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兰州机器制造局的兴建
左宗棠对西北工业的开发，是在因战争需要而开办的军火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也符合世界上许多国家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是在军工生产中得到应用，然后再逐步推广应用到民用工业上去。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在西征前，他就在1866年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在西征的过程中，他又先后开办了西安机器制造局、兰州机器制造局等，最初的主要目的是为西征军生产武器。
1．西安机器制造局
1869年3月（同治八年二月），左宗棠上奏清廷说：他的楚军所需“军火皆由上海洋行采办而来，价值即甚昂贵”，现在“招募浙江工匠，速备机器来陕，制造洋枪、铜冒、开花子等，以省上海购造之费”《左宗棠全集·奏稿》（四），“附清单”，第34页。1870年9月（同治九年八月）他在给雷正绾的批札中，谈到“后膛开花大炮，极为新出利器，弹子宜测准施火”，而“陕局洋匠亦不能照制”《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35页。
说明这时西安制造局已开工生产。至于它的生产情况，一个外国人在1872年（同治十一年）到西安参观制造局后说：“局里在制造大量的新式枪炮所需要的子弹和火药。制造的工人是宁波人，都曾在上海与金陵两制造局受到训练。”《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444~445页。1874年2月（同治十三年正月），《游陇日记》作者说：他“至制造处机器局，见火蒸汽机一座，轮干旋转，专制洋炮、洋枪，使枪自转，旁伺以刃。凡修膛、退光，迎刃而解，削铁如泥。更有磨刀石，极为省力。机关精巧，见所未见。工匠系广东、宁波人居多”佚名：《游陇日记》，《左宗棠逸事汇编》，第70~71页。有关西安制造局的资料虽少，但从以上零星记载，可见它的机器设备较好，工匠技术熟练，生产的枪炮弹药达到一定水平，是官办的近代军用工业。
同治十一年（1872年），战争的重心转到甘肃，左宗棠继续向西进剿回民起义军。为了方便军需，遂把西安机器局的设备全部拆迁，移到兰州，改为兰州机器制造局。
2．兰州机器制造局
兰州机器制造局设在兰州南关，左宗棠派总兵赖长主持。赖长是广东人，系左宗棠在福建时的旧部，“夙有巧思，仿造西洋枪炮，制作灵妙”《左宗棠全集·奏稿》（五），第551页。，是一位精通近代枪炮和机器制造的专家。1869年（同治八年），福州设立制造局，赖长仿造的西洋枪炮，“其灵巧不亚于外洋的军器”《北华捷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上册，第452页。他被调来到兰州时，左宗棠在一封致友人信里，说他“携所造螺丝炮试验及小机器尚可用，惟需授意制造，庶便利耳！”当左宗棠拟让其回陕西制造时，他说：“局用以石炭为要，所需最多，阿干镇所产既佳，价值运脚亦省，较之陕省合宜。至钢铁则就近或可采办，与由陕采办成器有余，亦须运脚，尚不如就近采办为省。”左宗棠于是让他调所带工匠和机器“在兰设局”。赖长带的宁波和闽、粤工匠，“能自造铜引、铜冒、大小开花子，能仿造布国螺丝及后膛七响枪，近令改中国旧有劈山炮，广东无壳抬枪用合膛开花子，劈山架改用鸡脚，又无壳抬枪改用一人施放”。经过改造，使得劈山炮用鸡脚架不仅灵便，而且由过去用13人现在减至只要5人就可施放，无壳抬枪也由过去3人放两杆改为1人放一杆。不仅如此，左宗棠还让崇志教练将弁兵丁演习，“俾制器之人知用器之法，用器之人通制器之意”《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482页。
兰州制造局除自备机器外，1874年又将西安制造局的“火炉蒸汽”《游陇日记》，《左宗棠逸事汇编》，第72页。运来。它以制枪炮为主，制造时“参用中西之法，而兼其长”，并能“每进益上，精益求精”。左宗棠认为：“纵未能如西人之精到，而其利足以相当。”《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482页。1875年6月，俄国索思诺夫斯基对枪炮制造原只推崇英法与德国，而当他看到制造局仿制法、德枪炮，“其精者与布相同，而臆造之大洋枪及小车轮炮、三脚劈山炮，盖又彼中所无”时，不禁“叹服同声”《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539页。这表明制造局不仅能自造一些新的枪炮，而且制造技术亦达到较高的水平。
