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理与开发甘肃的意义
1．从开发动因来讲，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活动完全是当时的政府应对西北边疆危机的一种反应。历史证明：“社会政治环境的重大改变常常成为大规模经济开发活动的先导。”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页。晚清出现的西北开发热潮，同样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的诱因，可以说，它是清政府应对当时西北边疆危机的一种反应。同治初年爆发的西北回民大起义，造成了对清政府在西北各省统治的猛烈冲击，使清政府在当地的统治濒临崩溃。此时，中亚浩罕国、沙俄、英国乘机大肆侵占中国新疆部分领土，实行野蛮的殖民统治，并把侵略的魔爪伸入西北各省，加剧了西北的边疆危机，“塞防”已变得和“海防”同样重要和紧迫。清政府对西北地区的重要战略地位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即西北的安危盛衰，不仅关系该地区的发展和前途，而且对整个中国的稳定也有重要的影响。大乱之后，如果不及早对西北进行开发，不但来之不易的统一局面有可能失去，而且会危及整个的国家安全和长治久安。这是左宗棠和时人注重开发西北的思想基础。
2．从开发历程来讲，左宗棠的治理与开发活动揭橥了近代开发西北的序幕。1866年（清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左氏在平息陕甘回民起义和讨平阿古柏反动政权后，为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在农业、工业、水利事业、交通运输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开发措施。如收复新疆以后，左宗棠就大规模地兴办蚕桑事业，两次从湖州运桑秧到新疆、甘肃，栽种移接，并请专家到新疆、甘肃传授养蚕、缫丝、织造等技术；他自己在甘肃的肃州栽种桑秧，也让杨昌浚在兰州栽种桑树千余株。左宗棠认为：“移浙之桑，种于西域，亦开辟奇谈，古今美利。”“十年之后，可衣被陇中。”在当时的条件下，有这样的创举和愿望，可谓难能可贵。左宗棠为开发利用西北的羊毛，使“甘人自享其利”，创办了国内第一家近代毛纺厂——兰州机器织呢局。“不管这些开发活动的效果如何，但不能否认，左宗棠主政西北期间出现了第一次开发高潮，这也是西北近代开发史的开端。”魏永理等编：《中国西北近代开发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20页。为此后西部的历次开发奠定了基础，开启了甘肃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3．从开发策略上讲，左宗棠对甘肃与西北的开发标志着中央政府对西北的管理模式实现了由传统的统治策略向新的谋求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开发西北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如果仅从人们对环境的利用、改造这个层面上讲，自西北有人类生息以来，就有了开发。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西北的开发可以说一直延续着。然而把“开发西北”由传统的统治策略转变为发展经济的构想，并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方略，则始于左宗棠对甘肃与西北的开发。左宗棠力图改变历代王朝经营西北“治兵之官多，制民之官少”的军府制管理模式，希冀多关心民瘼，发展经济，进行开发式建设，以期“政教旁敷”。这种理念对整个西北开发中发展模式和趋向都具有深远的影响，自此，近代西北开发被“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推动因素，从而使之具有清代前期那种完全封建生产力范畴内开发活动所不具备的新特点”马汝珩，成崇德主编：《清代边疆开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4页。即左宗棠使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实现了由传统的统治策略向发展策略的转变。
4．从开发内容来讲，左宗棠对甘肃与西北的开发完成了由传统的经济门类向近代工业化的转型。左宗棠的开发活动除了依照传统的经营理念着手屯垦戍边、发展垦殖、兴修水利之外，最主要的是把新兴的生产力引进到西北。具体表现为充分利用西北资源，引进机器生产，仿造铁路，发展近代西北工矿交通业，使西北地区数千年缓慢发展的社会生产力有了根本的突破，引发了甘肃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在西安设立了西北第一个以军事工业为先导的机器制造局，标志着西北近代机器工业的发轫。不久因新疆危机，机器局西移至兰州。新疆战事结束后，在发展西北的“军”转“民”潮流中，从德国购进机器，创办兰州毛纺织厂。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织呢局开工。兰州织呢局在西北的出现，既是一项开创性的事业，也是一项标志性的工程。尽管兰州织呢局由于各种因素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不可否认，织呢局毕竟是西北最早的具有较大规模和较高技术含量的近代企业，作为一个样板，它确实起了开创风气的作用。
5．从开发后果来讲，左宗棠对甘肃和西北的开发奠定了西北国防安全和长治久安的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左宗棠在当时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弱势国力下，一举收复新疆，确属难能可贵；而他为开发和建设甘肃与新疆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教和环境治理方面的举措，更是独具眼力，影响深远。由于有西征将士的奋力拼搏和左宗棠的正确决策与指挥，清廷顺利解决了险象环生的西北边疆危机，使领土免遭瓜分；对西北的开发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这对提高捍卫国家主权的能力、增强西北各族人民对祖国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缩小西北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差距，巩固西北边防，从而也对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这些核心的国家利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左宗棠功不可没，永远值得后人敬佩与怀念。
（二）治理与开发甘肃的经验和教训
