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阶级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所爆发出蓬勃的斗争力，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密不可分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便瞩目和投身于工人运动之中，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直接组织领导下建立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就是两个突出的代表，它们也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成果的展现和具体范例。本年，在中国现代进程中值得注意的历史事件还有：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陈炯明叛乱、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与中共"二大"召开等。其中，陈炯明的叛乱使孙中山极为痛心之余，催动着他在"联俄联共"和改组国民党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前行。而中共"二大"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明确界定并进而确定了中国革命的最高最低纲领和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必要性，更为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一年之中，中国政治思想领域的变化如此巨大，不能不让人赞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所独具的旺盛的创造力和改造中国的澎湃激情。而这一切，又使得随后进行的国共合作共同推动国民革命走向高潮成为了可能。
香港海员大罢工
1月12日至3月8日香港海员工人为反抗英国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的大罢工。
香港海员大罢工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自近代以来，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香港成为中国海员最集中的地区。海员们在出卖劳力的同时，却要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资本家与封建包工头的残酷剥削，生活非常艰难。海员们首先要受到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外国轮船公司明文规定，船长、大副职务不准中国人担任。中国海员和外国海员同工不同酬，工资只有外国海员的1／10。在生活待遇上也不平等，外国海员一两人住一间房，中国海员则是五六人一间，甚至没有住房，只能睡在货堆上。其他凌辱打骂及罚金等现象更是经常发生。其次，海员们要受包工头的残酷剥削。外国轮船公司资本家雇海员大多通过包工头进行。香港的包工馆有100多家，要想找到海员工作，首先要付给包工馆一笔押金。以后，包工馆每月还要抽扣海员的一部分工资。本来就很微薄的收入，经过层层剥削，就所剩无几了。再次，中国海员还经常遭受失业的威胁。香港一处，失业海员高达一两万人，资本家和包工头恣意剥削在业海员，海员稍有不满，往往会被开除。这成为香港海员罢工的直接原因。另外，中国海员随船到世界各地，最先接触到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因而阶级觉悟较高。国内，五四爱国运动的高潮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各地工人罢工斗争的发展，给香港海员以极大的鼓舞和影响。海员积极分子苏兆征（广东珠海人）、林伟民（广东中山人）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开始在工人中做共产主义的宣传，组织现代工会。1921年3月6日，苏兆征、林伟民等在香港成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他们在海员中努力消除帮派观念，使海员进一步团结起来，从而在组织方面为海员大罢工创造了条件。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后，便组织海员为争取增加工资、改善待遇而斗争，并为此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成立了"海员罢工维持团"，组织了"征求队"、"劝进队"、"宣传队"、"防护破坏罢工队"、"交通队"等秘密机关，以促进罢工的实现。又在广州设立办事处，准备接待返回广州的罢工海员。还联络国内其他运输工人和外国海员，争取他们的支援，并积极着手募集罢工经费。1921年9月，海员工会正式向香港轮船公司提出3项要求：（1）增加工资，工资在10元以下者加5成，10元至20元者加4成，20元至30元者加3成，30元至40元者加2成，40元以上者加1成。（2）工会有权介绍海员就业。（3）雇工合同签订时，工会有权派代表参加。但香港轮船公司对此置之不理。11月，海员工会催促公司答复他们的要求，公司仍然不理。1922年1月12日，海员工会第三次向公司提出要求，并限定当天答复，否则就举行罢工。但公司还是置之不理。海员们忍无可忍。同日下午，苏兆征所在的德忌利士轮船公司的"海康"轮海员首先宣布罢工。于是香港海员大罢工终于爆发。从1月12日下午5时开始，所有从香港开往广州、江门、梧州等地的内河轮船，以及从外埠开到香港的英、美、法、日、荷等国的海洋轮船，船上的中国海员都相继举行罢工。最初参加罢工的轮船共90余艘，人数约1500人。当晚，香港英国当局派华民政务司夏理德到海员工会，用欺骗恐吓的口吻"劝告"海员复工。苏兆征、林伟民等表示，要复工，除非完全承认海员工会的条件。罢工继续发展，一周之内，参加罢工的轮船便增至125艘，人数增至6500人。罢工浪潮迅速波及新加坡、暹罗（泰国）等国和上海、广东汕头等港口，有的轮船一经靠岸，中国海员随即加入罢工行列，先后参加罢工的海员达2万余人。在海员工会的组织领导下，罢工海员纷纷离开香港回到广州。到1月底，回到广州的罢工海员约有1万人以上。设在广州的罢工总办事处负责指挥罢工和接待罢工海员的工作。罢工海员返抵广州时，广州各阶层群众前往车站列队迎接，并和罢工工人一起上街游行。国民党领导的广东政府对香港海员罢工也表示支持。罢工海员回到广州后，对香港采取封锁政策。他们在罢工总办事处的领导下，分头劝说广州及其附近各县商人停运粮食及食物到香港。罢工海员还分头驻守各港口，杜绝走私者破坏封锁。香港与外地的航运几乎全部断绝，日常所需食品匮乏，物价飞涨，给香港的经济生活造成严重影响。
香港英国当局企图以威胁和利诱的手段来迫使罢工海员屈服。先是在1月16日宣布戒严，非有凭照不能自由出入香港。1月17日又发出通告，提出轮船资本家的加薪条件，迫使罢工海员接受。但是资方条件与工人要求相差甚远。接着，当局还派人去上海、菲律宾、印度等地招募新工人，妄图彻底破坏罢工。港英当局采取的这些手段都未达目的。香港罢工海员还积极争取其他各行业工人举行罢工援助，得到了香港工人的同情和支持。1月27日，香港运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罢工规模进一步扩大，全港罢工人数增至3万人以上。港英当局决定进行野蛮镇压。2月1日，以海员工会"运动他项工人罢工"、"危及香港之治安与秩序"为名，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体"，并派遣军警捣毁工会会所，抢走工会会牌。同时，封闭了海陆理货工会、同德工会、集贤工会等运输工会组织。港英当局还调来10多艘军舰驻防，水兵全副武装登岸巡查。香港海员和运输工人罢工，给英国当局和轮船资本家以沉重打击。香港一些绅商纷纷要求港英当局与罢工海员进行谈判，并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于是，港英当局变换手法来对付罢工。先是指使"华工总会"到广州协同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航业公司出面调停，后又利用华人绅商集团开办的东华医院请求广东海员罢工总办事处派代表到香港商谈。
月7日，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召开海员大会。认为要在港英当局首先答应恢复海员工会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谈判。大会通过了9项解决罢工的条件和办法，主要内容是：海员工资每月30元以上者加30％，30元以下者加40％；复11人不得无故辞退或降职；增加工资的办法适用于现在香港停泊的轮船和从各埠向香港开驶的轮船；船上雇用海员，须由工会介绍，以免中间人克扣工钱；中国海员复工后，雇主须加平等待遇，不得苛虐。另外，须恢复中华海员工会原状及被封各工会，释放被禁的办事人。如果香港当局和船主承认以上原则，即可组织公断处，加以讨论。公断处应由广东政府代表、英国总领事代表、外国船主代表、中国船主代表、海员代表组成。大会还提出如下复工的暂时办法：海员月薪在15元以下的加40％，25元以下的加30％，25元以上的加20％。如果船主承认此项暂时办法，海员即刻复工。会后，罢工总办事处将上述要求电告香港当局，接着派出苏兆征、翟汉奇等4名代表赴港谈判。2月9日，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发出"敬告罢工海员书"，鼓励工人坚持到底团结一致，"本党以海员同志为开始阶级斗争的急先锋，定当竭其能力，以为后援"。
月15日，"调停"谈判开始，海员代表首先提出恢复工会问题。绅商代表则替港英当局说话，认为恢复工会可以，但要改招牌，因为这关系到政府的威信。苏兆征意识到如果更改工会名称，就无异于承认海员罢工无理，工会领导有罪，于是严词拒绝更改招牌的建议。绅商代表又以香港粮食绝尽，请工会顾惜香港市民，暂停罢工。海员代表坚持罢工的正义性，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并坚决抗议港府封闭工会、逮捕工人、拘禁领袖的行为。谈判进入僵持。绅商代表只好要求一起去见华民政务司。华民政务司也坚持工会招牌要改。关于工资问题，华民政务司则一味推拖。随后又推出"西人商会"（外国大资本家在香港的组织）与海员代表继续谈判。但谈判仍无结果。香港当局还指使大绅士罗旭初出面，暗约海员代表谈话，企图用行贿手段收买海员代表，遭到海员代表的严正斥责。由于海员代表苏兆征等人的据理力争和机智应对，使港英当局玩弄的谈判骗局遭到破产。16日，海员代表离开香港，返回广州。
香港当局的谈判阴谋被揭露后，引起香港各业工人和广大市民的公愤。香港各工会准备进行同情总罢工，他们派出7名代表到广州与海员罢工总办事处联系，并组织了"全港同盟罢工办事处"，共同进行筹备工作。对于迫在眉睫的香港工人同情总罢工，港英当局十分惊慌，于2月27日宣布紧急戒严令，大批武装军警沿街巡察，香港进入战时状态。但就在戒严令下达当天，香港各业工人陆续开始罢工。几天时间内，参加总罢工的，有邮局、银行、酒店、茶居、菜场、造船、电车、水底电线、报馆、印刷局、轮渡、屠宰业等行业的工人，还有面包、饼干店、牛奶房的工人、店员杂工等等，甚至连外国人雇用的佣工、厨司、轿夫、园丁等也都参加了罢工。至3月初，罢工人数激增至10万以上，罢工浪潮席卷整个香港。这一罢工，使香港市面顿时一片死寂，交通断绝、商店关门、生产停顿，繁荣的香港变成了"死港"、"臭港"。
面对声势浩大的罢工形势，香港当局竟用武力镇压罢工群众。3月4日，当罢工工人纷纷离开香港回广州，行至沙田地区时，英国军警悍然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扫射，当场打死4人，打伤几百人（后来因重伤又死去2人），造成骇人听闻的"沙田惨案"。帝国主义的枪杀，更激起了工人们的反抗，香港广大居民更加同情罢工工人，总同盟罢工继续扩大。香港完全变成了"臭港"、"死港"。至此。香港当局已走投无路，不得不答应以海员工会提出的9项条件作为谈判基础，举行谈判。3月2日，香港当局派出沙面英领事和副华民政务司到广州，要求广东政府出任"调停"。广东政府当即表示愿出任"调停"。海员工会也同意香港当局的要求，派出代表林伟民等4人偕同广东政府代表共赴香港，与英国总领事代表、外国船主代表、中国船主代表等人进行谈判。谈判于3月4日开始，分为两步进行：第一步商谈解决海员与船主的有关问题。主要是恢复海员原来的工作职位和增加工资的问题。第二步商谈解决海员与香港当局的有关问题，主要是恢复海员工会以及释放各工会被捕的办事人员等问题。经过多次协商，双方达成协议，其主要内容是：（1）增加工资，根据各种轮船的不同情况，分别增加15％至30％。（2）恢复海员原来的工作职位，暂不能复职之海员，按照这次增资的数目折半，由船主支付5个半月的工资。罢工期间的工资按新定标准折半支给。（3）各船东允愿相互实行一个新的雇用船员办法，以便尽量减少一切关于支付船员工金之弊病。除以上条件之外，还恢复原来的"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释放被拘捕的工会办事人员。"沙田惨案"死者，每人抚恤1000元。3月6日，香港当局下令取消2月1日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并送还强行取走的海员工会招牌。3月8日，谈判结束。随即罢工工人返赴香港。这样，从1月12日起至3月8日止，持续达56天的轰轰烈烈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以中国海员取得重大胜利而宣告结束。香港海员大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和帝国主义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它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增强了全国工人阶级为反帝反军阀和争取自身解放而斗争的信心和力量，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地工人斗争的迅速发展，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高潮的即速到来。
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一大"
1月21日，在共产国际发起和指导下，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于莫斯科隆重召开。这次会议是为了推动和促进远东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抵制和对抗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华盛顿会议而召开的。会议的召开有一个酝酿和发起过程。当时，为了协调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地区尤其是中国的矛盾，按实力对比重新调整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太平洋和中国的利益，由美国发起、英国支持，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召开了有美、日、英、法、意、比、荷、葡和中国参加的九国华盛顿会议。当时，中国和朝鲜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期望美国主持"正义人道"，帮助他们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和侵略下解放出来，因此对华盛顿会议寄以很大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听取日本、朝鲜、中国和蒙古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意见。统一思想认识，加强远东被压迫民族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对抗华盛顿会议。于是，决定在华盛顿会议召开的同一天，即1921年11月12日在伊尔库茨克召开这次代表大会。
出席远东民族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首次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极为重视。1921年秋，当中共中央收到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局关于选派代表参加会议的通知后，立即分派包惠僧赴广东、周佛海赴长江一带、刘仁静到北方各主要城市物色选派代表赴会。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还直接与设在上海的国民党总部联系，邀请该党派代表参加大会。从10月下旬起，代表们秘密分批赴俄，于11月、12月先后辗转到达伊尔库茨克。由于多数代表未能按期赶到，12月，当大部分代表陆续抵达伊尔库茨克后，考虑到便于列宁和共产国际就近指导等原因，大会改在莫斯科举行。这赋予了大会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
1月21日，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德尔洛夫大厅隆重开幕。参加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共178人，包括：朝鲜52人，其中共产党人42名；中国39人，其中共产党人14名；日本73人，其中共产党人9名；蒙古14人。中国代表团是由相当广泛的社会成员组成的：有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也有国民党的代表；有工人，也有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有学生文化团体的代表，也有妇女团体的代表；有国内上海、天津、唐山、太原、山东、汉口、湖南、安徽、广东、浙江等省市的代表，也有正在苏俄的中国新闻记者、中国留学生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是张国焘，国民党的代表是张秋白。工人代表有邓培（唐山铁路工会）、王光辉（湖南劳工会）等人；妇女团体代表是黄碧魂（广东女界联合会）。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瞿秋白、林育南、任弼时、罗亦农、俞秀松、柯庆施、肖劲光、贺衷寒、卜士奇、王象千等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也分别以各地区、各团体代表的资格出席大会。此外，中国社会党领袖江飞虎和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也应邀出席了大会。大会由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宣布开幕，推举列宁、托洛茨基、片山潜、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为名誉主席。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萨发洛夫，美、印度、匈等国的共产党代表和远东各国的主要代表共16人被推为大会主席。大会首先由季诺维也夫作题为《国际形势与华盛顿会议的结果》的报告，随后据此通过了《华盛顿会议的结果及远东形势》的决议。《决议》批评了中国、朝鲜的资产阶级，把美国当作亚洲"解放者"的错误观点，强调"远东各被压迫民族获得自由和独立的有效途径，是远东各国劳动群众与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并只有和他们结成联盟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决议》还指出了被压迫民族摆脱帝国主义桎梏后的前途和发展道路。指出："只有同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一道战胜帝国主义后，远东各国的劳动群众才能为自身利益在国与国之间与先进的无产阶级共和国之间建立经济联系，并保证充分利用科学与技术成就而自由发展"。大会听取了远东各国代表关于本国形势的报告。这些报告介绍了远东各国的阶级关系、工运、农运、学运，以及妇女状况等，内容丰富生动，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中国代表也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和发言。关于中国形势的主要报告是由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作的。他在报告中讲了中国的无产阶级状况、土地关系、农民状况、学生运动和罢工运动等情况。邓培在大会的发言中讲了中国的工会、铁路和冶金工人罢工的情况。于树德介绍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外国资本控制中国工业。外国货充斥市场，致使手工业者破产的惨状。根据大会安排，中国代表再次获得作报告的机会。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介绍了该党和孙中山南方政府的情况；女代表黄碧魂讲述了中国妇女的状况。各国代表的报告和对各国革命情况的介绍表明：共产党人必须回答远东各国革命运动中的首要任务问题以及共产党与各民族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等一系列迫切问题。
