽达二三百公尺，历时一日或数小时不等。常年多在小水时期，清流一溪，明可鉴底”《甘肃经济建设纪要》，甘肃人民出版社，1980年。这样一条水流湍急，
“暴涨无常”光绪《泾州乡土志》，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珍本汇刊，《中国西北稀见方志》（八），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第421页。的河源，怎么能同“小筏可至插岭关下”的“醴陵渌水”同日而语呢？根本没有考虑到泾水变化大、季节性强的特点。他提出的“作闸通航”一事根本无法实施。至于用机器开渠的方案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对泾水的水文、开渠上水的高度等缺乏科学的论证，工程可行性差，修建三年，只好“旋以水低，不能上田，遂寝”。成为治泾史上的一大憾事。
4．开挖抹邦河——一个成功的范例
抹邦河水利工程是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左宗棠部将王德榜率军驻扎在陇西狄道（即今临洮县）时所建，是左宗棠在甘肃各地兴建的诸多水利工程中最成功的一项，很值得一述。
王德榜（1837—1898），字朗青，湖南江华人。湘军将领，随左宗棠参与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曾任福建布政使。后来随左宗棠到西北，又参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左宗棠所部湘军，原是湘军中的另一支派，独立于曾国藩所率湘军之外，系王鑫旧部，号称老湘军。这支军队的勇丁多是湖南农民，所以一直保持着农民的特色。左宗棠不仅给老湘军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他本人对于农事，也确有浓厚的兴趣。而楚军勇丁又都是农民，所以，“遇他们在某一个地方驻防时，便常教他们就路旁、河边、屋角，种树种菜”《左文襄公在西北》，第43页。因此，左宗棠凡遇到地方的公共工程，像开河、筑路、造桥、修城之类，也常派勇夫去做。王德榜所部湘军，就是这样一支既能打仗、又能辛苦劳作的部队。
同治十年，王德榜参与了进攻河州回民起义的几次战役。河州回民起义被镇压以后，根据左宗棠的安排，“前福建布政使王德榜所部定西等营，仍驻狄道，西北接宁河、太子寺、三甲集各营，南接岷、洮各营，东接巩、秦所属各营”《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283页。并要求他们耕垦自给。王德榜以前为了向岷州运粮，曾炸过洮河的九岭峡，以便打通粮道。现在，为了搞军屯，他又打算引抹邦河水来灌田。抹邦河是洮河的一条支流，流过狄道岗关坪之上，坪下就是洮河。在引水的地方，有一个山头，“高三十五六丈；这一个山坡，长四百二十丈”。王德榜决定把这一段四百二十丈的山坡，挖低二十五丈，开成明渠。他估计要人工五六十万。他施工的要求，经过多次的请求才得到了左宗棠的同意，并给予了支持。因为工程太浩大，以致使从来不怕困难的左宗棠也产生了犹豫和动摇之心。在工程动工以后，王德榜每天抽调一半的勇丁约二千五百人来工作，大概经过六七个月后才告完工，可灌田数十万垧——每垧二亩半《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8页。
关于详细情况，王德榜在龙王庙碑文中记述到：“斯渠也，始造于同治十二年六月既望之翼日，以同治十三年五月晦日讫功。其长七十里，广丈有六尺。堤高三丈五尺，宽二十丈余。横亘两崖。糜金钱四百万有奇。火硝磺二千六百石。”在巩昌府知府给左宗棠呈文中，记载了勘验该工程的情况：“知府于七月（同治十三年）初四日起程，初六日抵狄道州城。次日，会同王藩司德榜，狄道州知州喻光容（字仙稿，湖南宁乡人）等携带丈尺，驰往距狄道城南三十里岚关坪地，从迤东之陈家嘴行水旧道勘起。勘得此股渠水，旧由陈家嘴分出之岚关坪山腰，穿洞入渠。据该处民人称：道光年间，山洞崩塞，是以水不归渠。此次王藩司于抹邦河上流，筑坝一道，阻往来水；另开新渠，引水灌溉田亩。坝高三丈有奇，宽二十丈；俾河水鼓起入渠。引至岚关坪山脚，复凿平山石，高七丈有奇，长四百余丈，中开石渠一道，而宽三丈，深八九尺不等。水由石渠绕入土渠。并于狄道城南川一带，开挖支渠十一道；川北一带，开挖支渠七道。所有南北两川民田，均可以资溉灌。其渠口之西，设有板闸一道。需水多少，则按闸板启放。坝右石山，又开便河一道，东西长三十八丈，深一丈八尺，宽约十余丈，以备水旺时分水势，免致伤堤。坝之南，便河之北，就石坪上立庙一座，横联三楹。其沿山一带之土沟，碱水下注，均筑桥漕，架水过渠，由田间另辟水路，将碱水泻入洮河，不致有伤禾稼。洵为筹划尽善，办理得法。查由入水渠口，西行抵岚关坪高坎，计长七里；自高坎迤北至狄道州城，三十里；过州城迤北搭视渡，过东峪沟，以及八里、十里、十五里，直达清水渠。计自坝口至清水渠，统长六十余里，始由清水渠泻入洮河。卑府周视岚关山脚渠道及新开便河，均系石山开凿，地雷轰成，委非民工民力所能举办。且时值雨后，水势颇旺，渠内源源灌注，亦无泛滥之势。”慕寿祺：《甘宁青史略》（二十四卷），第5页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抹邦河水利工程质量优良，岚关坪灌区可灌田约25万余亩。
关于这项水利工程，左宗棠的记述很少，只在同治十二年给王德榜的一份信中说：“狄道荒地甚多，又阁下新开水利，使旱地变为上腴，尤便安插，诚为一劳永逸之举。”《左宗棠全集·书信》（二），第414页。这实际是对这项工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赞誉。