同治八年（1869年）春，左宗棠记述初到甘肃的状况是：“远近城邑寨堡惨遭杀掠，民靡孑遗。平、庆、泾、固之间，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
《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四），第74页。乱后，平庆泾固道台魏光焘来到庆阳，时“郡城一带杳无人迹，城内荒草成林，骨骸堆积，奇禽猛兽相聚为薮”。城外稍远之地，“时有一二遗民，居住在岩穴，采食草籽，形类鬼魅。忽见有人寻踪，以为贼至，望即狂奔，追及询问，不但不知贼耗，亦不辨年月”惠登甲：《庆防纪略》（下卷），第70页。勇丁广搜细寻，原城内3000余户，只残存百十人入城。宁夏北部地区的情况是：“孑遗幸存者，往往数十里村落寥寥，人烟绝无”的一片凄凉景象。“清初宁夏户口最为繁盛，道、咸以降，迭遭兵燹。同治之变，十室九空。”（民国）《朔方道志》卷九。宁夏南部隆德县“迭遭兵燹，远者无论，自经同治劫杀后，全县十庄九空”。（民国）《重修隆德县志》卷一。青海也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同治十三年（1874年）正月二十一日，西宁办事大臣豫师由平番进驻碾伯，为所见情形深感恻然：沿途“率皆触目荒凉，田原茂草，间有零星各残堡逃回难民，或数家或数十家不等，苦无生计，殊堪悯恻”吴丰培编：《豫师青海奏稿》，第134页。因此，左宗棠在给儿子孝威的家书中有“无论平、庆、泾、凉一带纵横数千里，黄沙白骨，路绝人踪”《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142页。的记述。又说：“陇之苦况与浙江严州光景相似，而荒瘠过之，人民百不存一矣。狼最多。”《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第145页。可以依此想见当时甘肃遭受破坏的惨相与荒凉的程度。
但经过十数年的治理与开发，甘肃自东向西，均已呈露出复兴的迹象。到光绪六年左宗棠离开甘肃时，各地开发都程度不同地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对于河西走廊到兰州一线的情况，左宗棠总结说：“沿途察看民物安阜，较五年以前大有起色。耕垦日广，民食渐充，白面一斤值钱十文，杂粮市价递减，窖藏甚多。罂粟既禁，以其腴地改种草棉，向之衣不蔽体者亦免号寒之苦；近更广植浙桑，关内外设立蚕织局，收买桑叶、蚕茧，俾民之不知饲养、缫丝者均可获利。兰州织呢局结构宏广，安设机器二十具，现开织者尚只十具，所成之呢渐见精致，中外师匠及本地艺徒率作兴事，日起有功。途中所见沟洫桥梁，靡不整饬，水利兴焉。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硷地、沙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行过学塾，时闻诵声，士庶佥称承平时所未有也。”《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635页。
对于甘肃东部，他是这样记述的：“察看甘肃东路收复有年，善后诸务施治较早。记名提督、借补镇海协副将周绍濂一军分驻安定、会宁、静宁一带，现署臬司、平庆泾固道魏光焘一军分驻平凉、泾州、隆德一带，频年操防护运之暇，修筑城堡，平治道路，搭架桥梁，开浚河渠，种植官树，利民之政，百废具兴，冀成永利。……回忆入关度陇时城郭人民萧条荒寂之状，不意乃有今日也。”《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641页。这些记述是报告给朝廷的，难免有夸饰之嫌，但开发初显成效是真实的与可信的。光绪初年，有人从新疆经甘肃、陕西回广东，记述途中见闻时说：“自入陇所见，民物熙熙，一片升平景象，竟若未经兵燹者。”引自左景伊《左宗棠传》，第257页。虽不无溢美之意，但显然已迥非战时黄沙白骨、赤地千里的惨相了。
左宗棠还庆幸有如此多的志同道合的后继者与他共襄开发西北之盛举：“窃念穷边兵燹之后，气象更新，嗣事复得同心之侣，将来赓其绪而恢张之，边氓获福，岂有涯量！”并说他离开甘肃的心情与当年离开福建时相比，“无回顾之虞，尤为私幸”《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635页。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可见他对开发西北初见成效比较满意，对后继有人也颇多自信。左宗棠开发甘肃的这些成就说明，这次开发是一次成功的改革尝试，有许多的经验值得后人总结与汲取。由于左宗棠对甘肃的开发只是其善后政策的一部分，并没有严整的规划、科学的论证，加上资金缺乏、人才缺少、吏治不良，许多开发措施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许多建设计划因故中辍而无果以终，留下了不少的启示，也值得探究。
1．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经验
（1）通过各种途径认识甘肃的实际情况，汲取各方面的治理与开发经验。
左宗棠认识甘肃与西北有三个途径：一是历史典籍记载，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和《水道提纲》，特别是从《海国图志》、《西域图志》、《新疆识略》和汉、唐、清代对西北历史、地理和兵略的记载中，了解山川地形、风土人情和军政文化，认识和考察那里发生的一切。二是从当时的名人、学者如龚自珍、徐松，特别是与林则徐谈“西域时务”，知“西域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140页。的究竟。汲取前人对西北的认识和建设西北的经验教训。三是自己在西北的亲身实践，加深和丰富了对西北的认识。一方面左宗棠是农家出身，“家世寒素，耕读相承，少小从事陇亩，于北农、南农诸书性喜研求，躬验而有得；所部楚军，向用农家，不收游手，其将领又多由佣耕作苦而来，故以其所习课其所能，不烦教督而自劝”《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六），第637页。，具有独特优势。另一方面，左宗棠在从入关度陇再到新疆的征程中，除了自己注意搜集、考察和研究各地情况外，还让部属如刘锦棠、张曜去调查林则徐当年在吐鲁番兴修伊拉里克水利和办理屯政的情况，从中汲取开发甘肃与西北的经验。