为回答这些问题，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发洛夫作了《第三国际与远东民族问题》的报告。关于被压迫国家当前革命的首要问题，《报告》依据列宁关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分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侵人中国、朝鲜等国后，这些国家的阶级关系发生的巨大变化，明确指出：摆在"远东劳动阶级面前的任务，第一件就是谋各被压迫国家的解放"。对中国劳动群众和中国共产党来说，"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土地收归国有，创立一个简单联邦式的民主主义共和国"。关于共产党与各民族革命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报告指出：对于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只要它是向帝国主义压迫作战的，共产党人就应支持和援助，而对于求助于帝国主义者或国际帝国主义外交的一切倾向和团体，则必须毫不怜恤地迎头痛击。共产党人之所以要援助包括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在内的一切民族革命运动的原因在于它是攻击帝国主义的，是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相协调的。与此同时，中国的劳动运动，中国的劳动者必须踏稳他们自己的脚步，不可和任何民主党或资产阶级分子混合。共产党人帮助无论哪种民族革命运动，也只看它不致向损害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走去，才帮助它。关于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作用问题，《报告》强调无产阶级在运动中的特殊作用，即无产阶级要"独立前进"，要"在民族革命的运动中做领袖，当栋梁"；强调把中国人口最基本的群众——农民吸引到这场斗争中来的必要性，认为若不唤醒中国的柱子——农民，民族的解放是无望的。总之，《报告》结合远东各国的实际状况，系统地阐述了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革命的思想，并指明了中国民主主义的革命方向。
大会最后一项议程是通过《宣言》。这一文件揭露了帝国主义华盛顿会议的罪恶图谋，号召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在俄国和西方无产阶级的援助下，进行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宣言》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朝鲜等国家的残暴和无耻："日、美、英、法的强盗们已抢夺着四百兆人民的中国，以中国人民的血和泪来造成他们生活的甜适。""中国的苦力——世上最受富人们掠夺和压迫的奴隶——迫而为这些强盗们勤苦一直到死。在工忙的时候，中国农人们要一天做16个钟点的工作，甚至18个钟点，但享受他们的劳力的收获的却是外国的投机家，吸血的人们和他们的走狗。"《宣言》揭穿了华盛顿会议侵略中国的阴谋："对中国他们所采用的，便是他们抢夺利益的分配要有个协调，而且承认在这个恶毒的侵略里是让美国来做领袖。……现在他们要组织一个新银行团，一个国际托拉斯来做中国军事财政实业的侵略了。"《宣言》明确提出，中国和远东各被压迫民族当前的革命任务是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即要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和独立"，争取"建立一个公平劳动的制度"，"将土地从不劳而食的人们手中收归，将权力握在我们——工人和农民自己手里"。要向当前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军阀宣战。"我们要对英、美、日、法和其他的世界强盗们宣布一个’死生以之‘的战争，我们要对剥削中国的军阀宣战，我们要对日本武人和官僚宣战，我们要向诡诈式的美帝国主义和贪婪的英国投机家宣战，我们不得胜利，誓不罢休！"为了实现上述革命任务，《宣言》号召建立国际的和国内的统一战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向受虐待而却不愿再继续下去做奴隶的人们高呼"，勇敢地承担起向世界帝国主义开战的重任。《宣言》确信："我们定要得着解放"，胜利一定属于团结一致反抗压迫的远东各国人民。
列宁因病未能出席大会，但却始终关心着大会的进行。会议期间列宁接见了中国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和中国铁路工人代表邓培。在会谈中，列宁询问了中国革命的形势，并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列宁分别向国共双方代表提出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能否合作的问题。国民党代表给予肯定答复。共产党代表张国焘表示，在中国民族和民主革命中国共两党应当密切合作，而且可以合作；在两党合作的进程中可能发生若干困难，不过这些困难相信是可以克服的。中国共产党当努力促进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努力的团结。列宁对回答表示满意，同时勉励邓培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列宁的亲切接见和他对中国革命的宝贵指示，对于中国共产党制订自己的革命纲领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推动国民党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也起了积极作用。
2月2日，大会在彼得格勒的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闭幕式。季诺维也夫致闭幕词，彼得格勒工农代表和远东各国代表也相继发言，祝贺大会成功，大会在通过了《宣言》后闭幕。大会期间，中国代表在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城市进行了参观访问。从各个侧面观察和认识了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所见所闻都给予他们很大启示、教益和鼓舞。这次大会对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原则，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922年上半年，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回到中国，及时将大会精神向中共中央及各地区的共产党组织作了汇报和传达。远东民族会议对中国民主革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对中国共产党有很大的启示。特别是大会所阐明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以及被压迫民族革命的方针，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和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东铁路协定大纲"签订
2月28日，北京政府与苏俄、远东两政府代表就中东路问题签订协定大纲，中国与苏俄之间久拖未决的关于中东铁路的权益归属问题获得了初步解决。
中东路的酝酿修建及其重归中国的谈判是经历了一个长过程的。19世纪末，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为沙皇俄国的侵略势力进入中国东北地区提供了有利时机。沙皇政府以同中国共同御敌（日本）之。名，诱迫清政府于1896年6月3日签订了"中俄密约"。俄国据约取得了在中国吉林和黑龙江省建造铁路（即中东铁路）以达海参崴的权利。同年9月8日，两国又签订了中俄合办的<东省铁路公司合同》。1918年4月5日，日本干涉军在海参崴登陆，英、法、日、美等国的干涉军也相继抵达，很快，干涉军的总数达15万之众。如此庞大的军队西进同苏军作战，首先面临的是交通运输问题。中东铁路东接乌苏里铁路，连接海参崴，西接西伯利亚大铁路，与外贝加尔地区相连，是协约国干涉军必欲控制的交通干线。因此，协约国武装干涉苏俄一开始，中东铁路就成为日、美等国追逐的目标。
5月16日日本诱迫段祺瑞政府签订了中日陆军和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据该协定和实施该协定的《详细协定》取得了使用中东铁路的特权。但是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主要是军事性质的，只在战时有效，还不能达到日本永久占有中东铁路的目的。因此，当协定签订之后，日本驻哈尔滨领事受命向旧俄驻哈领事提出了路权、警权、粮业、实业、币权等五项要求，企图将中东铁路各项权利一网打尽，以实现日本永久霸占中东铁路的图谋。
美国在密切注视着日本的一举一动。就在日本向中东铁路步步紧逼的同时，美国及时地插手进来。史蒂文斯在俄德媾和后，即率路员200余人折回哈埠，"全俄政府"首脑霍尔瓦特"就近请彼等在路上帮助（实行）改良计划"。美国工程师分赴中东铁路东、西、南各段视察，"并各陈美国铁路方法，以期采用"。霍尔瓦特有美国撑腰，对日本霸占中东路的野心不予理睬。
在日美争执不下的情况下，1919年2月17日日美两国驻华公使共同将"共管西伯利亚暨中东铁路计划"正式通告中国，并呈送该计划说明书。次日，该两国公使又递交了《驻日本美国大使所拟节略》及《东清暨西伯利亚等铁路之规定办法》两份文件。该办法规定对中东铁路实行国际共管。中东路与西伯利亚大铁路不同，是中俄合办企业，又在中国领土之上，同中国有领土主权关系，协约国实行共管，完全是牺牲中国利益谋求日美妥协，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但既是共管，各国之问就有制约；而且中国也是参加共管国家之一，有发言余地，因此，共管比日、美各自独占远为有利。1919年2月20日，北洋政府照会日、美，通知中国将派员参加共管委员会，并特别声明中国的事项要求：（1）中东铁路为中国委托道胜银行承办之路，和中国有领土关系，与西伯利亚铁路性质不同。中国查照原订铁路合同应尽之责任，应于技术部内派一专员，其位置、责权与该部总理相等，以便商承督办查察合同应办之事；（2）应尊重合同精神，尽量用中国铁路技术及管理铁路人员；（3）护路军警应仍由中国军警切实保护，以维护路线之安宁。
8月，高尔察克政府行将倒台，其内部倾轧加剧，霍尔瓦特被撤掉"远东地区最高全权代表"之职。北洋政府和东北当局密切注视着远东时局和路区形势的发展，他们一方面在外交上对苏俄加紧进行"非正式之联络"，一方面暗中支持路区内的"新党"，同时加紧了收复中东铁路主权的步伐。交通部致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电文中指出："霍尔瓦特已无管理东路能力，而东路在我国领土之内，倘由霍管理，激党等自有借口之灾，蔓入东路一带。……本部本日（1月31日）将此问题提出国务会议议决：为目前救济之计，自非以地方治安关系，由鲍督军商令霍尔瓦特即日将铁路交我暂行接管，不足以拒激党而维治安。霍于此时似已势穷力竭，倘我声明保其身家性命，并许其仍居今职，或即就我范围，事诚大幸。设或不然，为杜绝乱萌，维护国权起见计，惟有暂用强权以资解决。"
3月28日，俄国贝加尔地区劳动者代表大会在上乌丁斯克召开。该大会在俄共（布）远东局的建议下，于4月6日通过了远东共和国《独立宣言》，该《宣言》宣称："前帝俄在中东铁路界内的一切权利转归远东共和国"；该共和国领土包括"贝加尔全境、阿穆尔、普利木耳斯凯、库页岛、斟察克及中东铁路区内"，不仅否定了苏联政府归还中东铁路的承诺，而且竟然把中国固有领土中东铁路路区无端地宣布为其领土。1920年7月1日，海参崴临时政府首脑美特维特夫又以远东共和国临时总统的名义予海参崴发表宣言。宣言指出中俄旧约中"有对于中国殊欠公平之处"，亟应修改，但其主旨在于，在条约修改之前，该共和国继续享受旧约所规定的权利，尤其注意有关路区主权的两大要害问题：一为警权，二为护路区。
早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苏中外交人士在彼得格勒作非正式接触时，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就已承认中东路区主权属于中国，1918年2月，该部还指示苏俄边区，中国有权在路界内行使最高主权，特别在1920年3月26日正式照会中国，苏俄放弃了帝俄时代的一切侵华特权。而远东共和国两个宣言实际上将上述苏俄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一笔勾销了，反映出该共和国临时政府中的反动势力极力追求并扩大旧俄时代侵华特权的强烈欲望，也表现出该政府领导者对中俄旧约的无知和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的轻率态度。北洋政府对此十分反感。由于北洋政府不承认远东共和国，对其宣言不予理睬。
2月28日，北京政府与苏俄、远东两政府代表就中东路问题签订协定大纲四项：（1）中东铁路归中国政府管理；（2）俄国人所有该铁路股份由中国政府于向后五年内收回之；（3）该路未完全收回前，苏俄、远东两政府之代表有权派员参与该路路政；（4）中东路所负各国政府及外商之债，由中国政府完全负责。
非基督教运动
3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拟于中国召开第十一次大会。消息传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在上海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在青年团机关报《先驱》上发表宣言和通电，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反动本质。接着，北京、广州、湖南、湖北都出现了非基督教同盟组织，掀起了非基督教运动。
非基督教运动的爆发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早在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经济掠夺的同时，帝国主义还用传播基督教、开办医院、学校等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上和文化上的渗透。因此，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基督教的势力也迅速发展起来。据t923年中国基督教会年鉴报告：在全国1713个县中，只有126个县尚未接受基督的"洗礼"，而90％以上的县都有了基督教的旗帜。教会出版的书籍多至4400余种。到1922年，美、英、法、意等国在北京设立的基督教、天主教的教会、教区、教堂已经逾百，附属于这些教会的高等学校、中学、小学和幼儿园已达10个之多。有些学校并非教会所办，如清华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办的留美预备学校，但其教师和学校负责人也多有基督教徒。一些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们，打着上帝的旗号，以武力为后盾，依恃"传教自由"的特权。任意深入中国内地城乡。所到之处，竭力贩卖毒害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还勾结官吏，结营教党，为非作歹，直接参与了许多侵略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当时，北京各教会所属区的政治、经济和传教的权力皆操在西洋教士手中，实际上成了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独立王国。至于教会学校，更是把传授帝国主义的侵略理论，培植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作为首要任务。为了强化学生的宗教意识，教会学校在学生的一切活动中都渗进宗教的内容。在课程安排上，圣经课和英文课是各教会学校的必修课，而其他课程则听其自便。学校还禁止学生自由外出，禁止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和爱国运动，违反者则受到记过、开除学籍、打手板、关暗房、禁止吃饭等处罚。因此，当时的教会学校多被人冠以"模范监狱"的称号。
有侵略就有反抗。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进行侵略活动以来，各地"教案"不断发生，斗争此伏彼起，规模也日益扩大。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迅速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推向高潮。非基督教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非基督教运动的爆发还有其直接原因，就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定于1922年4月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次大会。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加紧精神侵略，企图扑灭新文化运动烈火的一次公然挑战。消息传来，立即遭到北京广大爱国青年的反对。1922年3月，即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倡导下，北京、上海首先发起了非基督教运动。爱国青年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或非宗教同盟，并发表宣言。3月15日，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第4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上，刊登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宣言》和《章程》。《宣言》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作为对外侵略的工具，指出："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目的即在于吸吮中国人民底膏血。因此，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必须反对这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平民的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这一《宣言》在全国很多地方引起了反响。北京的党团组织对发动非基督教运动很重视，认为这在思想上是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在政治上是反对帝国主义；在教育上是反对文化侵略的运动。因此，在北京积极发动和领导了这一斗争。3月17日，由李大钊和北京青年团地委书记邓中夏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在报纸上公布了非宗教同盟的纲领和宣言。与此同时，另一些青年也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不久，为了统一斗争的指挥，这两个反基督教团体合并为非宗教同盟。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几乎全部参加了非宗教同盟的组织和活动。4月4日，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开幕的日子，李大钊、邓中夏、萧子升等几人在《晨报》上发表了《非基督教者宣言》，揭露了宗教对人精神上的摧残。指出："在宗教的迷信之下，真理不能昌明，自由不能确保"，阐明了非宗教者的立场。
北京的非基督教运动势如疾风暴雨，很快波及全国。继北京非基督教同盟宣言公之于报以后，各地的声援电文纷至沓来。上海、武汉、天津、广东、直隶、杭州、保定、唐山、厦门、南昌等地大大小小的非宗教同盟、非基督教同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形成了"五四"以后又一次较大规模的青年学生运动。
月8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中国人民的怒吼中收场。为了发展这次斗争的成果，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继续进行非宗教宣传。4月9日，非宗教同盟在北大三院召开讲演大会，到会中外人士千余人。会上宣读了蔡元培的演说词，李大钊、李石曾、张耀翔、吴又陵等人也先后登台演讲。5月10日，北京非宗教同盟在北大三院召开成立大会，到会500余人。会议通过了同盟章程，李大钊、蔡元培、邓中夏等30多人被推举为干事。6月18日，非宗教同盟第一次干事会决定召集全国各非宗教团体总同盟大会，筹备创办刊物，开展定期演讲等活动。不久，由北京非宗教同盟编辑出版的《非宗教论》一书问世。全书17000字，收入著名共产党员李大钊、陈独秀和北京团地委副书记罗章龙、青年团员萧子升等人的文章，还登载了马克思、培根、达尔文和其他科学家的照片，介绍了马克思关于宗教的论述。《非宗教论》一书是一本反映当时思想战线斗争的重要文献。
在非基督教运动过程中，许多党团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基督教加以剖析、研究，不仅指出它在思想上是违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而且揭露了它在当前的社会实践中已经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队，从而得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反对基督教这一信服的结论。非基督教运动的开展对尔后反帝斗争的进一步高涨，起了重要的思想发动作用，为党团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反帝文化斗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一次直奉战争
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之间爆发的战争。