兰州制造局除造枪炮外，赖长还将这个军用工业逐步向民用工业发展，制造出抽水机（吸水龙）和灭火机即水龙，特别是制造出织呢绒的机器，更具有重要的意义。杨昌浚看到制造局制造出洋水龙后，就向左宗棠建议：是否让赖长“停制炮子，仿造洋水龙，以备不虞”《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87页。左宗棠虽然肯定了制造洋水龙的意义，但认为“西北屋宇墙壁多用砖砌土筑，与东南木壁蔑织者不同，绝少火患”，“水龙仿造一架已足，无须多制”。他更从新疆收复后正须增添武器的情况，对杨昌浚说：“此项制造不能停工。”赖长仍以如前“赶造火炮，储存待拨，开花子炮预备为要”《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87~488页。在伊犁危机时，他在强调“水龙为救火良器，仿造预备自不可少”后，对兰州制造局制造枪炮和制造各项机器提出了一个全面安排的意见：“若论其先急，则造炮第一，开河、凿井、织呢次之，水龙机器本少，仿造甚易，以余力为之可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96页。由此可见，兰州制造局是以生产枪炮为主，并可望发展成为兼制开河、凿井、织呢和水龙等机器的军、民两用的近代工业。
兰州制造局的机器设备，今已无从可考。但从它可以生产重炮和七响枪的情况推断，它的设备：第一，必须有炼钢和浇铸坯料的设备。考虑到当时江南制造局已有15吨的炼钢炉，兰州制造局的设备虽不可能如此，但如无比较完善的冶炼设备，是不可能炼出使俄国人误认为从西方进口的钢材的；第二，必须有锻造枪管炮筒的设备；第三，必须有车、刨、钻、镗等等近代才输入的金属加工机床。如果考虑到赖长后来还制造了若干种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没有上述设备是不可能的。只有具备冶炼、铸造、锻压，车、刨、钻、镗等一系列机械设备，兰州制造局才能维持正常生产。这对生产力落后的甘肃来说，应当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
兰州制造局生产的枪炮，起初是运往肃州助战攻城，即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但左宗棠创办兰州制造局，主要目的是反对外国侵略。左宗棠在设立制造局时就曾说：“若果经费敷余，增造精习，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邦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547~548页。表明要自己掌握技术，增强国力，以抵抗外国侵略的决心。1875年，左宗棠为魏源《海国图志》重版作序时又说：鸦片战争以来，英国以坚船利炮“蹈我之暇，构兵思逞”，乃与魏源一样思制敌之计，“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257页。这表明，他造船和制枪炮，都是继承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要是为抵御外国侵略。它制造的枪炮用于攻占古牧地、达坂城和进取喀什噶尔，用于为收复伊犁进行的三路布防，对反抗俄国、阿古伯侵略，收复新疆起了重大作用。
左宗棠在西北兴办的军用企业，除西安机器局、兰州制造局外，1875年（光绪元年）还在兰州办了火药局。他为提高火药质量，要求将硝、磺多提炼几次，使火药品质和洋火药一样。这样做虽增加了成本，但是火药质量“为上上好火药，力量可比得上洋火药，就不必远向海外采购，所省运费已是不少。况且硝磺提炼极净，开火后更可不伤枪炮”。“每斤加工料多费不过数十文，总是上算。”《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9页。新疆收复后，他又在阿克苏设制造局，在库车设火药局。
这些制造局和火药局，不仅以它生产的枪炮弹药为西征提供了装备，而且制造了一些机器，起到机器母厂的作用，开了西北近代工业的先河。
（二）甘肃机器织呢局的创设