左宗棠正是根据“研究所得，消化了前人的良法美意，同时注重尽量避免重蹈前人的覆辙。这样，才成立了他自己的经营西北的方案”《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8页。，以办理屯政为例，左宗棠曾总结历史经验指出：“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久远”。《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六），第288页。这显然是正确的，但他也看到，在具体办理的过程中，以前各代都不注意正确处理军屯与民屯、军食与民食的关系，方法单一，致使屯田效果不够明显。为此，他提出先有民食、后有军食，欲兴兵屯，必兴民屯的主张。在要求军队且耕且战、开荒种地的同时，特别强调纾民力、培民本，驱民归农。他总结以往屯田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从前军队亦何尝不说屯田，然究何尝得屯之利，亦何尝知屯田办法？一意筹办军食，何从顾及百姓？不知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因此，他提出，屯田举办之初，须查清当地百姓还有多少人，“其力可耕垦，无籽种牛力者，酌其能耕地若干，分别发给，令其安心耕获。收有馀粮，由官照时价给买，以充军食。其必须给赈粮者，亦酌量发给粗粮，俾免饥饿……若民屯办理得法，则垦地较多，所收之粮，除留籽种及自家食用外，馀粮可给价收买，何愁军食无出？官军能就近买粮，省转运之费不少。此时由官给赈粮，给种子牛力，秋后照价买粮”。当地百姓“既得稍延残喘，且有利可图，何事不办”？很显然，这是一种欲取先与、放水养鱼、开发式的赈灾救贫措施，充分贯彻经济利益的原则，较好地实现了军民两利，“此民屯之要策也”。就“军屯”而言，也必须贯彻经济利益的原则。“最要是照粮给价，令勇丁均分，庶勇丁有利可图，自然尽力耕种。营哨官出力者，存记功次优奖；否则记过。如此，则各营勇丁吃官粮，做私粮，于正饷外，又得粮价，利一；官省转运费，利二；将来百姓归业，可免开荒之劳，利三；又军人习惯劳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闲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此兵屯要策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438~439页。这样军民结合，耕战结合，特别是把经济利益驱动机制引进到古已有之的屯田戍边的举措当中，确实是左宗棠的一大首创。事实上，正是由于屯田垦荒得法，才使进军顺利，又为战后农业开发与建设创造了条件。
（2）确立为民兴利的思想，追求长治久安的目标
左宗棠既是军事家，又是政治家。他从民本思想出发，把为民兴利、长治久安作为开发甘肃的根本原则和追求的主要目标。他说：“为政先求利民，民即利矣，国必与焉。”《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54页。并说：“朝廷设官，所以为民。”《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300页。因此，在开发西北时十分注重澄清吏治、革除积习，他说：“甘肃官场恶习，惟以徇庇弥缝见好属吏为事，不复以图事为念。”《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635页。他对作恶害民的官吏，如吐鲁番善后局委员擅收门牌费，“需索有据”《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51页。，就让查办。他除了重视察史、训吏、恤吏外，更重亲吏，曾指出：“欲知民事，必先亲民；欲知吏事，亦须亲吏。”《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90页。把亲吏视为亲民的关键。他提倡官吏为政要去贪尚廉，崇实黜华，公私分明。鄙视“丰镐旧族”“假屯田之名，夺穷民之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460页。的做法。
左宗棠在制定计划和进行建设时，都极重视为民兴利。如他“筹开河、凿井，制呢诸务”时就说是“以浚利源，阜民即所以裕国”《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78页。为开发西北他还多次捐献自己的养廉银，如1877年（光绪三年）陕西和甘肃庆阳等地发生了300年未有之大旱时，除了调拨协饷外，自己捐银1万两，其中3000两归庆阳，7000两归陕西，以救西北人民所遭受的奇旱绝荒之灾《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51页。光绪六年（1880年），他见安西一带“均是沙碛，人烟阗寂，草树亦稀”时，又拨养廉银2000两让“购买种羊，发交兵民，以收畜牧之利，冀流亡尽复，荒地续开”《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610页。，都是着眼于为民兴利。随后，他为兴利更强调开源，说：“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八），第538页。他在西北发展工矿业，兴修水利，发展农牧业，改革赋税，特别是新疆建省，都是为民兴利，以求长治久安之道。左宗棠心系于民，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是他开发甘肃与西北取得成效的先决条件。
（3）针对甘肃与西北各地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有侧重地推进开发与建设。
左宗棠入关度陇以来，大军每至一地，他都要冷静地分析面对的各种情势，统筹全局，提出军事方略、善后大纲、开发要点，以指导全局性的工作。他从同治六年正月首上《敬陈筹办情形折》至光绪六年写下《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止，在西北期间或拟折自奏或遵旨筹办，所写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奏折不下十数道，既影响清王朝能够对有关西北的问题作出恰当的决策，也指导了开发西北的各项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对此，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总结道：左宗棠“在西北的成就，就是这一种对于西北大势健全的、准确的和实际的认识在起作用”《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8页。
左宗棠不仅对西北大势了然与胸，举措得宜，而且对西北各地的差异、特点也有深刻的见解，因而使各项工作的展开能因地制宜、显示地方特色。左宗棠一方面看到了甘肃与西北天寒地广，水少人穷，财赋不敌东南一富郡的缺陷，亟须开发与建设，才能改变落后贫穷的状况。另一方面又了解到因地理和气候的关系，这里不仅矿产资源丰富，农业和畜牧业也大有特点，棉花、羊毛、蚕丝和瓜果驰名中外，开发矿藏、发展工业和农牧业潜力很大。以植棉、育蚕来说，陕西“关中草棉桑柘地无不宜”，甘肃虽“山高气寒”，但“向阳之地未尝不可栽种”《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379页。适宜在甘肃的陇东和河西一带大量推广。尤其是把禁种罂粟和提倡种棉结合起来，把种棉作为替代罂粟种植的经济手段加以推行，以致“近凉、甘之民亦知务此”，“皆知棉利与罂粟相埒，且或过之。一亩之收，佳者竟二十余斤，每斤千文，其费功翻省于罂粟劙果刮浆也”《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444页。庆阳的正宁县和宁州的地方官因倡禁罂粟，推广种棉，“不惮烦劳，时巡乡野，亲为劝导”，“已有成效”《左宗棠全集·奏稿》（卷六），第28页。，受到左宗棠的嘉奖。同样是查禁罂粟、倡种草棉的计划，在甘肃宁夏府执行时，却强调严禁罂粟种植，对禁种不力的官员给予严厉的惩处，但对种草棉一事，只倡导不强求，因为宁夏是产粮腴区，在粮荒频繁发生的时候，种粮更加重要。经过整顿，“宁夏一府，阖境罂粟根株，一律锄拔净绝；又幸时雨普沾，渠流畅注，改种杂粮，均极繁茂，丰稔可期”。此后，“匪特闾阎储峙渐丰，民食、军粮均有攸赖，而民生既厚，民俗亦端，长治久安之效，肇于此矣”《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144~145页。这就是区别对待，因地制宜的好处。