直皖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皖系失败而告终，北京政府大权落在了以直系为主的直、奉两系军阀手中。这种结局表明，英美在与日本争夺中国的斗争中虽然占了上风，但是日本也并非完全失败，因为它所扶植、支持的另一个工具奉系军阀，与直系合掌着北京政权。而奉系为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军政权势，也必须进一步投靠日本。随着英美与日本争夺中国的继续和加强，以英美为后台的直系和受日本支持的奉系，不可能长期相安共处，为了扩展各自的势力，争夺北京政权，很快就由暂时的联合转为激烈的斗争。
直皖战后，直、奉两系军阀都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直系吴佩孚认为奉系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出兵甚少，而皖军所遗大批军械辎重却为奉军抢去，对此甚为不满。吴佩孚以"战胜者"自居，不把张作霖放在眼里，为了抬高自己，排斥奉系，1920年8月1日，在张作霖事前毫无与闻的情况下，向全国发出了主张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以解决时局的通电，并宣布了国民代表大会大纲。这自然引起了张作霖的严重不满。直、奉两系的矛盾，突出的表现在对地盘的争夺。直皖战后，领着东三省巡阅使头衔的张作霖，不甘心只做东北王，要把奉系势力伸向蒙疆和长江流域；而领有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正副头衔的曹锟、吴佩孚，却想把奉系排斥在关外，由直系独霸关内地盘，至于长江流域更不愿奉系染指。1921年，属于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被撤职，由直系的阎相文继任。阎死后由冯玉样接替。直系在夺得陕西地盘的同时，又获得了江苏督军的职位，并且利用两湖发生战争的机会，于1921年8月夺得了湖北地盘，控制了湖南，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做了湖北督军，而孙传芳又当上了长江下游总司令。直系势力的扩张，自然引起了奉系的嫉恨。张作霖虽然已于1921年5月加领了蒙疆经略使、热察绥都统的头衔，但仍垂涎于长江流域，试图保举与自己有亲姻关系的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却为直系所拒绝。张作霖为了与直系势力相对抗，便同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和广东的孙中山相联络，酝酿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
直、奉两系最激烈的争夺，是北京中央政权。直皖战后。北京政府的大总统仍为徐世昌。关于内阁问题，直奉经过一番明争暗斗，于1920年8月9日，任命与双方都有关系的靳云鹏为国务总理。靳云鹏与曹锟是结拜弟兄，与吴佩孚是山东同乡，而与张作霖又有亲家关系。8月11日，靳云鹏内阁组成。靳内阁开始亲奉，给奉军在财政上不少资助。1921年5月14日，靳内阁改组成以接近直系的政客为核心的亲直内阁，支持直系扩张势力，尤其是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引起奉系不满。皖系的残余势力也群集奉系门下，依靠张作霖进行倒阁活动。12月14日，张作霖人京，要挟内阁，迫使靳云鹏于18日辞职，由颜惠庆代理，24日，北京政府任命亲日派官僚梁士诒为国务总理，组成内阁。梁内阁外亲日本，内靠奉系，刚一上台，12月31日，就电令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向日本妥协让步，1922年1月1日，又下令赦免被通缉的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5日，又重新起用五四运动中被罢官的曹汝霖以要职；同时，还准备以出卖民族权益换取日本的借款。梁内阁的卖国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乘此机会，吴佩孚于1月5日通电反对梁士诒"卖国媚外"，接着又连续发出讨梁通电，19日，率领鲁、豫、陕、苏、鄂、赣等省直系将领联名反梁，宣布与内阁脱离关系。20日，北京又有所谓外交联合会、各省区自治联合会等40余团体联合指控梁士诒的十大罪状。梁士诒在直系军阀的压力下，于25日托病请假，由颜惠庆暂代国务总理。梁内阁的垮台，成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线。
在吴佩孚发起电报攻势，推倒梁内阁的过程中，张作霖清楚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倒梁内阁意在反奉，但由于直系兵力雄厚，张作霖不敢冒然应战。当反直三角同盟有了眉目之时，张作霖便致电北京政府，表示要"捍卫京畿，拥护梁阁"，并把京奉铁路的军队分布开，对北京做拱卫状。梁内阁倒台后，1922年1月30日，张作霖通电反击吴佩孚，声称要为民请命，决心以拳头对拳头。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双方都在积极部署兵力。
直系吴佩孚暗中勾结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使其牵制孙中山北伐，同时又压服了与奉系暗通的豫督赵倜，然后把湘鄂等省的兵力集中在河南各主要地带。1922年4月3日，以给吴佩孚祝寿为名，直系军阀云集河南洛阳，商讨对奉系作战计划。4月13日，直系高级将领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天津，固守保定、郑州；衅不我开，取攻势防御，授吴佩孚以军事全权。直系共调动12万军队。17日，直军在保定设大本营，吴佩孚任总司令。19日，吴佩孚通电要求奉军一律撤到关外，21日，又与直系将领联名通电，决心要去恶锄奸，义无反顾。22日，曹锟致电张作霖，要求人关奉军仍回关外原防。25日，吴佩孚率领直系将领宣布了张作霖的十大罪状。
面对直系的步步紧逼，奉系也在积极备战。1922年4月9日，奉军开始陆续人关，以天津以东的军粮城为大本营，从军粮城、马厂、静海一直开到德州附近。19日，张作霖发出通电，建议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声明此次奉军人关，是以武力为统一后盾，对于害民病国、结党营私、乱政干纪者，要执殳前驱，与众共弃。29日，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以孙烈臣为副司令，动用兵力约125万人，沿京奉和津浦铁路布置军队，同日，下总攻击令，奉系将领发表讨吴通电，宣布吴佩孚十大罪状，直奉两军开始发生武装冲突，战争正式爆发。
直、奉问的战争，按兵力和装备来说，奉军胜于直军。直、奉双方投人的兵力数量虽相差无几，但直军要将1／3以上的军队来巩固后方，无法调上前线，因此，奉军投入作战的兵力要胜于直军；在重武器装备上，直军远不及奉军。据统计，直军拼拼凑凑只有一百门大炮，100挺机关枪。奉军则有大炮150门，机关枪200挺。当时奉军军官曾夸口说："投鞭断长江之流，走马观洛阳之花"。大有兵过长江，马踏洛城之慨。但是，由于奉军多是"绿林"匪帮，素质甚差，平时又缺乏协同训练，因此，虽兵力、装备优于直军。而开战之后却不见优势。
奉军兵分两路进攻，直军分三路迎战。在东路，战争沿津浦路进行。开始，奉军曾进至徐州，受直军抗击，乃退去。以后，双方激战于静海至马厂一线，奉军先胜后败，直军受中路获胜的鼓舞，又发起猛攻，奉军死伤众多。5月7日，两万直军打到军粮城，奉军溃败，被全部缴械，东路战事结束。在中路，战争在津浦路与京汉路之间进行，双方首先在固安附近展开争夺战。奉军先向固安进攻，双方激战。死伤甚多，直军后退。5月1日，吴佩孚自涿州出发，过永定河，攻克固安。奉军反攻，发射炮弹数千发，直军退走。5月2日，直军又反攻上来，奉军败退至距天津50里处的胜芳桥，千余人被俘。直军乘胜追击，连克落垡、廊坊，又俘获千余人，奉军在中路亦告失败。在西路，战争沿京汉线及其以东长辛店、琉璃河地区进行，此为主战场。从4月29日至5月3日，直、奉双方都捏造战报，吹嘘自己的"战绩"。奉系张作霖每天都有告捷战报发表；而吴佩孚则随心所欲地发布"号外"。双方大搞"舆论"战。战争爆发的第一天，战况即异常激烈，两军各有屡进屡退，伤亡无计。奉军以炮火优势，猛轰直军阵地，直军虽训练有素，勇猛善战，但因奉军炮火太猛，不能得手，因而西路直军一度受挫。30日，吴佩孚亲往西路督战。他派出大批侦探，发现奉军布阵上的弱点以后，马上变更战略：第一，由炮队掩护步兵，进行侧面攻击；第二，诱敌开炮，消耗敌军火力；第三，急调援军开往西路，配合迂回攻击。5月3日晚，吴佩孚探知奉军炮火已消耗怠尽，乃以大队直军猛攻正面，另派奇兵绕道而行，引兵至奉军后方。4日，直军径扑芦沟桥，使奉军腹背受敌，奉军炮弹也告用罄。同时，直军一个旅又从潼关赶来增援，兼程疾驰，抵达前沿阵地。吴断下绝令，只能前进，不准后退，并身先士卒，跃马横刀。率部队冲锋。5日，直军增援部队加入战斗，直冲到丰台，终于迫使奉军张景惠部输城。原来冯国璋旧部的奉军第十六师倒戈，投降直军，牵动奉军全线崩溃，长辛店被直军战领。西路奉军长辛店之败，牵动全局，奉军遂完全失败，张作霖率残部由军粮城逃往滦州，人关时12万大军仅剩2万余人。
直奉之战，各自准备一年多。但真正的战争只不过六七天，激战不过三四天，卒以奉军惨败而告终。在奉系战败的情况下，直系迫使徐世昌于5月5日下令奉军撤到关外，通缉梁士诒、叶恭绰、张弧三人。5月7日，吴佩孚到达天津，此时，吴声威大振，已达到顶点。但他却也不敢挥师出关，直捣奉天。因直军除吴的嫡系第三师外，多已厌战，且直系首领曹锟与张作霖姻亲关系，也不好逼人太甚。5月10日，徐世昌又下令裁撤东北三省巡阅使和蒙疆经略使，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5月12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独立，改称奉军总司令，并发表对外宣言，强硬地表明了与北京政府的分裂对抗态度。20日，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张作霖自称"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闭关自治"。同时，派兵在秦皇岛附近与直军继续作战，先胜后败。6月17日，在英国教士调停下，直奉双方议和罢兵，以榆关为两军界线。19日，奉军开始撤往关外；直军除留一部分驻防榆关外，大部撤回原防，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结束。从此，北京政府的大权全部为直系军阀所控制。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5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空前盛会。以这次大会为起点，中国共产党引导工人阶级开始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又发起了劳动立法运动，实际上提出了当前工人运动的斗争纲领。这两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在全国工人中发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对1922年正在兴起的罢工高潮起到了推动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从事工人运动以前，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以及某些官僚政客，为了利用工人阶级的力量，以达到各自的政治目的，曾先后在广州、香港、上海、长沙、唐山等地工人中进行各种活动，并组织了一些工人团体，如广州的茶居工会、理发工会、机器工会、互助总社，长沙的劳工会、中华机械工会；上海的中华全国协进会、中华劳动联合会，等等。他们有些是为了宣传无政府主义；有些是为了推行劳资合作，发展所谓实业；有些是为了支持国民党的政治活动；有些则是把工人组织当作达到个人政治野心的工具。这些形形色色的团体，虽然宗旨不一，各行其是，他们所进行的活动却在工人群众中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争取和团结这些工人团体，使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目标下联合起来，为迎接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而斗争，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刻不容缓的任务。1922年5月1日在广州举行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召开的。
全国劳动大会召集的原则是，不分何党何派，只要是工会便邀请其参加。根据这个原则，1922年4月10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通告，邀请全国各工会派代表到广州，参加会议。通告所宣布的大会主要内容是：（1）纪念五一节；（2）联络全国工界感情；（3）讨论改良生活问题；（4）各代表提议事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广东的影响，远没有它在上海和中部地区以及北方铁路工人中的影响大。会议之所以选定在广州召开，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召开这样一次会议而不被官方禁止或干涉，只有广东地区才有可能。自香港海员罢工胜利以后，广东政府对工人运动明显地采取同情和宽容的政策，能够使大会安全而又自由地举行。
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来自12个城市。共计173人。他们代表着110余个工会，34万有组织的工人。代表中以广州、香港两地为最多，占全体代表的大多数。来自北方、中部、东南地区及长江一带的有北京、天津、唐山、太原、山东、武汉、长沙、江西、南京、上海等处工会代表，铁路方面有京汉、京奉、陇海、粤汉北段各工会代表，矿山有开滦、安源各工会代表。大会代表的政治背景就其大者而言，有国民党、有共产党、有无政府主义派、有毫无主义和信仰的招牌工会派，甚至还有工商合组的团体。代表中比较著名的人物有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京汉铁路工会代表邓中夏，京奉铁路工会代表邓培，香港海员工会代表陈炳生、林伟民、苏兆征，上海海员工会代表朱宝庭，广东机器工会代表黄焕庭等。5月1日，劳动大会全体代表和广州市的五万多工人举行示威大游行。游行队伍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旗帜的引导下浩浩荡荡地前进。每个游行的人都拿着纸作的小旗，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八小时工作日万岁"、"五一劳动节万岁"等口号。游行队伍集中到第一公园，召开了空前盛大的纪念五一节大会，到会群众情绪极为激烈。
在大会进行过程中，由于代表成分复杂，政见不一，不时发生矛盾和冲突。但是，由于共产党善于掌握政策，排除纠纷，采取民主讨论、求同存异等互相协商的办法，从而避免了分裂，使大会得以顺利进行。在开幕式的大会上，因主席团名单的问题，与会者发生了剧烈的争执，几乎干扰大会进行。主席团名单是共产党拟定而由一建筑工会的代表提出。共产党为了联合各派，在这份名单中安排了各派的人选，其中有谢英伯。此人系国民党中的一个无聊政客，时任广州互助总社社长。该社包括几十个手工业工会，有相当的实力和影响。谢英伯作为一个方面的代表，被选入主席团，一般说来，也并无不妥之处。可是会上却因谢英伯提名问题引起很大的纠纷，特别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反对"在朝"的国民党，更反对政客式的谢英伯。他们主张根本不要主席团，认为主席团是从苏联搬来的，中国开会旧例只有一个主席，没有什么主席团。无政府主义者抓住这个具体问题，大做文章，企图扰乱会议。争辩数小时，尚无结果，影响了大会的顺利进行。
当时共产党的工会代表人数虽少，却受到广州、香港代表的尊敬。会议的三大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中国共产党万岁"，各派对此均未提出异议。由于共产党在大会中有这样大的影响，主席团名单问题的争执，后来就由共产党员谭平山出任大会主席而获圆满解决。主席团问题解决以后，又在别的一些问题上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冲突。例如，5月5日为参加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周年纪念的活动问题，国民党工会代表提出会议的全体出席者都应到总统府庆贺；共产党工会代表主张自愿参加；无政府党工会代表则根本反对。经过激烈争论，结果，还是照共产党的主张进行了。
在此次大会上，代表们所提出的议案甚多，经审查委员会审查结果，或归并，或注销，提交大会讨论并通过的决议案共10种。另外，为了把会议精神和各项要求布告全国工人阶级，并动员全国工人为实现大会的要求而共同奋斗，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的提议。公开发表了《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这次劳动大会作为工人阶级第一次全国性的各派联合的聚会，在会议过程中出现一些争论是难以避免的。共产党始终把握大会的方向，顾全大局，在会内外做了大量的工作，妥善地解决了一系列问题，在主要目标上取得了一致，保证了大会按预定议程顺利进行，圆满地完成了大会的历史任务。这次大会对当时中国工人运动的影响是巨大的，大会以后工人罢工斗争得到迅猛发展便是明证。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青年共产国际的关心和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2年5月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正式成立，也标志着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五四运动之后，随着文化、政治、思想解放的运动逐步深入和先进青年在救国道路上的不同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不断传播，青年群体有了很大分化，社会主义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对中国先进青年有了越来越大的吸引力，一些进步青年社团开始直接以社会主义为自己的宗旨，其中如新民学会，在毛泽东、何叔衡组织下，于1920年8月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同时在"六三"运动以后，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和其它阶层参加了斗争，当时以学生为主体的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已越来越觉得现有的青年社团组织已不能适合日益发展的形势需要，越来越感到有建立自己的革命组织的必要。正当在中国青年中建立革命组织具备了思想和组织基础之时，也恰是共产国际和中国先进青年建立联系之时。1920年3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到中国帮助中国组建正式的共产党及青年团。这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7月以后在中国各主要城市相继建立。几乎在各地建党的同时，根据维经斯基等介绍的俄国革命的经验、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以及俄国共青团的组织情况，各地早期党组织都把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派得力人员组建青年团。
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它的成立以及此后的出色活动带动了各地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1920年底，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的团组织先后建立。各地团组织建立后，对宣传社会主义和发展先进青年作出了很大努力，一些活动也组织得较为出色，但由于团员们在思想信仰上仍然有分歧，组织成份也比较混杂以及缺乏统一的领导机构，1921年5月前后，一些地方团组织的活动，相继出现了一个暂时的停顿，这说明建团工作迫切需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