左宗棠并没有仅仅把其在西北的洋务事业局限在发展军用工业上面，而是因地制宜地向民用工业拓展。兰州制造局总办赖长，在兰州制造局“以己意新造水机，试造洋绒”成功，并向左宗棠建议，“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副到兰仿制”。左宗棠对赖长自己试制洋呢倍加赞赏，说试制洋呢“竞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着，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因此，他对赖长的建议，虽感“以意造而无师授，究费工力”，但仍认为：“此间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亦易得，只要有火机，便省工力”，“为边方开此一利”。乃于1877年（光绪三年）让胡光墉对赖长所要织呢织布火机“留意访购”《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97页。此后，赖长继续钻研试制，“以意拣好羊毛，用所制水轮机织成呢片，与洋中大呢无殊，但质底较松。又织成缎面呢里之绒缎，亦甚雅观”。左宗棠认为，用羊毛“织褐织毡毯，价不甚高，业之者少”。1879年（光绪五年）初，他在上总理衙门书中，谈到购机办呢厂时说：“胡道购织呢织布机现可到兰州，须数年后始睹其利。拟先内地而后关外，与棉同规久远，未知能否有成？”《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64页。可见，左宗棠对织呢局的前景持谨慎乐观态度。除了受赖长的影响，还有如下几个原因促使左宗棠重视织呢局的创建。
第一，左宗棠到西北后，看到“甘肃地方瘠苦”，便发出这样的感慨：“陇中寒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郡。”他又看到西北盛产羊毛，而且价格低廉，“每斤值银一钱几分，每年可剪两次，民间畜牧之利，以毛为上，盖取其毛之利长，非若皮肉利只一次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64页。左宗棠想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以浚利源，阜民即所以裕国。购运泰西机器，延致师匠，试行内地，有效则渐推之关外，以暨新疆”《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78页。这样，利用西北盛产的羊毛资源，织呢制毯，有利于富民富国。
第二，通过兴办织呢总局，可以为中国培养人才，以利将来发展本国毛纺织业。“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将来有成，尤为此邦师匠所自出，不但数世之利也。”《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68页。
第三，左宗棠不仅具有爱国思想，而且还是个实干家。他不愿眼巴巴地看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任意欺凌中华民族。他曾说过：“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左宗棠一向认为：“均是人也，聪明睿智相近者性。”《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上册，第378页。外国人会做的事，我们也应该会做；外国人能办的事，我们也应该能办到。不能让外国人“擅其能”，“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耳目近习，讲求利用实际”《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上册，第379页。所以，左宗棠不顾当时客观条件的艰难，亲自创办甘肃织呢局，以御外侮。
第四，左宗棠进驻西北，大批军队的粮饷，来源有三个方面，即西北本地可以提供一部分，主要是军粮；而粮饷的大部分，依靠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各省供给。左宗棠在准备进军西北时，选员派将，专在汉口等地设了“陕甘后路粮台”。另外，还借有部分外债，主要是购买军火。虽然这样，但还经常感到粮饷不足。加之西北气候寒冷，军队又多，军服军被需求量很大。所以，创办甘肃织呢总局，有利于解决军队的衣被问题。
第五，当然，左宗棠创办甘肃织呢总局，也与他个人的利益以及湘系集团的利益是分不开的。他镇压了西北的回民起义，又扫除了新疆的阿古柏叛乱，在军事上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现在战事已平，如能在经济建设上露一手，可以更好地经营西北。这样，对提高他自己的声望，以及增加湘系集团的利益，都不无好处。
1878年（光绪四年），左宗棠上奏清廷，在兰州请设甘肃织呢总局。经清廷批准后，胡光墉便请求上海德商泰来洋行承办购机事宜。泰来洋行经理嗲哩吧征得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的同意后，在德国购买机器，招雇工匠，聘请技师。聘用的德国技师、总监工和翻译，有石德洛末、李德、满德、福克、白翁肯思泰和卫宜格等13人。