从整体来看，左宗棠开发甘肃与西北的政策，各地区均凸现出不同的侧重点。陇东以治理泾河为重点；定西以修路筑桥，栽种官树为重点；兰州以兴办机器局和机器织呢局为重点；河西以种粮种棉，发展畜牧，试办开矿为重点。而新疆南、北两路素号腴区，有药材，皮张，吐鲁番之棉花，和田之玉，库车之金、铜、铅、铁“各矿均极丰富”，“均应设筹及之，是新疆利源非无可开也”《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195~196页。正由于突出了地域优势、地方特色，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成就才更加异彩纷呈，耐人回味。
（4）广筹经费、注重交通运输、引进先进技术与人才。
甘肃地域辽阔，贫穷落后，与东南沿海相距遥远，交通不便，资金缺乏。要开发建设，首先需要广筹资金，解决经费问题。左宗棠在甘肃从事建设，没有专门款项，而是从协饷中匀拨，此外就靠借款、捐输和改革茶税等项收入，总之是千方百计搜寻、筹集资金，进行艰难的建设。此部分已在第六章之理财税一节中做了论述，兹不赘述。
运输主要靠社会与官商车驼驮运，对笨重器物如开河、织呢机器，由汉口运往兰州时，就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将笨重难运的机器，如“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机器搬过去”《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898页。此外，左宗棠还注意整修道路。在甘肃修筑了陕甘大道，最难走的一段在静宁到会宁之间。尤其翟家所到会宁城东的一段，属祖厉河流域，当地人称“七十二道脚不干”。这里溪涧交错，冬天冰滑难行，夏日满道泥泞，大部分路线又左右徘徊于河床之上。一遇山洪不但阻断交通，而且危及行人生命。自古以来，行旅叫苦连天。为免除夏秋因洪水而发生意外，加快军实的转运，避开河床新筑车路四十三里，极大地方便了行旅。不仅如此，他随后还主张招商集股自办铁路，先修清江浦至通州铁路，“至推广于西北一路，尤为日后必然之势”《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一），中华书局，1984年，第107页。
科学技术，特别是掌握科学技术的近代人才，是开发甘肃，建设西北的一个更须重视的问题。左宗棠兴办教育，注重培养人才，提倡“经世致用”和学以致用。他一方面举办专事基础教育的书院和义学，坚持以科举取士，培养所谓的“经邦济世”之才；另一方面他又认识到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艺重于道”，应该“弃虚崇实，艺事独擅”，所以他便极力主张改革科举科目。除文、武科外，应增设“艺事科”，培养“明制造之理与数”的技术人才，“省虚文而收实效”《左宗棠全集·札件》，第607页。，兼收外国之长技以为我用，以求发展中国生产力。这种学习外国技术，培养本国科技人才的思想，在西北期间一直坚持并付诸实施。1878年左宗棠在《复陈新疆情形折》中，讲到发展新疆教育时，除强调“创设义塾，教之识字”外，还提出了“选调匠师，教之艺事”的主张《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七），第195页。左宗棠在西北创办兰州制造局和甘肃织呢局就是重视科学技术和培养掌握科学技术的近代人才的一种体现。如购买和采用外国机器设备，雇聘外国工程技术人员，重用像赖长这样有实践经验的制造专家。在兴办甘肃织呢局时，他派“赋性灵敏堪资学习者”，“赴该局专心学习”，“尤为此邦师匠所自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68页。他创办兰州制造局时，亦让杨昌浚从“勇丁之聪慧者”中选拔人员入局“学习”，以为将来造就一批“必有可用之材”。并说：西方技术人员“均由匠人推择，并非于士类求之”《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81页。表现了左宗棠作为洋务巨擘所应有的眼光与气魄。
2．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的教训
（1）开发甘肃与西北的计划缺乏通盘的考虑和整体的规划；诸多具体项目缺乏必要论证，盲目上马，无果而终。
左宗棠到西北时，西北并不是一个和平安定，可供其从容筹划开发大计的地方，而是一个混乱动荡、军情紧急的地区。因此，军事问题始终是头号大事。可以说，他“在西北有十二年八个月之久，实在他的精神和时间，可说百分之九十以上，用在军事”《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2页。他对甘肃与西北的开发建设活动，实际是其善后措施的一部分，内容不外乎“督耕垦，兴水利，刻经籍，立义学”《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236页。等方面。实在没有形成整体的、科学的开发西北的系统方案。就是这些善后措施，也不是在同一时间展开的，而是随左宗棠军事上的进展，自东向西逐步推开的。甘肃大部分地方在同治十一年全省肃清以后，新疆则在光绪三年大体收复之后，开始善后与开发的。而就甘肃一省来说，时间也不相同，陇东在同治八年，河西走廊则在同治十二年之后了。这种随着收复时间的先后开展的重建与开发活动，自然有很大的随机性，这是当时的客观环境造成的，无可指摘。
但就左宗棠在西北各省执行的较好的某些开发建设措施来说，缺乏科学、整体计划的痕迹也很明显。以左宗棠在西北广种榆柳、绿化环境而言，所种树木仅限于官道两旁，并没有把植树和治水相结合，使植树与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推而广之，从而形成一个粗具形态的开发、改造西北的计划。因此，被后人广为传颂的“左公柳”，只不过是过往官道的旅行者眼光仅及的一道风景线而已。
又以左宗棠在西北广兴义塾为例，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开发活动，所办义塾总计也不下二三百处，但这个数目相对于广袤的西北国土来说，实在太少。对于如何办好这件事，应该有一个继往开来的规划，确定各地方州县应办义学的最少数量、筹资方式、达到的目标等。但这些都没有做到，各地区所办义学或为地方官捐廉银兴办，或另想办法，总之都是响应左宗棠的号召独自筹办。至于义塾如何发展、扩大、维持，没有下文，也只好自生自灭了。这些说法也许太苛求前人了，但事实证明，没有计划就没有目标，没有目标就没有安排，没有安排就没有很好的落实，成效就会大打折扣。左宗棠在开发甘肃与西北时所遭受的挫折，大概也于此有一定的关联吧。
如果说左宗棠开发西北的大计划缺乏整体规划更多是由客观环境造成的话，那在一些重大的开发与建设项目创办时不进行必要的设计与论证，以致造成挫折，则更多是由于缺乏经验、盲目指挥酿成的。以左宗棠在甘肃倡办的最有开发价值的甘肃机器织呢局和泾河治理两大项目的创建为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