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后，8月，立即派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张太雷，根据莫斯科青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建团工作的指示对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进行整顿和恢复。张太雷吸取1920年建团的经验教训，根据实际情况。加强了团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创建并发展了团的机关刊物《先驱》杂志来进行思想宣传和教育，建立了青年团临时中央局，初步确立了对各地团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因此，继1921年11月上海团组织首先恢复活动后，其它已建团组织的活动也相继恢复发展。随后，各地更多的团组织在全国建立起来。从1921年11月至1922年5月，恢复和正式成立的各地团组织共有17处，分布在江苏、安徽、浙江、河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市，全国共有团员5000多人，此外，已在筹建和即将成立的各地团组织还很多。一个有着统一思想的全国性青年团组织已具雏形。各地团组织恢复发展后，都积极地在工人、学生、农民中开展革命活动，并在1922年初发起的非基督教运动以及声援香港海员大罢工等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根据团的临时章程规定："有五个地方团成立，即召集全国大会，通过正式章程及组织中央机关"。因此，召开团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正式章程，组建正式的中央领导机构，就成为团组织发展的最迫切任务。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以代理书记的名义，于1922年2月22日向各地发出了关于正式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原定4月在上海举行，后因广州的政治环境较好，5月5日是马克思的诞辰，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也将于这天在广州举行。因此决定将会议延期于5月5日在广州召开。大会确定在马克思诞辰纪念日召开，有着重要的含义。它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革命团体。在大会筹备期间，各地团组织都认真举行会议，推选出参加团"一大"的代表。青年共产国际代表也于3月抵达上海，参与讨论了大会的议程与有关的组织事项，大会开始以前，中共领导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先后来到广州，召开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对团的"一大"的指导方针和团"一大"召开的重要意义。中共的正确指导，成为团的"一大"顺利召开的有力保证。
5月5日，即卡尔·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隆重开幕。由于这次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是同马克思诞辰纪念大会和欢迎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一并举行，因此，出席大会的除来自上海、北京、广州、长沙、武昌、南京、唐山、天津、保定等15个地方团的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许白吴、方国昌（施存统）、俞秀松、易礼容、王振冀、陈子博、谭平山、莫耀明、树彝、吕一鸣、王仲强、谭植棠、金家风、张仲毅、张继武、张绍康、梁复燃、陈公博等25名代表以及青年共产国际的2名代表外，还有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和来宾共1500余人。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以及彭湃、李启汉等也出席了会议。会议首先由张太雷致开幕词，接着有来宾、劳动大会代表和团员代表16人发表了演说，陈独秀在会上作了《马克思主义两大精神》的演说，在讲演中，陈独秀希望广大青年能"以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精神研究社会上各种情形，最重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发挥马克思实际运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作社会革命的原动力"。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也在会上发表题为《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演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共开了6天，举行了8次会议，听取了施存统作的临时中央局和上海团的情况报告，以及各地代表谭平山（广州）、邓中夏（北京）、易礼容（长沙）、莫耀明（南京）等人所作的本地团的情况报告，并且通过了团的纲领、章程等决议案。大会在会议的最后一天（5月10日）晚上，以无记名投票，过半数当选的原则，选出了团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高尚德（君宇）、方国昌（施存统）、张椿年（太雷）、蔡和森、俞秀松当选为执行委员；方国昌（施存统）被推选为书记。
大会的重要成果是，通过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议决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等议决案。团的章程确定了团的组织原则。《团章》规定："凡十五岁以上二十八岁以下之青年，承认本团纲领及章程，并愿服务本团者，皆得为本团团员。"团的纲领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它的最终奋斗目标是为在中国建立"一切生产工具收归公有和禁止不劳而食的初期共产主义社会"。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指导下，团的纲领发出了关于民主革命纲领原则的先声。纲领充分肯定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特别是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三条政治方针：
"（1）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2）工人和农民在各级议会和市议会中应获得无限制的选举权。（3）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应有绝对的自由权"。纲领中提出了关于中国现阶段的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目标是民主主义，而不立即是社会主义等理论，这是对当时中国国情正确分析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初步结合，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青年工人农人生活状况改良的决议案》等决议对青年运动以及广大青年的生活状况表示了高度的重视，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它标志着青年团组织是代表广大青年利益并带领他们前进的核心力量。总之，大会通过的决议表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已实现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完全统一，已真正成为纲领明确的全国性的先进青年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顺应了中国青年和青年运动急需一个先进的有着正确纲领的核心力量来加以领导这一历史要求。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大"确立了中国青年运动的正确政治纲领，即在现阶段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民主革命完成后，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极大地满足了广大青年在五四运动后日益增长的民主主义革命要求。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指引下，中国青年运动日益显示出它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所特有的敏感性、挑战性、先进性，以及它自身发展的不断成熟性。正如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一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也使中国青年运动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即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阶段，从而在以后的人民民主革命中，进一步发挥出先锋和桥梁的作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组织创立之时，正是中国共产党筹建之际。在各地早期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地早期团组织都积极参加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他们向广大青年工人、学生以及农民传播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并结合他们的具体情况，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在组织上，各地团组织积极吸收和发展青年工人、学生以及农民的优秀分子入团，为向党的队伍输送骨干培养了大批人才。很多早期团组织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本身就是早期共产党的骨干，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又有一批优秀的团员首先吸收入党，并成为各地建党的骨干。长期担任团的负责人的任弼时在1949年4月召开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曾代表党中央对此作了充分肯定。他说，1920年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
陈炯明叛乱事件
6月16日，时任广州军政府粤军总司令的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围攻总统府，炮击观音山孙中山住所越秀楼，在广州公开发动的反动武装叛乱。
陈炯明，广东海丰县人，清末秀才，广东法政学堂毕业，曾任清广东省谘议局议员。1909年加入同盟会，参加过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广州黄花岗之役。辛亥革命时，陈炯明参与领导广东光复之役，任广东军政府副都督，1913年升任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炯明逃往日本，在孙中山与黄兴的矛盾中，倾向黄兴，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1916年1月回国，在广东东江一带组织粤军，自任总司令，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斗争。1917年9月，孙中山高举护法旗帜，反对北洋军阀，在广州成立军政府，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孙、陈商议必须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孙中山遂将广东省公署的20营警卫亲军交给了陈炯明，以此为基础建立援闽粤军。这是国民党唯一的一支武装力量，陈炯明任粤军总司令。同年12月，因北洋军阀派兵从福建进攻广东潮汕，陈炯明率援闽粤军进军福建。经过10个月的奋战，打败了福建都督李厚基的北洋军，占领闽西南20余县，部队也不断扩大，发展为2个军2万余人。从此，粤军成为孙中山北伐的重要力量，陈炯明也成为孙中山亲手培植的"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孙中山把陈炯明统率的部队视为最可靠的革命武力，倾全力装备这支队伍，将国民党大批军事人才，如邓铿、许崇智等派入粤军，以加强对粤军的领导力量，并批准全体官兵宣誓加入国民党，希望依靠这支部队达到革命的目的。陈炯明在孙中山的培植下，一度成为当时国民党的军事要人。1920年6月，援闽粤军回师广东。8月，在孙中山的督促下，陈炯明率部分兵三路进攻桂系军阀岑春煊和陆荣廷，开始了驱桂战争。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粤军占领了广州，并把桂军驱逐出广东省。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29日，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又任命陈炯明为军政府陆军部长兼内务部长。1921年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总司令，率粤、赣、滇、黔各军进人广西作战，击败了桂系军阀陆荣廷，将桂军驱出广西省，两广遂宣告统一。
粤军平定广西后，陈炯明白恃羽毛已经丰满，大权在握，梦想做"广东皇帝"，称雄于西南各省。为了保全实力，巩固个人权力和地盘，他力倡"联省自治"，"保境安民"，与直系军阀相勾结，阻碍孙中山统一中国的事业。还以后方不稳，树敌过多为借口，反对北伐，反对成立正式政府和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孙中山举行就任大总统仪式时，陈拒绝出席。1922年2月，孙中山率军政府所辖各军分路出师北伐，试图用武力打倒军阀，统一全国，以实现民主共和的初衷。然而，陈炯明却和湖南军阀赵恒惕结成反孙联盟，阻止孙中山取道湖南北伐。孙中山被迫改道江西北伐后，陈又与直系军阀吴佩孚暗中达成反孙协议，阴谋阻击孙中山的北伐军。1922年3月。陈派人暗杀了坚决支持孙中山北伐的粤军参谋长邓铿。孙中山为保全革命大业，两次电召陈炯明会晤，以便晓以大义，争取陈支持北伐，均遭陈的拒绝。陈并向孙中山提出辞呈相威胁，公开表示不合作态度。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变更北伐计划。4月8日，孙中山回师广州，免去了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和内务部长的职务，撤消粤军总司令部，粤军改由大本营直接统辖，只保留其陆军部长一职，以促其醒悟。但陈表面上表示接受孙的免职令，暗地里却率领亲军退出广州，转道惠州驻防，所率军队驻扎石龙、虎门一线，开始筹划反孙叛乱。4月21日，陈炯明策动其亲信叶举、翁式亮、杨坤如等率领部队从广西返回广州，要求孙巾山恢复陈炯明本兼各职，电请孙中山、徐世昌同时下野，并以"索饷"为名，拒绝参加北伐序列而滞留广州。粤军在广州市内，抢劫财物，骚扰居民，秩序混乱。为稳定后方，孙中山做出让步，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事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但陈部并不罢休，继续滞留广州，大肆破坏。孙中山为了解决叶举等人的不轨行动，安定前后方人心，决定亲自回广州处理。6月1日，孙仅带少数卫队从韶关大本营回驻广州总统府，但叶举等陈部将领避而不见，反以武力相威胁。孙中山忍无可忍，于6月12日召集广州各报记者发表演说，表示对陈部属的严正态度，并要求陈部移驻广州城外50里，听候处理。6月14日，陈军叶举、洪兆麟等部便在广州白云山一带宣布戒严，并准备发动叛乱。陈炯明认为时机已到，先期于6月14日在石龙扣留廖仲恺，并将其囚禁。接着密示叶举等人在总统府周围密布叛军，准备起事。不久，叛军攻击总统府的各项准备宣告完成。15日晚，叶举等人发出通电，要求孙中山下野。16日凌晨，陈炯明部叶举、洪兆麟、李云复、杨坤如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占据石井兵工厂，派兵4000余人围攻总统府，炮击观音山孙中山住所越秀楼。当时，广州城内陈炯明的部队有25万人，而孙中山掌握的警卫团总共才500人，双方力量悬殊。幸而孙中山事前已得到密报，在叛军向越秀楼进攻时，在秘书林直勉等人帮助下，化装成医生，由间道逃离总统府。为了减少行动目标，尽可能保证孙中山的安全，宋庆龄决定留在住处，另图他路。孙中山刚刚离开住处，叛军就居高临下，向越秀楼和总统府疯狂炮击。孙中山的卫队官兵拼死抵抗。此时孙中山已逃至海军司令部，登上停泊在白鹅潭的"楚豫"号军舰避难，并随即召集各舰长商议应变戡乱措施。17日，孙中山令海军永丰、楚豫、永翔、豫章、同安、广玉、宝璧各舰集中黄埔港，准备进攻广州。随后，又转登"永丰"号军舰（后改名为"中山"舰），召集外交总长、卫戍总司令以及海军各将领，号召讨伐叛逆。18日，孙中山致电在上海的粤军参谋长蒋介石，说明"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召他速来。6月29日，蒋介石登上"永丰"舰随侍孙中山左右。19日，孙又电令李烈钧、许崇智等人赣北伐军，迅速回师广东，镇压叛军；并派马湘赴香港，筹措粮食、燃料和军费，以图彻底歼灭叛军。陈炯明叛变后，悬赏20万元捉拿孙中山，并多次发射鱼雷、大炮猛烈轰击孙中山的座舰，企图再次谋害孙中山，置孙中山于死地，但均未得逞。陈炯明的阴谋破产后，又委托负责广州卫戍防务的魏邦平等人出来调解，要求"和解"，被孙中山严词拒绝。
陈炯明的叛变，激起人民群众和海外侨胞的义愤，纷纷通电声讨陈炯明，要求粤军退出广州，声援孙中山讨伐叛逆。陈炯明因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军事上占着优势，加之陈炯明用重金收买海军各舰，瓦解了拥护平叛的海军，使孙中山指挥的海军力量受到了严重损失。在陈炯明的多方活动下，广东省议会和各团体举行联席会议，要求孙中山下野，迎接陈炯明回省。海军总长汤廷光也要求海军各舰勿向广州开炮。汤廷光、叶举、魏邦平三人以陆海军联合名义发出布告，吁请"孙公下野"。同时，袭击长洲要塞，占领鱼珠、中山炮台。孙中山只得率永丰舰进入白鹅潭，与叛军作战。在四面包围之中，孙中山奋斗不馁，等待北伐军的回援，同时令海防司令陈策率部进攻江门，牵制叛军。江西前线接到陈炯明叛乱的消息，立即由胡汉民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各部班师讨伐，李烈钧率赣军留守赣南。陈炯明为阻击北伐军，令翁式亮率黄任寰师进驻韶关，同时密令北伐军中粤军第一师梁鸿楷率部倒戈回粤。许崇智等率部班师后，7月9日进攻韶关，与陈军相持激战。7月18日，北伐军分兵攻占翁源，接着，全力进攻北江重镇韶关。双方拉锯，战况激烈。7月28日，陈军翁式亮部在韶关受到打击，退往马坝。但在北伐军向马坝追击时，粤军第一师陈修爵因加入翁部作战，使陈军力量大增，北伐军因长途跋涉，久战疲乏，见到陈军中出现粤军的旗帜，内部也出现一些分化，加之饷弹供应不上，战斗力大为减弱，最后被陈军击败，’退往江西。但此时留守赣南的李烈钧部也在北洋军蔡成勋的进攻下失败，许崇智等部只得辗转进入福建，朱培德、李烈钧等部则退入湖南。孙中山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在永丰舰上与叛军相持，表现了坚韧卓绝的革命精神。孙中山原待北伐军班师后从水陆两方面夹攻广州，恢复革命根据地。但北伐军韶关失败，收复广州已经无望。8月9日，孙中山等接受沙面英国领事的建议，离开军舰，乘英国舰只到香港，8月10日由香港乘船赴上海。孙中山到上海之后，发表宣言，自责任用非人，使北伐事业攻败垂成，当引咎辞职，号召同志继续奋斗，扫灭陈炯明叛军，完成护法事业。8月15日，陈炯明回到广州，次日复任广东总司令，控制了广东。