甘肃织呢局厂址选在兰州通远门外前路后营址，今畅家巷内。厂房230余间，分东厂、中厂和西厂三个部分，并附设机器检修所，另掘有水井，以供漂泊用水。左宗棠对厂房修建，要求“只取坚实，不在美观，是为至要”。他说：赖长以旧房改造作为织呢局，“既免另购民基，又可就营地作堡”，“既有围垣，余屋可陆续添盖”。“盖造房屋，总以暂时能容纳机器，并够匠夫住址为准，如果试办有成，将来自可推广。”他甚至认为：“洋匠所议丈尺前后悬殊，是所称不能再减分毫，亦难信为定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71页。这种因陋就简、逐步扩充的精神，对企业基建虽是重要的，但不尊重工匠和机器对厂房的要求，就有点自以为是了。
关于机器的采购，左宗棠并不认为“舍小用大为合算”。这除了因自己年迈免以后交接“徒滋口实”，以及各省关协饷难望，“何敢为恢宏阔大之举，致无收束”外，主要是怕“机器重大，陆运极艰。不如用其小者，令华匠仿制；将来增拓其式，亦可得力”《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356页。
从德国泰来洋行购买的各种机器共60多架。计有24匹马力、32匹马力的蒸汽机各1架，织机20架，分毛机、顺毛机、压呢机、刮绒机各3架，洗呢机、剔呢机各2架，净毛机、剪线胚、烘线热气玻璃罩、缠经线机、烘呢机，综刷机、熨呢机、卷呢机、刷呢机各1架，纺锭1080个。这些大小机器装成箱笼1200余件，分解再装成4000箱，从德国运来上海后，“由招商局的轮船在1879年拖运到汉口，在汉口又将这些机器用民船水运，又由人们背运到兰州府。有些机器非常重，而且难运，所以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的机器搬过去，因此，路上费掉了好几个月的工夫。直到1879年10月，一部分机器才开始运到了兰州府，又有些则一直到这年（1880）3月才到达”《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898~899页。
创办织呢局花销了多少经费呢？没有明确的记载，购买机器的费用和运费是与开河、掘井机器合在一起的。如1881年1月（光绪六年十二月）的记载，购机计湘平银118832两，运费72975两，共191807两。若将织呢与开河机按三比一比例（因1881年织呢与开河洋匠工银为24171两，1882年织呢洋匠只有16151两）计算，织呢局机器购运费为127871两多，再加上建房和洋匠与办理局务各员薪工银110305两，合计才238176两多。这是开办经费，至于常年经费，据刘锦棠和谭钟麟在1884年1月（光绪九年十二月）的奏折，1881年织呢局和开河洋匠工银与织呢局采办机器和军火共用银67956两多，1882年织呢局洋匠薪工和采办机器与军火等用银25495两多，若将其中开河洋匠薪工与采购军火费用减去，织呢局经费开支会低于此数。因此，张之洞所说“左宗棠前在甘肃设织呢局费银百余万两”《张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七），第17页。，显然与实际开支数出入较大。
1877年（光绪三年），甘肃织呢局开始筹建，经过建厂、购买机器、雇聘洋匠，特别是机器运输，花了三四年时间，于1880年9月16日（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正式开工生产。织呢局由赖长任总办，虽有石德洛末任洋总办，李德和满德任总监工，但全局由总办赖长主持办理，另派的会办“只能管书算、记簿账，不能参预局务”《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72页。从左宗棠在给杨昌浚信中所说织呢局“工师，以赖毛为高。勇丁之聪慧者，兰州可留心挑选拨入，将来必有可用之材”《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81页。来看，织呢局职工虽系从制造局调入一批师匠，也从甘肃营勇里选拔一批作学徒。但他们都是靠工资过活，实行的是雇佣劳动制。当时，外籍工程师每月工资450两，洋匠每月工资平均为291两，华匠华工每人每月平均7两差些。艺徒每月只有3两。总办（厂长）虽比职工高，但远不如外国师匠，每月只有100两。其他职员平均为20两李守武等：《洋务运动在兰州——兰州机器织呢厂历史调查报告》，《甘肃师大学报》1959年第1期。