左宗棠在兴办甘肃机器织呢局时并没有进行设计与论证。建厂时，连应购置多少机器也心中无数。对织呢不但要机器，还需用羊毛、绒线、煤、原料、燃料，左宗棠不是不知道，但对供应是否充足的问题却不作调查与论证，在托胡光墉购置机器时便主观地说：“此间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亦易得，只要有火机，便省工力也。”
《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297页。结果当厂子建起后，原料便成了大问题。不但羊毛产量不高，毛质不过关，甚至根本就不能使用。左宗棠也知道“销路滞则利息微”的经济原则，但建厂前对呢子销路并不甚了解，就做出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68页。的美好设想。没有看到当地人民均尚棉布，呢子销路不佳的问题，致使产品大量积压，无法销出。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就连简单再生产都很难维持。陈炽就此曾批评道：“因创办之时，本未通盘筹划故耳。”《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905页。不久，织呢厂因锅炉爆炸而停产了。
至于泾水治理，更是犯了盲目套用湖南经验指导治河与想当然的错误。泾河治理是左宗棠在甘肃与西北举办的众多水利工程中花费时间最长、投入精力最多的大项目。治河前，他依据湖南的经验提出了“节节作闸蓄水，并可通小筏”《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二），第205页。的设想。后又作出“先开挖二百里正渠”的方案。由于该方案缺乏科学的设计与论证，兴工以后不久，就被洪水冲毁。所余工程，继续进行，虽采用了从国外引进的先进凿井开河机器施工，由于没有考虑到泾河“流深岸高”的特点，“旋以水低，不能上田，遂寝”《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87页。，治泾遂告失败，造成了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巨大浪费。至于左宗棠要在泾河“设闸通航”的设想，他在同治九年时就已提出，到光绪五年又重申此说，甚至离开甘肃以后仍茕茕牵挂，“魂梦不忘”，但由于没有考虑到泾河的水文情况，如河流含沙量大，水流季节变化大，冬季流量小，夏季流量猛增，暴涨无常等特点，无法与“小筏可至插岭关下”，水量终年不变的湖南“醴陵渌水”相提并论，“作闸通航”一事根本无法实施。所谓“设闸启闭……以通舟楫”《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75页。，当然也只能是设想者头脑中的风景画而已。实在给人平添了许多惋惜之情。
（2）甘肃与西北固有的地域特点与落后性制约了发展。
与东南沿海相比，甘肃存在着更多的困难，这些客观条件的制约，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无法摆脱的。
首先是地处边塞，交通极为不便。我国旧有的“南船北马”之说，便道出了南方和北方这种运输能力的差别。左宗棠开发甘肃时，主要的交通运输手段仍旧是马驮、人背这些比较原始的方法。织呢、开河、掘井、探金等机器由上海搬运到兰州，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惟鄂、樊、龙驹、西安各处，运解分合，迟速不齐”《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75页。有些机件在路上就损坏了，又有些浸了雨着了露，安装工作也受到了影响。这些都使建厂所费资金增多。而交通的阻塞，又使质量本来就不高的呢织品销售更加麻烦，陈炽感叹道：“万里甘凉，艰于转运，资本太重，不利行销。”《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905页。兰州道彭英甲在历数有碍甘肃商务七要旨时也指出：“层叠耸嶂，蜿蜒数千里，无铁路、轮船以交通，贩运艰难，较他省尤甚。即使商民不辞跋涉之苦，而本重利微，终至大受其累。”彭英甲：《陇右纪实录》（卷八），《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下），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78页。
其次是资金缺乏、思想闭塞落后。左宗棠给甘肃引进机器设备前曾说过：“官开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似须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520页。19世纪70年代，东南地区有一批手中积聚着大量货币财富，想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官僚、地主和买办商人，要在那里实行这种官带商办经营企业的政策，是不太困难的。可是甘肃却不同，长期以来就“寒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郡”《左宗棠全集·书信》（卷三），第478页。能够集到巨额资金的富户不多；且这些人僻处内地，对于试办企业的新鲜事物还少见寡闻，满脑子的陈旧思想，在没有见其利而得其惠之前，断不会冒倾家荡产之险去经营新兴的机器工业。甘肃也没有一批与外国人长期打交道而发了财，眼界又比较开阔的买办商人，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辈。为数可怜的旧商人还“未闻陇上行商战胜于上海、京都之说，况澳、美、英、法之远在外洋，其足迹更梦想不到
也”《陇右纪实录》（卷八），《中国近代开发西北文论选》（下），第78~79页。，
根本没有那种胆识和才智来接办从外洋引进的机器工业。因此，左宗棠官带商办的主张也就无法实现，而《申报》所说：“设能将此局（注：兰州织呢局）归作商办，涓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905页。当然只能是仅做议论而已！
（3）对开发中的民族利益问题，重视不够。
左宗棠在对甘肃开发之初，对回族进行强制迁徙，破坏了当地原有的经济结构，造成了回族社区和当地经济的落后。战后，回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叛产”被剥夺，生活毫无保障，生存受到极大威胁。左宗棠每平复一地，都要对当地回族进行强行迁徙。在镇压了金积堡回族起义军后，将2万多名陕西老弱回族安置在平凉与华亭交界的化平川、圣女川等处，并将侨寓的甘肃回族3千余人解赴平凉安置；在镇压了河州回族起义军后，将陕西回族3万多人安置在平凉、会宁、静宁、安定等荒偏地区；在攻破西宁后，将“西宁陕西老弱妇女壮丁合计两万有奇，悉数迁移平凉、清水、秦安诸处”；肃州城破，将屠杀所剩的起义军家属全部外迁。河西出现了“自是甘、凉、安（安西）、肃一带无回族聚处”的现象。