陈炯明叛变，是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所遭受的最惨重的失败，对他打击极大。孙中山认为，历次革命失败，都是失败于敌人，而这一次则败于10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他非常痛心，从而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就在他陷入极端困境的时候，得到了中国共产党、苏俄共产党的帮助。孙中山重新振作起革命精神，坚持革命旗帜，从而走上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道路，开始了他一生中的伟大转变。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制定民主革命纲领而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党组织逐步获得发展，河南和四川等地也陆续建立起了党的组织，党员人数也有所增加，特别是在党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斗争实践中，斗争经验逐步增长，党的政治影响也开始逐步扩大。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的一年间，通过斗争实践，对于国内国际形势，对于中国社会和革命的实际问题，开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主要特点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企图进一步宰割中国。华盛顿会议确定了美国提出的"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即由帝国主义共管中国；在国内，政局则处于内争迭起、战乱绵延的极端混乱的境地，直奉混战，奉军失败，退回关外，直系独占北京政权，并不断向南扩张。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国的出路问题，中国一些政治势力提出各自不同的主张。军阀提出"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改良派提出"好人政府"；孙中山虽然坚持民主主义革命立场，但他也提不出足以动员群众奋斗的革命纲领，并且他所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在军阀陈炯明的叛变下失败了。中国走向何处，是当时一切爱国人士所思索的问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开始认识中国的革命形势，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分析了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内受封建军阀压迫的现状，指出必须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文件还指出，要完成这一革命任务必须建立民主主义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的发表，表明中共对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应该采取的策略，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有中央局成员，党的地方组织的代表，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回国的部分代表，共12人，其中有陈独秀、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向警予、张太雷等，代表195名党员。会议讨论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情况和中国革命的任务，发表了宣言。宣言在分析国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和中国社会演变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后指出："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这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宣言在分析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基础上，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宣言还提出要通过民主革命进一步创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且不仅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互区别开来，而且开始探讨二者之间的联系。宣言说："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为了贯彻执行民主革命纲领，大会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联合全国一切的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这样就改变了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中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这是中共在策略方针上的一大进步。大会在《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阐明了党的性质，旗帜鲜明地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为了把中国共产党建成一个革命的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决议案提出两个重要原则：一是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二是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和训练，并且要求"个个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是党成立后的第一个党章。这个党章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比较完整地体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确认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大会在研究党成立后一年来中国工人运动状况，总结工运工作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议决案指出：中国的工人运动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还没有摆脱旧行会和手艺组合的束缚。工人斗争局限于某个行业或某个工厂的单独活动，还没有形成普遍的运动。参加工会的工人人数还不多，工人组织不够强大和巩固。"切实研究这种现状，集中、扩大和正当指挥这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任务。"议决案规定：党应该集中力量组织产业工人工会。工会工作必须把工人阶级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工会应该为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而努力，但是，还必须领导工人开展政治斗争。议决案批判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们宣扬的工会不要过问政治、工会不要领导政治斗争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必须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把秘密斗争和合法斗争结合起来，才能推动工人运动的继续发展。大会选举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大会还决定出版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
越飞来华
下半年。苏俄政府任命副外长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来华与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和商务，同时和孙中山商谈国共双方的合作，这是苏俄和共产国际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步骤。
苏俄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联系早在1920年8月马林被任命为驻华代表时就已开始。马林在对中国社会状况进行了分析并对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进行了考察后认为，中共应以"党内合作"的方式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共产国际采纳了这一建议并且作出指示要中共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在1922年8月25日至30日的杭州会谈上，中共最终决定采用"党内合作"方式与国民党进行合作。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在上海拜会了孙中山，使国共合作有了进一步可能。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和苏俄也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多种方式对孙中山进行真诚支持和帮助。孙中山表示愿意立即同苏俄建立亲密的关系。在这种背景下，1922年7月26日，苏俄政府正式任命副外长越飞为驻华全权代表。越飞，阿尔道夫·阿勒拉姆，苏俄早期革命家、外交家，犹太人，曾任国际法教授。1917年在彼得格勒参加十月起义，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18年1月率苏俄代表团参加苏德布列斯特谈判，主持对德媾和事宜。1922年7月26日被任命为苏俄驻华特命全权代表，8月到北京，与中国谈判复交并同孙中山通信和会谈，1923年1月与孙中山签署联合宣言。后又在日本与孙中山的代表廖仲恺谈判苏联与南方政府关系。越飞来华后，同北京政府的建交谈判进展缓慢，但与孙中山的秘密谈判却进展迅速。8月下旬，孙中山会见了越飞派来的代表，就远东局势及解决方法等问题进行商谈。此后，孙中山和越飞在相互通信中继续就中俄两国的国际和国内各种迫切问题交换意见。1922年8月至12月间，孙中山和越飞曾书信往来7次（其中越飞4次，孙中山3次），越飞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的情况以及他与北京政府所进行的谈判及其遇到的困难，孙中山也向越飞介绍了中国内部的政治形势，讲述了自己的政治、军事计划。1922年秋，孙中山派张继前往北京，"致书越飞"。12月，张继在北京会见越飞两次，商讨了越飞与孙中山亲自会谈等技术问题。马林、张继等人经过多方努力，越飞以养病为名，从北京赴沪，准备亲自与孙中山会谈。1923年1月17日，越飞抵达上海。22日，越飞和秘书史瓦尔茨在上海莫里哀路29号孙公馆与孙中山进行会谈，参与会谈者还有国民党广州办事处干事长张继。会谈讨论了下述三项目的的途径和方法：（1）迫使日本撤出东北；（2）保证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3）促使中国与苏俄缔结联盟。24日，越飞与孙中山继续进行会谈。越飞答应，如果孙中山及其党内人士同意：（1）立即公开承认苏维埃为俄国的合法政府；（2）与苏俄政府公开签定盟约；（3）答应不禁止在中国进行布尔什维克宣传。那么苏俄将给予国民党以道义和财政援助。双方经过会谈，对这些问题达成了一定谅解。此后，又经过一段时间的商谈，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发表了联合宣言。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要点包括：双方均同感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全国的统一与独立，俄国将同情并援助中国；俄国重申将抛弃帝俄时期的中俄条约（包括中东路合同在内），并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俄国目前无意使蒙古与中国分离。
《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不久，孙中山又立即派廖仲恺再赴日本，与越飞共商宣言原则的细节。廖仲恺与越飞在热海饭店同住了一个月。越飞向廖仲恺详细介绍了俄国革命与建设的情况以及列宁关于东方民族和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论证了西方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必须互相联合、互相支持的历史必然性。廖仲恺则向越飞介绍了中国国民党的斗争历史，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双方协商了如何在政治上、军事上、财政上、道义上加强合作问题，对加速改组国民党，促进国共合作，筹办革命军官学校，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队等，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热海会谈，是孙中山与越飞上海会谈的继续与发展，在加速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越飞来华以及《孙中山与越飞联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公开确立，而联俄政策的确立也就必然促进其"联共"政策的进一步发展。此后，孙中山不仅采取了联合苏联的新步骤，而且也加快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步伐。
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兴起
广东农民运动最早兴起于海陆丰地区，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之一，又称海陆丰农民运动。海陆丰是海丰县和陆丰县的统称。海陆丰人民具有光荣的斗争传统，在五四爱国运动中，这里的青年学生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迅速行动起来，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怒潮，为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开展打下了基础。
彭湃是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曾留学日本。在日本，他受到十月革命的启迪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决心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奋斗。1921年5月，彭湃从日本返回海丰，从此抱定一种"我即贫民"的态度，彻底背叛自己的剥削阶级家庭，只身来到苦难的农民中，开始了从事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彭湃在农民群众的帮助下，深入农村进行工作，并在此基础上于1922年7月29日晚，在彭湃住处"得趣书室"成立了农会，其成员有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彭湃等6人。这是继萧山衙前农民协会之后，共产党领导的又一个农民协会，也是广东省第一个农民协会。农会成立后，彭湃同张妈安、林沛一道，继续到农村宣传，并为维护农民的利益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当时，在海陆丰地区存在着互相夺佃、地主加租易佃的现象。农会发现后就定出条例，规定：凡会员，未经本人许可和农会批准，其他会员不得夺佃；凡地主对会员加租易佃，未经被易佃会员声明放弃和农会批准，无论何人，不得佃耕。违者严重处罚；如会员佃耕之地被地主收回，农会对该会员进行帮助或同其他会员磋商让耕等；如果非会员夺耕地于会员之地，农会则劝告非会员，让其交还耕地。如果地主不愿意，便实行"同盟非耕"，让地主的土地荒起来。条例公布以后，会员与会员之间夺佃之事从此消弭，地主也不敢对会员任意加租易佃。这样，农会的威信进一步提高，"农会是贫人的协会"的思想日益深人人心。因此，农会会员不断增加。1922年9月，赤山约（乡）农会正式成立，会员500余人，推举黄凤麟为会长。年底，平岗、银镇等地均成立了约农会。1923年元旦，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彭湃为会长，杨其洲为副会长，加入农会者达2万户，共10万人，占全县人口的1／4。这是全国第一个县级农民协会。总农会成立时，彭湃起草了《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发表了成立宣言。
彭湃非常重视邻县农民运动的发展。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后，便派林苏、余创之等到陆丰县会同当地农民积极分子组织农民协会。1923年春，陆丰的附城、新田、河口等区部分乡村成立了农民协会。4月，彭湃亲自到陆丰筹备组织县总农会。6月，陆丰县总农会成立，农协会员7000户，人口35万余人。这是广东省第二个县级农民协会。在彭湃的领导下，两县农协组织领导人不断总结经验，制定了农民运动的纲领。主要是：谋农民生活之改善；谋农业之发展；谋农村之自治；谋农民教育之普及。并明确提出农会的斗争目标是："（1）对付田主；（2）对付官厅。即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在这一斗争纲领指导下，海陆丰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
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农民与地主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最早成立的赤山约农民协会发动农民"同盟非耕"，反对地主任意加租；取缔土豪劣绅勒索"码头捐"、"粪船捐"；动员6000名会员参加反对地主"粮业维持会"勾结法庭迫害农友。这些斗争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农民的斗志，贫苦农民踊跃加入农民协会。惠阳、紫金、普宁等县的农民也纷纷起来组织农民协会。1923年5月，海丰、陆丰、归善（惠阳）三县农会在海丰县城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发表了《海陆归三县农会"五一"宣言》。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5月，海丰总农会改称为惠州农民联合会，各县分设县联合会。7月，又将惠州农民联合会改为广东省农民联合会，推举彭湃、杨其洲、马焕新、林苏、余创之、兰镜清、黄正当、李劳工、张妈安、鼓汉垣、万维新、万清味等13人为执行委员，彭湃任委员长。彭湃起草了《广东农会章程》。《章程》的开头是纲领，下分10章，要点是：凡属本省贫苦农民，赞成本会纲领，不分男女性别，均得随时加入为会员；区、县、省执行委员会由各该委员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全省委员大会为省农会最高机关，全省委员大会闭会期间，省执行委员为最高机关，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省各级委员会服从省执行委员会之决议；会员如违背纲领、章程或决议等，得由该区委员会报告上级委员会开除之；会员无故连续3次不开会，或不缴纳会费而无通告者得由该区执行委员会直接开除。广东省农会建立后，即担负起领导全省农民同封建、军阀势力进行斗争的重任，从而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准备了农民基础。
中共中央杭州会议召开
中共中央为适应斗争形势，贯彻共产国际指示。于1922年8月下旬在杭州西湖举行的特别会议。
中共"一大"以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几次向中国共产党建议："放弃对国民党的不介入态度，而在国民党内开展政治活动"。他主张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但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由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不久，对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严重斗争形势尚缺乏深刻的认识，也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同时，党内对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印象不佳，看法相左。因此，马林的建议遭到中共党内多数人的反对。1922年4月6日，陈独秀特为此写信给共产国际东方局吴廷康，表示坚决反对马林关于"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均加入国民党"的提议，请吴廷康向共产国际反映。陈独秀提出的反对理由是："（1）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2）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党太不相容。（3）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个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4）广东实力派之陈炯明，名为国民党，实则反对孙逸仙派甚烈，我们倘加入国民党，立即受陈派之敌视，即在广东亦不能活动。（5）国民党孙逸仙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6）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看法开始有了变化。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依据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而在中国现有的各政党中，"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较是真正的民主派"。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6月30日，陈独秀在给吴廷康写的另一封信中也表示："我们很希望孙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进一步肯定了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主张，决定同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