应该说，在左宗棠的部属中，“魏光焘一支兵，可说最善于筑路；王德榜一支兵，可说最善于开河”。《左文襄公在西北》，第43页。因为魏光焘一军长期驻扎在从平凉经六盘山到定西一带，这段路是关内最难走的，也是最难维修的。而王德榜自在狄道炸山开渠以后，在督带恪靖定边军出征越南以前，还帮助左宗棠“在北京做成了永定河上源一千数百丈的石坝；开成了六合境内滁河下游二十多里的别支，铲除其中最艰阻的二十丈的石脊；整治句容赤山湖到南京秦淮河间又是一个二十多里的水道”《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9页。故而被秦翰才称作“开河专家”。
5．成绩与评价
水利是农业的基础，水利更是西北农业的命脉。开发西北首先面临着兴修水利的艰巨任务，但开发本身又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大军每收复一地，随着左宗棠大营向西推进，关中、平凉、宁夏、河州、西宁、河西，都依次出现了兴修水利的场景。
通过前面的记述我们看到，左宗棠在其任期内兴修的水利工程几乎遍及甘肃的各个角落。工程项目从治河、修渠、筑坝、凿井，到挖掘坎儿井等，内容丰富；工程动工主要依赖人力畜力，甚至使用炸药开山炸石，运用最新治河机器施工开渠，使用了他当时所能动用的所有的工具和手段。因此，从西部开发史来看，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里，有组织、有步骤、大范围地开展如此大规模、多类型的水利建设，在甘肃还是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很值得总结与研究。
左宗棠短时间内在开发甘肃水利的创举中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主要是因为：
第一，左宗棠非常重视水利建设。他对西北进行建设性开发，使他与以往的官员相比，在措置上大为不同，能够把着眼点放在经济社会的恢复与发展上。在这样的背景下，兴修水利自然就被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上，成了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二，用人得当、施工得力。在兴修水利工程时，左宗棠非常注重考察和选派得力可靠的官员。他认为兴修水利，“其要只在得人，勤恳而耐劳者，上选也”。“此在勤民之官自为之，令各知其意，不必多加督责，王道只在眼前，纲张斯目举矣。”《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387页。如指派王德榜开挖抹邦河，选派张曜在哈密开渠引灌，使用刘典、杨昌浚、刘锦棠等人督办水利工程，都能如期较好地完成任务。尤其是王德榜将军，后来几乎成了协助他兴办水利的“开河专家”《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9页。
第三，注重采用先进的生产力设备和技术兴修水利。左宗棠虽偏处西北一隅，但却能放眼世界，引进德国先进的治河机器，聘请德国技师，用于对泾河的治理。泾河的治理虽以失败告终，但在中国率先使用开河、凿井机器，表现了左宗棠作为洋务派巨擘应有的眼光与气魄。
当然，左宗棠在西北兴修水利的活动，还有许多不足之处和教训，也值得后人汲取：
第一，水利建设方案缺乏科学的规划和论证。左宗棠在西北各地兴办水利，基本上是按当地收复的先后顺序逐步开展的，虽然也有因地制宜的成分，但从总体来看，仍缺乏整体科学的统一规划，小范围也缺乏整体科学的规划和设计。具体的水利工程有的虽有简单规划，但该规划能否行得通，又缺乏必要的科学的可行性论证。以治理泾水为例，该项目虽为左氏花费心力最多的水利工程，但由于治泾规划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规划的适用性差，无法继续实施，只好中道而废，留下了不少的遗憾。
第二，兴修水利的政策缺乏连续性。左宗棠在任内重视兴修水利，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就。但他之后的继任者，未必都能持之以恒地重视水利建设。许多水利设施后来都停建或废弃了，无人过问，这是很令人痛惜的。
第三，西北兴修水利没有得到清政府和民间的有力支持。左宗棠投入到水利工程上的资金，都是他本人想方设法筹措的，很少有来自清政府的直接拨款。至于民间出资，由于战乱使西北各地一片赤贫，几乎没有人有能力捐资治河修渠。连年战争，也使西北人口锐减，百姓元气大伤，民间很难独立完成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再加上地方官吏推诿扯皮，许多难题都压到左宗棠的肩上。在这种情况下，能取得上述成就，实属不易。
左宗棠在甘肃兴建的水利工程，虽然有治理泾水失败这样的损失，但也有王德榜开挖沫邦河一举成功这样的成就。由于他历时十余年不间断地治理和建设，西北一些地方一度出现了“水利大兴、而垦事亦盛”《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93页。的局面。左宗棠在甘肃兴建的各项基础设施，为此后西北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水利工程的兴建，对甘肃农业生产的恢复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左宗棠的功绩永远值得西北人民铭记！他在西北兴办水利的经验教训也值得今人汲取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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