强迫迁徙给甘肃回族带来了灭顶之灾，传统回族经济几乎被扼杀，严重妨碍了回族自身的社会发展。此外，还实行严格的政治管制，限制回族的人身自由。左宗棠对回族迁徙的原则是：“回民近城驿非所宜，近汉庄非所宜，并聚一处非所宜……分起安置，痪其群，孤其势。”《左宗棠全集·奏稿》（卷五），第282页。每安插一起，先令查造户口清册，编审户口，发给门牌，每一居住区设官严加管制；一旦安插后，不得“私迁”、“合居”或私返原籍，严禁回族有往来各地的自由；去附近城市探亲、购物者，须得百家长允准和领取“号签”，去省内远府州县，须得地方官允准并领取“路票”，违者严办；在迁徙地实行联甲制度，设置十家长、百家长，不准阿匐管理回族事务；不准在近城地方进行商品贸易；他处外来亲友到家，必须报知百家长方准招留，违者察究。
强迫到迁徙地之后，封闭的地理环境，物产的极度贫乏，再加上行动自由受到限制，都决定了经商活动的非可能性。强制的迁徙使西北回族社区逐渐分散，规模缩小，回族的商业贸易遭到破坏，经商的回民被迫迁徙至贫困山区，成为垦荒的农夫。例如，处在丝绸之路上的商业重镇肃州、陇西等地，经过战乱和迁徙后，这里再也找不到回族商人了。这就造成了这些地区经济结构上的单一化，使西北回民长期局限在贫困的小农经济之中，这也是近代这些地区长期贫困的重要根源之一。
（4）开发甘肃的政策缺乏连续性。
在封建社会的人治环境下，政策的变动往往取决于重要人物的去留。所以，许多有眼光的政治家都非常注重汲引和培养人才，以继承和光大自己的事业。左宗棠离开西北以后，人去政怠，人亡政息，许多重要的开发计划都没有坚持到底，造成了很大的缺憾。并不是左宗棠不注重人才，相反，他为开发和建设西北，发现、引用和培养了一大批的人才，还一一加以重用。但大概因为左宗棠是“中兴名臣”，眼界、资望威重一时，又深得朝廷倚重，所以，有关西北地方的兴革大计，均可凭自己的见解才识，一一决断，其后继者却未必有这样的威望与气魄。他们不仅不能开拓创新，就连维持左宗棠的开发规模也难以做到。关于这一点，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有一段精到的议论：左宗棠在西北“只完全恢复了这一个地区的主权，却没有完全改善了这一个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状态。……所以文襄公一去，地方弊政很容易恢复了原状。财政在甘肃，根本因为经济力量所限，本是不易积极开源，所以文襄公离位的次年，（后继者）竟不惜破坏文襄公禁烟的成规，公然征收烟厘。至于文襄公的物质建设，人力多靠楚湘各军，财力都就军费挹注，甚或由他自己捐廉；而这种军费，又是特准开单报销，不按则例。后来的人没有这种机会，或不会运用这种机会，又不像他慷慨，只好听他们停废。虽是有些建设，文襄公曾顾及日后的维持，曾规定办法，例如关外沿路官店，对于来往客商，准许酌收费用；又如有几个机关，指拨公地取租，但怕仍难持久。至如甘肃织呢局，没有流动资本，更是无从经营。不过吃亏还在人才缺乏；如有人才，就应有办法。……清政府在文襄公去后，所用西北大员，像陕甘总督一席，从杨昌浚（护理），而谭钟麟，而杨昌浚，而陶模，而魏光焘，新疆督办和巡抚一席，从刘锦棠，而魏光焘（护理），而陶模，而饶应祺，无不和文襄公有深切的渊源。便是其下的布政使和按察使，也几无一不是文襄公所识拔。这一个情形，一直延续到光绪三十年左右。照理他们该能扩展文襄公的设施，或至少该能保持文襄公的规模。然而事实则不尽然，或因他们的人格，不够转移风气；或因他们的气魄，不够支持困难；或因他们的眼光，不够担当大事；或因他们的资望，不够笼罩一切，以致文襄公的志业，没法继续或完成。”甚至出现了对左宗棠“苦心经营的制造局和织呢局，后人随意裁并”的事；更出现像“文襄公禁烟，杨昌浚来开征烟厘；文襄公办到甘肃乡试分闱，陶模来又议并入陕西”的可叹可悲之事。所以，“从这来看，创业之人，固属重要；继事之人，尤为重要”《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2~226页。左宗棠在西北的事业难以为继，已经不单纯是一个人才的问题了，而是封建制度发展到了晚清，已气息奄奄，毫无生气，丧失了全部的更新与创新能力，凭借这个制度，已无法完成开发西北、挽救中国的使命了。而这已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够左右的事情了。
（三）对西部大开发的启示
左宗棠治理与开发甘肃，是中国近代建设大西北的首次尝试。尽管他的很多设施并没有贯彻到底，甚至人亡政息，甘肃与西北贫困依旧，但是其影响却是十分深远的。左宗棠“白头戍边”，誓死保卫西北，全力开发西北的献身精神与历史功勋，深深激励着后人，为后起者提供着巨大的精神力量与智慧启迪。正如《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的作者秦翰才所指出：“亏得文襄公坚忍奋斗，才算给吾们保全了这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疆土，同时也是保固了西北毗连各省区。且新疆自用文襄公主张而建省，由军府制度进而为郡县制度，从前属国性或殖民地性的西域，永为吾国本土的一部分。……在吾中华民族筹边史上，实占着空前的一页。”《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1页。
秦翰才还高度评价了左宗棠经营西北所留给后人的宝贵启示：“文襄公以新疆为我国的生命钱，又以甘肃和陕西为经营新疆的基地。他明了国际的危机，他懂得内在的乱因。所以他于以武力收回这个地区以后，更加以苦心的经营。他筑路，筑城，改兵制，制造新兵器，一方面巩固国防；他开辟河渠，提倡种棉织布，育蚕缫丝，以机器织呢，一方面开发资源；他设书院，设义学，刊发书籍，一方面又发扬文化。现在西北形势的重要性，没有变更。我们要建设西北，要保卫西北，那末，巩固国防、开发资源和发扬文化，都得同时并进。没有国防，就不能维护资源；没有资源，就不易树立国防；没有文化，也就无从齐一民众的心志，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准，共同负起这一个巩固国防和开发资源的使命。”《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4页。这充分说明，开发与建设西北是一个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必须同时并举的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全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发展西部地区教育是改变西部落后面貌的关键
当年左宗棠在甘肃，就痛感优秀人才的缺乏，一方面各级地方官员的政治品行低，造成吏治的腐败；另一方面广大百姓的文化素质低，使先进的生产技术很难推广，甚至有一些灾民领到救济款后不去买粮食而去买烟土。而贫穷落后的经济条件与艰苦的自然环境，不仅留不住优秀人才，甚至造成一般百姓的大量流亡，这就更加加剧了西北的贫穷落后。“这样，这个地方没有优秀分子，正气消沉，人才不出，或许可以继续腐败，永远衰落。”《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5页。因此，为了振兴西北，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