中共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加快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步伐，先后多次派人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洽国共合作事宜。8月23日，李大钊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共同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在此期间，马林在上海也多次与孙中山会谈。这对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政策。邀请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政府帮助国民党改组起了促进作用。同时，马林还同陈独秀、李大钊商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具体合作事项。他主张实行"党内合作"。由于说服不了陈独秀，便亲自前往莫斯科，以求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得到共产国际赞同后，马林回到中国，随即建议召集中央会议。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翻译张太雷。会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的7月决定和8月指示，坚决主张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他详述了必须实行"党内合作"的理由：第一，中国在很长时间内，只能进行民族的和民主的革命，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种性质的革命应该联合资产阶级共同进行，而且无产阶级的力量和作用还很小；第二，国民党是一个有力量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的政党，而是进行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各革命分子的联盟；第三，孙中山只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决不会与中共建立平等的联合战线；第四，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既可谋革命势力的团结，又可使国民党革命化，尤其可以影响国民党所领导的工人群众，将他们从国民党影响下争取过来；第五，中共必须尊重共产国际的意向，学习西欧共产党员加入社会民主党工会得以实现联合战线的经验。尽管马林寻找种种理由来证实他的主张的不可动摇性，但还是遭到了多数中共领导人的反对。张国焘、蔡和森强烈反对马林的提议，认为共产党员加入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就会丧失独立性。他们坚持与国民党建立党外联合战线的主张，具体办法是由国共两党组成联合战线委员会，可以推举孙中山为主席，委员会中国民党党员可以占2／3。他们甚至要求中共中央不采纳马林的建议，打报告给共产国际，请他们对所作的决定重新予以考虑。马林则不厌其烦地阐述自己的立场、观点，认为这是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唯一可行的途径。马林还反复强调共产国际已经批准了他的建议，要求中共中央领导人遵照执行。张国焘言词激烈，对马林毫不相让。陈独秀也不同意马林的主张，而且多次发言，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可能引起的许多复杂而不易解决的问题表示担心。但他表示如果这是共产国际不可改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应当服从。同时，他坚持必须向国民党提一个条件，即孙中山必须根据民主主义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完全取消过去那种打手模和宣誓服从他个人的做法，只有这样，共产党员才能加人国民党。李大钊等支持马林的主张。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相当松懈的组织，党员中因政见不同而单独从事政治活动的例子屡见不鲜，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也不会受到约束，同样可以继续宣传共产主义。他表示同意马林的这样一种看法：采取加入国民党的方式是实现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可行办法，否则联合战线难以成立。他也十分称赞陈独秀提出的先决条件，对马林原先那种共产党员无条件加人国民党的主张提出了商榷意见。为使争执双方取得谅解，李大钊做了许多耐心的说服工作。会议经过讨论，最后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原则确定：只要国民党能够根据民主主义原则进行改组，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并取消入党时打手模和向孙中山本人宣誓等封建主义形式，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的合作。同时决定先由少数中共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作为两党合作的桥梁，并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工作，以创造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条件。
通过西湖会议，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方式，得到了中共中央的确认。杭州西湖特别会议所确定的原则，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中共"二大"关于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思想。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便更多地注意了中国社会的现状，并开始参加现实的运动"。会后，陈独秀、李大钊和马林去上海拜访了被广东军阀陈炯明赶出广东避居上海的孙中山。向他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孙中山表示同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欢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赞同依照民主的原则改组国民党。当李大钊向孙中山说明自己是共产国际中国支部的成员时，孙中山回答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随后，李大钊经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率先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不久，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人也相继加入国民党，并开始帮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中共中央杭州西湖特别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主张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它为中共三大确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作了必要的准备。
《向导》周刊创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创办的第一个公开发行的机关报。
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出版一个公开发行的机关报，以便更好地宣传党的纲领和路线。同年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正式创刊。蔡和森任主编。编委会成员有瞿秋白、蔡和森、彭述之。毛泽东曾担任编辑委员。报刊主要撰稿人有蔡和森、陈独秀、瞿秋白、高君字、张国焘、彭述之等；毛泽东、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张太雷、李立三等以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笔名孙铎）也撰写了一些重要文章。1922年10月，中共中央由上海迁到北京，《向导》编辑部随同迁京，此后又随同党中央迁往上海、广州、武汉等地并坚持出版发行。该刊主编前后有所变化，1925年冬蔡和森去莫斯科后，改由彭述之任主编，瞿秋白担任了最后8期的主编工作。《向导》的最初发行量约1000份，以后逐渐增加。1923年为5000多份，1926年达3万份，且国内外均有发行，影响极大。该刊于1927年7月18日停刊，共发行201期。
《向导》周刊自创刊之日起就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该刊在第一期中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办刊宗旨，指出："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前！"号召全国人民："目前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组织起来，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军阀的武装，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一切既得的权力与势力。"强调中国人民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统一。《向导》周报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纲领的宣传，给中国人民指出了当前的奋斗目标和革命的基本任务。《向导》周报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阐明建立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对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作了重点宣传。《向导》周刊还热情宣传和支持工农革命运动，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向导》发行期间，编发宣传分析工农运动的文章达205篇，其中关于工人运动的171篇，关于农民运动的34篇。在这些文章中，著名者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赵世炎的七论《上海的罢工潮》等，彭湃的《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一封信》，蔡和森的《今年五一之广东农民运动》，瞿秋白的《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等等。与此同时，《向导》周报还发表了大量文章对国民党右派和各种改良主义的主张进行了无情地揭露和斗争，其中著名的有蔡和森的《商团事件的教训》、《对自由派反革命运动的解剖》，周恩来的《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陈独秀的《国民党右派之过去现在及将来》等。在大革命后期，由于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影响，《向导》周报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等问题上，宣传了一些错误的观点，影响了它的战斗作用。
《向导》周报存在了近5年，它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以及指导大革命时期的各项斗争等方面，都真正地发挥了向导的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成为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的革命刊物，被誉为给在黑暗中的中国人民指引道路的明灯。该刊成为这个时期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停刊。
国民党改组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是在陈炯明叛变不久，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帮助下开始的。从1922年9月到12月，孙中山在上海先后三次召集国民党中央和各省负责人会议，做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孙中山在会上反复强调："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由于孙中山下定了"以俄为师"的决心，使改组工作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从而保证了改组工作的顺利成功。1922年9月4E，孙中山召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53人会议，研究国民党改组问题。孙中山即席解释了他的联俄联共政策，要求与会同志理解执行。会上，大家一致赞成国民党改组计划，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6日，孙中山指定丁惟汾、张秋白、陈独秀等9人为国民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11月15日。孙中山召集国民党中央主要人员开会，审查改进案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国民党改组方案。12月16日，国民党各省代表65人与会，讨论修改已起草成文的宣言和党纲党章。1923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宣言》发表。《宣言》强调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原，五权宪法为制度之纲领"。《中国国民党宣言》的发表，是国民党改组的先声。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
在推进国民党改组的过程中，孙中山不断宣传改组国民党的目的和学习苏俄经验的必要。在谈到改组国民党的目的时，孙中山一再强调，一定要把国民党改造为一个有力量的政党，然后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国民党的方法必须改变，不仅要依靠军队。而且要依靠党本身的力量。党的力量在于人民群众的支持，国民党改组后的重要任务，就是宣传组织群众。
1月，陈炯明被赶出广州。2月15日，孙中山离沪返粤，21日抵广州。回到广州后，孙中山重新设立大元帅府，再次就任大元帅。这是孙中山在广州第三次组织政府。这一次，经过一段整顿后，吸取了"护法"失败的教训，坚定了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道路的决心。从这年下半年起，在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加快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10月11日，孙中山致电上海国民党本部，"令各部即行裁员——废除正副部长，各部设主任一人，干事、书记各二人——准备改组，原设于上海之总理全权代表及总理办公处，亦一并裁撤"。19日，孙中山正式委任廖仲恺、汪兆铭、张继、戴传贤、李大钊5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负责办理国民党本部改组事宜。24日，孙中山委派廖仲恺、邓泽如召集特别会议，商讨国民党改组问题。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正式举行，进一步讨论改组的必要性和计划。同时，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等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组成国民党中央临时执委会，负责国民党全面改组的工作。同时，孙中山正式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顾问，并请他起草国民党党章。10月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正式成立，着手办理国民党改组事宜，开始起草国民党改组宣言、党纲、党章；办理各地国民党分部登记；建立广州市党部、区党部、区分部，调查工农运动及中间阶层状况；统一宣传机构，出版《中国国民党周刊》；建立讲习所，训练各区分部执行委员；指导国民党"一大"代表选举等。同时，决定1924年1月在广州举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6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12月，孙中山对国民党党员连续发表了3次演说，重申他改组国民党和实行联俄联共政策的决心和目的。到1924年初，基本上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
为了推进国民党的改组，中国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和党员，按照中共"三大"的精神，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国民党改组工作。参加上海工作的有毛泽东、恽代英、向警予等；参加广州工作的有阮啸仙、杨匏安、周文雍等；旅法学生中的国民党组织则是由周恩来、李富春等帮助建立的。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纠正实际工作中的偏差，1923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了三届一中全会，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决定在全国扩大国民党组织。决议明确指出：共产党"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一切政治性言论和行动，必须接受党的指挥，全体党团员都要积极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会后，又发出了《第13号通告》，向各地党组织部署了进行改组工作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但是，孙中山的改组计划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国民党右派分子如邓泽如、冯自由、邹鲁、张继、胡汉民等，极力反对国民党的革命化，反对改组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而以廖仲恺、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坚决拥护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他们与孙中山并肩战斗。因此，直到1923年底，国民党还没有制订出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而如果没有一个包括反帝反封建等内容的革命纲领，国民党的改组就必然徒具形式，国共合作也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制定一个为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革命纲领，使国共两党在这个纲领的指引下共同奋斗，就成为国民党改组中的一项重要任务。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于1923年11月28日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决议共8条。在这个《决议》的指导下，国民党的政党纲领和"一大"宣言迅速制定和形成，这就为国民党"一大"的召开和国共合作政策的实现作了重要准备。