1880年12月，左宗棠上奏清廷，在谈到织呢局的生产情况时说：“现在织呢已织成多疋，虽尚不如外洋之精致，大致已有可观。从此日求精密，不难媲美。共设洋机二十架，现开机六架，余俟艺徒习熟，乃可按机分派织造。开齐后，通计每年可成呢六千疋。”《织呢开河机器报销片》，秦翰才辑：《左宗棠集外文》。次年1月（光绪六年十二月），左宗棠又说：“织呢局结构宏敞，安设机器20具，现开织者尚只10具。”“所成之呢渐见精致，中外师匠及本地艺徒率作兴事，日起有功。”《左宗棠全集·奏稿》（七），第634页。“其质虽略逊于洋呢，然亦可供着用。”英国海关报告亦说，织呢局现已开工。每日能生产8疋呢布，“品质还好，比洋呢便宜”《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900~901页。织呢局开设之起初因缺水，产量不足。2月（光绪七年正月）以后，因凿了一口深井，解决了水源，每日可织宽5尺，长50尺的呢8疋。1883年，每日可产10至12疋沈传经、刘泱泱著：《左宗棠传论》，第432页。按织呢局日产20疋的计划看，仍是开工不足，未达到预定目标。
甘肃织呢局一开工，就引起了外国人的极大注意。《申报》在1881年5月末评论说：“左侯创设此举本属极好，机器亦系上等之物，奈羊毛及绒均未能精美。缘所延西人言语不通，虽有通事亦不可深恃，以至有此美举而仍无佳货，殊为可惜云。按兰州设立织呢局，事属创举，原难步武泰西。然苟能认真办理，精益求精，当必有蒸蒸日上之势耳！”《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901页。但是，甘肃织呢局存在着严重问题：一是原料问题。左宗棠筹建织呢局时认为，“此间羊毛、驼绒均易购取”，原料供应不成问题。可甘肃养羊业原来虽较发达，但因连年战乱受到破坏，没有得到恢复，造成织呢“得不到充足数量的原料”《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903页。而且，这些羊毛的质量也差，“很粗很杂，弄得每天雇四十个人挑拣羊毛，每天只能拣两磅”，“一百斤羊毛中，只有十斤能织上等呢，二十斤能织次等呢，五十斤只能织毡子和床毯”，“剩余的二十斤完全无用，全是杂毛和垃圾”。这样低劣的羊毛，自然“纺不出好绒线，绒线既然坏，就织不出能称做呢布的东西。即使是毡子，原料也粗”《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899~901页。二是水源问题。织呢生产过程中清洗和漂染，均需充足而成分较纯的水。可是，织呢局“水源不足，能找到一点水也含着硷，使得漂染很困难，结果是呢布的颜色黯淡。因为水源缺乏，全部机器每天只能织成十匹呢布，每疋长十八码，如果水源充足，无疑地可以多织很多”《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899页。三是织呢局因官办，存在着严重的封建性，“缺乏良好的管理”。外国技师因翻译人员能力差，“教导工作很困难”，“织呢局还安置了一大堆冗员，干领薪俸，丝毫没有学习使用机器的愿望”。甚至像缺乏水源那样重大问题，“负责的官员们对此则漠不关心”《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899、901、903、905页。，“局中开支亦繁”。要解决这些问题，《申报》认为：“设能将此局归作商办，涓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905页。四是市场销售问题。甘肃织呢局产品，除一部分供军用外，还有一部分供应市场。由于织呢局因原料、水源和生产管理，以及交通运输，使产品质量低、成本高、价格昂，在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当时，《大清国》报就说，织呢局的产品，“在品质上和价格上，都比不上外国的呢布，因为把厂中产品运到各通商口岸，就比从欧美输入呢布要贵多了”。同时，甘肃本来就地瘠民贫，加上战乱影响，购买力低，何况，“彼处之人均尚棉布，而呢不甚销；贩至他省，又以运费较贵，似不合算”。因此，织呢局因“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完全不能出售”，“产品没有销售市场”《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899~900、905、903页。