当今中国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可以用许多经济指标来衡量，值得注意的是，在经济指标后面还隐藏着东西部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源的差距。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拉大，大量的人才流向东部地区。而人才流失对西部社会经济发展如同釜底抽薪，严重影响西部经济发展。近几年，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投资比重大大高于东部地区，但并没有使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仍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的观念滞后，人才匮乏，劳动者素质不高，知识创新能力差，可以说，西北地区的落后，首先是思想观念的落后。世界著名社会学家亚里克斯·英克尔斯曾指出：“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现在人们越来越认同智利哲人的话：“落后和不发达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的社会经济图画的指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张国、林善浪：《中国发展问题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05页。一个国家或地区文化传统或心理观念，影响着其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进程。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朱镕基同志在西部大开发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西部大开发中要确保教育的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这些论述，都说明发展西部地区教育的重要性。因此，西部大开发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优先发展教育，以适应西部大开发的需要。
2．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是西部开发的重要保证
西部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广大少数民族的聚居地。现在，生活在我国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达55个之多，这些少数民族人口数量在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86%以上。由于历史地理、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影响，西部地区各民族的发展程度不同，生产、生活状况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无论哪个民族，都在西部大开发中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问题如果得不到重视和解决，经济开发就缺乏保障，甚至根本无法进行，社会也就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在我国历史上，尤其是近代，当各民族和睦相处、安居乐业的时候，西部开发就会兴起和成功。左宗棠在治理与开发甘肃的过程中就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提出的一系列发展经济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张，为西部开发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增强了西部各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各民族在较长的时间中，能够和睦相处，共同致力于西部开发。这是当时西部开发获得成功的重要保障。显然，在我们今天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妥善地处理西部地区的民族关系和维护边疆稳定，调动各民族人民共同开发西部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主人翁意识，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巩固，社会的安定，是西部开发不可或缺的条件。而西部开发又会反过来进一步促进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和各民族的共同进步。
3．兴修水利、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是西部开发的重要前提
水，是人类生存不可替代的资源，是西北生态环境的核心，水利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水在西部开发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在现代的许多学者看来，自宋代以后我国西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逐渐走向衰落一方面虽然有自然环境恶化的因素，但另一方面水利工程和交通的衰落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西部大部分地方气候相对比较干旱，水资源极为贫乏，“有水一片绿，无水一片荒”，且时空分布严重不均，这对农牧业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对水资源开源、节流和保护，兴修水利工程，修渠筑坝，引水灌溉，便具有特殊的意义。水利事业的发展，可以改善农业环境，提高粮食产量，直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交通道路建设可加强各地间的联系，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的融合。在这方面，古“丝绸之路”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所以说，水利和交通基础设施是西部开发的重要前期基础。左宗棠“缓进急战”收复新疆和开发西北的壮举也正是以这些基础设施为重要保障的。虽然新中国成立以后，西部建设了一定规模的水利基础设施，开展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防治。但如今仍存在着水资源开发利用难度大，利用率低；生态环境日益脆弱，水污染加剧；水利基础设施薄弱等几方面的严重问题。