1月20日，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支持和具体帮助下，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亲自主持，并向大会作了《中国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报告。本次大会在孙中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意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会上选出的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3人，17名候补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人。共产党员约占国民党中央执委和候补执委总数的1／4。大会还组建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一些共产党员被选为各部部长或中央各部秘书。会后，各省市的国民党党部也大都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进行了改组。在改组过程中，清除了一批腐化变质、思想反动分子，吸收了大批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使国民党增加了新鲜血液，扩大了国民党的群众基础，振奋了革命精神。经过改组的国民党，基本上已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9月14日至18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和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湖南安源路矿工人17000余人举行大罢工，这是湖南工人运动取得胜利的第一次斗争。这次罢工的胜利，对当时湖南工人运动和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安源地处江西省萍乡县。安源路矿创办于1898年，是当时中国较大的矿业之一。每天可出煤2000多吨，主要供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作燃料。为将煤运往上述两地，专门修筑了从安源到湖南株州的铁路线，与粤汉路相接。因此，安源在政治、经济上和湖南的关系十分密切。1907年，汉阳、大冶和安源3处合组为汉冶萍公司。后来，因借日款，公司实权归日本人所有，而工程大权则归德国工头掌握，整个企业管理则采取封建把头制。1922年前后，安源煤矿约有工人12000人，株萍路路工人有4500人。安源煤矿工资制度，除一部机械工人和杂工属计日工资外，其余工人都实行封建包工制。如窿内采煤工，矿局所给工资，每人每日可合银元二角七八分，而经工头克扣，工人每日实得只合铜元二十六七枚（当时每个银元可换铜元210余枚）。工头除直接剥削外，还有歇工扣伙食、误事罚工资等，故工头每月收入有银洋七八百元甚至上千元的。矿局和工头们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便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每日工时为12小时，有时甚至达到十四五小时，而对于工人生活健康，则全然不顾。一间小工舍，须住五六个工人，房中卫生条件极差，工人害病没有医疗。由于矿井内安全设备差，井内常发生冒顶、倒塌、穿水、起火等严重事故。"早晨有人下井去，不知晚上出不出"，工人被压毙、烧死或淹死之事经常发生。死一个工人，只给16块钱的"安葬费"。矿局员司还往往无故打骂工人，"稍不如意，即滥用私刑"。安源工人的生活，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工人苦难生活的写照。安源工人为此曾经进行过多次反抗斗争，但都遭到残酷镇压。1920年11月下旬，毛泽东到安源考察工人的状况。湖南共产党组织建立以后，非常重视安源的工人运动，把它当作湖南工作的重点之一，先后派出得力干部深入矿区宣传组织工人。1921年冬天，毛泽东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负责人的身份和李立三等一起来到安源，他们深入矿井和工厂，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鼓励工人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1922年5月，安源工人建立了工人俱乐部。但在工人俱乐部成立之初，由于发动工作不够深入，加上俱乐部的实际活动还没有和工人切身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因此，工人加入俱乐部还不十分踊跃。1922年7月，汉冶萍公司的另一组成部分一湖北汉阳钢铁厂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资和改良待遇举行了罢工。这次罢工经过数月斗争即获胜利。安源工人听到这个消息，议论纷纷。当时，路矿当局几个月来拖欠工人工资不发，工人十分不满。于是俱乐部乘这个机会，向工友们清楚宣告：俱乐部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这样一来，群众的斗争情绪随之高涨。这时，路矿当局逐渐觉察俱乐部含有"其他作用"，而企图解散俱乐部，驱逐其领导人。他们散布谣言，说工人俱乐部是"乱党"组织，应立即解散，扬言要赶俱乐部领导人朱少连、蒋先云出境，并威吓说，如不速离矿山，将有杀身之祸，但朱、蒋不为所动，并声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作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工人群众得知矿局阴谋，非常愤慨。9月初，安源的形势已极其紧张，此时，毛泽东再度来到安源，他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共同研究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目前急需发展会员，作好罢工准备，并从安源路矿工人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哀而动人"的罢工策略。会后，毛泽东写信给当时不在安源的李立三，要他速回安源领导俱乐部工作，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协助工作。
李立三和刘少奇分别于9日、11日回到安源。矿局这时进一步采取威胁办法，扬言要调来军队，并提出立即解散俱乐部。俱乐部决定给以反击。9月11日，俱乐部向路矿当局提出三项条件，限两日内答复，否则举行罢工。这三项条件是：（1）路矿当局须呈请行政官方出示保护俱乐部；（2）路矿当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经费200元；（3）从前积欠工人饷银7日内发清。当局见工人态度强硬，当即承认第一第二项，第三项则借口财政困难，加以拒绝。此时，粤汉铁路武昌段已在举行大罢工。9月10日，岳州军警屠杀罢11人的消息传来，犹如火上加油，安源工人义愤填膺，更加认识到组织起来的重要，踊跃加人工人俱乐部，总数达17万人。9月12日。俱乐部举行紧急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这一时期工人群众觉悟大有提高，绝大多数工人都跃跃欲试；俱乐部在工人中具有很高威信，已经成为斗争的领导核心；省内外罢工运动的高涨，可以推波助澜；同时估计路矿当局方面尚缺乏准备，而且内部意见不一。根据上述情况，工人俱乐部作出了大罢工的决定，并经过党支部研究后，成立了罢工总指挥部，由俱乐部主任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同时向当局提出增加工资减轻剥削等条件。这时，俱乐部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信，信中鼓励工人"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伏！"并表示声援。在罢工的前一天，安源党组织又接到毛泽东的来信，信中说明"哀兵必胜"的道理，指出一定要以最能打动人心的口号，鼓励工人作义无反顾的斗争，并以此争取社会上最广泛的同情，以孤立敌人。根据这一策略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制定的《劳动法案大纲》，同时结合安源路矿的实际情况，罢工总指挥部首先确定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作为这次罢工斗争的口号。这个口号通俗而精炼地表达了罢工的正义性和总目标，既激励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战斗决心，又博得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对于罢工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次，指挥部确定以"增加工资"、"改良待遇"、"组织团体"三项为具体目标，提出了17条要求，其中属于"增加工资"（包括发清欠饷）方面的有7条，属于"改良待遇"方面的有6条，属于"组织团体"方面的有4条。有关"改良待遇"和"组织团体"的各条，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保障政治自由的原则，其中第1条，"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两部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矿当局交涉之权"，体现了集会结社和缔结团体契约权；第9条，"罢工期间工钱须由路矿当局照发"，体现了保障工人罢工自由权。有关"增加工资"的各条体现了改善经济生活的原则，如第2条，"以后路矿当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同意"；第13条，"添补窿工工头，须向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自录用"，体现了参加劳动管理的原则。由于俱乐部办有学校，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也就承认了劳动补习教育的原则。这17条要求，反映了全体工人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共同利益，因而既能获得全体工人拥护和社会各界同情，又使路矿当局拿不出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拒绝。罢工指挥部根据上述口号和目标拟就了《罢工宣言》。《宣言》向社会各界控诉了工人"做人家牛马"的苦难事实，说明工人"所受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把苦难的根源归结为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表明罢工是正义的。《宣言》指出，"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因此，只能"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手段"来争得做人的起码权利。《宣言》说明了罢工所要实现的三项目标和17条要求，表示："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为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为了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预先剥夺当局武力镇压的借口，《宣言》郑重申明："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宣言》号召工友"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吁请社会各界"一致援助！‘’这一《宣言》在工人中得到广泛宣传，使全体工人在上述行动纲领的基础上实现了思想的统一。
月13日夜间，由于路矿当局对条件仍无答复，俱乐部发出了罢工命令。工人们当夜即将开赴株州的车次停驶，拆除火车头重要机件，并令机务处工友，次早不放进班号。当夜3点。切断矿局电线，使运煤车停驶。窿内工人如潮水一样涌出窿外，高呼"罢工"不止。窿外洗煤台、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等都在14日上午停止工作。为了保护整个矿区安全和防止坏分子趁机捣乱，电机厂、抽水机、打风机3处没有停止工作。除此之外，路矿两局全体17万余工人的大罢工全面实现。这一天，全矿到处张贴了罢工宣言和十七条要求，并在上午分别致函萍乡县署、镇守使署和路矿两局，陈述罢工原委、理由和要求，并向汉冶萍公司发出电报，宣布罢工。为争取全国各界声援以壮大罢工斗争声势，俱乐部于当日将上述公函、电报和宣言送至各地报馆，并陆续向报界报道罢工斗争消息。长沙《大公报》、上海《申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时代新报》等在全国有影响的报纸，陆续报道安源罢工消息。各地工团得到安源罢工消息后纷致函电声援。至此，安源工人罢工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深切同情和支持。同时，由于俱乐部在罢工前就争取当地最大的会党洪帮的支持，又争取到商绅界人士充当调停人，确定了对当局的基本政策，因此路矿当局对罢工极为恐慌。他们一面派代表经商会与俱乐部接洽，一面勾结总监工王鸿卿，设法破坏罢工运动。王即召集全体窿工工头开会，商议破坏罢工的方法。许以工人人窿不作工，仍照常给价钱，但由于工人监察严密，这一阴谋没能得逞。王鸿卿见此计不行，便又密遣暗探刺杀罢工领导人，工人闻讯十分愤怒，宣布俱乐部领导若被害，则路矿当局全体不得生离安源。同时。王鸿卿想用武力镇压罢工，请镇守使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域，设立戒严司令部，大肆威吓工人，并请来数百军队，占据俱乐部及各重要工作处。但由于工人群情激愤，军队慑于工人威势，不敢镇压，同时俱乐部又动员工人向士兵展开宣传，说明工人所受的痛苦及罢工的目的。这种宣传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有许多士兵对工人抱着同情的态度。但在当局看来，万余工人生活如此困难，罢工很难持久，所以他们在施以重兵高压、拉拢分化、暗杀工人领袖等手段的同时，一面以"先开工后磋商条件"为词，企图引诱俱乐部下令复工；一面采取软拖办法，企图使工人在饿困、疲惫之中瓦解和就范。但这种骗术依然未能得逞。9月15日，路矿当局不得不派全权代表到商会与俱乐部主任李立三、俱乐部全权代表刘少奇进行了第一次正面接触。由于当局无谈判之意，仍要求工人先复工后磋商条件，谈判未能成功。16日早上，商绅学界人士致信俱乐部，仍劝工人让步，俱乐部再次严正声明：不承认条件，无说话余地。同时再次向社会发表宣言表示决心和请求声援。这种针锋相对的较量，到16日中午趋向白热化。9月16日上午10时，刘少奇派人将第二次宣言送达路矿当局。戒严司令李鸿程与矿长李寿俭即决定用武力胁迫俱乐部领导人下令复工。随后请刘少奇到俱乐部磋商条件。当刘少奇到达戒严司令部后，李鸿程和李寿俭即逼迫其下令无条件复工，遭拒绝后，威胁道："如果坚持作乱，就先把代表就地正法。"代表不为所动。这时数千工人已把司令部包围，声言请司令与矿长到俱乐部商量，喧声如雷。路矿当局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只好退步。于是三方代表——罢工团、商会和路矿两局代表开会谈判。
9月17日下午4时，矿局全权代表舒季俊、路局全权代表李义藩，与俱乐部主任李立三在一家民房开始谈判；地方商绅派四位代表出席调停。李立三对主要条款坚持不让，在一些次要问题上作了必要的和适度的让步。经过激烈争辩，直到18日凌晨2时，才达成十三条草约。十三条协议如下：（1）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2）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借此次罢工开除工人。（3）以后例假属日给长工，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加薪，病假须发工资一半，以4个月为限，但须路矿两局医生证明书。（4）每年12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5）工人因公殒命，年薪在150元以上者，须给工资一年，在150元以下者，给150元，一次发给。（6）工人因公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予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丰饷，但工资在20元以上者，每月以10元为限。（7）路矿两局存饷发清，自10月起每月发2／10；但路局8月份饷，须于本月20日发给。（8）罢工期间工资，须由路矿两局照发。（9）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200元，从本月起实行。（10）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11）窿工包头发给窿工开价，小工每日一角五分递加至一角八分，大工二角四分加至二角八分，分别工程难易递加。（12）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13）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四角以下者须加大洋六分，四角以上至一元者照原薪加5％。至此，罢工取得完全胜利。条约签订后，俱乐部召集工人开庆祝罢工胜利大会。刘少奇、李立三发表讲话。会后举行游行示威，欢呼声响彻群山。当日，全体工人正式复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罢工中工人秩序良好，组织严密，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好人政府"的成立
北洋军阀利用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好人政府主义"而成立的一届政府，即所谓的"好人政府"。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紧，国内战乱丛生，军阀横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种情况，一些既不满于现状又不愿意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了"好人政府主义"的主张。1922年5月13日，蔡元培、胡适、王宠惠等15名北京大学教授、教员在《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恢复旧国会，阐发了好人政府主义的主张。这一主张对当时的中国政治既提出了改革的原则意见又提出了改革的具体办法。关于政治改革的原则意见，胡适等人首先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是组织一个"好政府"，认为这是"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指出：所谓"好政府"的涵义，一方面是"要有正当的机关可以监督防止一切营私舞弊的不法官吏"，一方面是"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在政治改革的目标下，胡适等人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三个基本的要求，即"宪政的政法"、"公开的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关于政治改革的具体主张，胡适等人提出了如下六项：一是早日召开南北和平会议；二是以恢复旧国会、制定宪法等项为南北议和的条件；三是裁兵；四是裁官；五是改良选举制度；六是公开财政。在提出上述政治改革的原则意见和具体主张的同时，胡适等人还提出了如何实现这些原则和主张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要有奋斗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认为民国初年的新气象是由于"国中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的效果"，而民国五六年以来"国家破产丢脸到这步田地"，是因为"好人袖手看着"造成的，"好人"是"罪魁祸首"，号召"好人现在可以起来了！"胡适等人把中国败坏的原因归之于"好人自命清高"，不肯出来当政；把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放在"好人"当政、制定宪法、恢复国会和裁兵、裁官等方面。这是一种在不触动封建军阀政权前提下的政治改良主张。
胡适等人提出"好人政府主义"之时，正是直系军阀鼓噪所谓"恢复法统"之际。1922年5月10日，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刚刚打败奉系的吴佩孚，为了给直系军阀的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在保定召开会议，讨论恢复所谓"法统"问题。14日，吴佩孚又密电北方军阀，征求关于恢复"法统"的意见。直系所谓的"恢复法统"，也就是恢复洪宪帝制失败后所建立的"法律秩序"，包括遵行《临时约法》和恢复1917年被黎元洪解散的旧国会，其实质亦即恢复旧国会，抬出黎元洪，使南方的"护法"失去依据，又可利用旧国会制宪以遏制联省自治的潮流，还可借此赶走徐世昌，以黎元洪为过渡工具，为曹锟当总统作好准备。当此政局，胡适等人倡导"好人政府"，对于以玩弄"恢复法统"骗局的直系军阀来说，自然大有用处。吴佩孚就是想利用这些颇有声望的教授先生们来装饰门面，欺骗人民。《我们的政治主张》发表后，直系军阀"恢复法统"的步伐也在加快，继孙传芳通电主张恢复法统后，曹锟、吴佩孚又联名通电直系各部征求意见，接着就是旧国会恢复，徐世昌下野，至6月11日黎元洪人京，代行大总统职权，14日，下令撤销1917年6月12日"解散国会令"。于_是，直系的所谓"法统"就恢复了。但黎元洪人京就职后，手中没有一兵一卒，军政大权操在曹锟、吴佩孚之手，在内阁的组成问题上双方一再发生纷争。黎元洪初拟以伍廷芳为国务总理，因遭到反对，又改任颜惠庆为国务总理，但所定阁员大多不肯就职，吴佩孚也坚辞陆军总长。8月5日，黎元洪又任命唐绍仪组阁。但国务总理唐绍仪、司法总长张耀曾和农商总长卢倍等为吴佩孚所不容。唐内阁遭到吴佩孚的坚决反对。吴佩孚反对唐内阁，目的在于组成一个为自己所操纵的内阁。于是，他便向黎元洪提出由王宠惠组阁的主张。这样，由好人政府主义鼓吹者出面组阁，容纳几个"好人"人阁，既可装潢门面，捞取政治资本，又能利用亲信操纵内阁。黎元洪手无兵权，只能向吴佩孚屈服。双方经过反复周折，唐内阁被解除。
月19日，王宠惠出任国务总理，组成内阁。王内阁的组成成员为：外交总长顾维钧，司法总长徐谦，内务总长孙丹林，陆军总长张绍曾，农商总长高凌霄，财政总长罗文干，教育总长汤尔和，海军总长李鼎新，交通总长高洪恩。在王内阁中，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都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中签了名，是好人政府主义的鼓吹者，他们和顾维钧都是亦学亦仕的英美派人物，不属于国内党派，故这届内阁标榜为"好人内阁"或"好人政府"，又称为"英美派政府"。然而，在这届内阁中，核心人物并非王宠惠，而是吴佩孚的亲信孙丹林和高洪恩。事实上，王宠惠等"好人"和"好人政府"都是吴佩孚的工具。但此时的北京政局矛盾重重，混乱不堪：不但有总统、国会与军阀间的矛盾，而且直系军阀内部也存在着争权夺利的斗争，分为以曹锟为首的保（定）派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阳）派。曹锟急于想当总统，竭力主张先选总统后制宪，吴佩孚则认为先制宪后选总统更有利于统治，对选举总统表示淡漠，而忙于练兵和准备武力统一。保、洛两派各不相让，斗争激烈。处于重重矛盾之中的"好人政府"处境困难，绝难有所作为。"好人政府"随之被洛派所控制，被称为"洛派政府"，这引起了保派的不满。而"好人政府"倾向吴佩孚，向洛派提供的军费又大大超过保派，更使矛盾激化。于是，保派极力企图推翻"好人政府"。进而驱逐黎元洪，使曹锟早日登上总统宝座。11月18日，在保派怂恿下，倾向保派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贪赃情事，逼迫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造成轰动一时的"罗案"。"罗案"是保派对洛派‘的一次攻势，也是对幻想依靠军阀进行"奋斗"的"好人"的一个当头棒喝。事情发生后，先是在吴佩孚干预下将罗释放，接着，曹锟等直系军阀纷纷发出通电，要求严惩罗文干、王宠惠等人。吴佩孚四面楚歌，为了摆脱困境，于11月25日发出通电，表示对罗案毫无成见，对曹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吴佩孚服从于曹锟，"好人政府"失去了靠山，只得垮台。11月29日，汪大燮接替王宠惠署理阁务。这样，"好人政府"仅仅存在了72天就夭折了。