1883年10月（光绪九年九月），织呢局因锅炉破裂，无法修理，而被迫停工。次年5月（光绪十年四月），谭钟麟奏请将织呢局正式裁撤停办。这时，左宗棠在南京任两江总督，写信给谭钟麟说：“甘省呢毯苦无销路，金陵为各省通商之区，招商集股，开办织呢，易于集事，采办各项亦便”，故让赖长“率同艺徒，将局用机器运赴江南”《谭文勤公奏稿》卷十，第5~6页，宣统三年刊本。这不仅是为了挽救甘肃织呢局，而且要在此基础上，招商集股，将原来官办的这个近代毛纺厂发展成为商办的资本主义毛纺厂。但是，左宗棠的这个计划没有实现，因而，这个我国第一个近代毛纺织厂开工三年，就被迫停办。究其原因，除了产品质量低和销路差以外，还反映织呢局的生产管理和在技术人员的培养上，特别是对机器的保养与维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虽有多方面原因，但若将甘肃织呢局与福州船政局相比较，就会发现甘肃织呢局的筹办，不如福州船政局那样全面、周详、稳妥。因而，陈炽就说：“因创办之时，本未通盘筹划故耳！”《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下册，第905页。左宗棠对此虽有一定责任，但此时正忙于筹谋收回伊犁，加上年老体衰，因而无暇、无力为织呢局深思熟虑。
即使如此，左宗棠对甘肃织呢局仍尽了他的智慧和努力。他在离开西北到北京后，还对这个企业寄予希望：“十年业履，只今犹魂梦不忘！”《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705页。不久，甘肃织呢局因锅炉破裂停办，但它为随后中国的纺织业，特别是甘肃的毛纺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3年，有人去甘肃织呢局旧址参观，“见厂前门楣，还榜着‘甘肃织呢总局’赤地金字”，“似是文襄公手笔”《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1页。反映了后人对左宗棠创办甘肃织呢局的怀念！
甘肃织呢局是左宗棠从事洋务运动由军用工业向民用企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更是近代中国最先创办的机器毛纺织业，是毛纺织业近代化的开端。由于甘肃织呢局是官办企业，经费由西征协饷开支，陕甘总督委派总办，生产民用呢绒，故其应是国有资本性质的民用近代毛纺织业，而且是中国第一个近代国有资本性质的毛纺织业。
（三）肃州机器采金、开矿的试办
采金、开矿是左宗棠兴办民用企业由工业向矿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对甘肃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甘肃河西地区矿藏丰富，过去曾用土法开采，但成效不佳，如安西北山马莲井金厂，因连年战乱，“矿老金稀”，早已停闭，“土著又乏富户巨商，目下不能举行”。敦煌南山金厂，亦是“矿老山空，金苗不旺，停采已久，器具全无。不惟工本浩繁，民间无力承垫，兼之人夫缺少，客籍又未便招徕”。“种种窒碍，以致裹足不前”《左宗棠未刊奏折》，岳麓书社，1987年，第576页。，处于急需更新的境况。
左宗棠采纳胡光墉的建议，由其购买机器，雇聘德国技师米海里前来探勘。米海里到肃州后，先到南山。他说，南山矿藏丰富，“内有上好之煤”，“又有五金各物”。南山山底本系花岗石，“将上层砂石黄泥等揭开，即见各层煤石。此煤有时与矿子和杂，然矿子似即藏金之所。若将矿子捶碎，即成为砂，淘沙即见金”。他后到嘉峪关各地查看，发现矿藏极多，藏金层深仅6尺至10尺不等。其中一处离地“约深六尺，横沿约宽一万尺，东西长两万尺”，有铁、银各矿，矿藏之富，“甚似旧金山”《左宗棠逸事汇编》，第256~257页。米海里在寻找金矿时，还在玉门找到一个石油矿。据化验，油矿中含油五分、蜡三分、杂质二分《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02页。
左宗棠用机器开矿，在西北确属创举，本是开发西北矿产一大转机。可是，米海里到肃州，“其随带机器只两件，一测地势，一辨方向，皆认矿所需，非开矿机器”《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70页。而且，左宗棠认为：“此人非矿务能手，机器未到，亦无所用之。”《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514页。因而让米海里很快离去。除此以外，从左宗棠来说，还可能与他不让外人“租地开掘”《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64页。的主张有关。因此，左宗棠只用机器勘探矿源，尚没有用机器开采矿藏。
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陇境地产五金，试办难期必效。夏间胡雪岩曾遣布国洋匠西来，试勘采金处所，因机器未到，先办淘掘，迄无成效，洋匠辞归后，弟饬本地正绅承办。募本地民夫三十名，淘掘四十日，获金十四两有奇。拟增募民夫接续开采，俟有成效，再议推广。”《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520页。在另一信里亦说：“若淘沙取金，此间向以此为禁，固多私掘者。不如化私为官，足养活穷民也。现正试行，由官开办，计三百人，二十日得金沙四两一钱有奇，虽无甚利，亦不赔本。为之于年丰粮贱时，尚非不可，行之数月，当任民开采，抽分归官，以规久远。”《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514~515页。