而交通方面，当年左宗棠用兵西北，最感痛苦的就是运输艰阻百倍。“试看他当日用兵，对于运输，费了多少筹划，费了多少金钱。”“倘有良好的运输系统，迅速的交通工具，省内贸易、省际贸易，乃至国际贸易，都得通畅，何至贫乏到这地步。……现在建设西北，无疑仍以发展交通为首要。”《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5~226页。今天，交通事业虽然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拿其中的最主要的设施铁路和公路来说，即使是考虑到西部地广人稀因素，按照人口和土地面积计算的铁路和公路网综合密度也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8．3%和85．2%、东部地区的55．2%和56．6%。这已成为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最严重的制约瓶颈。因此，国家更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多元筹集资金，加强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力争在今后几十年间国家财政投资的重点始终放在西部，并尽可能向西部地区“倾斜”。国家财政资金集中使用，投资有长期性战略意义的大型基础设施，改良西部投资环境。
4．从实际出发，农牧并重，因地制宜地发展西部的经济
左宗棠在西部开发方面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大的成绩，也是与其实行因地制宜、农牧并重的政策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思想分不开的。今天我们仍应看到，我国西部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有以种植业为主而兼营林、牧、副、渔的农业区，同时又有以畜牧业为主体经济的游牧区。这种情况自古以来就与东部地区大不相同，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因地制宜，实行农牧并重的政策。要继续在西部地区实行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特色农业，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调整农业结构，使农业在西北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主导地位得以最后完成。除农牧业外，还要大力开发工商业和特色旅游资源，一方面提高企业竞争力，积极调整工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增强经济活力，提高西部地区经济的总体竞争力和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围绕西部丰富的人文历史景观及自然景观，发展特色旅游，从而把旅游资源优势变成真正的经济优势，从而带动整个西部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西部地区有着与外国接壤的1万多公里的边境线，有着新欧亚大陆桥的开通和大西洋出海通道的建设，有着丰富的资源优势，加上悠久的对外交流的历史和WTO的加入，为充分地进行内外开放创造了新的条件和历史机遇。在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下，扩大与中西亚各国和东部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商业合作，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吸引各方面的投资，增强民众的开放意识，按经济规律办事，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就一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最终促进西部经济的真正发展和腾飞。
5．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注重可持续发展
我国最大的生态问题在西部，西部最大的生态问题是水土的流失和荒漠化。西部地区是我们母亲河黄河、长江的发源地，是古代华夏文明的发祥地，西部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西部，特别是西北也是我国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地区。在西北，大部分地区干旱缺水，森林覆盖率和植被覆盖率相当低，远远低于全国14%的平均水平，更低于世界某些国家，如美国32．3%，俄国55．4%，印度23%的水平，仅陕西一省每年输入黄河的泥沙就达8亿吨左右。我们的另一条母亲河——长江也在变成第二条黄河。目前，其每年带入东海的泥沙已达5亿吨，输沙量为黄河的1/3，相当于尼罗河、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三条世界大河输沙量的总和。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制约着西部经济的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西部生态环境建设是西部开发的重中之重。西部生态环境不仅要改善，而且必须恢复和重建；必须是预防、保护和治理并举，注重保护，强化治理。通过植树造林、绿化荒漠，建设生态农业、林业和畜牧业，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退耕还湖，甚至还要退牧还草，增强抗灾能力，保证生态安全，实现西部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重现“春风度玉关，复见黄河清”，“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动人美景以上参见付宏渊《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战略思想对西部大开发的启示》、《湖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第83~84页。
6．西部大开发，必须得到中央政府的大量财政支持
“必须用全国力量来帮助，继续干上数十年，乃至一百年，一气呵成。这样，数千年来，我中华民族经营西北的一件大事，才可真正告一段落。”《左文襄公在西北》，第226页。这说明，开发大西北，是一场跨世纪的持久战，必须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共同努力，协同作战，长期奋斗，才能完成这一千秋伟业。
总的来说，左宗棠对甘肃和西北开发与建设是初步的，低层次的，并有某些不足之处。但这是近代开发甘肃和西北的开端，在不少方面为继续开发甘肃与西北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与教训。一百多年前，左宗棠总结了前人的历史经验，但又能超越先贤，站在他们的肩上创造出这段西北开发的辉煌瞬间；今天，我们研究与总结左宗棠开发西北的经验与教训，又站在他的肩上，开创新的宏业伟绩。西部大开发的事业，正像巨浪涛涛的历史洪流，冲决着所有的困难与障碍，汇成一片壮美的景致。我们的事业将使先贤得以慰藉，后人见而喝彩！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