北京政府召开学制会议
9月20日，北京政府在全国学运推动下，为适应教育新思潮，改革旧学制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的召开促成了"壬戌学制"的诞生。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教育部仿照日本教育制度建立了"壬子癸丑学制"，它虽然反映了资产阶级改革教育的若干主张，如缩短修业年限、允许小学男女同校、废止旧时毕业奖励出身等，但就整体而言，该学制尚未对社会状况和学生心理作比较深入的研究，一经实施就暴露出不少弊端：初等教育阶段年限较长，中等教育年限过短；各级各类学校教学程度无法衔接；中学课程设置太笼统，以升学为目标，硬性规定修习科目，缺乏弹性，因而中学毕业后升学就业都有困难。该学制明显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教育界纷纷要求改革学制。早在1915年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上，就有湖南省教育会提出改革学制系统案。1916年该会又有中学改良办法的议案。1917年9月19日，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学制调查会规程》，规定该会任务是调查国内外学制，向教育总长提出改革学制意见。9月27日，教育部公布《修正大学令》，改订大学本科4年、预科2年，改设二科以上得称大学，设一科者，称某科大学。10月15日，北京大学召开会议，决定着手学制改革，仿照美国大学学制，采用选科制。1919年，教育部允许中学酌量增减科目，有些中学采用分科制或分组制；小学也多自由改制。于是，改革学制的要求更为迫切。五四运动前后，留美学生返国日多，由于他们大力宣传美国教育，特别是受杜威来华讲学的影响，学习美国教育制度成为当时教育界的时尚。1919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在山西太原举行第五届年会。会上开始讨论修改学制系统的问题。1920年10、11月间，该会在上海举行第六届年会，决议案中提出了改革学制系统。1921年9月，孟禄来华讲学，并参与学制改革问题的研讨。1921年10、11月间，该会在广州举行第七届年会，着重讨论了学制改革问题，并以广东教育会提出的学制系统草案为基础，参以黑龙江、甘肃、浙江、湖南、福建等10多省提出的议案，经过讨论修改，提出了学制系统草案，征求全国意见后，提交来年10月在济南举行的第八届年会讨论，然后呈请政府教育部门批准。北洋政府教育部迫于形势，于1922年9月20日，在北京召开"学制会议"，仍以广东教育会的学制系统案为基础，稍加修改后交在济南举行的第八届年会讨论。年会讨论了新学制课程，并组织了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推举袁希涛、黄炎培、胡适、经亨颐、金曾澄为委员。教育部归纳"学制会议"及济南年会的学制方案，加以修改，最后形成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并于11月2日，以大总统黎元洪令颁布施行。
"学校系统改革案"一反清末民初仿照日本学制的模式，采用美国的"六·三·三"单轨制形式，故又称为"六三三"学制，即：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初级中学3年，高级中学3年；与中学平行的还有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大学4年至6年。"新学制"对初等、中等（包括职业和师范）、高等教育都分别作了细则说明及相应规定。另有附则二：一是天才教育（智能优异者），一是特种教育（心身欠缺者）。制定壬戌学制所依据的标准是：（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扬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这"七项标准"，实际上就是壬戌学制的教育宗旨，或者称为教育标准、设学原则，它是以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为指导思想的。由此可见，学制会议的议项与学制内容的厘定，都受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国外（美国）教育理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新学制较旧学制有以下重要的改革：（1）学前教育机构幼稚园被正式列人初等教育阶段，在学制体系上确立了学前教育的地位。（2）改原小学年限7年为6年，分为四、二段，4年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修业时间的缩短相应扩大了毕业生数量，有助于初等教育的普及。（3）中学教育年限由4年增至6年，可相应提高并保证毕业生的知识水平；中学分三、三两个时段，加强了办学的灵活性；实行选科制和学分制，适应不同个性和水平学生的需要，有助于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4）提高职业教育地位，加强职业技能训练，以适应学生就业和社会生产发展的需要。职业学校分初、高两级并取代原先的实业学校系统。小学高年级也增设职业准备教育。（5）改五年制师范学校为六年（或单办后期三年的师范，或在高级中学设师范科），高等师范学校（也称师范大学校）修业年限与其他大学相同，从而提高了毕业生的文化水准。（6）取消大学预科，使其不再负担中等教育的任务，有利于大学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大学用选科制、学分制，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和才能的发挥。（7）增设附则，注意到天才教育和特殊教育的重要性，使教育民主精神更具体而深入。（8）允许各地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有一定伸缩余地，有利于发挥地方办学的积极性。北京学制会议的召开促成了新学制的建立，它体现了"五四"新教育的基本精神，也更加适合中国社会现状及教育自身发展的规律。北京政府召开学制会议与壬戌学制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基本确立，新学制除某些部分根据变化的实践有所修改，其"六三三"制的主体框架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而延续至今。
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
10月河北唐山开滦煤矿工人为争取自身权益举行的大罢工。这是中国工运史上第一次罢工高潮中最主要的罢工之一，也是北方区罢工潮中最大的一次罢工。
开滦煤矿包括唐山、赵各庄、林西、马家沟、唐家庄五个矿，矿工共约五万人。年产煤约400余万吨，占当时全国煤产量的20％。开滦煤矿创办于1878年（清光绪四年），是中国最早使用机器开采的规模最大的煤矿之一。起初由中国官僚资本经办，后因资金不足，借贷英款，变为中英合办，实际上成为英国资本控制的企业。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是为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待遇，并在1922年全国罢工高潮，特别是唐山、山海关两处铁路工人罢工胜利的鼓舞下爆发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唐山工人中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则为这次大罢工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开滦矿工所遭受的压迫剥削，较其他各业工人，更为残酷和严重。矿井生产条件恶劣，工人生命没有保障。工作时间名为8小时，实则16小时，工人因遭受中外资本家压榨，必须每天连作两班工方能勉强维持生活。开滦和其他矿山一样，一般都采用包工制。工人出卖劳力，却不能与资本家直接交易，矿局每日给工人工资仅合银元二角，中间还要经过包工头的盘剥。此外，矿工们经常遭受反动军警的敲榨勒索和洋人的凌辱欺侮。因此，矿工具有强烈的反抗斗争精神。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时起，就对开滦煤矿工人予以极大的关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曾先后派邓中夏、彭礼和、吴先瑞等到唐山工人中进行宣传组织工作。1922年他们在唐山建立了"工人图书馆"，以"提高工人知识，联络工人感情"为宗旨。图书馆主持人阮章常借给图书馆会员补习英文的机会，讲解中国工人运动情况，以及苏俄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情况等。入馆的会员90％以上都是铁路和开滦煤矿的徒工。不久，劳动组合书记部又在开滦唐山矿区成立了"大同社"，团结工人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唐山工人中进行宣传工作的同时，又积极组织工会。首先在唐山京奉路制造厂成立了"唐山京奉路制造厂工会"。接着通过这个工会，鼓励开滦矿工建立组织。10月上旬。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罢工取得完全胜利，中共唐山区组织为推动唐山地区工人运动迅速走向高潮，于10月10日召开京奉路山海关铁工厂罢工胜利祝捷大会。开滦煤矿工人派出代表参加大会。会后，代表积极联络群众准备成立工会。10月13日唐山京奉路制造厂3000多名工人宣布罢工。
随着唐山工运形势的发展，开滦矿工也开始为提高工资、改善待遇而斗争。10月16日上午，他们选派8名代表，向矿方递交了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请愿书。内容是：（1）请求加薪分为三等：15元以下者应加三成，15元以上者应加二成，50元以上者应加一成。（2）工人年尾应照庚子前给回一月偿金。（3）工人每月四星期（日）及年节停止工作，应援庚子前给回工资。（4）工匠煤条及慰劳金，应与员司一律偿给。凡工人每月有12元薪金者，应得享此条件。（5）工人在局有过25年者，应给养老费，并须照原薪支给；倘无大过，不得借端革除。（6）工人因公受伤，应给回工资。倘遇因公致命者，应酌给恤金。该恤金须照月薪计，最少补至5年，应作一次补足。结果遭到矿局资方拒绝。同时矿方得到直隶省警务处支持，由天津增派200多名警察开往唐山，负责保护各矿，镇压工人运动。10月19日，开滦矿工在唐山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成立五矿工人俱乐部。地址设在铁道门子旁华宾楼。10月21日，唐山京奉路制造厂工人罢工取得完全胜利。开滦工人受到极大鼓舞，纷纷要求组织罢工。林西矿工人俱乐部派代表向矿方提出了5项福利待遇的补充要求，再次遭到矿方拒绝。并且有6名工人代表被矿方监禁。22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唐山共产党组织负责人邓培召集会议，决定于23日早晨6点，开滦五矿举行同盟总罢工。在罢工期间动员唐山铁路、纱厂、水泥厂工人，交通大学等校学生援助开滦工人的正义行动。23日，林西、唐家庄、赵各庄、唐山四矿同时罢工。秦皇岛开滦码头装卸工人也向矿方提出每吨增加一分工钱的要求，并举行了罢工。马家沟矿工人因遭到资本家及警察的严密控制，延缓了与各矿统一的罢工行动，但到11月1日，亦举行了罢工。这样，开滦煤矿工人的反帝大罢工终于全面爆发。
罢工开始后，矿工声势甚壮。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两名特派员进驻唐山就地指挥，五矿工人俱乐部实际上成为五矿罢工总指挥部。为保证罢工顺利进行，五矿工人俱乐部宣布了罢工期间的规则四条：（1）罢工期间，本会人员应听从本委员会命令。（2）罢工期间，本会办事人员应每日集合于一定地点。（3）罢工期间，本会人员不得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在街上乱闯。（4）罢工期间，本会人员如未得委员会正式上工通告，不得私自上工。接着，又公布了五矿工人俱乐部议决的会员应遵守的规约三条：（1）本会一切事务，由委员会议决后，由委员长执行。（2）本会会员一律应服从委员长指挥，如无命令，不得私自行动。（3）本会各职员应遵守职责任事。这些规约，保证了绝大多数工人，在斗争行动上的一致。同时，各矿俱乐部还根据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指示，组织工人积极分子，成立工人纠察队，巡逻通路要口，维持秩序，以防止矿方的破坏活动。24日，罢工总指挥部进一步向矿方提出四项要求：（1）开滦矿务局应承认五矿工人俱乐部有权力代表全体工人。（2）以后厂矿中雇用工人及开除工人，须经职工会委员会即工人俱乐部通过。（3）罢工期间工资照发。（4）每年应给工人两星期假日。每三年应给予两个月假日。休假时应发付全部工资。同日五矿俱乐部发表了开滦3万多工人总同盟罢工宣言，诉说矿工的悲惨生活和资本家虐待工人的罪恶。呼吁全国各界声援和支持。很快得到全国各地响应。唐山铁路工人、启新洋灰公司工人、交通大学学生等纷纷援助罢11人。开滦煤矿大罢工使整个开滦生产停顿，矿局惊恐万分。26日，英国各舰调遣军队，唐山警察局出动保安队镇压罢11人。但是工人们英勇不屈，坚持斗争。上午时分，警察逮捕7名纠察队员，随后工人集合在警察局门前进行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工人。双方发生冲突。警察开枪打死工人1名，重伤7名。轻伤57名，造成流血惨案。当日，罢工总指挥部发出五矿工人同盟罢工第二次宣言，揭露了矿局资本家指使警察制造流血事件的罪行，呼吁全国同胞"主持公道"，给以援助。10月28日，启新洋灰公司8000余工人举行了声援开滦工人的同情总罢工。不久，唐山交通大学全体学生举行罢课，支持开滦工人的罢工斗争。由于罢工规模越来越大，北洋政府决定予以镇压。军警陆续调往唐山，至10月底，总数共达3000余人。同时，资本家为尽快将罢工镇压下去，还使用饥饿手段迫使工人复工。矿方解散了集体伙食。11月4日晚，直隶全省警务处派员封闭了五矿工人俱乐部和启新洋灰公司工会，劫走了各地援助的经费、物资和文件，逮捕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并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在这紧急关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亲赴开滦，深人工人群众，宣传罢工意义。矿工们坚持斗争，并组织代表团进京请愿。鉴于罢工持续时间较长，资本家利润受到影响，并且迫于外压内讧种种原因，不得不放弃强硬手段，寻求妥协以结束罢工。矿局资本家还与包工头勾结，在工人中进行欺骗活动，诱劝工人复工。此外，工人坚持罢工20多天，生活已经十分困难，复工人数日渐增多。11月15日，开滦矿务局及直隶省警务处贴出布告，公布了工资百元以下增加1／10和罢工期间发给7日工资的退让条件，并威胁工人：如再不复工，矿上就要解散另招新工。各矿驻军军官出面调停。林西和赵各庄出现了罢工委员会的复工布告。赵各庄宣布将于16日复工。17日林西矿也复工。随后，唐山、启新、秦皇岛等矿亦分别在17、18、19日复工。至此，坚持了25天的开滦五矿同盟总罢工，宣告结束。
开滦工人大罢工，是继香港海员大罢工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帝斗争，它不仅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而且对中国工人运动和群众革命斗争有较深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的高涨。
《呐喊》出版
《呐喊》是鲁迅第一部现代生活题材的小说集，1922年出版。
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现代小说的伟大宗师。鲁迅姓周，原名樟寿，字豫才，后又取名树人，"鲁迅"是他发表《狂人日记》开始用的笔名。1881年9月25日鲁迅诞生于浙江绍兴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人私塾，学习《四书》、《五经》，1898年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次年又改人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接受了科学、民主、自由等资产阶级启蒙主义的思想和学说，其中严复译述英国学者赫胥黎的《天演论》对他影响最大，从中接受了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进化论思想。1902年，鲁迅受江南督练公所派遣赴日本留学。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期间，积极参加排满运动。1904年9月入仙台医学专科学校学习，1906年退学回东京提倡文艺，发表了一系列介绍近代欧洲进步学说和文艺思潮的文章，抨击封建顽固派反对改革、抢残守缺的反动立场。1909年回国后，先后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及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后随部迁往北京。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彻底反封建的白话小说，揭开了中国小说发展史的新篇章。后来又连续发表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小说，1922年10月结集出版《呐喊》。
《呐喊》内收小说14篇。包括《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和《社戏》。鲁迅的这些小说是经过长期的探索和思考，痛感到中国人民被禁锢在封建主义的"铁屋子"，面临着"从昏睡人死灭"的时候所发出的呐喊，因而他的小说主要不是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从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中国的现实，达到"为人生"和"改良人生"的目的。其开篇之作《狂人日记》用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相结合的方法，借助于"语颇错杂无伦次"又"间亦略具联络者"的日记形式，塑造了一个既是"迫害狂"的精神病患者，又是初步觉醒的反迫害的精神界战士的艺术形象，来控诉亘延数千年的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揭露了掩盖在"仁义道德"之下的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狂人日记》是鲁迅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的宣言书，继后所写的一系列小说，无不体现封建制度和伦理道德"吃人"这个主题。《孔乙己》中的主人公，既是被封建科举制度毒害了灵魂，又是被摧残、被吞噬了肉体的下层知识分子。他们的悲惨的结局，不但击碎了对科举制度还存在着留恋和指望的人们的幻想，也是对热衷于"尊孔读经"者有力的鞭挞。《药》则写了封建社会另一种"吃人"的方式——愚昧的悲剧。革命者夏喻为推翻"大清的天下"，死在刽子手的屠刀下。而愚昧的小茶馆主人华老栓却把沾着烈士鲜血的馒头，作为儿子治疗痨病的药。作者暗示要想免除悲哀，取得革命的胜利，首先得把群众从昏愦的愚昧中唤醒。《阿Q正传》的主人公是个一贫如洗、受尽欺压、地位低下的流浪雇农，但却有着严重的性格弱点和精神病态——"精神胜利法"。这精神胜利法像一服麻醉剂，使其耽于幻想，安于耻辱，过着混沌的日子。鲁迅不但描写阿Q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精神胜利法，而且进一步把这一严重的思想性格的缺陷，置于革命形势急剧发展中来加以暴露。当阿Q还在做着"投奔"革命党的美梦，沉浸于"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的幻想的时候，"革命"早已被假洋鬼子们所垄断，阿Q也被莫名其妙地以莫须有的罪名送上了刑场。《阿Q正传》共9章，自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日，以每周或隔周一章，连载于北京《晨报》副刊，小说一发表，就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广泛的文学评论。它作为杰出的讽刺小说，阿Q的艺术形象具有高度的典型意义和长久的艺术生命力，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经典，并立于世界小说之林。
《呐喊》的出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与其后不久出版的《彷徨》小说集一道，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树立了辉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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