左宗棠在开矿采金时，虽然开始采用化私为官的办法，将分散的私人开采改为官采；可是，由于肃州不远的文牲口是800余里无人烟地方，“冰雪凝沍”，“本地私挖金沙之人，须四月半入山，八月大雪封山，不能复采，是为时无几”。因此，他在批札中就认为：“官采不能获利，徒耗采本，应作罢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70页。在致友人的信里说：“大抵矿务须由官办，无听民私采之理”；但又认为，“官开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因此，他提出“似须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的主张。“庶抽分可期有着，利权不致下移。粮价轻减，民夫可增，粮价昂贵，民夫可减，操纵由官，始期弊绝利生，不致有名无实”《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520页。
这种由官办改为“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的主张的重要性，不仅是在开矿采金业中的大转变，而且是左宗棠长期主张官办向商办转化思想的重要变化与发展。这个变化与发展，是左宗棠面向实际、尊重实际的丰硕成果，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这种变化与发展亦在新疆得到贯彻。当时，新疆精河一带淘取沙金，左宗棠说：“从前既未设厂，应即听民自采，官只抽分可耳。”当乌鲁木齐旧有铁厂“招工铸造，一月之久，仅得犁铧各数十具，无济于事”时，他提出：“招商办理，乃期便利。”并说：“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得而节，不如其已也。”《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54页。此外，新疆库尔勒东南有金场一所，库木什东南有铅场矿场各一所，该县县令拟让商民“自行垫发成本，派弁监同试办”，向左宗棠请示时，左宗棠批示说：“应准照办，一俟著有成效，仰即专案禀候核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82页。
左宗棠在西北创办的西安、兰州制造局，兰州火药局，甘肃织呢局和用机器治河、开矿，以及招商办乌鲁木齐铁厂等一系列洋务活动，究其规模和重要性来说，虽远不如他在福建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但仍有不少新的特点和新的发展变化。这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由军用向民用转化；二是由单一造船和驾船变成制造枪炮、火药、机器、织呢、开矿等多种经营；三是由官办的产品经济向官办商品经济和民营商品经济发展。这些新的特点和变化，既是他前一时期洋务事业的继续与深化，更是他一生洋务活动的总结与发展参见沈传经、刘泱泱著：《左宗棠传论》第八章第一节。
总之，左宗棠及其部属在甘肃兴办洋务工业与系统振兴甘肃传统经济社会的各种努力，构成了中国近代开发西北的第一次热潮的主要内容。他创办洋务事业的诸多计划与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大都没有取得成功，西北经济社会虽然较前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依然落后于东南地区与其他地方。即便这样，左宗棠引进先进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努力，仍是西北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行动，它触发了甘肃经济结构的变迁，这犹如在自然经济的大海中投进了一块巨石，激起了道道涟漪，打破了死海的宁静，预示着惊天风浪的到来。所以，其深远意义和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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